如何扎实有序地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庐江县领导班子一行来校商谈产学研合作活动安排时间：2016年4月22日（星期五）行程安排：一、参观考察1.参观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时间：15:30－16:10地点：生物科技楼（1）参观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2）参观作物抗逆育种与减灾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3）参观农业部小麦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2.参观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远程服务中心时间：16:15-16:25地点：新图书馆一楼二、座谈交流时间：16:30－18:00地点：第三会议室主持人：姚佐文议程：1.程备久校长致欢迎词，并介绍学校基本情况；2.庐江王连贵县长讲话；3.农业园管理中心主任洪志生汇报郭河基地建设情况；4.黄正来副县长介绍皖中综合试验站建设及产学研合作思路；5.校县双方交流；6.庐江县委书记吴劲讲话；7.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宛晓春讲话。
三、18:10晚餐（教工餐厅）庐江县委书记吴劲一行人员名单吴劲庐江县委书记王连贵庐江县政府县长夏明生庐江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飞庐江县委副书记苏少春庐江县政府副县长黄正来庐江县政府副县长高一军台创园管委会主任陈宗泽县农委主任张宇县委办公室主任安徽农业大学参会人员名单宛晓春党委书记程备久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恩年党委副书记马传喜副校长姚佐文党委常委、副校长蒋家平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凯办公室主任朱绍友宣传部部长花日茂科技处处长马友华新农村
合肥为什么会成为省会?我个人感觉合肥很不好啊,身边的很多人也都这么认为
合肥就一脏乱差，而且工资水平低，房价倒是涨的快，留不住人的这城市
怎样把看齐意识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真正做到经常主动地向党中央看齐
近期，安徽省委决策部署在全体党员中开展“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活动，意在进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旨在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总书记系列讲话，特别是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引导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教育党员干部增强看齐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定自觉得维护好总书记这个核心，坚定自觉地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
“讲看齐、见行动”是一项可长期坚持的重要活动，要取得实效，需分步实施，一是做好宣传发动，学习研讨。
围绕“讲看齐、见行动，我们怎么办”和“牢固树立核心意识、向党中央看齐”两个主题开展专题学习讨论，还可通过举办培训班、学习会、读书会、讲坛讲座等形式开展讨论，运用正反典型学习研讨，见贤思齐，汲取教训，做到见思想、见行动;二是要查摆问题，对标整改。
联系自身查找问题，认真对标定位、自觉照镜除尘，放下思想包袱，打消侥幸心理，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剖析的问题，列清单，抓整改，坚持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找原因、建制度、堵漏洞;三是要，巩固提升。
坚持学在深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注重巩固提升，以新业绩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
“讲看齐、见行动”是“两学一做”教育的内涵深化。
“两学一做”目的在于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性意识弱化、宗旨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等问题，解决党员教育管理失之于宽松软、不严不实等问题，解决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等问题，全面提升党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而“讲看齐、见行动”是要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是要深入查摆剖析，抓住问题症结，制定针对性整改方案，检验思想上是否真正做到了充分信赖党的领导核心，政治上是否真正做到了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组织上是否真正做到了自觉服从党的领导核心，感情上是否真正做到了深刻认同党的领导核心，是否把维护核心变成思想自觉，变成党性观念，变成纪律要求，变成实际行动。
为什么安徽历史上出了那么多名人并且很富裕，而现在却这么穷
安徽人现在如此窘境全拜独裁毛所赐，安徽人应该把毛抬出来鞭尸。
尽管在建国初期，安徽曾被在一文中列为沿海省份,但不可否认省会由沿江的安庆迁至内陆的合肥，使安徽在政治心理上由一个通江达海的沿海省份变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内陆省份，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运力几乎为零,而铁路运力极其有限的状况下,作为”中国第一大水系”的长江对于安徽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而合肥虽然位于安徽地理之中心,但却远离长江和淮河这两大横穿安徽的主要水系,因此,交通相对闭塞。
再则,合肥在解放之前仅为一个人口不足5万的小县城，连两层以上的楼房都很少见，各方面条件相当简陋,很多基础设施都要从零起步。
因此,使得安徽发展的眼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局限于合肥的周边。
但是合肥发展了这么多年，所辖三县依旧落后，长丰还是国家贫困县。
而合肥的周边城市，如六安、巢湖也没有在合肥的带动下富起来。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合肥的到1984年才超过芜湖，而到1989年才超过安庆。
到2005年“十五”计划末，合肥的仅为850亿，再来看看周边的其它省会城市：2005年，杭州的为2900亿，南京的经济总量为2400亿，武汉的经济总量为2200亿，济南和郑州的经济总量则分别为1870亿和1670亿，而南昌的经济总量也有1100亿了
现在，只要是有点儿经济常识的人都能明白，把一个原本是县城的地方建设成一个省会要比把一个原本就是城市的地方建设成一个省会所花的经济成本大得多
不可否认，合肥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个小县城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就其自身而言，却是创造了“奇迹”，但这种“奇迹”却是以过度耗费安徽的“元气”为代价的
在20世纪50年代，安徽的不少省领导都感觉到了合肥的诸多局限性，有把省会迁到条件较好的沿江城市芜湖的想法。
为了“断绝”这种想法，使安徽的领导们安心建设合肥,1958年，利用视察安徽和为新建立的“”题校名的机会，以书信的形式向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胜明确了他不同意把省会迁到芜湖的态度
（这封信现雕刻于校本部南门背面的墙壁上）。
那时，之所以执意要将合肥作为省会,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建国之初,长江以南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有匪患,尚未平定,再加上台湾岛上的蒋氏集团一直叫嚣着。
安徽地处长江咽喉地带的战略要冲,而原省会安庆一带自古则有“此封喉; 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把省会放在一个长江沿线的城市有着很大的战略,如果像武汉和南京这样的沿江战略重镇失守,敌人依靠长江便利的交通条件,顺水而至,极有可能在一天之内拿下两个省会城市。
而合肥周边三百公里的方圆内,东,南,西皆为山区,向北是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如果军队东进,西进,南下设置集结点,合肥是最理想的地区,它是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地形能够缓冲敌军的进攻,容易展开反攻和推进前的物资和人员的准备。
合肥是作为军事价值存在的, 把省级机关和企业设在合肥,把其它地方的资源向合肥集中并在周边县市发展军工基础企业都是为了这个军事上的目的,安徽整个省就如同是一个军事泄洪区和军事缓冲区。
从一定意义上说,合肥能成为安徽省会主要是“军事政治”的产物,而并没有多少经济发展上的考量!依据中央的战略意图,安徽省的领导层即确立了以合肥为中心、以沿淮为重点、皖北带动皖南的发展战略。
在1950年——1984年之间安庆、芜湖二地的财政总收入为78.3亿元，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9.62亿元，净上缴国家省财政58.8亿元。
而在这期间合肥、淮南、淮北三地的财政总收入为78.9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90.51亿元，不但一分没有上缴，反而从国家和省里得了11.59亿元，事实证明，这种“抽血”似的发展使得安徽在经济上陷入了衰落的泥潭。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中都将安徽视为“中国东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之列(《全集》中有收录), 而建国之初的安徽在经济上的确属于中等发达的省份,但如今的安徽似乎已成了“贫困”的代名词! 安徽为国家的战略安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后，在各方面局势趋向缓和的时代大背景下,发展成为全国上下的第一要务。
但是,安徽的省领导们依然固守着50年代特殊时代背景下制订的那套经济发展模式，空想着构造所谓的“合肥经济圈”和“沿淮经济带”。
正因为经济发展战略上的画地为牢和故步自封，致使皖江流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关键起步阶段成为决策上的空白，皖江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及同饮一江水的苏南地区。
马鞍山和铜陵有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资源性城市，芜湖在近些年靠者毗邻“长三角”的区位优势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相比较马铜芜而言，安庆和池州则不如人意。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皖江流域默默无闻
民国时期商业经济灿烂一时的皖江流域只在寂寞中徘徊
与此同时,省里继续给予合肥和沿淮城市巨大的经济投入。
安徽的经济状况持续下滑，到了2005年“十五计划”末，安徽省的人均GDP在全国仅排第25位
教师讲看齐 见行动怎么办发言稿
同志们： 一、要充分认识开展“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的重大意义。
一要在自觉维护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上坚定不移。
在思想上充分信赖党的领导核心，政治上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党的领导核心，行动上时刻紧跟党的领导核心，感情上深刻认同党的领导核心，尤其要在政治定力、担当精神、工作方法、敬业精神上向总书记看齐，发自内心地认同、旗帜鲜明地拥护，做到态度坚决、言行一致、始终如一，坚决把维护核心变成思想自觉、党性观念、纪律要求、实际行动。
二要在自觉向党中央看齐上坚定不移。
时时处处以党中央为标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听党话跟党走。
三要在自觉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上坚定不移。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和总任务、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执行者、忠诚捍卫者。
四要在自觉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上坚定不移。
坚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落实省、市、县党代会部署要求结合起来，全校党员干部要积极行动起来，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活动当中来。
要将本职工作与学习讨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提升境界、统一思想、鼓舞干劲的作用，奠定青中再上新台阶的思想基础。
为人民幸福的美丽青阳提供坚强高中教育保障。
二、要明确工作重点，严格按照程序，扎实开展工作。
“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是我校一项重要任务，要坚持高标杆定位、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进，强化责任落实、强化舆论引导。
(一)发挥一个作用，坚持两个在前，奉行三个在后，履行四个服务，达到五个提高。
一个作用——先锋模范作用，两个在前——吃苦在前，奉献在前，三个在后——享受在后，名利在后，待遇在后;四个服务——为学生服务，为教师服务，为学校服务，为社会服务;五个提高——提高立足形象，提高人文素养，提高专业内涵，提高创新能力，提高工作业绩。
(二)以师德师风教育为抓手，组织全体党员、教师系统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开展师德师风大讨论，进行思想大交流，全校形成“敬业、厚德、博学、善教”的教风。
(三)强化舆论引导。
利用学校网络信息平台开设“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坚持每年上一次党课、与党员群众进行一次互动交流。
(四)继续困难帮扶制。
我校与帮扶村(独龙村)成立联合党支部，定期召开村校工作恳谈会，做好精准扶贫工作，为该村的三个文明建设出谋献策，同时征求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意见，同时开展慰问困难党员群众活动。
学校继续加大资助基金帮扶我校在读的家庭贫困学子力度。
以此鼓励他们安心读书。
一系列的举措打通了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三、以“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为动力，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努力做好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各项工作。
我们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谋划、周密部署，我校正处在搬迁到新校区后发展新时期，完成教育的新辉煌的目标任务，更加需要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更加需要在“讲看齐，见行动”中走对路、扎实干。
要坚决把“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要认真按照《关于在我校党员干部中开展“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实施方案》要求，通过“四围绕”“四查找”，全面准确查摆问题，深入透彻剖析根源，抓好整改落实，搞好建章立制，最终落实到“四确保”。
全体党员要以严的要求、实的作风，组织开展好学习讨论，紧密结合我校工作实际和党员教师思想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研讨;统筹教育教学，把学习讨论作为当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与2018年高考改革计划，与总结今年工作、谋划明年思路相结合，做到统筹协调，做好结合文章，确保学习讨论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同志们，“讲看齐、见行动”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重要任务，集中性、分层次的学习讨论从现在开始，到 2017年春节前基本告一段落，学习讨论活动要和专项治理工作紧密结合，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把问题导向贯穿始终，把边查边改贯穿始终，把领导带头贯穿始终，确保学习讨论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197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说这一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具
1978年中国大事记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
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
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
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
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
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
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
《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
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
《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
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
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
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
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
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
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
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
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
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
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年10月，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发表“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是相对于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
“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
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
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和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思想。
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
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
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
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
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
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
、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
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
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