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除“为官不为”的消极思想
加强监管，强化问责，属于自己管理范围没有管理到位的，严加问责。
同时，对一些因为主动作为而造成一定损失的行为剔除问责。
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主动作为的良好氛围了~
唐太宗的革新措施哪些?
唐太宗：①在唐朝建立和统一的过程中，功劳最大。
②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
③即位后善于总结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政治方面，知人善任、勇于纳谏，革新政治、完善制度（完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和府兵制）；经济方面，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戒奢从简；文化方面，兴科举、以儒为师、大办学校；民族关系方面，通过军事、行政、和亲等方式加强和密切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基本解决突厥问题，设置安西都护府，派文成公主入藏，从而加强对多民族国家的官吏；对外关系方面，派人去天竺学习制糖法，多次接待来华的日本遣唐使，玄奘西游促进中印文化交流。
④在位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形成“贞观之治”。
林则徐简介及评价2000字
林则徐，福建候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溢号文忠。
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
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
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
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
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
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
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
父亲的淳淳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私塾。
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
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
次年初，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
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斯望的入仕做官。
十九年(1814)授编修。
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云南的正副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
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
于是，他“文学而潜修”。
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
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
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
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
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林则徐曾在京参加过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壶”的文艺团体“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诗社里进行诗文酬唱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
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
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
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
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
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
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
江苏这一年夏秋之际大雨成灾，松江饥民聚众告灾，汹汹将变。
林则徐反对调兵镇压，亲自赴松江安定灾民，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
年底入觐归来，署江宁布政使，让林则徐负责全省灾赈事务。
但道光四年秋，林则徐先后遭父母丧，在籍守制。
直至十年正月再度出仕。
道光十年(1830年)服丧完毕。
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
“—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缓。
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
”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
”十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
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
”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林则徐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
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
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
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
”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二年(1833年)，江苏大水灾，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和朝廷斥责，详尽陈述灾情，呼吁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请求，这对发展生产，苏息民困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
同时，他分析水灾原因是由于吴淞江、黄埔江、娄河及与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于是决定兴修白茆河、娄河，还修建海塘，这些在我国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
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
这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
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
“要正人，先正已”。
“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
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
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
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宫。
当时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
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
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
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
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
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
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林则徐在广州查鸦片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
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被。
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
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
”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
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
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
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
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
”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
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
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
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
在英侵略者威胁利诱下，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
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光绪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
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
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
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
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
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
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
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
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
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
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
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
在赴任途中，于十月十九日(31日1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终年66岁。
死后晋赠太子太傅，谥文忠。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
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
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
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林则徐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和《林文忠公政书》等著作。
所遗奏稿、日记、公牍、书札、诗文等，建国后辑为《林则徐集》。
古代清官的故事
二、中国历史上十大清官 1、西门豹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
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
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
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
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
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 2、赵广汉 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
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
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
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 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
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
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
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
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
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 3、黄霸 （
- 公元前 51 ），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
”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
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
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
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
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
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
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 -- 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
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 4、徐有功 （
-702 ），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
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
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
徐有 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
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
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
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 法官 ，被当时人誉为 自古无有 的好官。
? 5、狄仁杰 （公元 630-700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
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
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
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为 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 唐室砥柱 。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 17000 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 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陈希亮 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
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 30 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
后因辛劳过度而逝 世，享年 64 岁。
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 7、包拯 （公元 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
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 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
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
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
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
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
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二刻拍案惊奇》讲过一个故事。
朱熹在福建崇安县当知县时，有一天接到一件案子，一个小民状告大姓侵占自己的祖坟。
古人重风水，朱熹就是风水高手，当时豪门富户占夺小民好坟地的案子很多，朱熹决定亲自去查验。
到坟头一看，果然是块风水宝地。
大姓申辩说：“这本来就是我家新修的坟头，大人您看，泥土还没干呢，怎么成了他家的祖坟
”小民申辩道：“坟头虽然是新的，那是新盖的，底下还有老土，却是我家的。
”朱熹令人拿铁锹挖，果然挖出了一块墓碑，上面赫然列着小民祖先的名字。
朱熹一看大怒，墓碑为凭，铁证如山，必然是大姓贪图小民祖坟风水好，恶意侵占。
于是判了大姓一个强占田土之罪，将坟地判给了小民。
朱熹断了此案，好不得意，觉得“此等锄强扶弱的好事，不是我，谁人肯做
”却不料真相是另一回事：原来小民知道朱熹一向专门打击富豪大户，憎恶他们欺侮百姓，所以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大姓家墓地，然后来告状，朱熹果然中计。
包拯也是宋朝有名的清官，《梦溪笔谈》记载过他的一件糗事。
包拯坐镇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应处脊杖。
这人贿赂了一个小吏，想让其帮忙免去这顿皮肉之苦。
小吏拿了钱，与他约定：开堂时只管大声喊冤，其他的事交给我。
开堂问罪，那人果真呼号喊冤，分辨不已。
小吏故作不耐烦，恶声呵斥：“不就是脊杖吗，受就受了，啰嗦什么
”包拯见小吏如此越权跋扈，大怒，将其杖责，却把犯法的从轻发落了。
小吏虽挨了打，却得了钱，犯法者出了钱，免了一顿打，大家双赢，输的是包拯。
8、况钟 （公元 1383-1442 ），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
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
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
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 多件案子。
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
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
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
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9、海瑞 （公元 1514-1587 ），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
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
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
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
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
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
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
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
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 40 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 20 多个家人依律问罪。
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明朝大清官海瑞曾经研发过一套断案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世事繁杂，海大人不是福尔摩斯，遇到断不了的案子，干脆一律倾向弱者，自以为心安理得。
海瑞绝不是这套原则的唯一奉行者，在他前后，有很多官员都曾这么干过，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号——“清官”。
10、汤斌 (公元 1627-1687 ），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
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
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最知名的大家知道最多的，当属：包青天，能查上天入地的事
“五破五立”指的是什么
理想信念是指人往、追求和奋斗的根标，是人们的政治立场和世界奋斗目标上的集中反映。
更是一个人进行各种行为的支撑和动力。
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就会失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同样,对一个政党来说,倘若没有正确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偏离前进的方向,就会丧失先进性和存在的依据。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所以建设需要党员干部确立远大理想与现阶段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
远大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要经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这个总过程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党员干部如果没有确立这个共同理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失去方向，而放弃现实理想信念，实现远大理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只有了解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现状，认真探析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存在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的路径，才能帮助党员干部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
一、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存在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从总体上讲是能够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风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并能够努力为之不懈奋斗的。
但是也要看到，党所处的社会环境，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必然会对党员干部产生影响，其中少数意志薄弱者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了的问题，有的还十分严重。
（一）政治思想方面丧失理想信念 多数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积极，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指导思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但是一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迷惘，一些人淡漠、动摇甚至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而且逐渐弱化，丧失了理想信念，缺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认识渺茫论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不能正确认识要把执行党的现阶段政策同坚持党的最高理想统一起来的道理，误认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需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表现在行为上不能严格按照共产党员条件要求自己，缺乏进取精神，缺乏原则立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事不点头，坏事不摇头。
(二)为人民服务宗旨观念淡化 多数党员干部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能把集体利益放到优先位置，能为他人和集体牺牲个人利益，集体主义观念比较强。
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内心并不想失去个人利益，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兼顾集体利益。
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宗旨观念淡薄，把党的宗旨抛在脑后，由于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不存在功利思想和为人民服务，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只追求个人利益而丢掉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淡化为人民服务观念和服务意识。
(三)组织纪律涣散，党员意识薄弱 多数党员干部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但是一部分党员干部组织纪律涣散，组织意识不强，长期不参加或极少参加组织生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重，有的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
党员意识的强弱反映党员的理想信念坚持与否，关系到对党的先进性的认同感。
有的党员由于党员意识淡化不能自觉地按照党员条件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思想意志衰退，落伍僵化，不积极做群众工作，脱离人民群众。
(四)部分党员干部道德缺失，缺乏号召力 多数党员干部道德情操高尚，具有道德人格力量，但有部分党员干部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和人格扭曲。
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呼唤和推崇高尚道德的时代。
一个思想上、政治上保持先进性，具有真理力量的党，必然是一个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具有人格力量的党。
必须看到，现在在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等现象。
特别是在极少数党员干部身上暴露出来的人格扭曲、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党员的号召力、影响力、战斗力减弱，党员缺乏自觉自律。
在有些部门、行业的管理包括党内的管理主要是靠行政命令、制度、经济手段，而像以往那种“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局面明显弱化。
党员、干部队伍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其深层的思想根源在于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动摇、淡化。
二、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1、封建专制主义的惯性影响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人民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彻底破除封建制度的影响。
、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指出，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
但是，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惯性，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
如：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少人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职级别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
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差，甚至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危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加上社会普遍存在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社会层面的监督不力，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在腐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理想信念越来越淡化。
2、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创伤和阴影 文化大革命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过去那种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所做的种种努力失败之后，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阴影。
部分人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产生了怀疑，甚至个别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主张“活在当下”。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的，飘渺而不可实现的。
文化大革命中长期那种计划经济下禁欲主义被压制的个人物质欲望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被释放，理想信念的放弃使得部分党员干部陷入追求物质生活不能自拔。
放弃了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高尚人格的塑造。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苏联模式的失败，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断言的即将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后重新获得发展。
在这种客观情势下，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刻意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论调重又鼓噪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一些党员干部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不能正确分析判断形势，导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怀疑、动摇甚至悲观失望。
（二）现实原因 1、党员领导干部不注意理论学习，或者学习理论不够深入，未能学以致用，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实践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前提。
一般说来，任何理想信念的形成，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是依赖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往往是一种观点学说或者主张等。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一些党员重视业务知识的学习而忽视、轻视甚至蔑视政治理论的学习，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或者满足于一知半解，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掌握的不系统，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一些党员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解，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知识去掌握，而不是当成行动的指南去运用，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和日益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脱离，成为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和某些人点缀门面或者谋生的工具。
学习不深入，对理论没有透彻的掌握，就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运动目前遭受的暂时挫折，学习不深入，就不能使用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就不能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2、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导致治党不严，党建工作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对思想政治工作不像以前那么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曾经经历全国性的整党教育、“三讲”教育、作风建设教育和先进性教育，但是仅靠阶段性的教育是不够的，往往是教育过了容易松弛，在一度时期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世的改造，致使部分党员淡化了理想信念。
3、理论宣传与现实反差比较大，宣传手段单一，过于重视说教和正面教育。
一方面，理想信念宣传手段过于单一，侧重于传统媒介，如报纸、电视、报告会等，而对新传媒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的运用不够，不能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理想信念的宣传侧重于说教，强调“理论灌输”，缺乏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理想信念宣传的内容空泛，与日益丰富的现实之间存在不符的现象，侧重于对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大公无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内容的宣传上。
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当然应该发扬光大，但这些要求是先进性的要求，不能作为一般性要求宣传。
过去由于误解，我们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个人利益价值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价值，导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从而严重削弱理想信念宣传的效果；由于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导致在理想信念的宣传上存在着说理不彻底的现象，影响理想信念宣传的效果。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因此，强化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局面。
4、市场经济对党员理想信念的冲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人们物质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制近乎健全，市场经济的一些理念、原则在法制缺失的背景下对领导干部的行为取向产生负面影响，如自由、等价交换。
特别是一些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等价交换异化成一种权力的寻租行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使各种思想无不打上利益的烙印，使部分领导干部为追求个人利益而进行权钱交易。
面对利益和金钱的诱惑，其人生观价值观必然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人们对理想信念的忽视。
5、党内腐败现在导致党的形象和威信下降，使理想信念虚无弱化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部分领导干部腐败的现象表明，被市场经济扭曲的世俗化的价值观已经影响了一部分人，这些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腐化堕落。
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严重败坏了党的威信和形象，削弱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号召力和正义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群众对党寄以很大的的希望和信任，腐败现象使群众对党产生失望，对党的前途产生疑惑进而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
腐败现象也让一些正直的党员对党充满忧虑，意志薄弱的党员往往禁不住诱惑坠向腐败的深渊，而坚持斗争的党员受到排斥打压时往往产生绝望情绪，不愿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愤而选择放弃乃至退党。
因此腐败问题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的恶劣影响是显而易见。
三、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理论学习和理论创新 如前所述，很多党员干部理念淡化是因为了理论学习，或者学得不精，未能学以致用，只有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深刻的认识，并能运用这些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领导干部才能认清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实质，才能深刻理解目前中国快速发展正为实现共产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理论学习，一方面，党员干部自学很重要，倡导多读书，读好书，领导党员要自觉的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要重视研究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
另一方面，要加大干部培训力度，各级党校、干部学院要加大干部的培训力度，要把过去不是很清楚、困扰人们很久的问题说清讲透，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等等，只有理论透彻、才能使人信服，进而产生信仰，理论清晰了，眼光远了，眼界宽了，心胸就会开阔起来，信念就会足起来，理想信念就能坚定起来。
（二）理想信念教育与实现个人价值结合起来 过去极左思潮的年代，我们一度忽视党员普遍人性的一面，对个人价值不够尊重，那个年代塑造“高大全”式人物往往显得不真实，虚伪，不可信，共产党员也是一个具体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社会交往和关系，也需要养家糊口，共产党员也离不开个人利益。
因此，要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共产党员的个人价值结合起来，保证有理想信念的人是个人价值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