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辉煌的人生，其实不过是欲望的囚徒是什么意思
“对欲望不理解，人就永远不能从桎梏和恐惧中解脱出来。
如果你摧毁了你的欲望，可能你也摧毁了你的生活。
如果你扭曲它，压制它，你摧毁的可能是非凡之美。
” ——印度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心灵导师 克里希那穆提 “生死根本，欲为第一”欲望的组成部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它是本能的一种释放形式，构成了人类行为最内在与最基本的要素。
在欲望的推动下，人不断占有客观的对象，从而同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通过欲望或多或少的满足，人作为主体把握着客体与环境，和客体及环境取得同一。
在这个意义上，欲望是人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的根本动力，从而也是人类进化、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动力。
一个人的生命在诞生之前，本来什么都没有。
然而由于男女之间的驱动，之后，导致了受精卵的产生，进而发育，分娩，形成了人。
尽管男女之间每一次的满足并不一定都会创造新生命，然而，抛开克隆技术不谈，新生命的诞生一定是由于男女之间产生了性。
也就是说，人其实就是望驱动下的产物，而新的生命则是这种欲望的发展和延续。
驱使生命诞生之后，这个原始的欲望不仅不会消逝，它反而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在新生命的身上不断演变和繁殖，并以诸如衣、食、住、行、性、尊重、认可、快乐、自信、幸福、等物质或精神的需求形式出现。
这些不同的欲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身上尽情表演，因而构成了多彩纷呈的世界和千姿百态的人生。
“人是欲望的产物，生命是欲望的延续”，影响与说服拿破仑杨庭曾经这样说过。
欲望不会停止，它会伴随人的一生，并遗传给子孙后代。
如果要让一个人的欲望停止，除非让其生命终结并且断子绝孙。
一个人就像一条欲望的溪流，它流淌的不是溪水，而是人的各种欲望。
人类社会却似一个永远不会干涸的欲望海洋，似乎随时都可能掀起波涛和巨浪。
欲望是人类产生、发展、活动的一切动力。
世间一切人类的活动，无论是、战争、商业，还是文化、宗教、艺术、教育……都是人类欲望驱动的结果。
人被欲望控制着，人是欲望的奴隶。
中国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中，把这种欲望叫做“道”，称它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是主宰一切人类活动的本源。
欲望可以使人成功，也可以使人失败。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
营销定为特劳特说：“消费者的心是营销的终极战场”。
这里的“心”是什么
就是被老子称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 的人类欲望。
欲望，它就如一只无形的大手，主宰和操控着人类的一切。
如果你是把控人类欲望的高手，你将拥有驾驭一切的威力，并将无往而不胜，成为不凡的人。
那么，如何驾驭人类的欲望，从而创造奇迹与辉煌呢
老子的方法是：“无为而治”，“道法自然”。
老子的思想可谓囊括宇宙，博大精深。
在驾驭人类欲望的过程中，有着莫大的指导作用。
你如果要说服别人，引导人类的行动，切不可强力而为，否则就是了，你必须深刻洞察对方内心之欲求，顺势而为，即所谓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这样方能百战百胜，制胜于无形。
老子的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都是驾驭人类欲望的实战经典。
“慈”，就是慈悲、慈爱，这能使人产生好感； “俭”，就是节俭、勤俭，这不仅能自律，又能给人以一些物质的帮助，别人当然会尊重、感激； “不敢为天下先”，反过来就是以别人为先，这能让人获得被尊重的感觉。
如此一来，别人对你又是好感，又是尊重、感激，又能从你这里获得被尊重的感觉，你自然可以获得人心，以至于“可驭天下”。
圣人孔子，也在他的儒学圣经《论语》中，提出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类欲望驾驭原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别人不想要的，就不要强加给人家。
这样一来，别人就会觉得你有同理心。
反过来就是，别人很渴望的，就帮人家得到。
做到这个地步，你就能取信于民，并使天下“归心”。
不管是道家、儒家、兵家，还是法家、纵横家，都注重研究“人欲”。
因为“人欲”是一切人类活动的起始，把握这个主宰一切的本源，将会获得无穷无尽的能量。
人是欲望的产物，生命是欲望的延续。
欲望是一切人类活社会产生、发展的根本力量，只有深刻认识这个问题，才能在操控人类欲望的说服中，从心所欲，道法自然，巧施法术，百战不殆。
但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本能是历史地被决定的。
作为一种本能结构的欲望，无论是生理性或心理性的，不可能超出历史的结构，它的功能作用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因此欲望的有效性与必要性是有限度的，满足不是绝对的，总有新的欲望会无休止生出来。
由于欲望这种不知厌足的特性，欲望的过度释放会造成破坏的力量。
叔本华说过，欲望过于剧烈和强烈，就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
用上帝的命定或天理来取消或压制别人的欲望是不合理的，但过度推崇与放纵欲望也是愚蠢的。
欲望不是纯粹的、绝对的东西，它需要理智的调控与节制，它也绝不可能像有人声称的是文明发展的唯一动力。
不想，不要，不是没有欲望，而是有“不”的欲望。
所谓“清心寡欲”、“无欲”，其实又是另一种欲望。
正是“生死根本，欲为第一”，区别在于欲望的本身。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先是穷得不行，后来是累得不行，现在是烦得不行。
改革开放治了我们的穷病，当下中医保健的流行是治疗我们30年来拼命工作累出的身病，而文化复兴是治疗我们不管挣多少钱都越来越烦躁不安、患得患失的心病。
人类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人们的欲望。
为什么这么多人生活得那么痛苦，缺乏幸福感
不是因为缺钱，而是被各种无休止的欲望所折磨。
（百度上搜来的$） 个人理解：人是被欲控制的机器，人有了欲才有了生存。
所谓的欲就是指人对物质的渴求，人因为有了欲而衍生了自私和贪婪。
人性的本质和宇宙的生存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我想我们做的任何事都是对宇宙有利的，因为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生存的意义就是宇宙存活的意义。
不过天知道宇宙为什么生存，或许宇宙也不过是某个物质的一部分。
人是自己欲望的囚徒。
有例外吗
这句话本身就没有留出意外的机会。
有的人可以为了意志放弃肉体，这个算例外吗
所谓辉煌的人生,不过是欲望的囚徒。
人的恶性本是无争的事实，但对于人之恶性的根源众口不一，长期争论不休。
有人会说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因而人身上必然残存着为生存而斗争的动物性本能——兽性。
难道这就是人性本恶的根源
因为人类本身也是动物，为保证自己生存的权力，必然会保护自己而与他人争斗，难道这就可以证明人的恶性是符合情理，天经地义的
人性的罪恶难道只在于对生存的竞争呢
人在温饱之后，仍会对名利权力的贪得无厌，人在发达之后仍会对那些于自己的生存毫无威胁的人产生嫉妒，狡诈，残忍。
这些都不是用人的动物性本能可以诠释的。
很多人也认为人性本善，恶性的产生是后天的，与教育有关。
就拿先秦争鸣时代来说，荀子的 人性本恶 与孟子的 人性本善 的争辩。
认为人类的恶性是后天环境造成的。
这种观点现被世人普遍接受，亦以“孟母三迁”的故事为标榜。
而西方也是如此，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十九世纪的西方一片繁荣祥和的气象。
当时人类都相信只要大力普及教育，使人人能分辨善恶之分，人类社会就可以日臻完善，人性也将趋于纯善。
然两次的世界级大战使当时的人类目瞪口呆，而在战争中人类的凶残，暴虐的本性暴露无遗，随之也把人类对美好将来向往的乌托邦打击的粉身碎骨。
可见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能使人类的精神生活，道德标准自动升华。
然教育也可以使人明白做人的大义，明辨是非，知法而守法，其结果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但本人认为教育并不能改变人类本身的恶性。
教育可能使人行事小心谨慎，遵守法律，但这只是在压抑人类本身的恶性。
或者使罪恶的表现变得更加得巧妙，更加的隐蔽。
一旦时机成熟，人的恶性立刻会爆发的淋漓尽致。
记得看过一本书上描绘的是这么一个事件。
一个非洲某吃人部落的学生去美国求学，学业完成后，又回到自己的国度，几年后，他的同学去非洲部落考察，他们碰面了，他的同学却发现那人又在开始吃人，且已演变成改变不了的习惯，同学十分的惊恐：难道你在美国所受到的教育对你已经没有影响了吗
那人却回答：当然有影响咯，我现在吃人的时候已经改用刀和叉了 。
这个故事难道不是对受教育者本人的又一大深层次的讽刺吗
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有改革的良方，人的罪恶性就会逐渐的消失。
但居本人读书数千卷的积累告诉自己，事实正好相反。
当今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人类本身，自己 我本尊 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虽有很多的仁人志士，改革家应运而生，有过许多的可歌可泣的牺牲奋斗事迹当他们自己亲自登上了权力的宝座时刻，过去深藏的恶性却开始蠢蠢欲动，逐步表露，甚至开始蜕变，沉沦，尽而重蹈其改革对象的覆辙，其结果又是被新一代的革新者所推翻，取代。
如此反反而复复，才造就了人类现今历史的保存。
呜呼
其实他们都不是改革的宏图和志向不可取，而是改革者自己的人性不够纯洁，而不能把改革进行到底。
而社会的变革、固然可以一时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好处，但不可能真正的触及人性的本尊，所以不懂得人性之到底属于本善还是本恶，人类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与繁荣。
区区在这可以定论，人性本恶，人类的恶性又是先天性的，而不是后天所形成的，而对于人之本性，也是不能根本所解除的。
就如，婴儿出生，饿了就要啼哭不止，但当母亲给之其奶水，它立刻就会嬉笑。
所以人之本初的性恶亦出于此。
人一出生就具备利己的私欲，具有本身的恶性。
人之本性的恶性缘于对人对生命所赋予的自由意志的胡滥运用，而没有任何的约束，对社会的悖逆，使人与人之间的构造联系产生暂时的中断，导致善性的枯竭，从此深陷以个人化为中心的境地不能自拔。
而自私是人性恶的核心，在自私欲望升华时每个人都不必要的要犯罪，接着就会彻底的沦为社会的叛逆成为囚徒。
个人总结：如果一定要给人之本性，定一个善恶的概念加以区分的话。
对每一个人来说，一出娘胎就有犯罪的倾向，所以说人性本恶。
而对人来说，他将要步入死亡寂静的那一刻，他的人性才属于真正的纯良，俗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说步入幽冥的一刻人性本善。
结束语：人所以为万物之灵，只因为他的智慧，并不是因为他的力气，若论力气，连驴都要比人强得多
“爱的囚徒” ，，是什么意思
被对方的爱所牵畔 被对方的爱困住太爱对方了 不能自拔 不能离开 不能自由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 此句完整的是什么，出处是哪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自从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以来，诗人们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成为一件越来越难之事。
我不知道，诗歌遭遇奥斯威辛是否属于历史的必然，但这种诗与奥斯威辛的狭路相对，确实产生了“如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一般惊心动魄的语言效果。
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当然不会因一句话抹杀自己的存在。
倘若阿多诺此言本身意味着对诗的最后宣判，我们为什么还常常会从中闻到一股痛彻肺腑的味道——是从奥斯威辛传来那股挥之不去的煤气味吗——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发出一声叫，或者只写一首诗，一首最后尖叫之诗。
甚至阿多诺自己也并不否认：“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 应当承认，历来存在着各种不同自命诗人，他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制作出形形色色被为“诗”的东西。
就此而言，集中营里确实可能存在某种“艺术”。
奥斯威辛的另一位辛存者、精神病科医生弗兰克博士曾著文谈及这种《营中艺术活动》，“这要看你所谓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
” 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它就像呼吸的本身一样自然。
但当我们说到奥斯威辛，痛苦的回忆令舌头打结，要么选择沉默，从此三缄其口，任世界陷入混乱与无名，像一个完全转身离去的上；要么装作充耳不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或者干脆将阿多诺式的断言视为一种阿多诺式的德语、阿多诺式的危言耸听，继续制作一种我们称之为诗的、分行或不分行的玩意儿。
老实说，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倘若一个人经常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是否算得上明智。
写作本身无疑就是参与讨论的最佳方式。
这的确不为面对此类问题的最美妙的方式之一：以一首诗来作出回应。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甚至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 诗与文字本身将显示见证的力量，写作终于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见证的方式。
大屠杀由此侵入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成为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取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Holocaust（大屠杀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学术语。
依阿多诺之见，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条件下，“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 也使为满足下意识受虐欲望的仿真式复制与再现，成为轻而易举之事。
因而，通过尖叫和从尖叫中获取的快感，不过是施虐与受虐的快感，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副产品。
好莱坞电影就是将这种快感推向高潮的标志，斯皮尔伯格更将对这种题材的提炼和加工提升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备美国电影学院犹太裔评委们的青睐。
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中扮演男主角的演员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虽然，人类从荷马史诗、从《圣经》时代开始起，就不断地描写谋杀和屠杀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构成文学艺术的一种惯例，“争斗，尤其是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
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
”（格拉斯语）即便一向如此，其合法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尤其是针对像奥斯威辛这样空前的大屠杀。
威塞尔曾不无忧虑地警告：“……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
‘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一切令不禁像他那样担忧：难道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都将结束于……词语或银幕
而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个用词与剪接问题
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很难回避在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达到文学目的时愧疚之心。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解，为什么这一代的许多优作家，包括像莫里亚克、福克纳、托马斯·曼和加缪等等，都选择了置身其外。
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自奥斯威辛生还的作家莱维正是在获知自己极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自杀的。
莱维甚至认为“幸存的不是真正的见证——被淹没的、没有归来的才是完的见证”。
大杀文学的另一位开创者布洛夫斯基没有死于毒气室，却死于煤气自杀。
幸存者保罗·策兰差点成为一个例外，他的名作《死亡赋格曲》，被公认为成功地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这么做，” 策兰的诗人同行兼好友，与阿格农分享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丽·萨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引用年轻的德国诗人恩岑贝尔格的话，“哲学家阿多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奥斯威之后写诗不再可能’，这是对我的时代的最强硬的判断。
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驳斥这句话。
” 策兰无疑以自己的诗作出了驳斥，最终自沉于塞纳河。
奥斯威辛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看来从它伸出的魔爪中已经成功地脱了的人。
美国作家威廉·斯塔隆笆下的索菲也正是因为不堪记忆之重，不得不自杀以尽。
对于某些幸存者而言，他们好像只是代替那些死去的人而活，重述或写下那些濒临遗忘或将被别有用心者歪曲的事，为死难者作证，而后追随死难者，回到他们自以为早就该去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活下来的人死去的。
活着，仅仅为了记并不想以此去博取诗人的声名。
但这记忆沉重到让幸存者如此不堪其重，让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那些置身于奥斯威辛以外的作者，除了必须面对使用大屠杀作为题材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惑。
斯塔隆曾描述过这种心情：“我已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
”在《索菲的选择》的结尾斯塔隆不得不承认，即使通过他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
“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肯定有助于明宣示，恶绝对地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
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
’／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 在奥斯威，缺席的不仅是上帝，还有人。
在较深刻的层面上，奥斯威辛呈现的正是一幕幕人性的悲剧，集中营集中地暴露出如纪德所谓的魔鬼的一面。
纳粹恶魔并非是人类的新品种，而正是人性恶的产物。
就此而言，正是人性的弱点与黑暗面造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
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
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
”幸存者常常不免自问：我因什么而幸存
幸本身好像也成了一种罪孽，成为苟活的代名词，它牵连出有罪的记忆。
幸存者出于自我保护完全有选择遗忘或反记忆的权力。
因此，也有人认为，记忆本身不应该成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主要题材。
至少就心理疗救这一层面，“好了疮疤忘了疼”自有其一定的合理。
在一项针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调查中，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
而当作家凯尔泰斯被问到“是否强迫自己面对这些记忆
”时，他的回答是：“不,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觉得不解的是, 为什么有人难以面对这些记忆。
是这样, 集中营内的一些行为是伤害人的。
”凯尔泰斯曾经谈到另一位自集中营生还的作家Roman Frister，在集中营里丢了帽子。
不戴帽子参加第二天的演出就会被处决。
于是他半夜里偷了一顶帽子, 而那个丢掉帽子的人将因此掉脑袋。
我们也应该记得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玩弄的一场恶作剧:未能逃脱的十四位囚徒面临着选择，他们被勒令在被处死之前，选择陪死的同伴；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者，不是十四——而是五十
那种生命面临死亡绝境的求生欲望、那种挣扎与搏斗，让人想到凯尔泰斯小说中曾揭示的那“与奥斯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同样也是合乎人性的。
奥斯威辛叩开的正是记忆最野蛮的一面，没有谁百分之百是无辜的，大屠杀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去。
那些看上去无辜的词变得可疑了，“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
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
’”（威塞尔语）所有一味赞美人性、赞颂人的精神、人生的美好、人道主义的诗歌都应该受到质疑与重审。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奥斯威辛之后，单纯歌唱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不可能。
诗歌从此不再允诺幸福，而只展露批判的省悟与清醒的痛苦。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
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的讴歌而羞愧。
因为被它讴歌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
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
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
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
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
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
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
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
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
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
这一切让我想起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
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
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
他警醒诗人重新省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
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
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
卡夫卡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
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
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
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
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
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
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
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
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
有没有看过《误入浮华》，喜欢男主王居安的
《误入浮华》结局：王居安和苏沫在一起了，也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基本介绍： 《误入浮华》作者是不经语。
过去我们各自活着，今后我们一起活过。
苏沫和王居安，就像行走在不同坐标里的两个人，一个为了生计甘愿忍气吞声，默默积蓄力量，一个为了名利步步为营，心思深沉如海。
他们碰触到命运毛糙而模糊的边缘，如同黎明时天空与大地之间的一片混沌。
这仿佛是爱情斗兽场上的一次角力，彼此都在试探、衡量、挣扎，却敌不过内心渴求对方的澎湃欲望，在困顿之时发泄，又在欢愉之后负罪。
最终，所有的逃离，都是徒劳无功。
每个灵魂自由者，都会变成爱的囚徒。
珍惜生命的名人事例
偶然间接触了《思维的囚徒》成了我的新宠。
这本书的作者亚历克斯.佩塔克斯。
一位心里学家。
听完印象最深刻的有几点一，人们为什么会陷入思维囚徒，因为惯性，主要在于人们不善于思考，遇到事情总会习惯性地去处理。
凡事都会有三个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二，什么是意义
意义是某件事情某个观点换句话说你选择的某件事的做法对某件事的看法能否和灵魂深处产生共鸣。
三，成为生命的主人，不做欲望的奴隶。
有些人可能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做些不喜欢或虚伪敷衍的事情，结果往往很后悔。
不开心。
人们真正的开心是在帮助他人或者完成合原则符合内心的需求的事情获取到的。
四，自私并非自利，很多时候利他才能带来自利的结果，自私带来的除了还有伤心和懊恼。
五，人之初性本善多做利他之事最后经典总觉得三个原则避免陷入思维囚笼：1，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2，所从事的工作一定要有崇高的目标3，用积极的态度拥抱生活学会并深刻理解这三条我们才能开心的在人生四象限的一二想象开心成长附图人生四象限最后，不要把成长路上的搭档当作进步的垫脚石，人都是有灵魂有自尊的，尊重他人方可获得自我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