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白居易的诗 鸟 有什么感受
鸟 白居易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诗文解释】谁说这群小鸟的生命微小,与所有的生命一样都有血有肉.劝你不要打枝头的鸟,幼鸟正在巢中等候着母鸟回来.【词语解释】道：说.莫：不要.【诗文赏析】诗人在诗中发出劝戒之声,劝导人们爱惜鸟类,表现出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
求读白居易长恨歌的感想，急急急
作为一代文人，白居易可谓是一个成功者。
他的现实主义的笔，写出了多少个凄冷的场面，敲响了一次又一次警钟。
他的《长恨歌》，可谓是他一生的代表作。
诗以喜剧开头而转成悲剧，虽然作者的立意是“欲惩尤物”，却成了一首爱情的颂歌。
这首叙事诗的最成功处就是抒情，相当复杂的情节只用精炼的几句就交代过去，而着力在情的渲染，细致地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浓烈和贵妃死后双方的思念之情.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
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
“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
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
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我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
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
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
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
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
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
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
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
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
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
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
《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
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读了白居易的“草”这首诗你体会到了什么
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 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还有其独特贡献，这就是在总结我国自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
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
他的，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
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
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
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在他以前，还没有谁如此明确地提出过。
这种观点，不仅是他自己的创作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标准和领导新乐府运动的纲领。
对六朝以来那种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嘲风雪、弄花草”的东西，他作了彻底的否定。
历来风骚并称，齐名，但白居易却说“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只“得风人之什二三”；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不及的“尽工尽善”；而且即使是，他也认为为时为事而作的作品还不够多。
这样的持论虽不免偏激狭隘，但也说明他的大胆和坚决。
对廓清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来说，也有其现实意义。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并认为象中之刺威虐，之刺重敛，汉童谣“广袖高髻”之刺奢荡等，都是由“感于事”“动于情”而产生的。
因此，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
《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
”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上自贤圣，下至愚矣，……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
“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
“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
“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
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
所以说“莫深乎义”。
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所以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
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新乐府运动，便是在上述诗论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
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新题乐府和少数古题乐府也都体现了或符合于这些理论精神。
我们语文准备课前三分钟，我准备演讲白居易的 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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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自古文人悲秋，惯读古诗词的人，满眼里竟只有一个“秋”字了。
秋是无法说出的愁，记得吴文英有一句“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甚是新巧，只是比不了稼轩的这个“秋”字来得深厚沉郁。
整首《采桑子》看来浅白，却非要用人生的阅历去诠释，方能读懂。
读到这首词的时候正是少年芳华，那时只觉得一句“为赋新词强说愁”形容最恰，却一直不明白，什么样的感觉是无法说出来的。
对那时而言，文字于阅历是足够表达了。
然而真正人到中年，再重读这一句时，忽然不用解释，便完完全全明了了全句的意境。
词人似乎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感受，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却让人直面了岁月的痕迹。
国仇家恨历尽了，人世浮沉历尽了，还有什么事值得出口，一出口便是小事。
好一个“休”字，带一点落寞，带一点无奈；好一个“凉”字，经历了严寒、煦暖和酷热，有一点萧索，却并不是失望；好一个“秋”字，心里装的不再是愁，而是天下
这也许是汉语的独特魅力。
我曾经看过对这句词的英文翻译，两种译法，都已是极致。
一种是“And can’t find a word，But merely say，‘What a golden autumn hour!’”，还有一种是“I would not have it told，But only say I’m glad that autumn’s cold”，然而否定句并不能表达出“休”字的落寞和无奈，“cold”依然只是皮肤的感觉，“autumn”更只能是伦敦或者纽约的秋天。
一个“秋”字，承载了中国传统文人太多的追求与失落，希望与澈悟，而于此，文字便觉简陋。
竹枝词白居易感想
其一：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其二：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中晚唐时期,国乐沦亡,外乐输入,在宫庭中是“太常雅乐,并用胡声”,在民间是“胡乐大盛于闾阎”.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之曲即外乐,里巷之曲即民歌.三峡民间情歌体的竹枝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走出峡江,步人大雅之堂.在刘禹锡、白居易之后,文人们纷纷仿写竹枝词,从者日众.刘白之后,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杨万里,元代的杨维祯,明代的杨慎,清代王夫之、孔尚任、郑板桥等都曾写下过许多竹枝佳作.竹枝词经过历代文人推陈出新,从内容和体裁上都得到了新的发展.从前以抒情为主的旧竹枝,演变成以叙事、咏俗为主的新竹枝.三峡竹枝词这株峡江奇葩,在中华大地上灿烂开放,以至于后来须在竹枝词前冠以某地地名,如岭南竹枝词、台湾竹枝词等,以区别于其发源地的三峡竹枝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