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卫生法心得体会
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连续监督的几点体会人大对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进行监督（包括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
一直高度重视监督职权的行使，多年来围绕着关系首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开展监督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增强监督实效为衡量监督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不断加强监督工作，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程序，改进监督方式，突出监督重点，努力增强监督实效。
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首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
自1995年（以下简称）颁布实施以来，市人大常委会以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锲而不舍的态度，连续13年对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增强了监督实效，有力地督促了政府不断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大大提升了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水平，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
在13年连续监督过程中，市十二届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及十届、十一届市人大常委会文卫体委员会受常委会委托，在具体组织实施监督工作中，做了一些探索，有一些体会。
一、根据食品卫生问题易反复的特性,确定连续监督的工作思路委员会在开展监督工作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对监督项目进行分类,根据问题的不同类型,确定监督工作的思路。
对短期就能解决的问题，进行一次性的集中监督；对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则进行跟踪监督。
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监督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重要措施。
同时,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食品行业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诚信意识不强，食品消费水平偏低、消费安全意识较差，食品生产新原料、新技术的应用带来新挑战等原因，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解决。
因此，委员会确立了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实行长期抓、反复抓、连续抓的监督工作思路，13年来从未间断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执法监督。
这期间，常委会先后7次对本市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议。
本届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对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执法检查。
尤其今年是奥运筹备决战之年，市人大常委会积极主动参与到奥运筹备工作中，依法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再次将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列为重点执法检查项目之一，组成执法检查组，对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努力推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为确保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保障。
二、对重点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力求取得实际效果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综合性强、涉及面广，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委员会每年都会针对当前最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集中力量进行监督检查，切实督促政府解决问题，分阶段地推动食品卫生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如，1995年，国家在实施多年的基础上，制定并于10月份颁布了新的，而北京市只有一个试行的“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全市食品卫生工作处在较低水平。
夏季，委员会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对本市集贸市场、大型食品批发市场、食品摊群、集体食堂、大型食品商场和副食品供应网点、涉外宾馆、饭店、招待所的食品卫生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检查，力求摸清本市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市政府及市卫生部门做好本市食品卫生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为本市食品卫生立法工作奠定基础。
1996年，针对本市食品卫生实际情况，根据上位法，制定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办法》。
对于新颁布的这两部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提高全民的食品卫生意识是贯彻落实好法律法规的首要任务。
委员会以检查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为重点，组织委员、代表进行视察，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促使法律法规逐步深入人心。
1997年结合执法检查组来京检查的内容，重点对当时群众反映较大的保健食品、婴幼儿食品、儿童食品进行了检查，监督政府部门解决好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1998年，与迎接“全国城市卫生检查评比”工作相结合，重点检查了问题突出的餐饮业的食品卫生情况，对本市小型餐饮业设施设备等基础条件差的问题提出了意见，促使出台了“北京市小型餐饮业生产经营场所及设施卫生标准”，大规模地对本市的小型餐馆进行集中改造。
自此，常委会每年集中力量对餐饮业中的中小餐馆、工地食堂、送餐企业等薄弱环节进行检查，力求在重点问题上有所突破。
在1999年的跟踪检查中，代表们对本市的小型餐饮业在硬件水平和规范化管理方面的进步予以了肯定。
2000年，委员会针对多起集体用餐以及配餐企业存在的问题，以送餐业为重点，检查了“北京市送餐企业卫生规范”的落实情况，确保中小学生及群体用餐安全。
2001年，市民对蔬菜污染和熟肉制品、豆制品等直接入口食品的卫生问题反映强烈，在市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3个代表团和117位代表提出了食品卫生和生产安全食品方面的建议。
于是，委员会以日常食用蔬菜、豆制品和熟肉制品三大类食品的卫生状况为重点，对私屠滥宰、食品制售黑窝点进行查处，有力地净化了食品市场，较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
自2003年后，本届常委会三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对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进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执法监督，标志着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问题的执法检查进入新阶段。
同时，推动政府部门开展了对相应问题的综合治理，使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三、改进监督方式，切实推动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在监督过程中，委员会不断改进监督方式，采取了执法检查与议案办理工作、委托执法检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定点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集中视察与代表持证视察相结合，政府部门自查与按要求整改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开展监督工作，基本每年都有新做法,不断推进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如，1995年，委员会与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文教办、市卫生局、市工商局、市政府区政处、市公安局共同组成了市食品卫生检查办公室，组织委员、代表采取抽查、暗访和持证视察等方式进行全市大面积的联合检查。
1999年，针对食品卫生问题容易反复的特点，应代表要求，执法检查采取事先不通知被查单位、随意抽查场所的方式进行，使代表们看到了更多的真实情况，这有利于发现实际问题，使监督实效得到提高。
2000年，执法检查增加了与区县人大常委会上下联动的方式，扩大了检查覆盖面，使上下形成整体合力，加大了监督力度。
2001年，常委会进一步明确了执法检查的监督对象是负责法律实施的主管机关，检查工作从与政府部门联合进行转向监督政府部门执法情况，督促行政部门加强对食品制售单位的日常管理，理顺了监督与执法的职责。
2002年，为提高监督效率，降低监督成本，市人大常委会把对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的执法检查工作与食品安全议案办理工作，检查前一年食品卫生执法检查审议意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工作，以及委托进行食品卫生执法检查工作等多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统一领导，文卫体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农村委员会联合组织，形成合力，从多个方面共同推进首都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
2005年，常委会委托部分区县按照一定专题，对本辖区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2007年，常委会全面委托十八个区县人大常委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围绕检查重点，开展相应的执法检查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监督效果和社会影响。
尤其是2003年、2005年和2007年，常委会三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入地开展了边检查边督促整改的监督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对于很快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督促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立刻进行整改；对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常委会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政府部门限期反馈整改情况。
在2007年的执法检查中，我们发现全市有4家大学、13家中小学的学校食堂在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平台上显示为D级，表示食品卫生不合格。
为此，当即要求市卫生局会同市教委对这17家学校食堂进行整改，并制定学校食堂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规则，坚决杜绝本市学校食堂出现D级，有效地提升了本市学校食堂的食品卫生水平。
同时，常委会成立了专门的执法检查宣传报道组进行全程跟踪报导，并在网站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将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加大了执法检查的力度，增强了执法检查的效果。
四、实行综合监督，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本届常委会对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执法检查，都是组成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组长，市、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市人大农村委员会委员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组成的执法检查组，分三个专题。
由常委会教科文卫体办公室牵头，会同财经办公室、农村办公室具体组织执法检查组成员，分别围绕农产品生产、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的监管、餐饮业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对市政府贯彻执行及本市实施办法、、、《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本市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综合执法检查。
并在执法检查的次年由相关专门委员会按照常委会对执法检查的审议意见进行跟踪检查，本届五年的连续综合监督，使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到2006年底，全市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020家，区县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000余个，消费者可对带有追溯码的产品进行查询，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产量占全市农产品生产总量的30%以上，现代化大中型企业年屠宰量占全市总屠宰量的79%，比2005年上升了20%，猪肉抽检合格率达到98％，农业部对本市连续5年的动态监督结果显示：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由2001年的40.3%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3%左右，生猪产品“瘦肉精”的检出率连续两年实现零检出，食用农产品安全状况在全国37个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试点城市中名列前茅。
2006年全市共监测抽查59大类550个品种的103691个样本，总体合格率达95.28%，其中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的大米、小麦粉、食用植物油、蔬菜、猪肉和豆制品等六类食品的合格率达95.78%；全面完成对全市35463家餐饮单位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9个大项、67个小项的评审工作，目前食品卫生合格的C级以上单位已达91%；在供应全市35万中小学生营养餐的60家企业中按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建立预防食物中毒保障系，与2005年相比，食物中毒起数减少12.8%，中毒人数下降42.9%，全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食物中毒。
在2006年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等六部委开展的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中，消费者满意度、食品检测和政府管理等三大类指标均名列四个直辖市之首。
经过多年的连续监督,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提高，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食品安全快速反应和市场控制能力逐步增强，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显著增强，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
求卫生法律法规1000字的心得体会
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连续监督的几点体会人大对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进行监督（包括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一直高度重视监督职权的行使，多年来围绕着关系首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开展监督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增强监督实效为衡量监督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不断加强监督工作，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程序，改进监督方式，突出监督重点，努力增强监督实效。
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首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
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颁布实施以来，市人大常委会以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锲而不舍的态度，连续13年对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增强了监督实效，有力地督促了政府不断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大大提升了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水平，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
在13年连续监督过程中，市十二届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及十届、十一届市人大常委会文卫体委员会受常委会委托，在具体组织实施监督工作中，做了一些探索，有一些体会。
一、根据食品卫生问题易反复的特性,确定连续监督的工作思路委员会在开展监督工作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对监督项目进行分类,根据问题的不同类型,确定监督工作的思路。
对短期就能解决的问题，进行一次性的集中监督；对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则进行跟踪监督。
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监督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重要措施。
同时,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食品行业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诚信意识不强，食品消费水平偏低、消费安全意识较差，食品生产新原料、新技术的应用带来新挑战等原因，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解决。
因此，委员会确立了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实行长期抓、反复抓、连续抓的监督工作思路，13年来从未间断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执法监督。
这期间，常委会先后7次对本市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议。
本届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对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执法检查。
尤其今年是奥运筹备决战之年，市人大常委会积极主动参与到奥运筹备工作中，依法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再次将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列为重点执法检查项目之一，组成执法检查组，对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努力推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为确保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保障。
二、对重点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力求取得实际效果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综合性强、涉及面广，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委员会每年都会针对当前最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集中力量进行监督检查，切实督促政府解决问题，分阶段地推动食品卫生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如，1995年，国家在实施《食品卫生法（试行）》多年的基础上，制定并于10月份颁布了新的《食品卫生法》，而北京市只有一个试行的“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全市食品卫生工作处在较低水平。
夏季，委员会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对本市集贸市场、大型食品批发市场、食品摊群、集体食堂、大型食品商场和副食品供应网点、涉外宾馆、饭店、招待所的食品卫生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检查，力求摸清本市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市政府及市卫生部门做好本市食品卫生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为本市食品卫生立法工作奠定基础。
1996年，针对本市食品卫生实际情况，根据上位法，制定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办法》。
对于新颁布的这两部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提高全民的食品卫生意识是贯彻落实好法律法规的首要任务。
委员会以检查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为重点，组织委员、代表进行视察，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促使法律法规逐步深入人心。
1997年结合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来京检查的内容，重点对当时群众反映较大的保健食品、婴幼儿食品、儿童食品进行了检查，监督政府部门解决好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1998年，与迎接“全国城市卫生检查评比”工作相结合，重点检查了问题突出的餐饮业的食品卫生情况，对本市小型餐饮业设施设备等基础条件差的问题提出了意见，促使卫生行政部门出台了“北京市小型餐饮业生产经营场所及设施卫生标准”，大规模地对本市的小型餐馆进行集中改造。
自此，常委会每年集中力量对餐饮业中的中小餐馆、工地食堂、送餐企业等薄弱环节进行检查，力求在重点问题上有所突破。
在1999年的跟踪检查中，代表们对本市的小型餐饮业在硬件水平和规范化管理方面的进步予以了肯定。
2000年，委员会针对多起集体用餐食物中毒以及配餐企业存在的问题，以送餐业为重点，检查了“北京市送餐企业卫生规范”的落实情况，确保中小学生及群体用餐安全。
2001年，市民对蔬菜污染和熟肉制品、豆制品等直接入口食品的卫生问题反映强烈，在市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3个代表团和117位代表提出了食品卫生和生产安全食品方面的建议。
于是，委员会以日常食用蔬菜、豆制品和熟肉制品三大类食品的卫生状况为重点，对私屠滥宰、食品制售黑窝点进行查处，有力地净化了食品市场，较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
自2003年后，本届常委会三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对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进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执法监督，标志着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问题的执法检查进入新阶段。
同时，推动政府部门开展了对相应问题的综合治理，使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三、改进监督方式，切实推动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在监督过程中，委员会不断改进监督方式，采取了执法检查与议案办理工作、全国人大委托执法检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定点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集中视察与代表持证视察相结合，政府部门自查与按要求整改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开展监督工作，基本每年都有新做法,不断推进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如，1995年，委员会与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文教办、市卫生局、市工商局、市政府区政处、市公安局共同组成了市食品卫生检查办公室，组织委员、代表采取抽查、暗访和持证视察等方式进行全市大面积的联合检查。
1999年，针对食品卫生问题容易反复的特点，应代表要求，执法检查采取事先不通知被查单位、随意抽查场所的方式进行，使代表们看到了更多的真实情况，这有利于发现实际问题，使监督实效得到提高。
2000年，执法检查增加了与区县人大常委会上下联动的方式，扩大了检查覆盖面，使上下形成整体合力，加大了监督力度。
2001年，常委会进一步明确了执法检查的监督对象是负责法律实施的主管机关，检查工作从与政府部门联合进行转向监督政府部门执法情况，督促行政部门加强对食品制售单位的日常管理，理顺了监督与执法的职责。
2002年，为提高监督效率，降低监督成本，市人大常委会把对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的执法检查工作与食品安全议案办理工作，检查前一年食品卫生执法检查审议意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工作，以及全国人大委托进行食品卫生执法检查工作等多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统一领导，文卫体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农村委员会联合组织，形成合力，从多个方面共同推进首都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
2005年，常委会委托部分区县按照一定专题，对本辖区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2007年，常委会全面委托十八个区县人大常委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围绕检查重点，开展相应的执法检查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监督效果和社会影响。
尤其是2003年、2005年和2007年，常委会三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入地开展了边检查边督促整改的监督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对于很快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督促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立刻进行整改；对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常委会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政府部门限期反馈整改情况。
在2007年的执法检查中，我们发现全市有4家大学、13家中小学的学校食堂在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平台上显示为D级，表示食品卫生不合格。
为此，当即要求市卫生局会同市教委对这17家学校食堂进行整改，并制定学校食堂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规则，坚决杜绝本市学校食堂出现D级，有效地提升了本市学校食堂的食品卫生水平。
同时，常委会成立了专门的执法检查宣传报道组进行全程跟踪报导，并在网站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将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加大了执法检查的力度，增强了执法检查的效果。
四、实行综合监督，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本届常委会对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执法检查，都是组成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组长，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市人大农村委员会委员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组成的执法检查组，分三个专题。
由常委会教科文卫体办公室牵头，会同财经办公室、农村办公室具体组织执法检查组成员，分别围绕农产品生产、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的监管、餐饮业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对市政府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及本市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本市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综合执法检查。
并在执法检查的次年由相关专门委员会按照常委会对执法检查的审议意见进行跟踪检查，本届五年的连续综合监督，使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到2006年底，全市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020家，区县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000余个，消费者可对带有追溯码的产品进行查询，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产量占全市农产品生产总量的30%以上，现代化大中型企业年屠宰量占全市总屠宰量的79%，比2005年上升了20%，猪肉抽检合格率达到98％，农业部对本市连续5年的动态监督结果显示：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由2001年的40.3%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3%左右，生猪产品“瘦肉精”的检出率连续两年实现零检出，食用农产品安全状况在全国37个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试点城市中名列前茅。
2006年全市共监测抽查59大类550个品种的103691个样本，总体合格率达95.28%，其中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的大米、小麦粉、食用植物油、蔬菜、猪肉和豆制品等六类食品的合格率达95.78%；全面完成对全市35463家餐饮单位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9个大项、67个小项的评审工作，目前食品卫生合格的C级以上单位已达91%；在供应全市35万中小学生营养餐的60家企业中按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建立预防食物中毒保障系，与2005年相比，食物中毒起数减少12.8%，中毒人数下降42.9%，全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食物中毒。
在2006年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等六部委开展的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中，消费者满意度、食品检测和政府管理等三大类指标均名列四个直辖市之首。
经过多年的连续监督,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提高，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食品安全快速反应和市场控制能力逐步增强，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显著增强，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
如何加强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摘要基层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认为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深入了解基层法治环境，不断发现和准确把握基层法治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采取有效形式，开辟多种途径，因势利导，多措并举，在纠错与立制中推进基层法治建设。
关键词基层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基层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深入了解基层法治环境，采取有效形式，拓展多种途径，因势利导，强化落实，推进基层法治建设。
一、基层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但基层法治建设这个系统中诸要素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这种要素自身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层法治建设的顺利开展。
（一）公民缺乏自觉的法治意识当前，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依然是指导和调节群众行为的主要依据，法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相当一部分群众咨询、学习法律往往持着“临时抱佛脚”的实用心态，知法守法用法等法律意识淡薄。
群众在自身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从忍耐开始积蓄怨气，一旦点燃“
谁有学习治安管理处罚法心得体会
学习《刑法》的心得体会 通过法律课程的学习，让我懂得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识，为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学的法律知识来维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法学是一门科学学科，所谓科学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系统的知识，研究人类生活中的规律及现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
法律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概念性、目的性、正义性、实用性： 一、社会性 法律首先是一种社会规则，如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学等，民法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财产与人之间的关系。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具有社会性，它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表现在：1、不可计量、不可检验、不可实验，而自然科学则是可以计量、可以检验、可以实验的。
虽然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不等于实验，实践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而不是做实验，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新人口论是一种真理，又如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经过一百多年时间最后证明了单一公有制经济行不通。
2、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可分，研究者的教育水平、生活背景等与研究对象密不可分。
而自然科学，如化学、物理、生物等，其研究对象较少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影响，而法律的研究结果则较多的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如许多的观点，不同的学科认识都有道理，不同的学者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应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即不受他人影响，要自己思考，自己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讲到独立判断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判断标准。
如公平、诚信等皆为生活经验，就是说当法学上的不同意见都有道理时该怎么办呢
除用基本原理外，更重要是要用社会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
所以对于法律理论现象中的是与非、对与错，可以用社会生活经验来作为判断标准。
只有符合社会生活经验的理论才可能是正确的。
二、规范性 既然法律是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因此法学也就有了规范性，它是法学区分于其他学科的特征。
如经济学讲的是效率问题，是效益最大化，而法学家讲的是合法不合法，规范不规范的问题。
因为法律的规范性，每一法律条文都可以分解为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法律效力。
只要我们掌握了它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法律效果，那么我们对这个法律条文也就掌握了。
法学特别强调的是规范性、逻辑性、体系性。
规范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可操作性。
如我们将要制定民法典，是要制定一种松散性的呢
还是制成规范性、逻辑性的呢
江平教授说要制定一种开放性的民法典体系。
民法典如何开放呢
我认为一定要有逻辑性和规范性。
三、概念性 法学之概念性来源于法律规则。
如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分别为两个概念，欺诈行为又是一个新的概念；再如损害赔偿，直接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为三个不同概念，只有掌握了概念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规则。
法学说开了就是一套概念体系。
掌握了概念体系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套法律思维，就具备了法律人的资格。
因此我们的学习方法就是从概念入手，一定要掌握概念，要理解概念，切记不可死记硬背，先记忆，然后要理解。
如欺诈行为，我们先要弄清什么叫欺诈，才能进一步理解欺诈行为。
这种方法在法律解释上叫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就是指每一个法律条文都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所以要先把语言文字弄清楚了才能把握概念之含义。
同时语言文字又有多义性和模糊性。
如法律上所说“产品”与社会生活中所说“产品”就不一致。
所以我们就不能仅*字面意思来理解，应该有多种其他的理解方法。
一个法条就可能有多种理解，因此法律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大有用武之地。
四、目的性 法律是行为规则，是人制定的。
在我国是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来制定各项法律的。
既然是人制定的，就一定有目的。
法学当然也有目的性，在历史上曾不被人注意，特别是德国的概念法学，它们过分注意概念问题，而忽略了目的性。
直到德国著名学者耶林，他本是个概念法学派的学者，到中年时逐渐意识到概念法学派有僵化的缺点，于是写了一本书。
在这本书中，他指出每部法律都是有特定目的的，我们要了解、掌握、运用一门法律，必须先搞清楚它的目的性，我们学习任何一部法律，不能只是搞清它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法律后果，还要思考这个法律制度、法律规则的目的，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它，如果只讲概念，就会成为“概念”法学。
耶林说，光讲“概念”的法学，会成为概念游戏，他说，法律的目的就好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
而法律的目的正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引导我们学习、掌握、运用法律。
对每一个法律制度、规则，我们都从目的入手，这就构成了现在法学上的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即解释、运用每一个制度、规则，一定要紧紧扣住立法目的，如果有两种解释，则只有紧扣立法目的的那个解释才正确。
五、正义性 法学正义性源于法律正义性，法律规则因为有正义性才能区分于技术规则，同时法律也就有了良法、恶法之分。
我们评价法律的好、坏、先进与落后就是依据法律的正义性。
同时，现在还存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过分关注形式正义而忽略了实质正义，但是形式正义只是获取实质正义的手段，只有在无法获得实质正义时退而求其次满足于程序正义。
实质正义是目的，程序正义是手段。
一旦我们将形式正义强调过分，我们就悖离了法律的正义性。
法官、律师这些法律人不同于社会上其他的人，他们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之道，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
所以，不能把法律混淆于其他职业。
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因为我们选择了法律，我们就选择了正义
六、实用性 我们学习法学是为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就不能只知道闭门读书，我们还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案件，讨论实际发生的和假设的案件，讨论它应怎样判决。
像我们在家的时候，可能会有左邻右舍拿一些案件来请教我们拿什么回答他们呢，所以在我们平常学习中就要注重法学的实用性，不断锻炼自己的实际能力，有人向我咨询什么是投案自首
如何才能从轻处理
通过对刑法知识的学习我了解到： 根据刑法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审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还应该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不同的罪行的，以自首论。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或者判决确定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重大案件的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嫌疑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通过对法律的认识和平时的学习，我更加了解到了法律的重要性，无论走到哪，都离不开法律。
法律对人人都是平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每个人都要知法、懂法、用法。
一篇“道德与法规”的心得体会600字
1、论司法的基本原则 （1）司法法治原则。
司法法治原则是指在司法过程中，要严格依法司法。
既要遵循实体法又要遵循程序法，具体体现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就是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只能以被合法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和依法推定的事实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把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必须在司法中全面贯彻执行。
（2）司法平等原则。
司法平等原则是现代法律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司法平等原则具体地体现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它是指各级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行使司法权时，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别，也不论其出身、政治历史、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何不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和差别。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公民个人，也适用于法人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
实行这一原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反对特权思想和行为，惩治司法腐败行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尊严和统一，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加速实现法治，有其重要意义。
（3）司法独立原则。
即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
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根本法原则，也是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办事，准确适用法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权不受监督，这里包括：党的领导和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上下级以及同级之间的监督；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
（4）司法责任原则。
即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行使司法权过程中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而应承担责任的一种制度。
这是根据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法治原则而提出的权力约束机制。
（5）司法公正原则。
司法公正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
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其中实体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裁判的结果公正，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违法犯罪者受到了应的惩罚和制裁。
程序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过程的公正，司法程序具有正当性，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受到公平的对待。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价值准则。
2、论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最终通过的<<立法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的中国立法基本原则有四项：一是宪法原则，二是法治原则，三是民主原则，四是科学原则。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
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
（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
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可以称其为立法的宪法原则。
这一原则，本来可以列为立法的法治原则之中，作为法治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则，或一个具体原则。
各国立法遵循宪法原则或宪法基本原则，也就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遵循法治原则。
强调立法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特别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正因此，在阐述立法基本原则时，没有专门阐明立法的宪法原则，而是在阐明法治原则时，包含宪法原则。
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不能不坚守宪法，不能不遵循宪法原则。
立法法草案第三条本来也是将立法的宪法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组成部分的：“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但2000年3月所通过的立法法正式文本，并没有明确确立立法的法治原则，而是将立法的法治原则分解开来，首先确立了作为法治原则组成部分的宪法基本原则。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这是当今各国立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
那么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
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
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宪法中的集中体现。
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有差异的，因而各国宪法的原则也不尽相同。
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宪法主要是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形式，而近代以来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存在差异，却都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因而它们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
这种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适性体现到宪法中，就使各国宪法尽管呈现种种特色，却同时也使各国宪法在基本原则方面具有共通语言。
观察近代以来各国宪法，其共通性的原则主要有这样几项：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
各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要体现这些原则。
中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无疑也是要遵循这些原则的。
研读中国宪法，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原则在不少条文中得以体现或贯彻。
然而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中，并没有明确包含这些内容。
从立法法的规定看，中国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则。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基本原则，是指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按照这条基本路线，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在现时期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按照权威人士的解释，也就是应当以执政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指导立法。
这条基本路线是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国情的反映和结论，因而为宪法所充分肯定，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这条基本路线，从而使其成为基本的国策。
立法以这样的宪法基本原则为原则，就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成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国特色的一种宪法原则。
这样的特色，是各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原则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差异性的一个表现。
不过，如果立法法在确立中国立法的宪法基本原则时，能够既体现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当会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完美得多。
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立法法尚待改进和完善，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尚待进一步完备。
中国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宪法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这一点已如上述。
那么遵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意味着什么呢
遵循这项原则意味着：其一，立法应当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
应当积极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建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20多年来，立法实践已经充分注意这一点，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观框架亦已大体形成。
其二，立法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不能改变，立法应当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立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
立法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应当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机关和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是各项事业的指针，也是立法的指针，在现时期特别是要注重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立法。
其三，立法应当与改革开放相得益彰。
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立法调整，由此推动立法获得很大进展。
另一方面，立法也应当积极确认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使改革获得法的依据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成功经验确立和巩固下来，使改革开放能够稳定地、成功地、深入地进行下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
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
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
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
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
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
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
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
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
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规定。
这是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这一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现今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国情特色。
“立法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体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后一方面的体现。
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单一制国家的立法区别与联邦制国家的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大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
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间或存在过少数分裂割据的时期外，包括立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是统一的，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仅见的。
这个传统不能不影响至今。
所以现今中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有厚重的历史渊源的。
就政治体制而言，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也需要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实现。
在经济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环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为基本内容的立法活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
还有，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法治国家建设，所走的都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而政府推进的一个基本途径，便是以统一的法制促进和保障这三方面事业获取成功。
最后，在立法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同立法和整个法制的本质是吻合的，当代中国立法和法制，从根本上说是为着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统一的立法、统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在中国立法中是紧密关联的。
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就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关于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
为要使有关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统一，就需要由统一的机关和统一的法律来规定立法权限和程序。
立法法就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中国现今中央立法的权限和程序，特别是立法法集中地列举了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国家主权方面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立法法的这一具体列举，明确和统一了中央立法的专属范围。
立法法也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各有关地方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架构。
另一方面，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
在中国，法律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触。
各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都应当丢弃以往那种立法行为往往不规范的做法，而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在中国，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就要充分考虑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拒绝只强调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
还有，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不同层次或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应当保持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各种部门法之间，也应当保持和谐，尽可能地相互配合、补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要尽可能地防止出现矛盾，对已存在的矛盾，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
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
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在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是实现人民主权所必需。
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主体，国家活动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
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真实的主人，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
列宁说：“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
”其次，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观规律所必需。
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为立法的主人。
要使所立的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就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因为法要符合客观规律，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而人民群众正是实践的主体，让最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主人、参与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观规律。
如果只由少数人闭门造法，这种法即使“很完备”，也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客观规律。
再次，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也是对立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立法职权、个人独断或不尽立法职守所必需。
可见，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要求。
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立法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其含义和内容应当包括三个要素：其一，立法主体是广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
立法主体是多元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政府机关应当有合理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和监督体制。
其二，立法内容具有人民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注意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
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数人的意志为依归。
其三，立法活动过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过程中注重贯彻群众路线，使人民能够通过必要的途径，有效地参与立法，有效地在立法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中国，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则，也需要把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国情吻合起来。
首先需要从国情出发，健全较为完备的民主立法制度。
在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权归于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级阶段由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只能将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或有关主体代为行使。
其次，要根据国情，在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
中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极深的国家，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
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应当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不允许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三，在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方面，应当注意使立法面向社会公众，使公众能有效参与和监督立法。
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应当客观，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都摆出来，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
第四，也要注意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在立法的本质、内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经过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经过选择的有必要提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
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
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
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
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
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
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著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
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
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
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
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
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
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
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
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
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
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
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
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别注意避免和消除立法中的混乱等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