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殡葬礼义后的心得体会
生活中，我们在衣叹生命不幸，在等待期望的瞬间，时刻像一只顽皮的小精灵窃笑着与我们擦肩而去。
时刻一天一天地过支，童年的无无忧无虑早已如梦般散去，少年的浪漫往事，也伴随着日历，飘逸在岁月的风中…… 但凡人皆有一死，要正视。
对于自己，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要珍爱生命。
同时，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身边的人，个性是我们的父母，亲人，爱人。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刻，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看他取得了什么，而是看他贡献了什么。
现代殡葬服务的发展是我国殡葬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从原先的古老迷信的活动发展到此刻的科学、庄严的仪式，甚至成为一种文化，这是十分大的进步。
对于这项服务，我们既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好、解决好、维护好、保障好社会群众对殡葬服务的价值需求，又要确保在持续机构在非营利性条件下寻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在过去，一些殡葬管理者和领导者总以为殡葬是跟死者打交道的职业，每一天为死者带给服务，谈不上高尚，能多要价就多要价，能多收就多收，而活者往往又存在不能和死者谈价钱的心理，自然多收多要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此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殡葬服务标准和缅怀死者的价值取向发生的根本改变，群众对殡葬服务要求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和人性化的意识已经增强了，传统的殡葬服务观念已经落伍了，因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理念。
要在国家殡葬行业纷纷觉醒并倡导“阳光殡葬”的时候，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发奋创新殡葬服务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标准，尽快走出简单的承诺式服务，逐步将殡葬服务向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方向迈进。
要以具体的标准作为服务施受双方检验服务水平的标尺。
殡葬服务能帮忙家庭或社会处理遗体，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观点看，遗体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我觉得殡葬服务是十分神圣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但不管怎样样，人死后就应有一个好的归宿，让灵魂得到安息，如今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好，殡葬服务，是很科学，很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形式。
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佛教认为：生、老、病、死，人之常情，而死并非生命的结束，只是另一场轮回的开始，因此说生死一如，要我们看淡生死，进而勘破无常。
但是在大限将至之际，如何让病者身心安乐，无苦而终，才是最实际的一种做法，这也就是所谓临终关怀。
处理一体的原则是自然条件的要求和社会文化条件的要求。
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要坚信科学，摈弃迷信的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殡葬行业往更加好的方向发展。
丧葬礼仪是整个殡葬活动中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亲朋好友等很多人都会参加，十分的引人注目。
因此，丧葬礼仪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丧葬礼仪，简称丧礼，指在丧葬活动中人们所共同遵守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它是人类向礼貌社会进化的产物，是在丧葬活动中为执行必须的功能以满足人们必须的需要而产生的。
他又是不清晰的，非系统的社会意识。
原始人对待死者，与动物没什么区别，并未对死者尸体有意识地加以处置，而是随意弃置，没有构成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因此谈不上什么丧葬礼仪。
但是随着人类向礼貌社会迈进，人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明确认识到生与死的对立，重生惜死的情感日益强烈，并且对灵魂与躯体的关联有了某种明白，于是便开始有意识地处置死者尸体，并进而逐渐构成一系列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样丧葬礼仪便产生了。
丧葬礼仪，开始比较简单，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分化日益明显，便日益变得复杂、繁缛。
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人人平等日渐成为人际关联的准则，则又有向简单回归的趋势。
丧葬是人生礼仪的终结。
当一个人走完人生旅途，最终告别社会时，亲戚友人要哀悼、纪念、评价亡人，寄托哀思。
丧葬包括殓殡葬拜诵哭泣等一系列的仪礼。
在程序上汉族地区有小殓。
就是死者死后给死者洗浴、修理面容、化妆、更换衣服、最后包扎遗体。
大殓。
就是“入棺”。
在入棺后钉上钉子就不能再打开了。
建灵堂。
这是祭祀死者的一个场所。
一个是家庭的小灵堂，另一个是放置遗体的大灵堂，在大城市里一般是设在殡仪馆。
家属成服。
成服就是直系家属穿戴孝服，孝服的对象是子孙后嗣几亲属。
早晚家奠。
家属奠基死者亡灵，旧时，是早晚上饭，撤饭，上香，念祭，磕头等。
家公奠礼，家公奠礼是出殡前家人集合起来祭奠一次，是夜举家守护灵堂，也叫做伴宿。
我们称为“做道场”，在北方称为“辞灵”。
是在出殡前举行的，称追悼会。
出殡。
辰时7—9点，（一般是8点半左右）。
把棺柩送出门。
下葬。
安置死者遗体，即棺材入土。
此刻推行火葬则是火化。
祭祀。
就是清明上坟，殡葬是“凶礼”，丧葬后在举行“吉礼”等。
另外关于丧服、超度亡灵、哭丧、送葬都有诸多的形式与规定。
(帮派名字) 丧葬礼仪具有明身份的功能，因其都是根据死者的身份来操办的。
我国自商、周以来就将人划分为不一样的等级，社会等级的存在，不仅仅影响到人的社会生活，而且影响到了丧葬文化，什么身份的人享受什么样的丧葬待遇，不是有明文规定，就是有约定俗成的规矩。
透过丧葬礼仪，死者的地位高低、贫富贵贱等状况便清楚地显现出来。
殡葬服务礼仪心得体会文章3750字丧葬礼仪也具有定荣辱的功能。
死者一生是光荣，还是耻辱，可借此而得到评判。
此种功能，在封建社会最为明显，那些有功于社稷的达官贵人，死后，皇帝、官府往往给予明文褒奖，赠以文正、文忠、文襄、忠武等美谥，隆礼厚葬，有的还专门立庙建祠加以祭祀，充分一表现出其一生的荣耀；而那些作奸犯科、声名狼籍的人死后，往往降等埋葬，授以炀、谬丑等恶谥，剥夺生前的一切荣誉，充分表现出其一生的耻辱。
在现代，此种功能虽不如古代那么显著，但仍然存在。
如，有卓越贡献的人去世后，国家领导人要参加葬礼，报刊上要发表纪念文章，追述其一生的光荣。
现代人死后，在遗体告别仪式、追掉会上，往往要由领导或家庭中有德望者讲话或致悼词，以对死者的一生作出评价，此显然是对死者进行荣辱定位。
中国的礼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殡葬文化更加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但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殡葬文化在当代已逐渐式微，殡葬行业逐渐沦为社会上不被了解、明白和谅解的行业，逝者的丧葬活动也逐渐蜕变为失去了文化内核的物质处理过程，不能不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
始终俱善，人道毕矣。
故君子敬始善终。
”重新梳理殡葬文化的源流，透过对殡葬文化的扬弃与传承，结合现代科技技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构建一个科学的殡葬文化体系，既能促进殡葬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丧葬活动中的心理需求与文化需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礼貌进步为标志，人类礼貌的进展是以人对自身不断深入的认识来实现的，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来源于对人的生死认识理念的不断领悟和明白作为进程的。
重视人的价值，体现人生的好处，既是贯彻人类社会礼貌发展进步之追求的落脚点，也是人类智慧哲思的升华。
现代和谐的殡葬文化观，应以更能体现人生命的价值，体现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的敬重来实现，是对逝者与生者的双重尊重与双向抚慰，逝者更有尊严，生者更受感染，透过高尚的生命意识和圣洁的丧葬理念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从而更加珍爱生命，更加热爱生活。
现代的殡葬文化观就应是和谐的殡葬文化观，具体体现多方面的和谐：一是体现生者与死者的和谐，死者安详逝去，生者在追思中更加珍惜生活，平静对待生活，更加热爱生命；二是体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对死亡更加宽容，不离弃，不恐惧，不忌讳，不避讳，既是对逝者的宽容，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同时也是对生者的明白和支持，为生者构建和谐的生活空间；三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死亡是自然规律，现代的殡葬文化应更加体现对逝者回归自然的引导和指引，对逝者的丧葬过程更加贴合现代自然理念的环保观念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生命的过程终结与自然的和谐融合。
透过学习殡葬文化学这门课程，让我了解到这门职业是十分光荣而神圣的，重视逝者的人文关怀，重视对生命逝去的尊重和敬畏，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
对死亡的重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从理念、情感、道德、伦理等诸多方面体现人类礼貌进步的标尺。
从这个好处出发，现代好处的殡葬文化，宜提倡厚养厚葬，或者称为厚养重葬，葬的“厚”或者“重”就应体此刻精神层面的重视，并不是体此刻物质上的挥霍或者仪式上的繁冗，而是体现社会各界及逝者亲属对逝者生命自身的敬畏和尊重，体现对生命价值本身的敬重，更加彰显生命的价值。
我个人对于殡葬这个专业十分的感兴趣，这个专业很多人听了后的表现是敬而远之，觉得这是一个很晦气的工作，怕给自己带来霉运。
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行业都是差不多的，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
自己、家人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既然能选取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就有着无私的博爱。
他们能够一视同仁，他们能够做到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能够为其服务，能够一样认真负责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不必要戴这种有色眼镜去看人，每项工作都需要有人去做的。
其实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怎样看
怎样去明白。
万物都是在周而复始的，也许一个生命的离去，而是另一个生命的即将开始呢
在现有的时刻里，我们就应珍惜生命。
充实每一天
好好爱自己，懂得爱自己才能够更好地爱别人。
阅读阅微草堂笔记后的心得体会
再者，使我感受深刻的是行善作恶的准则。
真正了解到因缘果报道理的人，他的心必然是一个恶念都不起的。
我们一般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理，但坏念头却不能止住，那是对因果报应的道理还没有完全明白和体会所致，相信的程度未达一百分之一百的原故。
另一个令我动容的地方是对孝道的肯定与提倡。
那种无我和至诚，决非笔墨所能形容
那种能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就是专注与至善发挥到了极处的表现。
从《阅微草堂笔记》中，体会到心忏和行动配合的重要。
心忏不难明白，但不容易做到，因为要以知错做为大前题。
能知错又需智慧与勇气，用智慧去判断，勇气去承担。
一般人根据经典的指引，应该是可以判断日常事理的对错，却没有勇气去承担，不是因为面子问题，就是不愿去面对；或是斗争坚固，不愿服输。
这是普遍的情况，批评别人时都可以一针见血的指出其执着的地方。
面对自己的时候，却是诸般道理。
所以，心忏是既容易又艰难的。
然而，道理是明白了，但明白和深信的程度到底有多深入。
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诗经中的风雅颂
我们真的应该庆幸我们拥有了这么一部古老的诗集，在岁月长河中穿行的过程中，周围的空气和他摩擦，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电光雷火。
四字的组合，就是中国文化的方阵，四声铿锵,掷地有声；赋比兴的成熟，拓展想象，催生情感，我们的脑海一朵朵思维浪花耀眼生光；淑女形象，古典情节，凝聚成一块块富有意味的礁石，屹立成林，璀璨生花。
可是，现在，我们的河流面临着断流的困境。
汉字在电脑文化面前大有退缩为只有语言符号功能的砖头，齐整规一，用来堆砌同一种类的高楼大厦，诗意被用来嘲笑不懂事故的疯子。
那位伊人在哪里
还有没有蒹葭之岸
那种蕴藉绵长的情致哪里去了
我们的生命除了钞票还剩神么
这也是一条母亲河，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民的心灵中，经风雨，历磨难，成为中华名族生命皈依的文化、情感、审美的大河。
我们是这条河里的一条鱼，因为宿命的连接，我们无法超越水源而存活。
不少鱼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只鹰，天空是自己的家乡和归宿。
但是，他们忘了，作为我们不能长出翅膀，这是我们生存于天空的劣势却是生存于大河的优势。
回到大河，我们快乐无比。
一条鱼的生命灵魂里只能有一条大河，其他的水源都是暂时的栖身繁衍之地。
《诗经》是我们文化、情感、审美的“圣经”，是一种生命基因，一种灵魂酵母，《诗经》是我们的另一条母亲河。
我们彼此的区别仅仅在于，君住大河头，我住大河尾，我们共饮一河水。
长江已经被我们转化用做照明了，因为我们的黑夜太漫长了；而我们现在的心情越来越浮躁，我们的情怀越来越失去古典意味，我们因为进步而越来越不快乐。
《诗经》之河断流之日，中国文化被截断之时
心得体会：职业院校是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助推器(最新)
心得体会：职业院校是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助推器（最新）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强调，鼓励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鼓励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向普通中学开放。
可以看出，职业学校在助推中小学劳动教育方面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取向影响，曾经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教育实践渐趋式微，使得广大中小学关起门来办学，导致劳动教育的僵化、弱化与虚化，甚至异化为惩戒不良行为的规训手段。
尽管近年部分发达地区的中小学积极探索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方式，为劳动教育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仅靠中小学自身的力量，无法支撑起劳动教育的有效实施。
广大职业院校拥有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可以助推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复归、成长与壮大。
职业院校何以成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助推器职业院校助推中小学劳动教育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优势，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丰富的现实积累。
利用这些优势，职业院校可以而且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开展。
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视角，职业院校有着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其二，“走出去”，让中小学生在自己学校亲近劳动之美。
受一些客观因素制约，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实践
微感言怎么写
微的意思和微博微一样——少短的、小的 感言就是写自己、感受的文章一、“圈点感悟”式“微写作”“圈点感悟”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微写作”，类似于现代人在博客中发评论。
这种议评式的“微写作”，有很强的即兴性，是阅读者思想火花的灵光一闪。
如果能长期坚持，积累下来，思维能力会逐渐提升，思想也就逐渐丰富，有了深度，还会让阅读者和写作者对事物、世界和文字保持一颗敏感的心，让作文有了源头活水。
如在学习文言文《伯牙绝弦》时，我们可以依据原文圈点批注对伯牙与子期情深似海的感悟。
有同学在“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巍巍兮若泰山……’”处批注：“钟子期是俞伯牙的知音，所以对他的音律都知晓得一清二楚。
二人的心有灵犀让我羡慕。
”短短两句其实就是一篇精彩的小型议论文；又有同学在“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处批注：“伯牙啊
你对钟子期的深情厚谊让我佩服
但是，古人云：莫愁前路无知己。
说不定你能找到更通晓音律的知音呢
就这样破琴绝弦，未免太可惜了。
”这样真挚的言语，难道不是孩子们的真情流露吗
蒹葭读后感
古代人单纯的小爱情
对微积分的理解和感受
个人认为数学的意义就(1)应用(2)拓展思维。
微积分特别是定积分作为一种思维，能解决很多问题。
如部分屈面表面积，屈面体体积，旋转体体积，建筑学中运用特别多。
。
而学微积分的核心是不定积分的求法，个人觉得注意(1)导数的逆向思维(2)求法逐个掌握，方法全部总结出来，典题多练。
(3)微积分值得学习，加油。
赞美志愿者的赞美词，不用太煽情。
朴实一点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