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港澳与内地融合共享发展机遇》3000字心得体会
港澳与内地融合共享发展机遇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之的起点，粤港澳大湾区是海上“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区域，蕴含很大的发展机遇。
一、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总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2017 年末总人口约 7000 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目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目标为：到 2022 年，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到 2035 年，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所以从现在至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无论从房地产业、商业、制造业、创新产业及至金融、教育、文化各领域，发展机遇无处不在，前景广阔。
四、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的三大要点：一是极点带动。
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提升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引领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二是轴带支撑。
加快建设深（圳）中（山）通道、深（圳）茂（名）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提高珠江西岸地区发展水平，促进东西两岸协同发展。
三是优化提升中心城市。
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从空间布局上寻找机遇、创造机遇和抓住机遇，正是共享发展机遇的汇合。
五、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和发展是永恒的主题，粤港澳大湾区致力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探索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和国际化创新平台。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中新广州知识城、南沙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地、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
这些创新中心的建设发展，正是人才、科技和国际化创新的融合发展，必然带来从经济、社会和生活上的重大升级进步。
六、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其中一个重点是建设世界级机场群。
支持香港机场第三跑道建设和澳门机场改扩建，实施广州、深圳等机场改扩建，开展广州新机场前期研究工作，研究建设一批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
此外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推动珠三角无线宽带城市群建设和实现免费高速无线局域网在大湾区热点区域和重点交通线路全覆盖等方面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七、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包括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发展壮大为新支柱产业，在新型显示、新一代通信技术、5G和移动互联网、蛋白类等生物医药、高端医学诊疗设备、基因检测、现代中药、智能机器人(19.190, 0.19, 1.00%)、3D 打印、北斗卫星应用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此外在金融、证券、保险业等方面都有重大规划。
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鼓励港澳青年到内地学校就读，实行与内地学生相同的交通、旅游门票等优惠政策、优化珠三角地区“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建立港澳创业就业试验区、支持港澳青年和中小微企业在内地发展及创业补贴扶持政策，必将加强人才的培养、交流和共享。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充满机遇和挑战，共享时代发展福利，属于每一个勇于面对挑战、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人才成为未来的最大希望。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的国际战略框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多重发展机遇。
其战略愿景可分为远近两大层次：近期着眼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致力于“商贸文化互通、和共同繁荣”。
基于以上分析框架梳理，“一带一路”战略给国内产业发展将带来五大主题机遇： 一、“通路通航”主题：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将率先直接受益于亚欧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建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将加快推进公路、铁路、民航、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互联互通,吞吐量将明显提升。
连云港至鹿特丹港连通的新欧亚大陆桥，将强化其在国际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
中国也将全力打造与我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东盟地区的海陆空综合交通方式：海上—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连起来；内河—中国出资澜沧江-湄公河河道建设,打造黄金水道；公路—南(宁)曼(谷)、昆(明)曼(谷)公路已经开通，东南亚正在形成两横两纵的公路通道；铁路—中国计划以昆明和南宁为起点,建设泛东南亚铁路联系东南亚陆路国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走出去”，也将带动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及整机生产等产业增长。
中国的港口有着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经验，铁路建设“走出去”给其他基础设施类公司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样板。
同时，“”中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存在强烈的建设大港口的需求，这些领域的优质企业存在建设和运营“走出去”的良好前景。
尤其是在铁路建设方面，突破国家界限的“欧亚铁路网计划”，也会刺激铁路建设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意向的铁路工程已达到0.5万公里，和欧亚铁路网的8.1万公里规划目标相比还有巨大空间。
二、 “基础设施产业链”主题：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从需求端来看，“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无论是从国内需求或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分析,这些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均极其旺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财政紧张的原因,基建投资支出不足,普遍呈现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里程等指标均远低于我国，亚洲和非洲的沿线国家较中国分别有10%和20%的城镇化提升空间,而中国在自身城镇化过程中累积的大量经验和产品、服务能力可以对外输出。
从国内来看，西北部各省区铁路、公路及高速公路密度在全国均排在后面,新疆、青海、甘肃在倒数5位之中,宁夏、陕西居于中后段水平，为实现“一带一路”各国间的基建对接，中国西北部的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网络等基建领域投资很有空间。
从供给端来看，伴随着增速下台阶,我国建筑业及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日趋严重,“基建输出”能够大幅缓解我国建筑业、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压力。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大背景下,我国参与设立“”与“”，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加大对外开展基建投资业务的战略构想。
根据总体基建投入约占GDP的5%估算,“一带一路”沿线对基建的需求或达到每年1.05万亿美元,而中国对外承包完成额2013年仅为0.14万亿美元,仅占其中的13%。
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形成合力，未来我国建筑业和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大幅加快，海外市场广阔的产业扩张前景将逐渐打开。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政策支持下，对外工程承包施工企业“走出去”能形成较大的出口拉动,有效对冲国内需求端的下滑，从而带动整个“基础设施产业链”。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也面临艰难转型，全球贸易环境不佳,追求出口增长容易引起诸多摩擦和矛盾，而对外投资更容易被接受，用对外投资启动外需是比出口更好的选择。
利用施工企业输出方式，能带动国内设计、咨询、制造、材料、劳务、金融、保险、服务等多行业的输出,对冲国内需求端下滑。
不同于外贸出口通常的低成本和低附加值，施工企业“走出去”方式有效带动的是中国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符合国家产业升级的目标。
三、“能源建设”主题：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拓展稳定的油气资源进口途径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目标。
近几年我国对油气资源的需求在快速增加,但我国的油气资源进口主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陆运输,获取途径较为单一,能源安全较易受到威胁,拓展新的油气资源进口途径十分紧迫。
“能源建设”主题之下，构建中国陆上的能源大通道战略，将直接利好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
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国家油气资源极为丰富,是仅次于中东的第二个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目前我国从中亚及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占比仍偏低,天然气近几年从中亚的进口量在不断攀升。
随着天然气的普及,国内需求量的快速增长,通过新疆从中亚的进口量仍将持续增加。
未来,为满足新增进口量的输送需求,新疆将建设多条能源管道，构建中国陆上的能源大通道。
配套的输油管道、天然气的输送管道、电网以及道路运输等,这些领域必然迎来进一步的利好。
需求面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电力消费水平极低,发展空间巨大。
根据2013年的电力消费统计数据来看,“一带一路”沿线非OECD国家的人均年电力消费量仅约1655.52KWH,而同期OECD国家的人均年电力消费量约为7579.49KWH,前者仅为后者的21.84%。
因此单从电力消费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非OECD国家的未来电力消费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增长空间,伴随着电力消费量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这些国家的电力投资,从而带来巨大的电气设备需求。
由于这些国家国内制造业比较薄弱，“一带一路”所涉及的主要国家电气设备严重依赖进口。
上述国家的总体进口比例约为56.73%,按照此比例并且结合“一带一路”涉及地区的未来投资趋势计算可以得出,在2014~2020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非OECD国家大约有年均1396.06亿美元或更多的电气设备进口需求,今后我国的电力企业有可能会分享这个巨大的海外市场。
供给面来看，现阶段我国电气设备的产能明显过剩。
2013年,我国发电设备产量约1.2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60%,而我国的年均装机水平只有5000万~6000万千瓦,产能严重过剩,因此我国的电气设备企业有“出海”消化这些产能的迫切要求。
我国电气设备的技术水平在诸多领域都已属于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的水电项目及设备在国际上是极具竞争力的,全球的水电工程中约有80%是中国企业建设的。
在光伏市场方面,我国的太阳能电池产品的转换率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并且出口组件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渐展开,我国电气设备走出去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的电气设备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非OECD国家市场上占有40%左右的市场份额应该是可期的。
照此比例计算,我国电气设备企业2014~2020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总额将可能达到984.35亿美元\\\/年左右,这将使我国的电气设备企业大幅受益。
四、“通商文化”主题：商贸与文化旅游产业。
长期来看,道路连通、贸易连通中同样伴随着文化沟通，“丝绸之路”自古是文化交会的体现，其交流合作的内容涵盖了文化、旅游、教育等人文活动。
培育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可以积极推进特色服务贸易，发展现代服务贸易。
人员的流动还会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旅游产品、文化产品、民俗风情、旅游线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发展，旅游企业可以开展旅游管理协作、旅游业务合作、旅游包机航线、旅游投资贸易、旅游服务采购。
从政策支持方面来看，文化旅游产业也将伴随着“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推进而迎来新的增长空间。
五、“信息产业”主题：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互联互通”是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由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组成,还包括互联网、通讯网、物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深度互通会对信息基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中国通信行业特别是像华为、中兴和信威等已经成功“走出去”的通信基础设施提供商,构成重大利好。
中国通信设备产业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先行者,在全球五大电信系统设备厂商中已占据两席,华为的销售收入已超过爱立信跃居第一。
目前华为海外收入占比已超70%,中兴海外收入占比达到50%,烽火通信也有10%的收入来自海外。
系统设备厂商的全球竞争力,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回想中国企业的第一轮“走出去”,华为、中兴和信威等公司受益于国务院扶持优势装备出口的优惠政策,相继获得国家开发银行数百亿元规模的买方信贷融资支持,从而在非洲、拉美、东欧等新兴国家市场拓展中占据优势；现在中国企业迎来了第二轮“走出去”的战略机遇，一方面，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趋势意味着“一带一路”国家存在持续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长空间；另一方面，、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必会积极对海外信息基础设施进行融资。
中兴、华为等已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取得良好海外布局的排头兵,以及ICT领域其他已经开始海外拓展的公司，都将迎来重大产业机遇。
六、自贸区建设主题：除产业迎来发展机遇外，自贸区战略也将和“一带一路”战略产生良性互动。
“一带一路”规划将以推动建设自贸园区或港区的形式推动经济走廊建设，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一系列自贸区谈判，逐步构建辐射“一带一路”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是“一体两面，相互配套”的关系，将共同构成我国新对外开放格局，前者侧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促进沿线经济体互联互通，后者则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域内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内自贸区的连接互动关系如下： 1.自贸区是“一带一路”新开放格局下先行先试的载体。
推动沿线地区发展港口经济和自由贸易园（港）区，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先行先试的载体。
“一带一路”的持续发展需要若干沿路港口经济区作为支撑。
我国要用好自由贸易园（港）区这一区域合作平台，加快沿线地区自由贸易园（港）区建设，着力消除现有开放领域当中体制机制障碍和壁垒，扩大市场准入，推动重点领域对外开放。
首先要总结的宝贵经验，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推进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同时，加快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等沿海、沿边省份推进自由贸易园（港）区建设。
2.自贸区构成“一带一路”框架下内外联动的抓手。
纵览我国各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方案，不难发现，建设各有侧重的自贸区是标准配置。
“一带一路”主打开放型经济，自贸园区建设将成为“一带一路”内外联动的重要抓手，上海、天津、广东、福建“1+3”自贸区构建完成后，未来不排除会在中西部地区设立更多自贸区。
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切入点是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价值目标，建立健全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
同时，促进与建设紧密结合的金融创新，包括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金融服务业更大程度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建设等。
以港口为枢纽，打通东北亚、东南亚，通过印度洋、南太平洋，连贯欧亚大陆。
因此，加快建立广东、天津和，是加快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举措。
广东自贸区的功能主要是加强粤港澳合作，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其起点相对较高，在高端服务方面有较多投资机会；天津自贸区的功能主要是面对东北亚市场，航运、金融租赁有较强优势；福建自贸区则主要发展台海贸易，在与我国台湾企业开展深入交流、合作方面有优势。
3.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互动构成深化改革的动力。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不仅要在国内建设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若干个自贸区，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尝试、总结经验的机会，而且要与当前和未来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建立自贸区，为经贸合作伙伴增强双边经贸活动能力 、提升资源跨境配置效率提供更为重要的平台。
从新设自贸区的优势，我们不难看出，以开放倒逼简政放权改革的战略，更是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大范围改革的起点，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经由国内自贸园区和国际自由贸易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将获得更加坚实的支撑。
分析珠江航运价值大的原因。
急
珠角洲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外向型。
，的国民生值约一半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外贸出口总额占全国的10%以上。
不少企业的绝大部分产品供应。
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本途径是从境外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
同时本地区有临近港澳的位置优势，有侨乡的优势，有多优良海港的优势和劳动力丰富等优势，再加上国家为这里制订的优惠政策，使这里成为吸引外商投资和外企落户的风水宝地。
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及肇庆市的瑞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等地。
全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23.4%，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1.4%(1994年)，近年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70%左右。
珠江三角洲是全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呈现出农村工业化程度高、进程快等特点。
珠江三角洲地区各级团组织以当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根据当地青年的实际情况，就如何推动共青团工作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办公厅赴广东调研组对该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调研中感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团组织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作的探索，从思路上可以归结为：社会化运作，事业化发展。
一、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 1.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1980年到1996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7.8%，不仅高于全省14.5%、全国9.7%的同期，而且高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的。
2.外向型经济总体水平较高。
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侨胞遍及世界各地的有利条件，以为导向，以国内市场为依托，推动外向型经济高水平、快速度发展。
199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总额高达384.6亿美元，占全省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76.6%；87.98亿美元，分别占全省、全国当年总额的68%和24%。
3.合理。
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完成了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的转变，并成功实现了第二、第三产业双重主导的经济社会全面联动发展。
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25.8：45.5：28.9发展为1994年的8.8：51.2：40。
总体上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再到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转变。
4.农业产业化格局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进程的加快，该地区农业的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格局很快形成。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种养业为支柱，农工技贸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5.城乡协调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加速城镇化。
70年代末只有几十个城镇，80年代中期增加到200个，1992年达到406个，1994年达到597个。
15年增长近10倍。
中山、东莞两市，只辖建制镇，而没有县和乡的建制。
199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45.2%，比全省比例高出16个百分点。
现在，该地区平均每65&127;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镇。
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将现代城镇的服务功能优势与现代乡村的田园风情优势相互补充、结合，推动了城乡协调均衡发展，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融合区。
6.社会流动走向健康有序。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全国最大的外来工聚集地。
现在，在该地区就业的外来务工者有数百万，形成了规模庞大、富有特色的流动群。
这种社会流动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逻辑，是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自然体现。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政府有关部门和劳务机构对外来务工者的管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依法管理，使社会流动从无序走向了有序。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年群体的特点 1.青年群体的构成为二元结构。
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年群体由本地青年和外来务工青年两部分组成。
据1997年底的统计，广东省青年总数为1589万，全省外来务工青年有500多万。
外来务工青年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镇，外来务工青年与当地青年的数量基本相等。
有的城镇或行政村，外来务工青年已经超过当地青年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
如，广州市东山区有外来务工青年6000多人，占全区青年就业人数的65%。
又如，深圳宝安区有外来务工青年90多万，是当地常住人口的4倍多；福田区皇岗村有外来务工青年15000多，是本村青年的40倍；龙岗区爱联村有外来务工青年近3万，而本村村民只有2907人。
2.青年群体分化明显。
总的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青年分为当地青年和外来务工青年两个基本群体。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联络的日益广泛，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年群体的整合与分化也在加深。
其中，“三高”青年和“四不”青年是两个引人注目的群体。
“三高”青年是指高学历、高职务、高收入的青年。
这部分青年是青年中的“精英”，他们的行为方式在青年中有明显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四不”青年是一个在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青年群体。
这部分青年不学习、不读书、不经商、不做工，主要靠出租自有物业生活，具有明显的寄生性。
根据当地团组织的调查分析，从角度看，青年工人主要追求收入稳定，青年职员一般向往体面和荣耀的生活，公务员则更希望前途顺利，知识分子重在谋求发展机会。
其中，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类金融机构、管理机构、新型公司的出现和迅速发展，青年职员群体迅速壮大。
他们的知识水平、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比较高，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与青年中的其他职业群体相比，有明显不同。
总之，不同职业青年群体的利益要求与精神追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而且，这种需求的多样化引导着青年群体的分化。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年中基于共同爱好与兴趣而自发成立的专业社团比较发达，其活动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
3.青年在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年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力量。
在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新经济组织中，基本上是青年人在工作。
如，主要在新经济组织中工作的规模庞大的外来务工青年，现在和将来都是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高新技术企业中，青年是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中山市能够被遴选为全国30个“科技兴市”的先进城市之一，与该市有一支力量强大的青年科研队伍是分不开的。
据统计分析，1995年，中山市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十几个百分点。
4.职业选择注重发展。
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一般把能否给自己带来发展机遇看得比较重。
据当地团组织调查，珠海、番禺两市分别有50.4%和37.3%的青年选择职业时首先考虑的是长远发展前景及个人兴趣特长。
在珠江三角洲这样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社会能够为各个层次的青年提供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劳动作为谋生手段与实现自身价值的统一。
5.注重社会生活。
在调研中感到，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年把“八小时”以外的社会生活看作是自己整个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把社会看作是自己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
而且，青年社会生活的领域十分广泛，跨单位、跨团体、跨区域的社会行为，在青年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青年社会生活的场所主要是社会公共场所。
传统的走亲访友，闲聊度日，被认为是浪费时间。
在日常人际交往中，青年把自主平等和相互尊重看得很重。
在该地区，青年文化不再是一种亚文化，而成为主流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文化的发展潮流。
三、社会化运作 在珠江三角洲，不同城市的团组织所使用的“社会化”概念，有不同的含义。
从运作方式的角度看，珠江三角洲地区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面向社会设计活动。
珠江三角洲团组织设计的活动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面向全社会的青年及群众，便于人们在“八小时”以外自愿参与，从而使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面。
而团组织一般只负责活动的设计和宣传，很少进行直接组织。
如，广东团省委推出的“青年文化广场”，深圳团市委创立的“大家乐”舞台，都是这样。
每周末在广州市著名的商业网点开展的“青年文化市场”活动，舞台露天，出入自由，观者如潮。
现在，青年文化广场活动已在珠江三角洲各城市推开。
在深圳，以青年为主体，以“自愿、自荐、自演、同乐”为原则的“大家乐”舞台，自1986年7月第一次开办以来，仅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大家乐”舞台就已举办各类文艺演出2000多场，参加表演者4万多人次，观众达450多万人次。
全市有不同规模的“大家乐”舞台100多个。
对“大家乐”，社会各界有口皆碑，誉之为“特区平民夜总会”、“打工族心中一片蔚蓝的天”。
在迎接香港回归祖国期间，深圳团市委设计的“营造回归纪念林”和“回归的足迹接力跑”活动，也是面向社会开展的。
2.面向社会设置组织。
团的组织建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共青团工作发展的难点。
在这方面，珠江三角洲团组织可以说在探索中迈出了新的步伐。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打破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和“一厂一支部”的格局，通过设置企业青年工作委员会以及兴趣建团、员工宿舍区域建团、活动中心建团等途径，探索国有企业建团的新途径。
通过依托工会建团、社区建团、行业挂靠建团等灵活形式，使新经济组织建团工作取得了突破。
在农村，形成了以村建团委为核心，以支部进厂和厂外建团为网点的以村带厂设置模式。
实现了农村团组织的良性运行。
特别是注重调整和改革社区共青团工作体制，加强社区与行业、学校等不同战线团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团组织的区域交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
3.面向社会寻求资源。
在立足自身力量的同时广泛调动社会资源，是全团推动工作发展的普遍做法。
但珠江三角洲地区团组织对此的理解则更为深入，操作上则更为系统。
首先，他们注重向 社会寻求人力资源，以发展和壮大共青团的工作队伍，形成以团干部为骨干，团聚各界人士的青年工作队伍。
如，在深圳，团的许多具体工作是义工在做。
同时，他们还努力向社会寻求财力资源，形成政府拨款、社会赞助和实业创收三结合的经费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团组织把党政部门在政策法规方面的支持也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源。
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青团工作同样需要通过政策法规的支持来获得法定的社会地位。
他们说，过去靠文件，现在靠立法。
珠江三角洲共青团工作社会化的意义，从根本上看，是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青团工作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是一种打破行政隶属、地域区划和系统封闭的开放式经济。
共青团工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须把视野由所隶属和依托的党政组织系统扩大到全社会，善于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社会角色，努力做到：力求使工作内容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和青年需求的变化相一致，把为需求服务作为工作导向；力求使组织设置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和青年构成的变化相一致，哪里有青年，哪里就有团的活动和影响；力求使获取资源的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相一致，以服务市场的方式开发社会资源。
四、事业化发展 据当地团干部讲，“事业化”是各级团组织从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
从“办实业”到“办事业”，团组织有过曲折的探索，深刻的教训。
现在他们所形成的共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共青团组织必须以办事业为主，以办实业为辅。
而且，无论是办事业，还是办实业，都要围绕青少年需求来办，都要以服务青少年为出发点，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人才效益的统一。
从珠江三角洲团组织的实践看，共青团组织兴办的事业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青少年活动阵地。
其中最主要的是青少年宫和青少年活动中心。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少年宫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建设，可以说已经成规模，上档次，是共青团工作事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柱。
如，深圳团市委直接领导下的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有干部职工160人。
他们坚持从事业带实业，以实业补事业，发展事业，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争创一流青少年活动阵地的新路子，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正在筹建中的深圳市青少年宫，是深圳市“九五”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项目，总建设面积为3万平方米。
建成后，将有大小教室、饭厅70多间，拟设培训项目80多个，娱乐项目20多个，可以同时接待5000人学习、参观和娱乐。
又如，江门市现已有一座青少年活动中心，运行状况良好。
一座规模更大、档次更高的青少年宫将很快动工修建。
广州市青少年宫的占地面积也达3万多平方米。
2.文化产业。
与青少年有关的文化产业，如报刊、杂志、艺术团，是事业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快、文化水平高，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很大。
广州、深圳两市团组织创办的青少年报刊和杂志，能够覆盖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且可以辐射到临近省份，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3.基金。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相应各级团组织筹建基金的工作也十分活跃。
如，列入《广东团工作五大体系构建规划要点》中已经建立或准备建立的基金达11项之多。
广州团市委提出，要以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依托，建立和拓展各类青少年发展基金。
这些基金在支持团工作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由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资建立的全国第一个专为青少年提供扶助服务的非营利性辅导机构——广州市手拉手越秀辅导中心，其工作对象是情绪起伏不定、发展有困难及经常在公共场所流连和集聚且易受不良影响的青少年，其工作内容有11项之多。
中心为青少年所提供的帮助，是一般团组织难以做到的。
从珠江三角洲共青团的实践看，事业化发展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共青团工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解决的是依托问题。
有了与青少年有关的阵地、产业和基金等实实在在的依托，团的组织就拥有了自己的资源，团的工作就可以开展得扎扎实实。
第二，解决的是机制问题。
阵地、产业和基金作为一种工作机制，可以长期使用，长期发挥作用，推动工作持续向前发展。
第三，解决的是工作覆盖面问题。
阵地、产业和基金组织的活动，是团组织开展的活动所难以替代的。
阵地、产业和基金组织的活动所产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是团组织开展的活动难以相比的。
五、几点启示和思考 在调研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共青团工作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进行的探索，给我们许多具有全局意义的启示，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坚持发展的观点。
小平同志所讲的“发展是硬道理”，同样适用于共青团工作。
共青团事业是一项不断发展的事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青团工作面对困难和挑战更需要发展。
可 以说，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没前途。
共青团工作面对困难和挑战，要实现发展，应当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敢试敢闯的劲头。
2.强化共青团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
应从共青团如何发挥好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的高度来认识强化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性。
可以说，共青团组织青年服务社会是国家政权社会支柱作用的具体化。
共青团国家政权社会支柱作用发挥的如何，主要取决于社会服务功能的强弱。
近年来，共青团的社会服务功能有很大拓展，但与政府在转变职能过程中对社会组织提出的新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
3.形成共青团组织结构的新构架。
共青团组织体系依托党政机构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青团在发挥党建带团建的优势的同时，应努力推动团属青年社团面向基层、面向新的领域、面向新兴青年群体调整和完善组织机构，密切与非团属青年社团的联系，推动经济部门和企业设置青年工作机构，培育和发展团属社会中介组织，以此形成一个对共青团原组织体系具有补充作用的新的开放多元的社会化组织网络，从而覆盖到那些原组织体系涉及不到的新体制下的新领域和新兴青年群体，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不同的层面上与青年进行联系和沟通。
原有的组织体系和新的社会化组织网络共同构成共青团组织结构的新构架。
4.把社区作为新的工作生长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社区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活动场所，可以为团的工作提供宽广的空间和丰富的内容，应当成为共青团工作一个新的重点领域。
全团有必要以整体推进的态势来加大社区团工作的力度。
实现团的有关重点工作和建设在社区的平衡发展，以推动新的工作领域的开拓。
5.在团的工作中加大有关青年事务的内容。
青年事务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共青团服务青年的重要内容。
适应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主动地承担和参与有关青年的社会事务，有利于共青团工作在促进社会发展中拓展领域，丰富内容，占领阵地，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青年的成长成才服务。
联合国第50届大会通过的《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对我们加大这方面工作力度富有启示意义。
应在总结经验和借鉴国外有关做法的基础上，推动这方面工作实现新的发展。
6.争取政策法规方面的支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青团作为重要的人民团体，其工作职能、工作领域和工作内容，都有必要更多地得到政策支持和法律保证。
以此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社会职能和政府中的青年工作职能，把团的工作纳入党政工作的目标之中，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保证团的组织在社会各个领域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各级团组织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努力，而且收获不小。
同时，希望上级团组织在这方面予以支持的呼声也比较高。
各级团组织都有必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7.转变机关职能。
在机构改革中，共青团组织同样面临着转变职能的问题。
广州团市委提出的“小机关、大事业”的思路颇具启示意义。
“小机关”的作用在于加强宏观指导，“大事业”的作用在于能够更多地承担与青少年工作有关的社会事务。
对各级团组织在机构改革中的机构设置和职能确定问题，团中央有必要提出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8.注重研究和探索共青团工作的区域性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特征。
同一个区域内不同城市团组织的工作，会有诸多共同特点。
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有利于更好推动共青团工作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
河水深度深河网密布多山地陆路交通不便降水丰富河水补给充足历代的水利工程铺垫
长三角一体化是什么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心得体会 党的十八大举国关注，举世瞩目，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将全面回顾、总结过去5年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全面总结科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对党的十八大的殷切期望。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辉煌成就，昭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是实现经济社会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有效路径。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只有紧紧围绕主题主线，才能牢牢把握机遇、掌握主动，应对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
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于破除那些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长期发展后劲，为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 中华励志网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为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了良好条件。
全会总结了党的十七大以来5年的工作。
一致认为，这5年是不平凡的5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全面推进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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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是指
(9+2)区域合作是泛珠三角发展战略的构是该区域9省区及2个特政区的合作
话题缘起 自去年7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首次提出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战略构想后，立即引起相关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积极响应，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一构想已在“9+2”区域内达成共识并已进入实施阶段，一系列的联络机制形成，一个个高层代表团互访，一批涉及经贸、文化科技和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合作项目签订。
“9+2”区域内的合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并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值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之际，南方日报特邀广东省社科联主席颜泽贤等专家撰文，从理论层面谈对泛珠三角发展战略的认识。
域协调发展的全局性要求 珠三角：到更大空间范围中寻求发展天地，从更长时间跨度去延续发展后劲 不必讳言，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是广东提出的，它必然与广东的发展密切相关。
从当代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不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区域化，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市场作用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冲破原有的地域限制，向经济关联度较大的地区延伸。
改革开放25年，广东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珠三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
但是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主要是： （1）原来主要依靠外资和外来劳动力，发展低加工度、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越来越小，比较利益也越来越低。
（2）25年来所形成的外向型经济格局使珠三角经济对境外市场过度依赖，其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较大。
为分散经济风险，今后应该实行“内外双向拓展”战略。
（3）珠三角地理局限明显，空间狭小，资源相对匮乏；市场腹地狭小，辐射半径较短，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4）土地成本、人力成本、交易成本、资源耗费成本等不断上升，投资“报酬递减”，产业比较优势下降。
因此，用“泛珠三角”概念重构珠三角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关系，以点状独进向带状、面状发展，走向更大区域空间的经济一体化，到更大范围中寻求发展天地，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延续发展后劲，是珠三角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珠三角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南、西南各省区：缩小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单方的利益追求都无法达成合作。
对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呼唤，除了来自“珠三角”、广东之外，也来自国家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还来自中南、西南各省区的要求，而且是十分强烈、紧迫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西部省区由于区位条件限制和政策体制等原因，发展一直滞后于沿海地区，目前大多数处于次发展或后发展阶段。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加快，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区仍然保持高速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它们与内陆、西部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距离进一步扩大。
面对这种情况，内陆和西部省区都认识到，要尽快从后发地区向发达地区靠拢，实施追赶型战略，明智的选择就是加大向沿海发达地区拓进力度，努力在经济地理空间上拉近区位，借助外力，迎接辐射，才能发挥出自身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该区域9省区及2个特别行政区的合作基础良好并日益加强。
泛珠三角“9+2”的合作互动，是为了进一步把这种合作从粗放型提高到更集约、更具合目的性的自觉的层次。
各省区都把这一合作看作是一次新的重大的发展机遇，反应敏捷，行动快速。
目前已经推出了许多积极可行的呼应措施，部分省区之间已迈开了实质性合作步伐。
如2003年10月以来，多个省区政府互派考察团，洽谈合作事宜。
各省区已先后召开了发改委主任联席会议、科技厅长联席会议、交通厅长会议等，分别形成了对口合作的协议。
特别是今年4月，粤桂签订了《粤桂两省区经贸合作协议》，一次签订了100项合作项目，总投资达486.31亿元，超过了1997年—2003年7年两广合作项目投资的总额；同月，粤湘两省也签订了《经贸合作协议》，签订了98项合作项目共358.34亿元。
这充分显示了各省区官方、企业和民间对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一致认同以及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
东中西互动战略的一步“活棋” 前几年，国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时，就包含着对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进行必要调整的意图。
这一战略实施四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出现了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这几年西部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中央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
这种支持毕竟只是一方面的力量，有限而且可持续的难度较大。
因此，有必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两种机制的作用，实行东、中、西互动战略。
进一步调动东部发达地区的力量，充分利用东南沿海既有的体制、资本、信息、市场四大优势，大力推进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实行产业转移、市场扩张、体制和信息辐射，对中西部发展而言，这无疑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东南沿海地区也可以更好地利用西部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增强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所贯彻的正是东、中、西互动的战略意图。
它的目标指向是十分明确的，就是通过发达地区带动次发达、不发达地区，达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以东、中、西互动互惠，携手共进为主旨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对西部和东部以至全国都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1）从经济规模聚合上看，内地9省区地域面积占全国的1\\\/5，总人口占全国1\\\/3，2003年GDP总量约占全国的33.3%，加上港、澳1.39万亿（港、澳元）GDP，总量约占全国的47%；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50%以上。
这对整个西部大开发无疑会形成超强的推动力，对全国的影响和推动也将是十分巨大的。
（2）从其现有的基础条件及产业能力上看，“泛珠三角”的现有实力和基础已初步具备了有利于整合的条件。
它包括了2个特别行政区、5个经济特区、7个沿海开放城市和至少6-7个已经形成并发展强劲的区域经济带或产业带。
加上“9+2”各省区在地理、环境、自然条件、资源分布等方面差异较大，各具特色和优长，将会形成很强的互补性，聚合之后的资源无论在贮量上、品类上还是在开发前景上，都是国内其他经济区域所难以比拟的。
（3）从政策措施效用上看，通过区域合作互动，有利于调动市场力量。
它将与财政转移支付、国债项目支持、社会“扶贫”支持三者形成合力，“四管齐下”推进西部省区的发展，并使东、中、西部经济的“二元结构”逐步走向一体化。
（4）从未来的发展前景看，“9+2”区域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兼具内外双向发展、西拓南进并举的优势；尤其是具有香港和“珠三角”这两个“龙头”核心区，对区域内其他地区的牵引动力强大，不仅有可能用较短的时间牵动整个“9+2”经济区的快速启动，而且发展的可持续性也较强。
综上所述，在实施东、中、西互动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这盘棋局中，推动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是一步“活棋”、“高棋”。
随着它的步步推进，其拉动与带活南中国发展全局的关键性意义必然日益凸显。
联手应对激烈竞争的积极对策 首先，从国际经济格局看。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是通过经济区域一体化实现经济全球化。
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联盟就是这种时代潮流的产物。
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自由贸易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我国要更好地通过WTO，融入世界经济，很难避过经济区域一体化这个历程。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2010年将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这个贸易区拥有17亿的消费者，并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将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而现有的“珠三角”、“大珠三角”经济区恰好处在东南亚中心区位，要使它在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发挥重要作用，只靠其自身目前的规模和实力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大珠三角”经济区必须扩大自己的经济辐射半径，和周边省区抱成紧密的区域经贸集群，做大板块，做强实力。
这样，它在地域上就成了一个东临东南海、台、港、澳，南接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地理大板块；在功能上就成了临海、临边，直接与港澳、东盟国际市场连接的内外双向开放拓展的经济大板块。
在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框架内，这个大板块将有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竞合力量，在核心区位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其次，从国内经济发展格局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领先的珠三角近几年正面临着来自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快速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
目前，国内公认的三大经济圈各具特色、各具优势，形成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比较而言，长三角经济圈在竞争中有五方面的明显优势：（1）内外拓展空间巨大，经济基础厚实，为国际资本高度青睐，区位优势尤为明显；（2）城市群密集，城市体系较齐全，各城市的功能定位较合理；（3）人力资本雄厚；（4）长江流域广阔、延畅，通航力大，腹地深广；（5）以长三角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迄今为止具有内地三大经济圈中最大的经济总量，GDP、财政收入、人均收入水平等均居首位。
环渤海经济圈也是优势明显：（1）它有“首都经济区”这个无可比拟的政治、经济、文化强势；（2）其周边地区的资源和基础产业优势明显，结构层次较为合理，科技、人力资源和交通也极具优势。
（3）东临东北亚日、韩等经济强国，北接大东北，西靠华北大腹地，南向华东大市场，“左右逢源”的延伸空间较大。
（4）目前“奥运经济”这一超级引擎，正在为环渤海经济圈注入强大发展动力。
相比之下，“珠三角”、“大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泛珠三角”与周边省区进行经济上的战略整合，使华南、西南“9+2”区域以新的整体姿态，进一步发挥优势，克服不足，聚合起更大的要素规模、更强的功能优势和综合实力，增强竞争力，才能和前两者一道充当中国经济腾飞的引擎。
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新经验 泛珠三角发展战略的构想，是十六大精神指引下的产物，是中央精神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大胆尝试。
它的谋划和构想过程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领会和贯彻过程。
它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层面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模式和战略。
它的实行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同时，这一实践也必然会为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供新的经验和理论。
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对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具有积极的理论启示意义。
一种破解发展难题的对策模式 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从实践与理论结合上诠释了发展的本质、目的是什么，应以什么方法和途径促进协调发展问题；回答了怎样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问题，为破解当前我们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对策模式。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突出矛盾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中区域进程、产业结构、数量与质量等不协调；当前发展与长远可持续发展不协调。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正是着眼于破解“难题”、解决矛盾而提出的，通过合作互动、统筹协调，将有利于逐步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同时，提高我们破解“难题”的能力。
一种观念创新：发展权力平等 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体现了当代“发展权力平等”的基本思想。
发展权是当今各国、各区域普遍关注的基本权力，也是国际公认的一种广义的“人权”。
WTO以及其他各种国际经贸合作组织和协定，无一例外都要把照顾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列为一个基本的原则，以避免合作中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新殖民化状况。
发展权平等问题在我国各区域间也同样存在。
改革开放初期对部分地区实行的许多“特殊政策”措施，本质上是发展权的倾斜。
尽管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在地区发展权力上毕竟是一种“不平等”。
当然，“权力平等”是相对的，“公平”与“效率”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但是，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和制度安排，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完善，是有可能达到各地区在发展权力、发展机会上的相对平等的。
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意图之一就是把各地区“圈到”同一条起跑线上，携手共进，特别是让落后地区能在合作框架中提升发展的起点，增加发展的机会，由此来体现“发展权力平等”的思想，因此是具有重要的观念创新意义的。
一个鲜明原则：利益兼顾、利益分享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贯穿着一个鲜明的原则：利益兼顾、利益分享。
它以兼顾区域各成员利益为合作起点，把正确处理区内各省区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关系作为根本原则。
区域合作根本上说是由利益所驱动，区域合作的过程是利益不断冲突和不断调整的过程。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仅突出了机会公平，而且还突出了利益分享，不是平均主义的分享，也不是“扶贫”式的恩惠，而是通过地区间的差异互补机制，让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形成地区间按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原则分工合作的关系新格局。
最终，一方面使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使各省区既能分享到区域合作的整体成果，又都能从中更多地得到各自的比较利益。
一种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思路 建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一个长期合作构想，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思路，有利于正确处理区域发展中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的关系。
在发展问题上，由于各自的条件不同，区域内各省区都有从本省区实际出发的地方性的短、中、长期发展规划。
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目的是要在各区域成员之间搭建一个沟通协商、统筹规划的平台，通过经常性的洽商对话，使区内各成员的当前和长远安排得到兼顾，使局部和全局关系得到协调，避免恶性竞争造成不必要的耗费和失误。
在这点上，它的功能与国际国内的各种“经济区”、“贸易联盟”、“共同体”是相似的。
经济合作必然导致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一个区域紧密合作圈，它首先是“经济合作圈”，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合作圈。
构建这种合作圈有利于各成员间区位空间上进一步紧密化，各种要素流动更加自由化。
因此，它所带来的效应就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合作成果，也必定有利于区域社会、人口、环境、科技、信息、文化诸方面发展趋于全面融合；有利于冲破区域各成员之间存在的相互的封闭性，代之以各省区之间共同构筑的内外大开放社会系统。
由此，它启示我们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注意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应从单纯追求“增长”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代之以“全面发展”的理念，从而保证现代化建设不脱离“以人为本”的健康轨道。
区域合作新模式：大跨度多圈层区域协同推进 当代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是多样的，各种模式各具功能特色，又都有共同的特点即要素聚合的高密度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利益的共同化。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也不例外，必须借鉴各种模式，为我所用，形成上述功能特色。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包含了如下功能整合趋向：（1）聚合要素，形成规模较大的竞合功能，形成区域规模经济功能；（2）在区域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功能；（3）统筹规划，形成布局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优化功能，这是生产力空间结构理论的要求；（4）通过贸易自由化形成共同市场，强化市场机制功能；（5）机会均等与利益共享基础上形成利益共同体，强化利益驱动功能。
各类合作区经济板块都是通过各自的不同途径形成：（1）由区域自由化贸易市场推动形成；（2）由龙头核心区向周边“技术低度区”辐射，通过“技术梯度转移”、“产业梯度扩散”逐步形成；（3）由各地区培育本地区经济“增长极”或中心城市，通过多极点相互间的多向度扩散_—连接—_聚合而形成；（4）通过政府政策干预以高密集的制度供给，包括统一关税、统一货币、统一法规体制甚至调整行政区划等手段强力整合而成；（5）地缘因素、自然禀赋或历史文化因素长期积累而自然形成。
现阶段，泛珠三角在基本类型上属于由地缘空间连接的经济合作区域，但也还具有其他模式的特点：它不仅沿海、沿江、省际接壤，且兼含跨地缘联系的四川省。
它的形成首先是靠市场推动，包括通过“梯度转移”、“增长极扩散”、“自由化贸易”、“经济区位空间结构整合”等作用推动；还应由政府通过政策协调推动。
因此，我们认为，解读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宜用教科书上讲过的某种模式去“套”，它是借鉴吸取了多种区域经济功能模式，从本地实际出发而选择的一种新模式。
我们把这种新模式称之为“大跨度、多圈层区域协同推进”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主要有：（1）它是地域时空跨度较大、合作领域广阔的巨型经济圈；（2）它的聚合和扩散呈多向度开放；（3）它的结构是多级次、多层次复合结构；（4）它的推进动力多元，进程是多极多向度分步推进。
构建这样一种复合型的区域合作，不可能在短期内成型或见效，它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中国现阶段市场体制还不够完善、力量还比较弱的情况下，前期应由政府主导、市场推动，逐步走向市场主导，民间和企业推动。
对CEPA的积极呼应和延伸 在CEPA实施之后，粤、港、澳经贸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香港将在新的战略定位中推进经济转型，其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朝着与内地更加紧密依靠、互补互动的方向发展，双边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
目前，有关三方的共识已经达成，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大珠三角”已成雏形。
这个强大的“大珠三角”经济总量约是原有“珠三角”的3倍。
珠三角原有的大规模高密集出口加工业的优势，再加上港、澳与国际市场高度一体化的体制、金融、物流和服务优势，已经使“大珠三角”成为南中国最具国际化、现代化的核心区域。
这个区域的形成，必然要求有更广大的腹地为依托，需要更大的资源和市场。
如果说，改革开放催生了“珠三角”，CEPA成就了“大珠三角”，那么，CEPA必然进一步呼唤“泛珠三角”的出现。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对于充分扩大CEPA的效应，进一步促进港澳在新一轮经济调整转型中保持繁荣稳定，并继续对内地全方位开放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无疑具有延伸性、扩张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