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要点
一、转机制、增活力，积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根本手段。
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比较高，按资本测算整体超过了40%，个别竞争类国企甚至达到了80%以上。
但在具体实践中，还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和监管体制尚需进一步完善，难以满足市场化的要求；二是一些基础性和垄断性行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例还非常低，非公资本很难进入。
针对这两个突出问题， 《意见》推出了多项改革举措。
首先，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重点领域，选择一批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
这些领域都是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相对集中，国企大多以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形式存在，均存在着经营机制僵化、劳动生产率低下、竞争力弱等弊病。
在这些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有利于企业转变机制、去除弊病，降低社会公共成本。
其次，推动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支持具备条件的上市企业引入合格战略投资者。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有企业母公司绝大多数仍保持国有独资。
尽管底下实现了“层层混合”，但由于母公司没有实现市场化，“老体制管新体制”，使得众多各层级子企业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推动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或引入合格战略投资者，就是要破解国有大企业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第三，支持地方国有企业因地制宜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在结构、质量、规模和功能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求各不相同，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宜“一刀切”。
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范围内，允许地方先行先试，鼓励探索新手段、新模式、新机制，有利于激发地方改革积极性，也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整体推进。
二、去产能、化僵尸，加快实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在上一轮经济增长中，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国有资本增量投资大量投向基础性领域和重化工行业；二是存量国有资本仍存在于大量不重要的行业和领域，退出和转移速度很慢，而且经济效益持续恶化。
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国有企业这种“向重集中、过于分散”的结构特征面临着严峻考验。
一方面，大量布局于基础性、资源性及重化工行业的国有企业面临着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利润大幅下滑，亏损面持续上升，经营遇到了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大量低效率、低产出的国有“僵尸企业”又存在于各个行业，而且只增不减。
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已成为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
去产能、化僵尸是今年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上一阶段国有资本不断向钢铁、煤炭、有色等领域集中，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必然是当前去产能的主力军。
譬如在煤炭领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收入占全行业的比例接近60%，煤炭上市公司中90%以上的市值都由国有控制，行业前20名企业中有19家为央企或地方国企。
国有领域同样是“僵尸企业”的重灾区。
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由于特殊的管理体制、特殊的政企关系、特殊的职工身份，更易成为僵尸企业，也更难出清。
去产能、化僵尸，既要政府主动作为，更要创新体制机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意见》明确指出，要制定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指导意见，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制定并实施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方案，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
同时，《意见》也指出，要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完善企业退出机制。
三、破垄断、促开放，大力提升行业市场化程度垄断行业改革是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竞争使得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渗透率大幅下降，譬如在钢铁行业，1999年国企收入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收入的比重为76.2%，之后持续下降，目前已不到三分之一。
在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供热供电供水等工业领域，及电信、民航、铁路等服务行业，国有企业凭借行业垄断地位，一直都保持着极高的渗透率和控制力。
譬如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1999年国企占行业收入的比重为99.8%，而到目前为止仍然高达近90%。
行业垄断保护了国有企业，但同时也使国有企业失去了竞争力，是企业冗员严重、效率低下、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滞后的根源。
只有破除垄断、促进开放，提升行业市场化程度，才能迫使国有企业优化供给、提质增效。
破垄断、促开放，提升行业市场化程度，需多管齐下、多策并举。
为确保成效，《意见》提出了多项改革举措。
一是在重点领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二是加快推进重点行业改革。
在2015年出台电力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今年将继续推出多项行业改革举措，包括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出台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配套政策、出台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等；三是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尤其在重点行业的新兴领域，要向非公资本全面开放，目前在页岩气勘探开发、太阳能发电等新兴领域已都实现了向民营经济开放；四是深入推进价格改革，包括电价市场化改革、成品油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天然气门站价格和管道运输价格等。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的内容和方向就是：如何对国计民生行业进行笼断，比如燃气行业，民营的比中国石化便宜很多就是不允许民营企业进行发展壮大，说到底就是要让国制国家方面面，但是其又是如此的低下，说到底就是扶持底效率，打击先进民企。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在网上找到一章，不知是帮助。
中国国有企业改现状与前景 一、 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突出变化 第一、 入世效应突显，跨国并购正在成为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战略重组的重要途径 2002年是中国入世第一年，入世效应已经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统计，2002年1-9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771家，比上年增长33.4%。
1-10月，中国实际吸收外资464.4亿美元，同比增长19.65%，合同吸收外资765亿美元，增长34.87%。
实际利用外资额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这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投资大幅减少的大背景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增幅显著。
据海关总署最新统计，2002年1-10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5002.6亿美元，增长19.7％。
其中，出口累计增幅稳步攀升，共出口2625亿美元，增长20.6％。
进口2377.6亿美元，增长18.7％。
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47.4亿美元。
2002年，伴随着入世效应还发生了引人关注的多个事件。
比如：“外资快递公司与中国邮政关于快递业务的经营和管理权属之争”，“南京爱立信公司中止与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合同转而与外资银行合作”，“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按照国际惯例收取账户管理费”，“美国钢铁企业对国外钢铁产品的反倾销”，“中国电信港、澳业务调价引起的反响”等。
这些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牵扯到了国有企业，而且均为重要和骨干国有企业。
预示着入世后，国有企业将面临严峻的变革。
在变革中，国有企业是机会和风险并存。
对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国有工业企业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突出，机会要更多一些。
但对于金融、保险、商业零售、垄断行业、公共基础设施等部门的国有企业，却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必将面临来自跨国公司的巨大竞争压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旨在谋求双赢的跨国并购正在成为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战略重组的重要途径。
2002年，国有企业与外资公司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跨国并购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比较典型的案例有：（1）以一汽、东风、上汽为首的国内三大汽车龙头与日本丰田、日本日产、美国福特等公司正在进行中的汽车行业并购。
此外，金融、商业零售、电信等多个行业正在成为跨国并购的热点领域。
（2）深圳市的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食品总公司等5家国有独资企业通过国际招标出售国有股权，这5家企业主要分布于公用和基础设施领域，拟转让给外资的股份比例分别为“能源”25%，“水务”45%，“燃气”24%，“公交”45%，“食品”70%（转让给两家外资机构，一家30%，一家40%）。
值得注意的是，在转让部分股份后，除属于竞争性行业的“食品”外，其他4家企业仍然保持了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
（3）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美国高盛公司、美国龙新基金将酝酿组建合资公司。
国外投资公司与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作标志着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将与跨国并购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为了规范跨国并购中的交易行为，切实保证各方利益，2002年11月，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规定，一并构成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的政策体系。
第二、国有企业的内涵和外延在发生新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在不断拓宽 从国有企业的内涵看，历经了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再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三次变化。
当前，在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国有和国有控股”的概念也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国有资本在各个经济领域的作用，尤其是忽视了国有参股企业的重要作用。
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中，在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形式就是体现为“国有参股企业”。
为此，已经有人提出了“国资企业”的新概念，认为凡国家占有投资的企业都叫国资企业。
国资企业包括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和国家参股企业。
从国有企业的外延看，国有企业已经不仅是特指国有工业企业，还包括非“工”领域的国有企业，如金融、保险、垄断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商业零售等，几乎涵盖所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经济部门。
根据实践的不断发展，适时调整国有企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是十分必要的。
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在不断拓宽。
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改革思路。
一是积极推进政企分开，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
二是积极推进公司制改革，促进企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是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方式，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
四是完善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和绩效考核体系，有条件的企业试行经营者年薪制。
五是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局面。
2002年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改革后将形成国家电监会、五大发电集团和两大电网公司构建的新运行机制。
六是稳步推进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负担。
2002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两个文件。
二、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1、外部环境的差异导致同样的改革措施在不同地区显现出不同的效果，国有企业的差别在进一步拉大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新兴城市和老工业基地之间，无论从资本充裕程度、市场机制完善程度、产业结构高度、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程度等各方面比较，外部环境的差异都十分明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种改革措施的效果。
在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外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这一增量比重十分巨大，使其可以比较容易地“消化”和“吸纳”体制内属于国有企业的不良存量部分，而资源枯竭的城市和部门中的国有工、矿企业，“三线”建设中布局山区的国有军工和重工业，国有企业承担的巨大社会成本根本无法被尚待发育的、十分弱小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吸收，而捉襟见肘的吃饭财政也使地方政府只能对国有企业爱莫能助。
如何在下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最终取得全局性胜利十分重要。
2、 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着“重外轻内”的认识误区 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在机制重建上，重改制，轻内部组织和管理。
实际上，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产权清晰，建立有效法人治理结构。
第二层次是建立有效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
第三层次是人、财、物和产、供、销的科学管理。
这三个层次之间既彼此联系，又各自独立。
绝不是说第一层次的建立就必然导致第二和第三层次随之而有效运转，只不过是产权明晰更能够有效激励所有者来完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科学管理。
但对于多数国有企业来说，由于改制不彻底，在改制后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企业中，仍然难以真正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因此，国有企业内部的组织与管理并没有在改制后随之完善，我们看到的许多出各种问题的上市公司，内部管理都是十分混乱。
第二、在资金来源和优惠政策上，重外资，轻内资。
比如，2002年，深圳市国有企业面向跨国公司进行国际招投标出售股权，却不允许国内企业参与。
第三、在发展思路上，重外需，轻内需。
目前50%的出口份额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在增量部分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国有企业所占出口份额相对越来越小。
在这种格局下，要依靠外需来支撑国有企业改革显然难度很大。
另外，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无法和沿海地区的出口外向型企业竞争，外需使不上劲。
第四、在冗员问题上，重向外甩包袱，轻企业内部消化。
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现在社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国有企业“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的步子要走得更扎实一些。
即便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以美国通用公司为例，企业内部改革中人员分流也是本着员工价值体现率最高的原则，主要在内部安置。
3、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格局调整中，亟待确立一个各利益主体都接受的游戏规则 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
在利益调整中，关键是要确立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利益调整游戏规则。
由于缺少游戏规则，很容易导致利益调整的随意性，进而影响了改革效果，加剧了改革风险。
许多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中出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个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
比如，有的国有企业凭借一纸行政批文就敢一卖了之；有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中资产评估完全是经营者说了算；有的国有企业职工已经“买断工龄”了，却又“买而不断”；有的国有企业迫于压力，竟然连退休职工也要发给奖金。
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效益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出台的政策措施往往随意性很大。
“一言以蔽之”，关键是要确立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利益调整的游戏规则。
利益调整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这个游戏规则实际上主要涉及四方利益：国家、经营者、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
制定这个游戏规则的关键是，要使各利益主体确立一个良好心理预期：即改革必将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周期内平滑各方面利益，一方的短期利益受损必将会以未来长期利益的增加来作为补偿。
5、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跟不上 当前，改革不配套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有资产的多头管理导致责、权、利不明确，管理部门行使权力和享受利益时争先恐后，承担责任时瞻前顾后。
二是企业改制无法可依，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三是激励机制不到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没从根本上解决。
许多经营者“不该拿的钱拿了，该给的钱又没有给”，收入分配起不到奖优罚劣的作用。
2002年，比较典型的是广东三水市国有企业健力宝公司董事长李经纬涉嫌贪污被拘控和上市公司江西纸业高层管理人员集体腐败事件。
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该给的钱没有给”的问题，“令人痛心”的事情可能还会不断发生。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和政府财力有限，致使企业办社会问题解决难，社会保障缺位致使职工下岗分流是“剪不断、理还乱”。
关键是要解决“消化”企业办社会“包袱”的资金来源问题，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问题。
三、2003年国有企业改革面临新突破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进行积极有效的新探索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这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克服了多头管理的弊端，实现了集中管理，进而提高了管理效率。
这种模式还可以有效防止政企分开后“内部人”控制企业，实现放权和有效监督相结合。
2、在相关政策规定指引下，跨国并购将得到热而有序地迅速发展，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利用外资的有效新形式 2002年，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先后出台了多项规范跨国并购行为的政策规定。
2003年，预计跨国并购必将出现新的热潮。
不仅在制造业领域，在金融、保险、商业零售、公用事业等多个部门都将会出现购并行为，将极大地推动国有企业利用外国资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装备。
3、高度重视配套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要继续实施启动内需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措施，为国有企业开拓出一片市场空间来。
目前，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要依靠外需来支撑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显然不太可能。
如果能够启动内需，尤其是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将为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
其次，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将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清楚，将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分清楚，才能为国有企业创造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的初始条件，才能使得国有企业改革的体制成本和系统风险不积聚于部分企业或局部地区，而是有效合理地分散到全社会。
最后，要建立积极向上、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环境。
4、根据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尽快建立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长效机制 中国入世后，对于国有企业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
新的薪酬机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决不能搞新的高水平的平均主义，要提高风险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
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总说得好：“年薪制的实行，要使经营者有发财的机会，同时也要有跳楼的风险，不能负盈不负亏。
”二是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尤其是要重视长期激励，使他们建立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几乎都没有公司股份，这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是难以想象的。
三是年薪制实行的重要前提是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市场化选拔，新的薪酬机制确立的重要依据是经理人员市场的定价标准。
四是新的薪酬机制一定要规范。
对于在职消费要严格界定，在实行年薪制的同时严格限制各种灰色收入。
实际上，外资企业有许多好的管理办法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用另搞一套。
中国网 2002年12月23日
如何做好国有企业改制工作
浅议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如何做好职工思想工作近年来，国家把钢铁、煤炭行业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化解产能过剩问题，钢铁行业进入了洗牌、分化、重组、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面对深化改革的关键期，身处困境中的钢铁企业必须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用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职工人心，确保职工队伍。
抓好形势任务教育，坚定职工信心。
持续深入讲形势、讲任务、讲责任，坚持不懈做好加油鼓劲、战斗动员，持之以恒持续引导职工、激励职工，凝聚职工。
通过各种会议集中讲，班子成员走进一线讲，利用微信工作群随时随地讲，面对面给广大职工讲形势，一方面要讲市场的好转态势和成绩，让职工看到有利条件和优势增强信心，另一方面讲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差距，增加危机感紧迫感，打消盲目乐观心态，正确认识形势，清醒看待形势，引导广大职工增进理解认知、入脑入心，坚定发展信心。
同时，要抓好典型激励，加大各类典型的挖掘、培养和宣传，大力弘扬企业精神，用榜样的力量激发职工责任感;要围绕提高效益的关键环节、主要指标开展各类攻关，促进全员降本增效。
新中国成立以后钢铁工业发展情况
湖南涟源厂位于湖南省中部湘黔、洛路和上瑞高速公路交汇处的娄。
1958年建成投产，现展成为拥有总资产151亿元以上、年产钢450万吨以上规模的特大型工业企业，是国家“863”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CIMS应用工程示范单位，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300家工业企业之一。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走质量效益型道路，已先后通过ISO9000-2000版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贯标认证和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
20MnSiⅡ级带肋钢筋连续三次蝉联国家银质奖（最高奖）。
公司先后被授予“全国实施用户满意工程先进单位”、“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数十项全国、省部级荣誉称号。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将继续弘扬“崇尚学习、勇于创新、团结拼搏、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遵循“精诚、精业、精品”的经营理念，信守“用户满意是质量最高标准”的质量方针，以优良的工作质量和一流的产品质量服务顾客，服务社会，努力把涟钢建设成为结构合理、效益一流、环境优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薄板精品生产基地和具有一流竞争力的现代化钢铁企业。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简称湘钢）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是国内线、棒材和宽厚板专业生产优钢企业之一。
占地面积约500平方公顷，地理位置优越，湘钢已形成年产钢60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
公司总经理周海斌。
湘钢拥有炼焦、烧结、炼铁、炼钢、轧材等一整套工艺装备。
其中，进口高速线材轧机、宽厚板炼钢、精炼和轧机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湘钢围绕产品结构调整进行一系列技术改造，全面优化了工艺结构，先后实现全转炉、全连铸和“一火成材”，一批主要技术装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是1997年底由湖南三大钢铁企业--湘钢、涟钢、衡钢联合组建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省属国有企业，由省国资委授权经营。
集团下辖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锡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菱财务有限公司、湖南华菱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余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
华菱集团现有职工5.7万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万人，组建十年来，围绕做大做强的目标，华菱集团通过深化改革，创新管理，加强资本运营，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实现了持续协调的跨越式发展。
钢的生产能力由1997年的250万吨增加到2007年末的1000万吨，钢产量由236万吨增加到1112万吨，销售收入由55亿元增加到502亿元，相继成为全省第一家销售收入过百亿元、两百亿、五百亿元的企业集团。
实现利税由3.2亿元增加到61亿元，利润由3600万元上升到30.8亿元，分别增长18倍和81倍。
2007年末，集团资产总额629亿元，比1997年净增510亿元。
企业年自我积累能力达到60多亿元（折旧+利润），自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利税总额三项主要经济指标连续多年进入全国重点工业企业100强。
冷水江钢铁总厂（简称冷钢）位于湖南省中部冷水江市、东依湘黔铁路、南临资江。
始建于1958年，系湖南省三大钢铁生产基地之一。
现资产总值23.4亿元。
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30.7亿元，2005年钢产量达120万吨，全面实现了“五年翻三番”的目标。
列全国1948家大型企业第770位，列全国131家大型钢铁企业第84位，湖南省经济百强企业。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二、改革目的（进行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三、改革措施： 1、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
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2、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
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
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3、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
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
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
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
①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 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
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②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 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
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更多的“出生证”； 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
③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
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 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 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
4、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
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
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
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
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
5、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
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
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
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真正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①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
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
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
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
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
②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 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
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
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
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
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
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做好妇女就业工作。
③加强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
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
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
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
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
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
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
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
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
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
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
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
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