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德历史
建德于三黄武四年(225)置县《三国志··孙韶传》：“孙韶字公礼权(孙权)为吴王，迁扬威将军，封建德侯”。
据，孙权为吴王是在黄初二年(221)，孙韶封建德侯也是这一年。
民国卷十四载：“孙韶字公礼，原县之俞姓子，孙策爱之，赐姓孙，列之属籍。
”孙韶封建德侯是，建德置县是公元225年，孙韶的故乡在建德，原建德县的辖地是孙韶的封地。
故建德县名因建德侯而来，取建立功德之意。
建德县名因封建德侯而来。
三国时吴王孙权封将军孙韶建德侯，孙韶的故乡在建德，原建德县的辖境为孙韶的封地。
故此，建德县名因封建德侯而来，取建功立德之义。
建德古为越地。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于原吴、越地置会稽郡（郡治在今江苏吴县），今建德地属会稽郡富春县。
西汉因之。
新莽时改富春为诛岁，东汉初复为富春。
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置吴郡，富春县属吴郡。
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分富春置建德县，县城在今梅城，建德之名自此始；同年，又分富春置新昌县，县城在今大同。
两县均属吴郡。
晋太康元年（280），新昌县更名寿昌县，寿昌之名自此始。
自西晋至南朝的宋、齐两代，建德、寿昌仍属吴郡。
梁普通二年（521），寿昌改属新安郡，陈时同。
梁普通年间，建德划归郡，陈时仍旧。
隋开皇九年（589），寿昌并入新安县（今淳安）；建德并入县，改置为吴宁县，为婺州治。
两县均属婺州。
仁寿三年（603），以置睦州，治新安县。
大业三年（607），改睦州为遂安郡，改新安县为雉山县，仍为郡治。
唐武德四年（621），复遂安郡为睦州；在桐庐置严州。
分复置建德县，属严州。
七年（624），废严州，又析建德并入桐庐、雉山两县，属睦州。
永淳二年（683）复置建德县，属睦州。
神功元年（697），睦州治由雉山移建德，建德为州治始此。
永昌元年（689）复置寿昌县，属睦州，旋又废。
神龙元年（705）再置，属睦州。
五代，建德、寿昌隶睦州，属吴越国。
建德仍为睦州治所。
北宋因之。
宣和三年（1121）改睦州为严州，建德、寿昌隶属不变。
南宋咸淳元年（1265）升严州为建德府，建德、寿昌属之，建德为府治。
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建德府为建德路，路治建德，寿昌仍为所属。
明初改建德路为建安府。
洪武八年（1375）又改为严州府，府治建德，下领建德、寿昌、桐庐、分水、遂安、淳安六县。
清宣统三年（1911）十月，废旧府制，设立严州军政分府，建德、寿昌属之，建德为府治。
（1912）10月，严州军政分府废。
3年（1914），在衢县设金华道，建德、寿昌属之。
16年（1927），废道制，建德、寿昌直属浙江省。
20年（1931），设立第六行政督察区，建德、寿昌属之。
22年（1933）10月6日，专员办事处设建德。
24年（1935）9月，在兰溪设立第四行政督察区，建德属之；在衢县设立第五行政督察区，寿昌属之。
32年（1943）9月1日，增设第十一行政督察区，建德、寿昌属之。
专员公署始设淳安，后移建德。
36年（1947）5月，撤销第十一行政督察区，建德、寿昌直属浙江省。
37年（1948）4月，两县又属设署于淳安的第四行政督察区。
1949年5月5日，建德、寿昌相继解放。
同月设立第四专署，后改建德专区，建德、寿昌属之。
1950年3月22日，撤销建德专署，建德、寿昌改属金华专署。
1955年3月31日，重设建德专署，建德、寿昌回属。
1957年1月，为适应建设需要，分建德县地置相当县一级的新安江区，直属建德专署。
1958年3月31日，新安江区改为新安江镇，隶建德县。
11月21日，撤销寿昌县，并入建德县。
1959年4月，撤销建德专署，建德县划属金华专署。
1960年8月，县城由梅城镇移白沙镇（今）。
1963年5月16日，建德县划属杭州市，至今。
1992年4月1日，建德撤县置市，市治新安江镇（今）。
1985年12月，建德县辖：白沙镇（10个居民区，7个行政村）、新安江区（辖洋溪、更楼2镇，邓家、莲花2乡，59个行政村）、梅城区（辖梅城、大洋2镇，大洲、下涯、杨村桥、长宁、千鹤、南峰、马目、洋尾、麻车、三河10个乡，8个居民区，111个行政村）、乾潭区（辖乾潭镇，罗村、钦堂、安仁、芝峰、下包5乡，78个行政村）、三都区（辖三都镇，梓里、姚村、前源、凤凰4乡，54个行政村）、寿昌区（辖寿昌镇，陈家、檀村、里叶、童家、石屏、航头、卜家蓬、大店口8乡，4个居民区，125个行政村）、大同区（辖大同镇，李家、溪口、劳村、上马、长林5乡，80个行政村）。
2000年，建德市辖15个镇、12个乡。
总人口473062人，各乡镇人口： 新安江镇 99039 莲花镇 10044 乾潭镇 24167 安仁镇 8063 梅城镇 38715 17454 下涯镇 14613 大洋镇 12745 三都镇 19884 寿昌镇 38755 航头镇 23770 檀村镇 20272 大同镇 22945 李家镇 19425 劳村镇 15401 邓家乡 6723 下包乡 7879 钦堂乡 7561 马目乡 9381 洋尾乡 6973 麻车乡 10252 三河乡 7824 姚村乡 2615 凤凰乡 3413 童家乡 7156 石屏乡 7297 上马乡 10696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单位：人） 2001年9月27日，浙政函[2001]204号批复同意建德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
2001年10月1日，根据浙政函[2001]204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德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德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精神，建德市政府以建政发[2001]189号发文同意乡镇撤并工作：（1）撤销原新安江镇、邓家乡，以其行政区域设立新安江、更楼、洋溪3个街道办事处；①新安江街道办事处，驻地设在菜市路23号，区域范围为：东与马目乡相邻，西与淳安县交界；北与洋溪街道办事处相邻，南与更楼街道办事处、童家乡相连，下辖12个行政村：新安江、白沙、新蓬、黄泥墩、岭后、梅坪、汪家、联塘、江河、山河、横路、外龙；20个居民区：健北、康安、政法、康桥、麻园、府西、中街、三庄、菜市、保健、桥东、叶家、新林、望江、沧滩、上沧、电厂、岭后、白沙新村、朱家埠。
总面积101平方千米，总人口6.4万人。
②洋溪街道办事处。
驻地设在复兴路，区域范围为：东与下涯镇相邻，东南与马目乡相邻，西北与淳安县交界，北与莲花镇相邻，南与新安江街道办事处相邻。
下辖13个行政村：下塘、方家坪、洋溪、朱池、上章、新华、幽洪、新宅、高岭、上洋安、洋安、窑上、团结；2个居民区：城东第一、城东第二。
总面积72平方千米，总人口1.4万人。
③更楼街道办事处。
驻地设在镇前路，区域范围为：东与大洋镇相邻，东南与兰溪市交界，西与童家乡相连；北与新安江街道办事处、马目乡相邻，南与寿昌镇、大慈岩镇接壤。
下辖28个行政村：桐子源、新街、淤堨、张家、骆村、后塘、湖岑畈、更楼、新市、黄岙、五里源、石马、甘溪、洪宅、直坞、岩垄、过塘源、甘岭、桥亭、马目坞、新岭、邓家、大坪、许村畈、八乐坞、石岭、长岭、南山；2个居民区：更楼、邓家。
总面积71平方千米，总人口2.6万人。
（2）①撤销大同镇、劳村镇，设立新的大同镇。
镇政府驻地设在古城山路52号。
下辖42个行政村、2个居民区，区域面积109平方千米，总人口4.4万人。
②撤销乾潭镇、安仁镇，设立新的乾潭镇。
镇政府驻地设在子胥路（新址）。
下辖46个行政村、4个居民区，区域面积220平方千米，总人口3.3万人。
（3）原檀村镇更名为大慈岩镇。
（4）李家、寿昌、航头、莲花、下涯、杨村桥、梅城、大洋、三都等9个镇，上马、石屏、童家、马目、钦堂、下包、麻车、洋尾、三河、凤凰、姚村等11个乡，保留原建制不变。
此次行政区划调整后，全市辖3个街道办事处、12个镇、11个乡，63个居民区、518个行政村。
2001年底，辖3个街道、12个镇、11个乡，62个居民区、518个行政村。
2002年上半年，建德市辖3个街道、12个镇、11个乡，62个居民区、518个行政村。
2003年底，建德市辖3个街道、12个镇、11个乡，25个社区、30个居民区、514个行政村。
2005年3月2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函[2005]18号）批复同意建德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一、撤销上马乡建制，与大同镇合并。
调整后的大同镇辖58个行政村、3个居民区，镇政府驻地不变（古城山路52号）。
二、撤销石屏乡建制，与航头镇合并。
调整后的航头镇辖42个行政村、2个居民区，镇政府驻地不变（溪沿村）。
三、撤销童家乡建制，与寿昌镇合并（不含童家乡过浴山村）。
调整后的寿昌镇辖49个行政村、1个社区、4个居民区，镇政府驻地不变（中山路38号）。
四、撤销马目乡建制，与下涯镇合并。
调整后的下涯镇辖26个行政村、2个居民区，镇政府驻地不变（杨桥头）。
五、撤销三河乡、麻车乡建制，与大洋镇合并。
调整后的大洋镇辖38个行政村、3个居民区，镇政府驻地不变（英烈路1号）。
六、撤销洋尾乡建制，与梅城镇合并。
调整后的梅城镇辖27个行政村、5个社区、1个居民区，镇政府驻地不变（总府后街39号）。
七、撤销下包乡、姚村乡建制，与乾潭镇合并。
调整后的乾潭镇辖71个行政村、6个居民区，镇政府驻地不变（新世纪广场1号）。
八、撤销凤凰乡建制，与三都镇合并。
调整后的三都镇辖50个行政村、2个居民区，镇政府驻地不变（府前路）。
九、童家乡过浴山村划归更楼街道。
调整后的更楼街道辖28个行政村、1个社区、1个居民区，办事处驻地不变（杭衢路）。
此次行政区划调整后，建德市辖新安江、洋溪、更楼3个街道，杨村桥、莲花、李家、大慈岩、寿昌、航头、大同、下涯、梅城、乾潭、三都、大洋等12个镇和钦堂乡。
现代嫁妆是越来越豪华了，什么三大件四大件已经不算稀奇。
但在以前，嫁女儿，嫁妆是十分讲究的，不仅要有用，有许多嫁妆还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
床上用的。
被子至少要两床，条件好的话四床六床不等，总之要成双的，而且一律要红被面，取红红火火之意；一对枕头也要红色的，里面装的不是现在的海绵、太空棉之类，而是玉米、黄豆等五谷，这既象征着五谷丰登，又意味着给夫家带去种子。
为显示娘家的气派，有时在一对枕头里可装进一担光景的粮食———这可苦了抬嫁妆的人。
木器用品。
木器用品里最主要的是一对木箱子，如果好一点的话，是一对樟木箱。
箱子除了用来装衣物之外，还有为夫家传递香火的意思。
可是现在都改为皮箱了。
到了出嫁那一天，箱子里还要装满红枣、花生、桂圆、柏子，意为早生贵子，还有红鸡蛋、甘蔗等，预示着女儿嫁过去以后，生活红红火火，一节更比一节甜。
另外，箱子的四只角还要分别压上四个银元，这是压箱钿，不过现在都改为人民币了。
以前，就连脸盆也是用木头箍成并漆成红色的，现在一般都是买的了，但一对木脚盆和一只木马桶是不能少的，当然也要漆成红色。
马桶又叫利市桶。
出嫁那天，利市妈妈要找个小男孩，先往两只脚盆里坐一下，然后让他往利市桶里撒泡尿，说是“利市”的。
还有竹器。
竹器包括一对火熜和一只针线箧。
火熜里也要放进一些红枣、花生、桂圆、柏子之类的果子，表示为夫家带去火种；针线箧是女儿做针线用的工具。
出嫁那天，针线箧里还要放进两双鞋子，一双给丈夫，一双给公公，而且都要女儿亲手做的，意思是教导女儿到了夫家后，要孝敬长辈，勤于女红。
现在的女孩子都不会做鞋了，只好买两双了事。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许多嫁妆，这就因人家而异了。
为了讲排场，父母尽量为女儿多办一些嫁妆，而且结婚那一天，又尽量把嫁妆分得细一点，多捆几杠，抬起来好看一些，有时候一对枕头也分成两杠，这就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味道了。
冼太夫人有什么贡献
“陪都”是我国历史政治制度上大创举，又两京制度”，它始周。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
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
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大体分为四种情况： 1，由于都城偏居边地，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如西周的洛阳。
2，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建都在边区，后来该政权强大，入主中原，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如清之盛京，元之开平府。
3，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
4，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如唐朝的南京成都，清朝的承德和民国的重庆等。
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
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
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陪都”实为“战时首都”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释说：“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国府“移驻”重庆，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
因此，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她说：“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
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
只有靠空袭。
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 今天，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
至今，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
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张凤琦表示，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
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
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
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
当时，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当时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捐弃前嫌，携手抗日。
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
“铁血西迁” 撑起工业“脊梁” 用张凤琦的话说，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
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
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
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
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第25厂（今嘉陵厂）、第1厂（今建设厂）、第24厂（今特殊钢厂）、第21厂（今长安厂）、第20厂（今长江厂）等。
成为战时文教中心 张凤琦表示，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空前繁荣，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如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
抗战前，重庆只有重庆大学，陪都期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
中国顶尖的教授、学者云集重庆。
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
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
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一直未间断过，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外，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