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在哪
农大寨开始于1964年，结束于1980年。
1979年就不再提农业学大寨了。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
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有过“左”的偏差。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
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
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
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
第一组批评大寨，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肯定了肯定了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也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
农业学大寨发生在哪一年?
1964年毛主席了“农业学大寨”召， 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上， 周总理在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大寨精神得到发扬，大寨经验得到推广。
农业学大塞到底对不对
1、农业学大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当年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并早已终结。
2、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 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 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3、大寨是山西省 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 小山村。
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 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
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4、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 陶鲁茄向汇报大寨事迹。
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 同年8月，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同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经历过“ 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
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5、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
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6、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
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
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左”的做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7、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
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
去昔阳大寨的感想300字
学大寨是1964年开始的一个政治口号，在中国的近代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训。
后来的大寨，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大队，要读懂大寨，就得读懂陈永贵。
在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上，陈永贵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无法抹去的人物。
按《「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的作者、新华社资深记者冯东书的说法，陈永贵是「当代世界上唯一是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是「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领导职务」的官员，是除过周恩来以外「全国没有哪个敢公开批评的人」……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村，尽管不过区区数百人，却是「世界上唯一什么经验都出的地方」，是「世界上被宣传得最多的山村」，但同时也是「全国最封闭的村」，是「一个没有（说话和）不说话自由的地方」。
当然，必须承认，早期的陈永贵以及他所领导的大寨，确实还是一个干出来的先进典型。
但陈永贵以及大寨的不幸在于他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被所知道、所欣赏，而且很快被他当成实现自己空想社会主义梦想的一件工具。
从来不曾去过大寨，说他并不真正、全面地了解大寨大概是公允之论。
对大寨的推崇在我看来并不是立足于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所做出的科学结论之上，而是在他急於为推行自己的「左」的主张寻找一个样板时，从下边干部的汇报中了解到大寨那一套「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感到和自己的想法十分?合——这些有著明显「左」的色彩的东西，才是沟通并且密切了和大寨关系的媒介，也是陈永贵发迹的基石。
这是发生在一九六四年的事，时值「文革」前夕，「左」的那一套已经甚嚣尘上。
於是，从此以后，大寨就不再是遵循社会发展的应有规律，而是按照政治家的某种需要（并且是错误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被大树特树，它原有的不少好东西被逐渐改造掉了，而一些「左」的东西却被发挥到极致并强令全国效法，大寨作为极「左」年代里一个出类拔萃的极「左」典型的悲剧命运，也就因此而铸定。
具体说到陈永贵，另一本书《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中，著名作家韦君宜曾这样评价他：「陈永贵原来大概是一个很好的朴素的农民，诚恳地想做好工作的农村干部，但他并不是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一个宣传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
硬要他去当这种角色，结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
至於对他本人，则简直造成了一场悲剧。
」这一段话，我以为从整体精神上来理解大体还是不错的。
但我想强调指出的是，陈永贵也绝不是那种朴实、忠厚、勤劳到只知道埋头苦干，鲜会投机取巧的老实疙瘩农民。
在陈永贵身上，精明、活络的性格特点十分突出。
他是那种能上得了台面的农村中的能人、强人，因此也就具备了当宣传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和才能；只不过这种素质和才能后来被用於推行极「左」的东西，这才铸成大错。
据《「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披露，抗日战争时期，陈永贵曾参加过日本人搞的「新亚会」，担任过村里的伪「代表」——这是一种既要支应八路军，又要应付日本人的两面角色，陈永贵能担此重任，「公关」能力自非一般。
无独有偶，在我看的又一本书里，写到一位也是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并在后来步入政坛的人物时，披露出他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或前夕，记不清了）曾私刻公章，冒充省公安特务大队长，吓唬群众、欺压良民的旧事。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思考，你也许就会承认，一味埋头苦干的那种老实人也许能够当上劳模，但却很难进一步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像山西的李顺达便是如此，此人的浮沉经历在《「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亦有记述）。
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加之现行体制的某些弊端，还有官场这个特殊行业对从业者在素质、才能上的某些特殊要求，使得那些由劳模进而叱?政坛的人物，必须在能干、苦干以外十分精明，相当活络，甚至还须有一些「痞子」气、「江湖」气。
并且，又岂止在农村是这样
让我们继续来说陈永贵。
《「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记述判定，我以为大体是公正的。
陈永贵原来是个老农民，他在山西那个山沟沟里，算是一个精明人，但总的说来仍不失农民的朴实。
然而自从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以后，特别是在那场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文革」期间，陈永贵的学「坏」，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要知道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被称作培养政客、培养两面派的大学校的。
原来挺纯洁的青年，经过「文革」的折腾、训练，学会了造谣、骗人，学会了玩弄权术，学会了诡辩，学会了心狠手辣地害人，学会了争权夺利。
有人总结，解放前，中国有旧道德，解放后经过继承和改造，中国有新道德，「文革」来了，把旧道德、新道德统统当成封、资、修的「四旧」打倒，「文革」中就成了没道德。
《「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有小标题为「『文革』是一所坏学校」的一节文字，作者在这一节里慨叹道：「『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读书至此，我感到了作者心情的沉痛，而我心里，也被沉重所充满。
《「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的「余声」部分，有一节文字的小标题是「陈永贵和李自成」。
这一节文字不长，不过两千言，却深刻地揭示出一个真理：用传统的农民意识来领导农民运动，实难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的农民意识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存在的一种社会基础（不信请遍查中国历史，看有哪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不想当皇帝）。
中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至今不能彻底完成，主要原因我看倒不是在於少数人有「帝王思想」，而在於传统的农民意识对「皇帝」（当然是好「皇帝」）的渴盼和认同。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於急需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的这一句话倒是切中了要害。
什么是“学大庆，学大寨”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告》，介绍了石油工业部从1960年5月开始，集中全国30几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多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的情况。
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它的一些经验在各部门和党、政、军、群众团体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以作参考。
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并发表社论指出，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远大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学习他们敢于蔑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实干苦干的优良作用；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和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们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作风。
由此，全国农业战线掀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