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评价近代中国的进化论思潮
19世纪末，是满清王朝的“世纪末”，由于它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因而这也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世纪末”。
回首19世纪40年代至世纪末的中国，历史是这样写就的：40年代至50年代，在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和起义农民大刀长矛的双重夹击下，满清政权摇摇欲坠；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勃兴，满清政权似乎呈现出重建昔日盛世的希望，“同治中兴”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正表达了对这一希望的期待，90年代中期甲午战争的惨败，昭示人们：“中兴”的希望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因而满清政权在19世纪末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自己的“世纪末”。
幻想的破灭酿成了新的觉醒：历史否定了归复旧物的“中兴，也就意味着历史否定了旧物存在的合理性。
因此，中国必须跨越满清封建专制统治而寻求新的出路，于是就有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浪翻波连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这一期间，指引中国人寻求新的出路的思想光芒，来自腾升在19世纪末中国夜空的新世界观——进化论。
本来进化论是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
它认为事物按照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
广义的进化论，在内容上包括宇宙无机物的进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过程，其中生物的进化是非生命进化到人类社会进化的中间环节。
狭义的进化论是指达尔文以来的生物进化论。
在近代中国形成的进化论世界观，其基础既包括了广义进化论的内容，又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主体。
因为尽管中国近代的进化论把自然界天体演化作为重要内容，但是将进化论作为世界观来着力渲染并使其盛行于世的，则首推严复译述的以阐发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宗旨的《天演论》。
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思潮。
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
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图景。
它之所以能为几代人延续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观的性质。
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
但是，这一共识还有待于深化。
本章力图更深入地论证进化论作为世界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即从世界观变革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的进化论思潮，着重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世界观的变革并非是因某个思想家提出一种世界观就意味着完成了，它是通过被社会的广泛接受和采纳来实现的。
一种新的世界观只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才能够获得存在的现实形式，否则只能是提出这一世界观的思想家本人的自言自语。
那么，中国近代的进化论是否在现实中完成了世界观的变革呢
本章打算通过考察它和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的关系来回答这一问题。
其次，世界观的变革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直线接受的过程。
对于中国近代的进化论来说，尤其如此。
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进化论是把原来在西方是自然科学的理论提升为世界观，这就意味着不是单纯地重复作为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而是对其意义作了新的理解。
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和主体自身诠释视域的制约，近代中国人对进化论意义的理解是多重的。
这种多重的理解，既深化了进化论世界观的变革，又丰富了进化论世界观的内容。
所以，近代中国进化论的世界观变革，是一个由多重理解所组成的复杂的曲线创造过程。
本章准备通过展示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轨迹来表现这一过程。
世界观的变革无疑是用新世界观取代旧世界观。
这一取代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沟通的统一。
新世界观取代旧世界观，包含着对传统思想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排斥旧世界观是为了使人们认同新世界观。
对任何对象的认同，总是或多或少地使其与原有的某些思想观念相沟通，认同新的世界观也不例外。
中国近代进化论世界观的变革就是在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沟通中完成的。
一、进化论：吹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号角 进化论风行喧腾的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是近代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潮前推后涌，激荡不已，层出叠现。
然而，在这些思潮喷沫飞溅的奔流声中，无不鸣奏着进化论的旋律。
在“五四”巨澜之余波犹存的1922年，曾有人描述了这一壮观的情景：“我们放开眼光看一看，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
”[1]正是在进化论支配着这一时期各种思潮的意义上，我们称其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第一大潮。
不过，这里只论述进化论对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潮的重大影响，而不旁及它是如何左右其他思潮的。
这固然有着受篇幅限制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说明进化论世界观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一个标志，即被广泛地用来指导解决时代的中心环节——政治问题。
中国近代，空前激烈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政治问题的讨论成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时代中心环节。
因此，政治思潮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占有最突出的位置，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他方面的思潮，如哲学、史学、文学、教育、宗教等，无不围绕这一中心环节而展开，并服务于它。
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政治思潮，可以归结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三大政治思潮鼎足于19世纪的欧洲，随着欧风美雨的东驰，它们传入了近代中国。
进化论同这三大政治思潮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中国近代，燃眉之急的民族危机，必然会唤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引发民族情感的高扬。
然而，近代中国最初用以聚合民族力量的旗帜，仍然是以夷夏之辨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
它的基本原则是：“内诸夏而外夷狄”。
而中国近代民族救亡的历史逻辑则是：要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民族自强，就必须“师夷狄”（向西方学习）。
于是，“外夷狄”和“师夷狄”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这意味着传统民族主义和中国近代民族救亡的历史走向是悖离的。
这就使得曾起过排拒西方人侵作用的传统民族主义到戊戌前后已成了民族救亡的落伍者和障碍物。
当时的守旧派抵制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夷夏之辨是他们的主要凭借之一。
因此，只有跨出传统民族主义的壁垒，与中国近代民族救亡相适应的近代民族主义才能奔跃而出。
可以说，是否以夷夏之辨为核心，是中国的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分野。
近代民族主义推倒夷夏之辨壁垒的重要思想武器，正是进化论。
因为达尔文进化论揭示出人类有共同的起源，都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及其他论文一再阐明了这一点。
这就从根本上击破了夷夏之辨——夷夏在本源上是没有界限的。
所以，在进化论的牵引下，和日益高涨的变法自强运动相合拍的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戊戌前后就不是偶然的了。
以进化论来吹响近代民族主义的号角，是严复的自觉意识。
这从他强调《天演论》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2]中，可以得到印证。
那么，进化论向近代民族主义提供了哪些反对夷夏之辨的曲谱呢
进化论使近代民族主义冲破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封闭性。
夷夏之辨导致传统民族主义以闭关锁国来抵御外来民族的入侵。
进化论则指引近代民族主义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势来考察中华民族的存亡。
严复指出，在生物界里，开放的“四达之地”的物种，有较强的竞争力，而与世隔绝的“孤悬岛国”的物种，则竞争力较弱，一旦“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
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
”[3]因此，近代民族主义认为，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外来之物，深闭固拒，必非良法，要当强立不反，出与力争，庶几磨厉玉成，有以自立。
至于自立，则彼之来皆为吾利。
吾何畏哉
”[4]正是进化论使近代民族主义剔除了夷夏之辨的封闭性，强调“中国今日之旧危，论者莫不知由于全国人民不能对外竞争之所致。
”[5] 进化论使近代民族主义淘洗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守旧性。
按照夷夏之辨，华夏固有的事物是最好的，变动不得的。
因此，传统民族主义总是把维护“祖宗之法”和反对以夷变夏联系在一起。
近代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救亡的必由之路是变革（改良和革命）。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这段话出自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近代民族主义者的共识。
这一共识是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法何以必变
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按照适者生存的道理，唯有主动顺应客观的进化过程，自觉变革，民族方能生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6]“宇内各国，无不准进化之理。
其所以雄飞突步，得有今日者，进化为之也，非自古而然，革命亦其一端也。
”[7]正是由此而肯定“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
”[8]可以说，没有进化论，近代民族主义的变革是中华民族强盛的必由之路的观念，就不能深入人心。
进化论使近代民族主义摈弃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封建性。
在夷夏之辨里，“攘夷”和“尊王”并提，因而传统民族主义具有把忠爱于民族和忠诚于君主相混同的封建色彩。
近代民族主义用以振兴民族的变革，在政治上就是要革除封建君主专制。
他们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理由之一，就在于它是造成中华民族败弱的根源。
因为清朝的君主是满族，所以近代民族主义提出了“排满”的口号。
这一口号固然残留着夷夏之辨的大汉族主义，但其主要矛头是指向封建君主专制，不可和带有忠君封建烙印的夷夏之辨混为一谈。
因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戊戌前后把救亡图存和倡言民权相连，而在辛亥前后则进一步把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列，宣称中国“要是没有经过民族主义，要站在这优劣竞争的世界上，是万万不能的，”[9]而“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相容”。
[10]指导近代民族主义树立这一信念的，是进化论阐明的历史进化规律：人类社会必然要从封建君主专制演进为资产阶级民主制。
正是在由据乱（君主专制）而升平（君主立宪）而太平（民主共和）的进化论照耀下，康有为表达了维新志士改革封建专制制度以谋求中国强盛的民族主义思想：“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创，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11]也正是基于人类社会循着由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而演变的进化论，孙中山表达了革命党人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
”[12]可见，进化论赋予近代民族主义以民主气息。
进化论使近代民族主义克服了传统民族主义的落后性．夷夏之辨用以凝聚民族力量的，是一种落后的理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之所以其心必异，是因蛮夷之性与禽兽相类。
直至戊戌前后，传统民族主义仍是袭用这种落后的理论，以鄙洋人为禽兽来集合民族的力量。
近代民族主义在科学知识日渐传扬的时代，不可能再来搬用如此落后的理论，它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合群救国”。
“合群”即团结聚合全民族的力量。
它在阐述为何“合群”时，是以进化论为依据的。
达尔文进化论指出，生物的生存竞争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为单位进行的，因而凝聚力强的种群比凝聚力弱的种群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在，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13]近代民族主义以此来论证“合群”的重要：“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14]“乃者红、黑、棕色之种，伏于黄人，黄人复制于白人……彼人之自保则奈何
曰：合群明分而已矣。
苟能此，则无不自立。
譬之蜜蜂，虽细不败。
”[15]近代民族主义把“合群救国”建立在“合群进化”的基础上，使其凝聚民族力的理论有了以自然科学为根由的先进性。
从上述可见，进化论的大风鼓荡起近代民族主义的篷帆。
革命党人胡汉民在本世纪初（1906年），已从自身的经历中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他说 “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16]经严复之手而传播的进化论，点燃了“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的近代民族主义的烈焰。
这表明了进化论世界观为整个民族所崇信的广度，而这广度又表明了进化论世界观生存发展的现实根据，在于紧扣了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
二．进化论：奠定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基石 如果说进化论使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完成了由传统到近代起转变；那么，对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进化论则为之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民族意识是固有的，而自由意识则是空缺的。
加严复所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17]毫无传统思想资源可作依托的自由主义，是在进化论的召唤下，登上近代中国舞台的。
首先给近代中国施以自由主义洗礼的严复，正是因阐扬进化论而闻名的。
他对自由主义的青睐，是以进化论为中介的。
他指出：“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其之所以能胜我，在于西方社会建立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上，“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18]因此，为了生存竞争，中国必须从西方引入原先阙如的自由主义观念。
通过进化论然后接受自由主义，前者就成了后者的理论基石。
这就不难理解严复用以陶铸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舶来品，基本上出自具有进化论思想的斯宾塞、赫胥黎、穆勒。
[19]在严复之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形成了声浪时起时伏的思潮，但进化论始终是其理论基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进化论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确立了关于个体自由的价值观。
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根本标志，在于重视个体自由的价值。
然而，竖立起个体自由的价值的支柱，中国却和西方不同。
众所周知，西方自由主义以洛克直至卢梭的“天赋人权”即每个人生而自由的预设为前提，从而肯定了个体自由的价值。
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是贬斥个体自由的。
如严复所说：“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
”[20]但是，严复不仅没有搬用“天赋人权”说来论证个体自由的价值，反而对其提出了批评。
他以进化论为指导，认为自由是人类智、德、力进化的产物，“民之自由亦以智、德、力三者程度为高下，初无可为典要者。
”[21]由此驳斥了“天赋人权”说：“卢梭《民约》，其开宗明义，谓民生而自由，此语大为后贤所呵，亦谓初生小儿，法同禽兽，生死饥饱，权非己操，断断乎不得以自由论也。
”[22]严复以进化论批评了自己曾赞同过的“天赋人权”说，[23]表明了他要根据自由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的进化论观点，来肯定个体自由的价值。
事实正是这样。
他说：“禽兽下生，驱于形气，一切不由自主，则无自由，而皆束缚。
独人道介于天物之间，有自由亦有束缚。
治化天演，程度越高，其所得以自由自主之事愈众。
”[24]介于天（绝对自由的上帝）和物（毫无自由的禽兽）之间的人类，其进化过程就是不断地摆脱束缚而趋向自由，以自由为目标，进化的程度愈高，自由便愈多。
同时，只有让个体在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方能演进到理想社会，“惟与以自由，而天择为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
”[25]因此，自由也是人类进化的动力。
这就用进化论凸现了个体自由的价值：它是人类进化的目标和动力，是人类有别于上帝和禽兽的独特之价值。
严复在用如上的进化论观点肯定个体自由的价值的同时，也就为个体自由和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作了定位。
因为在他看来，人类进化是以群体的形式实现的，所以，作为人类进化产物的个体自由应从属于国家（群体）富强：“政治宽严、自由多少，其等级可以国之险易，内忧外患之缓急为分。
”[26]这正如史华兹所指出的：严复把关于个体自由的内容，“以斯宾塞一达尔文主义的语言塞进那些含有‘适者生存’意思的领域，即把自由作为提高社会功效的工具，并因此作为获得富强的最终手段。
”[27] 可以说，严复用进化论确立的关于个体自由的价值观，存在着个体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矛盾。
这样的价值观制约了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
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演进中，从20世纪初梁启超把欧美的历史描绘成一部“自由发达史”，[28]到《新青年》创刊号宣称：“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9]；从20年代提出“好政府”应当“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30]和30年代“新月”派喊出要求政府“保障自由”的口号，到4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力图实现既有“政治自由”又有“经济自由”的社会体制；这些都蕴含着以人类进化的目标和动力来肯定个体自由之价值的进化论理念，正如40年代自由主义者自己所说：“时代进一步，所欲求的自由也跟着进一步。
”[31]同时，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阵营里不时传出屈从于专制的噪声：从辛亥革命前梁启超鼓吹“开明专制”，到辛亥革命后严复寄希望于“强人政治”；从30年代“开明专制”被冠以“新式”的字样再度泛起，到40年代后期，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提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
”[32]这些论调的理由之一，就是个体自由与社会稳定发生冲突时，前者必须让位。
这样的理由正体现了进化论将个体自由作为国家富强之手段的价值定位。
谈谈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中国近代史分为两期，1919年的五动以前，是旧民主主命时期；以后，是新民主主义时期。
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不断地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两种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独立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是封建的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即产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
这些发展变化又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一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
近代中国人民斗争所要解决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两大历史主题，即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概括起来，如《历史教学大纲》中所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在近代，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企图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次战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率先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
中英《南京条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使中国的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这是半殖民地化开始的标志。
鸦片战争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使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另一方面，它们凭借自己的船坚炮利，继续进行武装侵略，不断扩大侵略权益，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一步步加深。
1856年，英法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侵略的魔爪从沿海深入到内地；沙俄趁火打劫，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侵占了我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加紧侵略。
这时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掠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美国、日本对台湾的侵略，俄国对新疆的侵略，英国对云南、西藏的侵略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造成了中国边疆的新危机；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通过《中法新约》进一步打开中国西南门户。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推行其大陆政策的结果。
清政府对日本采取避战求和的态度，使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惨遭失败。
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中国继《南京条约》以来失权最多、危害最大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取得在华通商口岸“设厂制造”等特权，这反映了帝国主义对外输出资本的要求。
《马关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此后，19世纪末，德、俄、法、英、日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美国则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使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1900年，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大举侵略中国，攻占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通过《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扩大在华的侵略权益，全面控制了清政府。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完全确立，即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主要采取“和平”的经济侵略方式，除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清政府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外，在经济上加紧掠夺通商、路矿等权利。
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俄、英、日等国，乘中国政权交替、政局不稳之机，加紧侵略：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英国策动西藏叛乱，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1914年9月公然出兵侵入山东，占领胶济铁路和青岛，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
此后，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日益昭彰，发动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事件：1928年为阻止国民政府“北伐”，出兵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同年，为更顺利地侵略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出兵侵占东北，把东北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1932年制造—•二八事变，入侵上海；接着，又侵入华北。
经过一系列的局部侵略，终于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的侵华战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这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战争。
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对中国实行极端疯狂的掠夺，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中国人民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又被美、蒋打破。
美国的侵略魔掌乘机伸向中国，它用大量的枪炮装备了国民党军队，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才将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
在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没有停止过。
它们往往用战争和威胁手段攫取侵略利益，然后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再凭借不平等条约，疯狂地压迫、奴役、掠夺和剥削中国人民，使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
（二）帝国主义列强既勾结，又争夺，侵略中国的格局不断变化。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率先侵入中国，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侵略优势。
接着，俄、法、美、日、德等列强相继侵入。
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们一方面勾结起来，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一方面互相争夺侵略利益。
从中日甲午战争起，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梦想被中国人民广泛而顽强的反抗斗争所粉碎。
但它们却驯服了清政府，使之成为其侵略、控制中国的工具。
这样，就形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英、法、俄、美、日、德六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中国的格局。
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出兵侵占中国山东，并攫取德国在山东的一切侵略权益。
日本侵华势力迅速上升，已与英国相匹敌，几乎打破了列强共同宰割中国的格局，这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列强的不安。
1921年到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西方列强迫使日本妥协，中国又回复到被列强共同宰割的局面。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侵华势力进一步扩大。
日本又开始打破列强侵华的均势，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45年，基本上形成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乘虚而入，通过援助国民党打内战，攫取大量侵华权益，成为抗战以后最主要的侵华国家。
（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过程。
帝国主义要征服中国，首先要征服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把他们改造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通过一打一拉的手段征服了清政府。
清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已日暮途穷，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无止境地出卖国家主权，并逐步地买办化，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把它们作为靠山。
从鸦片战争开始，腐朽的清政府就对外妥协投降，丧权辱国。
1862年，《北京条约》刚刚签字，清政府就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中外反动势力开始正式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服了外”，成为“洋人的政府”，完全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他们驯服的工具。
从此，中国完全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即将灭亡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转而扶植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政府，继续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新工具。
蒋介石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对外坚持妥协投降的方针，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出卖了中国大量的主权，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曲折地、一浪高一浪地汹涌前进。
按照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和领导阶级的变化，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840年到1900年的60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农民阶级领导的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的斗争。
农民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奴役压迫下，不得不奋起反抗。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担负起新的斗争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夕的20年为第二阶段。
在此期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取代农民阶级而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
从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初步尝试——戊戌变法运动，到提出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辛亥革命，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达到了高峰。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为第三阶段。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无力单独领导这样的革命，无产阶级逐渐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任务。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北伐战争打垮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却又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人民实行独裁统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要继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还增加了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
经过北伐战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三、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各种救国道路 在苦难深重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披荆斩棘，历尽艰险，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使祖国独立富强的道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
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农业社会主义方案。
后来，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又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提出君主立宪方案和大同理想；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制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但这些政治方案都无法实现。
然而，中国人民没有退缩，继续探索前进。
五四运动前夜，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把视线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转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的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曙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面貌。
第二年，中共二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人民面前树起一面革命大旗。
在革命的实践中，等总结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井冈山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到抗战后期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是指导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思想。
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终于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四、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之一。
民族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崭新的进步的生产方式，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新兴的进步阶级，它的出现和发展，为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阶级基础和领导力量。
外国侵略在加速中国半殖民地进程的同时，又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了一批近代企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带进了中国，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对商办近代企业起了诱导作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开始投资于新式企业，一些原有的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开始采用机器生产。
1866年，广东香山人方举赞在虹口创办发昌机器厂，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很快由一个手工锻铁作坊发展为近代企业。
这是最早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著名的还有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等。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1894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时期。
它产生的时候，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
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革命要求。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又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与它们有相妥协的一面。
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后，经过了几个艰难和曲折的发展阶段： （一）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手段。
甲午战后，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招商局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并令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等，这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些鼓励作用。
而投资设厂利润优厚，也刺激一部分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900年6年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共有104家，约等于甲午战前20多年的总和。
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多万元，超过了甲午战前的累计。
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商办企业的热潮。
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增强，资产阶级维新派成了他们的代表。
（二）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
1912年至1919年，全国新建的近代工矿企业达470余个，投资近9500万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投资，8年间新增的资本至少有1．3亿元，超过辛亥革命前50余年的投资总和，发展速度是空前的。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都有所减少。
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人民群众反帝爱国斗争，如抵制日货等以及“实业救国”风气的形成，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控制之下，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不顺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基本特点并没有改变。
（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开始出现，并通过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等措施，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终于形成了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官僚资本，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经济基础。
这一时期，特别是3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垄断地位空前加强。
他们运用手中的政治、军事权力独占金融业；运用四大银行的雄厚资本以及专卖政策等，独占商业；依靠军政权力和经济实力，乘战时民族工业之危，吞并民营企业，进行大规模掠夺，加强了四大家族对工业的垄断；四大家族还大肆掠夺农村土地，造成土地日益集中。
全国的财富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五）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把大量财富消耗在战场上，军费激增，赤字惊人。
于是，国民政府一面加紧剥削人民，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面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到1949年，民族工商业企业大批倒闭，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绝境。
近代西学东渐的特点及其意义
中国近代历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这段历史。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间是殖民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从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可以感受到一股“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
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在中外交流中认识和把握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表现为：中学仍植基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西学已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中学仍处于农耕文明阶段，西学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阶段；中学仍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西学已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中学的承继仍以传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为中间，西学的传播则以新式学校教育为桥梁。
因此，这时“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
而造成这种文化势差客观态势的主要原因，除了中、西学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内容的差异之外，还与近代中西方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采取的文教政策与文化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就西学而言，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发生，其内在动因是古代欧洲文明中的希腊、罗马、希伯莱三种文化精神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社会条件，以及促使欧洲各国对新文化与新宗教的宽容政策与接纳态度。
所以，自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之后，西学才趋于活跃繁荣，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相继出现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关于银河系的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及微积分，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巴斯德的细菌学，汤姆逊的电子学，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
可见，由于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才有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也才有西方近代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的西学。
而近代中学所面临的机遇却不佳：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中学本身的内容不具备质变出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技术；另一方面，清王朝的落后性所造就的“天朝上国”、保守封闭的价值观，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排斥异族文化，使中西学自由融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只有在西方列强炮舰的威逼下才屈辱被动地、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逐步选择西学。
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学开始向长期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发起了冲击，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
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管理和士大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入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实践，结果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辱而真正强大起来。
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
接着，民主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
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
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
尤其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学的又一次新选择。
在这次选择过程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借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经过数十年不屈不挠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由此可见，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近代除了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所以，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思潮往往起着发轫起端的作用，或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潮，而推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自1840年起，中国先进的士大夫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亡国灭种的危险，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首先意识到旧的教育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来摆脱困境，从而掀起了改革封建教育的思潮。
洋务运动推进“西学东渐”，使对封建教育的改革由议论走向实行，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留学教育，最终在洋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建立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
伴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前呼后应，一昭一彰，成为变法和革命的开路先锋。
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新文化思潮，也是一场新教育思潮。
它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宣传民主和科学的理论，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教育、旧思想、旧礼教，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之后，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思潮等纷争出现，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西学的传播更加广泛，西方的各种学术流派、社会改革方案纷纷传入中国，汇合成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最终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也奠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分别兴起的 “三民主义”教育思潮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中国近代史若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粗略地勾画其历史轨迹，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发动侵略与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一方面西学在中国落户，是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生存，维护国家主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促进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努力探索密不可分。
二者犬牙交错，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表现为：闯入古老帝国的西学，首先伴随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接踵而来的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最后才是科学家与专业人员；而中国前往西方寻找救国之道的有留学生、出访人员、外交官和职业革命家。
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两种文化教育网络：一种是由西方势力特别是教会控制的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新闻机构等组成的文教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既培养了一批为外国势力效力的买办文人，也产生了一批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栋梁之材。
另一种是由中国人仿行西制和西法创办的新式学校、留学教育机构及其他文化设施组成的新式文教网络。
通过这一网络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又是新社会的缔造者。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明显地表现出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过程。
如前所述，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凭借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推行其殖民化政策、使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初，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是被动的。
而且，从“西学东渐”的过程来看，近代开始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相比之下西学总体上处于一种较高势能状态。
按照任继愈教授的文化发展势差理论分析——“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
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这就使得在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中，西学一直处于“出超”，中学则处于“入超”，“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从而更加重了中国人接受西学的被动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中国方面来看，主要是认识和制度上的原因。
在认识上，明清以后，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悠久和文化传统的优越感，使得国人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
这种价值观在统治阶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看自己是“君临天下、抚有四海”，看别国是“夷狄蛮戎”。
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绝大多数人仍沉湎于一种“雨过忘雷”的悠闲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尽管他所论述的世界局势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功利主义与华夏中心色彩却表现得很浓厚。
1849年，徐继畲又刊行《瀛环志略》，他以更诚恳、更客观的态度介绍西方各国。
遗憾的是，《瀛环志略》没有《海国图志》影响那么大，这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夷攘夷”、“师夷制夷”。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之后至少有二十年时间，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并没有明显的改观。
在上层社会中，魏源的观点已是一种引起争议的激进之见，徐继畲的综论就更难以理解。
即使在洋务运动时期，华夏中心主义仍起重要作用，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所以国人对中西方的认识仍有主次之分。
在制度上，女真贵族入关后，承袭明制，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封建王朝。
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来看，清代即使是“康乾盛世”，也是一个发展方向的错误，因为它不仅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而且是背道而行。
所以，清王朝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保守的制度。
这个制度本身就缺乏对外交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再加上近代以后清王朝的几任皇帝平庸无能，慈禧太后垂帘听政30余年，清王朝——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始终是在被动中学习西方、接受西学的。
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只有当西方列强一次次地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一回回战败的情况下，清王朝才被迫向西方学习。
1898年的“百日维新”本来是封建统治阶级最高层主动学习西方的一场变法运动，但仅有不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及几个帝党大臣的支持和参与，所以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也进一步说明，清王朝及其统治下的清末封建专制制度对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一直起着阻碍的作用。
学习西方、传播西学，真正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还是一部分中下层的开明官吏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深入地介绍传播西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
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睁眼看世界，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
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
三、“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近代西学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较高势能的文化。
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影响。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下，初步开始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出版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著作。
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理论为指导，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与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建学校，掀起了一股学西方办洋务的热潮；到19世纪90年代，全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电力、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也发展起来。
据统计，从1901年至1911年，全国新设的厂矿达386家，资本额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前30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翻了两倍以上；1912年至1919年，新建的厂矿有470多家，平均每年新增67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响。
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大体有三种制度引入中国：第一种是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陆续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历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
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学西方、办企业、建学校、派留学，掀起洋务思潮，从而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三个新的开端：一是中国人开始有了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构想和行动；二是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开始初步认识到，要自强、要干实事，就不能不重视实际技能和社会效益。
第二次是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西方民主主义制度和民权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使部分国人的社会观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教育界出现了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要内容，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
特别是这次运动从始至终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对于启发人们的理智与民主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
正因为有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想观念更新，才会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跃局面，才会有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参加的“五四”爱国运动，也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
总之，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向世界靠近，社会在逐步实现近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师夷长技”观念更新了“夷夏之防”观念，变革观念更新了守旧观念，民主民权观念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理智的务实观念更新了偏颇的尚虚观念，男女平等观念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了资本主义观念。
第四是教育方面的影响。
中国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必然的联系，“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构成社会变革的一条主线，如改革封建旧教育、太平天国农民教育、洋务主义教育、改良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教育、教会教育、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等思潮的兴起，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因果关系，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教育思潮，从静态看是相互独立的，从动态看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与教育思潮以及社会变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为什么当代中国有如此多的政治思潮
不同的思潮反映了不同阶层，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文化理念的群体的不同政治诉求。
多种思潮一方面反映了在社会经济条件改善下，人们的追求从满足基本物质需求逐步向更高的精神追求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表明现阶段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发展同物质文明的发展相比体现出了一定的滞后性。
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并不能简单归类或评判，这类似于文明发展中文艺复兴的阶段，只有经历时间的洗礼和不断深化改革，最终会出现较为一致的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下，社会矛盾能够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相应地也能够满足各个群体不同的政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