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古典诗文的三个形式要素是什么
语音，语流，语调。
晋书刘毅传翻译，节选自大学历史文选上
刘毅认为：魏国用九品中正制管理官员，是不好的，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以后的危害，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并没有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反而有八种弊端，于是上书皇帝要求改变这种情况。
他说： 我听说：执政者，以量才授官为本，此事有三难，但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
人物难知，这是一；爱憎难防，这是二；真伪难辨，这是三。
如今设立中正，评定九品，高低随意，荣辱在手。
有皇帝的威福和朝廷的权势。
爱憎和虚实全在于己，对公不负考核之责，对私不怕告发。
用尽心计，钻营各方。
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了，得过且过的习俗形成了。
天下纷乱，只争品级和官位，没听说谦让，我为圣朝感到羞耻。
描述情况以抓住才能为清正，评价人物以实事求是骂公平，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明。
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光明面；歪曲事实是动乱灭亡的阴暗面，不可不明察。
然而人各有所长，全才很少。
才有大小，成名有早晚。
改邪归正，应得到常新的回报；怀才不遇，应得到正直的美名；深谋远虑而不计小事，应得到超凡脱俗的评价；率真自然而不事修饰，应得到清纯实在的声誉；行动不多而才能优异，应得到器重和信任的重用。
所以三位仁者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却都很合义。
陈平、韩信在乡里被人取笑和侮辱，却为帝王建功立业；屈原、伍子胥不为君主所容，却名留青史，这是恰当的评论所要昭示的。
现在的中正，不看真才实学，专门依靠帮派利益；处事不公，专门根据个人感情。
想要给的，作假以助他成名；想要让他下的，便吹毛求疵。
品级的高下随着势力的强弱为转移，是非由个人的爱憎来决定。
追随世道的兴衰，不顾真才实学，衰弱则降下，兴盛则扶上，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就发生变化。
或以贿赂使自己通达，或与计吏同行以求晋升，依托他人的人必能达到目的，恪守原则的人困窘悲伤。
对己不利，必见残害；有利于己，定要得到。
所以上品官员没有出自于贫贱之家的，下品官员没有出身于有权势的大族的。
即或有之，亦另有原因。
欺君欺世，实为乱世之源。
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弊病之一。
设置中正，用州里之清议，大家都服从，可以镇住不服的，统一言论。
不是说一人就能知道一州的人才，他如不知被品评者便不能被评。
如此，自孔子以上，至于庖牺，都有过失，都不行，为何只责备平常人!如果特别不善，自然可以重新选择。
现在重视他的职权而轻视其人，确立高下的等级后，回访刁攸。
他既不是州里所归顺的，也不是职权所设置的。
现在询问他，让正确的归顺于不服的，让不主事的来决定事情，由此助长谗言，产生矛盾，这好像不是设立中正的本意，而是治理世俗耍深加防备的。
主事者与刁攸好，刁攸降下品级又被选为二千石的，已有数人。
刘良提高刁攸降下的品级，石苞惩处刁攸所干的事，全州到处是互相论难的言论，憎恶的仇怨在大臣中结下。
妻妾诉讼，给吴、楚带来灾祸；斗鸡事件，使鲁国蒙受灾难。
于是便有人伦相争而朋党产生，刑狱滋生而祸根结下。
这是其弊病之 本着设立品级的原则，就是要使人伦有序，就像把鱼串成次第排列的样子。
设立九品，把下等也列入品级，就是说才能和德行有优劣，人伦辈分有前后。
现在的中正，为自己长远打算的，则压制一方，使无上品；淫乱卑劣下等的，则不按次序提拔，并能容纳他。
公家的品级变成了私人的财产。
君子无怨，国家政治无惩治奸臣的措施。
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
于是使优劣和前后颠倒，把高贵和优秀的人才定在平常品级以下，把背有不孝之名的人放在最前面。
这是其弊病之三。
陛下登基，开启天地的善心，发布广开言路的韶令，采纳忠诚的言论，遍览天下的民情，这是太平之基，罕有之法呀。
至于赏罚，自王公以至百姓，都用法来加以规定。
设置中正，委以一国的重任，却没有赏罚的准备。
人心多诈，清平的很少，所以怨恨诉讼的很多。
听任它则揭人隐私不止，禁止它则侵犯无辜没有尽头，办案虽烦琐，仍胜过侵犯无辜。
现在禁止诉讼，则堵塞一国之口，培植一人势力，使得为所欲为，无所顾忌。
各被冤枉者揣着怨气和真心话，惟独没蒙受到天地无私的恩惠，而长期滞留在邪佞之人的选举之下。
使得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达。
这是其弊病之四。
早在圣世之时，想要改善民风，安抚百姓，就要提高乡里的道德，推崇六亲的行为，礼教学校互相一致，这样便与不贤有了分别。
乡老写下他的善献给天子，司马根据他的能授予官职，有关部门考核业绩来决定升降。
所以天下人后退而自修其身，乡里有道德，朝廷有公正，浮华奸邪之人无处容身。
现在一国之士数以千计，或流落他乡，或在异地谋求衣食，相貌尚且不认识，谈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不管中正知与不知，遇上应当品评之时，从官府采得美誉，从流言取得坏名。
只信自己就会被不了解所蒙蔽，听信别人就会被彼此的局限所限制。
对于认识的人仅凭爱憎，对于不认识的人仅凭关系。
既不是乡老记录上的声誉，又不是朝廷的考核。
于是使做官的人，舍近求远，弃本逐末。
官位靠乞求而得，不由行为确定，评定品级不考核功劳，朋党的吹捧不实。
这是其弊病之五。
一般之所以立品级看表现，是为了求人才以治民，并不是十叮羁名誉，分别好坏。
孝悌本不能用于朝廷，所以家庭以外只能讲义而不能讲情。
已经做官，职权有大小，事情有难易，各有功报，这正是人之实用，职务之所在。
现在却相反，到了报功的期限，虽然职位很高，却处于很低的品级，没有政绩的，却获得很高的品级，造就压抑了有功劳的人而崇尚虚名。
对上使朝廷的考核名存实亡，对下帮助了不务实际、拉帮结派的人。
这是其弊病之六。
官职的设立要针对不同的事，人的能力也不相同，发挥了他的才能则成功，失去了则失败。
现在不问才能是否合适，只管让他登上九品。
依品级来选取人，并不是他的才能达到了；依表现又被品级所局限。
如果表现符合实际情况，品级和表现仍相妨碍，就会被选举束缚，使不得专注才能。
何况今天的中正，与他疏远的，就贬低人家的长处，与他亲近的，就掩饰人家的短处。
专讲空话，以为虚名，则品级和能力不符，怎么能够处理事情?这是其弊病之七。
以前为九品所颁的韶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很少有所忌讳。
今天的中正，降职不明示对方错误，晋升不罗列对方善举，废弃褒贬的宗旨，仅凭感情，清浊相混，以达到个人目的。
所以违反早期制度，大造声势，来煽动众人，使他们都归向自己。
晋升者没有功劳来激励他，降职者没有错误来惩戒他。
奖惩不明，则风气污浊，天下人又怎能不懈怠德行而专心于人情事故呢?这是其弊病之八。
由此而论，立中正而没选对人，给他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约束，所以奸邪猖狂，冤狱遍地。
虽名为中正，实际是邪恶的处所；其事虽在九品，却有八害。
或在亲戚中结下仇恨，或在骨肉中产生猜疑，当身陷于仇敌当中，子孙躲开祸害。
逭却是历代的而非仅是现在的灾祸。
所以君主审时立法，防奸消乱，没有不变的制度，所以周沿袭殷，有所增减。
到了中正九品，古代圣贤都不用它，难道是被此事蒙蔽而有不周全的吗，是注重政治教化而不用它。
自魏建立以来，没见它得到人的功劳，却带来仇恨和不厚道的毛病。
伤风败俗，无益于教化，古今的失误，没有比遣更大的了。
我认为应当罢免中正，废除九品，放弃曹魏的有弊病之法，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
由此看来，选拔的中正却不是合适的人选，只是授予权势却没有奖赏和惩罚。
有时缺乏人担任中正而失去约束，所以奸邪的党人能够肆无忌惮，枉法恣肆，胡作非为。
虽然职务名为中正，实际上是奸邪之地；从事的是九品官员的职责，却做出太多的损害。
有的对亲人间结下仇恨，在亲人间产生猜忌，一旦身陷仇敌之手，子孙也会遭到祸患。
这是历代的祸患，不 仅仅是现在的危害呀。
是以时主观时立法，防奸消乱，没有通常的制度，所以周朝根据殷朝，有所减少和增加。
至于中正九品，上古的圣贤都不愿去做，大概是担心受到蒙蔽而有不周全的地方，将用正统的教化的适合的地方不能从中获取。
自魏建立以来，未见这样的得人的功劳，却受到刻薄的连累。
毁坏风俗，无益于教化，古今的失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
愚臣认为应该罢除中正，罢除九品，摒弃魏的弊法，建立一代的美好法制。
他上书后，皇帝下令命令大家一起议论，后来司空卫瓘等人也上书要求废除九品制度，恢复古代的乡里选拔推荐制度，但是皇帝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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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个人的人工成本，每月大概在8w左右，当然参与直播APP开发的人员越多，开发周期越长，相应的开发成本也会越高，最终的直播软件的报价也会越高。
直播APP的功能功能是影响直播APP开发价格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直播APP在开发技术上，相比于商城APP来说困难不少。
本身的技术难点，加上复杂的功能需求， 也使得直播软件开发的报价居高不下，如果只是开发基础版的手机直播APP软件，开发价格一般在15w左右。
如果是参照现在已经成熟的直播软件来开发的话， 开发费用至少要百万，因为他们随着企业自身的发展，以及用户群体的使用，现在的版本相比于初始版本，功能上相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也比较的完善。
即使企业在不差钱的基础上，完全按照现在已出名的直播APP进行开发，其实对于用户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就拿华诗图软件小编来说，如果正在开发的软件和现在市场上的直播APP一模一样，小编当然是使用已经拥有一定用户群的直播APP，而不是使用这款新的直播APP。
所以在开发移动直播软件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参考同种类型的直播APP是可以的，完全的照搬无疑是浪费资金，对于自我品牌的提升也没有好处。
特别是在近几年移动手机软件开发市场的一个发展，APP开发公司的增多，开发技术的成熟，在直播APP开发这一块的费用相比于以前来说有所降低，企业如果有意开发自己的直播APP软件，最好还是突出特色比较好。
如何理解“温柔敦厚而不愚”
古人对“温柔敦厚而不愚”较早的权威性阐释，见于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
”孔颖达强调的是：因为在上者深达于《诗》之义理，所以以《诗》教民而能使民“不愚”。
然而，从《礼记·经解》整段话来看，孔子是在讲六经的“受教者”、“习《诗》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以及对此的有关评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诗》者”的主体显然都是指习《诗》者，而孔颖达的阐发，却无端地多出了“在上”二字，亦即多出了“教《诗》者”这个主体，从而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不愚”，在涵义上偷换成了“使……不愚”，这显然是不符合文本原意的。
当代学者多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解释为“直言获罪”，如黄珅先生说：“对一般人来说，‘愚’即徒以直言获罪，而无补于事。
”（见黄珅《“温柔敦厚”析》一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
）张毅先生也说：“敦厚是老实，‘愚’指过分老实而以直言获罪，有失礼处。
”（见张毅著《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笔者认为，把“愚”解释为直言获罪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首先，“温柔敦厚”到某种极端而生出偏弊，其表现形态只会是过于柔懦、一味顺承，而非直言敢谏。
胡适先生在《说儒》一文中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
但他也有流弊。
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
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
”（胡适：《说儒》，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3页。
）孔子强调“《诗》之失愚”，显然是要防止“温柔敦厚”趋向某种极端化，即过于温恭顺从。
苏轼《上富丞相书》中曾说“刚健而不为强，敦厚而不为弱”，也指出“刚健”的极端化是强梁，而“敦厚”的极端化是软弱。
其次，联系周代的用《诗》实践来看，乐师的诵谏、公卿大臣的以《诗》讽谏，仅仅是一种基于伦理文明的柔化处理方式，决不是要走向直谏的反面。
事实上《诗经》里就有不少相当质直的谏诗，《小雅·节南山》末章，诗人明言“以究王讻”；《大雅·卷阿》谓“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圭、璋都是有棱有角的礼器，诗人以此为喻，赞扬贤臣良士可为四方典则的美好品格。
《大雅·烝民》篇赞颂宣王时的大臣仲山甫“柔嘉维则”，“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御”。
《大雅·崧高》篇谓“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如圭如璋”、“则”、“刚”、“直”等，都可以视为对“柔”的制约，以免过于柔懦之弊。
再次，《礼记·经解》所言“《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如果我们用春秋时期普遍存在的“忠”的观念加以观照，更容易让人理解其涵义。
春秋时期，“忠”的观念甚为流行，人们常将“忠”视为统治者对人民、社稷尽心尽责的态度。
《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云：“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君子谓子囊“……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
忠，民之望也。
《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都表明这一点。
具有“忠”德的人会从对国家、百姓负责的态度出发，对君主之过失予以直谏，甚至是尸谏，并不恪守温柔敦厚的讽谏之法。
相反，那些过于柔顺、毫无己见的臣子，常会受到质疑与指责（如《左传·成公二年》君子谓华元、乐举“不臣”）。
《论语·为政》篇记孔子强调“君子周而不比”，《易传·序卦》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均明确反对臣下苟合取容的态度。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若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理解为“直言获罪”，显然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可知，“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当指习《诗》、用《诗》者对君主过于柔和顺从、失去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的心理状态。
强调“不愚”，是为了防止过柔之弊。
“温柔敦厚而不愚”是周代中和、中庸观念的某种体现，它与“柔而立”（《尚书·皋陶谟》）、“温而厉”（《论语·述而》）、“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涵义有相近、相通之处。
“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观念，通过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代表人物而得到弘扬，表现为对“道统”的某种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