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体育教学工作总结12篇
《小学体育教学工作总结》 小学体育教学工作总结（一）： 小学体育工作总结 学校体育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素质教育渠道之一，多年来，我校在上级领导大力支持下，认真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逐渐改善办学条件和办学思路，以增进学生健康为指导思想，以全民健身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宗旨，用心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
一、领导重视 首先，我们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条例》和《学校体育工作的政策和法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德、智、体三育并重原则，把素质教育和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当作学校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认真制定学校体育工作计划，把学校体育工作列为学校的重点工作来抓，做到有计划、有检查、有评比、有总结。
充分发挥学校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定期召开学校体育工作会议，研究讨论学校体育工作，做到议而有决，决而必行。
严格按《暂行规定》配备体育教师，开足开齐体育课，主持和指导体育教师做好学校的体育工作，关心体育教师的思想进步，业务学习和生活。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合理使用体育经费，满足教学和竞赛工作的需要。
《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读后感
[《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读后感]在一这个暑假，我在家是在闷得慌，无意中发现一本好著作，就在隔壁家的书店里，它就是这本名叫《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起初我只知道陈鹤琴是中国有名的教育家，所以才找出了有关他的这本书，谁知道它是那么得吸引着我的心，《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读后感。
陈鹤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及儿童教育专家。
他怀着热爱祖国、振兴中华民族之志，以培养民族幼苗为己任，认为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提出了“热爱儿童、了解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
他一贯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并认为“对于如花含苞，如草初萌的小孩子，我们应当用很好的教育方法去教育他，使他们体德智三育都能从小好好学起。
”经过长期的探讨实践，并提出了一套“活教育”的训育原则，体现了“活教育”理论的全新的教育观念。
他把“活教育”训育原则作为实施“活教育”德育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基本原则，在孩子品德教育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读了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的教学原则》，深受启发。
一、“做”是教学的基本原则。
陈老认为在教学活动中应特别强调儿童的“做”，所谓“做”也就是活动。
在园里的一切活动，“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
”不仅要重视儿童的动手操作，同样重视儿童积极思想品质的培养，主张“凡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一切教学，不仅仅在做上打基础，也应当在思想上做工夫。
”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认为思想就是动作，是一种内化的动作。
“好动”是儿童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没有一个儿童不好动，也没有一个儿童不喜欢自己做的，因为儿童的感觉与动作是连通的，他只要想到了或是接受了什么外来的刺激，就立刻要去做，因此，作为教师，要去了解和研究儿童好动的特点，不但不因儿童的正常活动，去责罚他，而且要给儿童充分的机会，使他多与事物、与人接触，以促使儿童身体、道德、智力的增进。
“做”，也是儿童获得练习，培养兴趣，锻炼能力的好机会。
陈鹤琴先生曾说：“儿童若自己动手，自己吃饭，可以得到肌肉运动的快感，嘴里也有着相当的滋味，即使汤勺拿不稳，饭菜装得不牢掉在桌上身上，但这是一种练习的好机会。
”的确，不让儿童“做”，儿童就得不到练习的机会，任何事情也就学不会了。
儿童做事，能够锻炼他们的能力。
另外，丰富儿童直接感性经验成为幼儿园教学的重要任务，而儿童的操作活动即“做”正是获得直接经验的最佳途径。
我们教师不应用自己的头脑代替儿童去思想，剥夺他们思考的机会，是不利于发展儿童智力的。
二、活动性与主体性是紧密相连的。
儿童在陆地上学游泳，在教室里学煮饭，都是不能成功的，教师应当给儿童相当的机会，自己动手学习，不要把现成的结果灌输给学生。
陈鹤琴先生指出了：“儿童的世界是儿童自己去探讨去发现的，他自己所求来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他自己所发现的世界才是真的世界。
”只有使儿童自己具体的和自发的参与各种活动，才能获得真实的知识，才能形成他们自己的假设，给予证实或否定。
教师应当重视引导儿童自我发现的学习，在幼儿园的教学中要注意突出幼儿的主体作用，让幼儿参与活动，做活动的主人，充分强调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教师要利用活教材、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原则。
“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这是陈鹤琴先生的教育原则之一。
实现“活教育”的重要手段，，就是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学习。
小孩子的知识是由经验得来的，所接触的环境愈广，所得的知识愈多。
儿童生活在大自然、大社会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活的环境，对儿童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
外界环境的刺激是儿童心理发展的源泉，环境对学前儿童的发展比其它年龄阶段更为重要，因为儿童最初是从环境中受到自发教育的。
所以，教师要常带幼儿走出幼儿园，到工厂、街道、田间、野外去学习。
大自然、大社会为儿童活动和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要做一个成功的教师，就要注意环境，利用环境，环境中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可以变成很好的教材，很好的教具，比如：民歌、民谣、儿歌、故事等，许多都富有教育意义。
有待于教师们做有心人，发挥想象力，随时发觉这种活教具、活教材。
从尊重儿童的愿望、兴趣、要求等身心特点出发提出了替代教学法和暗示法。
游戏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游戏，那么幼儿园的教学应该游戏化，并增加教师与儿童、儿童与儿童之间交往的机会。
要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兴趣和求知欲，必须要做到陈老提出的教学方法。
四、积极鼓励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
儿童喜欢受称赞，容易受暗示，所以对儿童消极的制裁不仅不能收到实效，而且会伤害到儿童的心灵。
所以积极的鼓励、暗示是软性的教育，虽然比较难做，但收效很大。
消极的制裁、命令是硬性的教育，很容易做，但它不彻底的、暂时的。
积极的鼓励可以增加儿童学习的兴趣，促进儿童求知欲。
积极鼓励对于培养儿童的自尊心、自信心、积极性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们教师并要注意不要对有不良行为的儿童任意申斥、挖苦、单纯的禁止，甚至体罚。
可见，“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的原则，对于儿童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
陈老提倡“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
我认为这样的相互学习，教者和被教者都会受益。
同时可以看出这种教学相长的方式具有民主性的特点。
任何教师，任何儿童随时都可能成为教者，又随时都可以成为被教者、学者。
民主性是陈老“活教育”理论的一大特色，正是当代教育理论的一个趋势。
陈鹤琴(1892—1982)，浙江上虞人。
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同年8月公费留学美国，先入霍普金斯大学，研习政治、市政、经济、地质、生物等，获文学士学位。
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受教于克伯屈、孟禄、桑戴克等，获教育硕士学位。
1919年8月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讲授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等课程。
1920年，喜得长子一鸣，于是，便以一鸣为研究对象，对儿童的动作、能力、情绪、言语、学习、绘画等方面的发展进行了连续808天的观察和实验，写出了《家庭教育》一书。
在该书中，陈鹤琴利用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父母怎样教育小孩子，做了科学的说明与指导，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
1923年，在南京创办鼓楼幼稚园，对幼稚园教育中国化进行长期深入地实验。
通过实验，他总结出幼稚园的课程、读法、故事、图画、设备等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办好幼稚园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并写出了《我的主张》一文，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儿童心理的十五条教育原理，对建立中国化的幼稚园教育起着指导作用。
1928年，陈鹤琴支持陶行知筹创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兼任第二院院长。
又与陶行知等合力创办樱花村幼稚园，开辟了乡村幼稚教育实验场地。
1940年，他筹创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开始了中国幼稚教育制度的实验。
在实验过程中，陈鹤琴创立了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独树一帜的教育派别。
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历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南京币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府副主席、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江苏省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陈鹤琴于1982年逝世后，他的文章著作由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整理为《陈鹤琴教育文集》上下卷，共300余万字。
并于1983年至1985年先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活教育的教学原则》是他的代表作，收辑在该文集的下卷中，是活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
《活教育的教学原则》(1948年)，共十七条，曾分别发表于《活教育》月刊各卷，1948年汇编成集，由上海新华书店出版。
陈鹤琴在该书卷头语中说：“这里所举的十七条原则，都是根据最近儿童心理的学说和我个人的教学经验写成的。
我的目的是与格(格里高来)、詹(詹姆士)二氏相同的，就是‘心理学具体化、教学法大众化’，使得做教师的做家长的读了，都能了解，都能应用，并供同仁的研讨”。
在这一段话里，陈鹤琴把十七条原则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和教育目的都交待清楚了。
十七条教学原则如下：原则一，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
这一条是依据了儿童好游戏、好动的心理。
儿童自己动手，就可以得到肌肉运动的快感。
自己动手即是做，做了就与事物发生直接的接触，就得到直接的经验，就知道做事的困难，就认识事物的本质。
陈鹤琴说：“‘做’这个原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一切的学习，不论是肌肉的，不论是感觉的，不论是经验的，都要靠‘做’的”。
“所以，凡是儿童能够做的就应当让他自己做。
”原则二，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
这一条原则的理论依据是，按行为心理学说来，思想原来也是一种行动，读后感《《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读后感》。
儿童不仅喜欢动手、动脚，而且也喜欢动思想。
因此，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各种教学，都不应该直接去说明种种结果，应当让儿童自己去实验，去思考，去求结果。
陈鹤琴说：“直接经验、自己思想，是学习中唯一的门径”。
原则三，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
这一条也是强调儿童动手去做，去亲身实践。
譬如游泳，在陆地上学是没有用的。
譬如烧饭，在教室里讲饭怎样煮，也是没有用的，“一定要使他们在适当的自然环境之内，得到相当的学习”。
原则四，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
这一条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小孩子喜欢野外生活的心理特点。
小孩子到门外去就欢喜，终日关在屋子里就不高兴。
所以，门外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儿童的世界。
探讨自然的神秘，研究社会的实际问题，都是儿童的活教材。
陈鹤琴说：“儿童的世界是儿童自己去探讨去发现的，他自己所求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他自己所发现的世界，才是他的真世界。
”原则五，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
这一条原则依据了儿童喜欢称赞的心理特点。
你称赞他，就高兴，你骂他就反感。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心理，去鼓励儿童怎样做人，怎样求学。
即“要用鼓励的方法，来控制儿童的行为，来督促儿童求学”。
旧式学校总是用消极的方法来制裁儿童，这种制裁是不会发生多大效果的，有时候反而容易引起他的反感。
原则六，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
这一条原则的理论依据和原则四相同。
儿童喜欢野外生活，到野外的大自然大社会中去探讨、去追求，就可获得确实而经济的直接知识。
书本上的知识是间接知识，儿童完全没有经验过，读了也不可能完全理会。
所以，必须让儿童到大自然、大社会中，通过“现代”的活教材研究到“过去”的死知识上去。
原则七，比较教学法。
这一条教学原则的好处在于使小孩子对所学的事物，认识得格外正确，印刻得格外深切，记忆得格外持久。
譬如我们要教儿童认识一只猫，最好用一只狗来比较，让儿童在对比中分化出各自的特点而加深认识。
比较教学法应用的范围较广，各门学科均可应用，连做人修养也可以应用。
原则八，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
这一条原则依据了儿童喜欢竞争的心理。
教师可利用这种心理，去组织儿童比赛，以增加儿童的学习兴趣，促进儿童的学习效率。
但比赛必须避免胜利者骄傲、败北者气馁两种弊病，防止不服从指挥，把竞争变成倾轧，把比赛变成妒嫉的恶果出现。
比赛一般分两种：一种同别人比赛，一种同自己比赛。
同别人比赛又分两种：一种是团体比赛；一种是个人比赛。
同自己比赛有两种益处：一是容易得到鼓舞，不容易灰心；一是明瞭自己的成绩，高兴学习。
原则九，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
这一条原则的依据与原则五相同。
即是小孩子喜欢听好话，而不喜欢听恶言。
利用这种心理教师可用激励教育法去教育儿童。
积极的暗示就是一种激励教育法；它是软性的，比消极的命令要费时间精力，但其效果却非常之大。
暗示可分为四种：一种是语言；一种是文字；一种是图画；一种是动作。
其中动作的暗示性最大。
做父母、教师的应当以身作则，利用动作的暗示去教育儿童。
原则十，替代教学法。
这一条原则依据了儿童多种心理特点。
①小孩子是喜欢玩弄的，如果看见他玩脏的坏的东西，就得想法用清洁的、好的东西去代替。
这是一种以物代物的方法。
②小孩子是喜画画的，如果看见他在墙壁上、地板上乱涂乱画，就得给他大的空白纸，让他在纸上去画。
这是一种以建设代替破坏的方法。
③小孩子是喜欢占有的，如果儿童有你争我夺，东挪西扯的事情发生，就得给儿童相当的设备，让他们多集贝壳、邮票、钱币、昆虫等，以满足儿童的占有心。
这是一种以搜集来代替争夺的方法。
④小孩子是喜欢合群的，对于孤独而没有伴侣的小孩子，就得替他找一个伴侣。
若没有真的小孩子作伴侣，就得用洋娃娃或清洁的猫狗去替代。
⑤小孩子在学校里无形中会有组织，当发现他们三五成群，四五结队的做出不正常举动时，教师应当利用他们的合群心理、组织能力，把全体儿童组织起来，开展各种课外活动，使其合群心理得到满足。
这是一种以正当的组织代替不正当之活动。
⑥小孩子是喜欢游戏、喜欢赌博的。
当发现他们到街上去赌抽签糖、转转糖时，教师就应当以游戏去取而代之。
游戏是可以代替赌博的。
原则十一，注意环境、利用环境。
这一条原则依据了小孩子喜欢玩耍，喜欢游戏的心理。
儿童既然喜欢玩耍，大自然、大社会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好玩的东西来作活教材和活教具。
譬如中国的麻将，原是一种赌具，但经改造可以变成一副活字块。
又如西洋的钟型赌具，经过改造，也可成为一种算术教具。
再如傀儡戏，经过改造，也可变成活动的教具。
总之，大自然、大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初看起来与你所教的没有关系，但仔细研究，便可变成很好的教材和教具。
原则十二，分组学习，共同研究。
这一条原则是根据20世纪研究心理的一个大发现，即人类有个别差异。
所以，新教育反对班级教学，而主张分别学习，以适应个别差异，依照各人的智力、体力、能力而发展。
但分别学习，又必须分组研究、共同讨论。
因为和别人讨论就有刺激，有刺激就有反应，刺激越多反应也越多。
从——刺激——反应的中间就可以研究出真理来。
分组研究、共同讨论的方式就是集体学习，是活教育教学原则的一种方式，也使刺激和反应的程式由单轨变为复轨。
让各人都有意见发表，彼此都有不同的思想，思想愈多愈复杂，就可以整理出真理来。
原则十三，教学游戏化。
这一条原则依据儿童好游戏、人们均好游戏的心理特点。
利用这种心理特点，教师把教学游戏化，把枯燥无味的认字造句，化为兴致勃勃的游戏活动，就可以在做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了。
但在教学游戏化的过程中，要注意方法与目的的配合，注意给多数人活动的机会。
原则十四，教学故事化。
这一条原则是从“儿童爱好故事”这一理论基础所产生出来的。
故事的作用有四点：①故事与儿童的情感有交流作用；②故事情节的神奇，能满足儿童的好奇心；③故事能激起儿童的想象力；④故事组织的完整，适合于儿童的学习心理。
教学故事化有两方而的意思：一是教材故事化；二是教法故事化。
教学故事化是活教育的新要求。
原则十五，教师教教师。
所谓教师教教师，就是举行教学演示或者组织巡回教学辅导团一类的组织。
这是近代教育方法上的一种新趋势，不仅能够在一个学校一个城市里举行，同样可以应用“分组学习，共同研究”的原则，推行到所有学校中去，对于充实教师本身、提高业务水平有较大的帮助。
原则十六，儿童教儿童。
这一条教学原则是根据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提出来的，意思是让儿童来教育儿童，让儿童来指导儿童。
这种办法一方面可补充教师数量之不足，有益于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可以对教师的教学起辅助作用，有益于教学效益的提高。
因为：①儿童了解儿童的程度比成人所能了解的更为深刻；②儿童鼓励儿童的效果比成人所能获得的更为巨大；③儿童教儿童教学相长。
在这一原则被确定之后，陈鹤琴又提出了儿童怎样教儿童的办法。
即个别儿童轮流教；各校儿童轮流教；各城市儿童轮流教；各国儿童轮流教。
他希望通过“儿童互助运动”，使人类文化得到一分推动之力。
可见陈鹤琴不仅着眼于本国的教育，而且也着眼于世界的文化教育。
原则十七，精密观察。
这一教学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通过实地观察，来施行教学；另一方面通过实际研究来培养儿童善用观察的学习态度；则教学的效果，必将因此而有所增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用观察的方法，便能增进教学的效果，即不仅能促进教学兴趣，而且儿童的人生态度，也将因此而得到健全的发展。
以上十七条原则是陈鹤琴活教育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它全面地反应了该体系的其他各个方面，尤其活教育的三大目标像一条线贯穿于其中。
“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是活教育的第一目标，十七条教学原则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做人”是教育最起码的任务，要研究人是什么
人的活动是什么
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这一系列问题都在十七条原则中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了。
如比较教学法一条，陈鹤琴也对做人进行了比较。
通过这种比较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为将来做一个立身社会的人打下初步基础。
又如在“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酌效率”一条原则中，陈鹤琴指出，“在团体比赛中，我们可以学习许多做人做事的美德，合作、牺牲、互助，都是在团体中养成的”。
这说明人不是一般动物，他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
再如“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就指明了人的活动是要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发现，去探讨，去追求知识。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要求学生从研究时事中得到宝贵的教训，从探讨抗日与欧战有关的史地中得到宝贵的活知识，这就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就是中国人，而不是崇洋媚外的人。
此外，十七条教学原则或者是以培养儿童道德，或者是以传递现代科学知识为目的的，如此造就出来的人便是具有民主思想、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了。
这种人显然不是古代的中国人，而是现代的中国人了。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是活教育理论体系的第二大目标。
它继承了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并发展到求进步。
这在十七条教学原则中也有体现。
比如为首一条就是“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就是让儿童自己在做中学。
在做的过程中去取得直接经验，去获取新的知识。
一旦获取了新的知识，人就进步了。
照陈鹤琴看来，“做”有纽带作用，通过“做”可以把理论和实践的距离缩短，把知识和技能联结起来。
他的这种理论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提出“做中学”的命题就在杜威的“做中学”完全重合了。
对于杜威的“做中学”虽然不能全盘否定，但这样的命题只强调了儿童的直接经验，而忽略了人类的间接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相去甚远。
不过陈鹤琴在强调“做中学”的同时，首先强调“做中教”，即强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这又和杜威教育思想有很大的区别，从而纠正了杜威忽视教师主导作用的错误。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是活教育理论体系的第三大目标。
陈鹤琴把它直接做了十七条教学原则中的第六条。
其他各条原则，如“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注意环境，利用环境”等都含有同样的意思。
不难看出，陈鹤琴非常重视向大自然、大社会的探求，而反对旧教育的死肯书本。
不过，陈鹤琴并不反对学习书本知识，而只是反对教师的教学死死地把眼光钉在书本上。
他认为，课堂教学应以大自然、大社会作为活标本。
“这个小菜场，是你的标本，是你的仪器，是你的宝库，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就是活教材，这就是活教育。
而不是抛开书本，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从头探索。
他在谈到教授历史、地理这两门课程时指出，我们要从研究抗战、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去了解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
也就是从“现在”的活教材研究到“过去”的历史、地理上去。
在这里陈鹤琴强调直接经验，但并没有否认间接知识，是较为合情合理的。
另外，活教育十七条原则还反应了活教育体系中的四个步骤和五指活动的思想，这是陈鹤琴在论述过程中亲口说明了的。
譬如在“教师教教师”一条原则中，陈鹤琴就说：“在行政组织内，组织巡回教学辅导团，聘用专门人才，依据活教育所定五指活动，分组担任辅导，这种辅导工作，对于一般教师颇有帮助”。
这说明了教师的巡回辅导是以五指活动为依据的。
至于活教育的四个步骤(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批评研究)，在十七条原则中也有相应的体现。
比如原则十二，原则十七就明显地与之基本一致。
这说明四个步骤和十七条原则中的某些原则是互相融会贯通的。
陈鹤琴的十七条活教育教学原则是在长期进行幼儿园实验和幼稚师范实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不仅在二、三十年代有适用价值，就是在目前的八、九十年代，甚至在更远的将来也还有适用价值。
十七条教学原则中的原则五，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原则九，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原则十三，教学游戏化，与陈鹤琴的《家庭教育》第三章，普通教导法的原则二、原则一、原则十一大体相同。
说明这三条既是幼儿园、幼师的教学原则，又是家庭婴幼儿教育的教育原则，具有普遍的教育教学作用。
这三条原则均建立在儿童心理的基础之上，具有科学性和永恒性。
原则一、原则二，是要小孩子自己动手和动脑，做教师和做父母的不要包办代替，以便使小孩子获得直接经验。
关于这一点，在今天的家庭和幼儿教养机关里是仍然适用的。
我们今天的幼儿园教师和家庭父母，如果不让小孩子动手动脑，事事越俎代庖，就不能培养应有的劳动习惯，只能培养出奇生虫，还有什么获取直接经验可言
原则四是鼓励儿童向大自然、大社会探讨；原则六是要求幼儿园的教学要联系和取材于大自然和大社会；原则十一，亦是说在大自然、大社会的环境中，可以找到许多活教材、活教具。
这三条原则都告诉我们，幼儿园的教学不能仅限于活动室、教室，更不能把幼稚生关在屋子里，而应该让他们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游玩，去接触活的动物、植物、人群。
关于这一点我国现在的幼儿园正是这样做的。
也只有这样做，而且尽可能多的这样做，才能从小培养儿童活泼、愉快、健康的心身，养成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原则七，比较教学法；原则八，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原则十，替代教学法等，都是很富趣味性的教学方法。
这些方法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东、西、南、北、中均可应用；过去、现在、将来，都很相宜。
原则十二，分组学习，共同研究。
显然不适用于幼儿园的教学，而是针对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学需要提出来的。
幼儿师范学校的学生只进行班级教学还很不够，因为班级教学形式上是一个班，但实际学习的时候仍是一个一个的学习，不能互相讨论、互相研究、互相补充。
分组学习就是把学生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学习，增加刺激数目，增加思想路子，提高学习效率。
这曾经是陕甘宁边区干部学校的一种重要学习方法，陈鹤琴把它用为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说明它是一种活的方法，凡是在较高层次的教学中都有适用价值。
另外，还有“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等都是很有适用价值的方法，此处不必——赘述了。
读了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教育原则》，觉得里面闪光的思想是我们宝贵的财富，让我对幼儿园教育有了新的思路、新的改观，并从中汲取了许多知识，促使我在教育理念上更上一层楼。
我会秉着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坚持《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完善自我，不断提高。
总之，活教育的每一条教学原则都具有现实意义，是陈鹤琴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值得每一个幼教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和应用。
〔《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世界著名的幼儿教育思想家有哪些他们的主要理论成就
一、国外著名幼儿教育家理论简说纵观国外幼儿教育发展历史，幼儿教育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基本阶段。
十五世纪前的“孕育阶段”， 这一阶段幼儿教育思想散见于各种著作之中；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叶的“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有几位教育家提出了学前教育的基本观点；十八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中叶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了较为系统的学前教育理论研究；二十世纪后期至今的“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辨证唯物主义为学前教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邻近学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心理学为学前教育提供了科学基础。
幼儿教育基本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与学派思想。
（一）古代幼儿教育思想。
十五世纪前“孕育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
1、柏拉图。
古希腊的柏拉图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公共学前教育主张。
教育思想有二：第一，强调心灵与体质的和谐发展；第二，重视故事、音乐、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
2、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要进行儿童年龄分期教育。
教育思想有三：（1）顺应自然，保护健康，以孩子的身体发育为主；（2）5岁前通过游戏进行身体活动，多听故事，少做学业活动；（3）5岁后适当开始学业活动，主要是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昆体良。
罗马的昆体良认为人的教育要从摇篮开始，凸显了幼儿教育的重要性。
（二）近代幼儿教育思想。
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叶“萌芽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夸美纽斯、卢梭等。
1、夸美纽斯。
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著有《大教学论》及《母育学校》，学前教育理论的基本特征有五：（1）及早教育；（2）范围广泛的知识启蒙教育；（3）重视良好的道德习惯的养成；（4）保护幼儿身体健康；（5）幼儿教育必须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
2、卢梭。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著有《爱弥儿》，卢梭学前教育理论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要了解儿童，适应儿童的天性；第二，5岁前要注意身体健康；第三，5岁后，开始注意儿童的感官训练，多接触实际事物，从直接经验中学习。
这一阶段学前教育理论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四个基本点：（1）尊重儿童，强调发展儿童的个性；（2）主张教育必须“适应儿童”；（3）系统地提出了家庭教育的完整体系；（4）重视儿童主动参加活动。
（三）近现代幼儿教育思想。
十八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中叶 “初创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福禄倍尔、蒙台梭利、杜威、皮亚杰等。
1、福禄倍尔。
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是幼儿园运动的创始人，被称为“学前教育学之父”，1840年他首创幼儿园（幼稚园），学前教育的创立以此为标志。
其学前教育的主要观点有四：（1）教育应当追随儿童发展之自然，顺应幼儿自我发展；（2）自我活动是儿童教育的基础，强调游戏的教育价值，鼓励幼儿自我活动；（3）鼓励幼儿参与社会性活动；（4）强调幼儿持续不断发展。
2、蒙台梭利。
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1907年在罗马贫民区创设“儿童之家”，她还创立了九大敏感期理论及蒙台梭利教育法。
其学前教育的主要观点有四：（1）感知——运动系统训练是一切教育的基础；（2）为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境”；（3）教育内容：肌肉动作训练、实际生活训练、感官训练、读写算准备练习教具；（4）个人自由先于社会纪律，自由第一，秩序只是其次。
3、杜威。
杜威是美国著名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
其学前教育的主要观点有四：（1）教育的本质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2）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强调做中学，当今美国开放式幼儿园的教学方法就是杜威教育理论的产物；（3）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4）好的教学必须能唤起儿童的思维。
4、皮亚杰。
瑞士近代最有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成为了这个学科的典范，其基本理论要点有三：（1）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先后次序是固定不变的，不能跨越也不能颠倒，所有的儿童都遵循这样的发展顺序，具有普遍性，但发展阶段出现的年龄可因儿童的社会环境、文化教育的差别而加速或推迟；（2）在儿童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具有独特的认知结构，这些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决定儿童行为的一般特征。
儿童发展到某一阶段就能从事水平相同的各种性质的活动；（3）认知结构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构造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延伸，是在新水平上对前一阶段进行改组而形成的新系统。
皮亚杰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强调了儿童认识发展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教育要按照儿童的认知结构（智慧结构）来组织教材，调整教法，这些思想对幼儿教育工作理论与实践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现当代幼儿教育理论。
二十世纪后期至今“新发展阶段”有四大代表学派，即成熟主义、精神分析、行为主义、 认知学派等。
1、以美国的格塞尔等为代表的成熟主义。
其幼儿教育主要观点是：（1）幼儿的身心发展是有顺序的，由先天因素决定；（2）强调成熟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2、以奥地利的弗洛伊德等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
其幼儿教育主要观点是：强调幼儿阶段的生活经验是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影响成年以后的性格、人际关系、社会性行为、家庭生活等。
3、以美国的华生等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
其幼儿教育主要观点是：（1）环境是影响儿童行为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的大部分行为是后天习得的，是个人经验的产物；（2）儿童的行为与发展具有可塑性和可控性，可以通过外部因素的影响来塑造与修正儿童的行为。
4、以瑞士的皮亚杰等为代表的认知发展学派。
其幼儿教育主要观点：（1）幼儿是主动的学习者；（2）活动是经验的来源；（3）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幼儿的创造性；（4）教育的内容要适合幼儿的认知发展特点；（5）重视幼儿与同伴、成人的社会性交往。
辨证唯物主义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邻近学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学前教育学提供了科学基础，心理学是学前教育学的科学基础。
心理学对学前教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强调早期经验和教育的重要性；（2）强调幼儿教育应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的；（3）强调道德教育应以顺应儿童的本性，避免教条灌输；（4）主张给儿童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强调开放教育。
二、中国著名幼儿教育家理论简要梳理中国幼儿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漫长的路程。
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及中国幼儿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与完善。
其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的幼儿教育思想、近现代幼儿教育理论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当代幼儿教育理论。
（一）古代幼儿教育思想我国早在古代就十分重视婴幼儿教育，采用了一系列符合幼儿心理、生理特点的教育原则和方法。
这些原则和方法对现代幼儿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古代对幼儿教育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教学内容，且以家庭教育为基本形式，没有幼儿教育机构。
我在学习过程中，没有查找到古代幼儿教育家，我仅从古代一些幼儿教育的书藉中体会出一些古代幼儿教育思想，如孔子、朱熹、颜之推、王守仁等。
1、孔子。
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核心是人本思想，他强调人之初，性本善。
其教育思想主要有：（1）重视人的生命；（2）依据“性相近，习相远”而提出的“有教无类”；（3）“乐学”与启发式教学。
这对当今改革幼儿教育，尊重人的认知规律,培养幼儿学习主动性，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无疑起到积极作用；（4）重视个人的现实存在和自我实现的价值。
因此，幼儿教师在教育中要鼓励幼儿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与意志力去战胜困难，实现自我。
而不是凡事都依靠外界的力量。
2、颜之推。
颜之推是儒家思想的倡导者，重视早教。
其教育思想主要有：（1）“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2）重视环境的影响、提倡爱教结合、主张慈严结合；（3）《颜氏家训》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家庭教育著作，最早最完整的家庭教科书，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内容全面、系统，阐述了学前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方法，至今仍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3、朱熹。
南宋时期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
他为儿童编写《小学》与《童蒙须知》两本教材。
其教育思想主要有：（1）他强调在幼儿教育中应注意“慎择师友”，强调学“眼前事”；（2）与颜之推一样注重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3）注重“眼前事”的学习，也就是要求从小事、身边事做起，这是至今儿童品德教育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4、王守仁。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
其教育思想主要有：（1）反对“小大人式”的传统儿童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2）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强调顺应儿童性情，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
早在15、16世纪就已提出这一思想，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近现代幼儿教育理论中国近现代幼儿教育家有许多，但理论之深、影响之大的当推张雪门、陈鹤琴、陶行知三位大家。
他们的幼教理论是中国近现代幼儿教育的精华，他们为中国近现代幼儿教育指引着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幼儿教育得以长足发展的领军人物，也为当代幼儿教育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张雪门。
张雪门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教育家，被誉为“当代幼教宗师”。
他在半个多世纪的躬身实践中，提出的幼稚园教育理念、幼师专业课程体系、行为课程理论、幼稚园科学教育等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当前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张雪门的幼儿教育理论概括的说有四个基本方面：（1）幼教应完全以儿童为本位。
张雪门提出“我们的幼稚教育的目的，应完全以儿童为本位”。
他认为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应着重于使儿童以最大、最多的思考机会，利用生活环境中日常所见所闻的事物为教学材料，按时令的变化，从儿童的动机和需要出发进行教育。
（2）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自然规律。
张雪门一直从科学的儿童观出发，主张教育必须从儿童现有的能力与水平出发，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儿童的兴趣与需要。
儿童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发展，均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教育必须尊重儿童的自然发展时间表。
（3）贴近儿童的现实生活与需求。
张雪门注重使学前课程贴近儿童的现实生活，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内容上，课程的具体内容大都是围绕儿童的生活世界来选择。
与此同时，始终把儿童作为教育主体，注意观察与分析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现时的需要与兴趣等，努力使课程与儿童当前的实际需求相符合。
（4）让儿童进行自由的探索。
张雪门认为“儿童从行为中所得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从行动中所发生的困难，才是真实的问题；从行动中所获得的胜利，才是真实的制驭环境的能力。
”这意味着在幼儿园中，应该更多让儿童进行操作性活动。
它的特征应该是允许儿童自由操作，或者利用教师提供的材料来满足自己的兴趣、实现自己的愿望，儿童在探索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尊重感和满足感，表现出一种自由生长的力量。
2、陈鹤琴。
陈鹤琴是我国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
他在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特殊儿童教育、社会教育、文字改革等诸多教育领域都有独创性研究和重大贡献。
陈鹤琴对现代中国幼教有着开创性贡献。
1923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
抗战时期，又创立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实验幼师。
陈鹤琴是我国早期幼稚教育研究组织和幼稚教育研究刊物创办人之一。
陈鹤琴的幼儿教育理论主要有以下五点。
（1）创立“活教育”理论体系。
“活教育”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核心，为我国幼教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活教育”三大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陈鹤琴把教人做人定为“活教育”的三大目标之首。
“活教育”对我国传统教育的合理因素加以吸收改造、发展并赋予新的内容，从而构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和科学发展内涵的人的全面素质的概括。
“活教育”要讲做人，以求得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这就赋予现代改革精神，具有时代的进步性。
他提出的“做中国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他提出，做现代中国人的条件是：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服务的精神、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
“活教育”不但要求做中国人而且要求做世界人，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
（2）开创了实地研究儿童心理之先河。
他提出了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
他认为，只有按照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和儿童教育规律，才能教育好儿童。
陈鹤琴抓住儿童观、教育观问题作为幼教改革的核心和突破口。
他说，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其独特的身心特点；有他自己的需要、兴趣、情感和性格。
儿童一生下来是一个有生命力、生长力，能够分辨与取舍外界刺激，具有学习能力的积极个体，是一个对环境的主动探索者。
（3）主张幼儿园第一要注意儿童健康。
不仅身体要健康，他还强调要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
他提出要培养幼儿良好的情绪和性格，养成快乐情绪和勇敢精神，有自尊心、自信心等。
（4）主张幼儿园的教师应是儿童的朋友。
他说，幼稚园的教师要热爱儿童、了解儿童；要有研究精神，有创造性和改造环境的能力；要了解和精通幼教业务。
教师要参加到儿童的队伍里去，和儿童同游同乐。
（5）儿童教育是幼稚园与家庭共同的责任。
他倡导幼儿园的教师和家长密切合作，做家庭教育的助手。
1928年陈鹤琴受教育部之聘，负责起草了我国《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经试行修订后于30－40年代在全国推广实施，初步改变了我国幼儿教育的面貌，为幼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3、陶行知。
陶行知是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民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提出了面向工农大众普及幼稚教育的主张。
他认为普及幼稚教育，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幼年时期生活与教育的重要性；其次，要让人们认识到幼稚园教育的优点和它在儿童教育中应当占有的地位；再次，要改变办幼稚园的方法，要适应中国的国情，使幼稚园“中国化”、“平民化”；最后，要改革师资培训制度，培养新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幼儿教师。
陶行知对束缚幼儿身心与个性的传统教育的“六大解放”主张，直至今日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陶行知的幼儿教育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点（1）生活即教育，在生活中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美国教育家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陶行知先生根据我国的国情，把它改为“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先生认为：“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要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到‘教育即生活’。
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
幼儿教师要树立生活即教育的教育理念，在生活中渗透、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2）让幼儿在活动中学习做人，培养幼儿独立精神。
陶行知先生在《学做一个人》一文中指出：“做一个整个的人，有三种要素：第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第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三，要有独立的职业。
”陶先生有一首白话诗：“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
这对幼儿教育具有指导意义。
（3）在学习活动中培养幼儿创造精神。
陶行知先生在《创造宣言》一文中指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陶行知先生提出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嘴、解放儿童的时间、解放儿童的空间。
（三）当代幼儿教育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幼儿教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即：（1）苏联幼儿教育理论与经验的引进与学习时期(1949―1966)；（2）幼儿教育理论发展的停顿时期(1966―1976)；（3）幼儿教育理论的迅速发展时期(1976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幼儿教育工作者总结中国幼儿教育理论与经验，吸取世界各国先进的幼儿教育理论与经验，认真开展幼儿教育科学研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理论体系。
我国当前幼儿教育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儿童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成果为基础，阐明对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关系的看法，揭示指导幼儿教育实践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五个基本观点。
1、发展的整体观。
发展是指儿童成长过程中，身体和心理方面有规律的量变和质变过程。
幼儿身心发展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2、发展的多因素相互作用观。
（1）影响幼儿身心发展的内部因素：遗传、自我意识；（2）影响幼儿身心发展的外部因素：环境与教育；（3）关注特殊幼儿多方面的成因。
3、学习与发展的幼儿主体观。
幼儿是学习与发展的主体，幼儿的发展，要以幼儿的主动学习、活动为转化的中介。
教师要视幼儿为主动学习、发展的个体，善于引导与激发。
4、教育促进和参与发展的教育作用观。
幼儿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并不意味着教育无能为力。
相反，教育可以影响幼儿的学习与发展。
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引导和帮助幼儿学习与掌握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经验，促进和参与幼儿的学习与发展。
当然，这要以尊重幼儿的主体，尊重幼儿的学习与发展的规律为基础。
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作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5、活动是教与学的共同基础的教育途径观。
活动是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基础与源泉。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活动之外无发展”。
幼儿的活动是教育者向幼儿施加教育影响的途径，是沟通教与学的桥梁；身体的活动、心理的活动，同人和物的互动；幼儿自由观察、自由选择操作材料，体验发现的乐趣，获得直接经验；与教师和同伴交流，形成基本的科学概念、体验和操作技能等。
中外著名的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和有影响力的学前教育家的幼教理论，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人类幼儿教育的发生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教育思想。
中外幼儿教育理论的精髓，充实了幼儿教育理论工作的实际需要，也为我们今后学习学前教育类的其它理论奠定了基础。
朱自清的语文教育观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朱自清的语文教育观朱自清（1898—1948）是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又是在古典文学领域广泛涉猎、治学严谨的学者，同时还是把毕生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万千莘莘学子的语文教育家。
朱氏自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直到1925年暑假，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1920）、扬州第八中学（1921）、吴淞中国公学（1921）、台州浙江第六师范（1922）、温州浙江第十中学（1923）、宁波浙江第四中学（1924）、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1924、1925）等校从事中学国文教学工作长达5年之久。
在这从教的5年间，朱氏不但与同事舒新城、俞平伯、夏丐`尊、叶圣陶等人朝夕切磋语文教育问题，而且广泛研读国内学者的论著，并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思考和抉择。
他在1925年发表的第一篇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就是在分析研究当时胡适、穆济波、孙工、欧济甫、夏丐尊等人的各种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学国文教学问题所作的系统的总结。
作为一位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朱氏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语文普及工作和提高青年语文素养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25年暑假以后，朱氏赴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
他初进清华园，除了开设“古今诗选”“中国新文学研究”“歌谣”等专门课程外，还主讲“普通国文”；后来担任了国文系主任，他仍然亲自担任“大一国文”课程，并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材编选以及讲授方法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可以这样说，我国高等学校自开设“大一国文”课程以来，朱氏是主讲这门课程时间最长、在学科建设上贡献最大的著名教授之一。
由于长期主讲“大一国文”，朱氏对中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中小学的国文教学自然是倍加关切。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在后方西南联大师范部国文系主持教务，倡议创办《国文月刊》，为研究中等学校的语文教育开辟了一个阵地，吸引诸多学者悉心探讨，同时亲自撰写论文，为推动语文教育研究竭尽心力。
他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又为开明书店编纂国文教科书，为改进中学国文的教材教法作出了贡献。
直到1948年，贫与病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可他还在为中学的师生演讲，为开明的国文教本作选注。
朱氏关心语文教育，可谓矢志不渝。
关于现代教育的宗旨，早在19世纪末，王国维就根据当时西方先进教育学说提出过施行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的主张。
辛亥以后，蔡元培又把这“三育”理论发展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的所谓“五主义”教育方针。
要而言之，这些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宗旨确认为“造就完美的人格”。
这对我国封建传统教育意在培养官僚和奴仆的宗旨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和彻底的否定。
朱自清在从事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始终把语文教育看作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的人格得到完美的训练。
语文科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具体学科。
人们在研究这门学科的教学规律的时候，多半着眼在学科本身的教材和教法上面。
朱氏却在20年代就深刻意识到，语文教学要求得理想的效果，就决不能把眼光仅仅注视在课堂里面，仅仅注视在教材教法上面，而应当牢牢抓住“训育”这个环节，注意整个学校对于学生的“人格影响”。
否则，“教而不育”，一切都将落空。
他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中精辟地论述了“教学与训育”的关系，指出“训育”是学校各科教学的“联络中心”，失去了这个“联络中心”，各科教学势难收到圆满的效果。
他在文章中向国文教师严峻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上课时，个个学生是注意听讲么?有人谈话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么?最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他们曾如你所嘱地预习过了么?昨日讲的，他们上自修班时曾复习过了么?”朱氏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更要看你的校长和同事们的人格影响如何；换言之，你们平日怎样实施你们的教育宗旨，怎样实施训育，上课时便是怎样的气象”（《教育杂志》第17卷第7期）。
这里朱氏接触到了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如何施加人格影响，从而使受教育者的品行得以端正、人格得以发展。
这是各科教学──包括语文教学──能否收到实效的关键。
这种人格影响，当然不仅体现在上课的几小时内，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平时与学生的交往接触之中，体现在整个学校所形成的环境和校风之中。
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文艺教育。
他在《中学生与文艺》一文中指出：“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
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
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
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
”（《中学生》第187期）朱氏重视文艺教育，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文字只是一种了解和表现人生的工具和媒介，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同时也是在接受生活的教育、接受做人的教育。
语文教育与做人教育之间，文艺起着最好的沟通作用。
他十分重视诗歌教学，认为诗歌不仅有优美的意境，而且“诗里含着高尚的感情”，它往往能够“暗示人生”，具有深刻的“言外之意”，吟诵优秀的古今诗篇，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得到美化和净化（见《怎样学习国文》，载《国文杂志》1944年第3卷第3期）。
他也十分重视小说教学，认为“小说增加人的经验，提示种种生活的样式，又有趣味，最是文学入门的捷径”（见《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载《中学生》1930年第10号）。
他在30年代还专门为朱文叔所编初中国文读本（中华版）撰写了散文《春》，文中名句：“春天像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曾经给广大青少年以无穷的希望和力量。
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经典训练。
在五四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尤其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学习，曾是教育界反复争论的热门话题，许多激进人士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也反对那通行于封建时代的文言文，更反对现代人去接触反映封建时代社会风貌、伦理观念等等的古代典籍。
朱氏对此却别有见解。
他说：“由于文言文在日常应用上渐渐的失去效用，我们对于过去用文言文写的典籍，便漠不关心，这是错误的思想。
因为我们过去的典籍，我们阅读它，研究它，可以得到古代的学术思想，了解古代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任务。
”（《怎样学习国文》）所以他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
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
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
”（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教学》）由此可见，朱氏强调的经典训练与那些封建复古派的鼓吹“读经”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读经派”旨在通过读经向青年灌输封建伦理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进行文化教育，使受教育的中国人真正能认识中国的历史；“读经派”旨在宣扬古代经典中一切有利于维护封建伦常的东西，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培养欣赏力”，同时也“培养批判力”，即“知己知彼”“批判的接受”（见《古文学的欣赏》，载《文学杂志》 1947年复刊号）。
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朱氏在40年代编撰了一部《经典常谈》，共13篇，以《说文解字》起首，对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若干种古书和古文体作了精要的分析讲解。
从发展学生完美的人格出发，朱氏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表情达意的“至诚”。
朱氏在《说话》一文中说：“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
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
”（见《说话》，载《语文影及其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语文教育当然要教会学生说话和作文，但说话和作文应当说的是至诚的话，作的是至诚的文，这就关涉到做人的态度问题，关涉到人格了。
1933年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作文试卷出题为“苦热”“晓行”“夜”“灯”“路”等五题，考生中选“苦热”“晓行”“夜”等题者为多。
出题人的用意原在测查考生们观察和描写的能力，谁知阅卷时发现大多数考生“自己似乎并没有说话”，只是发一通“恨富怜穷”的议论，说大篇流行的、时髦的套话。
朱氏对此深感忧虑。
他认为这种一味“追时代潮流”的门面话，其实本非考生们的真实思想，他们不过是从报章杂志上捡来这些套话，搬到自己笔下而已。
朱氏因此感慨说，对于实际的生活，“看起来大部分的考生似乎是既不自己张开眼看，也不自己按下心想的。
而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
因此我们不能不疑惑高中的教师真个尽了他们的责任”。
那么怎样才算是尽了责任呢?朱氏认为：“理想的教师不但想到学生的耳朵，还想到他们的脑子”，“教学生能自己观察，自己思想”，“养成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只有这样，学生才不致于言不由衷，满足于“追时代潮流”，写“洋八股”的文章（见《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的一斑》，载《独立评论》 1933年第65号）。
总之，在朱氏看来，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固然与教材教法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执教者能否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有关。
从事语文教育的人，不独要为“经师”，更要为“人师”，且所谓“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摊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见《论青年》，载《语文影及其他》）。
在旧中国制定的国文课程标准里，总记载着这样的条文：“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初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高中）等等。
在阅读方面，无论初中还是高中，课程标准中都离不开“欣赏”二字。
至于这“欣赏”，实际指的是什么；这种“欣赏”能力的养成得靠怎样的功夫、得有怎样的基础，许多人往往不去深入理会。
朱自清却凭着自己对语文教育性质的深刻理解和对阅读欣赏规律的实际体验，在“欣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观点，形成了他对阅读教学的一系列精辟见解。
朱氏首先确认培养和增进学生的欣赏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
而所谓“欣赏”，对作者而言，关键在于能够“设身处地”，明白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体会作者为什么只能这样写；对作品而言，关键在于能够“感情移入”，能够深入作品创设的情景，深入作品内在的思路，从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见《古文学的欣赏》）。
这种欣赏能力，靠摆弄一些抽象的、多义的形容性词语，是无法真正显示出来的。
朱氏说：“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致’‘豪放’‘婉约’‘温柔敦厚’‘典丽皇’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就算数的；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会，才是切实的受用。
”（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就涉及欣赏与了解之间的关系了。
许多人常把欣赏和了解误认为是两件事：说“了解”，仿佛是低层次的；说“欣赏”，则是高层次的。
其实，欣赏和了解是紧密联系着的，欣赏是透彻的了解，了解是切实的欣赏。
这“透彻的了解”，就需凭藉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
语文课上读讲课文，其主要工作就在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
朱氏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反对一般学生读书抱“大而化之”的态度，他主张教师和学生都要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多下苦功。
他在议论诗歌欣赏的时候曾说：“诗是精粹的语言。
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
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
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
”（见《古诗十九首释前言》，载《国文杂志》1941年第1卷第6期）从语文教育的立场上看，对于一切文艺作品的阅读欣赏都必须取分析的态度，否则混同于一般人完全为消遣、为自娱而阅读，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又必须把分析咀嚼的工夫花在语言文字上，否则混同于一般评论家只是按照文艺批评原理粗线条地勾勒作品大意，也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既然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那就不能笼统地反对教师的“讲解”。
在这个问题上，朱氏的观点是辩证的。
他认为教师的“讲解”如果用力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那就不该反对，因为正是这种示范性的分析会给学生以了解与欣赏的门径，会改变学生“不求甚解”的态度。
但是仅凭教师的“讲解”又是不够的，语文教学还必须让学生接受充分的训练，因此他说：“多讲闲话少讲课文的教师，固然不称职；就是孜孜兀兀的预备课文，详详细细的演释课文的，也还不算好教师。
中学生需要充分的练习。
”（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样就形成了朱氏所一贯坚持并身体力行的阅读教学模式。
在20年代，他就设计了这样的“五步教学法”：（1）课前学生预习；（2）课上学生报告预习结果；（3）令学生分述各段大意及全篇大意；（4）师生共同研究篇中的情思与文笔；（5）一篇教完，行口问或笔试。
教师的必要的讲解，贯串在课堂上的几个环节之中，或详或略，相机处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
到40年代，他把这一模式简化为三步，即预习、讨论、复习。
在“讨论”这个环节中，朱氏认为教师的工作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学生解决已经发现却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二是提供学生所没有注意到的重要问题，引起讨论；三是提出可资比较的材料，引起讨论的兴趣，推动讨论的深入。
而在所有这些环节中，既给予学生以充分的训练，又始终穿插着教师示范性的启发讲解，形成了师生共同研究、玩味语言文字的氛围，从而达到对课文语言文字的透彻的了解和切实的欣赏（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对于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是重要的，但这种分析咀嚼往往侧重在意蕴上、理念上；而语言文字本身还具有声调、节奏乃至韵律，因此要达到“透彻的了解”，还必须注重诵读。
朱氏把一般的诵读法，细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吟”。
对于古代的诗文，朱氏主张要“吟”。
五四以来，新派人物都嘲笑那些“迷恋骸骨”者摇头摆尾地吟诵古诗文的丑态，致使一般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或不愿再讲究吟诵。
朱氏认为“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因为“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不像白话诗文有时只听人家读或说就能了解欣赏，用不着看。
吟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将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见《论朗读》，载《国文教学》）。
尤其是古典诗词，只有按平仄、韵律反复地吟，才能领略其声调的好处，才能熟悉其用句、句法、章法，才能揣摩其表现的技巧。
至于古文，朱氏认为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尽管当今的中学生不必写作文言，但为了要真正透彻地了解古文，真正切实地欣赏古文，还是非学会“吟”不可。
第二类是“读”，对于某些应用的文言和一般白话诗文，朱氏主张用“读”法。
朱氏认为，某些应用的文言固然与常人说话不一致，就是一般的白话诗文，尽管本于口语，但毕竟与口语不能完全一致，何况其中还往往夹入欧化的成分，所以适宜用“读”，用“从前宣读诏书，现在法庭里宣读判词”的这种腔调“读”。
朱氏说：“读注重意义，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谓‘舒缓不迫，字字分明’。
不管文言、白话，都用差不多的腔调。
这里面也有抑扬顿挫，也有口气，但不显著，每字都该给予相当分量，不宜滑过去。
整个的效果是郑重，是平静。
”第三类是“说”，对于用纯粹口语来写的作品，朱氏主张用“说”的方法正确地传达出语言中的情味来。
例如老舍的一些作品，朱氏认为“富于幽默的成分。
‘说’起来极有趣味”。
朱氏自己曾经作过几回试验，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某个集会上，他用“说”的口气说完浑家先生的《奉劝大爷》；一次是在清华诵读会上“说”自己的作品《给亡妇》。
前者幽默，后者凝重，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这三类读法中，朱氏说：“读的用处最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
”至于从小学、中学、大学分别列论，朱氏主张：“小学的国语教学应该废诵重读，兼学吟和说；大中学也该重读，恢复吟，兼学说。
”（见《论朗读》）朱氏竭力主张诵读，除了因为诵读有助于人们对文章的了解和欣赏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诵读有助于学生理顺自己的“语脉”，并进而推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
黎锦熙曾经指出：“现在中学生作文与说话失去了联系，文字和语言脱了节。
文字本来是统一的，语言一向是纷歧的。
拿纷歧的语言来写统一的文字，自然发生这种畸形的病象。
因此训练白话文的基本技术，应有统一的语言，使纷歧的个别的语言先加以统一的技术训练。
”因此他强调要重视“诵读教学”。
朱氏认为黎氏的这个观点很值得人们注意，因为学生作文往往一味地依照自己的“纷歧的个别的语言”，而不顾到“统一的文字”，因此“语脉”总是不清不顺。
朱氏说：“这些学生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的调子或语脉──，叫文脉也成。
”（见《诵读教学》，载北平1946年12月2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此外，欧化成分的渗入，使许多人感到不顺口，不上口。
其实，朱氏认为：“从语言的成长而论，尤其从我们的‘文学的国语’的成长而论，这个‘上口’或‘顺口’的标准却应该活用；有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式得给予时间让它们或教它们上口。
这些新的词汇和语式，给予了充足的时间，自然就会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诵读教学的帮助，需要的时间会少些，也许会少得多。
”（见《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载北平1946年12月16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青年学生阅读那些夹入欧化成分的白话文，看得多了，笔底自然也就受到影响；如果再加上诵读，他们的“文学的国语”将自然地活跃到口头；这样，“文学的国语”就首先在学生的笔底和口头生了根，从而也就必然影响并扩大到社会。
这意义就十分深远的了。
朱自清对于写作教学的见解，更多的是着眼于应用。
他说：“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因为“中学生如果只爱文艺，阅读的是它，练习的是它，却又没有明锐的辨别力，就很容易滥用文艺的笔调。
他们不能清楚的辨别文艺和普通文字（就是广义的应用文）的不同，他们只会那一套。
因此写起普通文字来，浮文多，要紧话少，而那几句要紧话又说不透。
这就不能应用。
”（见《中学生与文艺》）写作训练着眼于应用，这就势必要推导出另一个问题，即训练方法如何切近“应用”。
在过去封建科举时代，学文是为了写文，写文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便进学或中举。
当时读书人练习写文章，眼前悬着个明确的目标，心目中也有个“假想的读者”，这“读者”就是各级考官。
五四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生练习作文，又多半以“创作”为目标，这些学生心目中也或隐或显地有个“假想的读者”，那就是社会上的一般知识阶层。
在校学生对教师布置的作文题，如果不带点创作意味，就不感兴趣；于是在课外自找题目去写诗，写散文，写小说。
其中终于也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文才颇为可观的人物。
由此可见，在写作训练中给学生悬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并让学生在提笔作文时心目中有个“假想的读者”，这是使训练切近“应用”，并进而激发兴趣的重要方法。
朱氏说：“写作练习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读者作对象，并非拿实际的读者作对象……假想的读者除了父兄，教师，亲近的同学或朋友外，还有全体同学，全体中学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社团，政府，政府领袖，一般社会，以及其他没数到的。
”（见《论教本与写作》）着眼于“应用”的写作练习就该以社会各个方面的人作为“假想的读者”。
只有经过这样的多角度的训练，学生将来无论升入高一级学校或步入社会参加实际工作，就能运用文字工具来应付各种生活需要和社会需要。
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写作总是“有所为”的，因而也总是有实际的读者对象的。
在校期间，就应该培养学生按照实际需要，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来进行写作的能力和习惯。
以这样广泛的“假想的读者”作对象来进行写作训练，应该给学生悬一个怎样的目标呢?朱氏的设想是拿“报刊文字”作为目标。
他认为拿创作做写作目标，假想的读者是一般社会，但是只知道一种假想的读者而不知道此外的种种，还是不能有辨别力，一旦需要实际应用，写出文章来往往还是不合式。
所以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的写作训练该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标，特别是报纸上的文字。
报纸上的文字不但指报纸本身的新闻和评论，并包括报纸上登载的一切文件──连广告在内──而言。
”这样做，朱氏认为有三种好处：“第一，切用，而且有发展；第二，应用的文字差不多各体都有；第三，容易意识到各种文字的各种读者。
……因为报纸上登载着各方面的文件，对象或宽或窄，各有不同，口气和体裁也不一样，学生常常比较着看，便容易见出读者和文字的关系是很大的，他们写作时也便渐渐会留心他们的假想的读者。
”（见《论教本与写作》）为了贯彻上述主张，朱氏提倡办班级壁报。
他说：“说起壁报，那倒是鼓励学生写作的一个好法子。
因为只指出假想的读者的存在，而实际的读者老是那几个人，好像支票不能兑现，也还是不大成。
总得多来些实际的读者才好，从前我教中学国文，有时选些学生的文课张贴在教室墙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班的注意，他们都去读一下，壁报的办法自然更有效力，门类多，回数多。
写作者有了较广大的读者群，阅读者也可以时常观摩。
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学生对于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文字做写作目标有更亲切的印象。
这是一个值得采取的写作设计。
”（见《论教本与写作》）学生在学校中练习写作，无论从需要和场合看，还是从读者的对象看，多半都带有“假定性”，从“假定性”到“现实性”，中间需要架设一条桥梁，办壁报之类，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桥梁”。
朱自清先生在从教的最初年代，就竭力主张任何教育教学理论都应当切合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他在20年代遍读了当时许多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以后，曾感慨地说：“照他们的论文所说，真是条理井然，圆满而且周到，真是理想的好系统!而事实却总是参差错综，决没有那样整齐，……那些论文里的详明的计划，到了教室里，至少要打个五折!……这可见理论与实际相差之远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在40年代，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的，有恒的施行；理论无论如何好，不施行总还是个白费!”（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所以，朱氏既十分着重理论，更十分强调“切实的，有恒的施行”。
他在中学教过5年国文，试行各种教法，虽调迁数校，所到各校，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敬重。
担任大学国文教授后，坚持主讲大一国文；与叶圣陶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独自编写《古诗十九首释》等，给国文教师和一般中学生具体指示读诗读文的方法；又为《国文月刊》写专栏文章《文病类例》，详明地评析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种种“文病”；完成专著《经典常谈》，给中学生切实进行经典训练指示门径；亲自参加编纂大一国文教材和中学国文教材，努力把自己在国文教材建设方面的种种设想付诸实施，作出实绩。
朱氏这种不尚空言、事事躬行的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足以为一切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楷模。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同学，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课堂上，如何能使同学感兴趣
找了，终于让我找
佛武体育会八十年风云录 一、佛山精武体育会的组成和发展 1909年，以“迷踪拳”扬名的一代大侠霍元甲与陈公哲、陈铁生、卢炜昌、姚蟾伯（史称“精武四杰”）等爱国青年，为洗雪“东亚病夫”之耻，弘扬国术，在上海始创“精武体操会”，1910年改名为“精武体育会”。
精武体育会是一个以技击为根本，以武德为归依，并辅有体育、音乐、游艺的民间武术组织，积极宣传体育救国，振兴中华，在当时中国引起强列反响，孙中山先生曾手书“尚武精神”赠予精武会。
精武会“强国强身”的宗旨，在华人社会中得到积极响应，得到全国各地热爱武术人士的响应。
自上海精武总会创立后，海内外分会纷纷建立，佛山、汉口、广州、梧州、南宁等地的精武会相继成立，并影响至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华侨聚居较多的商埠。
大半个世纪前，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群众武术组织。
精武体育精神，传扬中外。
1920年春，陈公哲倍同胞妹与上海精武会主任陈士超到广州，参加广东精武会成立一周年庆典。
之后陈公哲返回上海。
陈士超则应佛山炮竹行实业家任孝安之邀请，与广东精武会干事黄硕海等人到佛山游览。
陈士超等即不失时机地在佛山展开了精武体育救国的宣传，并登台表演武术。
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在人们心中仍然根深蒂固，部分守旧人士认为，习武会助长殴斗，造成社会混乱，女子练武更是有伤风化。
而一些有识之士却看到，提倡体育，强种强国，振奋民族精神，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复兴中华的希望。
因此积极响应，努力筹组。
1921年7月6日，佛山人士拟建成立佛山精武筹备会，会址暂设于汾水四街5号，发起筹备者共四十一人，多为工商界、医学界及教育界人士。
并请上海中央精武会杨深伦、梁少田，广东精武会罗啸敖、黄砺海等前来指导开办手续。
7月10日，佛山精武会在清平戏院召开成立上会。
当日，广东精武会派出武术教员、音乐教员、舞蹈演员等表演武术及游艺节目助兴。
上海、广州、香港及本市各界人士共约二千人参加了这次盛典。
首届董事会、总理事会、董事共24人。
推举钟妙真任董事长，任孝安为国操主任。
其余蔡勉卿、萧剑浓、霍雍民、黎鸣楷、罗达卿等均为董事，首批应征入会者共144人。
8月1日，会址迁往莲花地9号。
佛山精武会秉承上海中央精武会的办会宗旨，提倡：德要其重，修心养性，以求人格完善；智要其博，充实智力，以明辨是非；体要其健，强身健体，以承担重任的德、智、体、育，培养智、仁、勇兼具的精武新人。
会内初设国操、文学、游艺、编述、交际、纠察、庶务、会计、医务共九个部门。
1922年10月10日，精武董事会改组，由热爱武术，热心公益的花纱行实业家梁敦远任董事长。
他是创会会员，得精武体育之功效，治愈了多年的顽疾。
因而对精武会有更深厚的情意。
每事一马当先，不遗余力，连任至抗战前。
任期内会务十分兴盛。
由于会员日增，莲花会址不敷使用。
1923年10月25日，佛山精武会会所迁往长兴街39号莲峰纸行会馆内。
馆内有一个固定的演武台，可供表演武术及各种游艺、粤剧、话剧之用。
重新调整会内各个部门，具体有以下四个部门： 1．总务部—二主任：梁敦远，副主任：萧剑农，下设会计、文牍、交际、庶务、会医各员； 2．国操部——主任：李佩弦，副主任：蔡丽秋，卢贺年，招沃生；该部下设：国操教练及专管制服、器械、衣柜各员。
3．游艺部——主任陆志文。
下有：音乐、乐器、舞蹈、新剧、围棋、军乐各负责人。
4．文事部——主任：罗啸敖、冯明庵。
下设：月刊、国语、英语、图画、国画、雄辩、书报、摄影各科教员。
经过几年的发展，精武会内已拥有一定数量的会员。
1923年11月，佛山精武女子体育会，假座清平戏院举行成立人会，审定各职员独立办事。
会址仍在长兴街精武会内。
佛山精武女子体育会职员表 总务主任：苏洁雯 国操主任：苏慧哲 副主任：余福端、马庆德 文书主任：梁惠霖、马庆德 舞蹈主任：马庆德 干事：杨兆珍、布志文、杨壁珍、李洁芳、梁惠霖、金福端 交际主任：布志文、交际员：苏洁文、程国彬、吴冰清、杨壁珍、梁彦琼 庶务主任：苏洁雯、庶务员：余福端、何惠琼、梁洁娴、萧道五、梁彦琼、梁惠霖 调查主任：杨兆珍、调查员：萧道五、梁琼宽、何洁贞、程国彬、苏洁雯、李洁芳 精武会在长兴先街发展会务共十二年，会员最多时达三百余人（学生除外）。
精武会办公用地从汾水西街到长兴街，全靠热心的商会和商人的鼎力支持。
1933 年，由梁敦远、李佩弦、陆志文等组成的董事会，商讨建立一所属于本会的永久性会址。
遂向当时的南海县政府申请；经县长李海云、佛山南海行署主任李道轩批准，拨中山公园内二百五十华井土地兴建新会所。
经费由社会热心人士捐助。
最初的规划是兴建三座东、西横向排列的互联建筑：中座为礼堂内有演武大厅、戏台、餐室、贮藏室和冲印胶卷的黑房，门前有演武台以及可供干人集会的操场。
东、西两座与礼堂互通，各有侧门，东座设传达室、办公室、图书馆、会客厅、会议厅和衣帽处两间；西座设化装室、乒乓球室、音乐院、男女更衣室、浴室和厕所。
会内各项设施考虑周全。
无奈因经费不足，到1935年只建成礼堂一座，耗资三万余元。
其中，李众胜堂（佛山保济丸老字号）后人李赐豪，以先父李兆基先生名义捐资一万元，为出力最多者。
及后，梁敦远董事长个人捐建西翼作为精武国术学院， 1937年落成并开班授课，聘请上海精武会创办人之一卢炜昌先生任国术学院院长。
1938年，佛山沦陷。
精武会址被日寇占用作粮仓，精武会务全面停顿，会员星散。
梁敦远先生亦在避难广西梧州时遭日机炸死，所有文书档案荡然无存。
在此期间，佛山精武会澜石镇部分会员，曾参加过乡民自发组织的抗击日寇的战斗，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出精武爱国的民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
抗战胜利后，由陈君颐、源伯格、丘公实、李佩弦、麦大华、何心平、林君选、区荣钜等重组精武董事会，积极恢复会务。
他们有如此感慨：经过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精武会依然屹立不倒，此乃本会之幸、国家之幸，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
强健体魄之成者，首倡体育事业之加强，为实现精武会“惟精惟一，乃武乃文”的宗旨，于精武国术学院原址创办元甲中学（又称“健社”）。
杜若莲为首任校长，1946年招收第一届学生。
1947年，杜若莲辞校长职。
继任校长为卢正心。
解放后，各种武术民间团体进行整顿，佛山精武体育会也停止了一段长时间的活动。
1986年在佛山市和有关部门的关怀、支持下，经重修后复会，组成第20届理事会。
出任复会后第一任会长是市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麦大华先生。
由黎日晴、区荣矩、曾坤、黄颗心等组织日常工作。
随着会务迅速发展，由早期会员、佛山城区置地集团公司王增榴总经理出任第21届会长。
1991年按法人社团办理了手续，王增榴会长连选连任。
第22届、 23届理事会会长均由王增榴先生出任，21届、22届副会长兼秘书长由黄颖心女士出任。
1998年，23届理事会后，黄颖心副会长根据社团章程规定超70 岁后，不再担任秘书长以上职务的制度，退出了23届理事会的组织机构。
23届副会长兼秘书长由薛绵本先生出任。
为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强精武会建设，王增榴会长主张，24届理事会一定要贯彻年轻化、知识化，把热心于精武事业的及在武术上有所造诣的会员，选拨到精武常务理事会主要的领导机构上。
为此，24届理事会在组阁人选上颇为慎重，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经过长时间的三上三落筛选，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24届的理事会机构，会长由薛绵本先生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由梁旭辉先生出任。
他们的学历均在大专以上，在各自的岗位职业上都有自己的职称，平均年龄45岁，主要领导均有自己的实业，成为名符其实的“乃武乃文”的精武会员。
第二十四届理事会的人力资源的整合，使佛山精武事业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至此佛山精武会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会众的努力下，会务迅猛发展。
二、佛山精武会早期的武术活动 精武会旨在弘扬国术、强健国民，故摒弃武林门派成见，纳百家之长，兼收并蓄。
诗云“武库于兹集大成，四方流域本精英。
中邦国粹应存在，继述光辉任非轻。
” 其国操部（又称技击部），在会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操主任“必须有国术心得，而道德学问为同人信任者充之。
”1921年7月至1923年6月，任孝安为国操部主任。
1923年7月至抗战前，国操部由上海中央精武会派任之李佩弦统率。
精武会的拳术主要以黄河、鹰爪、螳螂。
太极四个门派为主，同时兼容其他各派武术。
早期教员多数由上海中央精武会派拳师任教。
先后有：黄河派孙守庆、赵桂林、刘清桂、陈鸿书；鹰爪派李宝英、刘法孟；螳螂派罗光玉、于乐江、陈振代、范永镇；长江派姚电侠；太极拳吴监泉、吴公祖、吴大燮、石再贤、杨守中；花叉派朱玉平等。
训练和造就出如：蔡丽秋、林君选、何心平、招沃生、苏保朝、黎日晴、潘炎流、区荣钜、冯雏仪、曾坤、黄颖心等一大批本地优秀的武术教练人才。
精武会的武术教学，基本按照上海中央精武会的教程进行。
凡新入会的会员，必须接受中央精武规定的十种基本套路是：四套单练拳术套路（十二路潭腿、工力拳、节拳、大战拳）；二套单练器械套路（八卦刀、群羊棍、五虎枪）；两套拳术对练套路（接潭脚、套拳）；一套器械对练套路（单刀串枪）。
分初、中、高三级教学，学时各级两年。
据潘炎流师傅说：当年的武术考试十分严格，除驻禅教员外，上海总会及各地分会均曾派员前来监考。
初级考精武规定十种基本套路，及格则发初级毕业证书及黄星标志；中级考长、短器械各一套、拳术三套，及格者发给中级毕业证书及蓝星标志；高级考三种难度较高的套路（自选），分别是拳术及长、短器械各一套，及格则发高级毕业证书和红星标志。
六年毕业后，会员可选择各自爱好的项目继续深造，或应聘担任会内职务。
1923年8月29日，组织成佛山精武会内第一个武学小团体一健儿团，加强训练，以带动会员勤奋学武之风。
团员包括：李佩弦、梁敦远、蔡丽秋、林士铨、陆志文、范羽孙、陈冠南、卢贺年、黄功亮、蔡新光共十人。
陈铁遒有咏健儿诗曰：“精武洵能醒睡狮，实行强种副名实。
四周多少人才铸，撑起禅山有健儿。
”此后，多个武术小团体或同时或相继在精武会出现。
计有：英志团（1924年7月2日成立）；共勉团（1924年12月1日成立）；策勤团（1925年7月21日成立）；励志团（1925年11月 1日成立）；恒志团（1926年12月12日成立）。
团友们在训练中互相鼓励、互相提携、互相切磋、互相督促，共同进步。
精武会教员除在本会授课外，还分赴市内各间学校或私塾传授国操，宣传精武会体育救国的精神，积极推动武术运动的发展。
据1927年前统计：全市有十七间学校近二千名学生接受过精武国操训练，并定期举行大规模运动会，开展武术竞赛活动。
此外，精武会创办的精武国术学院及元甲中学学生均由精武会教练传授国术。
三、佛山精武会早期的文事游艺活动 精武会以研究国术及一切关于体育事业为主，并以有益之学科、正当之游艺辅之。
在二、三十年代，会内文事及游艺内容丰富多彩。
会员可在习武之余参加各种娱乐活动。
教员以会中有专长之人士义务兼任。
精武会曾设有音乐、国语、英文、临池、绘画、雄辩，图书、月刊各部。
音乐部负责曲艺、军乐、粤剧、话剧及舞蹈等节目的排演。
曲艺自有麦少蜂作的《三气周瑜》、《别虞姬》和郑剑峰创作的《盂明寻亲》等；粤剧和话剧多选择以道德感化社会题材，曾上演醒世新编剧《马前泼水》、古装名剧《明皇长恨》和北剧改良《捉放曹》，话剧有由黄少强创作的《美术之谜》；舞蹈有滑稽舞、健康舞、共和舞、和平舞、菩提舞、蝶舞、庄舞、干舞、盾舞和对舞等。
精武舞蹈有其独特的形式，以国操的手法，编成各种舞法，表现体育。
四、佛山精武会创办的学校 佛山精武会先后创办五所学校。
(1).陶洁女子学校 佛山精武会创办的第一间学校。
1924年开学，校址在金线街良巷。
以养成女子具有高尚的道德、普通的知识技能和健全的体魄为宗旨。
内分国民级(l－4级)和高小级，另设义务班。
(2).元甲国民学校 1926午由梁敦远、区声白、霍富卿等发起创办，以汾流街布行会馆为最初之校址。
由佛山布行乐和堂各店介绍入学的学生，则免收全年学费。
以德、智、体“三育”为办学宗旨。
精武会干事黄功亮为校务主任。
(3).元甲平民夜校 校址在大墟(即现莲花市场附近)，精武会的部分会员，是商店职员、工人或市郊农民，为使知识普及，实惠于民，故创办该校，不收任何费用，并免费供应学习用品。
(4).精武国术学院 佛山精武会创办的体育专门学校。
(5).元甲中学 (又称“健社”)，1946年创办，以德、智、体、美、群“五育”为办学宗旨，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佛山精武会除教授各派武术和音乐，举办各类文体活动之外，还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如设门诊部赠医送药、办报刊等，还免费派人到佛山各学校传授初级武术，深受学校和民众欢迎。
1926年间，佛山布行会馆为解决布行子弟入学，向精武会董事会提出，如布行子弟只收一半学费，可以提供汾流街部分房舍办学。
董事会基于推广精武精神，扩大武术体育队伍的考虑，决定同意开办，并把学校命名为元甲小学，委任黄功亮为第 一任校务主任。
初时只招收4班，后来逐渐扩展到10多班，校舍迁往金线街。
沦陷期间停办，抗战胜利后续办。
1946年，由于通货膨胀和逾期发薪等原因，佛山一般中学基本停止上课，元甲小学有两班毕业生的升学遇到困难，学生家长反应强烈。
董事会于是决定利用精武会的活动场地开办元甲中学，起初只招收两班，以后扩大到6班，建国后与联合中学合并；成为现在佛山元甲学校的前身。
四、新世纪、新精武 今天，佛山精武体育会先后成立5个部，分别是：会务部、财务部、宣传教育部、经济拓展部和公关部。
14个中心，分别是：太极拳、六合八法拳、木兰拳、咏春拳、白眉拳、跆拳道、洪拳、龙狮研究活动中心、青少年武术培训中心、佛山乐园武术活动中心（以下称武术中心），石湾镇、澜石镇、沙头镇和南海机关武术中心，一个精武演艺团、一个粤剧曲艺团，一个武术训练基地、还分别设秘书处及办公室。
经常参加武术活动的会员2000人，为佛山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佛山市的优秀社团。
1999年精武会会址被授予市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10月举办禅、穗、港、澳四地全国首届咏春拳黏手擂台赛，盛况空前，在南方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2001年12月23日，佛山精武会迎来创十周年华诞。
这天，在精武会的大殿前，各界人士、武术团体、新老会员约万人参加了这一盛大的庆典。
佛山市市长梁绍棠打电话给精武会会长薛绵本道贺，副市长李玉光到会祝贺并致词，同时，佛山元甲同学会捐赠的霍元甲塑像由人大副主任梅彼得与精武会秘书长梁旭辉主持举行落成揭幕仪式，纪念特刊《佛山精武八十载》及佛山精武明信片也进行了首发。
佛山精武会八十周年庆典的盛况，标志着佛山精武迈入了一个新纪元。
2002年12月7日至8日，由糊涂酒业公司赞助协办的“百年糊涂”杯首届佛山精武太极拳邀请赛隆重举行，来自佛山、广州、香港等地的太极拳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2003年4月，佛山精武会派出六百人的太极拳方阵参加了佛山万人健身展示活动。
在抗击非典型肺炎SARS疾病的斗争中，佛山精武会以引领群众强身健体、开展武术运动的方式贡献着力量。
2003年5月，佛山精武体育会官方网站()开通。
现在，全体会员上下团结一心，遵守建会宗旨，继承精武先辈优良武德及爱国主义精神，在响应国家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同时，重视各门派武术在会内普及与提高，团结社会上各门派，发扬武德，弘扬国粹，每年接待大批海内外各武术团体、武术爱好者；并秉承“爱国、正义、修身、助人”的会训，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为赈灾的义演筹款活动，为“助残、助贫、助学”筹款，坚持每年到敬老院去慰问演出，并派出教练为群众义务授拳等等，为人民健康、社会公益贡献绵力。
请问“体者,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也”是什么意思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钱学森） 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是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
1937年，钱三强赴法国留学，师从居里夫妇，进修镭学，从此开始了核物理研究的艰难跋涉。
1946年至1947年间他与夫人何泽慧合作发现在中子打击下铀核的三分裂的现象。
此后河泽慧又第一个发现了四分裂现象，被居里夫妇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实验室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1948年钱三强回国后，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及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工作。
从研制原子弹、氢弹，到我国整个高能物理科学发展，钱三强都作出了卓越的贡越，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赵天麟的生平经历
模糊综合评价法在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估中的应用5 三、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的不足对于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存在的问题，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非常丰富的研究。
首先是现行评价体系的内容结构不合理。
一些专家指出虽然目前的高等教育强调注重大学生的素质教育、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和个性的发展，多数高校现行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具体内容也划分为德、智、体、美、实践等几个方面，但操作过程中仍然按照传统的评价方式，更强调对德、智、体“三育”的考查，忽视了对学生基本素质如实践能力、创新精神、人文精神、终身学习能力等的评价。
也有学者认为，现行评价体系虽然在评价内容上注重全面性，但对层次性有所忽略，造成评价体系在实践中灵活性不够、针对性不强，忽视了教育对不同对象、在不同的环节、培养阶段的教育目标和要求、特点的不同，而与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也应有所差异。
另外，部分评价内容的内涵过于简单，如在对综合测评中占很大比重的智育评价上，往往只注重评价学生专、业知识的积累，更多地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是一种静态评价，而对学习过程的动态评价甚少，缺乏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的评价，因此要以多种形式、多途径的考核方式对学生智育各个层面进行客观、科学的考核。
其次是评价方式方法存在缺陷。
现行评价手段包括自评、互评、班团委及辅导员、班主任评定等基本环节，一般多采用较为主观的方法，人为因素很多，可操作性差。
为了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目前也广泛采用了一些量化的方法，但由于学生素质的复杂性及学生的能动性以及评价技术上的局限性，有些量化指标还比较笼统抽象，评价结果有时很难体现真正要评价的属性。
如何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评价方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且，高校现行的综合测评，大多在班内或者全年级内根据综合得分进行排名，是一种相对评价，而对学生自己与以前相比的状况如何这种绝对评价方式比较忽视，所以，重以鉴定为目的的总结性评价，轻以改进为目的的形成性评价现象在当前高校学生评价中还未得到根本改变。
此外，目前评价方法共性约束的特征比较明显，个性特征不突出，因此，应全面考虑测评体系中综合测评结果与各分项素质模块测评结果的评价功能，形成既重视综合评价，又鼓励个性发展的评价奖励体系；在评价方法上就尽可能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立体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在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估中的应用6 最后，由于缺乏科学、有效、实用、系统的素质测评的方法和理论研究，目前综合素质测评并没有从多角度、多学科进行系统的交叉研究，缺乏先进的测评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所以，尽管许多高校现行的学生综合测·76．评条例按照素质教育所要求的相关方面设置了一些指标体系，对每个指标记分后汇总得出测评结果，但是，这些评价指标体系还不能完全体现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如何完善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基本原则针对当前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一些不足，学界一致认为需要对现有综合素质测评进行改革，以真正适应素质教育发展的需要。
按照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构建新的测评方法首先需要把握一些基本原则；概括起来这些原则主要有：1、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导向性原则。
导向性原则是指以素质教育作为综合测评的指导思想，让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品格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和谐发展，对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养成与发展起到导向作用。
导向性原则的一方面是要体现它的方向性，即要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的根本目的；还要体现社会化与个性化的原则，既要考虑使学生进入社会层面，提高社会化程度，更要照顾到学生的个性特征，促进其个性发展；最后还要兼顾全面性与层次性，全面性是指综合素质测评指标内容的设计，必须客观、全面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完整反映学生素质的全貌。
当然，全面性并不是把所有影响素质养成的因素全部包括，而是对评价所涉及的内容进行科学筛选，还可以把学生素质结构区分为最基本要求的义务层（或基础性）和具有较高要求的追求层（或发展性）两个层次等。
2、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原则。
评价方法的科学性，首先要规划制定科学的素质测评指标体系，并进行科学的简易化分解，避免某些指标过于原则、抽象和概括，尽量做到具体化、行为化。
在具体实施评价过程中，要把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在定量分析中合理运用定性方法，使量化指标的含义更清晰，在定性分析中充分利用量化手段，使定性分析指标更易于操作：相对评价与绝对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利用相对评价进行学生在集体中的横向比较，以凸现个体之间的差异。
利用绝对评价分析学生个体现实与目标的差距，客观鉴定学生的发展状态。
在实施过程中，还应逐步淡化相对评价，突出绝对评价的主导作用；采用自评与互评相结合的原则，利用自我评价充分发挥和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促进学生提模糊综合评价法在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估中的应用7 高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能力。
利用互相评价促进学生间的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培养学生的时代竞争意识等等。
3、可操作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是指测评体系的各项指标，都能够进行实际观察、测定或测验，概括被评者达标情况，可以得出明确结论，或是得出符合实际的指标分值。
需要将素质教育的目标向指标转化，并通过分解，把庞大、复杂、繁琐的指标体系简易化、明细化。
此外，指标中能量化的尽可能量化，使测评工作更为准确。
最后应根据各项指标在测评中的地位和作用，应用数理统计原理，合理确定量标与权值，对评价对象之间或评价对象与标准之间的要有比较，而且评价体系力求简化，对评价信息的统计方法要简易，便于操作。
五、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确定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估指标是进行综合素质评估的关键。
在建立素质评估指标体系时，要慎重地选取恰当的方法，正确把握关键考核指标，对每位考核者进行合理的考核评价，使得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素质评估体系显得非常重要。
综合素质指标设置关系到评估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所以应仔细斟酌考虑。
设计素质评估指标体系涉及指标的层次结构，设计法则，设计方法和指标权重等问题。
所以有必要多征求相关专家的建议和参考类似方面的评估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