簿一波的一生怎样?
辉煌的一生，薄一波同志永垂不朽
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在新形势下推进本土法治文化大繁荣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全面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重大问题。
这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深刻理解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切实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现阶段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法治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弘扬法治文化，重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指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要通过普法活动，教育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内容，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实践，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把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作为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
二是要强化普法宣传教育，着力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
法治文化的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法制宣传教育应以切实提升公民的法治理念为中心目标，将法治口号内化为公民自愿自觉的行动，培养公民对法律发自内心的尊敬，形成法治文化和法律观念的现代化。
普法的功能和目的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而是法治理念的渗透和法治文化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在于法律信仰的建立。
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做到三个结合：法治文化与机关文化有机结合。
加强机关法治文化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前提，要以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为普法教育的龙头，着力建设以“法治、民本、廉政、阳光”为核心的机关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结合。
深化校园普法，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是法治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和战略任务，要深入开展法治文化进校园活动，创新校园普法载体，增强校园普法效果。
法治文化与企业文化有机结合。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文化需要融入法治文化，法治文化与企业文化有机结合，实现普法效果一企业效益同步增长，法治理念与法人理念同步增强，从而提升企业诚信守法的形象。
三是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着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质，促进全社会知法、守法、用法、尊法，依靠法制宣传教育可以实现。
但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文化观的真正形成，从根本上讲要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育形成。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前者却破坏了水源” 。
法律只有在实施中满足了人们的安全、正义和秩序的需要，使损害得到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矫正，其威信才能树立，其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司法公正起到了公平正义法治价值体系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
法治文化的建立不但要以良法存在为前提，更要以良法的公正实施为目的、为保证、为重点。
虽然说整个法律的实施，是包括着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执法司法和公民群众的普遍守法两个基本的方面，但前者即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的执法和司法者，却始终处在决定和影响法律实施的主导方面。
因此，作为一个必须满足法治要求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实现执法和司法的公正。
因为只有执法和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而这显然是整个法治文明的基础。
所以，培育法治文化的实践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和抓紧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是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文艺创作，着力营造全社会普遍关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围。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
要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
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
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过程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
加强法治文化的培育，要鼓励引导支持法治文艺创作，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
重视发挥执法机关和专业文化团体、业余文艺团体、各级文化馆站的作用，贴近法治实践，贴近群众文化生活，积极开展法制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让法治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以丰富生动的法治文化作品吸引人、感染人、说服人，不断提升公民的法治文化修养，从而形成全社会普遍关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围。
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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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有什么特色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破烂摊子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恢复和建设的，到1952年在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任务之后，党中央和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上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生产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冲天干劲，尽管有曲折，但总的来看取得的成就是极其辉煌的。
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间，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一、国民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 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价值指标，依核算方法的不同可以有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
其中，国民生产总值是指本国国民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而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国土为界来确定的全国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在1978年以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很少有境外来华的直接投资，国内也很少向外直接投资，所以GDP和GNP两个指标在数量上大体相当，因而二者可以互相替代。
我们即以社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两个主要指标来说明我国经济在30年间的大幅度增长。
1．社会总产值的大幅度增长。
我国过去国民经济统计一直沿用以国民经济平衡为目的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
按照MPS的核算方法，社会总产值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部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
其中商业部门虽然属于流通领域，但由于包括有创造价值的仓储、运输等环节，实际又很难计算其价值，所以为便于统计，把商业部门的收入都纳入社会总产值之中。
在这一含义下，以人民币计算(下同)，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即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9％。
若以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则为725.8，即由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6年之间，增长了6.26倍，年均增长7.3％。
其中1958～1962年的“二五”时期，前两年是大跃进，后三年是困难时期，生产一度下滑，以致年均负增长0.4％，除此之外，其余各个时期每年平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
在1953～1957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没的“一五”时期，年均增长11．3％；1963～1965年在克服严重困难之后的恢复时期，年均增长15.5％，达到了最快的速度；在“文革”前期，即1966-1970年的“三五”时期，年均增长9.3％；“文革”后期即1971-1975年的“四五”时期，也达到了年均增长7.3％的水平。
在社会总产值快速增长中，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尤为迅速。
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46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56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82倍，年均增长9.5％。
2．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核算方法中的重要指标。
我国改革开放后，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也使用这一指标，对过去的GDP则从国民生产净值中推算出来。
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我国的GDPl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增长4.12倍，年均增长6.5％。
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
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GDP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五六十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比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得多。
而且我国在那30年还包括了3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如果只看正常年景其增长速度就更高，即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953—1957年的“一五”时期为8.88％，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为9.19％，1963～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为14.5％，1966～1978年的“文革”及其后的两年为6.62％。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其对经济的干扰，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6.62％，但仍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出许多，如同期美国为3.4％、西德为3.4％、加拿大为4.6％，只有日本稍高．为7.3％。
二、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 解放前，我国工业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连一个螺丝钉也要从外国进口。
建国后，经过30年的努力，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种成就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带基础上，全国工业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
1952—1980年，工业投资累计达395519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2734.5亿元，年均新增94.29亿元。
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工业生产也得到迅速发展。
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元，1980年增至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17.9倍，年均增长11％。
从各个时期的工业生产总指数来看，以1952年为100，到1957年为228.6，年均增长18％；到1965年为452.6，年均增长12.3％；到1978年为1598.6，年均增长11.2％。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中，更可看出我国工业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
各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钢在1953～1957年间为31.7％，1958—1965年的困难和调整时期也有10.9％，1966～1978年间为7.6％；同期发电量的增长分别为21.5％，17％，10.8％；同期原油的增长分别为27.1％，29.2％，18.6％；金属切削机床的增长分别为15.4％，4.4％，12.5％；内燃机(商品量)的增长分别为76.7％，19.1％，19.5％；纺织品的增长分别为17.4％，11.3％，4.6％；自行车的增长分别为58.7％，10.9％，12.5％等等。
许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位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钢从1949年的第26位升至1982年的第4位，发电量从1949年的第25位升至1982年的第6位，原油从1950年的第27位升至1982年的第5位等。
在1949—1978年间，我国工业建没的伟大成就还突出表现在一大批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上。
首先是从“一五”时期开始的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限额694个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建设工程陆续建成投产；后来一大批举世闻名的项目，如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万吨级远洋货轮及5万吨远洋油轮，10万吨水力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武汉、南京长江大桥和三门峡等水利工程，以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世界高科技产品都是在那个时候，甚至是在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相继问世的。
这一系列惊人的伟大成就，不仅在当时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为改革开放的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和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的成就。
所谓“大三线”，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到70年代扩大到一般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
具体讲是指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属大三线的范围。
这既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畸形片面发展的不合理布局，积极开发内地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为巩固国防需要而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
它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非凡胆略。
启动这一工程正在“文革”期间。
在当年，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闻风而动，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
大批建设人员从生活比较优裕的沿海大城市，远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施工困难、物资匮乏的“不毛之地”去建设、工作与生活。
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斗，到70年代已大体建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三线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来看，在十几年之间，即建起了以攀枝花钢铁厂为代表的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省工业的主干。
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以川南为中心的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及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为四川省以后整个的工业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还在继续发挥其工业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骨干作用。
大三线建设在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等经济政治各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对国防建设的意义尤为重大。
从最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南斯拉夫和轰炸我驻南使馆可以进一步看出，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对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必须防患于未然，这样才不会吃大亏。
如果没有当年大三线的战略决策，谁敢说帝国主义一定不会对我们动武呢?何况当年我们正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之中，并已爆发过“珍宝岛”事件呢!因此，当我们已经安稳地享受了几十年和平生活的时侯，不能忘记其中有大三线建设的一份功劳。
三、农业生产的巨大成就 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通过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不断调整改善农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来推动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动下，全国农民经过3年在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基础上，趁热打铁，随即走上了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
到1957年，全国已有97.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有高级农业合作社75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2％。
应当肯定，农业合作化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开始的几年进行得也比较慎重，步骤也比较稳妥，满足了绝大多数农民热切期望依靠集体的力量，尽快脱贫致富的迫切要求，因而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
原来估计，到1958年春季农村人口只有约一半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60年可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1960年以后，再逐步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
但在实际上，这个计划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过快，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当时的实际，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共产风”，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在1960～1961年严重减产。
然而，即使遇到这种挫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959年以后及时不断调整政策，上下一心，迅速战胜困难，扭转了局面。
1960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总结公社经验，加强公社建设》的社论指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其他一系列关于人民公社的批示中，进一步确定人民公社目前阶段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规定公社的生产资料要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该设有一小部分的所有权”。
1962年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通过了新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确定这种制度至少30年不变；实行一乡一社，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公社和生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为了减轻社员负担，要求在今后若干年内，公社和大队一般不要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要减少到占生产队工分总值的1％以内；强调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及工作条例中的各项重大规定长期不变。
人民公社组织在1958年产生之后，在实践中又不断进行调整，最后确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这一基本框架上，实际是稳定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大体相当于一个村的范围。
全国平均每个生产队约有30户，140多人，50多个劳动力。
这比公社初建时的“一大二公”的特点显然已有很大改变，相当程度上适应了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因而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战胜困难，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解放后，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的速度，以1952年为100，则1978年增至229.6，即26年间增至原来的2.3倍，年均增长3.25％。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通过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也可以说明我国在那几十年中农业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现分别从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类的增长情况来说明。
1．种植业的迅速发展。
种植业是中国农业最主要的部门，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种植业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烟叶、糖料、瓜类、饲料、绿肥等的生产；广义的种植业还包括果树、桑叶、茶叶、林木等等的生产。
改革开放前30年间狭义种植业各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是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
如粮食从1949年的11320万吨增至1979年的33212万吨，增长1.93倍以上，年均增长3.78％；同期棉花从44.5万吨增至220.7万吨，增长3．96倍，年均增长5.68％；油料从256.4万吨增至643.5吨，增长7.14倍，年均增长7.5％；红黄麻从3.7万吨增至108.9万吨，增长28.43倍，年均增长12.3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宝中宝”的粮食，即使在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期间也是年年丰收，产量从1965年的19445万吨增至1976年的2863l万吨，年均增长3.94％。
2．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畜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后畜牧业恢复很快，到1952年牲畜总头数已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达到2.28亿头；“一五”时期结束时的1957年达32829.9万头，即“一五”时期年均增长7.6％。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增长速度。
后来虽经历3年困难时期和10年“文革”，但总的来说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从1962年到1978年期间，牲畜存栏数从30481.9万头增至56511.9万头，即16年之间增长85％以上，年均增长3.9％以上。
四、其他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 除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外，其他如建筑、交通运输、商业、科教文卫等等各条战线在建国后的前30年间都在同步地蓬勃发展，成就辉煌。
如交通运输业已从建国初期的极端落后状态发展成陆运、水运、空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综合运输体系，其l}J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2万公里增至1980年的5.19万公里，增长了1.36倍；同期公路从8.07万里增至88.82万里，增长了10倍，民航里程增长15.82倍；商业的发展虽然在当时因为未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受到一定限制，但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成就依然是很可观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277亿元，增到1981年的2350亿元，共增长7．5倍。
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方面的成就也十分显著，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极其落后的面貌。
刚解放时，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不超过500人，各种新技术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全国大多数人都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而到70年代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定的先进科学技术。
“文革”前的17年中全国培养了正规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155万人，另有函授、业余大学毕业生近20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96万人，基本上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其中绝大多数现在都已成为各方面的业务、技术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