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的心得体会
做好工系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
要坚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思想，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内地。
要认真总结内地少数民族学生教育培养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指导服务，使他们把个人前途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成长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基本原则，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领导。
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增强他们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要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和人才培养，更好地发挥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最大限度把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
中国五大宗教的简介
朱元璋 - 班超 - 郭沫若 - 雷锋 - 任弼时 - - 林祥谦 - 巴金 - 李嘉诚 - 刘伯承 - 蒋纬国
浅谈对中国宗教的认识
浅谈代中国宗教的认识 <<昌吉学院学>>2003年 第02期 作: 刘宏, 期刊 ISSN : 1671-6469(2003)02-0050-03 宗教问题也是社问题的一部分,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正确处理好当代中国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解决我国宗教问题的基本途径就是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和政府要积极引导宗教人士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宪法、法律和和政策的范围内活动.积极投入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事业中.为祖国建设、民族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宗教的主要特征 在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情况作了科学分析，提出了中国宗教具有“五性”的基本特点，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问题、制定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群众性：中国有多种宗教并存，每种宗教都拥有相当多的信教群众。
对于大多数群众信仰某一种宗教的民族来说，随着民族人口增加，信教群众人数也将相应增加。
周恩来说过：“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1亿了。
”可见，在中国总人口中，尽管信仰宗教的人所占比重不大，但绝对数字不小，具有一定的群众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正确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就是正确对待信教群众的问题。
民族性：主要是指佛教、伊斯兰教在许多民族中有着广泛的信仰。
全国有16个少数民族中的大部分或一部分信仰藏语系佛教或巴利语系佛教，有10个少数民族大多数群众信仰伊斯兰教。
宗教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
民族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往往又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
同时，在民族压迫制度存在的时代，宗教也曾作为这些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旗帜和团结本民族的纽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这种旗帜和纽带作用，已经消失。
但它的传统影响仍存在，同民族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
如果宗教问题处理不妥当，就会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边防的巩固。
因此，在处理宗教问题时，要着眼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着眼于把各民族的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国际性：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由外国传入的，这些宗教都是世界性宗教，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众多的信徒，其中有的宗教在一些国家中被奉为国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教方面的对外交往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宗教方面的国际交往日益增多，这有利于团结世界上爱好和平进步的力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有利于开展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同时，国外敌对势力也会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作为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是时刻要警惕的。
复杂性：宗教是由共同的信仰、宗教感情、宗教道德、宗教仪式、宗教组织等诸多要素构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宗教在人们之间起着一种纽带作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势力，同时宗教又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状况。
宗教的复杂性，还在于国内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必然要影响到宗教。
因此，宗教不仅是一种思想信仰，还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群众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
长期性：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
但是宗教还有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着较强的适应性。
同时，当今世界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国际社会，中国宗教的存在不可能不受到外国宗教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宗教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还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和恃点，继续对社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清醒的认识，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中国宗教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叶小文 积累50年之实践，回顾100年之历程，展望新世纪之发展，要讲中国的宗教政策，最基本的就是两条：尊重宗教 信仰自由，坚持独立自主办教。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基于对广大信教群众信仰选择的真诚的尊重，基于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坚持独立自主办教，也是基于对全中国人民意愿的真诚的尊重，基于中国曾经长期受过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历史事实。
新中国成立已50余年，50年来中国宗教政策一直在演变与发展，但长期稳定的政策主要有两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坚持独立自主办教。
有朋友问，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执政，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真实的吗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办教还有必要吗
欲答此问，就不能不涉及作为这50年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准备阶段”的前50年；不能不研究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备受欺凌，奋起抗争、翻身解放，改革发展、争取复兴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宗教（这里指内地的宗教，不涉及港、澳、台）如何走过它的百年行程，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完成其自身的变革。
在这个背景下考量宗教政策的根据、得失，较为客观和公正。
基督教的发展对政治有何影响
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
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思考的愿望。
一 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
”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36.6万多人，差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
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人。
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
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
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
”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
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
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
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
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
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
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
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
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
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
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
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
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
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
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
其中，医药方面占14.7%，教育方面占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
”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
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
”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
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
《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
”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
”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
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
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
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
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
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
”（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
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
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
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
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
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
”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
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
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
”尤其女婴。
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
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
”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
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
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
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
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
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
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
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考，不能一笔抹杀。
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
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
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
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
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
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
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
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接对待上，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以同情与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
在对待上，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中的杀教民、杀传教士、焚毁教堂。
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难记》的不完全统计，从1900-1901年12月，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30000人；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毁。
[12]（P513）再有此后一系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
所有这些行为、事件甚至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出四种：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许多地方绅民，包括许多官吏，相信并传布各种污秽荒诞的诬教言论。
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教士能以术御女，或以媚药奸淫妇女；男女同室听道聚会，被认为男女群聚行淫乱之事；育婴堂被指责为“诓骗婴儿，挖目剖腹，吸食脑髓”；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之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甚至教会所办慈善施舍事业，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骗愚民入教；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
以上之想象，多首出于士绅之口，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远，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可以不论；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下面，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
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会这样想象别人吗
义和团时期，“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
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
”这些说法，仅仅用“愚昧”二字来认识，是远远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这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起因有四：第一、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
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并及于天主教，认为其煸惑人心，图谋不轨。
第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有保护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从而置教士、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使传教活动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
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为典型，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极大愤慨。
如此，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难以分别；并且，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
第三、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以及绘制的地图表格，被误认为间谍行为；另外，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深入内地，无远弗届，三教九流，无不接触，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一切，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
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形。
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入教以获得庇护。
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犯案可倚势从轻，其跋扈乡里，为所欲为，外来教士每每不察或难察实情，有意无意袒护之，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来都微不足道。
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
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
”有些中国教徒“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
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
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
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
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
”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
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
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
郁极必发，则聚众群思一逞。
”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
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
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
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类于禽兽。
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
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天主教“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
”很显然，这里边有些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
另，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的公呈有议论说：“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
”“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化为倮虫人之域，狷狷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
岂不深可恨哉
”如此想法与情绪，让人莫名所以。
有人指出，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者与煸动者，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
”谈到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号来到天津，并参加了战争的G??吉普斯准尉，在他后来写的《华北作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阶层。
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
”以上情况，主要当然是由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然而，这里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
梁启超曾指出过，“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
”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将其等同于黑暗与愚昧的迷信。
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20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观点，“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
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
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
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
”“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
”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他们多受科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费尔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又于20年代初受罗素、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影响，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
然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讨武檄”式的电报，及“灭此朝食”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恳切严正的精神”，并暴露出国民“虚骄的弱点”。
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并且是非科学的，“所发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都是门外汉的反对。
”《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
……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的总数还要多。
”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几种思想倾向，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
这中间的第二条，即政治倾向中，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问题外，其余三条，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
难道不是吗
河北冀州古代有哪些名人名事?
冀州市之名渊源于古冀州。
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后，划华夏为“九州”，冀为“九州之首”。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始于此置信都县和信都郡，隶冀州。
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冀州州治移至信都，安平郡亦治信都，信都成为州、郡、县三级治所，从此冀州与今冀州市开始联系起来。
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信都县，归冀州直辖，属真定府。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改冀州为冀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冀县改属冀南区五专区。
1946年2月，正式命名“冀县人民政府”。
1993年9月22日，冀县撤县建市，定名为冀州市。
冀州历史名人1、邳彤刘秀到洛阳后拜邳彤太常之职，后又改任左曹侍中，专侍于皇帝左右。
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在南宫云台绘制了二十八位开国功臣的画像，称“云台二十八将”，邳彤为二十八将之一。
据史料载，邳彤在平定王郎后曾任曲阳郡太守。
他在任期间为官清正，而且精通药理和医术，重视药业，受到当地人民赞颂。
传说邳彤医术精湛，经常扮作串乡医生给人治病，疗效颇佳，被称为“神医”。
邳彤死后葬于祁州（今安国县）南关，墓地修造“邳王庙”作为祭所。
宋朝时祁州人将邳彤尊为“药王”，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祁州建立“药王庙”。
清朝时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又特为“药王庙”书匾。
2、冯跋、冯弘 冯跋（
-431），字文起，东晋十六国时北燕国君，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
祖父冯和在西晋永嘉之乱时，为避战乱迁居上党（今陕西长子县）。
父冯安曾任西燕国的将军，西燕败亡后，冯安全家迁居和龙（今辽宁朝阳市），成为鲜卑化汉人。
冯跋少年时就很有志向，性情豪放。
后燕慕容宝时任中卫将军，慕容熙即位后，冯跋任卫中郎将。
慕容熙昏庸暴虐，赋税很重，人民痛苦不堪，怨恨四起。
冯跋寻机杀了慕容熙，立慕容宝的义子高云为主，冯跋被封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司、武邑公。
公元409年，燕王高云被部下所杀，冯跋平定事变，被众将推举为王，年号“太平”，国仍称燕（史称北燕）。
冯跋在位时历意农桑，勤心政事，为巩固统治和发展生产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除苛政，惩贪赇”，他要求各级官吏施仁政、惠民众，并严惩贪官，使“上下肃然，请赂路绝”。
“省徭赋，课农桑”，他省徭役薄赋税，选拔官吏时细询励农方略，“劝农课桑”蔚然成风，农业发展很快。
“重孝悌，建太学”，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奖励孝贤，并在各处营建太学，教育子民。
冯跋在位22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发展。
公元431年，冯跋得重病，诸子和其弟争王，互相残杀，跋惊吓致死。
冯弘，字文通，冯跋之弟，北燕国君。
冯跋在位时，冯弘被封为中山公。
冯跋死后，冯弘杀死冯跋的儿子冯翼，自立为北燕国君，年号“太兴”，在位六年。
公元437年，魏攻打北燕兵临城下，冯弘被迫逃往高丽（今朝鲜），两年后被高丽王所杀。
3、冯太后冯太后（441-490），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北燕国君冯弘的孙女，杰出的女改革家。
其祖父冯弘兵败逃往高丽后，其父冯朗和其叔冯邈降魏。
冯朗在北魏官至秦、雍（今陕西境内）二州刺史，受封西郡公，后获罪被杀，冯氏被送进宫里，靠姑母（北魏国君拓跋焘的左昭仪）抚养。
她自幼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教育下，不仅精通文字，而且见识日广。
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汝登基，11岁的冯氏被选为贵人，公元456年被封为皇后。
公元465年，26岁的文成帝去世，献文帝拓跋弘（李夫人生）即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当时献文帝才12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丞相乙浑专权，阴谋倾覆帝室。
冯太后和汉族大臣密定大计，突然捕杀乙浑，然后临朝听政。
公元467年，太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停止临朝听政，转而抚养皇孙，由14岁的献文帝亲政。
公元471年，18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将皇位禅让于4岁的太子拓跋宏（孝文帝），冯氏遂受封为太皇太后。
拓跋弘成为太上皇，但仍参与朝政。
公元476年，太上皇拓跋弘暴死，史载:“显祖（即献文帝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所为也”。
冯氏开始第二次临朝听政，直到公元490年病死为止。
冯太后再度临朝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彻底地改革。
如:提倡汉化，修孔子庙，提倡儒家思想；建立学校，大兴教育；严禁鲜卑族同姓结婚；革除鲜卑族信奉巫术的风习；实行均田制，把因战争荒芜了土地分给有力耕耘的丁壮，收缴租税以利国家；建立户籍制与俸禄制等。
经过冯太后所主持的一系列改革，使北魏王朝摆脱混乱局面，抑制了豪强的掠夺行为，使国家日趋安定，北魏逐渐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过渡，为孝文帝亲政后更大规模地推行汉化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太后严于执法，有两个亲王因贪赃枉法受到检举，许多王公大臣为之说情，冯太后依据朝规，将这两名亲王削去封爵，终身监禁。
冯太后生活朴素，穿的衣服都是素色绸帛，吃饭用的桌子仅一尺见方，饭菜数量也比其他皇帝和皇后少得多。
她生前还写下遗嘱，规定坟墓长三十步，葬室长宽一丈，用普通棺椁，不用殉葬器物。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年仅49岁，谥“文明太皇太后”。
冯太后对推动北魏封建化和汉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4、孙敬孙敬，字文宝，汉代信都（今冀州市）人，“头悬梁”的典故即出自孙敬。
《太平御览》载:其“好学，晨夕不休”，他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
孙敬苦读常通宵达旦，为消除困意，系发于屋梁，若低头欲睡，拽其发而警醒。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悬梁”精神苦学，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当时的知名大儒。
后人对孙敬“悬梁”苦读的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揉为“悬梁刺股”，用以教育孩童。
《三字经》中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把孙敬、苏秦以及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引为苦读的楷模。
5、刘焯刘焯（544-610），字士元，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信都县（今冀州市）人。
刘焯自幼聪慧，并与河间刘炫友善，两人一起向信都郡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郭懋（mao）常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仪礼》，后又在武强的大儒刘智海家苦读十年，遂成知名学者，出任州博士，同刘炫并称“二刘”。
隋文帝开皇年间，刘焯中举秀才，射策甲科，拜为员外将军，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定国史，并参议律历。
他曾与诸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常有高论，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
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
隋文帝便诏刘焯、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辩清。
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诸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
后隋文帝派刘焯到蜀王杨熹府下做事，他不肯去。
杨熹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
杨熹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
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
自此他游学授徒于闾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
隋炀帝即位后，他又重被起用，任太学博士。
刘焯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去世。
刘焯的著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书，后散失。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尚书刘氏义疏》1卷。
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
”刘焯精通天文学，他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
公元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
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
“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见。
《皇极历》推定的每 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
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呕血而成的《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
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6、孔巢父孔巢父（
-784），字弱翁，唐朝大臣，冀州（今冀州市）人，孔子三十七世孙，“竹溪六逸”之一，与李白、杜甫以及皇甫冉等文豪友善，亦有诗文佳作行世，后散失。
唐玄宗末年，孔巢父曾与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于山东泰安府徂徕山脚下，纵酒酣歌，谈诗论赋，号称“竹溪六逸”。
徂徕田园生活结束后，孔巢父被举荐赴长安做官。
约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辞官归隐江东（今浙江会稽）。
行前，京师好友蔡侯曾设宴为其饯行，席间，诗人杜甫吟诗一首，以表述自己的心境，赞颂巢父的才德，题为《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后来孔巢父为扶救社稷，再度复出，任湖南观察使。
唐德宗建中年间，孔巢父为朝中大臣，官至给事中。
因其足智多谋，善于辞令，且破贼有方，深得朝廷器重，被称为“知君名宦”。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镇州李维岳和淄青李纳请示承袭父职，朝廷不允，魏博七州节度使田悦又代其二人奏请，德宗仍不答应。
田悦恼羞成怒，联合李维岳、李纳等人哗变。
河北三镇的叛乱致使连年战祸，生灵涂炭，官兵和叛兵浴血沙场，士卒死伤惨重。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任命孔巢父为宣慰使前往平乱，孔巢父冒死赶赴魏博镇，舌战田悦，陈述顺逆之祸福，理据俱备，打动人心，终使田悦率众归降。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曾奉帝旨兵伐田悦。
次年，泾原兵变，叛将朱泚（ci）入长安称帝，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率兵猛攻，李怀光前去救驾，数败敌部，屡有战绩，迫使朱泚退归长安。
因德宗轻信奸相卢杞的挑拨，不许李怀光入朝觐见，故李怀光耿耿于怀，以至背主而去，联合朱泚逼使德宗南逃汉中，并率军占领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割据一方。
孔巢父说降田悦叛军后，当年六月，德宗令其招安李怀光，孔巢父再度深入虎穴，舍身劝降，因言辞失宜，不幸为李怀光部下杀害。
死后，朝廷追赠孔巢父尚书左仆射职，谥号“忠”。
《旧唐书》、《新唐书》均有孔巢父传。
7、胡宗照胡宗照（1884-1942），字峰荪（sun），笔名耐翁，冀州（今冀州市伏家庄村）人，近代著名书法家。
胡宗照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胡存武曾创办义学，祖父胡蓥（ying）为清代候选训导，在义学任塾师，父胡庭麟曾任教于京师，善书法。
宗照毕业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与同仁创办冀县县立高等小学堂，并任国文和书法课。
他治学严谨，兼收并蓄，尤精古诗文，书法课常以口传心授教导弟子，并举办书法展览。
1928年胡寓居天津劝业场附近华锦成灯扇字画店后院，以买字画为生。
宗照自幼聪敏好学，尤喜书法，他初习颜柳正楷，颇得人们赏识，有所成就之后，改临魏碑，以张裕钊的《南宫碑》为范本，练习魏碑。
他在运笔、结构上极下功夫，并持之以恒扎实苦练。
宗照遍览名牌牌匾，研究古代拓片，探讨历代金石碑刻，取长补短，自创新境，独成一格。
他的书法刚柔相济，内藏筋骨，富有金石雕刻之感，既古朴美观，又神气活现，余韵无穷。
胡宗照在书法届颇有影响，据说艺术大师齐白石认为胡是当时北方最有成就的书法家，并为他精心刻制印章。
胡先后应邀为天津“五和线店”、“交通旅馆”、“裕华文具店”、“宝丰饭店”、“华盛王金店”等以及北京前门大街的一些商号书写牌匾，为河北省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河北省第十四中学、冀县县立高等学校书写校名。
胡所写的条幅在京、津等城市的字画店里奉为上品，内地富贾和外国客商均以高价求购，人们将他的字画视为珍宝。
胡宗照1942年5月病故于北京，他的书法著述、所藏之诗书字画在历次运动中先后丢失。
8、道安道安（312-385），东晋时杰出的翻译家、著名高僧。
道安出生于扶柳县（今冀州市小寨乡扶柳村）的一个读书人家，原姓魏（一作卫），自称释道安。
道安父母早丧，由外兄孔氏抚养，7岁开始读书，15岁时对五经文义已相当通达，转而学习佛法。
道安18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载“年十二出家”），因形貌黑丑，不为剃度师所重视，只让他去田里干活。
后来他向剃度师要佛经来读，能过目成诵，记忆惊人，师傅惊喜，并送他受具足戒，允许他外出任意参学。
传说师傅给他《辨意经》一卷约五千言，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经书读完。
又给他读《成具光明经》约万言，仍用一天时间读完，复述经文竟一字不差，为此甚得师傅喜爱。
道安24岁时，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拜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师，在此道安钻研佛学长达十三四年之久。
道安深得佛图澄的赏识，常代佛图澄讲经，并圆满解答许多理论疑难，因而，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后，道安离开邺都来到山西与当时名僧竺法济、竺僧辅、竺道护等研究佛经，并为佛经作了极宝贵的注解。
公元364年，道安率弟子400余人来到襄阳，在此居住15年，先住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从事佛学研究和著述，制定僧规。
道安在当时佛教界影响很大，东晋孝武帝曾下诏书表扬道安，并给他象王公一样的俸禄。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道安去长安，受到苻坚的召见。
道安晚年在长安五重寺主持译经，并注经作序。
道安于公元385年二月初八离世，葬于长安五重寺，时年73岁。
道安为弘扬佛教做出巨大贡献，归结起来主要有:一佛经翻译和佛教著述。
道安共有佛教著述约60多种（佚失约40种，现存20多种），他作的14篇经论序言都载在《出三藏记集》中。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翻译质量比较低。
道安亲自主持，与西域等地名僧诠定文字、详核文旨，并为译成的佛经作序言，提高了佛经的翻译质量。
在翻译过程中，他还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规则，主张直译。
道安曾撰《综理众经目录》，对当时流行的诸经译本一一详考。
二、制定僧徒教规教仪。
道安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得到佛学界认同，从此出家人自称“释子”。
他还为僧侣制定了仪规戒律，天下僧侣的行为得以统一，宗教组织得到规范。
三、创立“本无宗”佛学学派。
道安融合禅学和般若学两大学说的精华，主张“以无为本”，开创了新学派——“本无宗”，这是我国在佛学上创立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