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打贸易战，500字
中国加入WTO，美国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
美国政府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个错误的决定。
美国指责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却设置贸易壁垒，贸易保护，比如不让一些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要求一些美国公司分享其技术（如长安福特、上海大众、华晨宝马）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这让美国公司损失巨大，表面上，美国方透露出的消息称，征收钢铝关税是美国用来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美国的目的是期望中国能够在技术转移和市场准入方面做出让步。
中国得利于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而崛起，对特朗普来说，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这关系到西方文明的可持续性和存亡。
而西方文明在南非和欧洲正在经历的大塌方正引起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保守派的高度警觉。
这便是特朗普铁了心要与中国打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紧迫性空前强化。
特朗普总统不过是顺势而为。
即便是希拉里上台，这个战略也不会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还没有拿到适航证，没有正式投入商用的C919订单总数已经超过800架。
并且据新京报的报道，有专家分析认为，C919上市定价或每架五千万美元。
而作为对比，波音737的目录价格是每架9000万美元。
800多架啊，同胞们
波音飞机五折腰斩价啊，同胞们
看到这儿看明白了么
我国的大飞机制造业已经开始侵蚀美国波音公司的市场份额了。
而在此之前，这都是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的垄断市场。
这就是中美贸易战核心地方——中国制造业2025以及工业4.0的中高端制造业崛起对美国的全面威胁与冲击。
而所谓中美国际收支不平衡，根本就是个幌子
幌子
全特么是烟雾弹而以
话说随着中国四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国内经济结构迅速转型切换，我们制造业的技术工艺是显著提升的。
过去，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都是中低端商品和加工品，利润非常低。
而从美国进口的都是利润附加值极高的高技术产品，比如芯片、波音客机等。
所以美国企业界之所以愿意奉行对华友好关系，是符合双边共同利益的，并且这也是中美过去几十年蜜月的底层基础支撑。
这时期，你就能看到，每当中美在贸易摩擦打火花的时候，就会有美国商会或企业界出面游说国会，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和迅速走向正常化做出大量工作。
比如经常游说国会的波音公司，就是因为我们大量采购他们的飞机啊。
但是，随着中美经贸关系从过去高度互补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直接竞争性。
不仅仅是C919大飞机，我们在半导体芯片、工业智能制造等多领域不断大力扶持，这就触碰到了美国企业的核心竞争领域，美国企业带来了深深的恐惧。
所以看这次，美国有一家企业出头说话么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啊
全球巨头企业更是如此
在十九大上，中央定调我们的经济要从量的发展转为质的发展。
在此之前，中央曾做了两个顶层设计——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目的就是清出低质产能和生产。
当中国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制造业2025、工业4.0口号的的时候，核心的矛盾就剧烈爆发了。
因为这些产业升级后的制造业，也就是“高质量”的中高端制造业，这些中国大力扶持、给予大量政府政策和补贴的高新技术行业过去一直都是美国人的专属。
对于国家来说，产业结构的领先才是真正的碾压式领先，19世纪的英国以煤铁工业经济领先世界，20世纪美国以石油电力经济超越英国，21世纪美国以信息化经济称霸世界
正是中国这场制造业升级对美国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这种挑战直接冲击了美国作为霸主国家的地位。
这才是中美贸易战问题最核心最尖锐的聚焦点
如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以下简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2、基本原则。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探索不同地区、不同产业融合模式。
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强化利益联结，保障农民获得合理的产业链增值收益。
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加快培育市场主体。
坚持改革创新，打破要素瓶颈制约和体制机制障碍，激发融合发展活力。
坚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相衔接，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引导农村产业集聚发展。
3、主要目标。
到2020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总体水平明显提升，产业链条完整、功能多样、业态丰富、利益联结紧密、产城融合更加协调的新格局基本形成，农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活力显著增强。
二、发展多类型农村产业融合方式： 1、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
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农村二三产业向县城、重点乡镇及产业园区等集中。
加强规划引导和市场开发，培育农产品加工、商贸物流等专业特色小城镇。
强化产业支撑，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稳定吸纳农业转移人口。
2、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以农牧结合、农林结合、循环发展为导向，调整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加快发展绿色农业。
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推广优质饲草料种植，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
大力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合理布局规模化养殖场。
加强海洋牧场建设。
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推进农林复合经营。
推广适合精深加工、休闲采摘的作物新品种。
加强农业标准体系建设，严格生产全过程管理。
3、延伸农业产业链。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开展代耕代种代收、大田托管、统防统治、烘干储藏等市场化和专业化服务。
完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扩大实施区域和品种范围，初加工用电享受农用电政策。
加强政策引导，支持农产品深加工发展，促进其向优势产区和关键物流节点集中，加快消化粮棉油库存。
支持农村特色加工业发展。
加快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支持优势产区产地批发市场建设，推进市场流通体系与储运加工布局有机衔接。
在各省（区、市）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单列一定比例，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产地批发市场等辅助设施建设。
健全农产品产地营销体系，推广农超、农企等形式的产销对接，鼓励在城市社区设立鲜活农产品直销网点。
4、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加强统筹规划，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家乐，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点的特色旅游村镇和乡村旅游示范村，有序发展新型乡村旅游休闲产品。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智慧乡村游，提高在线营销能力。
加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合理开发农业文化遗产，大力推进农耕文化教育进校园，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建设农业教育和社会实践基地，引导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参与农业科普和农事体验。
（农业部、旅游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文化部、民政部、林业局等负责） 5、大力发展农业新型业态。
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鼓励对大田种植、畜禽养殖、渔业生产等进行物联网改造。
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改进监测统计、分析预警、信息发布等手段，健全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
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完善配送及综合服务网络。
推动科技、人文等元素融入农业，发展农田艺术景观、阳台农艺等创意农业。
鼓励在大城市郊区发展工厂化、立体化等高科技农业，提高本地鲜活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
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租赁业务，积极探索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展农业、农业众筹等新型业态。
6、引导产业集聚发展。
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效衔接，完善县域产业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
通过农村闲置宅基地整理、土地整治等新增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形成农产品集散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展销中心。
扶持发展一乡（县）一业、一村一品，加快培育乡村手工艺品和农村土特产品品牌，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研院校和“星创天地”，培育农业科技创新应用企业集群。
三、培育多元化农村产业融合主体： 1、强化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基础作用。
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拓展合作领域和服务内容。
鼓励家庭农场开展农产品直销。
引导大中专毕业生、新型职业农民、务工经商返乡人员领办农民合作社、兴办家庭农场、开展乡村旅游等经营活动。
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优先承担政府涉农项目，落实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农民合作社、形成资产转交合作社成员持有和管护政策。
开展农民合作社创新试点，引导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
引导土地流向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2、支持龙头企业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引导其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电子商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并通过直接投资、参股经营、签订长期合同等方式，建设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带动农户和农民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龙头企业要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强产业链建设和供应链管理，提高产品附加值。
鼓励龙头企业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健全农产品营销网络。
充分发挥农垦企业资金、技术、品牌和管理优势，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推进垦地合作共建，示范带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3、发挥供销合作社综合服务优势。
推动供销合作社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对接，培育大型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
健全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络，支持流通方式和业态创新，搭建全国性和区域性电子商务平台。
拓展供销合作社经营领域，由主要从事流通服务向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向全方位城乡社区服务拓展，在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重点领域和环节为农民提供便利实惠、安全优质的服务。
4、积极发展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教育培训和品牌营销作用，开展标准制订、商业模式推介等工作。
在质量检测、信用评估等领域，将适合行业协会承担的职能移交行业协会。
鼓励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涉农院校和科研院所成立产业联盟，支持联盟成员通过共同研发、科技成果产业化、融资拆借、共有品牌、统一营销等方式，实现信息互通、优势互补。
5、鼓励社会资本投入。
优化农村市场环境，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利用农村“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开展农业环境治理、农田水利建设和生态修复。
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对各类社会资本投资项目同等对待。
对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连片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高标准农田、生态公益林等，允许在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利用一定比例的土地开展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加工流通等经营活动。
能够商业化运营的农村服务业，要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四、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 1、创新发展订单农业。
引导龙头企业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合理确定收购价格，形成稳定购销关系。
支持龙头企业为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资助订单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鼓励农产品产销合作，建立技术开发、生产标准和质量追溯体系，设立共同营销基金，打造联合品牌，实现利益共享。
2、鼓励发展股份合作。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户。
地方人民政府可探索制订发布本行政区域内农用地基准地价，为农户土地入股或流转提供参考依据。
以土地、林地为基础的各种形式合作，凡是享受财政投入或政策支持的承包经营者均应成为股东方，并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形式，让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
探索形成以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股份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利润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土地经营权入股部分的收益。
3、强化工商企业社会责任。
鼓励从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工商企业优先聘用流转出土地的农民，为其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
引导工商企业发挥自身优势，辐射带动农户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管理水平。
完善龙头企业认定监测制度，实行动态管理，逐步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强化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激励机制，国家相关扶持政策与利益联结机制相挂钩。
4、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稳定土地流转关系，推广实物计租货币结算、租金动态调整等计价方式。
规范工商资本租赁农地行为，建立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分级备案制度。
引导各地建立土地流转、订单农业等风险保障金制度，并探索与农业保险、担保相结合，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契约意识，鼓励制定适合农村特点的信用评级方法体系。
制定和推行涉农合同示范文本，依法打击涉农合同欺诈违法行为。
加强土地流转、订单等合同履约监督，建立健全纠纷调解仲裁体系，保护双方合法权益。
五、完善多渠道农村产业融合服务： 1、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以县（市、区）为基础，搭建农村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提供电子商务、乡村旅游、农业物联网、价格信息、公共营销等服务。
优化农村创业孵化平台，建立在线技术支持体系，提供设计、创意、技术、市场、融资等定制化解决方案及其他创业服务。
建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引导其健康发展。
采取政府购买、资助、奖励等形式，引导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
2、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推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综合运用奖励、补助、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信贷支持。
推进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试点，稳妥有序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坚持社员制、封闭性、民主管理原则，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
鼓励发展政府支持的“三农”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担保服务。
鼓励开展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融资租赁业务。
积极推动涉农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融资。
加强涉农信贷与保险合作，拓宽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范围。
3、强化人才和科技支撑。
加快发展农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各类科技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到农村创业，实施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和现代青年农场主计划，开展百万乡村旅游创客行动。
鼓励科研人员到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任职兼职，完善知识产权入股、参与分红等激励机制。
支持农业企业、科研机构等开展产业融合发展的科技创新，积极开发农产品加工贮藏、分级包装等新技术。
4、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统筹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继续加强农村土地整治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中低产田。
加快完善农村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
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建设持续健康和环境友好的新农村。
统筹规划建设农村物流设施，逐步健全以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为支撑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
完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道路、供电、供水、停车场、观景台、游客接待中心等配套设施。
5、支持贫困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贫困地区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农村服务业，实施符合当地条件、适应市场需求的农村产业融合项目，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关扶持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
鼓励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开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合作，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贫困地区农村产业融合项目。
六、健全农村产业融合推进机制： 1、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支持地方扩大农产品加工企业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完善农产品初加工所得税优惠目录。
落实小微企业税收扶持政策，积极支持“互联网+现代农业”等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发展。
统筹安排财政涉农资金，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投入，中央财政在现有资金渠道内安排一部分资金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中央预算内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倾斜。
创新政府涉农资金使用和管理方式，研究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基金、贷款贴息等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产业融合领域。
2、开展试点示范。
围绕产业融合模式、主体培育、政策创新和投融资机制，开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积极探索和总结成功的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加快发展。
3、落实地方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要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探索融合发展模式。
县级人民政府要强化主体责任，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产业融合集聚。
4、强化部门协作。
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抓紧制定和完善相关规划、政策措施，密切协作配合，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学习心得体会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1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创新，以这种形式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大力推进农业科技改革发展，在我国农业发展历程中是首次，在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号文件针对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作出了一些具有重要理论创新的科学判定，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打基础管长远的政策措施，系统全面地规划了农业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指明了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既抓住了发展要害、回应了基层关切、兼顾了当前长远，又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基础上丰富发展了新时期党的政策体系；既抓住了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肯定了农业科技重要性，又昭示全社会，确保粮食和农业稳定发展、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根本出路在科技，最大潜力在科技，强劲动力在科技。
回顾60多年来农业科技创新发展之路，从建国初期的“八字宪法”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从“科教兴农”战略的提出，到“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方向指引，每一次关于农业科技重大理论的提出，都会带来农业科技一次大的飞跃，都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强大推力。
而今，随着1号文件的发布与实施，农业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将更加强劲，农业科技发展的保障将更加有力，农业科技发展的空间将更加广阔，我们也必将迎来新形势下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就业与总供给
一、 宏观经济循环总图式：E(AD)——P×Q——Y(AS)——E(AD)这是模拟现实宏观经济运转的一个基本模型。
式中，AD为总需求，以买者购买商品时的货币总支出E来衡量，合并记为E(AD)。
AS为产品的总供给，以生产者的产品销售总收入Y来衡量，合并记为Y(AS)。
P为产品的价格，Q为产品销售量。
这一图式表示的是一个循环过程。
总支出E（即总需求AD）使生产和出卖产品成为必要，产品的出卖（P×Q）形成总收入Y(AS)，总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经过货币资金的安排和配置过程后，形成了总支出E(AD)，总支出又作用于生产和价格（PQ），如此循环不已。
二、 宏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显然，逻辑应从P×Q开始。
这是因为，第一，P乘以Q的结果是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的财富总值；第二，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目标是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而在P×Q中，Q与前者（就业）密切相关，而P本身就是物价水平。
然而，P与Q或GDP又是如何决定的呢
P与Q是市场经济中的P与Q。
P与Q是市场概念，它们是由供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在萨缪尔森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中，他把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画到一个图中，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作为其后果的现实经济现象——产出、就业、价格水平等，这在逻辑上无疑是正确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一些经济学家注重对需求方面的因素的研究，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注重对供给方面的因素的研究。
实际上，按木桶理论的逻辑，需求和供给是同一木桶上的两块木板，它们对P×Q的影响，完全遵守“短边规则”，即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了木桶的盛水量。
加长短板，消除此短边制约，木桶的盛水量即可增加。
现在我们分别就供求两方面来进行因素分析。
三、 需求方面。
先看E(AD)对P×Q的影响。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它是由该社会所拥有的资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技术条件，企业和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组织生产的能力等因素——决定的。
设一个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既定，则E(AD)对P×Q的影响，取决于该社会的当前生产是否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以怎样的状态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
当一个社会的生产距自己的可能性边界较远时，E(AD)的变化主要引起Q的变化；而当一个社会的生产接近它自己的可能性边界时，E(AD)的变化主要引起P的变化。
那么，E(AD)又是如何决定的呢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支出来源于收入，而收入又来源于生产。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上述循环公式中的Y(AS)——E(AD)部分。
我们以封闭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两种情况来展开公式Y(AS)——E(AD)。
⑴、封闭型经济图式：Y(AS)——个人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C+S+T——C+I+G——E(AD)在没有对外贸易的封闭经济中，厂商们的产品销售收入Y(AS)，经过初次分配后，形成居民个人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三部分。
其中居民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又分别变为消费（C）和储蓄（S）两部分。
若政府收入用T来表示，则初次分配的结果变为C+S+T。
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I），政府收入变为政府支出(G)，C+S+T经过再分配变为C+I+G。
C+I+G就是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AD），用总支出（E）来代表，在图式中为E(AD)。
⑵、开放型经济图式：Y(AS)——个人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C+S+T——C+I+G+(X-M)——E(AD)在开放经济中，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AD=C+I+G+(X-M)。
其中出口X是国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进口M是国外对本国的产品供给。
在总需求中，之所以要减去M，是因为在统计本国居民、企业和政府的三项购买C+I+G时，既把他们购买的本国产品算了进去，也把他们购买的国外产品算了进去，而购买国外产品是不能算作是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的，所以要把他们所购买的进口品即M扣除。
这样，开放经济中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就是：AD=C+I+G+(X-M)。
此外，开放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是本国国内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来自国外的储蓄与投资（资本流入）、流向国外的储蓄与投资（资本流出）等综合计算的结果。
在从Y(AS)到E(AD)的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数量关系：①、储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之差，即Y-T-C，包括窖藏，银行存款，购买股票、债券、保险单等。
②、I与S的关系：I=S，储蓄恰好全部转化为投资；I＜S，出现流动性滞存，或称为货币滞存、资金滞存；I＞S，利用过去的剩余储蓄或有新的货币发行。
③、G与T的关系：G=T，财政收支平衡；G＜T，财政盈余；G＞T，财政赤字。
④、X与M的关系：X=M，外贸收支平衡；X＜M，外贸收支赤字，贸易逆差；X＞M，外贸收支盈余，贸易顺差。
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为既定时，P×Q（即一国之名义GDP）由E(AD)决定。
即名义GDP=f(AD)。
由于AD=C+I+G+（X-M），且C=Y-T-S，则：AD=(Y-T-S)+I+G+(X-M)其中，I、G、X的增加，使AD增加，进而使就业和名义GDP增加，为注入量；而S、T、M的增加，使AD减少，进而使就业和名义GDP减少，为漏出量。
由于注入量和漏出量对于总需求，进而对于就业和GDP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成为总需求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于这六个量的决定因素和决定机制，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分析和判断。
宏观经济学家们因此划分为不同的派别，如凯恩斯学派、古典学派、货币学派、制度决定学派等。
实际上，总需求这块木板本身又是由若干小板组成的。
具体地说，是由C、I、G和(X-M)组成的，既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的。
这几块小板也有个长短问题。
例如，总需求的两个基本部分——消费和投资，相互关系密切，一板过短，则短线制约不可避免。
2003-3004年的中国经济，就受到“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困扰。
从政府角度看，注入量和漏出量对就业和名义GDP的影响，决定了一国需求管理政策的内容和方式。
需求管理政策是政府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影响就业和GDP的政策。
它分为紧缩政策和扩张政策两种。
紧缩政策是政府通过鼓励漏出量、抑制注入量来减小总需求的政策。
扩张政策是政府通过鼓励注入量、抑制漏出量来扩大总需求的政策。
需求管理政策的一般应用方法是：设ASF为潜在的总供给，则在AD＞ASF，出现通货膨胀时，用紧缩政策；而在AD＜ASF，出现通货紧缩、萧条和失业时，用扩张政策。
四、 供给方面。
一个国家的总产品生产能力受两个因素制约。
一个是一国的资源禀赋，或称为资源环境条件，包括一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现有各类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状况等。
毫无疑问，一国的生产能力必受其资源和环境约束。
第二个因素是该国的资源产出率或要素生产率，即资源或要素投入量与有效产品的产出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若主要依赖于资源产出率的提高，则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若主要依赖于资源投入量的增加，则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鉴于一国资源的有限性及环境承受能力的有限性，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要优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要以技术进步、组织制度改进、产业结构优化、人的素质提高、人与环境的协调等为前提，所以，实现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就是实现了经济发展。
制度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调整和优化各行为主体间的责（责任、风险）、权（权力）、利（利益）配置，实现责、权、利在各行为主体内部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均衡，在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这个经济活动主体的作用，可实现动力充足、协调有序、较为稳定的经济发展。
决定一国生产能力的各因素，如资源环境条件、技术和人的素质水平、经济体制等之间的关系，也可用木桶原理来分析。
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不仅受这些因素整体状况的制约，而且受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对关系的制约。
当其中某一个因素成为制约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木桶上的短板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一制约，就能大大解放生产力，对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一种类似“乘数扩张”的效应。
如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就产生了这种“乘数扩张”效应。
供给方面的分析，着重从结构、技术、制度层面来探究影响一个经济的生产能力和水平的因素。
研究那些动辄几十万字的宏观经济学专著和教材，在这个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稀缺的年代，对非专业人士来说，无疑太过奢侈。
我相信大道至简，无论学习或研究多少年，最后总要“由博而返之约”，总要“以心得为主”。
……这篇文章是自己十几年来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心得，以简明的科普的形式写出来，希望对时间不那么充裕，仅希望掌握宏观经济学核心原理的人们有所帮助。
实践方面的资料，请大家看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对我们研究经济问题的人来说，这是要认真学习和仔细加以研究的。
观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观后感想
新疆兵团的存在和今后的发展对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的存在，全国独一无二，世界绝无仅有
为什么要保持和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一、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对我国的敌对立场。
当今中国对统一和稳定大局存在严重威胁的有三个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
目前，新疆问题是重中之重。
台湾是统一的问题，西藏是独立的问题。
而新疆是反“西化、分化、弱化”的问题。
在这里，稳定胜过发展，稳定压倒一切。
可以不发展，但绝对不可以无稳定。
二、新疆资源丰富，地域辽阔，濒临八国，11个对外口岸，1\\\/6的国土面积，4200余公里的边境线，又地处反“三股势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前沿。
新疆稳则全国稳。
这一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已有定论。
三、新疆原以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为主。
目前全疆2000余万人，少数民族1100万以上。
而在南疆喀什、和田地区少数民族比例高达90%以上。
现在新疆的汉族同志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陆续从沿海迁移过来的。
而其中的主力就是后来组成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到现在，全区少数民族人仍是占有绝对的比重。
而兵团的作用就是聚汉人之力，形成维稳戍边的中坚。
对兵团人来说，一不与民（好地方、富资源让给地方少数民族）争利，二是维稳是第一使命，这是国家和民族利益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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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在新疆稳定和发展方面指出：兵团稳则新疆稳，新疆稳则全国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