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滩是被谁提名的
天下第一滩是指广西北海银滩，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1997年1月4日视察北海时挥毫提名。
天下第一滩，指广西北海银滩，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1997年1月4日视察北海时挥毫提名。
《潜伏》里的郑先生是谁
郑介民 中国国民党情报工作主持人，军统大东文昌（今属海南）人。
1924入黄埔军校步科第二期，曾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1927年回国，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三期 。
毕业后，在蒋介石侍从室做情报工作。
1929 年7月 ，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整理委员。
1933年春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并担任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 ，嗣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军统），复调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旋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1945 年 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6月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7月兼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国共和谈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政府代表；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7 年 12 月 ，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复改为参谋次长。
1948 年9月，授予陆军中将 ，兼任行政院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9年秋去美国，11月去香港后到台湾。
兼“大陆工作处”处长。
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兼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54年10月，任“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二级上将。
1959年12月11日卒于台北。
追赠一级上将。
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号杰夫。
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文教镇宝芳乡下水村人。
1897年9月1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幼年父亲早死。
1915年郑庭炳读完小学，考入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任书记，后被军阀察觉，缉捕甚急，遂改名介民，赴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在一养鱼场当帐房，并任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著文拥护中国国民党革命救国主张，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
1924年4月，郑介民闻知黄埔军校创办，乃与黄珍吾到广州投靠黄埔军校第一期，不料竟未被录取，只得暂时住在同乡邢森洲家，旋投入大本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军士队当学兵，积极补习功课，准备再次投考；8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招生时，郑介民考入步科，郑介民在黄埔军校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25年9月郑介民从军校毕业，入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1927年8月从苏联毕业回国，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总队长贺衷寒）队部政治教官，不久受潘佑强推荐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杜从戎）秘书。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郑介民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专门从事特务工作。
1929年初，郑介民假装失业到武汉，利用他和李宗义（李宗仁之弟，人称“二总”）的同学关系四处活动，离间桂系部队，收买拉拢桂系将领，搜集情报；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通过郑介民顺利收买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服从中央”，桂系很快失败，郑介民回南京复命。
1930年初任陆军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政治部主任，不久兼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后兼任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政治部主任，监视桂系部队；4月广西主席俞作柏响应张发奎反蒋，郑介民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出广州；12月从香港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上校参谋。
1931年11月蒋介石准备成立“复兴社”，郑介民请求参加。
1932年3月被选为“复兴社”干事会干事，4月1日兼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副处长，郑介民为军统骨干人物，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开始在第十九路军中安排特务，这些特务在后来的“福建事变”中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
1933年1月，华北局势紧张，郑介民兼任复兴社华北区区长，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掩护，重新调整部署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4月间，郑介民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侦察为日军收买的前北洋军阀陆军上将衔张敬尧的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泅钦等人，于5月7日在六国饭店将张击毙；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介民回南京。
1934年夏，郑介民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是学习法西斯统治方法，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并拜访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1935年夏郑介民回国，极力介绍法西斯主义，一时成为时髦人物，旋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仍兼特务处副处长。
1936年3月，郑介民受蒋介石指派从南京经上海来到香港，一面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重金收买广东将领，但暗杀小组被陈济棠的特务发觉后抓去；6月“两广事变”爆发，郑介民积极分化收买的广东陆军空军部队投蒋，7月陈济棠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8月郑介民代理“复兴社”书记长，兼“民族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忠义救国会”委员。
1937年7月抗战爆发，9月郑介民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掌理军事情报；3月后兼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并不到职，由副主任秘书毛人凤代理。
1939年9月，郑介民带职到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受训，郑介民学习极为认真，著有《谍报勤务》和《军事情报学》等书。
1940年4月从陆军大学毕业，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①副所长。
1942年1月，郑介民任新加坡盟军军事会议代表，在会上对东南亚战局有所陈述，但最初不被重视，后其观点为时局证实，方得盟军统帅另眼相看，又被蒋介石指定参加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担任情报方面的联络工作，此间郑介民先后被派往印度、锡兰、爪哇等地，在盟军协同对日作战中提出不少意见。
1943年2月10日，郑介民正式晋任陆军少将；11月22日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保密工作。
1944年2月升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经常去加尔各答参加会议；本年夏，郑介民正确预言了盟军将在8月18日于诺曼底登陆，被美国军官称赞为“神机妙算”。
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郑介民任赔偿委员会委员。
1946年1月，郑介民成为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代表，他开始暗中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2月，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地主恶霸为基础组成的“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到军调处执行部“请愿”，郑介民指使特务流氓混在其中，进行捣乱煽动，要求“共军立即撤出河北”，冲进中共代表办公室捣乱，连美国代表也觉得郑介民的做法太拙劣；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失事死去，20日郑介民继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4月郑介民回重庆接掌军统局；6月5日在南京任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主管情报工作；7月1日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仍兼任保密局局长①。
1947年夏，郑介民、毛人凤组织“国防部绥靖总队”，派往华北、东北、华南各地执行组训、情报、行动和突击任务；9月初，郑介民亲飞北平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电台，同月兼任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月指挥特务在上海破坏了中共后勤补给站，还有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11月15日郑介民辞去了第二厅厅长职务，12月5日任国防部常务次长，主管国防物资。
1948年初，郑介民辞保密局局长，专事美国军援物资；6月12日任国防部次长；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
1949年1月飞赴北平企图阻挠傅作义和平起义；同年秋随国防部驻节广州，对时局充满悲观；10月从香港转美国，秘密列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大陆形势，力图使美国决定继续实行对华军援；11月郑介民去香港。
1950年初郑介民去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
1954年10月成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由原国防部保密局改编）首任局长，然身体渐渐衰弱多病。
1955年夏，郑介民突患心脏病，先后去美国、西德就医。
1956年2月23日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57年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不再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终年六十二岁，蒋介石曾两次到殡仪馆吊唁，并亲临祭奠，12月15日蒋介石发布“褒扬令”，追晋郑介民为陆军一级上将，“用示笃念忠勤之至意”。
郑介民虽身为国民党特务头子，但与戴笠截然不同，他战略眼光精确长远，又具研究精神，著述甚丰，曾因此获得一枚积学奖章，被国民党内一些同行称为“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情报专家、“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
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抗战期中对共产党的对策》、《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等。
1979年中国打越南派哪位将军去打
中越自卫反击作战指挥东线许世友,西线杨得志.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决策发起惩越作战，以多击少，用牛刀杀鸡，速战速决，震摄越南侵扰中国边境及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气焰。
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展开命令。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当面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为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
197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又调曾经在1967年率友好代表团进入越南北方考察过军事形势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边防部队总指挥。
东西两线解放军的战役部署是：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欠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解放军之战役决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歼敌速回。
北海银滩和乳山银滩为什么都叫“天下第一滩”
北海银滩的“天下第一滩”是由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视察北海时挥毫提名的，也就是说北海银滩的“天下第一滩”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题词的。
北海银滩还是全国首批4A级景点，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北海银滩成为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1995年北海银滩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35个“王牌景点”之“最美休憩地”。
北海银滩最大的特点是他的沙，均为高品位的石英砂，沙滩中二氧化硅（石英）的含量高达98％以上，为国内外所罕见，被专家称为“世界上难得的优良沙滩”。
沙子晶莹洁白，在阳光的照射下，细腻的沙滩泛出银光；而且故称银滩。
北海银滩绵延 24 公里 、总面积约 38 平方公里，以“滩长平、沙白细、水温静、浪柔软、无鲨鱼”闻名遐迩。
广西则以“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而自豪。
『再说下北海这个城市』：有“南珠之乡”之称的北海市位于中国广西南端、北部湾畔。
地处亚热带，海水温净碧透，浪软如毯，自净力强。
北海 三面环海，年平均气温 22 度，气候温和，空气清新，四季鲜花盛开，每立方厘米空气里负氧离子含量2500至5000个，空气中氧负离子的含量是内地的 100 倍，是中国最大城市氧吧。
北海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十大休闲城市,北海还夺得过中国人居范例奖,在北海,只要不是阴天,几乎可以天天看见蓝天,北海的空气质量全年365天都是优良等级,优质空气指数的天数占全年3\\\/4,空气质量在全国名列前矛.【北海银滩风光】
国家给了广西什么好的政策
国将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广西经济社展的若干意见》（已结束调研西方面正在按要改完善），贾主席的这次调研正是为此而来,相信大家都知道上次北部湾经济区的出台也是贾主席来广西后不久就正式由中央发布的——贾主席的再次到来昭示着此事的十拿九稳
\ 在此也顺便告诉吵股的广西老乡们: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到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凭祥保税物流园区、南宁保税物流园区、北海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扩展等相继获国家批准，国家对广西的政策扶持力度空前
目前,国务院正在组织力量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快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给予广西更大的优惠政策支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交通物流发展前景看好。
从目前走势分析，五洲交通又在酝酿新一波大行情，或许在国家出台意见前提前启动
走过看过千万别错过
\ 考察广西讲话精神会上有一个新提法：“必须全力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加快百色、河池、崇左等资源富集区的开发，加快以桂林、柳州、来宾、贵港、玉林、梧州等西江流域主要城市为重点的西江上游经济带建设，努力形成“两区一带”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新主题词：“两区一带”（包括经济区、资源富集区、经济带）\ 北部湾（“经济区”——“全力加快”“开放开发”）\ 百色、河池、崇左（“资源富集区”——“加快”“开发”）沿江城市桂柳来贵玉梧（“经济带”——“加快”“建设”）
197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说这一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具
1978年中国大事记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
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
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
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
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
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
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
《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
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
《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
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
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
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
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
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
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
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
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
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
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年10月，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发表“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是相对于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
“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
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
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和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思想。
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
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
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
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
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
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
、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
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
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