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人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何异同?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汉武帝也是创造显赫功业的历史英雄。
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历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
说汉武帝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非常长久。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作序时写道,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
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
”所谓汉武帝“功越百王”,“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就是因为他选择的“方向”对后世产生了规定性的作用,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而这“方向”的确定,是由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一项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表现出来的。
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大的举措,都如同秦汉史研究大家劳干所说,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
1、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
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
儒学学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
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
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
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谘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
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
2、兴太学,是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献策,采用公孙弘的方案,创建了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于是出现。
太学虽然起初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进步的方向。
太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汉平帝时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兴造校舍“万区”。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贵族官僚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参与行政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3、削藩事业不通过战争形式而达到目的,被公认为汉武帝政治成功的典型实例。
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
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
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
4、察举制的确立,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
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
察举制的施行改变了世官制的传统,劳干因此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5、出击匈奴,是汉武帝最大胆的决策。
他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由于对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质。
汉武帝以军事胜利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使得南越归服,朝鲜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
而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使西北地区的开发也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
正如秦汉史专家张维华在《论汉武帝》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
西北方向的长期作战,使社会承受了沉重的负担,据说一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
唐人有“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的诗句。
宋人诗作亦谓“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
但是清代学者赵翼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近世也多有学者肯定这种“缔造中国疆域之伟绩”。
6、统一货币,官营盐铁,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等,作为汉武帝推行的经济政策,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
以币制的确定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五铢钱法,轻重适中,自后以迄清末,铸钱莫能出于五铢标准之外。
” 7、轮台诏的颁布,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
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
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
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
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
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
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
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
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政治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
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
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
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
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
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不免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
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
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
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
有的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
我们应当明了,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
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
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
劳干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
”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再看看秦始皇: ①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也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②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和驰道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③秦始皇统一文字等措施促进了文化的统一,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
④秦始皇修筑长城、出击匈奴,对中原经济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
⑤秦首倡的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对后世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秦始皇的专制统治为后世专制主义的推行提供了一份蓝本。
⑦秦始皇滥施刑罚,滥用民力,以致民怨沸腾,阶级矛盾激化,是暴君的典型。
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既是愚民政策的表现,又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
我觉得: 1. 在秦始皇试图用“焚书坑儒”实行思想统一惨遭失败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彻底树立了儒学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在事实上造就了思想上的大一统的局面,巩固了刘家天下,西汉完了又东汉,儒生们也是心甘情愿
这点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一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点却造成了两个王朝文化政策上的不同命运。
2.俗话说的好“打下江山容易,巩固江山就难啊。
”秦始皇打下汉人的江山,汉武帝来巩固,而且巩固地很好,这点汉武帝还是比秦始皇强。
总之,各有千秋,都很了不起
历史题17题 闲人悟进
1.内容:①周王把王畿以外的地区分封诸侯(对象是王室子弟、功臣、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镇守疆土,保卫王室。
②诸侯对周王承担纳贡和朝聘的义务,并随周王参与出征、祭祀、吊丧庆贺等事项。
影响:①通过分封,周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②通过分封使西周贵族统治集团形成了“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
③通过分封周王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统治效果因此得到了加强。
④西周后期随着王室的衰微,导致了诸侯争霸的局面。
2.背景:经历了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影响:不会3.一、秦据有关中、四川两个经济区,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二、先进战胜落后,秦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三、精英荟萃,秦具备人才优势四、优越的地理位置,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4.1.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2.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3.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制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
4.修筑驰道。
5.北御匈奴,筑长城;南征百越,凿灵渠6.进行大规模移民5.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开疆阔土,统一天下,统一文字,统一制度,创立了郡县制度,修筑长城,统一文字和制度,为中国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李贽称为“千古一帝”,也可以说是“千古英雄”,但是他焚书坑术,为了个人享乐而不顾百姓疾苦,在后世留下千古骂名,可以说用“功过参半”、“褒贬不一”来形容他非常恰当。
秦始皇: 功:①灭六国统一中国,使中国人民解脱几百年战争痛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②创立了封建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③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货币,有利于巩固秦的统一,有利于各地文化经济交流; ④修筑万里长城,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进攻。
下令开凿灵渠,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
过:①焚书坑儒,摧残了文化; ②刑法严酷,徭役繁重,赋税沉重,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也为其灭亡种下苦果。
总结:总之,秦始皇功过参半。
汉武帝: 功:①政治上--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巧妙地削弱诸侯国的势力,有利于国家政治上的统一。
②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2000年封建制度的主导思想,对东亚其他各国也有着影响。
③经济上--将地方的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有效地控制经济环境。
④军事上--大力反击匈奴,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和平的环境下安居乐业。
他的国号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永久命名。
过:①他迷信武力,多次消耗国力,把文、景时期的积蓄花完,而且国家财政赤严重。
晚年导致山东等地区起义不断。
②晚年,他变得昏庸,喜怒无常,任用小人,株连了许多大臣。
也迫使自己和亲生子兵戎相见。
但是,最后他能下罪己诏来自我批评,这个虽然是形式,但是有着起实在的意义。
总结:汉武帝有功有过,但功大于过。
史家评论:有前秦的过失,而无前秦的后果。
6.1.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中统一 颁布“推恩令”和《左官律》。
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守统辖。
这样,既可以把王国的地盘化大为小,以分散其势力,“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又可使这些受封子弟“联恩尽孝”。
列侯们“人人喜得所愿”,拥护中央,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
同时,又借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阴谋叛乱之机,下令逮捕二王。
二王畏罪自杀,牵连被杀的列侯、官吏、宾客数万人。
武帝由此制定《左官律》和《附益之法》,前者指令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七人与诸侯王交游。
不许诸侯王招纳宾客。
又采用酎金夺爵等方式废掉了一些侯国。
终汉武帝之世,汉初封侯的143人中,只剩5侯;武帝因功封侯的75人中,失侯的68人;推恩封侯的175人中,失侯的113人。
至此,汉初分封所形成的割据势力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其次,重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
汉武帝在削弱诸侯王和列侯的同时,对称霸一方,妨碍政令的统一的地方豪强进行打击,下令把他们迁往关中,就近监视,以达到“内实京师,外销奸滑”“不诛而害除”(《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的目的。
2.改革改政体制,加强皇权 主要有设立“中朝制”借此削弱相权;设置十三州部刺史,借此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吏的控制;建立侍从军和禁卫军,加强皇帝保卫和军事防御;实行察举制,用考察加举荐的方式选拔官员。
3.改革财政,加强中央政权 统一货币,把铸钱权收归中央,铸造五铢钱作为国家统一的法定货币;专营盐铁和均输平准法。
盐铁官营和调剂运输,平抑物价对稳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箕缗和告缗,打击富商大贾,加强中央集权。
4.独尊儒术,实行文化专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继位后,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
儒家公羊学派的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杂以阴阳五行及法家某些思想成分,发展为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新儒学。
董仲舒的思想,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还积极鼓吹尊天就必须尊王,为封建皇权披上了“君权神授”的外衣。
董仲舒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是“外儒内法”。
董仲舒提倡“三纲五常”,强调治国要“德刑并用”。
因而为武帝所称道,诏行全国。
这种王道、霸道杂用的统治思想,一直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为了按照儒家思想培养统治人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
”(《汉书·董仲舒传》)于是,在中央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官,授儒家经典。
此外,还在郡国兴办学校,亦以“五经”作为教材教授学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和郡国学校,是汉武帝在思想文化领域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7. 夏、商、周三代,虽然小邦林立,史称“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
但所有这些小邦或封国都先后统属或臣属于继起的夏、商、周三个中央王朝之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大一统格局。
此后,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前期,中国又先后经历了三次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发展历程: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走向秦汉大统一;第二次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走向隋唐大统一;第三次是从五代十国、宋、金、辽走向元、明、清(前期)持续三代的大统一。
总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始终表现出鲜明而旺盛的统一趋势.毫无疑问,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都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但相形之下,统一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而分裂往往带给历史更多的是消极影响。
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 (一)分裂的代价 虽然在某些分裂时期,往往会形成多处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产生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出现如春秋战国那样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像南北朝那样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十分惨重的代价换来得。
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分裂就意味着天下太乱、兵连祸接、百姓涂炭。
每一次分裂,都伴随着激烈、残酷的战争和冲突,特别在分裂的初期,往往是以百姓流离失所、牺牲大量生命和损失无数财产为代价的。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曾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
其二,有时,分裂割据固然为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有利条件,但至少在秦汉以后,每一次分裂割据也往往对思想学术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摧残,如隋代牛弘就曾把秦、新莽末、东汉末、晋末和南朝梁术图书典籍所遭受的五次毁灭性破坏称为“书之五厄”。
事实上,在烽火遍地、战祸连年的情况下,学者的生存都成问题,发展学术就可想而知了。
像蒙古、满族等游牧或落后民族进入中原的初期,攻城掠地犹恐不及,也是不可能顾及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的。
其三,分裂时期虽然也不排除对峙政权之间和平交流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分裂则更多的表现为阻隔和对抗,不仅成为不同地区间彼此交流的巨大障碍、而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失去了统一状态下各地彼此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谐发展的有利条件。
分裂的消极影响不止上述几点。
应该说,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域,分裂的消极影响是类似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因此,目前我们之所以竭力谋求国家的统一,结束分裂局面,也是因为分裂局面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
(二)统一的意义 统一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主要表现在: 其一,统一局面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重要保障。
在中国历史上,盛世局面往往出现在统一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明代的“仁宣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
其二,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有利于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和交融,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其三,统一时期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边疆开发活动。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修筑的万里长城、开凿的大运河以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许多文化遗迹。
而且,统一时期可以组织人力开发边疆,如秦朝时,北方人不断南迁,江南、岭南得到开发;元明清三代,大量人口迁往边疆地区,西南、西北、东南诸地得到了开发,尤其是1860年清朝开放东北,大量的内地人外迁东北,开发东北,最后建立广袤的东北三省等等,这都是统一的好处。
其四,统一国家利于文化建设的繁荣。
如大型图书的编纂,唐修“八史”,宋有“四大类书”,明有“大全”系列、《永乐大典》,清有《四库全书》,等等。
再如文学方面,中国文学的华美乐章也往往出现在统一王朝,形成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高峰,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文化建设和繁荣局面多集中在统一王朝。
最后,统一国家能为赈济灾荒、抵御外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等等。
当然,统一也有它不利的一面,例如统一的政权,往往控制学术思想的自由。
像秦时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儒学独宗、明清的文字狱、明代的八股取士等,即是如此。
但是,昔日的历史表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因此,我们对统一行动及统一时期的消极方面的批判并不否定统一本身的意义,而对分裂社会中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也绝不意味着对分裂本身的赞颂。
总之,统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贡献颇大,正如前辈史家白寿彝所言:“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
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
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
”8.西晋是亡于宗室太强,天子太弱,酿成八王之乱,并且简单地把胡人内迁,却没有妥善解决民族间矛盾,导致灭亡.9.①北方人民的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
②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封建割据或封建战乱时期最突出。
③政治中心的南移(如南朝、南宋)对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响。
10.1.推行均田制2.整顿吏治3.迁都洛阳4.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11.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
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
官有实授、遥授之分。
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
12.北宋解除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兵权,派文臣到各地做知州,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又组建禁军并由皇帝直接控制,大力削弱地方权力和剥夺大将兵权、收回财权与行政权归中央。
13.①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北宋以来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元朝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辽阔。
②元朝建立了行省制度,对后世影响浣深远。
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并管理大都地区;其他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 ③元政府设有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
④元朝在西藏委派官吏,驻扎军队,西藏成为元朝的正式行政区。
⑤元朝的统一,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1. 结束了唐朝后三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实现了历史上的新的大统一,版图超过了汉唐,是历史上最大的版图,中国今天的疆域是元代基本上定下了轮廓。
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尤其是西北方面伸展到了难以计算里数的地方。
2.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君临全国的王朝。
3.对新疆,西藏等地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西藏首次进入中国版图。
[ 转自铁血社区 ] 4.中国现在的省制发韧于元代的行省制度。
5.对外关系发展,扩大了中国人视野,促进了中国社会变化。
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元朝的天下“梯航毕达,海宇会同”,朝出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
6. 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丰富内容,对中国及广大亚欧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7. 成吉思汗为古代军事史写下了独特的篇章,忽必烈军队从北往南,越过大渡河,大雪山和金沙江,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创举。
8. 中原地区长期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原文明保存和延续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9. 包容多种宗教,忽必烈说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穆汗默德,摩西,释迦牟尼)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 转自铁血社区 ] 10. 1332年造的铜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火炮,其他手工业生产提高 11.发达的海道漕运,庞大的船队航行于东海,黄海和渤海的海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南北大运河畅通无阻,浩浩荆吴船,日夜行不已。
12.元大都是全国的商业中心,交通中心 13.兴旺的海外贸易,贸易国由宋时的五六十个发展成140多个,东到日本高丽,西抵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
14.创制和推行八思巴字,被称之为中国文化库藏中的一块闪烁着奇异光彩的瑰宝。
15.巧思绝人,度越千古,,从此大科学家郭守敬的月球山,郭守敬星运行在浩茫的太空中。
[ 转自铁血社区 ] 16.充满草原气息的《蒙古秘史》,被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作品。
17.产生元曲,独创元杂剧,大剧作家关汉卿,西域文人萨都刺等一代名流。
18.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著作是哥伦布决心出航的一大诱因。
19.道教始祖丘处机称成吉思汗为: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
14. :(1)废丞相,权分六部,六部长官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亲自控制指挥。
这一措施,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历时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
(2)厂、卫特务机构的设置,并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受皇帝直接领导,互相制约,构成皇权专制的可靠支柱。
这一措施具有独创性,表明皇帝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
它的出现,标示着君主专制统治的空前强化和专制制度的腐朽反动性加强。
(3)八股取士,为统治阶级推行君主制制度培养了官僚队伍。
其结果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4)废除行省,设三司,分掌地方行政、司法、军政。
三司是朝廷在省里的派出机关,互不统属、分权鼎立,互相控制,遇有重大事宜,由三司合议,上报中央部院,从而便于中央垂直领导,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其结果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
这些措施的核心是加强君权,形成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统治。
15.统一局面稳固,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发展;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民间的传统思想观念。
16.西藏:元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成立地方军政机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辖管理民政的十三个万户府、千户所等;在西藏有军队驻守西藏地区的东部边缘。
明朝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兼理民政;并赐予当地宗教领袖各种封号。
清朝加强对西藏管辖的三大有力举措是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
东北:元时建辽阳行省明时建奴儿干都司。
清时分黑龙江将军辖地,吉林将军辖地,盛京将军辖地。
台湾: 元时将台湾称为琉球,归福建行省管理,后归江浙行省管理。
17.1.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国和其他文明的交往并不是很多.2.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喜欢扩张,所以也使文明的交流很少.3.中国历史上被外来文明侵入的次数不多,而且由于中国文明的先进性,使得外来的征服者也最终被中华文明所同化.4.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长期的先进性,早早就确立了自己先进的正统思想,也使外来文明很难影响中国.
帮忙整理一张史记的记年表、
《史记》十表的创作,据司马迁《史记·自序》所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是为了清楚地展现历史发展的线索。
十表在流传中是否有缺佚,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注缺少的十篇中就有《汉兴以来将相年表》。
清人崔适甚至认为《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下六表全为所补。
崔氏疑古过勇,信从其说者甚少。
至于《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今人大都认为,此表内容虽有补窜,但仍为司马迁所作【3】,本文亦赞成此说。
仔细研读这十表,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主张大一统政治,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
为了探讨十表的共同主题,我们先对十表各自的主题进行分析。
1.《三代世表》此表起黄帝、迄共和。
《自序》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
”司马贞《索隐》:“其实叙五帝、三代,而篇唯名《三代系表》者,以三代代系长远,宜以名篇;且三代皆出自五帝,故叙三代要从五帝而起也。
”后人大都肯定这一解释。
本表明显分为两大部分。
前半部分以“帝王世国号”为经,以颛顼、俈、尧、舜、夏、殷、周的世属为纬,归结到周代殷。
从黄帝至十九世,明三代皆黄帝之后,表明了黄帝乃百世之本、各属皆为黄帝子孙的大一统思想。
后半部分从周成王开始,以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共和的帝王世号为经,以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各诸侯为纬,表明在周王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开始分封诸侯。
诸侯不列于《十二诸侯年表》前而列于《三代世表》之末,“明诸侯亦皆黄帝后也。
”【4】概而言之,此表展示的是从黄帝到三代天下一统时代的历史。
汪越认为“读《三代世表》以黄帝为主”【5】,是有一定道理的。
2.《十二诸侯年表》《自序》:“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记;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
”此表起共和迄孔子卒。
表分十四栏,以周的正朔为经,其余十三栏为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三国。
《索隐》云:“篇言十二,实叙十三者,贱夷狄不数吴,又霸在后故也。
”大多数学者则以为鲁象征以《春秋》当一王之法,不在十二数内【6】。
此表所要展现的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的春秋时代历史,社会如何由大一统而走向分裂。
表序也明确指出:“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
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作《春秋》,“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此表序言非凡强调《春秋》之义,以显天下一统之旨。
因此,尽管周天子名存实亡,但本表仍以之为天下共主,这是继续《春秋》的大一统思想。
故汪越说读此表“以周为主”。
3.《六国年表》《自序》:“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
作《六国年表》。
”此表起,迄秦二世。
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八栏,第一栏周,尊天下共主;第二栏秦,实际上是天下的主宰者,且此表依《秦记》而作,故秦不计在“六国”之内。
其余六栏依次为魏、韩、赵、楚、燕、齐,六国以外的侯国归属于灭亡它的国家栏内。
从周赧王卒后,第一栏暂时空格,因秦未并天下。
从元年开始,此表进入第二阶段,共七栏,第一栏为秦,其余六栏为六国。
从二十七年开始,此表为第三阶段,六国灭亡,通栏记秦历史,至秦灭亡。
此表展现了战国时代历史。
而更突出地表现秦国由微弱到强大、到一统天下、到最终灭亡的全过程,故汪越说“读六国表以秦为主”。
司马迁在表序中着重分析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原因,对秦国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予以充分肯定,指出“世异变,成功大”,并对当时诋毁秦朝的不良风气进行批评:“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
概而言之,此表的三个阶段是社会由分裂走向大一统的真实写照。
4.《秦楚之际月表》《自序》:“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
”此表起陈涉发难,终于称帝。
从表的体例来看,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秦表,共九栏。
第一栏为秦,时为天下主宰,其余为楚、项、赵、齐、汉、燕、魏、韩。
第二部分为楚表,共二十栏。
第一栏为义帝,示为天下共主,其余为项羽及其所分十八王。
义帝被杀,第一栏内容空缺,因项羽未称帝,不能升入第一栏。
本表直到称帝结束,表明天下由分裂到一统的历史。
尤为注重的是,此表的序言着重阐明了天下一统的道理,追叙了三代以来天下一统的艰难历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而秦楚之际:“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国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社会经过大起大落,终于走向汉家的一统天下,因此,序言结尾对汉的一统天下予以热情歌颂:“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5.《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自序》:“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
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
”此表起高祖元年,终武帝太初四年,以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历年为经,以楚、齐、荆、、燕、赵、梁、淮阳、代、长沙等诸侯国为纬,展示汉兴百年之间诸侯王的废立分削情况。
表序论述了自汉武时封建制度的变化,主旨在于肯定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
“辅卫王室”、“承卫天子”、“蕃辅京师”是诸侯的基本责任和作用。
汪越说读此表“以天子为主”。
很明显,本表的作用是拥护汉王朝的大一统,反对诸侯分裂。
6.《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自序》:“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
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此表在体制上有了新的变化,以高祖所封143个侯国为经,以侯功、高祖、孝惠、高后、孝文、孝景、孝武的年号、侯第诸项为纬,以见侯国分封的原由、次第以及在某帝时诸侯国的存亡废立情况。
表序的主旨十分明确:第一,总结失侯的原因。
古代所封侯国,有的存在长达千余年,而汉兴以后所封百有余人,至武帝太初时仅一百余年,现存之侯只有五人,其余“皆坐法陨命亡国”,究其原因,除了汉代法网严密外,更主要的在于诸侯国自身方面,即“无兢兢于当世之禁”;第二,此表目的是为当代提供借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以诸侯的兴衰为大一统的社会提供一面镜子,避免再蹈复辙。
7.《惠景间侯者年表》《自序》:“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
”此表仍以所封侯国为经,以侯功、孝惠、高后、孝文、孝景、建元至元封六年、太初已后为纬,展示了惠景间93个侯国的存亡兴废情况。
表序首先从长沙王起论,所封异姓八王多因谋反罪而相继被诛灭,唯独长沙王保全,后禅五世,以无嗣方绝,“为藩守职”,忠于汉室。
表序接着总结惠景间所封侯国的类别:一是高祖时遗功臣,二是随文帝从代来者,三是平定吴楚之乱的功臣,四是诸侯子弟,五是外国归义者。
五类人封侯的共同点也是忠于汉室。
因此,此表的主旨仍是维护大一统政治。
8.《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自序》:“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
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此表以所封侯国为经,以侯功、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已后为纬,表列武帝时所封功臣73人。
读此表“以诛伐四夷为主”。
从《自序》和表序明显看出,此表所记侯国绝大多数是征伐匈奴、东越、南越等四夷的功臣。
表序明言:“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
”尽管本表有讥武帝好大喜功之意,但主旨仍在于歌颂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显示了大一统社会向外辐射的强大威力。
9.《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自序》:“诸侯既强,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势销弱,德归京师。
作《王子侯者年表》。
”表序也十分简短:“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
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此表仍以所封侯国为经,以王子号、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为纬,表列武帝所封王子侯162人。
前几表中“侯功”一栏改为“王子侯”,说明这些人因王子而侯,也说明无功可言。
从《自序》和表序来看,本表的主旨在于歌颂武帝采取“推恩”的方法,削弱诸侯势力,巩固中心集权。
本表记王子侯不从高祖开始而断自武帝建元,“以大封诸王支庶实始于主父偃策也”【7】。
汪越说读此表“以天子为主”。
概言之,目的仍在于大一统政治。
10.《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自序》:“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
唯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
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此表起高祖元年,迄成帝鸿嘉元年。
据《集解》、《索隐》,武帝天汉以后为后人所续。
此表以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年为经,以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四栏为纬,展现汉兴百年之间国家大事以及将相变化情况。
“大事记”一栏是整个汉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要了解汉代社会,不能不读“大事记”。
此表虽无序言,但《自序》已说明此表目的在于颂扬贤相良将。
因为贤相良是代替天子执行命令,是“民之师表”。
《匈奴列传赞》曰:“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
唯在择任将相哉
”《陆贾传》中陆贾说:“天下安,注重相;天下危,注重将。
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
”可见相、将是国家安定的关键所在。
巩固大一统天下,内要靠相,外要靠将。
因此,本表虽然没有直言大一统天下政治,但从总体上看,“大事者,天子之事也”【8】,“以大事为主,所以观君臣之职分”【9】,也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社会。
此表还有一大疑案,即“倒书”。
凡将相名臣之死、罢、薨、卒、抵罪、免、自杀、斩等内容,均提升一栏倒写于栏目内左下方。
司马迁为什么要倒书,历来有不同意见,本文暂不论述。
以上分别说明了《史记》十表的主旨,可以看出,每个表的设立都是与大一统的政治有关。
下面再将十表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更看出它们的共同主旨。
首先,从十表的历时性来看。
十表总的时间流程是从黄帝到汉武帝。
黄帝是作为大一统的象征,被列入开篇。
随着这个时间流程,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总趋向是由分裂到统一。
《秦楚之际月表序》总结三代至秦统一天下的历程:“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
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此后又经过灭秦、灭楚等剧烈变化,迎来了汉代的一统天下。
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尽管统一的历程十分艰难,但中华民族有着顽强的毅力,经过血与火的战争,最终还是走向统一。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0】,天下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假如把三千年的历史比作一条河流的话,那么,黄帝是站在河流的起点,标志着大一统的开始;此后虽有许多曲折,但总的方向不变,秦始皇时,掀起了一个大的波澜;到汉代时,尤其是武帝时进入大一统的鼎盛时代。
司马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极目远眺,浑观其一派落九天的壮阔景象。
他审阅河流的来源、宽窄、流向,相信它永远朝着大一统的方向流去。
其次,从十表的阶段性来看。
十表在总览天下大势的同时,还非凡注重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
《三代世表》,将春秋以前历史划为一个阶段,这是第一个统一时代的历史。
夏商周虽为三代,但其源出自黄帝,因此可称为一个时代。
《十二诸侯年表》将春秋历史划为一个阶段,这是第一个分裂时代,但仍以周天子维系着天下。
《六国年表》是将战国历史划为一个阶段,这是第二个分裂时代,但最终走向秦的统一。
《秦楚之际月表》将秦末到汉建立划为一个阶段,这是由统一走向分裂,又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是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代。
汉兴以来的六表,将当代历史划为一个阶段,这是天下一统时代,同时也是中心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势力的时代,到武帝时达到真正的一统天下。
因此,十表可说是展现了五个阶段的历史。
这五个阶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总的看,五个阶段又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四个阶段为一部分,属先秦时代,历史的发展是朝着一统方向;后一阶段为一部分,属当代历史,目标也是朝着大一统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汉代六表集中体现的是汉代中心集权制形成的历史过程。
试看:刘邦削灭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吕后封吕氏的王侯以培植势力,最终被彻底铲除;文帝时同姓王势力强大:“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11】。
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直接导致了景帝时的七国之乱。
贾谊、晁错都提出削弱诸侯势力的主张,但未受重视。
七国之乱的教训,使武帝清醒过来,于是,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12】。
让诸侯国划整为零,这才完全控制了局势。
因此,汉代政治的重要问题就是诸侯国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大一统的关键所在。
第三,再从表中的人物来看。
《史记》十表,前四表属大事年表,如同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以侯国大事为纬,某年某国发生什么事,一目了然。
但汉代六表却有重大变化。
假如依照前四表的体制,完全可以以帝王之年为经,下列各侯国的变化。
司马迁除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这样编年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采用大事记形式外,其余四表则采用“国经而年纬”的方式,以诸侯国为经,以在帝王之年的废立变化为纬,重在展示侯国的历史情况,展开一表,某侯的侯功、在某年的存亡变化也一目了然。
总的看,这十表的主要人物无非就是“天子”、“王”、“侯”、“将”、“相”。
因为这些人物关系着国家政治的是否安稳。
“天子”是天下一统的象征,“王侯”起外蕃作用,保护京师,“将相”为内臣,国家的大权把握在他们手中。
因此,这些人物体现着大一统的政治风貌。
按照《史记》体例,天子进入本纪,是天下共主,故不用多说。
王侯贵族进入“世家”,请看司马迁在《自序》中对“世家”的熟悉:“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司马迁自述三十世家创作原因时,用了20个“嘉”字,这是值得玩味的。
试举几例: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交为楚王……为汉宗藩。
……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七国叛逆,蕃居京师,唯梁为扞……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明显看出,无论是周代分封的诸侯,还是汉代的诸侯,作用都是要维护中心统一。
以他们为“表”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司马迁对大一统政治的关心。
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带头作乱,因此,司马迁放入列传而不入“世家”,并在赞语中对他们的叛逆行为予以批判,也表示了对大一统政治的拥护。
至于将和相,亦是国家统一的关键人物。
《陈丞相世家》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自序》对《将相年表》的创作意图亦有明确表示。
我们在上文已说过,将和相仍与大一统政治有关。
概言之,《史记》十表以天子和王侯将相为主要人物,亦是大一统政治思想的表现。
我们再结合《史记》全书体例及司马迁时代来看,亦证实十表是大一统政治的体现。
首先,结合全书体例来看。
《史记》五体是一个整体系统,互相配合,互相补充。
在整个体系中,“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从人事系统来看,记载天子的本纪在上,中间是记诸侯的世家,下面是记载各个阶层的人物传记,这本身就明显体现了大一统的封建等级秩序。
再说,在这个整体系统中,本纪是最高层次,是全书的纲领。
《自序》明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本纪是“科条”纲领,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体现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司马迁大一统的政治观,黄帝是第一个统一天下的人物,此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但走的方向是朝着大一统的方向。
“十表”则是本纪等其他各体内容的再次展现和补充,又一次证实社会发展的趋向是向着大一统的方向。
十二本纪编年记正朔,与十表互为经纬。
这种纵横交错的结构方式,使《史记》具有网络化的体系。
再从《史记》创作的现实意义来看。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自镜”说白了,就是历史要为当代的社会现实服务。
司马贞《索隐》解释道:“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
”这是十分正确的。
司马迁把《史记》创作看作第二部《春秋》,他在《自序》中对《春秋》有明确的熟悉:《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这段话,足以看作司马迁的“春秋观”。
宋代熊方《补后汉书年表》自序云:“臣闻昔司马迁、班固之为史皆谨于表年,从《春秋》之法大一统,以明所授,盖天子之事也。
”【13】《春秋》的主旨在于维护大一统。
司马迁以此为准则,使《史记》创作也明显具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十表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再从《史记》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
《自序》写司马谈临终遗言:今汉兴,国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自序》写司马迁答壶遂问: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武帝时代的大一统政治,使司马迁布满了自豪感。
而且,当时董仲舒从政治思想上为大一统社会提供理论武器,司马相如以体制宏大的辞赋为大一统社会歌功颂德,司马迁则要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为汉代的大一统社会找到合理的文化源头。
因此,武帝时代的大一统形势为《史记》十表大一统的共同主题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淮南火车站前面那个人骑着马那个雕像有故事吗
名称呢
hoho,呵呵有名的淮南王啊。
淮南王刘安的故事可多了,名的就是刘安炼仙丹没有炼成,反倒炼出了流芳百世的豆腐)、八公之仙、汉武帝时期的造反,皇皇巨著《淮南子》也是出自他与他手下门客之手,此外,成语“一人成道,鸡犬升天”也是与刘安有关。
刘安的故事太多了,建议Lz可以到书店里买一本《淮南子》(也叫《淮南鸿烈》)或是看一看陈宝国演的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有很多讲述刘安故事的情节。
下面是俺从网上copy的关于刘安生平的介绍,希望能对Lz了解刘安这位最后的淮南王有所帮助--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
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
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
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
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鸿烈》(后称该书为《淮南鸿烈》或《淮南子》)一书,该书包罗万象,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刘安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他将鸡蛋去汁,以艾燃烧取热气,使蛋壳浮升。
刘安是我国豆腐的创始人。
1990年9月15日,安徽淮南市举办首届“中国豆腐文化节”,隆重纪念中国豆腐创始人——西汉淮南王刘安的诞辰和他发明豆腐2100年。
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
刘安爱贤若渴,礼贤下士,淮南国都寿春成了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
刘安和众门客著成《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
《淮南子》有《内篇》21篇、《外篇》33篇、《道训》2篇,20余万字。
又著诗歌《淮南王赋》82篇、《群臣赋》44篇、《淮南歌诗》4篇、《淮南杂星子》19卷、《淮南万毕术》。
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包罗万象。
这些著作中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
在《淮南万毕术》中就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载,据考证“曾青”是指铜的化合物,有的科学工作者认为是铜绿,说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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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好黄白之术,召集道士、儒士、郎中以及江湖方术之士炼丹制药,最著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被、左吴,号称“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偶成豆腐。
刘安因之被尊为豆腐鼻祖,八公山也因此而得名。
刘安的制国思想是“无为而制”,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淮南国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
尽管刘安的治国政策得到百姓的拥护,可是在那独尊儒术的时代,他所奉行的道家思想,屡遭谗言。
汉武帝元狩年(公元前122年),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刘安被迫自杀。
汉武帝非常欣赏刘安的才情,但他强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却和刘安推崇的“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南辕北辙,而父亲刘长之死更成了刘安心中的一个“死结”。
因此,刘安在广置门客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
不过,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刘安的谋反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由于门客雷被的告状,以及门客伍被、孙子刘建的告密而划上了句号。
在刘安招募的数千门客中,有8个人最具才华,他们分别是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和晋昌,这8个人号称是淮南王府上的“八公”。
其中雷被是一位剑艺精湛的剑客,他在与淮南王太子刘迁的一次比试中,失手击中了刘迁,从此惹怒太子,后来更是被逼得在淮南国里待不下去了。
雷被于是向刘安请求:跟随大将军卫青去打匈奴。
没想到刘安听后,反倒认为雷被起了叛心,并将其免了职。
心怀怨恨的雷被索性逃出淮南王府,跑到长安城状告起刘安来。
根据汉律,凡阻挠执行天子诏令者,应被判弃市死罪。
此时正忙着“削藩”的汉武帝,早已对刘安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因此雷被这一状正好告对了时候,汉武帝顺水推舟,剥夺了刘安的封地。
“八公”中的另外一位门客伍被,在得知刘安准备谋反时,曾经多次进行劝阻,但刘安不仅不听,还总是拿出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成功的例子来反唇相讥。
伍被见自己的谏言得不到采纳,也决定反戈一击,将刘安谋反一事密报给了朝廷。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刘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孙子刘建又跳了出来,朝自己爷爷的心窝上狠狠地“捅了一刀”。
刘建的父亲刘不害因为是庶出,很少得到刘安的宠爱,长期心存怨言。
此时,他那个“没长脑袋”的儿子刘建,竟然也跑到了长安城告起状来。
刘建的目的原本是想陷害太子刘迁,让自己的父亲当上淮南王的继承人。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状恰恰将自己的爷爷送上了黄泉路。
如此一来,雷被告状在前,伍被、刘建告发在后,汉武帝遂派有名的酷吏张汤前来办案,结果认定刘安谋反属实。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的刘安被迫自杀,而与他串通一气的衡山王刘赐闻讯后,也自杀而亡。
汉王朝的创立者高祖刘邦共生有8个儿子,刘安的父亲刘长是他最小的一个儿子。
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败亡后,刘邦在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和燕王臧茶等诸侯王的“劝进”下,由“汉王”摇身一变而成了汉王朝的“皇帝”,完成了由秦到汉的历史性过渡。
汉王朝建立后,西汉中央政权与各诸侯王的矛盾很快便浮出水面,各诸侯王纷纷举兵叛乱。
公元前196年7月,淮南王英布率兵反汉,年老体弱的刘邦抱病亲率大军迎战,并最终将英布击败。
此后,在大大小小一系列针对诸侯王的平叛战争中,刘邦得出了一条“经验教训”———各诸侯王之所以会与中央政权离心背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不姓“刘”。
于是,刘邦开始将诸侯王分封给刘氏的宗室子弟,到他于公元前195年去世时,总共有9位刘氏子弟被封为诸侯王,其中刘长“接”了英布的“班”,被父亲立为淮南王。
淮南国共领有九江、衡山、庐江和豫章4郡,都城在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
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却表明,刘邦总结出的这条“经验教训”实在是荒唐透顶得很,被他亲自册封为诸侯王的刘氏子弟,随着羽翼的丰满和势力的膨胀,又很快走上了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老路,他们不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甚至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叫起板”来。
汉文帝即位没多久,济北王刘兴居便举兵反叛;公元前174年,被汉文帝刘恒“待以兄弟之礼”的淮南王刘长也起了叛心。
刘长的生母赵姬原是赵王张敖的姬妾,当年刘邦伐秦经过赵国时,赵王将赵姬献给了刘邦,赵姬在和刘邦一番巫山云雨之后竟有了身孕。
后来张敖叛乱,赵姬受牵连被捕,她在生下刘长后愤而自杀。
由于有了这样的出身,刘长从小便养成了不太正常的心理,在被立为淮南王后,他更是将这种变态的心理发展到了极致,平素为人傲慢,骄横无比。
到汉文帝时,刘邦的儿子们大多已不在人世了,剩下的只有汉文帝和刘长,因此,刘长做起事来更是骄纵妄法,无视朝廷的各种典章制度。
比如他因为怨恨大臣辟阳侯当初没有替生母赵姬辩白,甚至用袖中藏着的一把铁锥,亲手将辟阳侯杀死。
刘长不仅在淮南国内不用汉法,而且还自己任命起各级官员来,小小的淮南国,俨然成了不在汉王朝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公元前174年,刘长暗地里派人与太子奇等勾结,并打算联合闽越人和匈奴人联手叛乱。
很显然,像刘长这样的“公子哥儿”,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他的密谋很快便被朝廷发觉,他本人也被捉拿到了京城。
汉文帝因念及兄弟之情,并未依法处刘长极刑,而是将他废爵流放蜀郡。
刘长在发配途中绝食而死,年仅25岁,死后被谥为淮南厉王。
刘长死后,淮南国被取消,收归中央管理。
两年后,汉文帝又想起了刘长这个自杀了的弟弟,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便下诏将刘长4个年仅七八岁的儿子都封了侯;到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再次下诏,将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淮南、衡山和庐江),分别封给刘长的3个儿子,其中长子刘安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出任淮南王。
“死结”带来的祸端 寄望于幼年便惨遭丧父之痛的刘安能对汉王朝忠心耿耿,这显然是痴人说梦。
事实上,刘安的一生,始终就是在对朝廷的不满、怨恨和异心频起之中度过的。
刘安不同于自己骄横无比的父亲,他喜欢交游宾客,在做淮南王时,他招募的宾客和术士最多时竟达到了几千人。
这些宾客在淮南王府不仅从事讲学、炼丹之事,而且还经常与他进行为政、治学以及做人的讨论。
刘安也不同于一般的皇室子弟,他从小就不太喜欢骑马、打猎,而是爱好读书、学艺、弹琴,尤其热衷于道家黄老之术。
由于天资聪明,加上勤奋好学,到汉武帝时,刘安已“流誉天下”,成了国内颇有名气的学者,在各诸侯王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汉武帝对他这位才华出众的皇叔很是欣赏,曾专门召他来长安撰写《离骚传》。
据说汉武帝清晨下达了诏令,刘安中午就把《离骚传》给写好了,汉武帝看过后连声称赞。
然而,尽管汉武帝非常欣赏刘安的才情,但他强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却和刘安推崇的“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南辕北辙,而父亲刘长之死更成了刘安心中的一个“死结”。
因此,刘安在广置门客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的谋反做着准备。
不过,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刘安的谋反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由于门客雷被的告状,以及门客伍被、孙子刘建的告密而划上了句号。
在刘安招募的数千门客中,有8个人最具才华,他们分别是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和晋昌,这8个人号称是淮南王府上的“八公”。
其中雷被是一位剑艺精湛的剑客,他在与淮南王太子刘迁的一次比试中,失手击中了刘迁,从此惹怒太子,后来更是被逼得在淮南国里待不下去了。
雷被于是向刘安请求:跟随大将军卫青去打匈奴。
没想到刘安听后,反倒认为雷被起了叛心,并将其免了职。
心怀怨恨的雷被索性逃出淮南王府,跑到长安城状告起刘安来。
根据汉律,凡阻挠执行天子诏令者,应被判弃市死罪。
此时正忙着“削藩”的汉武帝,早已对刘安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因此雷被这一状正好告对了时候,汉武帝顺水推舟,剥夺了刘安的封地。
“八公”中的另外一位门客伍被,在得知刘安准备谋反时,曾经多次进行劝阻,但刘安不仅不听,还总是拿出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成功的例子来反唇相讥。
伍被见自己的谏言得不到采纳,也决定反戈一击,将刘安谋反一事密报给了朝廷。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刘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孙子刘建又跳了出来,朝自己爷爷的心窝上狠狠地“捅了一刀”。
刘建的父亲刘不害因为是庶出,很少得到刘安的宠爱,长期心存怨言。
此时,他那个“没长脑袋”的儿子刘建,竟然也跑到了长安城告起状来。
刘建的目的原本是想陷害太子刘迁,让自己的父亲当上淮南王的继承人。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状恰恰将自己的爷爷送上了黄泉路。
如此一来,雷被告状在前,伍被、刘建告发在后,汉武帝遂派有名的酷吏张汤前来办案,结果认定刘安谋反属实。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用来行诈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的刘安被迫自杀,而与他串通一气的衡山王刘赐闻讯后,也自杀而亡。
刘安死后,朝廷严厉追究此事,因此而受牵连被杀者多达数千人。
此后,汉武帝下诏废除了淮南国,将淮南故地改为九江郡,收归中央,淮南王宗族至此覆亡。
“无为”的经典之作 淮南王刘安带着满腹的怨恨和遗憾,匆匆走上了不归之路,但这位博学之士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近代学人梁启超称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的划时代巨著《淮南子》。
《淮南子》又被称为《淮南鸿烈》或《鸿烈》,是刘安在做淮南王时,“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撰写而成的。
此书虽为多人合作完成,但“为人好书”、“善为文辞”的刘安,则被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主编”,《淮南子》中必定有他亲自撰写的文章,这本书也大体上反映出了他本人的思想。
《淮南子》原为鸿篇巨制,共有“内书”21篇、“外书”33篇和“中书”8卷,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轴,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是汉代道家学说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淮南子》仅仅只剩下“内书”21篇了。
《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成为集黄老学说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同时又在继承春秋时的“气”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
作为西汉时期一部影响巨大的社会百科全书,《淮南子》所蕴含的史学研究价值和丰富的精神智慧,仍有待我们后人去进一步挖掘。
另外很有趣的是,明朝罗颀在《物原》中提到前汉书刘安做豆腐的记载。
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
现在在淮南市火车站广场前还有刘安的骑马雕像,每年九月有豆腐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