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如何看待科举考试
钱穆曾评论说：“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
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
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
考试制度之废弃，仅其一例。
” 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刊登的《近代早期欧洲大学与中国科举制度》结尾说：“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固有的语境中探究这一制度的价值，并由此发现它对我们的意义，才是更有难度更有深度的工作。
”其实，历史上很多学术名家对于科举制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评论，而且互相交融印证。
钱穆先生 1951 年曾在台湾的考试院作著名演讲《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演讲随即发表在权威刊物《考诠月刊》，收入著作《国史新论》，可见此文之重要。
遗憾的是，这些真知灼见和学术成果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科举制度可以消融阶级 钱穆在评价科举制度的主要意义时说：“（二）消融社会阶级。
因考试乃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
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
寒苦子弟，皆得有应考之可能。
又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之融结。
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
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此制度预有大效。
”（《国史新论》第 259 页，三联书店出版）钱穆的意思是说，因为每人只要经过个人的勤奋好学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就没有必要聚众起义，或者联合起来争取地位，从而维护皇权。
再查阅更多国际上的资料时，意外发现了马克斯·韦伯的类似观点，他说：“科举制度全面推行，成为世袭君主的一种手腕，用来阻止一个孤立他的等级的形成，否则这个等级会按照藩臣和内阁的作法垄断所有的官俸。
”（《儒教与道教》第 168 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韦伯接着又从微观角度论述说：“追官逐禄者的竞争排除了联合为封建性质贵族的任何可能性；任何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合格者，都能济身俸禄补缺等级。
”（第 171 页）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出现在 1920 年左右，钱穆的观点出现在 1951 年。
他们的观点从中西文化角度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深刻指出了这种考试制度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维护统治。
在所有关于科举制度的评论中，这个观点似乎是我们见到的最深刻的和最精当的论述。
二、科举制度可以沿承文化 我们经常会误解科举制度仅仅是一种考试选拔制度，忽略了其传承文化的功能，对此钱穆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必有大批应举人，远从全国各地，一度集向中央，全国各地人才，都得有一次之大集合。
不仅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
而边区远陬，更易有观摩，有刺激，促进其文化学术追随向上之新活力。
”（第 259 页） 钱穆先生是从知识和思想的角度来论述，其实文化还含有浓厚的道德元素。
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在其名著《欧战后之中国》（第 60 页，中华书局 1921 年出版）中说：“中国教育的道德传统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因此，尽管这些考试强调纯粹的文学成就，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和私塾仍然延续。
”他还认为科举制度体现了文化的稳定性，他说：“这些考试既输送学者又提供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考试定期举行，直至引进现代教育制度。
”（第 59－60 页）北洋军阀徐世昌同时是一位大学者，他也说明了我国学术资料之广阔。
大学者罗素对于中国科举制度有个总结也能佐证以上观点。
他在《中国问题》（第 34 页，译林出版社 1996 年出版）中说“科举制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
它的好处有：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取消了士大夫阶层；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勤学者；虽有异族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得以保留。
” 三、对两次争论的学术验证 钱穆等学术名家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除了用“开山斧”大处着眼外，还能拿“绣花针”细微入手。
使我们能够深入解读近年来两场关于科举制度的重要学术讨论。
一是关于八股文。
光明日报引发争论的《楚简〈恒先〉与“八股文”》一文，通过对比楚简《恒先》和八股文，推测八股文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千年以前的战国。
讨论八股文必须探讨其产生的土壤，钱穆分析说：“明、清两代考试内容，均重经义，而又以朱子一家言为准。
”“既择定了一家言，则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讲，录取标准又难定。
于是于《四书》义中，演变出八股文。
其实八股文犹如唐人之律诗。
”（第 254 页） 钱穆认为的八股文起源于明清是史学界公论，但若把眼界放宽，论述科举制度雏形的问题，韦伯猜测说“科举制最初的痕迹似乎可以在后来大约是孔子（与桓公）时代变得独裁了的秦国找到：选拔人才主要看军事才干。
”（第 169 页）这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武状元的来源。
二是科举制度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报引发争论的《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据与科学——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一文说：“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要多了解其作用，并给出它一个新的评论，而不是全盘否定，认定它没有价值。
” 钱穆曾评论说：“但清末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连根拔去。
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
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
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
考试制度之废弃，仅其一例。
”（第 260 页） 罗素对此也曾警告说：“我希望在赶走外国剥削者和那些他们误称为文明的残忍体制的斗争中，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不致遭到灭顶之灾。
”（第 34－35 页）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文化土壤，这个将近 100 年前的警告仍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晚年的钱穆先生曾动情地说：“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
我哪里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要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
”此情此景，我们不禁再次缅怀这位自学成才和坚韧执着的一代学人。
钱穆先生的评价
教师专业成长是指教师在整个教书育人的生涯中，逐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一个优秀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其实质就是教师专业素质方面的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西南大学靳玉乐教授曾经就这样论述过：“新时代教师应该具有教师职业的美好追求和愿意从教的坚定信念，同时，为了胜任日常教育教学工作，还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结构及熟练的专业技能；另外，追求自我发展和提高也是现代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可见，教师专业发展包括专业信念与精神、专业知识与技能、专业提高途径与策略。
推动教师专业素质发展有许多途径，比如许多学校开展的校本教研、各级各类师资培训、新老教师“结对子”传帮带活动、“名师打造工程”等等。
不可否认，这些举措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过份强调了环境、外力的打造。
教师专业素质的发展不主要是靠环境的培养、他人的影响，而是在自身的学习和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的，即在实践中历练，在历练中学习，在学习中反思，在反思中提升。
反思是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根本和重要途径。
历史教学则是一座桥梁，它回顾过去、联系现实、展望未来，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培养学生的思想情感、态度价值观、民族认同、文化尊重等方面是其它学科无法比拟的。
因此，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更应该在反思中促进自身专业素质的发展。
现就将本人在专业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和做法就教与同行，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一、反思“历史教师职责” ——坚定专业信念，培养专业精神 作为一个社会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历史教师和其他职业一样，都是谋生的手段。
但“教书绝不只为稻梁谋”，在从事这个职业的过程中，你会与很多专业问题碰撞，只有积极面对这些问题，潜心钻研，学习与思考，你才会收获荣誉，收获地位，你才能体会到当教师的成就感和神圣感，你才会爱岗敬业，才会致力于教育事业。
当对教学的认识已经从职业上升到事业阶段后，你就会跳出传统的枷锁，在历史教学海洋中遨游，深刻体味经典之精髓和学术之精粹，对历史教学由平淡到热爱乃至珍爱。
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就说过：“历史便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
”是的，历史教学是职业，是事业，更是生命。
只有把历史教学作为我们生命不分割的部分，我们才能真心去珍惜它，才能谈“爱岗敬业”，才能用心、用智慧去呵护它。
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教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教师不应拘于教材，“唯教材是上”，教师要学会回到历史中去重新审视历史，带着如何理解教材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挖掘，把历史教学的着眼点转向客观的历史本体，努力教给学生真实客观的历史知识。
特别是当前历史教育更强调民族认同、文化尊重、培养合格公民的大背景之下，历史教师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历史教学不仅是让学生掌握陈旧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让学生在具体分析历史问题、感悟历史人物抉择、探究历史事件的情况下，学会思考现实中的问题，学会掌握思考问题的方法。
华东师大聂幼犁教授就说过：“历史教育的终极追求应该是中华民族人文、人权、人性的复苏和觉醒。
”我们历史教师在用这种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行教学的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专业精神。
二、反思“历史课堂教学”——增强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 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具有适合于现代历史教育所需要的、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相应的教学与研究技能 ，其主要阵地是课堂教学。
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往往取决于对课堂教学的反思，取决于教师经常性的回顾、检视、总结和积累，“优秀的教案复制不出好的教学效果”，只有在自身的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不断改进，才能提高自己教学能力和水平。
“教师不仅是课程的实施者，更是反思性的实践者。
”这也是新课程积极倡导的理念，课后反思更有利于教师及时反馈教学实践的信息，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提高自身教学水平。
因此，课后经常进行反思是教师专业成长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学会反思是每个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如何反思我们自身的课堂教学，真正提高实施课程的能力和水平呢
本人认为主要从以下四个角度去反思，即“四思”。
首先，“思所得”。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侧重反思自己本节课的成功之处与教学开展过程中的亮点。
课堂教学中，随着教学内容的展开，师生的思维发展及情感交流，往往会因为一些偶发事件而产生瞬间灵感，这些智慧的火花常常是不由自主、突然而至，若不及时利用课后反思去捕捉，便会因时过境迁而烟消云散，令人遗憾不已。
例如本人在单元复习课上要求学生回顾并回答出“新航路开辟的原因”时，一连喊了几位学生，都很难全面说出，课堂教学一时出现“冷场”，我只好“启发引诱”：准确理解新路开辟的经济、社会根源基础上，我试着提示了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不在本地挖掘黄金
”（师）→《马可?波罗行记》一书的诱导（生）；“为什么不走老路
（师）”→奥斯曼帝国控制东西方要道造成商业危机（生）；“为什么敢
”（师）→人文主义倡导的进取精神和传播天主教的动力（生）。
几个“追问”，就把新路开辟的原因全部深刻掌握，学生能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饱尝成功的喜悦。
这就是教学瞬间灵感、智慧。
另外，课堂上能够引起教学共振效应的做法；课堂中临时应变得当的措施；某些教学思想方法的渗透与运用的过程等等。
这些都是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去总结、反思，更需要我们详细的记录下来，以供以后教学使用，并发扬光大。
其次，“思所失”。
比如情景的创设是否与学生实际生活联系紧密，是否与上课内容相符，在引入过程中还存在哪些不和谐之处，有没有教学内容安排欠妥，教学方法设计不当，教学重点不突出，教学方式单调等等现象。
课后经常进行这样的反思，及时客观的找出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与失误，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正确的面对这些问题，并对课堂教学疏漏失误之处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并作深刻反思、探究剖析，使之成为今后再教学的注意点。
另外，“思所疑”。
这个“疑”，一是指学生的疑点，课堂上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二是老师自己的疑点，比如教材编写过程中出现的知识性的失误、在教学中感受到的教材知识结构安排上的不科学等等。
我们都应把它一一记下，细加琢磨，明了于心，耐心解答，及时纠正……不断丰富自身的专业知识。
最后，还要“思‘再教设计’”。
每堂课后，都需要我们静心沉思，教法上有哪些创新，知识点上有什么发现，组织教学有何新招，启迪是否得当，训练是否到位，摸索出哪些教学规律等。
对其及时梳理，进行归类与取舍，写出“再教设计”。
关于这一点，我们同办公室的老师就经常问我：同一本教材你教了三四届，早就烂熟于心，为什么还这样孜孜不倦的备课、写教案
有时口中回答诸如“本人健忘”之类的话，其心中早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三十年的简单重复成就不了一个好教师。
三、反思”教师角色”——丰富专业途径，优化专业策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教师的作用从单纯的“传道、授业、解惑”向着真正发展一个人的潜在素质转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正逐渐失去了第一角色的地位。
“教师为中心”必将让位于“学生为主体”，教师角色也需要发生相应改变。
只有反思传统的教师角色，变换新的角色，才能丰富自身的专业途径，优化专业策略。
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教师角色比喻大致有三种：“教师是蜡烛”、“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一桶水”，这三种教师传统角色隐含着三大教育观：教育是牺牲自己，培养后代（蜡烛论）；教育是复制（工程师论）；教育是灌输知识（桶论），这些其实都是单向灌输。
在这些教育观作用下的历史课堂是乏味的，学生就会像听“天书”一样烦躁不安，从而“望而生畏”、“知难而退”，产生强烈的厌倦、挫折心理，失去学习的兴趣和愿望。
因此我们必须变换角色，找准自己的位置。
对教师新角色的定位有很多，比如研究者、合作者、开发者、促进者、引导者等，而本人最为认同的是“引导者”。
说教师是引导者，主要表明教师的主要职能由“教”变为“导”， 既体现“学生为主体”，又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改变了向学生灌输知识的单一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式，丰富了专业途径，优化了专业策略，提高了教学效果。
韩信和诸葛亮谁更厉害
从历史结果上韩信辅助刘邦实现统诸葛亮未能实现刘备匡扶汉室的理两人对比，说谁更，本人还是稍倾向诸葛亮。
我认为，单论统兵作战能力，韩信可能强于诸葛亮；论综合能力，诸葛亮要强于韩信。
诸葛亮要操心的事太多，又更注重君臣之礼，无法像韩信一样专注作战。
另外，就算仅从军事上去对比诸葛亮与韩信，也很难说公平，因为两人所处的局势有较大差异。
初期，诸葛亮属于临危受命，刘备无自己的底盘，军事力量薄弱，还处于逃亡，要存活、夺荆州、入蜀，成就帝业。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处理的各方关系，要比韩信定三秦、灭魏破代这个过程，复杂的多。
不过，这个时期，刘邦和刘备主要的问题，更多集中在策略和军事方面，所以假设两人互换一下，韩信能做到的，诸葛亮也可以，诸葛亮能做到的，韩信也没什么问题。
中后期，可以说是两人面临局势的风水岭。
诸葛亮的蜀汉这边，关羽失荆州后，接着就是夷陵之战的国力锐减，然后是没了刘备的复杂内政局势，还有匮乏的将领和不足的兵力、没了荆州的战略限制、以及东吴的靠不住等等。
而诸葛亮面对的敌人，是领土、经济、军事等国力远超自己的魏国。
韩信则不同，首先韩信用兵如神是公认的，但从局势上虽然有刘邦夺兵夺印，但战略上，刘邦为韩信牵制了军事最强大的项羽，韩信并无太多后顾之忧，而且刘邦方面的综合实力，并不存在明显劣势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期两人互换，诸葛亮的性子可能不会玩背水一战，而且刘邦有难的时候，可能也会去驰援，在策略和行动上，可能会明显区别于韩信，比如估计会联齐，集中力量对楚。
但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刘邦实现统一的概率依然较大，但时间会长些。
而以韩信的性格放在蜀汉，是否选择背叛，蜀汉都会早几年灭亡，区别是背板会被自己人陷害而死，不背叛，要不就选择取蜀自立，要不就投魏，应该不会自己另找个地方去面临多面受敌的情况。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解释!~~
马可·波罗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
不过，也有 一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使学者们很惊奇。
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
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
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
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
《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
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国际上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
两方激烈争辩。
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
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
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
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
不过，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到过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
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
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
“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据201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媒体10日引述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结果称，大探险家马可·波罗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道听途说的汇集。
英国《每日邮报》9日称，如果这一理论被证明正确，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险家之一的马可·波罗就是一个“骗子”。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日报道，考古学家们认为，马可·波罗更有可能是从波斯商人处获悉了有关中国、日本和蒙古帝国的“二手故事”。
然后，他将这些故事同其他零碎的信息汇集在一起，这就是畅销书《马可·波罗游记》的来源。
考古学家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在描述忽必烈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部分存在矛盾和不准确性。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丹尼尔·彼得雷拉说：“马可·波罗混淆了两次远征的细节，在对第一次远征的记述中，他描述元军舰队离开朝鲜、抵达日本海岸前遭到台风打击。
但那发生在1281年，如果他真的是一名所谓的见证者，他会混淆时间跨度长达7年的两场战役吗
”此外，在书中的不少部分，马可·波罗用波斯文标注中国和蒙古地名。
彼得雷拉对一家意大利历史杂志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质疑也变得越来越多。
其他考古学家也表示，马可·波罗宣称曾在忽必烈的宫廷中担任使者，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现存的蒙古或中国古书记载中。
此前，也有英国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1995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伍德著书称，马可·波罗事实上没有到过黑海以外地区，当时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如四大发明、筷子、裹脚布和长城等，马可·波罗都没有提到过。
伍德最近还表示，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
她说：“在《马可·波罗游记》整个原稿中，只有18个句子用第一人称书写。
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的记述，更像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远东知识资料库。
” 马可·波罗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据称17岁时开始游历世界，在中国生活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
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当时富饶中国的景象，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
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
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
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
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
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 (Bucharia) 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
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
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
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
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
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从而成为“ 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
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
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
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
在19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
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
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
（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 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 四大质疑与辩驳 面对质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
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
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
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
双方利用报纸、电视、著作、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手法进行了上百年激烈争辩。
双方质疑与辩驳集中为四点。
其他质疑和辩驳都是在四点基础上的扩展。
总结如下： A、 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
但没有任何东方史籍有哪怕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怀疑论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肯定论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
但是这是所有史书皓首穷经找到的仅有的一条孤证。
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怀疑论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
”（注：北京青年报2004-08-13） 肯定论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
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
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
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
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
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
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
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肯定论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怀疑论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
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肯定论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B、 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如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用鸬鹚捕鱼等等 怀疑论者：而这些事物在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怀疑论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
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
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怀疑论者：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
肯定论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怀疑论者：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乞《东游记》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肯定论者：对于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17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怀疑论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游记》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C、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
除此之外，还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
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
善造炮。
……天历三年以疾卒。
”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肯定论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怀疑论者：《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
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
“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
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肯定论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
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怀疑论者：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肯定论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怀疑论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
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肯定论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
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怀疑论者：但是中国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
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
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
”因此即使是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D、《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
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
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
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E、其他的一些疑点 1．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2．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3．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
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4．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
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德国汉学家最新研究说明：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家傅汉思的最新研究说明，历史学上颇有争议的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自十八世纪中以来，学界与民间对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一直存有争议。
怀疑者认为这位欧洲中世纪(中国元朝时期)的威尼斯人很可能只到过黑海岸的拜占庭(今土耳其)或波斯(今伊朗)，在那里见到了一些经丝绸之路去过中国的商人、阅读了一些现已失传的有关中国的记载，在此基础上杜撰了一本传记，描述自己在中国的虚构经历。
然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最新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通过对中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大量文献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不但怀疑者的一切疑问都可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传记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独一无二并且十分准确的，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该书首先列举并评述了相信与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双方至今为止提出过的论点与论据。
例如怀疑者质问“马可·波罗为何从未提及过中国长城
”——事实上中西方历史学界早有共识，认为元朝以前的古长城那时已经完全残破而不再受人关注，而现今举世闻名的明长城自然尚未出现。
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为何在现存的中国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对马可·波罗的记载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性质与密度的严重误判，因为即使是同一时期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往中国的特使团，也从未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
该书随后详细阐述了一个至今被学界忽略了的课题，即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货币、食盐生产与税收体制的大量详细描述。
傅汉思发现在当时的欧洲、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像马可·波罗一样准确而详尽的描述，说明这些独家描述确实来自于他本人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