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内容上 学习方式上 学习机制上 如何去加强学习
今年以来，容县县委中心组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创新学习形式，加强学习力度，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各项工作科学发展。
创新学习形式，理论学习到点到位 容县通过领导干部“三个走在前列”发展论坛，积极邀请专家、学者为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上课，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激发全心投身到全县“一活动三会战三提升”中心工作的热情，为实现在全市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在赶超跨越发展中走在前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走在前列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3月25日，容县举办2014年“知行互促”干部素质提升工程——“三个走在前列”干部发展论坛专题讲座。
全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500多人参加。
邀请玉林市社科联主席黎波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充分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结合容县实际在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提升领导能力、业务能力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指导性和启发性都很强，使领导干部们拓展了思维，开阔了视野。
6月12日，还邀请了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赖富强，作了“狠抓二次创业，把旅游业做优、做特、做强”的专题讲座，也使领导干部们深受教育和启发。
容县还注重在调查研究中增强学习成效。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带头赴革命老区县底镇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开展现场体验教育，并进行专题学习讨论。
在“三联四问”（百个部门联百村〈社区、企业〉、千名干部联千户、万名党员联万名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效于民）活动中，中心组成员深入基层调研，采取多级连带的方式建立联系点，每人定点联系指导一个县直单位，一个镇，一个村，五个联系户，一个企业项目，到联系点听意见，研究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使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实践新成效。
完善学习制度，理论学习持续深入 容县县委中心组不断健全和完善理论学习制度，推进理论学习长效化。
通过严格考勤制度，由县委书记检查中心组学习会人员到会情况，杜绝补签、代签现象。
通过完善学习笔记检查制度，在学习中统一发放学习笔记本、学习资料，县委书记亲自检查中心组成员的学习笔记，切实纠正不认真做笔记情况，确保学习取得明显实效。
通过理论学习的不断深化，容县县委中心组实现了思想认识上有新成果、各项工作得到新进展的良好效果。
中心组成员通过集中、自学、专题讲座等不同形式的培训学习，畅谈学习体会、写学习心得，全体领导干部更准确把握好中央政治方向。
在工作中，做到知行合一，以学习推动工作，以工作深化学习，提高了推进工作的能力。
今年以来，容县县委中心组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力打好园区建设大会战、城市建设大会战、旅游发展大会战，提升园区发展水平、提升城市品位、提升旅游发展水平的“一活动三会战三提升”为工作重点，抢抓机遇、攻坚克难，促进了园区经济稳步提升，城市功能日益完善，第三产业蓬勃兴起，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势头。
幼儿园“三关”工程心得（总结）
长；关怀空巢老人，使其安享晚年。
10月16日，全市“三关”工程启动暨现场会召开。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大胆探索，创新机制，努力为农民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搭建好服务平台，把“三关”工程建设成为人民满意的党心工程、民心工程、爱心工程。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林明达，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赵铁军，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殷明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素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文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蒋永，市政协副主席张有顺出席会议。
林明达强调，抓好“三关”工程，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题。
关心农民工、关爱留守儿童、关怀空巢老人，是我们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须；是把广大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扩大工会覆盖面，增强职工凝聚力的必须；是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工会服务职工水平的能力和水平，体现工会工作与时俱进的必须。
林明达要求，各级工会要迅速行动起来，切实加大组织推进力度。
一要加大党建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的力度；二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三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建立起“三关”工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四要组建村级工会，充分发挥村级工会的组织、引导、服务作用。
周素平指出，实施“三关”工程，是构建和谐遵义的需要，是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需要，是转变政府职能，密切党群干群的需要。
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三关”工程的重要意义。
周素平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加强领导，落实职责，振奋精神，敢于创新。
要把做好“三关”工作作为锻炼干部、转变作风的契机，作为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平台。
一要建立机构，狠抓工作落实；二要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三要转变作风，务求工作实效；四要强化督查，严格考核。
市电信公司负责人在会上表示，“三关”工程在全市启动后，对需要安装“留守儿童亲情热线”的学校免费安装电话，对电话费超过100元以上的部分，由电信公司承担。
同时，电信公司还将向学校提供专门订制的“留守儿童亲情电话卡”，专供留守儿童使用，长途话费仅收正常话费的30%。
”会上，习水县二郎乡，遵义县总工会、教育局、卫生局等单位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
市社科联主席李学东作了题为《“三关”工程：遵义新农村建设的又一新创造》的发言。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到全市“三关”工程试点——遵义县新民镇进行了参观。
“三关”工程促进农民工增收作者：遵义市红花岗区总工会 来源：《劳动时报》 发布时间：2008-7-23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新型的劳动大军，大批的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农民工对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农民工问题，农民不富裕国家难强盛，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国务院专门起草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温家宝总理专门为四川的一名农民工讨薪，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工的关怀和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应尽的责任。
红花岗区启动“三关”工程，关心农民工使其安心务工，关爱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使其健康成长，关怀空巢老人使其安享晚年，其目的就是为农民工解决后顾主忧，安心生产，劳动增收。
一、我区农民工基本情况据“三关”工程办公室统计的资料表明，全区拥有农民工42784人，其中外出务工21613人、外来务工21171人。
外出务工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州和珠江三角州两大地区，主要从事加工、制造、餐饮、娱乐等工作。
外来农民工有省外省内之分，省外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四川、重庆、湖南、浙江等地，省内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黔南、黔东南、铜仁等地区及本市其他各县，主要从事建筑、餐饮、娱乐、销售等工作。
据调查了解，在我区农民工比较集中的有坪桥工业园区、忠庄药业园区以及一些大的企业，有的是长期合同工，有的是短期合同工，有的是临时工。
农民工工资标准在700-1600元之间，工资领取方式按月领取，在企业工作时间较长的农民工不同程度缴纳了工伤和养老保险，劳动保障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农民工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一是农民工生产劳动条件恶劣，劳动保护措施缺乏。
二是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三是农民工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率低，合同期限短。
四是降低农民工工资标准，拖欠农民工工资时有发生。
五是农民工维权的阻力大，难度大，农民工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关心农民工开展“三关”工程，帮助农民工解决各种困难，“三关”工程工作已经得到了农民工的认可，接受和拥护。
二、“三关”工程促进农民工增收致富“三关”工程与“四在农家”有机结合，富字当头，增收致富。
1、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民工增收提高知识保障。
就业上岗前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就业上岗后进行岗位培训，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水平、增收能力。
(1)、整和部门资源，利用区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及各种职业教育开展对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
通过劳动技能培训，增强了农民工就业能力，增大了致富效率。
原来困难的农民工家庭因此而脱困，原来经济条件好点的农民工因此而增收提高了家庭生活质量。
2、搭建农民工就业平台，推荐农民工就业，为实现农民工增收扩大机会。
举办各种用工招聘会，为农民工搭建就业平台，劳动部门与用工单位和中介组织联系、合作、介绍就业岗位。
3、帮助农民工维权，为农民工增收提供后盾保障(1)、建立健全维权服务网络，为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区成立维权服务中心，建立工会、司法、劳动等部门协同工作机制，镇、街成立维权服务站，村、社区成立维权服务点，维权服务中心站点开设维权服务热线，聘请维权联络员帮助农民工维权。
(2)、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为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由司法局牵头组织辖区内的数十名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作者，成立红花岗区“三关”工程司法志愿者队伍，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
(3)、维权服务中心、站、点受理农民工申请援助的案件，接待农民工上访，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使农民工感到维权服务中心、站、点为他们主张公道，为他们说话办事、撑腰，使他们更加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法律。
维权服务网络的法律咨询热线，免费接听，解答农民工的咨询电话，积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和咨询服务。
(4)、区总工会、区司法局、区司法志愿者及区“三关”工程工作人员深入镇、街、村、社区发放《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等10多种维权法律法规，现场进行法律咨询，为农民工代写法律文书，宣传法律知识，帮助农民工提高自我维权能力，使农民工敢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切实有效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着重在建筑业企业建立务工人员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有效遏制了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恶劣行为，事前加大监管力度，事后加强处理办法，建立农民工清欠制度，为农民工讨回工资、保证金、求职费等多种费用。
“三关”工程为留守儿童聘请代理家长、爱心妈妈。
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聘请辅导员和开展“手拉手”结对帮扶活动，使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在校有人教，在家有人管，学习上有人辅导，思想上有人疏导，生活上有人指导，政治上有人引导，学习有进步，生活有保障，顺利完成学业，健康成长为人。
“三关”工程为空巢老人聘请志愿者，志愿者上门为空巢老人服务，生活上有人照料，生病时有人医治，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父母的心肝，空巢老人是人民的财富，是子女的依附，“三关”工程不直接为农民工增收， 但可间接为农民工创收或促进农民工增收，关爱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关怀空巢老人是为农民工排忧解难，解除后顾之忧，使农民工安心在外务工，让农民工干事业决心更大，信心更足，增收效率更高，积极为家庭创收入，为社会做奉献。
随着“三关”工程不断深入，农民工增收上规模、上档次，不断递增。
有的农民工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寄钱回家修建新房，改善居住环境，有不少的农民工在外学习技术，积累资金，返乡创业，从打工者上升为经营者，管理者，帮助村民就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关”工程促进农民工增收致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被广大农民工认识、接受和欢迎。
针对农民工数量大、分散性强的特征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建设的进程，农民工将长期存在，“三关”工程工作任重道远，还需要动员社会一切力量把“三关”工程扎实推进，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增收致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全社会行动起来为推进“三关”工程而努力，为促进农民工增收，社会和谐而奉献。
如何发挥群团组织作用
发挥聚合带动作用，使群团在促进上争做表率。
群团组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把工作放在全市大局中去谋划、去落实，把工作触角延伸到经济主战场，把广大工人、青年、妇女、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残疾人工作者的热情引导到推动发展上，把工作的成效体现在发展成果上。
结合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三个一”主题实践和“三查三看”教育活动，找准群团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引导各界群众务实创新，推动科学发展。
发挥群团组织的政治优势、人才优势和群众优势，深入开展“职工素质工程”、“青年素质提升工程”、“残疾人培训工程”、“科普教育”等系列活动，组织各界群众加强学习培训，掌握适应发展需要的技能和本领，不断增强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同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活动，集中群众智慧，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言献策。
二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使群团组织在促进和谐稳定中争当标兵。
发挥群团组织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多办与群众休戚相关的实事好事，多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使群团组织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政策宣传员、群众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指导员、反映群众心愿和社会呼声的报告员。
拓展群团服务领域，深入实施“送温暖”、“再就业工程”等活动，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协助党委和政府解决困难职工、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贫困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实际问题。
提高群团组织服务协调能力，向党委、政府及时反映群众需求，协调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群团工作由务虚为主向务实为主转变，由大而全向深细实、小新活转变，由重形式向重特色、讲实效转变，由开会多、发文多向重活动、强素质转变，增强群团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三是发挥推动促进作用，使群团组织在改革开放、对外交流合作中争创品牌。
侨办侨联要发挥对外联系广泛、渠道多样的优势，做好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牵线搭桥等工作。
工青妇和文联、社科联、关工委等团体要开展特色活动，加强同境内外群众、群团组织和学术社团之间的交流，广交朋友，拓宽合作领域和空间。
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向海内外推介保山、宣传保山，吸引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内企业家、实业家、科技领军人士来保山投资兴业、捐资助教。
法学研究生三年应该如何度过
过来人给个建议吧。
感激不尽。
一个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学法十年自1998河南大学成为一名法科生，我已整整十载。
从还充满的 “小青年”，到已近而立之年；从一名中学生，到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从对法的近乎无知，到后来的系统研习；从走出河大园，到再次步入明伦街85号，我人生的十年过去了----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
十年了，每忆往昔，总不免感慨颇多；十年了，该有一个总结了。
真的好感谢老师们给的机会和教诲----正是这份机会和教诲，使我十年中的最后一年幸运地获得了无比丰富的意义，阻止了我因多年来的碌碌无为而欲对自己的痛骂。
就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是我人生思考最多和认识提高最快的一年，就专业来说，尤其如此。
小学生只学习知识和生活的基础，中学生则仅仅是建立了对事物 “对或错”的简单二元判断（这或许与他们平时的考试训练有关----题答对了就得分，否则就不得分），即使大学本科生也不过是借助于概念、命题较为系统的掌握了一门知识框架----他们掌握的概念、原则、命题往往是没有语境的，生硬、孤立、抽象、形式化而又程式化，这种知识框架充其量只是“教科书”的知识体系。
依赖教科书，每天看得也是教科书，甚至把专业学习理解成是对教科书的掌握----教科书掌握住了，专业就学成了，到工作岗位上就可以大展宏图了。
他们认为教科书，尤其是知名教授编著的教科书，讲得就是对的----顶多有一点对“来自其他学者或任课教师的批评”的认可；他们也同样迷信老师，认为老师讲的也都是对的，殊不知，老师讲的仅是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结果他们往往欠缺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也无法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学习的习惯和素养。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物是复杂的，有时无法通过下确切定义的方法来理解；事物有许多侧面，掌握这些不同的侧面也许就是对事物的正确理解；非要下个定义，看似准确，实则谬误。
结果，他们不知不觉养成了一种“概念+特征”式的学习方法----或许，从许多学生递交的论文中“概念+特征+作用+历史+意义”的套路和将近80%的篇幅占有量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不幸的是，我曾经就是“他们”的一员；但幸运的是，通过任瑞兴老师的指导和一年来的学习和思悟，自己意识到了这些，并着力进行了矫正。
一、一年来的收获第一年的收获之一是，补充了法哲学和法律史知识。
法理学其实无非是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把各部门法的共性东西抽出，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成一个合理的体系，并成为各部门法均可以找到指导原理的基础学科，但这还是从法律自身认识出发去解释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
而法哲学是一种用外在于法的哲学视角和高度来审视法，给我们提供了更广泛的遐想空间和参照系，并带来了抽象的概括能力和勇于探求深度的决心及习惯。
立法规定的是条文，课堂学的是规范，而我们却要理解法的精神----法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法进行哲学分析进而找到法之精神的方法。
研究法，不仅需要共时性的思维还需要历时性思维，去比较不同概念、原则、制度，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出一定的规律，进而获取对问题的通透理解，提出有价值的观点，丰富对法的认识，所以，法律史知识很重要。
并且，法律史学习中强烈的史料意识，对提高我们的资料收集能力、训练掌握较好的整理方法和获取较多的研究资料和相关信息都大有帮助。
收获之二是，确立了明确的学术兴趣和方向----民法法典化。
法典化相关理论可谓是最为宏观且最具哲学思维和高度的民法理论，就中国的语境而言，它还是立法和民法理论界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关注的中心点。
法典理论提纲挈领式的高度，使我们可以去俯视鸟瞰民法体系的整体面貌，明晰各具体制度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而获取对民法的体系化认知，领略民法作为私法之理念和精神。
法典化程度是一个社会法律制度是否成熟的标志。
中国正式的民法法典化从1998年（民法起草小组的成立）就开始启动工作。
当下的法典论战持续激烈，从“绑联”、“现实”、“浪漫”三种思路，到“梁慧星版”、“ 王利明版”、“徐国栋版---《绿色民法典》” 三个学者建议稿；从“物文主义”、“旧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三种精神，到“法国”、“德国”、“国产” 三个模式；从“九编”、“七编”、“五编” 等编数设计，到“人格权”、“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法” 等内容的位置安排，等等。
以往的经验证明：论战越激烈，民法典越先进；分歧越多，法典越科学。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争吵，真可谓是我国法学界的一大盛事，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种法学上的进步。
不管未来的民法典有多少“徐国栋成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感谢他所荡起的“学术涟漪”、善意的“鄙视”和理性而又歇斯底里般的“叫嚣”。
自己原本就比较关注法典化问题，又受到魏磊杰师弟的启发，所以我现在的研究路向首先选择了法典理论，而且我觉得作为民法方向的研究生应当置身、跟进和融入到民法法典化----目前最主流也最富时代意义的民法理论潮流中。
收获之三是，从“学习英语”到“利用英语”思想意识的转变。
这个假期，有幸跟着魏磊杰翻译了篇文章，并荣幸能得到了魏磊杰的充分肯定。
这是我第一次去系统的翻译一篇文章，英语算不上好，再加上专业英语知识的欠缺，说真的，自己最初的心态可谓是如履薄冰，生怕有负所托。
但经过一个月以来的尝试，我感觉到：外文的译介实属不易，然大胆去做，“则难者亦易乎”
外文的译介对我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法。
社科院渠涛教授在其《最新日本民法》的后记中提到中国人在学习外语问题上的一个共同认识是“英语是哭着进取，笑着出来；而日语是笑着进取，哭着出来”。
这一个月以来的经历使我非常认同此言。
而且，对我来说，努力的结果不仅仅是把英语文本译成了中文文本，更是掌握了一种研读、翻译、利用外文的学习和科研能力。
彭小龙师弟说现在北京的学者都不屑于搞翻译----太浪费时间，而且外文的翻译已不再看成是科研成果，不如搞文章或写专著，象王轶等青年才俊都不去搞翻译。
我本人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我国绝大多数法律都是 “西方舶来品”，因此，对西方语言的良好认知应为法律人的基本素养。
翻译外文可以提高外语水平和运用能力，而且也只有先熟练掌握翻译----这种准确理解外文的能力之后，才可以在直接引用外文时做到准确和得心应手。
实际上，日本大村敦志所著《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由王轶校对的。
当然我也深知，不是靠翻译一篇短文就可以掌握一种外语能力的。
我给自己制定了今后的训练计划：我已通读了《民法通则》、《法国民法典》的英文版，基本把民法中的概念、术语和用语习惯给掌握住了，接下来争取在一至两年的时间里，与他人合作去翻译3、4篇文章和一本书，学会如何去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如何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怎样去联系文本的原作者并争取他的翻译授权和如何把这些辛苦的工作转换为成果。
最后一年，自己开始去翻译德文文本。
收获之四是，跳出了教材的包围圈，学会了读书，尤其是读好书。
就像不能老觉得英语还没学好就一直去“学”英语，而应学习如何使用、利用英语，我们也不能把专业没学好当成是教材还没掌握的足够牢，其实专业没学好，也许反而是我们教材看得太多了。
认识到这点之后，我决定除非有必要否则不再去看教材，要看好书。
何谓好书呢
我觉得教授们写作时经常引用的往往就是好书、好文章。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个假期，专程去了两趟郑州，又委托北京的同学选购了一批，还通过当当网、卓越网买了多本。
好书的确不一般，象勒内•达维德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茨威格特、克茨著的《比较法总论》、约翰•亨利•梅里曼的《大陆法系》、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梅因的《古代法》、大木雅夫的《比较法》、弗朗茨•维亚克尔的《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艾伦.沃森的《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纪坡民的《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和《产权与法》、谢怀栻的《外国民商法精要》、我妻荣的《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苏永钦的《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星野英一的《私法中的人》、埃尔曼的《比较法律文化》等等，这些好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收获之五是，搜集和整理了许多资料。
学会整理和收集资料，是为学的基本功，除了购置多本书籍外，还通过互联网收集了许多好资料。
首先，找了几个同学，进行分工，把民商法学界还包括许多法理法史专业的大家的文章，都从不同的网站上找到了，然后分门归类，大家资源共享。
其次，找到了几个非常有用的网站，从中下载了许多好资料，如：史尚宽、王泽鉴的所有力著；法学家茶座全集；民商法论丛大部；法律出版社的“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梅迪库斯德《德国民法总论》）系列全部；德国、法国、日本、台湾的民法典中文版、多个国家民法典的英文版和几乎全部的其他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等语言版；还有德、法、美、英、日、意等国家的多本也已翻译过来的名著；关于民法典专题的所有在网上能够找到的文章。
收获之六是，学习了第二门外语----德语。
德语（Deutsch）是德国、奥地利的官方语言，也是瑞士的4种官方语言之一。
德语是1亿多人使用的母语（总计约为1.1亿）。
它最初在德国、奥地利、瑞士北部、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意大利南提洛尔，比利时的一小部分地区，部分波兰地区和部分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内使用。
另外，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内，例如纳米比亚拥有大量的说德语的人口，在东欧的一些国家中，仍有少量的说德语的少数民族。
此外，苏联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德国移民区、以及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有少数人使用德语。
所以，德语是欧洲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语言，三个典型的民法典，其中两个都是德文的。
况且加上中国的德国民法血统，我觉得学习德语非常必要。
上个学期，跟着学校的博士生听了一个学期的课程，现在继续学习中。
现今的德文著作和文章相对还很少，学好了肯定很有帮助的。
再者，王老师说推荐我考中国社科院孙宪忠老师的博士，他是一个德国通，我觉得，学好德语，考他的博士应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收获之七是，也是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学会了如何学习。
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不应当是本科之后的简单的时间累进，更重要的是掌握如何去学习、去发现和研究一些问题的方法。
除了发现并努力纠正“概念+特征”式的学习方法外，我还拓展了利用外语创造科研成果的能力。
自己翻译的文章将作为“转型时期的私法发展与法典编纂”一书中的一部分将由魏磊杰联系清华大学的高鸿均老师出版。
我觉得，研究生阶段了，决不应该是再闷头苦读、自我封闭，应该多与他人和外界交流，看看其他同学，瞧瞧其他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人家在做些什么。
其实，经验证明，与他人进行交流总能获得或多或少的知识，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方法，只是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我还认识到，一年级打了基础之后，从二年级就应该树立专业兴趣和方向了。
民法理论太广博了，不可能每一个内容都学的很精深，而且，学术成长的一般规律和道路也往往是抓住较小的范围和方向，做大、做强、做精，然后再从面上向其他范围拓展。
树立专业兴趣和方向之后，应该围绕主题写一些相关的文章。
学习，不仅向老师学习，更重要的是自己学习。
上课是学习，交流是学习，自己看专著和文章是学习，写读书笔记是学习，撰写文章是学习，翻译外文是学习，搜集和整理资料也是学习。
其实，只要用心，我们可以经常进入到一种学习的状态中去，即使看电视、逛街，只要带着一种理性和思考的心，我们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与专业有关的课题，这也是在学习。
通过思考和学习，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个知识点得以串连，并按照某种规律和逻辑形成体系。
我认为，对于一名硕士生，于本科的基点上，再打一下基础，学会如何独立学习，找到自己的学术方向并进而作出些成果，写一篇不错的学位论文，就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学生，带着这些进入到博士阶段的学习就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学习民法，两种思维应并进。
一是微观思维。
民法的概念、制度等知识点很多，也很琐碎，要把所有这些知识点都要搞清楚，不仅需要功夫、耐心，而且需要我们养成一种细心、善于具体分析、从细微处着手的思维习惯。
二是宏观思维。
民法不仅广博而且最富体系性，同样的内容给予不同的顺序安排，可能背后体现的立法意图、民法精神、价值取向就大不相同；民法制定和修改时往往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缘由变得十分困难；王泽鉴先生把“无权处分”喻为“法学上的精灵”，对该问题的处理，反映出立法者的立法水平。
这是因为“无权处分”攸关物权法与债权法的体系，与所有权、合同效力、不当得利、侵权等制度和问题也密切相连----这充分说明了民法强烈的体系性。
王轶教授还专门撰文研究了民法的体系强制问题。
学习民法，尤其要注意对民法的这种体系化认知。
郭明瑞教师在其主编的《民法学》教材中也指出：学习民法，要使用体系化的方法。
我们要了解民法的体系，理解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就需要有一种不光停留在某一细节的宏观思维方法和习惯。
当然，二者决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却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宏观问题往往需要具体制度的支撑；而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则需要用宏观的、抽象的概括捕捉其共性、发现其中的症结所在、进而得出准确的结论。
所以，我也要求自己不仅要去写一些关于民法法典化的文章，也要具体研究民法中的具体制度，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学习要有方法。
星野英一教授在《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的中文版序中指出：我妻荣教授之所以取得那样巨大的成就，同先生先在青年时即以写就了方法论的论文和确立了方法论、然后一生一世追求这种方法，有密切关联。
好的学习方法可使我们受到事半功倍之效。
看了卡尔•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黄茂荣的《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胡玉鸿的《法学方法论导论》、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任成印的《民法方法论》、王泽鉴先生的《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林立的《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以及贺卫方、梁彗星、季卫东、王利明等关于如何学习法律的讲演稿。
基本了解了研究民法的方法问题，大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的感觉，相信这会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二、努力的方向以前觉得自己啥都敢写，来读研究生之后，又觉得啥都不敢写了，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其实很无知。
看得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所以，这一年来我一直处在一种因自己浅薄而心虚的意识当中，我对自己的能力深深怀疑，内心愧疚。
尽管比磊杰高一个年级，但却发现自己的巨大差距。
反省是为了使自我获取进步，自己深知自己是一个愚钝的人，没有磊杰的聪慧，唯有加倍努力，才能减少这种差距。
成果意识也很重要。
付出努力和劳动的工作，尽可能把它变成有说服力的成果。
对于要考博者，尤为重要。
通过这将近半年的潜心读书，已掌握了一定的素材、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下面就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写上几篇文章了。
我也已把商法课的作业《浅论公司法与合同法的关系----以一个对公司解读的合同路径为视角》（现在题目是《公司的合同解读》）进行了修改投了出去，期待好的结果。
《论民法典总则的技术构造》也已完成，修改之后，也准备投出去。
磊杰这次回来，给我带来了珍贵的、从台湾复印的《奥地利民法》。
这部法典大陆好像还没有公开出版的书籍，几部好的《比较法》谈到的也不多，我手头的近20本有关民法典的专著和论文集也都对此毫无专门谈及，网上查到的相关文章也极少。
我想好好研读之后，写一篇关于奥地利民法典的文章。
这些都是较为宏观的内容，还要写一些较为微观的，如特许经营合同、物上请求权与债权、侵权行为的关系等，我总共列了10个题目，争取在二年级全部完成。
我觉得，经过一个较为充备的积累期后，已经有了许多的想法，“专业嗅觉”也增加了。
之后，在写文章时，选定题目之后，看两周与之相关的书和文章，第三周开始动笔写，边写边看，第四周完成并修改。
这样，如果全身心投入的话，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一篇文章。
我对自己专业兴趣的思考是：首先，近期的目标是：通过德国、瑞士、奥地利三个国家的民法典和相应的资料，去研究茨威格特、克茨“法样式论”中的德意志法系。
其次，长远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以“查士丁尼皇帝罗马法法典编纂时期----中世纪----《法国民法典》编纂前启蒙时期----近现代”为时间纬度、以罗马法的建立、变种、继受、沉沦、发展为连线的知识脉络。
这可以使自己建立起一个以罗马法为源头、以当代的普遍民法典编制为结果的呈纵向的私法知识系统，以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课题。
我只是关注了近现代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到晚近的1992年的《荷兰民法典》，罗马法的知识还很薄弱，中世纪时期罗马法的状况如何知之甚少，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也不很多，增加了学习和研究的困难。
今后更需要努力。
如何加强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学习体会和感受
一、要始终把增强政治性放在首位、举过头顶，做强化“四个意识”的表率 政治性是红十字事业的灵魂，只有放在首要的、第一位的位置，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才能经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担当起发动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之大任。
一要切实强化“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体现在理论上为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体现在具体上就是听党话、跟党走，在大是大非面前方向特别明确、立场特别坚定、观点特别鲜明，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高度的政治觉悟，牢牢把握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方向，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铁心跟党干事业。
二要切实强化“听招呼、守规矩”的纪律意识。
纪律是坚持党对红十字会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是提高红十字事业凝聚力、影响力、感召力、救助力和公信力的坚定基础。
强化纪律意识，就是要听招呼、守规矩，在增强纪律的执行力上下功夫。
做到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任何时候都“碰不得”；纪律面前没有“特殊”，什么人都“牛不得”；纪律是“刚性的”，什么情况下都“软不得”。
坚持不变通、不走样、不打折扣，以严格的纪律维护党的形象、扩大自身影响。
三要切实强化“办实事、解难事”的宗旨意识。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无人民服务，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
宗旨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办好事。
这不仅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红十字会必须把党的宗旨视为自己的宗旨，把党的着眼点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积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党增光添彩。
四要切实强化“敢揭短、常纠偏”的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不仅是创新发展红十字事业的科学方法，更是加速推进红十字事业的最现实的政治。
俗话说：发现问题是水平，解决问题是政绩。
敢于发现和正视自身的问题，善于揭短亮丑找出问题，不断纠正和解决存在问题，不仅可以在不断解决问题中促进和完善自身建设，而且可以减少党的损失，增添党的光彩。
因此，红十字会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用新视角发现问题，用新标准查找问题，用新思路解决问题，从而推进红十字事业快速发展。
二、要始终把增强先进性作为目标、视为方向，做坚守“四个在先”的表率 红十字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
之所以能成为参与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世界三大组织之一，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先进性使然：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组织、先进的内涵、先进的方法。
因此，红十字会必须把先进性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视为推动事业发展的方向。
因为只有与先进为伍，才能与时俱进不落伍；只有与先进相伴，才能传承精神不间断；只有与先进相随，才能继往开来再争先。
一要学习在先，抢占思想上的制高点。
要充分认清学习是事业发展的第一需要，是服务人民的第一党性，是履职尽责的第一能力，是成就崇高的第一品德，是加速推动的第一阶梯。
始终走在思想的前列、站在时代的前列思考和谋划红十字事业，推动事业的不断发展。
二要创新在先，抢占发展上的制高点。
“新”都是“创”出来的，惟“新”才能推动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因此，就必须在谋划发展上要有新思路，解决问题上要有新突破，工作提高上要有新方法，抓好落实上要有新举措，以创新精神引领红十字事业的快速发展。
三要奉献在先，抢占事业上的制高点。
无私奉献是事业心的外在表现，也是成就事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强烈的奉献意识既是弘扬红十字精神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红十字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高贵品质。
因此，就要坚持用心想事，心无旁骛，把心思都用在红十字事业上；坚持用智谋事，依政策办事、按程序办事、照规律办事，开动脑筋，不断探索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坚持用力干事，脚踏实地，励精图治，提高能力，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为开创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干出一番业绩。
四要冲锋在先，抢占关键时的制高点。
关键时刻能否站出来、冲在先，是对一个组织和个人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最好检验。
红十字会履行着备灾救灾任务，一旦有灾情，要迅速动员抗灾救灾，在最短时间内赶赴一线，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要冲锋在前，享受在后，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最需要就出现在哪里，成为群众抗灾救灾的顶梁柱，树立起牺牲奉献的良好形象。
三、要始终把增强群众性当作生命、奉为法宝，做坚持“四个一切”的表率 红十字事业的群众性既体现在参与人数之多之广上，又体现在服务人民群众之多之广上。
这充分说明红十字事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作为在人民，离开了人民就会失去生命。
因此，群众性是维系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生命，也是维系红十字事业生存不可失去的关键因素，必须始终坚守，永不偏离。
一要把“一切为了群众”作为人道事业的生命之魂。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者忧。
一切为了群众是红十字会的本色所在，是永葆先进性的根本所在，就要把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都放在“为了群众”上，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需要，把人民的需求作为第一信号，一切为了实现好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身怀爱民之心，履行为民之责，善谋为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一切为了维护好人民利益；怀着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办好事，一切为了发展好人民利益。
二要把“一切依靠群众”作为人道事业的生命之基。
一切依靠群众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生命之基，必须充分认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必须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汲取群众的正确意见，在推进红十字事业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三要把“一切向群众负责”作为人道事业的生命之需。
向群众负责是责任之所系、感情之所现、知恩之所报；向群众负责，就是要制定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做出一些让人民喜欢的决策，规划一些对人民有益的方案；向群众负责，就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敢讲实话、敢报实情，不推诿、不扯皮，以实际行动对人民负好责、尽好责。
四要把“一切服务群众”作为人道事业的生命之要。
一切服务群众就是要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作为全部行动的最高准则。
把“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标准。
要增强服务意识，以服务群众、人道关爱为己任；要提高服务能力，特别是在“三救”工作上下工夫，锻造一批懂服务、会服务、能服务、优服务的红十字队伍；要注重服务质量，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服务好坏的评判标准，对关系群众利益的民生项目，要做一件成就一件，做一桩干好一桩，确实让群众既高兴满意又得到实惠。
如何培养自己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大学，不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理工科大学，都应该将人文精神的培养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
《四书》的《大学》，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四条，并没有特别强调知识，而是强调道德修养、亲近老百姓、追求善的境界。
国外有英格尔斯曾提出人的现代化的十二条标准：乐于接受新事物；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和变化；思路广阔，头脑开放；注重现在和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有计划的生活和工作；尊重知识；有可依赖感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敢于提出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熟悉生产过程。
这十二条中，关于专门技术生产过程的内容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是谈综合素质的。
在当代，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绝不能忽略对大学生的人文胸襟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我们不能培养出一大批技术官僚。
未来的社会会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注重精神生活和人文情怀。
我们要避免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文发展水平的断裂。
人文教育过于功利化、工具化 彭新一（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人的素质教育是多元的问题。
现在大学遇到的问题：第一，专业教育的问题。
面对就业压力等等客观因素，学校管理者与教育模式设计者必须要考虑专业教育问题。
第二，把人文课程等同于人文教育。
现在很多的人文课程都意识形态化，人文教育过于功利化、工具化。
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做：第一，人文教育是多元的教育，可以考虑各个专业把自己的优势拿出来，举办全校性的讲座。
第二，人文教育的课程所涉及的专业，本身就要加强研究性和专业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撑人文教育。
因此，学校要创造研究的环境，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三，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人文教育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
科学与人文同根同源可以融通 颜泽贤（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华南师范大学原校长）：科学与人文是否可以融通呢
人类为此经历了三次学术之战，这三次学术之战围绕科学与人文来争论，最后不了了之，但导致了人类知识的增加。
第一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中国的科玄论战；第二次是五十年代发生在英国的斯诺命题──斯诺本身是文理兼通的人，他思考人类是否能够填补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第三次是八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科学论战，科学主义者对人文科学工作者研究自然科学不屑一顾。
从三次学术之战来看，科学与人文之战是一个长期的战争。
第二，科学与人文是可以融通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与人文在源头上是统一的。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文艺复兴时期正是科学与人文的美好联姻，例如达·芬奇既是著名画家，也是科学发明家、建筑师；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与人文才发生了分离，而现在，科学主义占了上风。
我们的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尤其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要静待人文主义在历史浪潮中复归，而是主动培育人文精神。
我国古代大学的目标、理念是很清楚的。
五四运动以后，就提倡科学救国；然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教育的理念搞偏了，开始偏向注重教育的工具性。
现代教育的工具性气息更浓重，孩子被送到学校是为了以后找到好工作，而基础教育为了孩子考上好的大学已经开始文理分科。
人文科学除了求真，还要求善。
科学只回答做什么，怎么做，但是人文则回答了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
人文与科学不能偏废，一个国家没有科学不能振兴，但是如果没有人文精神就没有了脊梁骨。
现代化建设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持很容易走回头路。
人文科学界要正视现在重科学、轻人文的现实。
我们说要搞好素质教育，但是高考一天不改革，素质教育就没办法搞上去，而且现在的素质教育不过就是搞些花花草草的东西。
作为校长，我们要：第一，想清楚大学管理的理念；第二，不能停留在理念上，一定要在现有的体制下将其逐步推行、实施。
要从“小循环”走向“大循环” 易江（南华工商学院院长）：中国的强势文化是人文精神被漠视的原因之一。
强势文化即国家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两个世纪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下，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强调科学救国、科学报国。
大学的很多理念其实都是强势文化的延伸，所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为每位家长所接受，成了主流价值观。
正是这种主流价值观带来了人文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偏颇，忽视了人文活动的目的。
人文活动的目的有一个小循环，一个大循环。
小循环就是我们一直奋斗的目标，追求利润，追求现实价值，追求财富，所以我们提出要让人富起来，走向了小循环。
于是就导致人为工具，人为目的，即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了。
在小循环里面，人的视野是短浅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陕北一个放羊娃被问在干什么：“我在放羊。
”“放羊干什么。
”“羊养大了去卖钱。
”“要钱干什么
”“起房子。
”“起房子干什么
”“娶媳妇。
”“娶媳妇干什么
”“生个娃。
”“生个娃干什么
”“放羊啊
”今天讨论的就是人能否从自己作为自己的掘墓人这个死胡同中走出来，走向一个大循环。
我们追求财富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
丰田以前的标语是“通过产业报效祖国”，现在是“通过汽车造福社会”，这个改变越过“人为工具”，跳到“人为目的”，已经在企业文化上走向了大循环。
大学实际上也要培养出会追求幸福的大学生，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幸福是有意义和有意思的综合。
中国的教育理念就是追求有意义的理念，小学作文常常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很少是《记一件有意思的事》，而“有意义的事”导致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化。
我们过去常常把幸福观建立在意义之上，而不是意思之上。
我觉得“求真务实，勤恳好学”，就是有意义的；而“儒雅自尊，健康和谐”就是有意思的，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大学的幸福观。
为此，大学要进行倒推式的课程设计。
首先要确定大学的目的，比如幸福；同时也要务实，要照顾到就业率。
在搞大学建设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进行课程设定和成效检查。
检查有两个方面：第一，理性真理体系的检查；第二，自由价值体系的检查。
如果这个检查做不好，那么我们所有的人文建设，都只能是要求，而不能成为现实。
培养文化选择能力和传承责任 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书记）：现代教育当中，人文精神的培养还没有成体系，没有认真地加以思考。
在我们的大学，原来提倡的是文化素质教育。
最早提出人文素质教育的是华东科技大学的校长杨教授，在华东科学大学开始实施。
开始的理念是缺什么补什么。
这么多年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人文精神的教育还没有得到突出，更不用说成为体系。
现在“两课”教学里面，往往不够重视人文精神教育，讲的还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没有考虑到把人文精神拉进“两课”教学里面。
现在，我们缺乏对学生进行文化启蒙，并使他们有文化自觉的过程。
也就是说，使他们对中西方传统文化、优秀文化有清醒、理性的认识，有文化选择能力，有文化承担精神，有文化传承、创造的责任。
否则，学生就有可能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现在的很多学生读书就为了找工作，考公务员，甚至入党都是为找工作，功利、实用主义十足。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需要新的人文精神的培养。
这种新的人文精神指的是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公平、公正、正义等等，探究这些理念在交易中、竞争中如何实践。
现在学生中间的妒忌心等等就是缺乏新人文精神的表现。
我们学校在学生宿舍里面建立了一个学生违纪委员会，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里面有内地学生和香港学生，学生违纪以后，委员会就针对事件进行讨论。
讨论过程很有意思──香港学生坚持一丝不苟按规办事，但内地学生就讲人情味。
作出处理以后把处理结果发给学生，学生可以在半个月内提出上诉，请专家复议。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树立自觉、自尊、公平、公正、遵守法律这样一些意识，尽管是形式，但这些形式也很重要。
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人的博爱精神的培养问题，我们往往通过自愿者的组织来培养。
掌握人文知识未必就有人文精神 梁世平（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现代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培养已成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但在高等教育中应侧重科学精神培育还是人文精神培养也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争论。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两种宝贵精神财富，两者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任何一种精神的缺失都将造成人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衡。
现代人文精神应是融合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
实践中的人掌握了人文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人文精神。
人文知识是人类认识改造人类社会的经验总结，人们可以通过课堂、书本所获取。
人文精神则是人文知识内化于主体的精神成果，它不能简单地通过课堂、书本所获得，而必须由实践中的人通过人文知识的内化整合而变成人的意识和行为。
只有掌握了科学精神的人才能客观观察、独立思辨和明智判识形成具有内在价值和社会普遍正义的人文精神。
现代本科教育除了专业基础知识的传授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增长和更新。
高等教育的人文精神培养除需要系统地进行人文知识的课堂教育，更需要的是，学校要形成文化积淀深厚、人文氛围浓郁的环境，教育者富有人文精神的言传身教，受教育者之间人文精神的相互影响，才能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人文精神的专业人才。
科学精神重于人文精神
吴家清（广东商学院院长）：现代大学的精神本身既要有科学精神，也要有人文精神，应该是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统一。
人文精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
第二是人道，这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的，就是尊重人、理解人。
第三是人权，即权利公平。
人本、人道、人权三位一体相结合，才构造出完整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大学里面孰轻孰重
我个人认为，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最重要的还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要在肯定高校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这一前提下，去谈如何培养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一元还是多元
我们知道，科学精神是一元的。
然而人文精神跟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方面，那我们的人文精神就成了为政治主宰的人文精神。
综合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在人文精神的培养上也应该有所区别。
应该对大学人文精神的表述方式，一般或特殊，做一个考虑，对不同大学的办学理念、思想、特色等等也做一个考虑。
人文精神的培养也受到学校、家庭、社会的影响，但是学校只占一部分，家庭、社会对人文精神的培养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人文精神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情商范畴的，比方说思想道德、伦理情操等等；另一个是质的方面的要求，比方说人文素质。
大学主要是从质的方面对人文精神进行培养，而人文精神“非质”的方面，就需要大学、社会、家庭共同培养。
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育上 张铁明（广东教育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一个没有文化的学校，无法重整下一代的人文精神。
在大学阶段，要直面几个矛盾，才能更好地培养人文精神：如大学生教育投资收益的逐渐走低和社会对大学生素质的高要求之间的矛盾；信仰的缺失和我们市场经济道德文化的零碎之间的矛盾；青春期躁动长时间的压抑和大学里面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那种宽松之间的矛盾；良好的传统道德丧失和大学人本服务精神缺乏、学术浮躁之间的矛盾。
等等。
我们的大学道德教育是没有制度的，而是形式化、工具性、随心所欲、因人而异的，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比方说参观一个图片展，就算是一项道德教育；这种教育是根本没有作用。
假如大学里面并非每个老师都可做人文精神导师的话，这个大学的人文教育肯定是失败的。
进入大学是一个人格重构的过程，大学应该起到一种引导人格重构的作用。
以符号为核心的教育之必然结果，正是教育不再以人为本，不再考虑到人的精神需要。
这个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的教育要真正把人文精神落实到教育上，如果不直面这几个矛盾的话，是没有可能做得好的。
大学生要克服狭隘和片面 何大进（广州大学副校长）：大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人文精神的培养。
大学的任务主要有三：一、传授知识；二、技能训练；三、人格培养。
前两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后者应该是核心。
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培训机构，在于它是对人格的培养，否则大学就与一般的培训机构无异。
人文素质问题也包括三个方面：素质、技能和精神。
精神是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
素质教育已经谈了二十多年，但是二十多年来，素质教育都没有很大的改进。
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学教育只是一个方面。
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对于人文精神的构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特别要强调两点：第一，应该在大学里面倡导一种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
从管理体制上讲，应该逐渐从行政管理过渡到学术管理。
第二，应该注意学生一种健康、全面的思维模式。
现在大学生的思维模式比较狭隘，或者说不具备独立性，缺乏批判性。
要克服思维上的片面性，才有利于现代人文精神的构建。
人文精神培养需设标准 王培林（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人文精神培育难以突破的瓶颈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领导的问题，包括党政部门的领导和学校领导。
中国目前的体制下，校长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教师的问题。
很多教人文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有人文精神。
我们的大多数老师，为了职称和报酬，把精力集中在发表论文上，很多人甚至不择手段地发论文。
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保证他们能培养出学生的人文精神呢
因此，在大学里面，如何提高老师的人文精神，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机制和制度。
一切的改变如果没有制度和机制的改变，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比方说高考制度、评职称的考核制度等等都有很多问题，但是目前还找不到比它们更好的制度。
因此，我们对此要有更清醒的认识。
我们现在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创新比技术的创新更为重要，要先于技术的创新。
我们应该设立一个标准，让老师们知道培养人文精神要做些什么。
如果按照现代文化四个层面的理论，理念是最深层的，然后到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