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作风整顿学习心得体会
纪律作风整顿学习心得体会第一篇：机关纪律作风整顿学习心得体会机关纪律作风整顿学习心得体会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安排，局机关开展了机关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教育和自查反思，使我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又有一次新的提高，我认识到要想当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就必须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主动严格要求自己，与新的形势、新任务相适应。
通过这一阶段的认真学习，我就此次机关作风整顿有以下几点体会和认识：一、学习体会1.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
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直接关系为人民服务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形象。
作为一名统计人员，我更应该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源头数据的真实性，不谎报数据。
2.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报冒充的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对于一个人民公仆来讲，凡是能够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凡是我们背离或放弃实事求是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
同志深刻指出，作为一名人民公仆，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部不能背离这一点。
每一名人民公仆，都应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自觉的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哪个七个坚持最重要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说，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让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韩保江说，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各项要求。
“说千道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关键在干部。
”韩保江说，我国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说明我们的干部队伍整体上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任务和使命的。
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的干部队伍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我们要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努力培养造就更多领导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新的高度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生根，带来满满的获得感。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坚持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广泛，要求也更高，既向往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期待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和完善。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罗来军说。
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构建完整的民生发展体系和保障体系。
“在民生问题上，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和发展领域，包括社会公平正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人民获得感、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这些方面构成了完整的民生发展体系和保障体系。
”罗来军说。
以人民为中心，就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继续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
“这些措施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将实实在在地增强人民获得感。
”罗来军说。
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巨大压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新常态具有新特征。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主要体现为三大特征：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新常态这一重大判断，科学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和怎么干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介绍，做好经济工作，就要尊重经济规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新常态要有新作为。
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政策协同、推动跨越式发展，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常态下要有新作为。
”潘建成认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把过去对于经济增速的关注，真正回归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回归到转变发展方式促进转型升级上来、回归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上来、回归到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上来。
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为我们党改革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
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旗帜鲜明地提出来，体现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和提高。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点是发展实体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过去5年，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在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因素增大的新形势，以监管变革为重点深化简政放权，有利于进一步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认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加快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包括完善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的规则体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清理妨碍公平准入的规定和做法，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制定实施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
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这一表述，意味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这一重大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导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阶段性的跃进，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突破。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现实中有很多表现，比如对国内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满意，大量消费流向海外；对社会公平正义有新期待，对不公平不合理制度现象的容忍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不断提升，环境污染极易引发社会矛盾，等等。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完善宏观调控提出了新要求。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辛鸣表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就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也是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需求。
坚持问题导向，不是从书本出发、从经验出发，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从现实矛盾出发。
坚持问题导向，怎么找准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就要从解决这个矛盾出发寻找问题，比如区域、城乡之间以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的矛盾，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都应该是努力方向。
坚持问题导向，要避免只看问题表象，而要找准问题本质。
侯永志举例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仅仅是表面的生态环保投入不足的问题，更本质的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偏重中低端，生态环保压力自然比较大，呵护绿水青山还要从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入手。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得其法者事半功倍，不得法者事倍功半”。
做好经济工作，离不开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坚持稳中求进，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的基础。
”潘建成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稳”既指平稳的经济增长，更包括稳定的就业、物价以及社会经济环境；“进”既指质量的提升、效率的提高、新动能的增强等，也包括资源环境更好的保护和民生改善等。
“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
“过犹不及，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关键在于宏观政策的‘度’，必须明了什么是适度、什么是失度。
”潘建成说，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精确性，就像良医诊病，比如，判断经济运行是否适度，应更多地考量就业是否平稳、物价是否在合理区间等；又如，房地产市场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杜绝“一刀切”的调控，才更有利于整个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 人民日报 》（ 2017年12月21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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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中国近现代史学习体会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
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
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
”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
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
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
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
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
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
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
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
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
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
怎样才能救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
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 “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 名著呵。
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
不仅一般道 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
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 ”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 1. 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 熟的。
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 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 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
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 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
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 ，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历史证明了，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文革来“说事”。
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
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
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 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 因素“作怪”。
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帮等不过是添油加醋 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 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 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
只 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 纷纷涌向城市。
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
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 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
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 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
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 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
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
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
从林 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 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呐喊，就不会有雄 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 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 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 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 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 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 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 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
”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 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
”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 。
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 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
”“在宗教法规被废除 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 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
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
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 不犹豫拖延。
”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5.自由与平等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
“严格意义上的公共 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
”“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 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
在他们眼中，私 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
”“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 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 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
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 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
”托克维尔说得 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 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
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 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必须承认，所以这 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 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
”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 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 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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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政治合格，强化四个意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一、要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
确立纪律和规矩的权威，遵从纪律和规矩。
不违纪，不逾矩。
领导干部要按照“五个必须”的要求，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
二、要树立大局意识。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讲大局是新时期对党员干部理论政策、工作能力的考验，是党员干部履行好职责的基本要求。
党员干部必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市委、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树立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进取心，保持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率先垂范，深入实际，察实情、听真话，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十足的干劲、韧劲和闯劲，做好本职工作，支持全局、推动全局。
三、要树立团结意识。
团结，历来是我们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是重大的政治原则。
讲团结是对党员干部更高的一种能力要求。
会团结关键看有没有责任感。
只有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把履行好职责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才会自觉坚持党性、坚持原则，用公道、公正和公平来凝聚人心、维护团结。
四、要树立组织意识。
党性原则要求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要始终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一要牢牢把握党的思想路线，坚定、自觉地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工作新局面。
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二要牢记自己在党旗下的誓言，严格党内生活准则，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断强化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无限忠诚，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五、要树立原则意识。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是组织的命脉。
遵守纪律，敬畏纪律，是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定政治立场，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允许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走板走样”，对党“阳奉阴违”。
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旗帜鲜明地批驳攻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言论，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
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令行禁止，狠纠“四风”，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监督和管理。
同时，要管好自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自觉做廉政勤政的表率，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改革开放的意义
一，端正入党动机，主要包括：（1）必须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信念。
（2）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谋利益的思想。
（3）必须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二、必须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党员的标准即党章对党员提出的条件和要求。
党章第一、二、三、四条对党员标准作了明确规定。
三、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入党(1)思想入党： 就是要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特别是“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2）行动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就是强调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主动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思想，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也可以直接分下面几条写：（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维护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安定、和谐。
（2）学习上起到表率作用，成绩优秀。
（3）积极参加各类学生组织、社团的活动，并在其中积极主动的工作。
（4）关心政治，关心时事，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
（5）关心同学的学习、生活和成长，主动帮助同学解决遇到的困难。
（6）做好党组织的助手，做好信息沟通和传达工作，做好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
（7）敢于同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什么贡献
一、提出“亦西”的文化观，为文化大提供了取意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的优劣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去向问题，在学术界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
梁启超踊跃参加了这场大讨论。
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与深切的感受，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见。
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从此退出了政坛，专心于学术研究。
其时的梁启超对于自己从政的生涯曾经作过深刻的反省，他说：“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
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
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1]（P59）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使梁启超历尽苦辛，饱经沧桑。
正是此种深刻反省，加之割舍不下爱国之情的心态，使梁启超一面著书立说，一面筹划漫游欧洲之事。
1918年12月梁启超与丁文江等人赴欧洲考察，历时一年多，1920年3月回国。
这次出游，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甚大。
其思想收获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
他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发展去向所提出的意见，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
这次欧游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战后各国的社会状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他看到了战后各国贫富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与此同时，他从精神文明的层面既体会到以自由放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给各国带来的巨大进步，“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
[2]（P9）当然，他也亲身体会到了欧洲文明其显而易见的弊端。
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就批评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
不过，梁启超的说法并无任何菲薄科学的意思。
他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2]（P12）梁启超精通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瑰宝是不可以丢掉的。
欧游回国后，他对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发表了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名专著。
此外，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完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和进步意义的论文和著作。
这些都说明，梁启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的。
当然，他也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全十美。
与此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较为全面的接触与系统的探讨，又亲自去欧洲作过实地考察，他对中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去向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赞成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拒绝一切外来文化。
他坚持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与贯通。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1]（P35～36）他还指出：“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
”[1]（P61）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不把“他国之学”与“本国之学”割裂和对立起来看待。
为此，梁启超不仅批评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明，夜郎自大，否认西方文明价值的错误，而且也批评了全盘西化者抹杀中华本土文明，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愚蠢做法。
他希望东西文明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为此，他强调“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
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妙”。
他还设计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显然，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是中肯的。
梁启超的“亦中亦西”的文化观的提出，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去向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影响一代知识分子，其政治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和康有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民权与自由，名噪一时，成了国人心中仰慕的大人物。
毫无疑问，梁启超也成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
尤其是他在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评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那明白晓畅，急切锐利，富有激情热力的文字，确实“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倾倒。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受到过梁启超文章的深刻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以下自白：“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
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
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3]仔细思之，这确是陈独秀的肺腑之言。
胡适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
[4]（P49）他还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可见，将胡适引入崭新的学术殿堂的启蒙导师是梁启超。
青年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对梁极为钦佩，有些文章，如该报连载的《新民说》，他“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5]（P113）在他读到重要章节时，还在上面标点、批语，以抒发心中的感想。
可以说，梁启超是那时心中的偶像和最重要的精神导师。
梁启超对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专制，伸民权。
梁启超指出专制政体为民众之大仇与公敌，同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神牺牲生命翦灭之。
梁启超对专制政体的抨击不仅仅是出于情感上的冲动，而且富于理性的思辩。
他严格区分“国家”和“朝廷”这两个概念：“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
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梁启超批判专制政体，论述属于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思想，使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深受影响。
如青年就在梁启超上述有关国家思想的文字旁边，批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
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6]（P390）不难看出，正是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明确意识到君权应服从民权，代表民权。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反对专制，大倡“人权平等说”，与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是做“新民”，强调“自新”。
梁启超从国家有机体的思想出发，认为国家是“积民而成”，如果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则国家必不能生存和发展，此犹如“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人之身体便随之衰朽和死亡。
他还形象地说：“夫拿破仑旷世之名将也，苛援以旗绿之惰兵，而不能敌黑蛮；哥伦布航海之大家，苛乘以朽木之胶船，则不能渡溪止。
”故此，他坚信中国的复兴和强大有赖于一代新国民的产生。
这些新国民应具备正确的国家、权利和义务观念以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和尚武等优良素质。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
”如何做新民呢
梁启超提出要坚持走“自新”“自强”之路。
所谓“自新”，梁启超强调即个人自我之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
做新民，坚持“自新”的思想使陈独秀、胡适、等人深受启发，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陈独秀等人敬告青年要做“新青年”。
他们号召青年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大胆解放思想，用理性和科学衡量一切，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推倒骗人的偶像，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求实的进取精神，自觉而奋斗，排万难而前行，战胜旧社会。
可以说，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青年”之说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有传承关系的。
“新民”思想不失为“新青年”之说的一种理论源头。
二者可谓沉沉一线，前后相揆，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思想是对梁启超“新民”思想在精神上的一种回应。
梁启超的敢著先鞭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三、从多方面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首先，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重大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郭沫若曾说：“文学革命……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
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
”[7]（P88）郭的评价是公允的，1902年前后，梁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可以说，它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梁以他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如椽之笔，号召“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他也是“诗界革命”最热心的倡导者，他提出，诗界也要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
此外，他还倡导“文界革命”，认为“文界革命”，就其内容而言，是指借助西方文明以开启民智，“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就文体形式而言，可以用“俗语文体”来写作。
总之，梁启超举起改良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的旗帜，并从宗旨、内容、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主张，由此开了近代新文学的先河。
文学革命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
1917年初，胡适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他们主张文学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来一次彻底的改革。
他们的倡议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无疑，陈独秀与胡适在文学革命方面改革的力度比梁启超的新文学主张要大得多，其影响也要深得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在陈、胡之前，就号召要改良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其功不可没，它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梁启超在各学科，包括哲学、史学、教育学等学术思想领域的继旧开新、沟通中西的理性思考与进取的批判精神，为近代学术发展奠筑了基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多层次的，鼓吹“民主”与“科学”，是这一运动的鲜明主题，但批判旧学，推进近代学术的发展也是题中之义。
梁启超中学功底深厚，西学知识也甚为丰富，又有个人的天赋与才气，尤其是他兴趣广泛，治学勤勉，方法得当，善于深思，因而他对许多学科都作过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而构建了自己关于近代学术理论的体系，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至今对人启示尤深，仍不失其学术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对近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称其为我国近代学术的一位开路先锋，一位文化巨人，是不为过的。
我们不妨作些具体的分析。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用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作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
其一，他指出，中国是史学出现最早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
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
他认为中国最早产生史学，是由于中国最早设立史官，并且史官职责明确而崇高。
当然，发达的中国史学并不是尽善尽美。
由于封建主义政体的影响，它存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弊端，由于存在这些弊端，因而生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病。
其二，他指出，尽管中国史学有这些弊病，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否认它的作用与价值。
他以进化论作指导，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今后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还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
”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一史学观有它的偏颇之处，但是，他把研究历史作为寻找规律的钥匙，作为“国民之明镜”，称为“爱国心之源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他对教育学的探讨，也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1922年，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
”他还说：“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教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
”[1]（P68）颇有见地。
为了培养“新国民”，他还提出对教育内容要作改革。
过去洋务派办的学堂，“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仅是西方“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对于“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能言之而能效之者”。
对于中国的“旧学”，洋学堂的学生亦将它束之高阁，梁启超认为如此下去，不可能培养出国家所需的“新国民”，而且，西方的文明未学到，本国的文明也不能延续下去。
为去此弊病，梁启超提出要“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历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
[1]（P37）辛亥革命后，他又根据国势的变化，提出把学校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一般国民，“使咸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另一类是“教育高等人才，以为国家社会之栋干”。
他还提出当时的学校教育，于德育“太笼统”，于体育“太狭隘”，因而他主张学校的教育要改成知育、情育、意育的教育。
做到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其意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完美健全的人格。
为了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梁启超对教师的选择与培养，也提出了要求。
他认为国家要“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要义”，使培养的教师“能以授人为主义”。
他还强调教师必须敬业爱岗，切不可兼做其他事情。
他说，如果一个人对教育不感兴趣，“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
当然，教师在教学中还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学生要有亲切感，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等等。
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资助留学生，兴办图书馆，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成立讲学社，邀请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他又通过《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等，宣传新文化，推介自己的研究心得。
这些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后，就联合同人创办了共学社，将翻译外文著作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作为主要的工作。
据统计，共学社当时共翻译了一百多种外文图书，并尽力而为，选派了一批留学生。
共学社的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同年9月，梁启超又联合一些同人成立“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
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
在梁启超等人的筹办下，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德国生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相继来华讲学。
四位名哲在中国各地的巡回讲演，无疑给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与此同时，梁启超为了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还热心于建设本国的图书馆。
从1916年起，他就着手创办松坡图书馆。
该馆成立后，他自任馆长。
经他多方奔走，松坡图书馆成为当时国内一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
不仅如此，他还对图书馆学进行探讨，编了《中国图书大辞典》。
后来，他又担任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想方设法为馆里争取经费，他又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北图。
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出了不少，不甘寂寞的梁启超又与同人办了《解放与改错》、《晨报》及副刊、《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等。
这些刊物在介绍西方的新学说、新思想，活跃当时的学术风气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不可否认，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观及对各学科的研究难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我们不可苛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