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生活权益部部门工作总结
2017-2018年度生活权益部工作总结1、工作汇总：（一）重点工作：1.2017年10月10日：校检2.2017年11月25日-12月7日：寝室文化节3.2017年12月5日：校检4.2017年12月6日：“食堂开放日”活动5.2018年4月2日：校检6.2018年5月29日：校检（2）常规工作：1、食堂质量监督台值班；2、阳光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及值班；3、楼道卫生检查；4、日常权益问题解决（编写提案，对接相关部门）。
二、工作总结：本学年是生活权益部继承创新的一年，在认真做好以往的常规工作的同时，组织策划并举办第一届“寝室文化节”活动，承接第一届“校长有约”活动中的提案内容，成功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在不断摸索和开拓创新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创新也意味着可以借鉴的经验较少，在各项工作中我们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需要不断去改进和完善，同时部门成员的思想建设与凝聚力仍有待加强，期待以后的继承者认真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带领部门走向更好的未来。
三、改进建议与意见1、制定更为详细严密的工作计划，责任落实到个人，把每项工作也落到实处。
2、权益问题处理方面加强与各院权益部的联系与配合，提升问题解决效率。
3、加强部门内部的思想文化建设，通过团训等方式强化团队精神，提升团队各成员的思想境界，使部门成员间的联系更紧密，关系更亲密。
急需一篇关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学习心得。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
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
[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
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
[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
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
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
[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1．王海打假案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
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
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
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
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
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
王还感到愤怒。
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
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
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
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
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
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
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
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
[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
[5]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
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
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
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
[6]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
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
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
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
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
[7]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
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
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
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
[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
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
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
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
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
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
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
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
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
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
[9]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
[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
[12]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
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
[13]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
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
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
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
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
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
[14]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
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
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
[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
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
[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
[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
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
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
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
“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
”[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
[19]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
[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
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
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
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
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
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
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
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
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
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
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
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
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
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
”[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
[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
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
”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
[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
”[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
”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
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
[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
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这是非常奇怪的。
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
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
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
”[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
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
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
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
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
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
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
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
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
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
”[27]（2）行为的结果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
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
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
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
[28](3)主观要素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
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
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
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
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
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
[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
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
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
”“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
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
”[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
……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
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
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
”[31]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
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
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
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
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
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
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
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
[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
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
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
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
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
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
”[33]5．因果关系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
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
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
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
”[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
[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
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
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
”[36]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
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
”[37]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
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
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
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
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
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
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
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习心得
经济法心得体会 在人类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全力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力杠杆。
经济法学是研究经济法现象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法与社会经济、法、法的其它部门等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经济法的内容及其实现等的一门法学学科。
因此，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核心为经济法。
经济法学是我国法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经济法固有特点在于，他与国家直接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紧密相关。
因此，经济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以法的规范来配合国家从宏观上保证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使之对经济及其法律调整起到主导作用。
广义的经济法地位是指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作用和价值，以及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
狭义的经济法地位是指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经济法主要包含两大部分：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法律。
经济法的实质：是国家利用其行政权力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调整的是纵向经济关系，即利用国家权力来干预经济。
经济法原则：1、国家干预适度原则；2、平衡协调原则；3、维护公平竞争原则； 4、保护社会公平原则。
经济法的作用 1、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
2、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
3、保障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4、促进对外开放的发展。
5、保护竞争，促进联合。
6、促进企业内部管理。
市场不是万能的，自发的市场机制具有盲目性、微观性和滞后性。
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造成资源浪费。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曾经历了三个发展过程：① 干预不足② 干预过度③ “适度”干预。
作为调整国家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则是保障政府“适度”干预的“干预”之法。
因为经济法本身就是政府干预制度的产物，其本质特征即在于“干预”。
凯恩斯主义强化国家干预，政府干预过度。
过于夸大政府干预而带来了负作用： ① 政府对经济的“经常性”干预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② “大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政赤字；③ 低效率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等等。
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①政府特殊的利益；②政府效益的缺乏；③政府搜集信息的困难 ④公众预期的存在。
政府的经济作用：①维护竞争秩序（促进竞争）② 限制垄断（指对自然垄断行业、企业的管制）③ 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权利）④ 调控宏观经济⑤ 政府直接经营。
经济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1978——1986年阶段 ：经济法的初创和蓬勃发展阶段；1986——1998年阶段 ：因受到其他部分法的挑战，经济法处于发展最困难阶段；1998——2000年阶段：随着国家对经济法的重视，经济法重新进入活跃繁荣阶段；2000年以后的阶段：随着国内外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法地位日益提高； 经济法的具体调控对象：管理和调控市场主体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市场秩序的管理和调控关系；调整资源配置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经济稳定调控关系；社会保障关系；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经济法可包括四大构成部分：市场主体法、市场行为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
市场主体法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企业破产法；公司法。
市场行为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商标法；专利法；会计法、审计法 通过学习，清楚地认识到零售企业作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组织机构，成立董事会、监事会。
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依法进行建章立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作为零售百货企业，是将商品卖给消费者的重要流通环节。
零售企业作为销售者应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所售商品的价格受价格法监督，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我国在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制定的。
它将产品的管理、监督与产品的质量责任结为一体；将对产品质量的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统一起来；将立法重点移向“防患于未然”，而非“至于已然”。
我国的产品质量立法，既借鉴了国外产品责任理论，又总结我国产品质量立法经验，成为一部比较先进的和现代化的产品质量法。
200年7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对《产品质量法》进行了修订。
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包括认证制度；生产许可证制度；产品质量监督制度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和途径：形式1.企业监督；2.社会监督；3.国家监督；途径1.产品抽查制度；2.产品召回制度。
销售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志；销售者应当采取措施，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销售者销售的产品的标志符合法定要求；不得违反《产品质量法》的禁止性规定。
产品的价格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价格发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价格法明确实行并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 价格的机制，规定了经营者和政府的定价行为、国家调控价格总水平、价格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对于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营者的价格行为。
除依法适用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以外，都实行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遵循公平、合法和诚信的原则制定。
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是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
经营者应当努力改进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获取合法利润。
价格监督、检查包括价格监督和价格检查。
价格监督包含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价格的合法性和执行价格中的问题进行监督。
价格检查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检查，并依照《价格法》的规定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状况：广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调整国家、经营者和消费者三者之间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狭义是在我国狭义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是1993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我国消费者享有九项权利：安全保障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要求赔偿权；结社权 ；获得有关商品知识权；受尊重权；监督权。
经营者应履行的义务：1、履行法定和约定的义务；2、接受监督的义务；3、保证商品和服务安全的义务；4、提供商品和服务真实信息的义务；5、标明商品的真实名称和标记的义务；6、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义务；7、保证质量的义务；8、履行“三包”的义务；9、其他法律规定的义务。
经营者如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经营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民事责任；2.经营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政责任；3.经营者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法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由其出发点和归宿，它应当为了自由而干预、限制，而不是通过干预而限制乃至扼杀经济自由。
只有通过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方可创造并维护一个令自由市场机制和民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
对于中国的经济法学来说，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只有开放的，才是现代的。
学习法律课的心得体会?
学习法律法规心得体会在学习各项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又一次让自己的思想和心灵得到提升，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我们从教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出了努力实现的目标。
在学习中认真对照，自我反思；在寻找差距与不足中正视自己。
一、在十七大的引领中正视教育。
十七大报告中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一项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要牢记教书育人的神圣天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着力提升层次，提高质量，精心教书，潜心育人。
要想当好一名教师，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教书育人当成自己的天职，做到在教书中全面提升自己的素质，在育人中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
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丰厚自己的底蕴，提升自己的品味，自己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欠缺，今后要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充实自己，以便更好的完成教书育人的重任。
二、让法律法规时刻警醒自己在《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的相关条文中，明确指出了作为教师所不应去做的言行，以及对学生要平等对待的原则。
品读条文，对照自己，觉得自己能够按照相关规定指导自己的实践，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教育教学中努力做到为人师表，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为学生营造了既宽松又有序，既民主又自主的学习、生活氛围，让学生在快乐与幸福中得到发展。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始终牢记法律法规的条文，充分做到尊重
求卫生法律法规1000字的心得体会
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连续监督的几点体会人大对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进行监督（包括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一直高度重视监督职权的行使，多年来围绕着关系首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开展监督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增强监督实效为衡量监督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不断加强监督工作，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程序，改进监督方式，突出监督重点，努力增强监督实效。
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首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
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颁布实施以来，市人大常委会以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锲而不舍的态度，连续13年对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增强了监督实效，有力地督促了政府不断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大大提升了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水平，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
在13年连续监督过程中，市十二届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及十届、十一届市人大常委会文卫体委员会受常委会委托，在具体组织实施监督工作中，做了一些探索，有一些体会。
一、根据食品卫生问题易反复的特性,确定连续监督的工作思路委员会在开展监督工作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对监督项目进行分类,根据问题的不同类型,确定监督工作的思路。
对短期就能解决的问题，进行一次性的集中监督；对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则进行跟踪监督。
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监督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重要措施。
同时,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食品行业生产力水平总体不高、诚信意识不强，食品消费水平偏低、消费安全意识较差，食品生产新原料、新技术的应用带来新挑战等原因，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解决。
因此，委员会确立了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实行长期抓、反复抓、连续抓的监督工作思路，13年来从未间断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执法监督。
这期间，常委会先后7次对本市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议。
本届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对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执法检查。
尤其今年是奥运筹备决战之年，市人大常委会积极主动参与到奥运筹备工作中，依法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再次将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列为重点执法检查项目之一，组成执法检查组，对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努力推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为确保奥运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保障。
二、对重点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力求取得实际效果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综合性强、涉及面广，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委员会每年都会针对当前最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集中力量进行监督检查，切实督促政府解决问题，分阶段地推动食品卫生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如，1995年，国家在实施《食品卫生法（试行）》多年的基础上，制定并于10月份颁布了新的《食品卫生法》，而北京市只有一个试行的“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全市食品卫生工作处在较低水平。
夏季，委员会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对本市集贸市场、大型食品批发市场、食品摊群、集体食堂、大型食品商场和副食品供应网点、涉外宾馆、饭店、招待所的食品卫生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检查，力求摸清本市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市政府及市卫生部门做好本市食品卫生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为本市食品卫生立法工作奠定基础。
1996年，针对本市食品卫生实际情况，根据上位法，制定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办法》。
对于新颁布的这两部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提高全民的食品卫生意识是贯彻落实好法律法规的首要任务。
委员会以检查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为重点，组织委员、代表进行视察，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促使法律法规逐步深入人心。
1997年结合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来京检查的内容，重点对当时群众反映较大的保健食品、婴幼儿食品、儿童食品进行了检查，监督政府部门解决好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1998年，与迎接“全国城市卫生检查评比”工作相结合，重点检查了问题突出的餐饮业的食品卫生情况，对本市小型餐饮业设施设备等基础条件差的问题提出了意见，促使卫生行政部门出台了“北京市小型餐饮业生产经营场所及设施卫生标准”，大规模地对本市的小型餐馆进行集中改造。
自此，常委会每年集中力量对餐饮业中的中小餐馆、工地食堂、送餐企业等薄弱环节进行检查，力求在重点问题上有所突破。
在1999年的跟踪检查中，代表们对本市的小型餐饮业在硬件水平和规范化管理方面的进步予以了肯定。
2000年，委员会针对多起集体用餐食物中毒以及配餐企业存在的问题，以送餐业为重点，检查了“北京市送餐企业卫生规范”的落实情况，确保中小学生及群体用餐安全。
2001年，市民对蔬菜污染和熟肉制品、豆制品等直接入口食品的卫生问题反映强烈，在市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3个代表团和117位代表提出了食品卫生和生产安全食品方面的建议。
于是，委员会以日常食用蔬菜、豆制品和熟肉制品三大类食品的卫生状况为重点，对私屠滥宰、食品制售黑窝点进行查处，有力地净化了食品市场，较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
自2003年后，本届常委会三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对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进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执法监督，标志着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问题的执法检查进入新阶段。
同时，推动政府部门开展了对相应问题的综合治理，使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三、改进监督方式，切实推动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在监督过程中，委员会不断改进监督方式，采取了执法检查与议案办理工作、全国人大委托执法检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定点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集中视察与代表持证视察相结合，政府部门自查与按要求整改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开展监督工作，基本每年都有新做法,不断推进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如，1995年，委员会与市政府法制办、市政府文教办、市卫生局、市工商局、市政府区政处、市公安局共同组成了市食品卫生检查办公室，组织委员、代表采取抽查、暗访和持证视察等方式进行全市大面积的联合检查。
1999年，针对食品卫生问题容易反复的特点，应代表要求，执法检查采取事先不通知被查单位、随意抽查场所的方式进行，使代表们看到了更多的真实情况，这有利于发现实际问题，使监督实效得到提高。
2000年，执法检查增加了与区县人大常委会上下联动的方式，扩大了检查覆盖面，使上下形成整体合力，加大了监督力度。
2001年，常委会进一步明确了执法检查的监督对象是负责法律实施的主管机关，检查工作从与政府部门联合进行转向监督政府部门执法情况，督促行政部门加强对食品制售单位的日常管理，理顺了监督与执法的职责。
2002年，为提高监督效率，降低监督成本，市人大常委会把对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的执法检查工作与食品安全议案办理工作，检查前一年食品卫生执法检查审议意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工作，以及全国人大委托进行食品卫生执法检查工作等多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统一领导，文卫体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农村委员会联合组织，形成合力，从多个方面共同推进首都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
2005年，常委会委托部分区县按照一定专题，对本辖区的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2007年，常委会全面委托十八个区县人大常委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围绕检查重点，开展相应的执法检查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监督效果和社会影响。
尤其是2003年、2005年和2007年，常委会三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入地开展了边检查边督促整改的监督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对于很快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督促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立刻进行整改；对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常委会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政府部门限期反馈整改情况。
在2007年的执法检查中，我们发现全市有4家大学、13家中小学的学校食堂在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平台上显示为D级，表示食品卫生不合格。
为此，当即要求市卫生局会同市教委对这17家学校食堂进行整改，并制定学校食堂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规则，坚决杜绝本市学校食堂出现D级，有效地提升了本市学校食堂的食品卫生水平。
同时，常委会成立了专门的执法检查宣传报道组进行全程跟踪报导，并在网站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将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加大了执法检查的力度，增强了执法检查的效果。
四、实行综合监督，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本届常委会对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执法检查，都是组成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组长，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市人大农村委员会委员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组成的执法检查组，分三个专题。
由常委会教科文卫体办公室牵头，会同财经办公室、农村办公室具体组织执法检查组成员，分别围绕农产品生产、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的监管、餐饮业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对市政府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及本市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本市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综合执法检查。
并在执法检查的次年由相关专门委员会按照常委会对执法检查的审议意见进行跟踪检查，本届五年的连续综合监督，使本市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到2006年底，全市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020家，区县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000余个，消费者可对带有追溯码的产品进行查询，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产量占全市农产品生产总量的30%以上，现代化大中型企业年屠宰量占全市总屠宰量的79%，比2005年上升了20%，猪肉抽检合格率达到98％，农业部对本市连续5年的动态监督结果显示：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由2001年的40.3%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3%左右，生猪产品“瘦肉精”的检出率连续两年实现零检出，食用农产品安全状况在全国37个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试点城市中名列前茅。
2006年全市共监测抽查59大类550个品种的103691个样本，总体合格率达95.28%，其中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的大米、小麦粉、食用植物油、蔬菜、猪肉和豆制品等六类食品的合格率达95.78%；全面完成对全市35463家餐饮单位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9个大项、67个小项的评审工作，目前食品卫生合格的C级以上单位已达91%；在供应全市35万中小学生营养餐的60家企业中按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建立预防食物中毒保障系，与2005年相比，食物中毒起数减少12.8%，中毒人数下降42.9%，全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食物中毒。
在2006年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等六部委开展的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中，消费者满意度、食品检测和政府管理等三大类指标均名列四个直辖市之首。
经过多年的连续监督,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提高，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食品安全快速反应和市场控制能力逐步增强，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理能力显著增强，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工作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
学习法律心得体会
法律知识学习心得体会（一） 在学习法律基础的过程中，我有一点体会，就是必须要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树立，既有赖于国家的努力，也有赖于公民个人的努力。
从国家角度来说，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消除损害社会主义法律树干的因素。
例如，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的科学性，合理性；改善法律实施的状况，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深入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应当透过各种方式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觉得至少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努力树立法律信仰。
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信任和信仰法律，才会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
应当透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理解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
用心宣传法律知识。
在自我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还要向其他人宣传法律知识。
个性是要宣传社会主义法律观念，帮忙人们彻底根除权大于法，要人治不要法治等封建残余思想，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使人们了解和认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从而推动全社会构成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良好风尚。
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违法犯罪行为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律权威的蔑视。
不仅仅要有守法意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敢于和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同违法犯罪行为斗争的方式
合同法心得体会
学习合同法及物权发的心得与体会 合同法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在我们实际的学习和生活中，合同无所不在。
有交易的产生常常伴随着合同的成立。
所谓合同，又叫契约，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它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引起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合法行为、而非事实行为。
第二、合同的目的和宗旨是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合同是当事人意思一致的表示，是他们之间的协议。
这里的意思表示一致是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均要作出意思表示，且其意思表示是平等、自愿、真实和完全一致的。
如果某一方是因为被强迫或者在其它不志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则该合同在法律上属于无效合同。
合同是债发生的最重要、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所谓债是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的，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是债务人。
在债的法律关系中、债的主体、客体和内容都是待定的债的主体是指债的当事人，具有特定性和相对性债的客体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债的内容则是主体所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由合同引起的债叫合同之债。
但无论是债的关系或合同关系，均须纳入法的调整范围之中。
合同法就是调整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旦纳入法的范围，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要仔细考虑这个合同到底该不该签，该怎么签，因为当合同生效之后，如果自己不小心有违约的行为，可能就会使自己负上法律的责任。
特别是自己作为第三方进行担保时，要清楚自己作为担保人所要承担的风险。
否则，当法院发给你一堆债务单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有了合同的签订，就有合同的履行。
所谓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其合同义务，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以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只有通过合同的履行，这种目的才能达到。
因此，合同的履行是实现当事人权利的重要途径。
合同的履行以有效合同为前提，无效合同谈不上履行的问题。
合同的履行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的约定来进行，并遵守适当履行、协作履行、经济合理履行的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适当履行又叫全面履行，是指当事人合同规定的标的及其质量、数量。
由适当的主体在适当的履行期限、履行地点以适当的履行方式，全面完成合问义务。
协作履行原则要求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协助对方当事人履行其义务，并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
经济合理履行则要求当事人讲求经济效益，以较小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一般来说，合同生效以后，当事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享受合同权利。
但实际的复杂性，会使合同履行出现一定的困难，从而导致合同的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暂时不能履行这些情况除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方可以免责外，应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合同法从现实的客观情况出发，对双方合同的履行规定了三个抗辩权，即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履行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双方合同的当事人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一方在另一方未为对待给付以前．可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的权利。
它要求当事人互负债务、且该债务没有规定改履行的先后顺序，有给付的可能，并已届清偿期。
该权利的行使以对方当事人未履行债务为前提。
先履行抗辩权则是强调互负有债务的当事人，后履行债务一方在先履行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有权拒绝对方要求自己履行债务的请求。
不安抗辩权是指负有先履行债务的一方当事人确有对方当事人下履行或可能不履行其债务的证据时，可暂时中止自己的债务履行，并通过对方当事人。
在对方当事人提供了担保，或履行债务以后，应履行自己的债务。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三个抗辩权行使不当，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作为合同的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合同解除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前或履行过程中。
这是由于合同成立后，因某些宏观情况的变化，导致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如一味地要求当事人履行合同，则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
因此，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可使当事人避免更大的损失，但值得注意的是。
合同一旦解除，当事人最初订立合问的目的显然不可能实现。
同时，不适当的解除合同，或许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损害。
作为员工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合同法的理论和知识，这对我们来说不无裨益，一毕业我们就会签订一系列的合同，就业合同就是大学生要签订的最典型的合同。
最近看到一些报道关于毕业大学生的在签订就业合同后，在就业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合同问题。
一些用人单位在和毕业生签订合同的时候，用一些口头合同，含糊合同，单方合同，生死合同等不平等合同剥夺了求职大学生应有的权利。
所以，了解一些合同法的理论和知识，知道合同法中违约责任作为一种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当事人是需要承担这种民事责任的，这对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以后的求职道路上，在碰到一些有关自己的合同的签订和纠纷时，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大学生应该学会用法律这把强有力的武器来维护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一、物权法立法进程的简单回顾 物权法已颁布，并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那么，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我国现行法上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在内的物权体系是否已初步形成
一般认为，民法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前者专指系统编纂的民事立法，即民法典；后者则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包括民法典(在我国是民事单行法律)，还包括其他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民事法律规范。
物权法属民事法律规范，这点应没有异议。
民法通则设“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一节，规定了实际上属于物权的一些权利类型及其取得与保护。
但该法回避了“物权”的概念，另仿照前苏联的法律体系将抵押、留置设在债权一节中，作为担保方式而加以规定(同样是抵押与质押不分)。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房地产开发、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房地产抵押等作了规定。
土地管理法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规定。
担保法对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作了系统的规定，另最高法院的担保法司法解释对此作了完善，初步建立了担保物权体系。
另外，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渔业法、海商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文件中，也有许多具有用益物权性质的权利规定。
可以说，我国现行法上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在内的物权体系已初步形成，只是欠缺形式意义的物权法而已。
1998年3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成立，该小组的成员有六位教授、一位退休法官、两位退休人大法工委干部。
1999年10月，由梁慧星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完成了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拟定；2000年底，由王利明教授负责的课题组也完成了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拟定。
在两个物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的基础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并印发广泛征求意见。
后由于立法计划的变动，物权法以单行法的形式制定、出台的方案被修改，该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经修订后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审议稿)，于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因“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有关方面认为，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一并研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审议为宜，当前应抓紧制定物权法”，故十届全国人大恢复了以单行法的形式先行制定物权法的立法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七次审议后，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在物权法(草案)三审和四审之间，巩献田教授于2005年8月12日通过网络渠道发表了题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12条和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的废除写的公开信”一文。
“违宪说”最主要的四大理由是：第一、物权法(草案)对宪法和民法通则核心条款的废除是违宪的；第二、“平等保护”原则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冲突违宪；第三、物权法(草案)背离宪法和1986年民法通则的社会主义原则违宪；第四、物权法(草案)未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违宪。
但巩献田教授并未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进行学术性的论证，只是以“三问物权法的某些起草者”和“关于物权法四答友人”的方式通过网络渠道发表观点。
后部分宪法学者也加入到“违宪说”的阵营。
现物权法已通过，是否违宪
相信各位可作出判断。
其实，关于公有财产的平等保护问题，民法学者内部一直存在“一元论”与“三分法”的争论。
前者认为物权法不应该规定所有制，后者则坚持确认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不同的所有制。
如果各位看过两个学者建议稿及相关的论文就清楚“一元论”与“三分法”并非水火不容，所有权的类型化与平等保护之间是可以做到兼收并蓄、相得益彰的，理由是：采用所有权类型化与平等保护原则相结合的立法方案，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更不是出于迁就现实，偏向于对公有财产特殊保护的需要，而是基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宪法及其他法律现有规定方面的考虑，同时，也是基于对所有权一编整体结构设计方面的技术斟酌。
已颁布的物权法就是采用这种立法方案，在总则编第一章“基本原则”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又在所有权编第五章规定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
二、有关物权法的体系 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及法律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引入，对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德国民法的思维方式称之为“法律的形式理性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概念法学的原因在于：抽象归纳而形成概念；概念与概念相互联结形成规范；把规范与规范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协调平衡地、一层一层地按照不同的对接将其搭建起来构成一个体系。
当这个体系达到完整的程度时，就出现了一部法典。
为何在介绍物权法体系前谈概念法学的基本要点，主要在于我研究和学习物权法时的一些体验和感觉。
无论承认或不承认，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研究和学习物权法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仍然是概念法学的方法。
当然，我们应清楚概念法学的弊端在于其所主张的逻辑崇拜和逻辑万能。
我们要超越概念法学，但超越的前提在于对它的掌握和理解。
下面谈xxxx问题。
1、物权法上的概念问题。
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继受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这点应该没有异议。
因德国民法在整个法律表达的过程中充满了抽象思维，而这种抽象思维，它和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现象是有一定距离的，故物权法上的概念比较难懂。
根据物权的标的物为自有还是他有，物权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
自物权是权利人对自己所有的物所享有的物权，自物权即所有权。
他物权是指在他人所有之物上所设定或成立的物权，他物权均派生于所有权，是依据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使所有权中部分支配权能与所有权分离而产生的。
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均属于他物权。
而他物权，依其对标的物所支配的内容不同，再分为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
用益物权，系以支配标的物的使用价值为内容，以对标的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地上权(物权法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属之。
地役权，是指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为了满足自己土地的某种便利的需要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邻地利用权的定义与其相同，比较通俗，但未被采纳)。
用益物权的实现常以对标的物的实体加以支配为基础，故又有实体物权之称。
担保物权，系以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内容，以保障债权的实现为目的的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均属此类。
担保物权着重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并通过对标的物的变价而实现，故又称之为价值物权。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系由日本学说与立法创设，它是指由区分所有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共用部分持分权及因共同关系所产生的成员权所构成的特别所有权。
物权法上也有比较通俗的概念，如相邻关系，它是指相邻各方在对各自所有或使用的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因相互间依法应给予方便或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下面说一下物权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说，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等，它的权利种类、权利内容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可不可以自己来发明一种物权
不可以。
可不可以把这个物权的内容改变
不可以。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和改变物权的内容，这就叫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公示原则，是指以公开的、外在的、易于查知的适当形式展示物权存在和变动的情况。
我们通常讲的公示，系针对物权变动而言的，但物权存续也是需要公示的。
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不动产)与交付(动产)。
2、体系问题。
物权的类型体系，是指在法律上、学理上对物权的基本种类所作的区分以及由各类物权的次级类型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
那么，物权法所认可的物权是按什么标准进行分类编排而形成系统呢
是根据物权的标的物为自有还是他有，将物权分为自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再将他物权按其对标的物所支配的内容不同，分为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
这样的分类编排，使物权的逻辑线索变得十分清晰。
那么，物权法的结构、内容设计又是怎样的
有总则，有分则。
总则的内容主要是对物权制度所涉及的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抽象概括和一般规定，但总则离不开分则的支撑，一般规定不能游离于具体规则而单独存在。
分则的内容主要是对各种物权形态及其细类所作的具体规定，其在内容与规则的设计、制度的安排上自然也不能脱离物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的统领与制约。
物权的概念与性质的界定、“物”的范围的限定、物权法定主义、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的效力等基本问题的规定，均对判定某种权利是否属于物权及属于何种物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3、体系化解说问题。
根据物权变动中当事人意思的作用，将物权变动区分为“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和“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两大类型。
先说“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类型。
以不动产交易、抵押权设定为研判对象，涉及到的法条有物权法第6条、第9条、第15条、第20条等。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
”物权法第6条前段有明文规定。
那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呢
买卖双方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否无效
当然不是，因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这就是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
在这样的情形下，买方或抵押权人可以追究卖方或抵押人的违约责任。
再说“非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类型，相对应的法条为物权法第28条至第31条。
以继承或受遗赠为研判对象。
其物权的取得“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那处分物权呢
如果标的物为不动产，则“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该办理登记手续如前所述，换句话说，在未办理登记手续前，虽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独自所有或共有)，但不能处分不动产。
如果标的物为动产且为其他继承人占有，能否依物权法第26条关于指示交付(又称返还请求权让与，是指在动产由第三人占有的情况下，卖方将其对该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给买方，以代替交付)的规定转让该动产
当然不能，因物还没有特定。
该动产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为特定物
当然是在遗产(动产)共有人达成分割遗产合意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为特定物。
反过来，如果该动产由出卖人(遗产共有人之一)占有并交付，则适用无权处分善意取得规则。
无权处分善意取得规则的适用。
物权法第97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
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心得体会300~400字
通过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对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
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
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
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
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然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只有自己长本事，才能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应该让他们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
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
所以，在加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则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