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济南的党史纪念地(小学生作文)
天，我们去济南战役纪念馆参观。
我带队，拿着我们的队旗，和大家一起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到纪念馆。
在纪念馆中，我们看到以前参加战争的战士们用过的武器和生活用品。
其中，在一楼展厅的中央摆放着一个大坦克，即便从二楼往下看，它依然很庞大。
在二楼对面还有一个小坦克，静静的摆放在那里。
参观后，我们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在参观中，我们仿佛看到战火纷飞的场面。
战士们奋勇冲锋，为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付出宝贵的生命。
我也要向他们学习，现在好好学习本领，将来为祖国争光
中共山东党史馆怎么样
拓展课外知识面，丰富历史文化知识，提高个人素养。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的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
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对公众开放，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
南湖革命纪念馆的文化内涵
12月11日日是广州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特意重修改造後的广州起义纪念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上午10时整，焕然一新、庄严肃穆的广州公社旧址会场上，广州起义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
大会由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主持，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一句“让广东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是对广州起义最好的纪念”，流露出的是这位新书记对广东人民的无限关爱。
广州起义对于每一位广州人来说都有著重要的意义。
而对于广州起义领导人、参加者的家属来说，则更有著特别深刻的意义。
在昨日的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广东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辛荣国，广州起义领导人後代和烈士亲属代表、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叶挺将军之子、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叶正大分别在纪念大会上讲话。
广州起义军事副总指挥叶剑英元帅、广州起义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太雷、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叶挺将军、广州起义重要参与者聂荣臻元帅等同志的後人，还一起为广州公社旧址维修工程竣工及广州起义展览开幕剪彩。
会後，与会同志参观了广州公社旧址和广州起义展览，对广州公社旧址维修、保护工作及广州起义展览给予高度评价。
重修改造後的广州起义纪念馆更同时推出了《广州起义》陈列展览，其中首度公开展示一批珍贵的档案和史料。
汪洋：发扬新时期广东人精神 汪洋在发言中强调，发扬光大广州起义精神，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就要继承广州起义勇于先行一步的精神，发扬光大“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就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广东建设得更加美好，让广东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朱小丹：将惠民措施落到实处 朱小丹在11日下午举行的广州起义学术研讨大会上表示，弘扬广州起义革命精神，就要把关注民生、情系民生、服务民生作为最重要的执政使命、政策取向和政绩追求，把市委、市政府制定的66条惠民措施一项一项落到实处，著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印象汪洋 身体语言尽显亲民形象 身穿笔挺的深蓝色西服、缓缓走上讲台准备发言的汪洋，第一眼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目，颇有点不怒自威的感觉。
但他在发言前向台下的深深一鞠躬，却使之前给人的那一种莫名的“距离感”变得荡然无存。
而在随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一位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话语虽不多，但在胜过一切的身体语言之中，却尽显亲民本色。
会後，汪洋与多位先烈的後人一同参观了《广州起义》陈列展览，这位新任省委书记非常主动地与多位老同志一一握手以示慰问；在参观的过程中，他认真地聆听讲解，仔细地观看每一件展品，与多位先烈後人一道重温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参观完毕後，汪洋更亲自陪伴多位先烈後人走到纪念馆的大门前，一一送别。
当叶选平老先生离开纪念馆时，汪洋紧握著叶老的手，以示珍别，目送叶老离开之後，他才转身向现场众人微笑著挥手致意，缓步离开。
写一处历史名胜古迹的解说词
秦始皇兵马俑(一说为宣太后)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俑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向西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
秦陵内共有3个兵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
秦始皇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
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身高1.85米左右，最高的近2米。
陶马高1.5米左右，身长2米左右，战车与实用车的大小一样。
人、马车和军阵是通过写实手法的艺术再现。
秦俑大部分手执青铜兵器，有弓、弩、箭镞、铍、矛、戈、殳、剑、和钺。
青铜兵器因经过防锈处理，埋在地下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光亮锋利如新，它们是当时的实战武器，身穿甲片细密的铠甲，胸前有彩线挽成的结穗。
军吏头戴长冠，数量比武将多。
秦俑的脸型、胖瘦、表情、眉毛、眼睛和年龄有差异。
秦始皇二号俑坑呈曲尺形，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
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
它是由骑兵、战车和步兵（包括弩兵）组成的多兵种特殊部队。
二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
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
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2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
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
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
每列8乘，共有8列。
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
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
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
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
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
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而俑坑内的108件骑兵俑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
在服饰装束及高度等方面都是严格模拟古代骑兵的战时形象。
与步兵、车兵俑显然不同。
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系在颌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磴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手甲。
衣服具有短小轻巧的特色，铠甲显得简单而灵活。
骑兵俑特殊的装束也与骑兵的战术特点密切相关。
秦始皇三号俑坑位于一号兵马俑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兵马俑坑东西相对，南距一号坑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
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
三号俑坑号的陶俑大部分没有头，陶马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甚至有的残破陶片坑内也不见踪影。
由此不难看出，三号俑坑曾遭受过严重的人为破坏。
三号俑坑对于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将领往往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常常要位于卒伍之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者的位置开始移至中军。
秦代战争将指挥部从中军中独立出来，这是军事战术发展的一大进步。
指挥部独立出来研究制订严密的作战方案，更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这是古代军事战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号秦坑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军事指挥部的形象资料。
建筑结构，陶俑排列，兵器配备，出土文物都有一定的特色。
它提供了研究古代指挥部形制、卜占及出战仪式，命将制度及依仗服的服饰、装备等问题的珍贵资料。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你这个主题写一篇500字的作文。
启动式在赫山区八字哨镇金家堤村举行。
现场，100多名学生代表聆听了湖南第一个农村党金家堤支部的历史、著命烈士段德昌的事迹，并参观了金家堤支部陈列馆。
“三大讲”是指：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讲好“三个对比”，强化“四个意识”；讲好时代要求，争做时代新人。
“活动”包括：党史宣讲活动、参观革命遗址、“讲革命故事，做时代新人”演讲比赛、“老少心向党，共圆中国梦”书画作品展、“新时代好少年”评选活动。
通过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正确把握人生坐标，自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实践者。
来自赫山万源学校的冷雨晨在参观金家堤支部陈列馆时，说出了心中的想法：“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会积极参加这一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争做新时好少年。
开天辟地大事变 观后感
1921年夏，从上海里弄里三三两两地走出一群人。
他们之中有些人穿着长衫，有些人系着领带，身着西装。
他们说着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
几天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
湖面细雨如丝，那艘精巧的画舫里，突然传出了低声的呼喊：“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微弱的呼喊声迅速淹没在雨声中，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正在迅速汇聚，它将推动着中国革命的红船，扬帆起航。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 石库门——红色火种传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库门房屋上。
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
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带有殖民色彩的矾红色半圆形门楣，呈现巴洛克式卷涡状水草花式。
粗重厚实的花岗岩门洞下，如潮的人群正从全国各地涌来，瞻仰红色火种的传播地。
叩响那对黑色石库门上的闪亮铜环，人流与历史在这里交织，肃穆与景仰凝聚成一种力量。
陈列柜中那些泛黄的书卷，是开启历史大幕的钥匙，而那如织的人流不断地探寻着历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长串崇敬。
记者跟随前来瞻仰会址的人潮，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鱼贯而入。
80年前，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从这里步入会场的呢
会址的建筑格局恢复得与80年前别无二致。
建党80周年前夕，这里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修。
会址纪念馆的流沙玲副书记告诉记者：“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经遗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发现它时，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 1951年4月，经过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确定兴业路76号、78号 为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市委组织有关部门按当年原貌进行全面修缮，所有的家具、陈设均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按原样仿制。
从它被发现的那刻起，对它的保护和修缮从没有停过。
“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着这块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风骨。
石库门下，乌漆实心厚木门内是一方狭长的小天井，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被挡在6扇落地玻璃长窗后，中央长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
桌上放着紫铜烟灰缸、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还有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
桌子四周围着十五张椅子。
树德里——历史的大会在这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扇黑沉沉的大门后，谱写着中国革命史诗的起首句，它的韵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访小组的记者把这里作为一个开端，探寻起革命先驱昔日的足迹。
1921年夏，操着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长江轮、坐长途火车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朝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汇拢。
他们行动秘密，毫不声张，以至于1952年，谢觉哉在回 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忽闻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
后来知道，他俩是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 乳白色荷叶边灯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发出黄晕的灯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
对着望志路寓所前门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丛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号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
李书城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李公馆”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围清冷的环境，使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夜幕下，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围坐在长桌四周，8点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这一天，距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不到一年时间。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两位著名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与李大钊未能出席。
二十四岁的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持，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实际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他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北京代表刘仁静坐在马林身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
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在会上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
散会后，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
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寓所前门望志路106号是关着的，代表们经后门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离开会场。
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齐的会议。
博文女校——代表们曾经的住所 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
几经努力，记者被允许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访。
记者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转弯，同样是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
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部办公室。
工作人员刘荣珠说：“为了保护这幢建筑，纪念馆将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来，有人住在屋里，还可以做些日常维护。
”博文女校面积不大，二楼曲尺形走廊尽头，第二进房间是代表和何叔衡曾住过的屋子，现已恢复原状：窗户边放着老式的小书桌，两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呈丁字形摆放，中间放着竹制书架，屋里一尘不染。
刘荣珠说：“当年从上海里弄里认出这幢房子时，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当地文化局的职工宿舍。
前些天，这里的老住户回来看过，还拍照留念了。
” “一大”召开时，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
当时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
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黄绍兰。
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
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之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
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
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7月25日、26日曾休会两天，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
根据马林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提议，推选成立了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
经过休会两天紧张地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然而，今天会址纪念馆的展示厅里，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却没有中文原本。
一些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和决议的中文文件极其珍贵，可惜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现存的只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
俄文译本原存于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移交给中共中央。
英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
”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
会议依旧在八点以后举行。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当时他闹肚子，出不了门，只好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地板上。
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突然闯进一个穿着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他朝四下环视一周。
代表们问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词地说：“找社联王会长
”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
”然后，匆忙退出。
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人姓王。
马林问代表，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 会议被迫中断，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
十来分钟后，法国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
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查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
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凌乱，字迹模糊，被巡捕房的人当做无关紧要的废纸，踩在脚下。
闯入者一无所获，离开后，还在这所房子周围布下暗哨，监视进出人员的行动。
老渔阳里2号——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当晚12点左右，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寓所。
老渔阳里2号离会场不远，5月22日，记者花了些时间，在上海老城区一条条狭小而又繁忙的马路间寻找。
在淮海中路临街的水果摊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胖大妈坐在里弄口乘凉。
她不知道老渔阳里2号在哪里，却反问：“你们是找陈独秀的老房子吧
呶，在那边，门口有块牌子。
”老太太露出了一脸笑容。
才十来步路，记者就看到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
黑色的大门紧闭，锈迹斑斑的门环贴在门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过的老式墙门。
只有左侧一块汉白玉的纪念牌还能说明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
记者用力地敲响门环，门里出现一位睡眼惺忪的妇女，她说：“来参观的人太多了。
”她指着自己居住的房间说：“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牌呢。
”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堆着一些家什，在长沙发上，一块汉白玉的牌子告诉人们，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也曾在此工作过。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这间屋子聚会，决定转移会址，几天后，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
历史像一位老人，从容地安排着一切。
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让代表们受到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
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
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
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
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茫茫大上海——寻访代表后人 对中共“一大”的采访已经进行了两天，记者在繁华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总算采访到了全部的旧址，也采访到了众多知情人。
但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绕：“一大”代表是否还有后人在世呢
虽然“一大”距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
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是正确的。
就在我们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偶遇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绍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
一位是王尽美的儿子王杰，另一位是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
在陈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
两位老人听说是要谈谈自己的父亲，欣然应允。
5月22日夜，记者驱车赶往康平路找寻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杰。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听是去康平路，肃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这个。
”他竖起了大拇指。
80年过去了，上海的夜依旧凉爽而湿润，然而，租界没有了，一路行来，沿街的外企办公楼高耸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
王杰已逾古稀，当年王尽美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还在母腹中。
老人是随军南下干部，后调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长，今日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穿军裤，着布鞋，随和而平易，一口山东口音，声若洪钟。
谈起王尽美，老人颔首而笑：“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知道的不详尽，大多是听我奶奶讲的。
”墙上显眼位置挂着王尽美的遗像。
王杰说，这张照片还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墙里才保存下来的。
王尽美长期离家在济南进行党的活动。
反动军队知道王尽美是共产党员，经常到他莒县的祖屋骚扰，有一次还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邻居凑了些钱，才赎出来。
老人还记得王尽美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虽然这份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却道出一名共产党员最真挚的期盼“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道别时，王杰老人固执地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5月23日，记者驻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
这个名字让人感到如此熟悉。
安顺路那个小区绿树环抱，鸟鸣阵阵。
刘文澜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
她长得极像照片上的刘仁静。
刘文澜和丈夫陈良廷曾合作翻译过《乱世佳人》、《教父》等书，名字为人熟悉也就不足为怪。
说到从事翻译工作这一点，刘文澜说：“是受父亲的影响”。
刘文澜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刘仁静生活中的许多趣事。
刘仁静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儿、女婿。
他和女婿陈良廷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谈着谈着，刘仁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
”陈良廷说：“不是。
”刘仁静不再做声。
刘文澜笑着说：“后来，我爱人说，我父亲听说他不是党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是相信党的。
”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岁高龄的刘仁静清晨外出锻炼时，不幸被公交车所撞而去世。
刘文澜说：“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开的。
”告别时，我们看到刘仁静的外孙女陈造容正在创作一幅以中共“一大”为主题的水彩画：杏黄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会址背景，一团鲜红的烈焰衬托着镰刀、铁锤，欲喷薄而出。
她说：“这是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创作的。
” 南湖画舫——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5月23日时近正午，中共“一大”会址前，人流如潮，董必武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展厅的结尾，面对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画舫。
嘉兴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故雅称鸳鸯湖。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
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为624亩。
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赶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租下两间房，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条游船。
另一部分代表们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车南下。
陈公博则因30日晚开会时的变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灵隐寺安心静养去了。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便继续出席会议，没有同行。
在嘉兴城老城区，记者找到那时被称作张家弄的马路。
如今嘉兴已将其拓宽改称“勤俭路”。
据当地的地方志专家介绍，旧时张家弄是嘉兴城最热闹的处所，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
王会悟当年租下的鸳湖旅馆，在当地属“星级”较高的。
然而，它的繁华只能在南湖纪念馆的展厅中才能看见了：两层回廊式结构，颇有气派。
50年代嘉兴旧城改造，鸳湖旅馆也随即灰飞烟灭，向老一辈的人打听，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
5月25日上午，记者找到人民剧院后门，一群剧院工作人员正在拆洗座套。
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说，鸳湖旅馆就是这里，要说它的历史，那就长了，以前它对面是五芳斋粽子店，热闹着呢，后来拆了。
赶往嘉兴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当时就从记者所在的位置上，缓步走向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
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如今成了揽胜之地，东南方那艘精致画舫停泊岸边，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红船就停靠在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时这里是很僻静的。
”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借用一叶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画舫。
这一天是阴天，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
泊船东南向斜对着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
湖上细雨如丝，听来如军士衔枚急走。
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
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
船舱里，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刻着金色盘龙。
四壁雕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
横匾上镌“湖光彩月”。
甩掉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色的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酒龙诗虎，呼卢喝雉，一派喧闹。
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巡逻艇，曾暂时停止开会，当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照常进行。
那张被密探忽视的“废纸”，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党纲明确地声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
接着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下午6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城。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