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如何发展
一、影响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发展的经济特征 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般认为,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地区,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更确切地说,所谓欠发达地区,是指受历史、区位、观念等条件的限制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较大差距,但又有较大发展潜力、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环境尚未遭到严重破坏,且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创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有可能实现高速发展的区域。
工业园区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地域空间,其成长和发展是多方面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深受该地区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
制约工业园区发展的欠发达地区经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工业总体规模小,经济增长缓慢,政府财政收入相对匮乏,民间资本积累规模小,因此,资金、中高级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缺乏,该地区工业园区的建设仅仅依靠地方政府或本地区民间要素积累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必然要借助外部力量; 2.欠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十分丰富,供大于求,价格相对比较低廉,这些低成本要素优势对那些土地和能源日趋紧缺的发达地区必然能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因此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具有发挥区位优势、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融入到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圈中的有利条件; 3.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内经济发展往往存在着不平衡性,但也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如一些区域中心城镇,这些地区的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较好、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并以自身的特色产业为主导,形成了一定的发展规模。
这些相对优越的条件必然为这些地方的工业园区成长和壮大提供强劲的内在动力,因此,促进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是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发展的重要战略; 4.从制度特征来看,一般而言,欠发达地区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起步较晚,配套改革相对落后,总体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模仿阶段。
由于制度决定了各种影响经济发展要素的投入方向和产出效率,因此政府在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中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以弥补市场制度尚不完善的缺陷; 5.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由于社会文化与思想观念是该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交往等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区域特征和稳固性,直接影响着人的选择和行为方式。
因此,必须积极引入新的思想和观念,不断增强该地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逐渐改变原来制约区域发展的落后思想和陈旧观念。
二、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的思考 1.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先天的自然条件优势仍是能否赢得竞争的首位因素。
例如,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使得生产地接近原料产地或消费市场,从而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自然资源、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为工业生产节约大量的生产成本。
这些低成本优势是吸引国外、境外及沿海发达地区众多生产商入园投资办厂的主要因素。
这些地区工业园的东向发展模式概括起来有三种: (1)吸入式。
注重吸引周边的资金、技术,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吸引外省的企业入驻工业园区。
如淮北、宿州的东南部等地工业园区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依托本地资源深加工产业为主体的招商引资载体,借助江苏徐州经济圈和连云港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优势,内外资源并重,加快对接,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的辐射,迅速建立了工业化平台和城市发展新区; (2)融入式。
安徽东部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形成了与江浙等省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局面,从基础设施、管理方式和发展模式等方面融入东部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圈内。
如合肥、马鞍山、芜湖、广德等地区,区位优势明显,工业园区已经开始进入到东部工业园区经济发展中,同时形成向省内各地区辐射的趋势; (3)移植式。
在与江浙等省的地理条件相类似的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直接仿效东部省份的成功案例,学习和借鉴其园区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模式,为安徽工业园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新思路。
如天长市综合工业园区、滁州市汊涧镇工业园区和铜陵有色金属工业园区地处安徽东南部,紧邻江苏省,贯通苏南、苏北,属中国最具活力的“长三角”、南京都市经济协作区域,其园区的建设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趋同于“长三角”经济圈内的工业园区。
2.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探究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 在工业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建设初期,政府不只是扮演政策制定者的角色,还是园区的规划主体、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和管理主体,这就需要政府根据具体的区域经济特点,探索和采用适合该地区的工业园区的管理方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目前,安徽工业园区的管理方式以政府管理型为主,也开始出现了新的管理方式。
从安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大企业、大公司数量少,实力不足,引进大公司投资建厂的机会不多。
因此,政府设立的行政管理仍为主要形式。
但有条件的地区和产业也开始注重发展多种管理方式,鼓励大企业、大集团组建联合体,兴办工业园区,积极引进省外、国外的公司和社团来安徽兴办工业园区。
安徽工业园区的管理方式开始由政府管理型向政府和企业混合型、企业管理型过渡。
巢湖市富煌工业园由富煌集团自主领办,这种“企业管理”方式与“政府管理”方式相比,在实际发展中具有很大的优势。
企业自我管理有利于园区内的招商引资,可以根据项目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吸引配套企业;也有利于整个工业园区的发展规划,对将要进入园区的项目进行精心论证、筛选,选择那些适合在该区发展的项目企业进园;还有利于对企业在园内的基础建设、企业文化等多方面做出合理的规划、管理和整合;更有利于提高园内企业的运营效率,因为园内企业的沟通要比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更为便捷、有效。
3.充分利用内外两个辐射功能,统筹区域间与区域内的协调发展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经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民间资本不断积累,产业结构也在调整和升级,大量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梯度转移的趋势。
资本、技术和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是欠发达地区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成为工业园区发展的瓶颈。
而这却正是同外、境外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强项。
此外,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园区起步早、发展快,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如城市传统工业复制型的苏南模式、市场导向型的温州模式、进口替代型的晋江模式等,为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借鉴素材。
因此,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建立长期的经济发展合作机制,不断地进行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跨区域合理流动和补充,并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带动本地区的工业园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近年来,安徽实施东向发展战略,并主动融入“长三角”经济圈,随着合宁(合肥至南京)高速、合沪(合肥至上海)铁路的开通,从合肥到南京、上海等地只需一两个小时的车程。
安徽经济融入“长三角”的步伐加快,其工业园区建设与发展充分发挥了江浙发达地区对皖的辐射功能,合肥、芜湖、马鞍山、巢湖、天长、滁州、广德等地区的工业园区在东向发展战略上走在了前列。
欠发达地区内部工业园区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有些地区工业园区发展相对较快。
因此,要充分发挥内部优势,做好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利用区域内发展较快的工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其他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
安徽工业园区发展从空间分布上看,主要聚集在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以安庆为中心的皖南和以马鞍山、芜湖和滁州为中心的皖东地区,初步形成了以合肥地区为中心辐射四周,东南部发展较快的基本态势””。
安徽89个工业园区(开发区)共有32个分布在安徽东南地区及长江沿线,皖中地区以合肥、巢湖为中心共有39个,其余主要分布在蚌埠、阜阳、亳州、宿州等皖北地区。
从全省经济整体来看,东部的发展快于西部,南部的发展快于北部。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使得开发区、工业园区发展态势不均。
合肥地区和东南部发展较快,合肥位于皖中,贯通东西、南北,是省内交通枢纽,有着很好的地理条件优势,工业园区建设较早,发展速度较快,并带动了合肥四周的城市和地区发展,如六安、淮南、蚌埠、巢湖等。
安庆以化工工业为依托,产业链发展优势明显,为园区建设提供了很好的产业基础。
沿江地区和皖东地区,马鞍山、芜湖、滁州、天长、广德等地区,与东部的江浙联系紧密,有着资金、技术、交通等条件的优势。
4.鼓励发展特色产业,建设和发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业园区 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般会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这些具有地域特征的特色产业往往是该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其发展速度较快,规模相对较大,发展趋于成熟。
因此,立足于本地区,鼓励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建设和发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业园区,是欠发达地区发展工业园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思路。
在特色产业工业园区内,以特色产业为中心,发挥连带效应,发展相关连带产业””。
安徽各地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以地方特色产业为依托,并围绕地方支柱产业,充分发挥地方特色产业、资源和环境的优势,形成了特色工业园区。
阜阳市颍州区工业园认真做好工业园区规划,在整体布局上,坚持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学定位。
颍上县依托旅游产业,突出绿色工业园区特色;阜南县工业园凭借丰富的农产品资源,突出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颍州区工业园依托阜阳城区区位优势,突出办好高新工业项目;宿州市符离镇政府于 2004年起开始兴建符离集烧鸡工业园,园区以符离集烧鸡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符离集烧鸡的相关产业,连带产生了养鸡业、饲料业、包装运输业等产业连锁效应,先后有六家企业入驻,由于这些企业规模扩大、技术含量提升,很快在烧鸡同行中脱颖而出,产值利润翻了几番。
六安市山区面积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因此,多年来,六安经济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形成当地的传统产业,如茶叶、蔬菜、板栗、蚕茧、山珍等农特产品的分布点多面广。
工业园区产业围绕着地方特色产业,特色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充分发展,形成连带效应,这是安徽各地的工业园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5.更新观念,完善内外制度,提高园区自我创新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欠发达地区的市场经济制度日趋完善,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的外部制度逐渐优化,因此,无论是体制上还是思想意识上的障碍都在逐渐减少,促进了园区的建设和发展。
安徽作为欠发达地区,由于本身的资金积累和财政收入都十分有限,以往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因此园区建设和发展的速度缓慢,规模很小,水平低。
在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全省工业园区发展势头强劲,数十个项目同时投产,从选址、建厂到投产只需一年,大型项目也不会超过两年。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虽还处于模仿阶段,但政府也逐渐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明确地将培育产业集群的战略思想贯守到了园区建设的过程中。
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是指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特定领域内,彼此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货商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等)的地理集聚体。
产业集群作为实现企业向有效协作转变的组织形式,是降低园区内企业交易成本、构建良好创新环境、提升工业园区和区域竞争力的最佳手段””。
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安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有高新技术企业200余家,分别占全省和全市的35%和65%。
形成了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新材料等四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培育了科大讯飞、凯立电子、阳光电源、美亚光电等知名企业,引进了微软合肥技术中心、安徽移动、美的、荣事达、三洋等著名企业,并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大领域形成了比较优势。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在建成初期,凭借其低成本要素优势和优惠政策,确实能够获得暂时的竞争优势,为园区的起步创造条件。
但是,优惠政策毕竟有底限且极容易在短时间被其他地区模仿而具有暂时性,因此仅仅依靠廉价的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维持的优势不是长久之策。
随着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日趋膨胀,要素价格也会持续上升,优势便不复存在。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帮助企业或地区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是知识和人才的存量,经济增长的根源是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而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便是学习和创新。
因此,培养、提高和强化学习和创新能力,成为园区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江苏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一、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新机遇1. 机遇一:国家战略聚焦与叠加机遇近年来,国家和地区积极支持长三角一体化率先发展,先后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长三角检验检疫一体化合作备忘录》、《关于开展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的公告》、《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安徽承接产业转移若干政策建议》《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旅游一体化行动纲领》、《建立联合整治机制,推进长三角生态环保一体化》等一系列政策,短时间内如此密集与全方位的政策历史罕见,而这些政策皆旨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无疑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大机遇。
2. 机遇二: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进入新常态,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
长三角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受到产业同构和低效率重复建设的困扰,阻碍了区域一体化的分工协作,而新常态下国家整体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无疑为长三角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且“十二五”规划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发展文化产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了发展若干重点产业,长三角地区产业定位于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国家政策对这些产业的支持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及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3. 机遇三: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机遇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被寄望成为新形势下上海改革开放基因的“培养皿”。
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经过实践检验且确实管用有效的基本管理制度,特别是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扩区,其带来的巨大“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已初现端倪。
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有着长期良好合作的基础。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上海与周边城市的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空间将不断拓展。
上海将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平台,努力做好加快自身发展与主动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这两篇大文章,与长三角兄弟省市一起,共享改革开放新机遇,共同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出应有贡献。
4. 机遇四:城市圈及城镇化建设机遇长三角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30个城市的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元,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王牌”。
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形成集群优势,有利于在统筹东中西区域发展中发挥先导作用,有利于在深化城市合作中提升整体竞争合力。
2015年3月26日至27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五次市长联席会议召开,本次会议致力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建设更高水平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深化区域合作,强化创新驱动,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一步扩大上海自贸区的辐射效应,促进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继续在制度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新的起点上共同打造长三角经济“升级版”。
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挑战1. 挑战一: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不协调长三角一体化的开启是政治动员的产物,因此长三角的发展至今仍受到政治的牵绊,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
该种发展模式面临着巨大的弊端,一方面由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政府行为的可监督性无法保障,可能使长三角一体化未能沿着最佳路径推进;另一方面受传统地方政绩考核的影响,政府间尚未达成一致的利益协调机制,在非合作性博弈中,地方政府有动力也有能力在区域一体化合作中违约,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以邻为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健全,致使政府频频对市场产生干预,造成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间根本性的矛盾,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阻碍和桎梏,也是长三角完全一体化要应对的首要挑战。
2. 挑战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虽然长三角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形成了制约。
除政治和制度因素影响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在内的要素差异,从目前情况来看,上海、苏南、浙北地区的要素资源比较丰富,而苏北和浙南的资源相对匮乏,导致长三角发展呈现出“上海――苏南(浙北)――苏北(浙南)”的梯度差异;要素差异的直接影响是产业差异,要素资源丰富地区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而不具备优势产业的地区发展则相对落后和被动,长期以来则直接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
据调查,自1995年起,长三角内部59县(市)之间的差异一直处于不断扩大趋势,严重制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3. 挑战三:产业同构严重,集聚水平不足,缺乏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由于客观条件相似以及政府利益驱动下的投资方向一致,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现象严重。
不仅产业相似系数高,同一层次中的产业结构也相同,城市特点缺乏鲜明性。
据调查,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中,分别有11个、8个、12个城市将汽车、石化、通信作为重点发展产业。
虽然产业同构客观上为产业集聚创造了条件,但产业集聚不是简单的重复和集中,而是产业的链接和产城的融合,产业集聚的目的是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功能整合,要求企业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链接发展,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
然而,目前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在利益驱动下重复建设严重,难以实现集群效应,造成资源大量浪费,也无法培养品牌竞争力。
4. 挑战四: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足,难以发挥城市群效应城市群建设有助于促进城市圈内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通过“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来逐渐缩小地区间差距。
然而,从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现状来看,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尚未形成,存在较为严重的“简单均衡”或“一城独大”现象,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足,难以发挥城市群效应,影响一体化发展。
此外,从城市群发展效率来看,由于各城市圈中心城市的辐射半径差异,致使圈外被辐射区域的“塌陷区”和“重叠区”同时存在,资源浪费和短缺同时并举;从城市群发展质量来看,资源与环境压力逐年加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持续上扬而生活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城市群的发展质量面临考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
什么是学术界和学术研究
可以通俗告诉我吗
做学术研究的人常常会说到“学术界”,一般有“学术界普遍认为”、“学术界同仁”等等说法。
但这个“学术界”究竟是什么,人们并不追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我也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学问,但对学术界至今仍是陌生的,我想学术界对我也同样的陌生。
因而我对于学术界也没有深厚的感情。
这就让我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学人,并会思考学术界与我是什么关系,结论是:我应是一个纯正的学人,而学术界与我的关系并不大。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于他人的学术劳动一无所知,做着一种闭门造车的事情,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我与“学术界”的客观关系。
我之所以没有身在“学术界”的自居感,固然与我的独立研究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但根本的原因是我感觉中的学术界和我理想中的学术界是大相径庭的。
在我看来,学术界是以学术为目的和内容的一个精神文化世界。
支撑这个世界的硬件是学术人、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媒体,支撑这个世界的软件则是学术信念、学术道德、学术组织、学术规范、学术制度和学术传统。
这样看来,“学术界”是一个既真实又虚拟的世界。
说它真实,是因为这些“支撑者”的客观存在,说它虚拟,是因为这些“支撑物”许多是无形的,即便有形的学术规范和制度,也无法与日常世界的“法度”相比,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存在与学术人的心中,它只是偶尔进入到学人的意识之中。
由于学术是神圣的,它生产新知、探求真理,所以“学术界”也应是神圣的。
然而,我感觉中的学术界并不完全是一个神圣的精神文化世界。
我之所以这样说,来源于我的一些真实的感觉。
第一, 学术人多了许多世俗的品质。
虽然不喜欢热闹,也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见过许多平日里只在刊物和著作封面看到的学人。
这些人中,往往是长者容易接近,年富力强者多了几分豪气甚或霸气,而少年早成者则常有些骄气。
人与人的交流中,很少有学术气味,多是家长里短、“名人轶事”,时常能听到“上次北京的会你怎么没去”或“下次上海的会你去不去”之类的话。
在我的感觉中,学术会,基本上成了熟人的联欢会和旅游节。
学术人本是做学问的、搞研究的,即便不能免俗,也应是天下最脱俗的人。
而今天的许多学人,不只未能脱俗,几乎成为大俗。
第二, 学术组织成了世俗权力世界的影子。
学术组织是群众性的组织,既然是组织,就会有一个组织所需要的各种角色,这是正常的事情。
学术组织中的角色,应该以学者的学力和学术声望为依据安排才合乎道理,而实际的情形却往往不是这样。
在学术组织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一般是世俗权力世界中的强者。
这种现象使得学术组织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翼而飞,只不过是再现了世俗权力世界的组合方式。
学术组织的天然使命应是组织学术活动、凝聚学人,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推动学术事业向前发展。
就此而论,目前的学术组织最热衷于组织各种会议,而这些会议的学术含量和韵味往往乏善可陈,但组织者的经济收益和业绩效益一般是可以的。
第三, 学术活动常常是“明星”表演活动。
学术组织组织的学术活动以会议为最主要的形式。
一部分学术会,尤其是小型的专题讨论会是很好的,而几百人的甚至更多人的学术大会就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了。
我常把学术大会比作学术“明星”的表演场所,虽不见的恰当,还是能说一些问题。
学术大会一般都要有大会发言人,按理说,谁作大会发言应取决于谁的研究成果具有大会发言的价值,可是,现实的大会发言者往往是在世俗世界里有地位的学人,至于他们发言的内容似乎是次要的。
每每看到这样的情形,总让人觉得“学术界”简直有些像“江湖”,那是一个学术“明星”的演艺竞技场,而非真才实学的交流场所。
第四, 学术媒体少了些公正与尊严。
学术媒体实际上才是学者学术真正的舞台。
新的思想、新的建树,通过学术媒体广而告之,使同行知晓,这是学者的一大快事。
但如今的学术媒体很难让纯正的学者快乐起来,其根源是学术媒体失去了公正与尊严。
一些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可以占有媒体资源,同时,一些优质的学术产品却难见天日。
恐怕我们不能否认学术媒体与世俗权力、财富和人情的交易,这是学术腐败的集中表现。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这样为什么那些学术媒体还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呢
这要归咎于简单、幼稚、机械的学术评价制度。
只认学术媒体的门第,不问学术作品的内容,只谈学术作品的数量,不谈学术作品的质量。
这样的评价制度使得学术媒体永远处于高枕无忧且有利可图的情境中,怎能不红火呢
然而,这样的学术媒体在纯正的学者那里是没有任何价值和地位的。
我的感觉自然是片面的,我相信学术界并不是历来如此的。
但我更知道我感觉到的这一切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学术的神圣在这样的学术界被彻底化解了,学术腐败有了肥沃的土壤。
这样的学术界至少有三种危害:(一)容易使学术事业庸俗化。
能在学术界活动的庸人和俗人多了,学术事业自然就庸俗化了。
(二)容易使学术事业的尊严丧失。
我深信学术研究不是一日之功,而我深知急功近利、想走捷径的人就像病毒一样在学术世界中繁殖。
对于刚刚步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来说,学术界的状况对他们具有引导作用。
我看到许多青年人耐不得寂寞,不愿意积累,总想着一夜成名,总感到很悲哀,但回头想想我们的学术界,也就释然了。
(三)容易使学术腐败在学术界蔓延。
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关心学术界的学者能够看到的。
对于这样的学术界,我宁愿和它陌生些。
我并不是一个要自闭的人,我希望有一个学术界,能让真正的学者有说话的地方,能让真正的学问有见光的地方。
这个学术界不是我感觉中的学术界,而是我理想中的学术界。
这样的学术界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是学术人真诚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理想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世俗的等级和权力,只有智慧的真诚面对;没有山头和霸权,只有平等的、独立的学人。
第二,它是青年学人的可靠的学术学园。
学术事业要发展,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的努力,所以,前一代人给后一代人留下什么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自己的成长,当我刚刚在研究的道路上学步的时候,我感到学术界很神圣、学者很崇高、学术很严肃,现在的学术界、学者和学术给人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青年学人是容易赶时尚的,学术界的品格对于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第三,它是学术正义、学术道德和学术使命的宣传阵地。
学术事业是一种精神文化事业,需要有学术精神灌注其中。
学术界对于学术正义、学术道德和学术使命的宣传义不容辞。
我注意到这多年来,学术正义的弘扬总是表现为少数的学者呐喊,这是可贵的,也是可悲的,因为学术的正义,本应由学术界维护和宣扬,学者个人的声音毕竟是微弱的,而当他们的声音被很多人听到之时,你知道他们牺牲了多少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学术界。
如果有这样的学术界,我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其中的。
在这样的学术界中,我不必媚俗,不必阿世,只需思想和直诚,我会很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