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公司法心得体会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
创新和改善宏观调控，经济实力持续跃升，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2013—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城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在年均上涨1.9%的较低水平。
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主动引导和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服务业现价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6%。
2013—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7%，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12.7%。
5年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5.9个百分点。
新的区域增长极、增长带逐步形成，对全国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日益突出。
新动能成长实现新突破。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商事制度改革推动新主体快速增加，各类市场主体总量5年增加70%以上。
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
新模式、新业态方兴未艾。
我国创新指数名列全球第二十二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首位。
对外开放形成新格局。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共赢多赢的合作新局面正在形成。
201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规模有望重回世界首位，服务进出口规模继续位居世界前列。
双向投资达到新水平，吸收外资质量提高。
一批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落地。
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话语权不断提升。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改善生态环境，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5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9%，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
2017年完成造林面积736万公顷，全国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6万平方公里，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20.8%。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城市空气状况趋于好转。
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人民群众更多分享到改革发展成果。
5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4%，快于经济增速。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下降0.17。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6853万，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
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社会条件。
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不仅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而且有它的内在逻辑性，即从怎么看到怎么干的深化，“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来源 一是源于我国长期的改革发展经验。
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内在逻辑就是不断地打破供给侧的制度藩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激发大众的创造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改革推进。
改革速度快时，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就会加快，特别是在遇到发展困难时，深化改革便能化“危机”为“机遇”。
从农村农业改革，到国企改革、价格改革，再到全方位的开放，到近几年的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都大大激发了社会和市场的活力。
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
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坚持这条经验，才能掌握战略主动权。
也就是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实行主动出击战略。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提出，也借鉴了国外的理论和思潮。
不能否认美国上世纪80年代供应学派、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特别是供给学派提出的放松管制、减税等建议，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1978年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必须继续“拆墙”，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理性预期等理论，对我们也有很大启示，解决中长期的经济难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着力破除供给端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供给体制，建立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
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还具有明显的倒逼原因。
今天我们遇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大坎”，阻力、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
“倒逼”是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外实践表明，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或制度创新，都是“逼出来的”。
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正在倒逼我们做出重大的决策，如经济运行出现了“四降一升”问题，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经济结构问题特别是创新能力问题成了新发展阶段决胜的关键因素。
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再次“化危为机”。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十三五”决胜阶段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
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
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
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
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
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
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
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
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
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
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
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
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
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
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
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
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
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
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
2o15年政务大厅窗口工商个人工作总结
今年来，工商局注册分局以打造“依法、高效、便民”和“一流质量、一流服务、一流形象”的工商服务窗口为目标，积极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不断加强窗口建设，得到了办事企业、群众及市委、市政府的好评和肯定。
现将今年工作总结如下：一、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一）积极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点则在制度的具体落实，而这个改革的任务就主要落脚点是在注册分局。
今年商事登记改革这重了这几个方面的建设：一是着重完善商事登记信息共享及监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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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着重构建商事主体信用约束体系。
我市根据商事登记信息共享及监管平台产生的商事主体信息大数据库，开发建设了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立经营异常名录管理、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管理、违法信息披露制度，并通过互联网畅通公众查询，形成了市场主体自律和公众监督相结合的信用体系。
目前，我市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共归集全市商事主体登记类、资质类、监管类信息32.66万条，累计访问量达1.22万人次。
三是着重推进后续监管方式改革。
按照依法行政、责权对应、多方联动、协调统一的原则，大部分市直部门根据自身职责建立完善了后续监管办法，明确了信息领取、行政审批、实地监管、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的期限或措施等内容。
各监管执法部门依托商事登记信息共享及监管平台，实现部门间信息的互通交流和有效统筹，形成协同监管和联动执法机制，正逐步实现对市场经营主体的全方位、无缝隙监管。
（二）深入推进“三证合一”登记管理改革。
自去年开发建设了“三证合一”登记网上并联审批系统软件， 2014年12月1日在市本级起正式实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实现了“专窗受理、同步审批、限时办结、统一发照”，市民一次性提交包含办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印章刻制所需的全部材料后，5天内就可到专窗领取加载有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号、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号的工商营业执照和企业印章。
今年重点推进在全市12个县市区及出品加工区、经济开发区的“三证合一”发证工作，不断修正完善“三证合一”网上登记系统，经过技术培训、工作协调会，目前“三证合一”工作已经顺利运转。
“三证合一”的主要推动部门即注册分局，注册分局承担了之前国税、地税、质监等三个部门的初审和录入资料工作，工作量较之前增加了4倍之多，面对工作任务，注册分局做到工作量增加，效率提高，全部办件保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截至*，全市办理各类企业“三证合一”设立登记*件，其中市本级*家。
（三）持续提升注册窗口服务水平。
一是坚持做到“四个一”建设。
实行“一个窗口”审批，特别“三证合一”改革，将国税、地税、质监三个部门的办证业务整合，实行“一站式”审批，实行了完全意义的“一个窗口许可”、“一个窗口出件”。
实行“一支队伍”服务。
把一批责任心强、服务意识好的同志选调到窗口业务办公室工作，2015年新增2个人，配足配强窗口工作人员。
实行“一套机制”管理。
制定了《窗口工作人员行为举止规范》、《首办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度》、《窗口业务办公室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实行“一个标准”办事。
推进窗口服务标准化，，特别是今年要求窗口人员在审核资料的时候严格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用纸质材料告知办事企业存在哪些问题，有效推进窗口服务标准化。
二是不断提高办事效率。
，企业在工商部门的办事时间比过去缩短了70%以上，办理企业登记由以前的15天，缩短到5天，提速3倍。
2015年，市工商局驻市政务中心窗口共办理新设立企业*家，换照*家，办理变更登记*家，注销企业*家，核准企业名称*件，回复群众咨询*余人次，没有发生一起因办错件等问题被投诉的的情况，也没有发生一起被纪委明查暗访通报批评的情况。
三是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今年来，办理 件。
积极参与了市的金融企业体系建设，受到市人民政府，市金融证券办和金融企业的广泛赞誉和表扬。
积极帮扶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上半年共办理“个转企”登记 家。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市工商局注册分局将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不断提高服务效能,加强窗口建设为郴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优良的政务环境。
（一）继续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着力简化市场准入门槛一是继续做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贯彻落实工作。
继续贯彻落实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各项文件，抓好商事信息平台的建设实施工作。
为全省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提供好的经验和做法。
二是全力推进市场准入“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实施“三证合一”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创业准入门槛，有利于方便老百姓办事，有利于提高审批效率。
省里把我市列为“三证合一”改革试点，我局要切实提高认识，举全局之力把这项改革抓紧抓出成效。
（二）优化企业登记窗口服务，着力提高登记服务效能 一是完善企业登记窗口服务制度。
进一步完善企业注册登记窗口服务制度，认真落实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
二是规范企业登记窗口服务内容。
认真落实省局企业注册局制定的《企业登记注册窗口群众满意服务标准》，企业登记注册窗口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公开透明、文明服务、热情服务、高效廉洁的原则，实现工作制度化、程序化、标准化、规范化，把窗口建设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展示工商良好形象、人民群众满意的窗口。
三是改进企业登记窗口工作作风。
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进一步找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在注册大厅设置意见箱，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直接的问题，及时整改，务求在登记窗口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等方面有明显提升。
四是严格规范企业登记注册行为。
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理企业登记注册。
切实做到严格规范登记注册，提升登记注册工作水平。
（三）加强基础建设和队伍建设，努力建设高素质的企业登记干部队伍 一是加强人员培训。
组织企业登记干部学习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出台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分期、分批举办培训班，切实掌握改革各项措施和要求。
二是加强基层联系指导制度。
健全企业登记基层联系点制度，切实采取措施加强与企业登记联系点的沟通联系，以便收集工作情况，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三是加强作风建设、廉政建设。
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建设高素质企业登记干部队伍。
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进一步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力度，切实做到廉洁从政市政务中心工商局窗口2015年08月1日
对就业政策4.0的看法。
1500字
一是着力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坚决推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先照后证”、“一址多照”，实行“一个窗口”受理、网上并联审批，大幅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二是积极打造创业创新公共平台。
运用市场机制，建设面向各类创业创新群体的众创空间，重点推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留学人员创业园、回归创业基地、创业见习实训基地等，并给予场租、水电费、宽带网络、公共软件等补贴，形成市场主导、政府积极支持的创业生态系统。
三是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
积极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发展，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支持创业活动，壮大创业投资规模，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四是大力发展创业担保贷款。
将贷款对象由国家规定的“五类人员”，拓展到在我省依法开办个体工商户，自主、合伙经营及创办小微企业的各类城乡劳动者，贷款额度为个人最高10万元、合伙最高50万元，在贷款期限内给予全额财政贴息。
五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对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退役士兵等符合条件人员创业，在3年内以每户每年9600元为限额按规定扣减税，在国家标准基础上上浮了20%。
创业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可在3年内以每人每年5200元为限额按规定扣减税，在国家标准基础上上浮了30%。
强化小微企业暂免征收营业税、减半征收所得税等税费优惠政策的落实。
六是鼓励和支持网络创业。
适应“互联网+”创业趋势，为推动我省网络创业蓬勃发展，对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网络商户创业者，可认定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及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扶持政策，其中在网络平台实名注册、稳定经营、信誉良好的网络商户创业者，可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
七是鼓励大学生在湖北创新创业。
毕业3年内大学生创业，可在创业地申请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毕业5年内和在校大学生，在经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可享受每年最高1.8万元的场租水电费补贴。
港澳台籍、留学回国和外省籍大学生在湖北创业可同等享受我省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
八是促进科研人员创新创业。
对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的，经原单位同意并签订合同，可在5年内保留人事关系，与原单位在岗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充分释放科技人员创业潜力。
九是鼓励农村劳动者创业。
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欢迎返乡就业。
整合创建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
十是项目化推进各类群体创业。
实施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按规定给予2万元至20万元的无偿扶持，创业项目在创业地申请，不受户籍、生源地限制。
实施大学生科技创业专项、残疾人就业创业计划、农民工回归创业工程，以及民间技能传承创业、农家乐创业、妇女“巾帼创业”等创业扶持项目。
十一是扶持失业人员和低保家庭成员创业。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创业的，可一次性领取应享受期限的失业保险金。
实行积极就业创业家庭低保渐退制度，对自主就业创业的低保对象，在核算家庭收入时，可以扣减必要的就业创业成本。
十二是积极营造大众创业创新氛围。
开展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举办“创业湖北”创业大赛、“创业湖北”大讲堂、创业沙龙、创业赶集会等活动，营造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时代风尚，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良好环境。
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一是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继续把高校毕业生摆在就业工作首位。
政府购买一批基层岗位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统筹实施“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项目。
对小微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给予1年社会保险补贴。
对就业见习基地开展大学生就业见习，按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就业见习补贴。
对城乡低保家庭、获得国家助学贷款以及属于社会孤儿、烈属、残疾人的毕业年度内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毕业生，给予每人8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
将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拓展到技师学院和职业院校毕业生。
鼓励和支持更多青年大学生在鄂就业创业，推动我省人才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二是强化困难人员就业援助。
加强实名制动态管理和分类帮扶，重点做好零就业家庭和低保家庭成员、残疾人、大龄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援助工作，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政策，确保零就业家庭和低保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
三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清理和废止各项就业歧视性规定。
四是扶持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一是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
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
将城镇新增就业、调查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指标。
实施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带动就业评估制度，建立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影响评价机制，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二是着力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
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发展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及人力资源服务业，以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业增收，落实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税收政策，对小微企业新招用劳动者按规定给予支持。
三是实行积极的失业保险政策。
全面落实失业保险费率调整政策，失业保险费率统一由3%降至2%。
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对没有人员失业、依法参保缴费的用人单位，给予不超过上年度失业保险缴费额50%的稳岗补贴。
各地可按规定将部分失业保险基金安排用作创业担保贷款基金，扩大创业担保贷款规模。
提升就业创业服务水平一是提升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信息化水平。
全面建成“湖北公共招聘网”和“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力争到2016年基本实现就业管理和就业服务工作全程信息化。
二是加强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广泛开展“培训鉴定进企业、进校园、进园区”活动，运用政府购买培训成果的方式，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创业培训补贴。
大力支持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
三是优化失业登记和统计监测。
将《就业失业登记证》调整为《就业创业证》，免费发放，促进劳动者享受就业创业公共服务和扶持政策。
建立完善城镇新增就业、调查失业率统计制度，建立创业工作统计指标。
四是促进就业公平。
用人单位招聘中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
实行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招聘信息、招聘过程和招聘结果要全面公开，报名时间和拟聘人员公示期均不得少于7天。
完善就业创业工作机制一是强化组织领导。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就业创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建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就业创业工作合力。
建立就业信息和税收、户籍、工商、社保等信息的交换协查机制，促进政策落实。
二是保障资金投入。
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合理安排就业相关资金，确保各项就业创业政策落实。
三是落实目标责任。
将就业创业工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考核和县域经济考核的重要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内容，并层层分解，督促落实。
取消政策落实中不必要、不合理的办理手续和证明材料，建立部门联评联审、并行审查机制，简化办事流程，明确办理时限，提高服务效率，解决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释义的读后感
学习民法的心得体会一、对民法的一些认识。
法律是社会的调节器。
任何部门法皆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调整为使命，民法也不例外。
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因，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就是人格和身份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
财产关系就是大陆法系的“物权”就是以财产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
民法的调整方法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
民法调整在于恢复正常的民事关系。
民法的性质。
首先民法为权利法，其次，民法为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人社会的宪法。
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民事活动是日常的社会生活，民事社会活动在民法的范围内活动。
而民事活动超出了它的范围才与行政法和刑法发生关系。
民事活动是最基本的市民社会的活动，可以说民法具有领先性。
民法是私人社会的法，是民间社会的法非权力社会的法，是完全平等的法，是调整民事社会的法。
它保护的是私权。
因此我认为民法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
二、学习民法的心得。
学习民法不能只看法条，即使是把《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都背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民法重要的是在对法条记忆的基础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即要联系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的理解。
学民法，要多做练习，对实际上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这种途径去理解法条，也就是说在对法条有充足的理解基础上，再去记忆。
三、民法的展望展望民法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法本身来看法，二是从法外来看法。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民法会怎样发展?能否如前面所讲，把市民社会放到核心的地位，把权利本位、私法自治突出来，深入人心，这关系到中国法治化的整个进程，也关系到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从法本身的角度来展望中国民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至伦理确实有巨大的贡献，而且更多的是开启了一种民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不要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过上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
虽然这种自由状态现在还受到许多约束，但与改革以前相比已是极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从民法的制度到理念，我们更多地是从大陆法，包括从欧洲、日本的民法典以及中华民国的民法中借鉴对我们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改革有益的东西，结合国情，形成如今中国民法的基本状况。
并有了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司法、票据法等诸多民商事立法，再加上05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当今中国的民法的立法体系不断的趋于健全。
但是可能我们中国还是需要一般民法典。
法典化对于民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人治的基本原则是“临事制刑”，即事情出现了才制定法律。
而法治必须把规则预先公开。
规则一旦制定，就不光约束老百姓，同样也约束立法者和执法者，一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比“法”更大。
法典就有这样的功能：把所有的规则事先制定出来，公之于众，以此引导人们的行为，保护人们的权益。
法典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有文字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人们知道有什么制度，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
而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和自由，即依法办事，依法治国。
民法典不是单行法，也不是一般的法，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法文化的结晶，需要充分的酝酿和准备。
一方面是要加快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要对民法典的制定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这毕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完全有理由相信，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中国也能搞出一部比较好的民法典。
民法体系化的意义在何?谈谈你对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认识和看法.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 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
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 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 。
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 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
可以说，民法典体 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
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
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 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 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
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
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 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 王泽鉴：《民法总则》，2001年版，第22页。
)而首先确立居于民 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 层次分明、构造严谨。
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 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 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 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 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 》，2001年版，第22页。
)例如，现代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 主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
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 全。
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
例如，总则中 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 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
因此，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 的各种价值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 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 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由于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 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这就使 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 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 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在民 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
这个体系构建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 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的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 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
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握体系化的民事法 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才 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
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 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 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此体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注：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 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 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 ”，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
(注：黄茂荣： ，2001年版，第471页。
)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 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 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有所发展。
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 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
世 易时移，变法宜矣。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构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 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构建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
2002年12月22日 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 ：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对 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 当被纳入民法典。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 ，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
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 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各种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 变动，如果将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确实需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 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民法典不是无所不 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编纂民法典绝非意味着将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 尽可能的纳入到民法典中。
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
所以建立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 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
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 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 种民事关系。
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
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 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 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 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 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
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 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
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
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
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 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 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 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 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 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
例如，德 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 ，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 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 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
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 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 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 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之时，争议最大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何安排的问 题。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 。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这些法律是否都应 当都纳入民法典?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
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 的规范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实体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显然，将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难的。
与其如此，还不如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
第二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体系。
知识产权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新技术 革命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产权法中出现了一种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 的若干规则，创设出一种工业版权制度，如集成电路部图设计，即属于此种情况。
再如 ，著作权邻接权的范围正在随着传播技术的提高逐渐扩大，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都 纳入到知识产权的范畴。
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固定化，不一定适应知 识产权的发展需要。
第三，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收入民法典，会妨害民法典的体系的和谐 。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决定了其规则应当具有普 遍适用和相对抽象的特点。
而知识产权法的技术性规定较多，且变化性较大，若将此一 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 。
我认为，知识产权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
民法典对此作出规定 可以考虑采纳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 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二是共性的规 则在特别法中不好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 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
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 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 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
)也就 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 典的体系结构。
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 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 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 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
由 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 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 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
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 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
民事主体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
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
根据概念 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 构成体系。
(注：拉伦茨：，第356页。
)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 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
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 体。
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 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 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
(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
第三，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
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 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 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
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 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 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 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
(注：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四，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 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
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 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 》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
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 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 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
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 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 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 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
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 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
由于侵权行 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
另外，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 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
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 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
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 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 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
我认 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
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 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
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 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
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 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
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 。
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 属于整个社会。
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 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 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
毕竟 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
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 权。
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
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 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 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 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 交易关系。
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 定的。
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 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
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 ，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 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 ，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
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
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 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
当然，有关债权 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 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民法典之理想与现实的世纪博弈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 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
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 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 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 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则以双重标准展开。
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 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
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 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 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 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
所以在分则体 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 、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
反之，仅规 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
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 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 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
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 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
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 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四、关于人格权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
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民法是 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
我国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当然，创新 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 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
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 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 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
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
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
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
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 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 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
在 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
人格权作为民事主 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 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
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 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
如果人 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 地位。
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 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
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 识。
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 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 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 。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
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 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 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