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近现代史学习心得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
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
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
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
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
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
谁能告诉我
”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
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
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
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
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
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
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
“落后就要挨打。
”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
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
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
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
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
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
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
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在这里叙述一个长征故事——“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 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
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
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感到无比沉重
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二万五千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走了一圈。
我们红军历尽艰难，突破重围，翻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还要飞夺泸定桥。
从 1934年秋开始到1936年10月，这段历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
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
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
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
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历史，给我的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长征，还有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
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如何的感受了。
知史可以明得失。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他人意见 仅供参考 望有帮助
关于桃园三结义
桃园三结义是中的第一个故事。
提起刘备、关羽和张飞，人们总是会联想到他们早年在涿郡张飞庄后那花开正盛的桃园，备下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焚香再拜，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人们一直传诵着这个故事，也一次次有人效仿着焚香结义。
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便谈到：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 桃园之拜……()清代一些会党如三合会等，在他们颇为庄重 的入会仪式上，必定不会忘记插上桃枝，以此象征他们是在桃园结义。
刘焉出榜招募义兵。
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
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
昔刘胜之子刘贞，汉武时封涿鹿亭侯，后坐酎金失侯，因此遗这一枝在涿县。
玄德祖刘雄，父刘弘。
弘曾举孝廉，亦尝作吏，早丧。
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
家住本县楼桑村。
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
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
”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
”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
”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
年十五岁，母使游学，尝师事郑玄、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
及刘焉发榜招军时，玄德年已二十八岁矣。
当日见了榜文，慨然长叹。
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
”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
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
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
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
恰才见公看榜而叹，故此相问。
”玄德曰：“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
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
”飞曰：“吾颇有资财，当招募乡勇，与公同举大事，如何。
”玄德甚喜，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
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斟酒来吃，我待赶入城去投军。
”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
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
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
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
”玄德遂以己志告之，云长大喜。
同到张飞庄上，共议大事。
飞曰：“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
”玄德、云长齐声应曰：“如此甚好。
” 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
【桃园结义】 掌故轶闻：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刘备有意拯救百姓，张飞、关羽又愿与刘备共同干一番事业。
三人情投意合，选定张飞庄后一桃园。
此时正值桃花盛开，景色美丽，张飞准备了青牛白马，作为祭品，焚香礼拜，宣誓完毕；三个人按年岁认了兄弟。
刘备年长做了大哥，关羽第二，张飞最小做了弟弟。
这便是中著名的“桃园结义”。
历史上有没有桃园三结义 说到刘备、关羽和张飞，人们总会联想到他们早年在涿郡张飞庄后那花开正盛的桃园，备下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焚香再拜，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那么，三国历史上有没有过桃园结义这件事? 历史上的刘、关、张三人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记载，关羽亡命奔涿郡， 刘备正在乡里聚合徒众，关羽、张飞便投其门下。
后来刘备为平原相，又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刘备和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关羽经常于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后来徐州失守，关羽被擒，曹操派人劝降，关羽也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也记载：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从关羽 誓以共死一句看，似乎他们当年有过某种誓愿，但史书只说他们若兄弟，并没有说他们已结拜为兄弟。
? 可能就是根据三人恩若兄弟这一点，加以想象发挥，民间便有了桃园结义的传说，而元 人则根据民间传说把故事写进了和杂剧。
一般认为，成书于元末明初。
在这之前，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年)刊行的之一的，虽然只有8万字，但已初步具有《三国演义》的主要轮廓。
其中就有桃园结义 一节，先是关羽杀了贪财好贿、酷害黎民的本县县令，逃往涿郡，张飞见他状貌非俗，谈吐有志，遂邀至酒店共饮。
恰好刘备卖履后也进了酒店，几杯酒共饮之后，三人情投意合，遂共邀至张飞庄后桃园，各序年甲，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这与《三国演义》的描写已大同小异。
据傅惜华统计，以三国故事 为题材的元人杂剧已有四十多种，几乎是三国的主要人物都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对《三国演 义》的成书也起了重要作用。
其中也有专门的一出戏，情节与 》又有不同，写关羽杀了趁乱图谋立为王的州尹，逃到涿郡范阳，一日到张飞的肉店买肉下 酒，屠刀却被张飞事先用千斤巨石压住。
关羽搬动巨石，让张飞钦佩不已。
张飞往客店相访，先拜关羽为兄，后又遇见刘备，见他容貌堂堂，有富贵之相，又是帝王后裔，于是与关羽共拜备为兄，三人共到城外桃园，杀牛宰马，祭告天地，誓共生死，同扶汉室。
? 桃园结义的故事，也有现实生活的影子。
三国时代有杀白马为盟的习俗。
建安七年(202年)，曹操攻破南皮，杀了袁谭。
袁熙的部将焦触、张南背袁向曹，他们起事时，就是杀白马盟誓 ，见于。
不过这只是盟誓，并不是结拜兄弟。
后来很多农民起义的头领在起事结拜兄弟时就用这种形式。
比如，元代刘福顺等人的红巾起义，《元史·顺帝本纪》描写他们结义的情况就是杀白马乌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
? 《三国演义》写桃园结义，可能根据民间传说，又吸收农民起义的事迹，可能还与作者自身经历有关。
《演义》作者罗贯中，据鲁迅考定，约生活在1330-1400年间。
他的生平事迹多不可考，有说他是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有说他是东原(今山东东平)人，有说他是钱塘(今 浙江杭州)人。
只知道他生逢乱世，阅历丰富。
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明王圻《稗史汇编》说他是有志图王者，一是清徐渭仁、徐徐鈵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张士诚有关系。
他现存有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写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 ，并参加编写了《水浒传》，这些小说戏曲作品，都以乱世英雄事迹为题材，这与他的经历抱负应当有关系。
《三国演义》的大量描写，首先是对桃园结义的描写，也应与他的这种经历有关。
从《三国演义》全书的艺术构思来说，写桃园三结义，既引出全书的三位主要英雄，又揭示全书将要从多方面加以表现的忠义主题，这可能也是作者在《演义》开篇就写桃园结义的一个缘由。
【一家之言】 『煮酒论史』 『野史乱弹』刘备才是借刀杀关羽的真凶 最近一本名叫《诸葛亮的真面目：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的书相当火爆，作者朱子彦在书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关羽的死是诸葛亮造成的。
他认为，就是因为关羽在打襄樊、擒于禁、斩庞德、围曹仁，直到走麦城的过程中，诸葛亮未发一兵一卒，袖手旁观，这才造成了关羽最终的失败和掉了脑袋。
而在作者朱子彦看来，诸葛亮之所以要借曹操和孙权的刀来杀关羽，原因就是关羽的地位太高，和刘备的关系太近，所以一旦刘备死了，诸葛亮手里可能就没权了。
虽然阿元也并不认为诸葛亮特别的高尚，虽然阿元并不认为诸葛亮是一个忠臣的榜样，但阿元更不同意把关羽的死，强加在诸葛亮身上。
说关羽的死不是诸葛亮干的第一个理由是，即便是诸葛亮看出来关羽是他权力争夺中的第一大障碍，他也没有能力把借刀杀关羽。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是诸葛亮投靠了刘备之后，并不向〈三国演义〉里头写得那样，一开始就手握大权。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到了刘备那里之后，虽然和刘备处得不错，让刘备感觉到如鱼得水，但刘备并没有给他任个什么官，还是白丁一个。
到了赤壁之战后（公元208年），才给了诸葛亮一个杂号将：“亮为军师中郎将”，而且也不是全面负责的人，仅仅是管制荆州的零陵,桂阳,长沙三个郡，征调这三郡的赋税，用来扩充军中的粮饷。
等到了刘备拿下益州之后，给诸葛亮的也不过是军师将军，秩二千石，相当于东汉的太守，也就是市长级别的一个官。
等刘备称汉中王了，关羽是前将军，张飞是右将军，都是位次三公，比诸葛亮都差不多。
而且当时，刘备更信任的人是法正。
在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各种军政大事，诸葛亮都靠不上边。
象决计入蜀和攻打刘璋，是法正、庞统出的主意。
而攻占汉中，也是法正和刘备一块干的，和诸葛亮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段时间里，诸葛亮并没有太大的权利，也不大受刘备的信任。
象关羽死后，刘备要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大家伙儿觉得这事没把握啊，就劝刘备别干了，刘备是一概不听。
这个时候，诸葛亮说的是啥呢
“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意思是啥呢，这法正还活着就好了，因为只有法正的话，刘备才会听。
还有，当时刘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意思是法正同志官很大不说，而且身兼内外要职，得到了刘备的绝对信任。
所以呢，当时的法正也不把人放在眼里，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
也就是说，把以前得罪过法正的人，哪怕你只是斜楞了他一眼，都报复了个遍。
而对此，亮也啥招没有。
“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意思是啥呢，法正，也就是法孝直是刘备的左膀右臂，我能拿他有啥招呢
这些情况，都说明，当时的军政大权，都牢牢地控制在刘备自各儿的手里，能说上话的，只有一个法正。
而这个时候的诸葛亮，刘备把他定位在一个内政人才上，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后勤部长。
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诸葛亮有权力派兵去救关羽吗
他又有什么能力借刀杀关羽呢
再说了，当时在权力争取的道路上，对诸葛亮阻碍最大的，是法正而不是关羽。
当时，“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三国志法正传》），也就是汉中王的宫廷秘书长，还兼着个将军。
而这时候的诸葛亮不过是军师将军，地位也就是个差不多。
从这种情况来看，法正如果后来不死，当丞相的可能性比诸葛亮还大，应该是诸葛亮权力之争上的第一块绊脚石。
如果诸葛亮真的有那么坏，想把阻拦他前进的石头都搬掉的话，也要先搬法正才对。
而且关羽再怎么样，不过是个武将，岁数也和刘备差不多，你知道他们谁死到谁前边呢
所以作者朱子彦的说法，也有把诸葛亮神化的可能性。
到关羽是个武将而在作者朱子彦看来，诸葛亮之所以要借曹操和孙权的刀来杀关羽，原因就是关羽的地位太高，和刘备的关系太近，所以一旦刘备死了，诸葛亮手里可能就没权了。
但关羽的死也确实特别的奇怪。
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只有一个兵力不足的关羽在孤军奋战，直到走麦城，掉了脑袋了，也没有盼来一兵一卒。
而刘备呢，对这二弟是不闻不问，袖手旁观，好像没事人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真的是有人要借刀杀关羽吗
回答是肯定的，但这个人不是诸葛亮，而应该是刘备。
听了阿元这个结论，可能所有的人都要跳起来，说阿元在瞎扯蛋。
这刘备和关羽是兄弟啊，关系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咋可能借刀杀关羽呢
这不是胡说八道是啥呢
首先刘备和关羽并不是结义兄弟。
成为千古以来义气典范的桃园三结义是罗贯中瞎编的，在历史上压根就没这么一回事。
第二，关羽和刘备的关系也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好。
象在徐州的时候，关羽就背叛过刘备，而且也不象〈三国演义〉里说的，有甘糜二夫人和有条件投降的说法。
在〈三国志-关羽传〉里是这么说的，“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
在〈三国志-太祖传〉里说的是“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
”而且，在孙权最后把关羽抓起来之后，关羽也是要投降的。
蜀记曰：“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
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
今岂可生
”乃斩之。
”意思是关羽给抓起来之后，关羽是想投降的，要不就没有权欲活羽以敌刘曹。
要是人家连投降都愿意，你怎么能够让他活着来对抗曹操呢
这些事情证明，关羽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是个顶天立地，豪气冲天的大丈夫，而是和吕布差不多，一看打不过，立马就乖乖的投降。
而且因为关羽骄于士大夫，也就是看不起有文化的，所以在诸葛亮刚投奔刘备的时候，还和刘备发生过一次矛盾。
他看刘备和关羽关系太好了，心里就打翻了醋坛子，撺楞张飞一起找刘备提意见去了。
“于是（刘备）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愿诸君勿复言。
羽、飞乃止。
”（〈三国志诸葛亮传〉）意思是啥呢，对于刘备对诸葛亮太好了，关羽和张飞都不高兴了，说我们都跟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咋对个新人这么好呢
刘备赶紧劝了半天，关羽这才不唠叨了。
而且关羽是相当的骄傲，在刘备集团里，是谁也不服，估计连刘备都不一定放眼里。
这一点，从关羽要杀糜芳，也就是刘备的小舅子可以看得出来。
从刘备收了马超之后可以看得出来。
刘备收了马超之后，关羽马上就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
”意思是马超是啥人啊，可以和谁相比啊
诸葛亮知道羽小心眼啊，就写信告诉关羽：“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意思马超也就武艺好点，和黥布、彭越啥的差不多，和张飞一起打打仗还可以，但和你关羽咋能比呢
至于说诸葛亮，关羽也没有当回事。
联吴抗曹是诸葛亮制定的，刘备同意的国策，但到了关羽那里就变了味道了。
当孙权要和他联姻的时候，关羽骂孙权是猪，这实际上已经和东吴公开决裂。
还有，在刘备称汉中王之后，关羽还因为骄傲，还和刘备直接起了冲突。
当时，刘备想用黄忠当后将军，和关羽并列。
关羽不干了，这个官我不当了。
对于这一点，《三国志·费诗传》是这么写的：“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 关羽的不肯受拜，实际上是对刘备的公然对抗。
当时可是封建社会，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年代，你这么和你的主子对着干，是不是不想活了呢
不仅如此，在这之后，关羽和刘备的对抗开始升级。
这个新的对抗就是，关羽发动了襄樊战役。
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是和刘备对抗的理由是，在所有的，你能找到的历史书里，没有一条证据能证明，这襄樊战役是刘备想打的。
那么刘备没有下命令，曹操也没有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关羽为什么要对曹操动手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关羽没有任何的功劳。
关羽在襄樊战役之前，在战争中唯一建立的功劳就是杀了文丑，还是给曹操杀的，其它的打的全是败仗。
你说看着张飞、马超、黄忠等人在伐刘璋、灭汉中的战争中功劳不断，你说心高气傲的关羽受得了吗
先是来个孔明，就如鱼得水，来个黄忠，平起平坐。
再混下去关羽一点面子也没有了。
所以关羽要打。
第二，可能是持宠而骄。
觉得和刘备不是外人，咱俩谁跟谁啊，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这种思想在关羽伸手要官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了，我是你的兄弟啊，你咋能给我个那么点的官呢
咋也得给我个一字并肩王啊。
就因为没有把刘备当外人，所以关羽就把自个儿当刘备了，所以一不请示二不汇报，对着曹操是伸手就打。
第三，关羽可能想当荆州王。
这个猜测胆子大了点，但刘备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兵就是草头王。
关羽可能一下子发现，自个儿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荆州一个人说了算啊，就跟韩信打下了齐国之后差不多，觉得自个儿这么大的能耐，咋不也得封个王呢
于是和韩信的表现也差不多，韩信是你不封我王，我就按兵不动，关羽呢，是想把整个荆州打下来，我给你整个既成事实，看你刘备怎么办。
你要还不封我，我干脆把你也灭了就完了。
这一点，还有个证据，就是关羽在发动襄樊战役之后，因为糜芳，也就是是刘备的小舅子，运粮不力，也要杀，这对于刘备来说是不是大不敬呢
但不管关羽是咋想的，他不请示就出兵，在刘备眼里就算不是造反，差不多也是叛逆了。
这不仅仅是刘备会这么想，任何一个主子都会这么想。
当年曹操有一次去打仗的时候，大将于因为后边有追兵，所以没有请示曹操就先结阵，结果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于禁要造反。
那你关羽不打个招呼就出动大军，这不是谋逆又是啥呢
再说了，就算刘备相信关羽不会造反，但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大将留在手里，早晚不是个祸害吗
你关羽不接受前将军的封号，已经叫刘备没面子了，你又使这么一回，叫刘备把脸往哪里搁呢
而且，自个儿都整不明白这个兄弟了，刘备百年之后，他儿子刘禅能控制住关羽吗
答案是肯定不能
正是上边这些原因，让刘备在关羽私自出兵，发动襄樊战役的时候，好像没事人似的站在一边。
关羽打胜了，也不表扬奖励；你打败了，我也不出兵救你。
可能有人说了，刘备咋就一点不讲兄弟感情呢
这可能是关羽把兄弟之情太当回事了。
对于皇帝，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政治家来说，利益决定一切。
他们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对于自己的亲骨肉，刘备都扔过两次了，（一次在丢徐州的时候，一次在长坂坡）他能对你个外人讲感情吗
关羽可能已经忘了，他和刘备之所以关系好，一是因为刘备手里没人，用得着他；二呢是因为当年刘备坐着，他就得站着；刘备站着，他就得撅着。
这刘备当个小官时都这么能装，当了王之后可能惯着你吗
所以，在刘备的心里，可能早就藏着要杀关羽的心思了。
所以关羽发动襄樊战役的时候，虽然既没有请示，也没汇报，但我也不管你，看你折腾到啥时候。
而刘备之所以这么沉得住气，原因是关羽的部队并不多。
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经过两次调兵入蜀，荆州的军队不过才三万人。
以三万人的力量，挑战曹操，刘备用脚脖子也能想得出来，关羽没有取胜的可能性。
而战争的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关羽打襄樊、擒于禁、斩庞德、围曹仁之后，终于发现，自个儿是一脚踢到铁板上了。
曹操不仅调集了徐晃、张辽的部队对关羽进行进攻，还亲自出马，率十万大军在后边坐镇。
这个时候，关羽想到的调驻守荆州的部队。
现在的许多人都把关羽的死赖到吕蒙和陆逊的身上。
而实际上，即使东吴不出兵，关羽的下场也只能是失败，当然时间可能长一点，而荆州也可能落入曹操的手里。
而这个是东吴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孙权不在顾忌和刘备的联盟，在关羽失败的命运上加了一根稻草。
而这个时候，关羽兵力不足的问题，也暴露了想杀他的人是刘备。
在关羽进攻势头猛烈，但兵力不足，蜀中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为什么不出兵帮一把呢
合理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刘备不肯点这个头。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关羽先是把驻守荆州的部门划拉了一遍，然后又向刘封、孟达求救。
为什么不向刘备求救呢
因为关羽私自出兵之后，刘备的态度已经让关羽明白，他的这个大哥已经不想要他了。
而刘备之所以在关羽死后，以刘封、孟达不发援军为由头，杀了刘封，不过是装个样子而已。
何况杀了刘封，还对刘禅能巩固地位，大有好处。
但虽然我们说是刘备借曹操、孙权的刀杀了关羽，但实际上，杀了关羽的，还是他的性格。
如果关羽不是刚愎自用，如果关羽不是骄傲自大，换句话说关羽如果不穷得瑟，老老实实地当自个儿的前将军，这一切将都不会发生，而且历史都有可能为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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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涵《小脚奶奶》读后感
1911年以后，清朝覆灭，妇女不再裹足，然而长年的积习使一些人还不愿意改，因此解放后仍有很大一批“小脚女人”，而如今，她们当中还活着的一些人便成为了封建陋习的活的见证。
她们常常被称为“小脚奶奶”。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在100年前，中国的妇女判断自己是否美丽，其最主要的标准并不是拥有美丽的容貌、丰满的身材，而是自己的脚小不小，“三寸金莲”就是对当时妇女审美的一种评断。
在清代服饰收藏鉴赏家何志华先生家中，记者看到了一双双做工精美，已经绝迹的“三寸金莲”，这些“金莲”的大部分比记者的手掌还要小。
缠足——这种虽与吸食鸦片、男子留辫子齐名的陋俗曾被列为近代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可耻或最野蛮的三桩丑事，而男权社会崇拜小脚的畸形风尚却在一代又
关于地理的纪录片观后感2000字
一、格”说辨正 如何成功地塑造小说物，是金圣叹小说理论中最具光彩享盛誉的部分，也是论者最有争议的部分。
如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他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1]；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
”[2]有人则不无自豪地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早了两个世纪[3](P.562)
在我看来，这种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
“性格”一词，较早见于唐代李中诗《献张拾遗》：“官资清贵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后来，出现于小说中，主要指一个人的脾气。
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西门庆说武大郎是一个养家经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
而真正把“性格”作为小说理论的范畴，运用于文学批评，则是从金圣叹开始的。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成功塑造人物性格确定为小说艺术的中心，即衡量小说艺术成就的主要尺度：“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那么，金氏所谓“性格”的内涵是什么呢
《水浒传·序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性格”包括了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形状”和“声口”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性情”指人物的胸襟、心地和情绪，“气质”指人物天生的禀赋，“形状”指人物的肖像和行为、动作所呈现的状态，“声口”指人物的言谈以及说话时的神情。
“性情”和“气质”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内在因素，“形状”和“声口”则是体现人物性格的外在因素，它们都标示出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精神特征，而构成人物独具的“性格”。
在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水浒传》称作者刻画人物“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教，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这里的“派头”、“家数”、“身份”、“光景”，主要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形态（年龄、地位和职业等）；而金圣叹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则直接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其所论显然比前者深入、完备得多。
金圣叹还指出，同类心理特征在特定人物身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必须在不同人物的同类心理特征中细细分辨：“《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二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一口气数说了六个人物的粗鲁，分析的重心却在其背后所不同的深层心理原因。
显而易见，金圣叹的“性格”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稳固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方面的心理特征。
这也正是中文“性格”一词的基本意义。
黑格尔所谓的“性格”原文“Charakter”源于希腊文“kharakter”（义指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所刻的记号）。
朱光潜翻译《美学》第一卷“人物性格”一节时做了脚注：“原文Charakter按字面只是‘性格’，但是，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一般用这个词指‘人物’或‘角色’。
”[4](P300)此义在中文“性格”一词里是没有的。
黑格尔对“性格”有明确的规定：“神们（指“普遍的力量”——引者注）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
因此，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
”可见，黑格尔的“性格”是由“绝对理念”分化成的“普遍的力量”融会在个体身上形成的完整个性，它的具体内容是“情致”，“性格”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普遍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指出，艺术之所以美，就在于描写了这样的“性格”。
在黑格尔美学里，“典型”又称“理想”，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即“符合理念本质而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
他所谓的典型化，“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4](P14)，这是一个“观念化”或“心灵化”的过程。
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从外部关系——理念发展过程之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冲突”，以及精神化了的社会关系——规定“性格”的，他所强调的是个性化、心灵化了的理性，人的自然天性必须从属于理性。
从黑格尔的个性观念可推导出性格的共性意义，即“普遍力量”是必须符合理性，合乎“绝对理念”发展目的性的“善”，表现为“永恒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关系”[4](P279)。
他所要求于“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本质是历史的“真”与永恒的“善”的统一。
而金圣叹则是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主要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感。
所以，他重视的是表现出人的天性、行为的自发性，即“天真”之趣、“稚子之声”，理性是从属于自然的。
金圣叹的“性格”是心理与伦理的统一。
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
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
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
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
“传神写照”语出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其中记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
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除了“传神写照”外，顾恺之还提出“迁想妙得”的美学命题。
前者强调不泥于形迹，不求形体的逼真，主张以有限的形体表现人物无限的神情风韵；后者则强调自由发挥想象力，以超越有限的物象，把握对象内在的神韵，即捕捉到人物特有的情趣，表现自然山水蓬勃的生机与内在生命的气势。
顾恺之形神结合、以传神为主的创作理论，与五代画家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都同样强调艺术作品要传达出对象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本质。
“传神写照”后来成了我国绘画艺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六朝时期提出“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后，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强调“形似”和“神似”的辩证结合或侧重于“传神”是主流。
从理论上看，晋代陆机(261-303)《文赋》提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强调“穷形尽相”。
梁代刘勰(465-520)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主张“拟容取心”，即表现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
唐司空图在《诗品》更是提出“离形得似”的原则，强调艺术描写应着眼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实质的刻画，而不应拘泥于形迹。
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入神”为诗歌最高境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在《净因院画记》里则对艺术传神的特点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常形”和“常理”，也就是形似和神似的问题，他以文与可画竹为例，指出只有“得其理”，才能挥笔自如，传神写照。
苏轼所谓的“常形”、“常理”，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称之为“物态”与“物理”，又称后者为“神理”，即传神而能得事物内在精神本质之意，他们都意在说明传神之作要害在于形象化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
“传神写照”的美学原则，也为许多小说、戏曲批评家所借鉴，并运用于人物形象创造的理论批评之中。
如北宋赵令畤指出，《会真记》中崔莺莺所以能“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就在于把这一人物的“神态”、“生气”即“都愉淫冶之态”作了传神的刻画[5](P57)。
小说评点的创始人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多次称其人物语言“极得情态”、“风致”、“意态”，而予人“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的艺术感受[5](P75)。
明清时期，形神论更是融入了小说理论批评，人们以“传神”与否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低的基本标准。
如胡应麟指出，《水浒传》“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在叙事之外，“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极足寻味[6](P437)；天都外臣汪道昆则称《水浒传》“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7](P189)。
容与堂本《水浒传》较早用形神兼备的美学理念分析、估量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就在于所塑造的人物“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千古若活”；称赞施耐庵是“传神写照妙手”。
金圣叹继承了前人的灼见，并对“传神写照”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
杜甫题画诗《画鹰》前四句：“素练风霜起，苍鹰画左殊。
掇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金圣叹批云：“画鹰必用素练，止是眼前恒事。
乃他人之所必忽者，先生之所独到，只将风霜起三字写练之素，而已肃然。
若为画鹰先作粉本，自非用字不分，乃凝于神者，能有此五字否
三四即承画作殊，殊字事作一解。
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
只如此诗掇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
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
不尔便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也。
”在金圣收看来，“传神写照”应作“二解”：“写照”是外取骨相神态，它是局部性的，故“要在细看中出”；“传神”是内表对象的内在生命、人格心灵，它是整体性的，故“要在远望中出”。
这里，金圣叹实际指出，表与里、实与虚、局部与整体等的描写，都必须具备形象直观性；而且，“写照”与“传神”之间必须协调统一，不能割裂、孤立。
否则，“不知颊上三毛，如何添得”。
“传神写照”的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也正是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核心所在。
围绕着“传神写照”，金圣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水浒传》的“化工之笔”，总结出了“白描”、“衬染之法”、“背面敷粉法”、“烘云托月”与“染叶衬花”等许多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方面已有许多论述，兹不赘述。
二、“传神写照”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以金圣叹为代表的中国小说评点家，都把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审美取向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联系起来；而欧洲典型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等范畴，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语境无涉。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小说的人物形象理论会走上不同的发展模式呢
我们拟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民族在创造一种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与文学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主要是感性一元论。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西认识论差别时，都发现“有”与“无”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8](P62-92)。
简言之，“有”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基础，西方人在追求宇宙本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有(Being)而不是无，是实体(Substance)而不是虚空。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有”(Being)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随后提出“存在”(Substance)，“有”和“存在”决定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
后来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物质方面的原子、微粒、单子、原子等，精神方面的理式、理念、逻辑、上帝、先验形式等，都基本上没有越出“有”和“存在”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最重要的则是“道”、“无”、“理”、“气”四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古人眼里，大千世界无不在“道”中，世界不过是“道”变动的产物，《周易》云：“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无”则是“道”的特点和存在方式，《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道”虽不可见，却无往不是“道”；“道”之循环往复谓之“气”，“理”则是“道”生成变化所遵循的规律。
正是在“有”和“无”这两个概念之间，中西方哲学家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的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
这就是渗透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宇宙模式的根本差异，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9](P21)在西方人眼里，世界是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有”和“存在”，人和自然、肉体和精神、物质和意识被清晰地切分开来。
世界唯其是确定的，才是可认知的，它才被划分为已知、未知，激发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极大热情。
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也反映在各种艺术门类，只是后者侧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不确定的，万物皆生于“道”，人也是“道”的一部分；“道”生生不息、周流往返，万物从中产生，旋即又回归道体之中。
宋张载以“气”形容这种变化：“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10](P7)既然世界的本原是虚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旋生旋灭，故它们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把握的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人对道的认识不是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与审视，而是面向自身的自省。
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为小我所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及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
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
”[11](P29) 西方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在叙事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二元论的认知方式。
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对现实的现象世界表现出极其不信任，一直在积极寻找生活背后所隐藏的本质。
如柏拉图认定现象是虚幻的，因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这种现实与本质的二分法，在亚氏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它所叙述的是普遍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12](P28-29)。
朱光潜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象世界更为真实，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个基本思想是贯串在《诗学》里的一条红线”；“……他比较诗与历史的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
”[13](P72、P73)显然，这实际上仍是现象、本质二元论在人物身上的一个变体。
此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的论述不绝如缕。
古罗马的贺拉斯劝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同年龄者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者以恰如其分的修饰”；“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 那么，小说家怎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内在之理，而刻画出形神兼备的人物性格呢
金圣叹指出，人物性格的刻划必须是作家“亲动心”、“格物”的结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所谓“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具体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就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了然于心之后，才能“物格”，即掌握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在长期“格物”的前提下，金圣叹强调以“忠”、“恕”为核心的“澄怀格物”的方法：“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
何谓忠
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
天下自然，无法不忠。
或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
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无不忠，所谓恕也。
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
”“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
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
”（第四十二回回评）对自己隐秘的心理作真诚坦率的自我审视、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从而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情况，此之谓“尽己”。
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各自的原因和条件展现其本性，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这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因和条件形成的，此之谓“尽物”。
所谓“忠”，就是既“尽己”又“尽物”。
由“尽己”抵达“尽人”、“尽物”，其中关键在于“恕”，即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对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驰骋想象。
从“格物”到“物格”，就是掌握人物、事物生成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之后，再以己之本性推及其他事物本性的过程。
怎样才能达到对人情物理之“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忠恕”说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探索，那么，“因缘生法”说则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讲人物性格如何在小说家头脑中形成和发展。
“因”指事物生起或坏灭的根据，“缘”指促成结果的条件，“法”是因缘和合所生成的物质或精神现象。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道：“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
……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
”也就是说，小说家能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豪杰、奸雄、淫妇、偷儿等，并不因他自己一定当过豪杰、奸雄、淫妇、偷儿，而是由于他“深达因缘”，即掌握了构成这些人物心理、行为的“因”、“缘”，而在“因缘”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人物言行的展开和情节的发展。
具言之，作家谙熟各种人情物理，依据明确的创作意图，设置下人物的出身、嗜好、经历、性情，以及社会关系、历史背景等“因缘”，人物便在这些“因缘”的制约、推动下，合乎逻辑地行动和言语。
因此，作家尽管与每个对象“无与”，却能君临他们之上，依据人情物理设计、安排和驱遣他们，指向自己的创作目的。
这就是《水浒传·序三》所总结的：“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握如是刀尺，而仅仍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万物的基本规律（“量万物之斗斛”）；各具差异的众多因缘和合而生万物，则是创造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根本法则（“裁世界之刀尺”）。
可见“因缘生法”、“格物”、“忠恕”是三位一体的。
作家由“因缘”探知人性的发生根源，再通过对性格发生条件的模拟内省（“亲动心”）求得真切的体验，感性的真实便转化成了心理的真实，成了人物“性格”的个性内涵。
这样，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成了一个出乎其外的审美观照与入乎其中的审美体验的统一过程。
金圣叹以上所论，与中国传统的现象一元论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们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心理规律，颇具东方神韵。
中国历史上的耻辱读后感，或写一下中国历史耻辱，每一项描写30字，急急急有20
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勿忘国耻，”。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美丽富饶的国家，有着自强不息的人民、奔腾的长江、咆哮的黄河
我热爱我的祖国，我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然而，中国的近代史却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辛酸、欺凌与屈辱的历史。
1840年，中英中方失败，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租出新界99年，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并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1860年，清政府再次与英法两国鉴订；1895年中方失败，中日签订；1937年日本侵华。
这些战争中，中国几乎没有一次胜利的。
同学们，这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
在震惊中外的“”事件中，日军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残忍地杀害了三十多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三十多万啊
同学们，这个数字多么触目惊心啊
这些人中，有的被当作活靶子练习射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生生地推入长江；有的成为细菌实验的牺牲品；他们连未满月的婴儿都不肯放过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永远的伤痛。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
我们刚学完了这一课，大家也搜集到了很多资料，不过，我还是再给大家详细地讲一下：当时逃到了热河，圆明园内空无一人，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进入圆明园，他们带着工匠，把衣柜上、桌子上镶着的宝石、金边砍下来，放到麻袋里；有的人浑身挂满了金银珠宝。
他们把圆明园内凡是能拿走的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
最可恶的是他们为了销毁罪证，竟然丧心病狂的放火烧毁了圆明园。
我国这一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给我们留下的只是无尽的遗憾与愤怒。
而一些见利忘义的中国人竟充当了这些强盗的走狗
给带路的，正是清代大诗人龚自珍的儿子
多么令人心痛啊
879587635 | 2009-12-2034724百度知道作业帮宝宝知道今日头条言情小说91助手女生秘密汽车报价秀美甲LBE安全酷狗音乐美摄相关问题关于中华的耻辱的演讲稿58旧中国的耻辱和新中国的辉煌演讲稿作文5旧中国曾经蒙受的耻辱演讲稿43关于“中国曾经被蒙受的耻辱和中国现在的繁荣富强、发达”有关的简明的2分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