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讲演观后感
《关于队伍的灵魂与血性》感想----金一南在华为的演讲观看金一南教授在华为的演讲《关于队伍的灵魂与血性》，感想总结如下：1、竞争如战争，如果想获得胜利，只有让自己优势展现出来。
2、队伍建设，要将利益分配、晋升机制搞明白，一线是创造价值的，也应是获益的。
3、学历只是短暂的优势，只有通过经验的积累才会变得更强大。
4、团队未来的领导者必须拥有应对所有突发事件的能力。
5、在获得荣誉的时候，首先要想到我们还存在的问题，活在满足感中最容易使人丧失前进的动力。
6、考核部门的标准，常备不懈、领导能力、指挥效率、获得效益。
7、拿来主义的活学活用很重要。
8、制度是活的，是需要适时做出调整的。
9、保持持续的创造力和学习能力是企业（团队）经久不衰的DNA.。
10、一个人如果做一项工作闭着眼睛也能做好，那么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惰性。
11、人事关系的简单化，有利于去除腐败。
有效途径----轮换岗位的机动化（感觉不适合企业）。
12、推动职工工作积极性的最有效办法：成绩得到认可、薪水得到提升。
13、责权利风险相匹配。
14、不打无准备之仗。
但，机遇比准备更重要。
15、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独立自主，奋发图强。
客服部：于婷
甲午之役指哪一事件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
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
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
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
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
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
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
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
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
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
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一南）杨靖宇将军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的极大敬畏。
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在天地间回响。
它让人触到了信仰的力量。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
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
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
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
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
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自杀。
谷隆一郎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
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
甲午战争中，清朝海军不差，为什么会惨败
中国究竟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败得那么惨呢
随着对这两场战争研究的深入，现在的结论是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勇气是输掉战争的主要原因。
中国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
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至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 当代人把勇气定义为：人们面对未知事物、困难、危险、灾难、强权、敌对力量等种种不利因素和挑战，勇于接近和认知，敢于战胜或消除的精神状态。
一个人勇气的大小，除一定的先天因素外，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主要是人所处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大环境”和学习、工作、生活的 “小环境”等各种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战争能够直接反映人的勇气，也能直接证明勇气对战局和战争结果的巨大影响。
从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当时的情况看，与其说是战争双方国力、武器装备和兵员的比拼，不如说是战争双方勇气的较量。
1840年的鸦片战争，区区4000多人的英国军队，竟敢远涉重洋攻打当时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大清帝国，这是何等的勇气。
历史的真相是，从兵力对比看，中方当时处于绝对优势。
清军的总兵力大约在80万左右，在战争中调集并先后投入战争的兵力超过10万。
尽管后来英军增至2万人，但并不构成对双方兵力对比的根本改变，何况此时主要战事已基本结束。
战争自有战争的规律，一旦两军开战，短兵相接，在战场上人的因素亦即前线官兵的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将上升到第一位，体制、机制等个体之外的因素并不直接影响战斗或战役进程。
从军事上看，英国赢得战争的几率几乎为零。
英军劳师远袭，就算以印度为其补给点，也嫌补给线过长。
而且入侵部队不过是一支舰队，兵力充其量只能作沿海袭扰，根本不足以发动对一个大国的全面进攻。
从武器装备看，清军同英军相比是有很大差距，但英军有枪有炮，清朝当时也有火器、火枪营，且海防、江防炮台遍布，双方均为前装滑膛枪炮，只不过英军的枪炮质量好，射速也高一些，但并不存在“代差”，清军根本没到无法作战的程度。
此外，战争初期中国的掌权者也不是什么投降派，主战派占着上风，道光皇帝还早就预见到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不断发出谕旨，督令沿海、沿江各地严加防范。
可以说，当时中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是为什么不该输的战争却输了呢
答案是，清军缺乏勇气是输掉鸦片战争的主因。
这里需要明确，勇气不是“誓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和豪迈，“死守阵地”在心理和行为上已经处于守势，并不能给敌人以真正的心理威慑。
勇气是建立在对敌人的蔑视和必胜信念基础上的无畏气概，故古人云：“勇，天下之凶德也”，敌人不怕顽强的对手，但畏惧凶猛的敌人。
“勇”的本质特征是攻击，是主动寻歼敌人；“勇志之所以敢也”，勇者“知死不避”，且“勇而多艺”，能够想象并实施克敌制胜的奇思妙想，进而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英军的“坚船利炮”首先打掉了清军从上到下本来就缺乏的勇气，继而摧毁了朝廷的信心和战争意志。
没有勇气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尽管也有大角、沙角和虎门之战中清军的奋勇抵抗，但这场战争中清军更多的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许多炮台的官兵甚至未放一炮便逃之夭夭。
尤其荒唐的是，大战正酣，朝廷不但不奖赏抗敌有功者，设法鼓舞士气，却因“求和”心切对“主战派”进行“清算”，甚至朝廷和地方官员还演出了一幕幕带着大量猪羊鸡鸭作礼物向英军乞降的丑剧，加紧安排“割地赔款”事宜。
值得深思的是，当钦差大臣伊里布厚颜无耻地差人带着酒、肉到英国军舰上馈赠，向侵略者讨好，并为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被革职的事向英人“祝贺”时，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喝令其住嘴，严肃地说道：“林公是中国的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连侵略者都不许羞辱中国的“勇者”，且为中国的民族英雄抱打不平，可见中国朝廷腐败无能到了何种程度，哪有一丁点勇气可言。
那么有了坚船利炮是否就一定能够战胜外敌呢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又给中国人上了永世难忘的一课。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当时中国的整个国势并不比日本弱，北洋水师则堪称亚洲第一，舰队的规模和舰艇的防护能力、火力及航速等均超过日本舰队，“镇远”、“定远”两艘战舰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铁甲舰。
此外，这支舰队在其建立之初即参照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其组织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非常严格的要求。
舰队的训练也十分刻苦，而且官兵完全按英国海军训练标准进行训练并长期由英国人琅威理任“总教习”，甚至“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以确保充分发挥军舰的作战效能和舰队指挥的有效性、准确性。
战前李鸿章还校阅北洋海军后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
”“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
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
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
”“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
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可是，就是这样一支由30多艘舰艇组成的强大舰队，被日本舰队全歼。
而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是，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海军没有一艘军舰被击沉，开了“零伤亡”之先河。
一百多年来，学界、军界总结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还是围绕腐败无能、军费挪用、体制障碍、机制不灵、指挥失误等“人”之外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无以复加，结论基本上都是“这是一支还没开炮就已经全军覆没的海军”。
当然，腐败等问题是造成北洋水师覆灭的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北洋水师官兵普遍缺乏勇气。
如黄海海战是一场典型的海上遭遇战，也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遭遇战往往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尽管有邓世昌等少数“管带”率水兵奋勇战斗并将负伤的军舰全速撞向敌舰的壮举，但大多数舰艇上的官兵，只听过训练时自己军舰上的炮响，没见过敌人的炮弹在自己的甲板上近距离爆炸，这是海战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北洋舰队官兵却不能承受，本来不足的勇气此时便所剩无几。
接下来北洋舰队阵脚大乱，舰队无法统一指挥，不能发挥整体效能，出现了各自为战或竞相逃跑的致命危险，此时日本舰队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围歼或追杀了，问题就这么简单。
在后来的威海卫之战中，战事基本上是日本舰艇拼命冲杀，北洋水师舰艇拼命逃跑。
如“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
甲午战争充分说明了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人如果没有勇气，即便是训练有素，再先进的武器也发挥不出效用。
对战场上的官兵来说是这样，对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城府极深、精通为官之道的李鸿章等也是这样，他的怯战思想和情绪不但直接动摇了朝廷的战争信心和意志，也像瘟疫一样在他自己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传染，以致到了战时绝大多数官兵都毫无斗志，数量庞大的北洋舰队也就失去了战斗力。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当时朝野上下自信心丧失殆尽，也使整个清朝军队完全丧失了勇气，空前的、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赔款和台湾等地的割让，不但使中国国力元气大伤，还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投下了至今挥之不去的阴影，民族自卑被深深植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吉林大学教授李晓博士在2004年曾说：“当时的（110年前）日本人对中国还有一种敬畏感，而这种敬畏感在甲午战争后荡然无存。
在这之后，‘支那人’彻底变成了一种污辱性称号。
” 甲午战争后还出现了仅2000人的八国联军，未等后续部队到达就敢面对十数万清军的围追堵截，从天津租界向中国首都北京攻击前进的“咄咄怪事”。
而这种“怪事”一直延续到抗战初期，没有勇气的中国人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充分证明了勇气对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正如古罗马作家普劳图斯说：“勇气是一切天赋中最好的天赋，它先于一切。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把增强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军官兵的勇气，作为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一环常抓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