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育心得体会
红色教育心得体会 20XX年xx月xx日，政府组织我们全镇的党员到盘县二小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九间楼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第一次踏上红色之旅，感受红色教育，我感觉突然之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有的转瞬即逝，有的刻骨铭心，永世难忘，而且时间过得越久，印象就愈加深刻。
在这里地方，我们重温了峥嵘的历史，看到了众多的文物，听见了动人的故事，收获甚多。
九间楼位于盘县城内，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长征路过盘县时的总指挥部驻地。
因上下各九间，俗称“九间楼”，九间楼于1982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盘水盘县九间楼，红二六军团曾在这里召开过重要的会议，史称“盘县会议”。
1935年3月，贺龙、任弼时、肖克等率领的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盘县，在九间楼召开会议。
会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坚持北上，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对扭转当时的革命形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贺龙、任弼时、肖克等率领的红军二、六军团在盘县会师，两个军团会师时，总兵力不足八千，弹少药缺，人疲粮尽，是两支各自经历极其困难之后会合的疲惫之师。
然而，在会师之后的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展开了六次规模颇大的战斗，消灭了敌军三个师共二十几个团，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长江以南之后，惟一在江南与敌进行战斗并取得伟大胜利、开辟广阔苏区的一支主力红军。
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如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兵团各师、团似及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根据中央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基本要求以吸在先进性教育大讨论中确定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注意用典型引路，用身边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教育广大党员，收到了良好效果。
为了把先进性教育活动引向深入，活动一开始，兵团党委就把树立先进典型柞为深化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效“抓手”，并且要求师、团两级党委也要树立先进典型，使全体党员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2月20日，兵团党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举行全兵团范围内的先进事迹报告会，从不同单位、不同行业挑选了6位报告人。
他们分别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农六师北塔山牧场党委副书记、医惋院长李梦桃；全国十大人民满意好法官、农六师芳草湖垦区法院副院长赵萍；自治区、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农五师八十四团三连党支部书记、连长卜宪运；农三师优秀民政干部、四个三团统战民政科科长吾甫力・艾买尔；自抬区、兵团优秀共产党虽、农八师石河于市市容环卫处修理厂维修班班长陈国跃；自治区、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农二师二十二团五连农工鞠爱华。
他们的演讲朴实无华，感人至深。
兵团日报、兵团建设、兵团电视台等媒体集中宜传了这些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
兵团党委号召兵团全体共产党员学习他们牢记宗旨、勤政为民的公仆本色，学习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们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学习他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们廉洁奉公、淡泊名利的思想品德，学习他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风采。
兵团举办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不久，各师相继举办师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
农一师、阿拉尔市组成由师市纪委副书记李文通、职工党员李永红、老党员陈绪龙等7人组成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团，赴各单位作巡回报告。
农二师组织了由自治区、兵团优秀共产党员鞠爱华等6名优秀共产党员组成的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垦区为2000余名党员作了9场感人至深的报告。
农五师精心挑选了卜宪运、扈志新、戴加宏、丁永宏、郭桂花、邵光辉等6人为千余人作先进事迹报告。
农十四师的报告团里，有舍小家顾大家，为职工群众谋利益的国赞公匍总经理杨志诚；有心里装着群众，带领群众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好连长余明月；有扎根昆仑献青春的二二四团纪委书记肖安家；有致富不忘贫因职工的一牧场职工塔什尼亚孜；有烈土暮年壮心不巴的退休干部文际鲤；有鞠躬尽瘁为民服务的皮山农场，医院院长玉努斯・卡地尔；有公道正派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兵、师两级优秀组工干部买买提・托合提瓦克。
农十三师召开先进事迹报告会，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国度、自治区和兵团优秀共产党员恰依木拉提、兵团优秀党务工作者唐永汉、团“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好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
兵团公安局举办的先进模范事迹报告会，臣龙、艾尼・吐鲁洪、陈犁卅、马建贤等4位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先进人物讲述了自己的先进事迹。
团场是兵团屯垦戍边的载体，在这个层次上树立先进典型意义重大。
农六师芳草湖农场将职工、共产党员主新德，科技致富的共产党员贾新兵树为本场共产党员的楷模。
农八师一四三团举办了优秀共产党员王仁斯、任新贵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并在此基础上掀起了“远学牛玉儒、艾买尔・依明，近学王仁斯、任新贵”的热潮。
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兵团党委十分注重在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岗位树立先进典型，使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不同群体都有启己学的榜样。
这些典犁人物不要求是“高、大、全”，只要他们身上确实有闪光点，确实有值得广大党员学习之处，并且确实得到周围群众的认可，就可以树立为大家学习的典型。
在爷行各业的先进典型中，有科研战线的先进人物，有医务战线的模范人物，有教育战线船先进典型，有政法战线的模范，有新闻战线的模范，还有有老一辈的军垦战士。
兵团树立的先进典型中，更多的还是来自团场生产一线的职工党员。
这些先进人物虽热身处不周岗位，从事着不同的业务工作，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党忠诚、理想信念坚定、宗旨意识强，能够不断加强学习，注重政治业务素质和业务技能的提高，能够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工作实践，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和表率作用。
用老一辈创业者的事迹激励身边人，是兵团各级开展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方式。
农十师一八五团举行“屯垦戍边”先进事迹报告会，请2名老军垦回顾该团的创业史和屯垦戍边史。
农四师七十二团发挥老红军团的教育作用，全体党员在屯垦戍边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参观团史陈列馆，聆听老八路作传统报告。
农十三师党委班子成员和兵团党委先进性教育活动派驻该师督导组及师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到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园、哈密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农九师党委班子成员到一六一团孙龙珍烈士陈列馆听取孙龙珍英雄事迹介绍。
农十师党委常委一行来到被誉为“西北第一连”的该师一八五团一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加升国旗仪式，追忆当年的老军垦战士沈桂寿升起自制国旗时的情景，并重温了入党誓词。
兵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兵团人口计生委等单位组织全体党员赴石河子，参观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和军垦博物馆，身临其境地感受老一辈革命家公而忘私、将毕生心血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宽广胸怀，真切体会兵团创业的艰辛和兵团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
农十师录制了“永远的丰碑”大型宣传片，举办“红色经典”影片展播，将身边人、身边事编辑印发了《时代先锋――农十师优秀共产党员风采录》《国门扬威》两本书，拍摄了三集专题片《边陲雄师》，出版了大型画册《不朽的丰碑》。
二二二团将兵团成立以来本团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不同职务的100多名先进人物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艰苦创业的事迹编辑成册，发到全团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手中，供大家学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广大党员学习身边的优秀党员，对照身边的优秀党员，纷纷表示，这些优秀党员的事迹摸得着、看得见，真实可信、感人至深，为我们树立了可亲可敬的好榜样，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把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到工作和生活实践中。
部分单位的党员积极与支部签订了承诺书，立志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工作比以前更加努力。
现在，一个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做先进的热潮正在整个兵团范围内兴起。
诸子百家的核心思想
核心思想：主要是为当时各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开展的思想创新,提供舆论导向，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
属于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为地主阶级推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重大的思想变革。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
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
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
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
百家争鸣各学派的主要思想
优秀共产党员演讲稿(三)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我叫张六超，是广播中心新闻采访部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虽然我在工作中没有做出特殊的贡献，但领导和同事们却给了我巨大的信任和鼓舞。
作为一个参加工作只有两年时间的年轻新闻工作者，我能够被评选为优秀党员，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在这里，我将参加工作两年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向大家作一个汇报。
我发言的题目是：在挑战自我中成长。
2002年，带着几分“指点江山、挥斥方酋”的书生意气，大学毕业的我应聘成为了广播中心一名新闻记者，走上了这个充满激情和极具挑战性的岗位。
在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之初，由于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陌生，我一直认为凭着较强的文字功底，一定可以成为很快的适应新闻工作。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一切并不是像我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乃至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除了具备较好的文字功底以外，更重要的是新闻专业知识和政策理论水平。
幸运的是，广播中心有一套完整而规范的学习制度，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长平台。
不积涓流无以成江海，不聚跬步无以至千里。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从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
从每周的新闻部编前会，中心集中学习，到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再到创新与高新技术考试、全国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我从来都是一丝不苟、认认真真。
同时，结合自己工作的实际需要，我还购置了大量新闻专业理论书籍，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
以各类学习活动为契机，我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新闻工作能力都在较短时间内能得到迅速的提高，尤其是近段时间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更是使我受益匪浅。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从事新闻工作就必须在风浪中历练和充实自己。
为了尽快使自己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我自己总是主动争取工作机会。
去年是三峡工程由二期工程向三期工程过渡的关键时期，经历了蓄水、通航、发电三件大事，三峡工程开始发挥效益。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三峡电厂左岸电站共有六台机组投产发电。
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领导给予了我充分的信任和极大的支持，安排由我来负责三峡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的报道工作。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保证高质量的完成这次报道工作，在首台机组投产发电期间，我一个星期之内先后十几次往返于三峡坝区。
通过和三峡电厂，三峡总公司，包括其他新闻单位的交流合作，我很快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并制定了详尽的宣传报道方案。
在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的当天，由于技术原因投产时间由晚上7点半推迟到9点半。
等到9点半，又传来发电时间要推迟到11点半的消息。
由于平时要进入电厂施工现场比较困难，这次在施工现场的等待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利用这段空白时间进入工地与施工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了解工程进度、施工难点等情况，并完成了对三峡电厂、三峡开发总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专访。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对三峡电厂的了解逐渐增多，而此时在现场等待的人却逐渐减少。
最后，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半首台机组才顺利并入电网开始发电。
得到了第一手的准确消息后，我立即返回城区，对报道进行精心制作，终于在凌晨5点半钟完成了全部工作，保证了“三峡机组投产发电”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宜昌新闻》中播出。
就像这样，每逢有什么大型新闻宣传采访活动，我总是主动请缨；每次有下乡外出或是节假日加班，我都是任劳任怨。
在两年多的工作时间里，我还参加了十六大、两会、龙舟拉力赛、三峡国际旅游节、抗击非典、三峡工程蓄水通航、抗击禽流感等一系列大型的新闻宣传报道，并且较好地完成了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
在参加三峡工程二次截流宣传报道期间，我深入三峡工地和截流现场，全方位反映三峡工程十年建设取的伟大成就，参与采写的系列报道《三峡工程说第一》获得湖北新闻奖三等奖；去年抗击非典的宣传报道中，我在上级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前往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收治非典病人的当阳市血防医院进行采访，采写的新闻稿件获得了“抗击非典优秀新闻作品奖”；为做好第四届三峡国际旅游节的宣传工作中，我还曾经深入三峡坝区、秭归、兴山等地，连续奋战一个星期，采写了大量的深度报道，参与制作的系列报道《感受新三峡》获得湖北新闻奖二等奖的好成绩；每一次采访，每一篇新闻，每一组专题，我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效弥补了自己新闻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在风浪中逐渐成长了起来。
从我参加工作以来，组织上一直在政治上关心我，在工作中培养我。
作为我个人，更加要融入这个集体，为单位的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作为一名党员，不仅在于自己要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必须在自己所在的集体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把自己的成长与广播中心的发展和广播事业发展融为一体。
没有细节就没有整体，专注做好每一件事情，即使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一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关键在于要把自己的发展和你从事的事业紧密的结合起来，用事业促进自身的发展，用自身的发展推动事业的进步，这就是我在工作中一直秉承的信念。
我所在的广播中心是一个锐意改革的集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是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在广播中心领导和新闻部老同志的培养和帮助下，我才在能在个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一如既往的勤奋工作，为推动广播事业的发展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断的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优秀共产党员演讲稿(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
在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局（台）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断的改革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服从局（台）的大局需要和组织分配，从技术部门调到总编室播出部工作，在新的工作岗位和环境中，自己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取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
将我评为优秀党员，我一方面感到无尚光荣，另一方面又诚惶诚恐，因为有那么多的同志，那么多的党员，他们都非常优秀，是我学习的榜样。
过去的一年，对我自己来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
随着改革的发展，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变了，多年来自己积累的技术无用了或者说不那么有用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各自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从头开始，不断地学习，努力地工作，尽快地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为局（台）的各项改革工作做出贡献，才是正确对待变革的态度。
我从技术部到播出部工作的时候，播出部的硬盘播出系统正在建设之中，时间紧，任务急。
自己在计算机方面基础也不好，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我和播出部的同志们一道，日夜加班，边干边学，终于使硬盘播出系统如期试播。
看到播出的电视画面，我们这些每天都和电视打交道的人，第一次在心头涌起无比的欣慰和激动，因为这是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她凝结着我们的汗水和奉献。
我们的硬盘播出系统是自行设计应用的，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独一家。
这样的系统运用于电视台的实际播出，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和尝试，在带来新技术所具有的优势和效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创新所必然存在的风险，对我们从事播出工作人员也是极大的考验。
系统在实际播出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如何保证电视台的安全播出指标，怎样才是合理的工作程序等等，这些都没有现成的方法和经验供参考，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不断的及时总结。
试播初期，我们的工作犹如打乱仗一般，每天为播出疲于奔命。
面对压力和困难，我们还是很顽强地工作着，大家互相帮助，相互学习。
我们不时地组织交流，不断地和总编室领导一起总结和分析，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为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工作到深夜。
靠这样的勤奋和努力，使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播出部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合理的工作方案和流程。
2004年我台节目的大面积改版、春节长假、以及全市“两会”和全国“两会”等重大任务，我们顺利完成。
目前，我们的播出工作由于新技术的采用，效益非常明显。
播出部由原来的12人减至目前的7人，屏幕上再也见不到“蓝场”，“磁迹不正”等原来模拟设备所特有的现象，而且节目播出准点到分秒不差，播出事故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0%以上。
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带来了这些好处，还锻炼了我们这一批人。
播出部作为全台电视节目播出的最后一关和出口，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和重任。
为确保日常安全播出，把好关口，在2004年质量年里，我作为播出部的负责人，每天深入机房，踏踏实实地实际操作，熟悉每个工作步骤和程序，从中思考和提炼合理的规则，找出薄弱环节和潜在的隐患，并及时加以纠正。
标准文件的写作已经改了4，5遍，我们仍然不满足。
今年我们部门开展了自查自纠，岗位练兵，事故隐患反馈单制度等，事故和事故隐患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播出部新的工作环境带来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工作气象。
工作人员年轻人居多，他们有热情，反应敏锐，但播出部的工作较繁杂，适应工作积累经验还需一个过程。
现在，三个频道的编表文件数达500多个，参考的表格就有4、5份，还要审片、监看、清空素材、播出检查、挂屏飞字等等，一个完整的工序要多班完成。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半点差错和纰漏。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带头完成较复杂较麻烦的工作，为其他同志的工作尽量创造好的条件。
工作中不挑不拣，不分范围，不计较名利得失，勤奋好学，不耻下问。
我的计算机知识基础不是很好，现在的工作又跟大量的电脑打交道，为了提高自己的计算机知识水平，我抓紧时间不断的自学，弥补自己的知识缺陷，同时还自费报名参加电脑认证的培训班更深入地学习。
我希望能够以这种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工作热情，带动和影响我们部门的年轻同志，一起取得更大的进步。
总之，过去的一年是忙碌的一年，辛苦的一年，也是我感到很充实的一年。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发扬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和优势，找出和修正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挑战自我，不断进步。
优秀共产党员演讲稿(五)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芳草湖农场医院的张艳，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情系患者安危??勇于时间赛跑》 今年39岁的张忠伟，1996毕业于兰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一直在临床一线工作。
2006年担任急诊科主任。
从医15年，他始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忠实履行着一名党员、一个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
四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在危重病人身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早已不记得了，但是那些被他救治过的病人记得，病人的家人记得。
提起张忠伟，尚云南眼中就会有泪，她的家人就会树起拇指赞不绝口。
那是200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十点刚过，正在值夜班的张忠伟听到一阵喧闹声，他知道来急诊了，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女孩，因与家人发生争执，口服了大量的菊脂类农药，送来时已是生命垂危，张忠伟积极施救，洗胃结束时姑娘突然呼吸心跳骤停，在这紧急时刻，张忠伟沉着冷静，积极采取抢救措施，静推肾上腺素，心肺复苏，胸外按压，合理用药，五分钟后患者出现了自主呼吸、心跳，经过努力终于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轻轻地拭去额头的汗水，张忠伟顾不得休息，一直守候在病床前密切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十个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从昏迷中苏醒。
张忠伟起身走出抢救室，已是第二天的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他竟有些晕眩，但没有人看到他身体轻微的晃动。
女孩恢复健康出院时，她的父亲，拉着张忠伟的手泪流满面，哽咽地说：“是你给了我女儿第二次生命，我们该如何谢你
”张忠伟欣慰地笑了。
为自己又从死神手里解救了一条生命而欣慰。
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这种对生命的尊重显示了他做为医务工作者崇高的职业道德。
农场医院的临床医生较少，急诊科一直只有3个医生轮班，休息时还要负责转送急、重病人到上级医院。
常常是刚下夜班还顾不上吃饭，来不及休息，就又接到转送危重病人的通知。
半夜送病人转院更是家常便饭。
他的爱人是一名小学教师，爱人多次外出学习，家里只有他和女儿在家，而恰巧又遇到抢救危重病人或患者转院，他来不及将女儿托付给他人照看，又实在是不忍心也不放心把不到十岁的女儿一个人留在家中，每次他都只能匆匆交待几，在匆匆离开时懂事的女儿用稚嫩的声音说道：“爸爸，你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早点回来我等你。
”听着女儿甜美的声音，张忠伟这位七尺男儿，这位铮铮铁骨的汉子落泪了。
为了幼小的女儿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
在女儿幼小的心灵深入她早就知道抢救病人永远都是父亲的第一。
因为工作需要，张忠伟不仅兼任着急诊科主任、医院第三党支部支部书记的职务，同时还担任传染科医生工作。
2009年一场H1N1流感肆虐全国，10月中旬农场的发热病人急剧增加，医院临时成立了发热门诊和发热病房，初期人手不够，他除了承担急诊科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在发热门诊坐诊、病房查房，不管夜间多晚只要发热病房有事需要解决，他是随叫随到。
超常的工作负荷和整天面对发热病人，他也发热了，而他只是在处理完所有的病人之后，才对自己进行治疗，在这期间他没有耽误过一天工作，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整整一个多月他都坚守着这个人人都畏惧的岗位，直到发热病人减少，发热病房关闭，他才最后一个撤离。
张忠伟用医术展示着一个医务工作者的高尚职业道德，用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不怕苦、不怕累，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他就像是一面旗帜，让我敬仰、引我前行。
大家都知道急诊科的工作繁忙、紧张，急救就是和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和死神赛跑，惊心动魄。
每当一次又一次将患者从死神手中拉回来，每当看到患者家属露出笑容，张忠伟就会露出欣慰的笑，他除了有成就感，还有一种责任感。
面对一个个需要救治的患者，他更加明白自己的社会使命，平凡的工作岗位，无怨无悔的默默奉献，张忠伟视事业如生命，待患者如亲人、用平凡的事迹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天职。
岁月如歌，张忠伟辛勤的工作谱写青春的篇章，用不懈的努力，书写朴实的人生，青春无悔，人生无悔。
在我的身边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共产党员，他的事迹让我每每想起，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们用实际行动实现着，忠诚于党的医疗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他们用行动向群众展示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形象。
他们都很平凡、默默无闻，他们任劳任怨、勇于奉献。
他们的这种精神深深的打动着我、感染着我。
让我明白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以高尚的医德医风和精湛的技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党旗增辉添彩。
谢谢大家
优秀共产党员演讲稿(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党员： 大家好
今天，是党xx周年的生日，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站在这里向各级领导和党员同志们汇报我的点滴体会。
今天，我的汇报题目是：三心报党恩一是忠心对党。
不断深入学习邓--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等，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党性修养。
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党员，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在作风上严于律己，要求别人不能做的事自己坚决不做，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带头做到，关键时刻站得出来，豁得出去，冲得上去。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树立爱民，亲民，为民的思想，树立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在实践中为民办好事做实事，并坚持把实事做好，把好事做实。
（最好例举自己参与的列子）二是用心做事。
用心做事，就是做事动脑筋，用心眼处理问题，力求创新，把事情做好。
我要求自己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求真务实的心态、实用创新的举措去对待工作，全身心投入，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将工作统筹安排后，做事讲究工作方法、追求优质高效，学会挤时间，思路、方向确立以后，接下来的工作虽然紧张、忙碌但也还进行得井井有条。
解决问题时一个一个的来，每一件事都做细做好，耐心地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用创造的心，创新的激情去完成工作。
对任何一件工作，只要决定了工作措施，就按照计划全面贯彻落实，在落实中去查找问题，寻找差距，完善方法，力求把每一个细小的环节落实到实处，不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
最好列举一两个例子）三是真心待人。
个人的努力和成功与单位的发展，城市的进步和祖国的繁荣是紧密相结合的。
今天是一个讲求团队精神，优势合作的时代，合作于人、于己，于集体，甚至对党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都至关重要。
那么，真心待人就成为了我们党员一个必备的素质。
我要求自己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时都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团队的立场，同事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为人处事既要坚持必须的原则，又要兼顾各方面利益，不能只考虑个人。
用包容的心态对待批评和不同的意见，真心实意协调沟通，交换意见，全心全意配合工作，不搞“当面握手，背后骂娘，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那些小动作，保持好的工作心态，创建轻松的工作环境。
面对同事或者下属存在的不足，总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善意的指出，多用指导性语言，不用指令性语言，真正做到真心待人，真诚帮助人，共同进步。
最后，还想说的是，今天面对“优秀共产党员”这一殊荣，我的心里除了激动之外更是倍感惭愧和压力。
惭愧的是，与各位在座的、爱岗敬业的党员前辈们相比，我在各方面都还相距甚远。
而且在我们单位，还有一批时常令我感动、令我钦佩的党员，和他们相比，我所做的一切更是远远不够。
既然看到了差距和不足，既然感到了惭愧和压力，那么我决心在今后将所有这些都转化为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我一定比以往更加勤奋工作、更加认真学习、更加用心生活，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争取用自己日益成熟坚定的政治思想和日益增长的工作能力、工作业绩来报答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厚爱。
请同志们监督和帮助我
谢谢大家
对不起，我自己能从其他地方拉过来啦~~
副主任医师晋升需要哪些材料
一、各单位应提交的评审材料 （一）送审报告（委托评审书）1份。
（二）高级卫技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管理软件产生的上报数据盘1个。
（三）评委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一式3份（A3纸规格）。
（四）高级卫技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名单表1份（A3纸规格）。
（五）各专业评审人数统计表1份。
二、个人应提交的材料及装订要求 不需要装订成册的材料 （一）推荐评审高级卫技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一式15份（A3纸规格）。
（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3份。
（三）外语（医古文）免试审核表或外语（医古文）考试成绩审定表一式2份。
（四）破格推荐高级卫生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1份。
需装订成册的材料 第一册（按以下次序装订）： （一）本册材料清单1份。
（二）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1份。
（三）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单位人事部门须核对原件，同时经办人在复印件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下同）1份。
（四）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五）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聘任书复印件1份。
（六）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七）外语（医古文）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1份。
（八）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复印件或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免试审核表1份。
（九）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书复印件1份。
（十）破格推荐高级卫生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1份。
（十一）前5年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各1份。
（十二）晋升前下农村情况证明1份。
（十三）个人获得的有关荣誉证书复印件各1份。
（十四）个人其他材料各1份。
第二册（按以下次序装订）： （一）本册材料清单1份。
（二）代表论著、论文原件1份。
（三）科研成果及有关获奖证书（证明）复印件各1份。
（四）其它反映本人学术水平的材料各1份。
为什么没有红三方面军
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
同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任政治委员。
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
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
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
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
彭德怀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
”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
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
同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
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