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评价知青上山下乡，“青春无悔”难道错了么
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怎样看待当年这一场涉及数千万青少年和几乎全国每一个家庭“的大移民”运动。
是耶，非耶，福耶，祸耶
大唱赞歌的有之，大加挞伐的有之。
说青春无悔者有之，说青春无奈者有之。
一时各执一词，争执不休，莫衷一是。
其实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争头。
取决你从哪个角度甚么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如从历史角度来看，从国家层面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能说是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浩劫收拾烂摊子的无奈之举，是一重大失误，是难以得到正面评价的，是不值得歌颂的。
如果从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自身来讲，如何来回顾和总结这一段人生，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青春无悔一说，道出了大多数知青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的复杂情感。
当下，一些所谓的“公知”，“精英”，借从整体方向上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由，全面否定广大知青的人生道路，否定他们的忍辱负重，艰苦奋斗。
他们以一付伪贵族似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广大知青的自我人生评价冷嘲热讽,什么“空洞虚假”，什么“强颜欢笑”，甚至用十分下流的语言来亵渎广大知青和命运抗争，在逆境中奋斗的成果。
更令人鄙夷和不齿的是，这些伪贵族伪精英在渲染广大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苦难”的同时，却完全漠视同一时期处在更痛苦更贫穷的数以亿计的淳朴善良的农民的存在，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城市人金贵，广大农村尤其是偏僻山乡的人命中注定该受苦受穷。
这种态度和价值观是不能容忍的，也是我们城市老知青朋友自身都不会认同和接受的。
这一点在我所接触到的大批知青朋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和插队山乡的父老乡亲们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年年去看望他们，他们也像亲人一样地接待你们，乡亲行遇到灾难，他们也感同身受，解囊相助。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至于那位老人家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说，可以分析讨论，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那些精英们把它反向解读为愚昧和野蛮教育开化和文明，这种说法，我们的老知青同学们自已能接受吗
现今广大农村乡亲同胞能够接受吗，对知青价自身来讲，上山下乡这段经历真是毫无价值的吗
就算是充满苦难和辛酸，难道真是不值得追忆的吗
就算往事不堪回首，也得回首
而且他们现在以积极和阳光的心态来回顾这一段历史，说一句“青春无悔”，又有什么不可以
难道要让他们永远生活在怨恨，泪水和痛苦回忆的阴影中吗
难道硬要重新扒开他们好不容易才愈合的心灵的伤口，还要向上面撒一把盐，你们这些“公知”，“精英”才感到快感吗
以上所见，失之偏颇之处，望众友指教。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感想
下乡四十周年时写的诗：那天-写给1969年9月9日那天，我刚过15岁半。
出发时，把鲜红的毛主席像章，庄重地挂在胸前。
意气风发的兵团战士，走上反修最前线。
那天，怕母亲伤感，没让她送我到车站。
她的微笑依然美丽而平静，坚毅和力量注入到我的心田。
那天，父亲也没能送我，在他下放的村里挨批判。
但他的话，却在我心里回响：“记住，你是共产党员的儿子，革命队伍的年轻一员。
”那天，只有小妹最高兴，追着鼓号队，满操场转。
也许她在想：学一个漂亮的舞姿，晚上演给哥哥看。
那天，云高，风爽，天蓝。
大客车缓缓驶进专列站台，红旗猎猎，锣鼓喧天。
车窗塞满了挥别的手臂，道别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时辰已到，汽笛拉响，车轮缓缓。
骤然间，哭声大作，动地，震天
那是上千人的心声啊，不
那是几亿国人的心声，令山河动容，令日月黯淡。
……那天，我没有哭。
至今也说不清为什么，应该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那天，夜色漫漫。
车窗外，划动着广阔的东北原野；车厢里，酣睡着一群花季少年。
泪珠还挂在女孩儿苹果般的脸上，男孩儿的梦里，憧憬着与敌军坦克的酣战。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青春将挥洒在漠漠荒原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一生将注定与坎坷相伴。
他们就是空前且绝后的“知青”一代；他们将书写壮丽而凄美的历史长卷。
哦。
那天，是我人生的起点；那天，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有怎样的启示
要考查知青上山下乡的由来问题，首先要定义好知青二字。
文革以来直至今天，人们一般口语中常说的“知青”一词的含义和潜意识里的概念是：文革后毕业的、属于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或农垦、兵团等地方去的务农人员的统称；其时间跨度大致为1967年~1979年之间。
而从广义的角度上讲，“知青”的范围应该还包括文革前下放的、支边的、到农垦的知青，过去有人把这部分人称之为“老知青”。
另外，也有少数人把原属农村户口的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毕业生，含糊地叫做知青的，比较准确的理解应为“社青”，或“回乡青年”为好。
因为，共和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离开城镇，到农村去就的现象，众所周知，在文革前早已经存在。
那么，知识青年倒底是从什么年代开始上山下乡的
以及倒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出现的
从最近刊登的冯都同志的一篇文章找到了些答案。
冯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苏联”。
冯都同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由于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经济不景气，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
对此，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
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的首肯。
1955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萝北县大荒原上举行了垦荒仪式，在白桦林中支帐篷。
半个月后，他们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知道后，考虑再三，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淮北的条件太差，还是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与上海接近，吃的也是大米饭。
’于是上海挑选了96名男女共青团员和青年，由一名副市长亲自送到江西德安县的九仙岭下。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可以与冯文相佐证的有：1955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下面是该批件相关内容的节录：这一大批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互助合作、农业生产上，已显露出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和后备力量。
社会舆论对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也开始表示欢迎，说“毛主席的办法对”。
组织高小毕业生担任一定的，不但是农村中进行各项活动的需要，而且可以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有助于促使他们安于农村生活，热爱农业劳动。
事实上，当前高小毕业生在农村大众文化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上是最活跃的。
各地冬学和常年民校的教师中，高小毕业生一般均占三分之二以上。
有许多毕业生在农村图书室、俱乐部、业余剧团等组织中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有些几年来听不到歌声的地方，现在红火起来了。
老年人说：‘这才像个办社会主义的样子
’在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统购统销、征集兵员中，许多高小毕业生都积极地进行学习和宣传。
不少地方办广播筒、黑板报和搞读报组的工作，简直被他们‘包干’了。
他们确是一支农村的文化大军。
我们和各地同志研究，在时期中留乡的高小毕业生将达一千几百万人，如果我们能组织他们每个人平均在三年之中扫除十个文盲，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
目前主要是要把这些工作进一步有计划地大量地组织起来，积极地给以领导和支持。
又如河南郾城县有一个区的联合诊所曾为该区每个合作社训练了一名卫生员，在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
各级团组织只要多加注意，在这方面可作的事情是很多的。
根据以上的材料和目前可查证的资料都可以证实：共和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始于1955年8月。
当年的第一批知青就是当年北京的60名青年，率先组织了志愿垦荒队，直奔赴北大荒的萝北县，并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人。
他们在萝北县大荒原上还举行了庄重的垦荒仪式。
另外，在出发前的八月三十日，胡耀邦同志曾把一面“北京市志愿恳荒队”的锦旗授给了这个志愿垦荒队。
（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同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1955年9月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专题，报道了这个乡的事。
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注意：这里的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并不是今天我们平常表达上的真正意义上“知青”，他们原就是农村户口，没有选择在城市就业，而是回乡参加，一如人们常说的“社青”。
这是第一次对知青问题所作的“最高指示”，在这个最高指示中并没有严格区分知青和社青的问题，起码与后来在文革中发出的最高指示含义有行不同。
虽然在68年的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也把这条最高指示提了出来，并进行了大肆的宣传鼓动，成为知青到农村去的动力源泉之一。
后来，陆续有“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 二分析以上这些材料，可以初步说明下面几点：1）、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的封锁；以及缺乏对治理一个有着近六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经验，向苏联“一面倒”，一切向苏联学习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所以，当年组织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向苏联学习的，或者说是受苏联的启发而实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2）、在组织、促进、实施、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未名曾在《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一文中写道：“之后，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共青团的宣传媒体、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3）、当时的共和国刚从连年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工业、手工业、商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城市的就业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面对每年大量毕业的高小生、初中生，要全部解决他们的就业，的确是勉为其难。
而动员暂时不能就业的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不失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4）、知青上山下乡初期的目的。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固然有解决城市就业难题的一面，或者是说解决当时的“粮食短缺困难”问题，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时的决策者急于要加快改变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解决农村缺少文化的现实问题，争取“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
”（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也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5）、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员，总体上来说是维持在当年中的一个较小的数量级，更多的从小学、中学里毕业出来的青年学生则是参军入伍，或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或就业在工矿、手工业领域、商业等各种渠道中。
所以，当年即使已到了农村去的知青，在生活上有困难，或有问题，也只能是点上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与文革中老三届学生全部下放，以及后来连续几年大规模的下放青年学生，数量达到了上千万人之上，所能产生的社会性问题暴发出来的能量和复盖面，远远所不能比拟的。
6）、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随着“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起，尤其是大炼钢铁运动的开展而暂时堰旗息鼓。
当时甚至出现了农村户口人员重进城的现象。
直到三年自然灾害，中央对经济政策作出了果断而大刀阔斧的调正后，才又出现了一个工厂工人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高潮。
关于五十年代和文革后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多少年后的1981年，国务院的知青办有一个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看法，主要内容为：“十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
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注：摘自未名《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这个总结基本上符合客观事实，也比较公允。
请注意文中的说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说到了事情的点子上，并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年知青也发过牢骚，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岂不更好
“指导思想偏了”，能带来后面的工作正确
文革后开始的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特错之事物
遗憾的是，这个经验教训让国家花了巨额的资金，知青们则是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代价才换来
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语录
，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