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韶关的由来
西方“古典历史”植根于西方“古典学”。
西方“古典学”依托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概念，而“辉煌、神圣的古希腊”概念，在本质上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
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概念，本质上是19世纪西方学者们的“创造”，再加上19世纪以貌似“科学”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并兜售“古印欧语”谱系的假说，进而以之为基础，建构了“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
早期独立的古文明都有独特的文献载体，如：中华文明（甲骨文、金文、简帛）、古印度文明（贝叶）、古埃及文明（莎草纸）、古巴比伦文明（泥板）等。
而所谓的“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
“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不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手稿传世。
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
凯尼恩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然而凯尼恩本人就是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
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
“莎草纸”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
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
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
[ 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而“羊皮纸”出现的时间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
[ 同上第30页] 况且，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三百张羊皮[ “哥腾堡活字版印刷术发明时，第一套书，就是用欧洲自制纸与羊皮纸印的新约圣经，据说每本用300张小羊皮。
（注：Dard Hunter：《Paper 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台]陈大川《纸由洛阳到罗马》第98页，财团法人树火纪念纸文化基金会、民国102年10月第1版]。
《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万5千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万5千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三百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九百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一千两百张以上的羊皮。
用羊皮纸大量保存文献，就是大国皇家也未必有那个财力，何况小小城邦。
实际上，“羊皮纸”不是“纸”、“莎草纸”也只是“草”。
“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
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
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
……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
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
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
”[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的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猫液，使草片相互猫结起来。
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
”[ 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
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
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
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
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
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
[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
”[ 同上第45页]中国造纸专家潘吉星对“莎草片”的体验“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
”[ 同上第44页]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
[ 参看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纸草片”和“羊皮板”用什么“笔、墨”写画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
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
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
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
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
”[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心草或小植物制成。
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
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
……新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
”[ 同上第30页]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
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澌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
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
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纸草”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开始出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即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
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
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以及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130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还是古罗马时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
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
[ 炮制所谓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当代美国科技史权威乔治?萨顿认为古希腊人的文字载体为石刻。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头上（很明显，在希腊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它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记录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文学作品太长，难以刻在石头或金属上。
”[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2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然而，人们只见过大量的古希腊“石刻摹本”，没有见过“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纪前后被炮制出来的。
中国自儒教执政以来文化上通常只把世界分为国内和国外，东方和西方。
用西方统括国外的世界显然太过空洞了，把不同的国度文化历史合称西方文化历史，有意无意中有替某些造假国度洗白的意味。
南下支队的活动项目
广州 发生时间: 1927年12月11日 发生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区 起义前广东的形势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广国民党当局亦在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
9月中旬，国民党武汉政府所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4军，乘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属第8路军在广东省东江地区进攻南昌起义军之际，从南昌进至广州，同桂系军阀李济深争夺广东地盘。
张发奎初到广州时，为稳定其统治，曾一度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采取一些欺骗政策，企图获得广州工人阶级和市民的支持。
中共广东省委适时地识破和揭露了张发奎的欺骗政策，并利用张、李之间的矛盾，积极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农会并进行各种斗争，全省工农运动日趋活跃。
在广州市，有组织的工人纷纷驱逐国民党派到工会的改组委员，选举自己的工会委员，并为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进行斗争。
10月14日海员举行的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2万多工人举着镰刀斧头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显示了广州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
在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所恢复与发展。
为配合南昌起义军的行动，广东东江等地区农民，在9月发动了秋收抗租暴动。
7～17日，中共海陆丰县委领导海丰、陆丰两县农民赤卫军和农民群众举行起义，一度占领该两县城。
10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2师（由南昌起义军第24师余部编成）和海丰、陆丰农民赤卫军及农民群众，再次举行起义，占领了两县全境，并建立了两县的苏维埃政府。
属于粤系的军阀张发奎，在广州站稳脚跟后，于11月17日用武力驱逐了桂系军阀李济深驻广州的机关、部队，接着向西江、北江扩展，夺取了广东政权。
李济深为了夺回在广东失去的地盘，迅速调动兵力，进行反扑。
李济深所属之黄绍竑部集结在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准备从西面进攻广州；陈铭枢部则由东江地区向广州推进。
张发奎亦急忙将其第4军主力调往广州以西之肇庆地区，一部调往广州以东之石龙地区。
李福林第5军则分别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
此时，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这样，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4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担负训练任务的炮兵团和一些警察武装。
另外，第5军军部和少数部队驻守在珠江南岸。
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则为共产党所掌握。
仅就广州市区的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
但是，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尚未大规模爆发，张发奎的部队仍驻守在广州外围，这无疑将对起义构成严重的威胁。
起义的计划与准备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军南下广东省东江地区，准备再行北伐。
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20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向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准备在广州市和广东省各地发动工人、农民举行暴动，配合南昌起义军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
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各地区党组织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安（今潮州）、汕头地区遭受严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部分修改了短期内夺取全省政权的计划，改为在广州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继续发展暴动。
11月17日粤桂军阀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
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除要求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市的暴动。
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
会后，张太雷等人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并着手组织与训练工人赤卫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周文雍为总指挥。
同时发动与组织郊区的农民参加起义。
第4军教导团系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的，叶剑英曾兼任团长。
为保护和发展这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叶剑英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该团共10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
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
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
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
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起义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
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
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俘6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
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
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4军军部、第4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
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2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
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第12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
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
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
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
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4军军长）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钟寺第5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25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1师第1、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
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
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
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在此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
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
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000余人。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
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是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
其主要经验：（1）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组织领导健全；（2）适时改变计划，决心果断；（3）起义军民英勇奋斗，不怕牺牲；（4）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攻占大城市的时机尚未成熟。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是为纪念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牺牲的烈士而修建起来的。
陵园坐落于中山二路东较场的北面，占地18万平方米，由陵和园两大部分组成，是一个自然式和规则式结合的园林，其中西面陵墓部分是几何规则式，东面园林部分则是自然式风格。
陵园的主体主要有正门、广场、陵墓大道、广州起义纪念碑和圆形的陵墓等，构成陵墓部分。
东面园林部分辟有人工湖，建有中朝、中苏人民血谊亭，血祭轩辕亭镌刻有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笔题咏。
陵园西南部还建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陵园正门朝着中山三路的英雄广场和广东省体育场。
大门墙上镌刻着周恩来同志为该园题写的园名“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园内连着正门的是一条宽30米、长167米的花岗石大道，大道两旁是苍松翠柏，绿荫如盖。
大道的北端是一座高达45米的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
该碑是1987年广州起义60周年时兴建的，面积达2500平方米。
纪念碑造型十分独特：三块巨石中，一只有力的巨手紧握钢枪、高举着直指云天；钢枪上系着起义的识别带——红领巾；雕像底部基座宽阔，坚如磐石；枪尖如刺，崇高向上，表现了当年革命先烈举枪呐喊，誓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决心；纪念碑正面刻着手书的漆金碑名；三块巨石上刻有4幅反映广州起义战斗场面的浮雕。
纪念碑东面是圆形拱形的烈士陵墓。
墓冢直径43米，高6.2米，封土上铺青草。
这种铁线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象征着烈士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革命精神。
墓冢四周是一圈围墙，为花岗石砌成。
墙体中镶嵌着40多根白云石栏杆，每根栏杆均镇坐着一只仰天欢笑的石狮子。
墓冢正面一块特大的青石板上镌刻着朱德题书的“广州公社烈士之墓”八个大字，是陵墓的主碑。
1987年二在墓冢东面的墙上镌刻上《广州起义碑记》。
陵园东面，坐落着一个八角湖心亭，亭上悬挂着董必武题书的“血祭轩辕”牌匾。
这是为纪念广州起义后被俘就义，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陈铁军、周文雍两位烈士而修建的纪念亭。
湖心亭的东面还有两座规模较大的纪念亭：一座是为纪念在广州起义中为中国人民献出生命的150名朝鲜战友而修建的中朝血谊亭；另一座是为当年参与广州起义被杀害的苏联驻德副领事及馆员而修建的中苏血谊亭。
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西南侧的岗地上，还耸立着一座叶剑英元帅纪念碑。
碑高4.6米，碑体由整块巨大的青灰色花岗石雕凿而成，上面刻着身穿元帅服的叶帅半身雕像，像下刻有“叶剑英”三个镏金大字。
像碑前安放着一块大理石卧碑，碑上刻着中共中央委员会撰写的碑文。
卧碑下面，安放着叶剑英同志的骨灰。
叶剑英元帅纪念碑坐落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周围的花丛与红棉将碑石衬托得庄严肃穆。
该碑于1987年10月落成，由广州市设计院、广州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和广州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设计建造。
在陵园的西南部还有一座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
该馆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是一幢仿罗马议会式的圆拱顶二层大楼，门额上悬挂叶剑英题写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横匾。
楼房建于1907年，原为清末广东咨议局旧址。
1958年筹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时重加修缮，1959年建成开放。
现馆内陈列有“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史”，展出的文物、图片资料等达900多件。
这其中有不少是革命刊物、武器、证章、旗帜等。
还向社会各界征集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纪念帕”、“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毕业证书和委任状等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既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也是广州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园内松柏常青，风景宜人，旭日东升，阳光普照着整个陵园，好一派壮丽的景色
1963年和1986年陵园两度被评为羊城八景之一，称“红陵旭日”。
参考资料：
解放军好怕死,现在连个小越南也不敢打?
现在我们国家走和平发展路线，打不打都要从战略的长远利益来考虑
怎么样写崤函古道遗迹观后感
李太白这首《送陈郎将归衡岳诗》把个南岳形容得不但雄浑大气，而且意境深远，实在令从未到过南岳的人浮想联篇。
农历八月廿一，公务之余，在料峭的晨风中，我来到了南岳脚下。
不过，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苍苍的衡山，而是人群熙攘的南岳大庙。
早就听说过南岳大庙的大名。
因为它是中国唯一一家佛道两教共存的庙宇。
大庙的东路是道观，西路是佛寺，中路则是宫殿式的一组建筑，让人觉得似乎是进了皇家御苑。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由儒释道三家构成主体，但三家彼此之间常常互相攻击，以标榜自己的正确。
特别是佛道两教，在历史上经常是互不服气。
有些佛教的僧人认为道教的理论虽然内容广博，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庞杂纷乱，让人无所适从，难比佛法的体系严密、辩析精微；有些道教的信徒则干脆从地位上对佛教进行贬低，编了一本《老子化胡经》，宣称道教始祖李老君西出大漠，跑到印度摇身一变，成了释迦牟尼，普度印度众生。
这两家千百年来各有一大批信众，谁也别想彻底说服谁，自然不愿意挤到一个庙里。
因此像南岳庙这样将两教的代表请在一起，共济一堂，实在是一个奇观。
不过这倒也突出的说明中国文化那无与伦比的包容性。
事实上，两家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互相融合、互相借鉴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我是费了半天劲才买到门票。
这里香火极旺，善男信女们挤破头似的堆在售票口，手里举着在附近小店里请来的高香，仔细一看，竟然还有鞭炮。
一打听才知道，因为南岳是祝融火神的修炼之处，所以南岳的各个庙宇都是可以往香炉里扔鞭炮的。
这可能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了。
按照我的喜好，那是逢庙就要细游的。
遇上这么有特点的庙宇，当然更要细细品味一番。
无奈共游的老兄对逛庙颇无兴趣，只好一起走马观花了。
不过大殿前震天的爆竹声还是令人瞠目。
同样令人难忘的是那些簇拥在庙里庙外、殿前殿后的善男信女们。
特别是有许多老婆婆，穿着在张艺谋的《红高梁》里才能看到的样式的服装，背着水果、点心、高香，甚至还有竹席、衣褥（似乎是为了露宿），双眼虔诚地望着神像三拜九扣，嘴巴一张一合地默念着什么。
虽然听不到，但脸上黄土高原般纵横交错的皱纹分明在向神灵诉说着久旱求甘露般的渴盼。
真希望他们的愿望能完全实现。
但是我倒也颇同情坐在神位上的诸位大仙。
百年三万六千日的这般忙碌来倾听信众们的倾诉，还要去实现他们的愿望，实在是累死了。
都说神仙逍遥，要照这样看，神仙们的工作应当是世界上最紧张的了。
大庙后门就对着上山的路。
由于火车是早晨六点到衡山站，因此游完大庙也还只是七点三十分，刚好吃早餐，为登山补充一下体力。
坐在山脚下的一个小餐馆里，请火辣辣的湖南小妹端上一碗鸡蛋面，正欲品尝，忽然被一群卖纪念品的小贩围了起来宣传他们的手链、摆设、玩具等等。
同行的老吴是我在下火车时刚认识的，人颇诚恳，挑了一只黑漆漆的号称碧玺的手链，感觉蛮好。
可惜第二天发现掉色，里面竟然是玻璃球，遂大呼上当，并痛斥中国旅游区的商贩不诚信。
我虽未上纲上线到中国的高度，没有把打击面扩大到全体商贩的想法，但总是抱定了一个宗旨，能不买就不买。
约八点一刻开始登山。
衡山的盘山公路修得很好，可以并排走两辆中巴，据说是直达祝融峰。
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路上的中巴车与私家车一辆接一辆，感觉像是去赶集。
幸好古代登山的小路还在，拾阶而上，虽然“鸟鸣山不幽”（不时传来汽车鸣叫），倒也勉强体会得“青林点白云”的妙处。
没走一会儿，就看见远处的一个小山包上屹立着一个大方鼎。
细看导游图才知道叫中华万寿大鼎，五十多吨的铜家伙，立于2000年。
从名称想来，恐怕是因为寿星老儿叫南极仙翁，顾名思义，家也应当在南方。
南岳衡山刚好位于中国南部，所以凡是与“寿”有关的事情就喜欢往衡山靠了。
不知道这想法对不对，反正我对现代人造景观颇无感觉，总觉得它们之中败笔极多，“胜笔”极少，因此不看也罢。
一路上行，很快看到一个小水潭，想来就是导游图中所示的华严湖了。
不过无论如何它也不像个湖，倒颇似山区人民为种地而修的水库，蓄住山雨，以抗旱情，当然和佛教的“华严胜境”就更联系不起来了。
再往前，似乎有一座小庙。
来到近前才知道就是神州祖庙，供奉着各个姓氏的老祖宗。
进门后忙寻找俺张氏的祖先，奇怪的是转了三圈也没看见，也不知是确实没有还是我需要换一副度数更深的眼镜了。
过了神州祖庙，终于体会到登山的感觉了。
踏着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踩过的石阶，穿过高低参差或耸或卧的树丛，抹去不知何时爬上鼻尖的汗珠，嗯，好久没这么活动了。
久不经考验的双腿在连续做上楼梯这样的低难度动作后开始发酸，不过倒也还不至于驻足不前。
可惜这里离山顶还远，根本领略不到七十二峰的缥缈，只能体会到闲庭信步的惬意。
大约走了两公里多山路，一座气派的建筑矗立眼前。
看介绍，原来是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建的忠烈祠。
它是仿照南京中山陵而建，气度恢宏，庄严肃穆。
很惭愧，里面供奉的很多将领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说，这实在令我汗颜，颇有一种数典忘祖的感觉。
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其中有名有姓的将领阵亡时大多三四十岁，正当壮年，这尤其令人悲痛。
如此多的英雄为中华的存亡而牺牲，实在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壮的光荣。
然而这些当年也曾叱诧一时的名字，竟然在数十年后就大多不为人知，实在又是中国人的一种无奈的悲哀。
想想看，日本人居然把战犯的名字供入靖国神社，年年参拜，搞得尽人皆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忠烈祠年年大搞反军国主义活动，大规模祭奠众烈士，以使英灵之名永著，自强之音永显
凝立烈士灵前，思前想后，心潮澎湃。
特作诗三首，以表仰慕之情。
《登南岳忠烈祠》（之一）三省沉沦寇破关，芦沟萧瑟晓月残。
岂容日虏窥神器，骠骑倥偬敌胆寒。
（之二）逐寇中华遍西东，笑餐虏肉自纵横。
神州山水多奇秀，原是英雄血养成。
（之三）血雨腥风袭神州，江山含泪草木愁。
黄金台上闻胡舞，夫子庙前泣血流。
嫖姚不作身后计，将帅岂为稻梁谋
八载功毕千秋业，男儿本不虑封侯。
边吟边行之间，我们已经发现小道边的或隐或现的奇石上刻着一些词句，多是古人吟咏南岳的诗文。
想来这就是穿岩石林了。
这段上行的山路较长，人们走到这儿大都有点喘。
在这里设个诗林，供大家边歇脚边欣赏倒也是个不错的安排。
不过走得兴起，也顾不得歇脚赏诗，我们一鼓作气来到了半山亭。
半山亭，顾名思义，那是到了祝融峰的一半了。
这里有两条路，一条直上祝融峰；另一条通向西面南台寺等几个景点。
看时间刚刚十一点，又感觉不到饿，因此决定先向西行。
向西的这段路是下山，走起来颇有轻松的感觉。
我们很快经过了在被毁原址上重建的玄都观，人造新景观麻姑仙境等等。
说句实话，实在是乏善可陈。
其实在这种自然风景区，现代人造新景观实在是越少越好。
再往前的五公里景区内分布着磨镜台、福严寺、南台寺等几个景观。
别看它们或是只剩几块顽石，或是建筑物残存破旧，但在中国的佛教史上可是大名鼎鼎的胜地。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其传播的中心与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一起一直在北方，至唐宋之际达到极盛。
在唐朝，佛教八大宗派交相辉映。
特别是禅宗，自从六祖慧能大师在广东曹溪（今韶关）开坛布道后，门下弟子中名师辈出。
后来这些人各立宗派，并大多在湖南、江西活动，故而被称为南宗禅。
南宗禅对后来的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
其中一派学说更是远渡重洋传到了日本，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南岳衡山以地利之便，适宜修行，深得禅门僧众的垂青，因此留下了众多的遗迹。
禅宗大师怀让的墓就在磨镜台。
对禅宗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禅宗在传到六祖慧能大师后，再没有确立一位能得到一致认可的七祖。
但是怀让作为慧能大师的弟子，却被后世许多僧众尊称为禅宗七祖，可见其在佛教中的历史地位。
怀让大师在南岳修行时，一天看见一个年轻和尚连日里在一动不动的坐禅，苦心修炼，于是就拿了一块石砖，一天到晚在这个年轻和尚的身边磨。
磨了几天后，年轻和尚忍不住问：“这位师傅，你不停地磨石头做什么
”怀让回答说：“做镜子。
”年轻和尚笑道：“石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
”怀让反问：“你在这里坐着不动是干什么
”年轻和尚回答：“我坐禅是为了修炼成佛啊。
”怀让接口道：“磨石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年轻和尚闻言顿有感悟，于是追随怀让修行，终于也取得了大成就。
他就是佛教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马祖道一禅师。
这也就是磨镜台这一名字的由来。
由这件事看来，怀让大师是个极其高明的教育家，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就是嘛，成佛是目的，坐禅只是手段。
把全部精力放在如何坐禅上，以为天天坐在那就能成佛，那可是本末倒置了。
更何况究竟什么是佛
光靠坐禅能成佛么
千古不变的问题，芸芸众生如我辈却又有谁能答得出呢
还是《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希迁和尚曾经大阐佛法的南台寺，慧思大师曾经普度众生的福严寺也都在不远处。
可见当时禅宗在南方的盛行。
在福严寺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述着彭玉麟曾经在此隐居。
彭玉麟是晚清太平天国时期湘军名将，是水军的首席指挥官。
他功成身退隐居在此，实在是选了个好地方。
想想湖南在近代中国确实是人杰地灵。
衡山以七十二峰的缥缈奇幻著称，而三湘大地的儿女就像这七十二峰般多姿多彩。
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到黄兴、、刘少奇，领百年中国之风骚，实无出其右者。
然而英杰已成千古，功名本是黄梁。
功成名就而又能悠游于林泉之间如彭玉麟者，实在要有大福气才行。
不知这是不是他当年要隐居在这禅门大德弘法之处的原因。
胡思乱想间得诗一首：《过衡岳磨镜台》寻径秋山隅，古寺沐禅风。
汉草妆晨霭，唐松恋晚钟。
人情有南北，佛法无西东。
出入娑婆界，空色一心同。
双腿虽然好使，肠胃早已不堪。
回到半山亭已经下午两点，忙找了个小饭馆进餐。
佛家讲究过午不食。
我等凡夫俗子一顿不吃也受不了。
不但要食，而且还不得不大食特食。
我和老吴边吃边定下大计：下午直上南天门住宿，明早登顶祝融峰。
水足饭饱，拖着已经疲惫的双腿，我们于下午三时开始了至今仍感觉有透支体力之嫌的征程。
从半山亭向上，古道渐陡。
午后的太阳威力越来越小，走在树木掩映的小道上，山风扑面，寒意陡生。
几里山路下来，汗水已经顺着脸颊流淌，似乎是在告诉我们，祝融火神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
小路上间或出现几个景点，如竹林道院、铁佛寺等，大多是几间破旧的房子。
虽没什么意思，但正好让我等登山者歇歇脚、喘喘气。
不过有一处不能不提，那就是邺侯书院。
此处原是在唐朝被授爵邺侯的李泌在衡山隐居读书的旧址，所以建造了这座书院来纪念他。
李泌是中国历史上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他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自幼熟读经史，精通佛老。
据《新唐书》记载，他七岁时就因为在唐玄宗面前对答如流而被视为神童，而且居然被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呼为“小友”，也就是以朋友看待。
他长大后做官，因为受到杨国忠的排挤而隐居嵩山。
安史之乱时，由于早年和唐玄宗的太子，后来的唐肃宗是老朋友，因此得到重用。
唐肃宗几乎什么事都要请教这位李泌，但是他拒绝做官，常常穿着一件白衣服跟在唐肃宗左右出谋划策。
后来又受到排挤，于是他主动辞官，到衡山读书隐居。
到了唐肃宗的儿子唐代宗即位后，又把他招回来做宰相，手握大权，直到六十八岁寿终正寝。
之所以说这个人有意思，是因为他几乎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是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为帝王师—> 治国平天下—> 功成身退—> 寿终正寝—> 千古留名。
当然，单以退隐而论，李泌似乎被逼退的成分较大，属于名哲保身，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屡次退而复回。
这点不如汉朝的张良，虽然也是为了避开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名哲保身的成分，但毕竟是主动退，不后悔，一去不回头。
不过从一生的际遇来看，能达到李泌这种程度的，中国两千多年来也没几个人。
不信我们可以大致统计一下。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绝大多数连上面说的第一关与第二关也过不去，根本没机会入仕当官。
即使好不容易谋个一官半职，大多数也不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生不逢时、碌碌无为。
真正能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梦想，有功可表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
人一作出些成绩，想到要功成身退，那实在是凤毛麟角。
不过退不退属于个人发展的选择，不必苛求。
但是不论退不退，能做到寿终正寝却不容易。
很多作出功业的士大夫晚节不保。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
相当一部分属于第一类：自甘堕落型。
他们往往因为贪污受贿、卖官弼爵而被杀。
这还不算可惜。
但是剩下为数不多的又往往成为第二类：政治牺牲型。
因为参与宫廷斗争或彼此互相倾轧而成了政治牺牲品。
过筛子般剩下的应当是既有功劳又清廉，而且还不争名夺利的贤良了，但是一不留神还是要被皇帝砍头抄家。
为什么
这就属于第三类：不得不死型。
基本是因为过于正直而惹怒了皇帝老儿；或者功高震主，让皇帝老儿紧张得睡不好觉。
这么七杀八砍，还能有几个作出功业的士大夫做到寿终正寝
要再做到千古留名就更高难了。
这番议论可不是危言耸听。
魏征有功有名吧
死后被李世民扒了坟。
张居正功高爵显吧
死后不但也被万历皇帝扒了坟，而且万历还要发动全国进行大批判，希望从精神上彻底消灭之。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真不容易。
要想做到李泌那样，实在是难。
所以他们一辈子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不但自己努力，还要求后代儿孙也朝这个方向努力。
说了这么多，总能看出李泌确实了不起吧。
他可以算是高手中的高手，能进就进；不能进就先退，不和别人较劲，不挡别人的路。
等这阵风过了，或等你老兄出事了，我再伺机回来，于是乎永远屹立不倒。
当然这也要看个人的条件。
一来要有真才实学，能驾驭得了局势；二来要留心人脉。
李泌老兄和唐肃宗在年轻时可是有过交情的。
所以欧阳修在《新唐书》里评价李泌“谋事近忠，轻离近高，自全近智”，可谓中肯。
在邺侯读书处喘足了气，我们又继续上行。
一路上听到盘山而上的中巴的喇叭声，颇有心拦乘一辆，但想到切不可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咬牙忍住。
上到南天门时，已经汗透重衣了，看时间刚好五点。
在南天门宾馆安排好住宿，我本想倒下歇歇，不料老吴精神抖擞，竟欲一鼓作气直上祝融峰。
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也准备试一下自己的体力到底如何。
不过把背包扔在宾馆后，身体轻松了许多，走起来轻快了不少。
大约一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祝融峰顶上的大庙。
说是看到，其实是先听到。
震天的爆竹声无疑是在宣告祝融火神的存在了。
祝融大帝的神像稳稳地端坐在这海拔1290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峰顶的神庙里，在弥漫的烟幕中接受着善男信女们的顶礼膜拜。
我们合什恭敬一番，然后赶忙退出了摩肩接踵的人群。
在峰顶随处走走，只见气象果然不同。
此时已是日落时分，七十二峰连绵无尽，在太阳的最后几缕光芒中不停变幻着身影。
近处的几座山峰苍翠掩映。
摇头晃脑的树木疏懒地享受着日光的轻抚。
远处的山峰拉来花布般的岚气挡在身前，时不时露一下迷人的笑脸。
最美莫过于极目所在的峰峦，头枕着瑰丽的云缎，惬意悠闲。
都说衡山的日出美，依我看日落也蛮不错的。
在谋杀了我们的大量胶片后，太阳终于不情愿地被大地挡住了。
宋人有诗云：“一半秋山带夕阳”，想来境界不过如此。
回到宾馆，胡乱填饱了肚子，终于能洗个澡。
不料山上热水紧张，晚上又冷，因此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冲了一下就倒头酣睡了。
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惊醒。
朦胧中听见店老板那粗辣的嗓音：“看日出了
”啊
已经早晨了
挣扎中看了一下时间，凌晨五点，可我感觉像是刚躺下，连梦还没来得及做。
无奈之下赶忙迅速收拾停当，我们夹杂在浩浩荡荡的看日出大军中，搭了个车，重上祝融峰。
站在峰顶，借着香炉里爆竹轰鸣中迸射出的火光，看见时间刚刚五点半。
四下里的黑色渐渐褪去。
昨天傍晚见过的那些幸运的山峰，不用似我这般早起，逐渐露出了轮廓。
山顶风很大，我只好蹦来跳去以抵寒意。
倏忽间，一道水平的长线划破了漆黑，劈开了天地，吸走了峰顶上所有人的目光。
在大家的注视中，天空越来越亮，朝霞灿灿然地爬上了天边。
伴随着一朵朵镀上金似的云悄然的显露，天近乎大亮了。
正当人们以为由于云多而没有看到日出时，一道火红的眉毛忽然从云朵中探了出来，谨慎地扫看了一下，然后把身上丝织般的云衫一根一根地抽去。
伴着人们的大呼小叫和爆竹的轰鸣，露出半个身子的太阳丝毫不像平日里那么刺眼，任凭人们直勾勾地盯，目瞪口呆地望。
大概是对人们最热情地捧场满意了吧，它终于甩去了身前的长袍，完全迈上了山巅。
一时间，凛冽的山风变得些许柔和，复苏的群峰抛起了沁人的雾霭。
移步下山，气爽神清，深感此行不虚，故成诗留念：《衡岳》信步秋山意自闲，清风送我上南天。
香飘壑底岚作水，雾聚天边云化山。
莺依寂草士思隐，鹤舞萧竹僧忘禅。
洞天难留名利客，不问世事懒作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