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游览长征遗迹观后感2000字
参观历史遗迹有感2016年的7月底，鄙人有幸参加了同济大学浙江学院重走长征路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去了四川阿坝州。
在阿坝州待的四五天不但修养了身心、了解了羌族人藏族人的生活风俗，更像是身临其境的走了一遍他们的近代史。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简称阿坝州，是四川省的一个自治州，以少数民族为主要人口，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与青海省、甘肃省交界。
为了更好的发扬长征精神，我们一小队人全部换上了红军服。
五角星帽子、布衣服、布裤子、还要裹小腿布、麻花辫、红袖布等等，走在路上，时不时有人调侃道“哟，红军来啦，还是一群小红军嘿”。
遇到这事不是一次俩次，一路上只要是遇上一位县里人都会看着我们笑一笑。
一众队的我们也从自嘲到不好意思。
为了了解理县的历史，我们穿着红军装去了理县博物馆，寇仁义馆长给我们讲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群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团总。
1924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还攻打到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之后在馆长的带领下，我们带着油与大米又去拜访了红军廖世德的亲妹妹廖子清，廖子清奶奶一见我们来，叫了自家媳妇给我们送上了洗干净的各种当季水果。
我们很是不好意思，我们来本是麻烦他们，没想到还受此大礼。
廖子清奶奶虽然年岁已高，但依旧思路清晰、说话声音也铿锵有劲：在90年代初，大概是在34年左右。
红军长征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开始以为是国民党来了，国民党是要抢东西的，还要打人。
我们都很怕，全县大小老少都带着粮食爬到山顶上，家鸭家鸡也都一并赶上山去。
但是还是有一些不怕死的留在了山下。
过了一两天山下的人上来报信说“他们不是国民党，他们是红军，他们只是过路休息一下的。
他们跟国民党不一样，不抢东西不打人，他们愿意帮助我们耕农，以此换粮食吃。
”我们陆续地都搬了下去。
和红军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渐渐的意识到红军不收农民一米一线，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当时就流行着一句话“有困难就找红军”。
红军在我们这里待了大概四五个月。
在此期间女红军教我们小朋友唱红歌，教我们妇女缝衣服等。
也许多有志青年参加了红军，每天早上都能听见红军在教他们基本的抗战技巧，也有教打枪的。
但没过多久他们就走了。
我的哥哥也是随着红军长征去了。
很想他，之后再见上哥哥已经是中国成立了。
原来县里人叫我们小红军不是在调侃，而是回忆起了当年自家老人遇上红军受到的照顾而满含情感的叫了一声红军，像是在说谢谢你们一般。
关于这一段时间的羌族历史，官方是这样记录的：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他们热爱人民的军队，积极参军支前。
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
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经过革命锻炼的羌族人民，继续不断地向反动派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
那年理县博物馆馆长和廖子清婆婆给我们讲述的这段历史，我现在依旧还清晰的记得。
他们由心讲着故事，似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使我们经历了灵魂的洗礼。
在城市里太久了，天天看见的是水泥围成的高楼大厦，街上车水马龙，满是被金钱和权力左右了的面无表情的人群。
自己也被打磨得世俗化，丧失了年青人该有的棱角和青春飞扬的朝气。
在城市里面我们感受不到历史对我们的重要性，因为城市社会发展得太快，变化得太快，只是面对面（不用心，表面）与人打交道得太多，在这样快节奏下无时可以去顾忌曾经发生了什么，只能活在当下，独自一人的完成自己的事情，若是在意了过去，活在了过去，一般来说便会比别人落下好一大截儿。
而差一人等是我们年青人、中年人、中老年人最害怕的结局，至此我们只能自己埋头苦干，不思考过去。
这一观点深深存在在我们内心的某一角落。
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历史以及历史留下来的痕迹是可以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
就像是阿坝州的羌族藏族人民，红军长征路过此地，在这里留下来一段历史。
羌族人民世世代代流传着这历史带领着他们做人做事。
像是一个信仰、一个导路灯。
名山的历史
名山县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千古流传茶祖故里，世界茶源”扬名中外国有字记载的人工种茶始祖吴理真的故乡——名山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介于北纬29°58′～30°16′、东经103°2′～103°23′之间，幅员面积614平方公里，辖20个乡镇、192个行政村，人口27万。
县政府所在地蒙阳镇，距省会成都120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距中国十大魅力城市、四川省十大宜居城市雅安17公里高速公路里程。
现任县委书记岑刚、县长徐其斌。
历史悠久的名山。
公元553年（西魏废帝元钦二年），始建蒙山县。
因境内的蒙顶山自古与峨眉山、青城山并称为蜀中三大历史文化名山，593年（隋开皇十三年），改蒙山县为名山县至今，建县已历1455年。
新中国成立后，名山县先后隶属四川省眉山专区、温江专区、雅安专区、雅安地区、雅安市。
生态优越的名山。
名山县属中纬度内陆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5.4℃，年均降雨量1500毫米，年均日照953小时，年均无霜期294天。
森林覆盖率49%，空气质量达国家一级标准，水质量达国家二类标准，被誉为“绿色世界”、“天然氧吧”、“生态乐园”。
物产丰饶的名山。
境内土壤肥沃，类型多样，盛产茶叶、粮油、蚕桑、畜禽、花卉苗木、林竹、中药材、食用菌、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是全国无公害农产品（茶叶）生产示范县、四川省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县和动物无规定疫病区示范县。
全县拥有茶叶26万亩，农村人口人均1亩茶，年产优质绿茶8000余吨，年出圃无性系优质良种茶苗3亿多株，蒙山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年出栏生猪60余万头。
芒硝为西南地区特大型矿藏，储量1600亿吨，品位高、埋藏浅、易开采。
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100亿多立方米、石灰岩储量5亿多吨、砂岩储量近1000万立方米、澎润土储量2亿多吨。
文化荟萃的名山。
名山扼成都平原通往“三州”（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及西藏、云南的咽喉，处于汉、藏、羌、纳西、白族、摩梭等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汇点，有底蕴深厚的蒙山茶文化，海纳百川的人文文化，独具特色的川西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二万五千里长征播洒的红军精神文化。
蒙山茶文化被誉为世界茶文化的一枝奇葩，蒙山派茶艺“天风十二品”和茶技“龙行十八式”被誉为中华茶艺和茶技的绝世“双璧”，历代文人墨客赞誉蒙山茶的诗、词、歌、赋达2000余首，文化底蕴之深厚，为世界所公认。
风景独好的名山。
名山地处成都平原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地貌以海拔650～850米的台状丘陵和海拔650米以下的浅丘、平坝为主，占全县幅员面积的83.3%，海拔850米以上1500米以下的低山，占幅员面积的16.7%。
境内有世界茶人顶礼膜拜的茶文化发源地、茶文明发祥地、茶文化圣山——蒙顶山，有烟波浩渺、白鹭翔集的百丈湖，有酷似桂林山水的双龙峡，有碧绿拥翠的国家级万亩观光茶园，有新石器遗址、大禹治水遗迹、禅林宝刹、摩岩雕刻、宋代茶马司、世界茶史博物馆、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馆等人文景观70余处。
身临名山，或登山品茗，或临湖问橹，或入林听泉，或寻古访幽，觅自然天趣，如入仙境，令人流连忘返。
对外开放的名山。
1986年名山被列为四川省首批对外开放县，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被列为西部大开发重点县，2007年被四川省委、省政府列入成都经济区。
改革开放以来，名山干部群众历史地、辩证地审视县情，不断荡涤内陆意识、“盆地”意识、休闲意识，强化改革意识、发展意识、开放意识、法制意识、诚信意识、效能意识，用“以茶会友，你有我有”的发展理念开启对外开放的大门。
2004年第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首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2005年第三届四川旅游发展大会、全国茶馆专业委员会2008年年会暨第五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一年一度的皇茶祭天祀祖暨万人品蒙顶春茶等的成功举办，将名山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投资理想的名山。
成雅高速公路、国道318线纵贯全境，县乡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快捷，具有良好的资源空间匹配条件；得全国水电基地雅安地利，电力充足、电价低廉，具有良好的工业生产能源保障条件；四川省38个省级工业园区之一的雅安工业园区建在名山，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完善，拥有四川省人才开发先进单位、四川省民营经济示范园区、四川省生态科技工业园区、四川省第一批工业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四川省先进开发区等多项殊荣，被省委、省政府批准为四川省中小企业创业基地，被国家开发银行确定为四川省2个“中西部地区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金融支持省级开发区”之一，具有良好的产业承接条件。
奋进跨越的名山。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名山与历史一同进步。
2007年，全县GDP增长1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33.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中联科技、香港永旺硅业、上海九晶电子等一批投资规模上亿元的企业落户名山，工业强县战略强势推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7%；农民人均纯收入3597元；城镇化水平25%。
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80所，专任教师1794人，在校学生2.97万人；有卫生机构25个，卫生技术人员597人；电信、移动网络覆盖100%，城乡手机拥有量4.6万部，固定电话用户1.2万多户，无线市话用户0.4万多户。
茶祖故里、世界茶源——名山，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导下，正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大步前行，奋进跨越
特色文化 茶文化 高雅的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蒙山茶文化堪称世界茶文化的一枝奇葩。
据史料记载，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50年），县人吴理真在蒙顶山上开始种茶，蒙顶山由此成为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工种茶最早的地方。
《现代汉语词典》，在“蒙”字的词条中专门注有“〖蒙山茶〗四川名山县蒙山出产的茶叶”。
蒙山茶由药品、饮品、贡品到商品，历两千多年而经久不衰，缘自于本身的优异品质。
茶的利用始作药料。
《神农本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
《舆地纪胜》中记述了蒙山一僧人久病不愈，服蒙山仙家雷鸣茶去宿疾的故事。
据考证，茶开始作为饮品，最早起源于秦汉时期的川蜀之地，后逐渐向各地传播。
西汉末年起，成为寺僧、皇室和贵族的高级饮料，到三国时，宫廷饮茶更为经常。
唐天宝元年（742年），蒙顶名茶因其品质优异，工艺精湛，被列为贡品，文宗开成五年（840），蒙顶名茶便作为国家礼品，赠送日本友人。
自唐至清，蒙顶名茶年年入贡，1200余年从无间断。
蒙顶名茶成为商品后，唐天宝年间价格昂贵。
宣宗时，杨烨撰《善夫经手录》记有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
宋时，因连年用兵，所需战马，多用茶换取。
蒙山茶作为一个响亮的品牌，成为“不得他用，定为永法”的易马专用茶。
位于百丈湖之西3公里处、国道318线旁的茶马司，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2），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专司茶马互市事宜的官办机构遗址。
蒙山茶不仅味高名重，而且为国家安定、民族团结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此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高度赞誉。
“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的千古流唱；白居易“琴里知闻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比拟吟咏；黎阳王《蒙山白云岩茶诗》中“若教陆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的由衷慨叹；宋朝文同“蜀地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的品茶心得，更是赋予了蒙山茶无与伦比的茶文化底蕴。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主席在品尝到蒙顶名茶后说：“蒙山茶要发展，要和群众见面”。
昔日皇室茶，今入寻常百姓家。
佛教文化 蒙顶山自古与蜀中峨眉山、青城山齐名，其原因是蒙顶山历代高僧辈出，享誉禅林。
名山历史上曾有72寺、院，其中蒙顶山占了一半，佛教文化历史渊源深厚。
三国时期，天竺僧人空定大师沿南丝路来华，结茅于蒙山，时称梵人之茅，因访道求法者众，佛法大兴，遂成梵刹，名曰“大梵音院”。
时移势易，岁月沧桑，蒙山佛寺从“大梵音院”到“龙泉院”、“蒙龙院”、再到“永兴寺”，虽几经兴衰更迭，蒙山佛法却一脉相传，生生不息，广行禅门宗风，致力于弘扬光大蒙山佛教文化。
唐时，恰逢蒙山茶入贡皇室，蒙山僧众研习茶艺，“禅茶并举”，始开蒙山禅茶文化之先河。
北宋时，西域僧人甘露法师（或称不动法师）住持蒙山，广集大量显宗经典和密宗瑜伽诸部，辑成《蒙山施食仪》和《大忏悔文》，作为佛门晚课的必诵仪规，相传至今。
依据《仪规》举行法事，施食普济众生，免除饥渴之苦的宗教仪式，被称为放蒙山，亦称放焰口、做佛事、施供养。
随着《蒙山施食仪》和《大忏悔文》的广泛流传，蒙山佛教文化远播海内外，名扬千界，欧美、日本、东南亚及港台地区，依教奉信者甚笃。
而今，蒙山红宇古刹，香火鼎盛，永兴寺、千佛寺、天盖寺等寺院禅门宗风犹存，每年前来参拜的信徒和海外居士众多。
祭祀文化 《尚书·禹贡》记载：“蔡蒙旅平，和夷厎绩”。
宋代学者朱熹注释：“蔡蒙”二山名。
蒙山地志蜀郡青衣县，今雅州名山县也。
旅平者，治功毕而旅祭。
意思是夏禹平定蔡山、蒙山一带水患，登蒙山祭天，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庆治水功成。
由此留下了深厚的祭祀文化。
名山旧时风行的祀孔、祀关岳、祀社稷坛、祀先农坛等礼俗，后来的皇茶祭天祀祖即为夏禹祭天的演变和延伸。
故史籍记载：蒙山之名始于禹贡，蒙山亦称禹贡蒙山、圣山。
如今，蒙顶山上尚存夏禹登蒙山祭天的天梯古道、禹王宫和大禹像。
红军文化 1935年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进至名山。
16日-21日，由徐向前、王树声、王维舟、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指挥的红四方面军6个师、17个团、共2万余人的兵力，在百丈关一带与国民党刘湘部队展开激战，歼敌1.5万余人。
后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四方面军一部进驻蒙顶山、莲花山一带，挖战壕、筑工事，扼险防守。
红军在名山战斗期间，刷写、雕刻大量宣传标语，播撒反剥削、反压迫、反蒋抗日的革命斗争火种；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苏维埃政权；积极动员青年男女加入红军，57名名山籍红军战士在其后长征的历次战斗中牺牲。
红军驻扎期间留下的石刻标语、战壕遗迹至今尚存，红军纪念馆陈列的红军遗物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辞，再现了往昔的峥嵘岁月。
蒙山红军文化是后人凭吊革命先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
红军精神，成为名山精神文化的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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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草地的资料
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的川西北草原，纵横300余公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
由于排水不良，形成大片的沼泽。
水草盘根错节，结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
草地气候极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
1934年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先后通过草地，也就是松潘湿地，经过的地区包括今天的松潘县、红原县、若尔盖县。
为纪念红军征服雪山草地的壮举，80年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上建造了红军雪山草地长征纪念碑和长征纪念碑园，松潘成为长征著名的纪念地之一。
1934年6月红军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守军胡宗南部，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的动摇，失去了战机，最后不得不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
当时国民党军准备调集军队阻止红军北进，围困和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之间。
一面是大敌当前，一面是渺无人烟，没有道路，几乎是生命禁区的草地，红军当时处于生死一线极其危险的境地。
但英勇无畏的红军右路军在当地向导的协助下，用了十的时间通过了大草地，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
目前松潘草地经排水疏干，多垦为农田，草地和沼泽面积已大为缩小，已发展成少数民族的农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