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三星堆游记,450字左右（小学作文）
在蔚为壮观文物群体中，三星堆属于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的文物群体之一。
若是不去参观，可谓是人生一大遗憾。
在三星堆这些旷世神品中，有以神秘诡谲的面具为代表的铜器群，有以流光溢彩的金杖为代表的金器群，还有以満饰图案的玉璋为代表的玉石器群。
漫步三星堆内，有如漫游在时间隧道，饱览着古蜀国的精彩历史，流连其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
我们走进三星堆，戴上语音播放器，一边参观文物，一边了解历史。
首先，综合馆里琳琅满目的各种器具就吸引着我，让我大开眼界。
我最喜欢的是代表古蜀国王权，神权的金杖。
当看到它时，我兴奋地奔去，这是支多么耀眼的金杖啊
它长12厘米，由纯金皮包卷本芯制成的，还刻有生动的鱼鸟纹饰呢
真是精雕细刻，在展示架里熠熠生辉。
对于摇钱树，大家一定不陌生。
在三星堆中，还确实有摇钱树呢
我感到特别好奇，但从大体外观上看，真看不出是一株摇钱树，可仔细一看，树枝上还真挂着一枚枚“铜钱”，树干上嵌着一条龙，盘绕在绿色的摇钱树上，几只鸟站在树枝上，仿佛正要高歌一曲。
摇钱树造型独特，结构复杂，内涵丰富，与传说中的神木“扶桑”完全吻合。
在全世界浩如烟海的青铜文物中，面具也占其一。
最奇特的是青铜纵目面具。
它的两个眼球向外凸10厘米，大大的耳朵就像杜鹃鸟的翅膀，高鼻子，嘴巴似乎在微笑，嘴角上翘都快到眼睛了。
这样子很容易让人想到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
青铜纵目面具雕刻的轮廓分明，线条流畅，无不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阳刚之美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神奇的历史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但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呢
还等着更多的人去继续发现和研究
观看三星堆后的200字感想
远古的三星堆文化是一种极为悠久而灿烂的文明，祭祀文化是这个文明的核心。
远古的先民从祖先的口传心授的神话中，接受了自已本氏族的图腾，他们又以青铜器塑造其图腾的本身。
当面对这么多不可思议的神奇，我们翻开了历史这一沉重而辉煌的一页，努力从它的原始而古老的用于祭祀的图腾中，去理解这种由万物有灵论和对自然神灵及祖先神灵的崇拜，再去理解原始艺术的美，探索一条美的思路。
“三星堆遗址距成都40公里，是我国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古蜀都城遗址。
1929年，一个广汉农民在宅旁掏水沟，发现一坑精美的宝石器，无意中扣醒了沉睡几千年的三星堆文明。
新发掘出的这些珍贵文物前所未闻，迥异于我们熟知的任何古代中原文明：高鼻深目、阔嘴大耳、神态诡异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高260厘米，重达300余斤的大铜人立像，雕有精美纹饰、长142厘米的纯金杖，挂有飞禽走兽和各种果实、高395厘米的青铜神树、带有异域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陶瓷酒杯…… 三星堆文化的产生不是孤立的。
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
古蜀国家形态、政治组织、政权结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社会分层等研究，对于认识古蜀文明的进化程度、文化进化的动力和社会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
不过，蜀人在文化的互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三星堆文化展现了古蜀人恢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礼器、酒器的铸造技艺之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神器造型艺术。
三星堆文化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不能否认，三星堆文化的确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源流之一。
神权古国三星堆，盛极一时的文明，为何突然消失
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是蜀地先民创造的一件举世瞩目的艺术品。
本文通过对其主要特殊部位“变异”形式的探析，揭示蜀地当时社会结构下的王权(专制)思想内涵和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
一、青铜立人像特殊部位的思想内涵 青铜立人像，在三星堆出土的五十四个人头像、大小面具二十多具中，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
从外形特征上看，很明显，它已失去了原始艺术无人为规范“变异”的自然形态，而是有意识地将人们的思想意识渗透在形象之中。
人们决不会无缘无故地花费如此大的力气，倾注如此多的心血创造这样一个形象。
特别是对形象部份部位使用特殊表现方法加以“变异”，着力塑造。
从艺术表现的基本特征来说，每一件艺术品，都有二个突出的重点；而这个重点往往使用引人注目的“变异”形式，以突出整个艺术思维创作的中心“立意”。
因此，我们只要对青铜立人像的特殊“变异”形式加以解剖，而整个青铜立人像的艺术思维、创作的中心“立意”，即思想内涵，便昭然若揭了。
(一)双手的极度夸张与内涵。
手的夸张“变异”与其余部位相比，已超过了视觉之内相应的“度”，而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在表现手法上，充分利用“线”的特殊效果，由于指组成了一组流畅的线条，与其它部位使用“面”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表现方法与手中所握之物是有一定联系的。
手中握的是什么?这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曾有文章推测是玉琮，但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权杖，或称龙杖。
首先，从造型上看，如果所握之物是琮，则与双手环形形状不相符。
从出土的大量玉器来看，一般都是外方内圆，虽上下两头都露在方柱外面，但与手的夸张比例来看，双手形成的环形比琮圆形部分长得多，因此，这个由五指形成的上下形状便不可能都是圆形；若食指、中指握琮，则手的造型便会发生变化，无名指和小指便不会呈握物状，尤其是较粗的物体，整个形态便一定会发生变化。
显然，“环形”之中应是一个基本一样粗，并被双手握住，穿过手心的圆形物体。
其次，握琮与蜀地当时的社会性质相矛盾。
“玉琮时代”与“”有明显的社会特征差异：一个是以“礼”为旗号，以祖先祭祀为核心；二个是通过神秘诡异的巫术，把统治阶级的意图说成是上天的旨意，从而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威严和权力。
从三星堆已有考古资料看，应属“代表巫政结合进一步发展产生国家、城市、文明阶段”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手所握圆形的物体是“权杖”的推测与社会性质特征相符合。
根据有关资料，权杖、龙权、竹权等是不同时期人们习惯称法不同而异，实际上就是杖，其含义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l、杖是一种法器，为巫师师父使用。
笔者在调查民间傩舞时，从一位八十多岁，巫师处见到：他教了很多徒弟，不少都可以独立做法施，他所使用的面具和法具徒弟都可使用，但唯有一木杖，只能他使用，其余任何人都不得使用。
此杖约1.4米长，上端略弯，呈拐杖状，阴刻单、双线分成若干段(似有节)，一满握拳粗，表面涂红油漆。
该巫师是世代祖传巫师，从他使用杖的经过看，此杖不但当作驱魔撵鬼的法器，而且有控制众徒弟的功能。
在有众多徒弟一起出场的法施活动中，他往往双手握杖斜置于前胸部，或斜举肩上，有时候姿势与青铜立人像基本一致。
上端略弯的一头，都是右手握住，时而左手比划动作，右手将杖立于地上。
关于巫师作法施用杖，在《隋书．礼仪志》、盂元老《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均有记载，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2、杖是显灵媒介，人的愿望可以通过杖得到实现。
这在不少史料中均有记载，如《山海经?海外北经》云：“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
弃其杖，化为邓林。
”(毕沅云：“邓林即桃林也，”)死是因渴而致，有桃林自然可以解渴，不会“未至”“大泽”而死。
因此，“桃林”应是死前的理想，通过“杖”显灵而得到实现；又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有：“上游有，洪水危害人民，龙妹乃赴下游决嘉定之山以泄洪水，闭之五虎山铁笼中。
有猎者名，为民求治水法，遇仙翁赠以竹杖，并嘱其往救龙妹，持竹杖与战，大败之，又于五虎山救出龙妹。
”很明显，“杖”是按照杜字的意愿而显灵取胜的。
就是在后来的中，也有“用杖量佛身，佛身亦随增长”的记载。
类似以“杖”显灵，而实现人的愿望的事例还有不少。
3、杖是权力的象征。
《尚书．牧誓》云：“王左杖，右秉白旄以麾。
”《周礼．秋官伊耆民》载：“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这些都说明“杖”在中国古代就与至高无尚的权力有密切关系。
到了后来，大臣出使或大将出师，以“杖节”作为凭证，似同现在人们熟悉的“圣旨”一样，不论任何人见“杖节”都得遵命服从，“杖节”便是权力的象征。
这一点，在《汉书?王莽传》、《叙传》中也有明确记载。
因此，杖的含义与青铜立人像：“”“群巫之长”的身份使用是相隐合的。
在造型上运用流动的圆形线条，除表现方法与其它部位“块面”形式形成对比外，还具有法力畅通，循环无穷的含义。
(二)眼睛空间感的突出与内涵 青铜立人像的眼睛与“A型人面像”的眼睛相比，在艺术处理上是不一致的，但共同之处都是突出眼睛。
青铜立人像运用了“块面”表现方法，使眼睛和眼睑的肌肉特别富有立体感，在视觉上，加大了眼睛的空间感。
这种表现方法，在我国出土的同时期青铜作品中，几乎还找不到。
湖南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浮雕的人面像眼睛的表现便极为写实。
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的人面铜钺，把眼睛“变异”成一个圆圈，这些与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相比较，可以看出，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思维、生产过程，对眼睛的突出，几乎成了立人像五官塑造中的重点，这决不是画蛇添足．而是与艺术思维和艺术生产者本身有着重要的关系。
《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有文章认为那三尊眼球向外突的“A型人面像”，就是对“纵目”蜀王记载的证实。
我赞同这种看法，但觉得还不够完全。
如果说那三尊造型奇特的面像是对史载中“纵目”人解释的依据，那么，同时出土的其余人面像、面具呢?又特别是立人像这样的“群巫之长”难道与它们没有联系吗?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异”呢?面像中眼球成方柱形向前突出16厘米，在实际生活中固然不可能找到，但立人像的眼睛在实际生活中有谁又能找到呢
因此，从艺术的角度审视，这种“变异”审视为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
不管是青铜立人像，还是眼睛向前突凸的面像，或是其它面具、人像、对眼睛的不同“变异”，在艺术思维过程中的基因应是一致的。
这就是说，都与“纵目”蜀王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又决不就是蜀王本身。
因为艺术创作，不是那种自然科学上作为标本或类型来看的“形象”，而只能是根据传说，构思一个与主要特征基本一致的意象性的“形象”，这本身便决定了“形象”具有含混性的特点。
这种含混性，导致了艺术生产过程中局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所以，每个形象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正体现在立人像和其它面像(具)、人像不同的“变异”眼睛表现形式之上；而共同之处又同时存在于这种“变异”形式之中。
正是由于它们在艺术思维过程中具有共同的思想内涵，我们今天一见到三星堆出土的任何一件人像、人面像或面具，才产生一种共同的特殊感觉。
所以，决不能认为青铜立人像与“A型人面像”眼珠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就否定他们与“纵目”蜀王的关系这一共同的创作内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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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八年，我旅居武昌。
武昌有位蒋隐溪先生，祖上也是我们庐陵人，已经八十多岁，爱读道家书。
儿子立恭会写诗。
父子二人都是气度旷达的人，平日深居简出，隐藏自己的志向和才气，不随便与人来往，只和我情投意合。
这年三月初一，我们三人带着四五个童仆，携带酒食，出门远游。
天还没有亮，朝东走，走过洪山寺二里左右，向北拐，走小路大约十里，穿松林，趟水过山涧。
涧水清澈，深处可以泛小舟。
溪边一块大圆石，能坐十几个人。
青松翠竹，绿阴掩映，十分茂密。
这时风和日丽，野草与树木的花朵盛开，香气飘拂沾染衣裳袭人，百鸟争鸣。
于是动手清扫石面，坐在上面。
坐了许久，听见鸡叫声和狗吠声。
我招呼立恭起身，向东走了几十步，翻过一道山冈，只见田野平坦广阔，近处有十几间茅舍。
于是前去拜访。
一位约有七十多岁的老者，长长的头发像雪一样白，披落在双肩，面容红润光泽，好像是会饮酒的人。
老者邀请我们两人坐下。
窗下有几套书。
立恭抽出一册《列子》，我拿起一部《白虎通》，都想把书带走却不便开口索取。
老人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这两部书我没有用处。
”于是，我们两人各自将书揣在怀里，告辞离开。
回到石上坐下，分派童子摘来芋叶当盘子，把肉放在上面。
立恭举起酒葫芦斟酒，传递酒杯依次喝了几轮，立恭乘兴写了一首七言近体诗，我和了一首。
酒喝到一半，有一个骑马经过的人，竟是我的老朋友武昌左护卫李千户。
他先是感到惊讶，相视一笑，却并不停留，径直驱马离开。
不久，便备办了丰盛的酒菜，带着一位道士一起来。
于是我们和他们一起喝酒。
道士拿出一帧《太乙真人图》请我们题诗。
我题写了一首五言古诗。
立恭不写，只一味地向道士敬酒。
道士不能承受，躬身告饶，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李千户取出琵琶连弹数曲。
立恭也折断一根竹子，钻了几个孔，吹奏起来，发出洞箫般悦耳的声音。
隐溪老先生也忍不住唱了一阕费无隐的《苏武慢》。
道士翩翩起舞，两个童仆也跟在他后面拍着手跳了起来。
之后，道士再次拱手行礼问立恭：“先生为何不肯为贫道赋诗
”立恭提笔写了几首绝句，诗句更加新奇。
于是重新喝酒，我和立恭酒量不大，都有些醉意。
不久，太阳西下，距离西边山峰只剩一丈多了，隐溪先生唤回我俩，说：“玩乐难道没有止境吗
”于是，我们和李千户、道士拱手作别。
途中，隐溪先生指着道旁山冈脚下，回头对我说：“这里就是我修建坟墓的地方。
”又指着路边的桃树嘱咐我：“明年赏桃花时就到这里来找我吧。
” 回来之后，立恭对我说：“这次游览可得写篇游记。
”可是当时我没有闲暇写作此文。
这年冬天，隐溪先生竟溘然长逝。
我痛哭哀悼。
第二年寒食节，与立恭相约去给老人家扫墓。
没想到那时我又闹了一场病，未能如约前往。
过了不久，我将要返回庐陵，临行特地到立恭府上留宿话别，这才动手追记东山之行。
没有写完，立恭拿去读，边读边哭，我也忍不住潸然泪下，于是再次搁笔。
但是想到自己往日与蒋氏父子交好深厚，而且在武昌逗留期给送立恭。
东山春游的第二年，八月初三日记。
戊寅年（公元1158年）夏季四月己亥日，弋阳的方畴、广汉的张栻在永州的东山为东平的刘芮饮酒饯行。
久雨过后，天气晴朗，我们攀上山顶，纵目四望，山色如洗，心旷神怡。
我们一起把酒食安置在寺庙西边的房间，四顾庭院与门户，喟然长叹，说：“啊，这里就是前丞相范宣公的故居啊
”在座的客人都惊疑不定，站起来询问详情。
零陵的张公饰说：“忠宣公居住在这里的时候，我才十三四岁。
先父承蒙忠宣公抬爱，为他们家服务，所以我也有机会侍奉忠宣公。
忠宣公那时眼睛已病得很厉害，手里拿着一块一寸左右的玉块，用它来按摩。
我不认识这个东西，就多次地去看它。
旁边有个小孩故意骗人说：“这就是一块石头。
”忠宣公很惊讶地说：‘不对，这叫玉。
’唉，忠宣公心存诚信，到达了连小孩都不欺骗的程度，那么忠宣公的气概可想而知了。
”在座的人都赞叹不已。
张公饰又说：忠宣公居住在这个西边的偏房里，房子很小，跟寺庙里的和尚相邻很近。
几个孙子还很小，有一天孙子与寺里的和尚玩耍，和尚不知道忠宣公是前宰相，和忠宣公的孙子互相辱骂，正好从忠宣公跟前经过，话语中还暗暗地牵扯到忠宣公。
忠宣公很淡然地对待，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第二天，和尚非常后悔，惭愧拘束很不自然，到他家里来谢罪，忠宣公最终也没有说一句多余话，还像当初一样对待他们。
永州的读书人有时有见到忠宣公的，忠宣公循循善诱，亲自加以教导。
有一天，刚刚坐定，有人轻率冒失地问道：“范某某和您是什么亲戚关系呢
”竟然直呼范文正公的姓名。
当时忠宣公的两个儿子在旁服侍，惊恐害怕得汗都冒出来了。
忠宣公皱着眉头，很久才说：‘是我已去世的父亲。
’轻率说话的人非常恐惧。
过了一会儿，忠宣公又以温婉的言辞安慰他，以后也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
忠宣公的气概度量，虽然说有上天赋予的因素，大概也是靠后天的学习修养磨练而成的吧。
于是，在座的各位一齐说：江山还和从前的一样，可是忠宣公却无缘再见到了。
像张公饰他们，还能够有幸见到。
他们记得的细节还这样详尽，岂是容易做到的
而这房子，经过战火焚毁之后，还能独自保存至今，屹然不倒；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也能够听到忠宣公的事迹，又哪里是偶然巧合的呢
不过我曾经写过以下文字：张栻庚午年（公元1150年）来到永州时，寺庙里有个叫法贤的和尚，八十岁了，对我说：范丞相居住在这里的时候，我是个小和尚，经常看见忠宣公每逢农历的初一和十五，一定把皇上赐与的书信及实物陈列，摆在正堂之上，率领家人与子弟，拜两拜，匍匐着阅览。
唉，忠宣公不忘忠君爱国到达这样的境界啊
范仲淹所说的“在朝廷任职，就为百姓的疾苦担忧；在遥远的乡间，就为君王的社稷担忧”，范文正公的思想，忠宣公真正继承了啊
游东山记的译文是什么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
武昌蒋隐溪先生，年已八十余，好道家书。
立恭，能诗。
皆意度阔略。
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独与余相得也。
是岁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载酒肴出游。
天未明东行，过洪山寺二里许，折北，穿小径可十里，度松林，涉涧。
涧水澄澈，深处可浮小舟。
旁有盘石，客坐十数人。
松柏竹树之阴，森布蒙密。
时风日和畅，草本之葩烂然，香气拂拂袭衣，禽鸟之声不一类。
遂扫石而坐。
坐久，闻鸡犬声。
余招立恭起，东行数十步，过小冈，田畴平衍弥望，有茅屋十数家，遂造焉。
一叟可七十余岁，素发如雪，被两肩，容色腴泽，类饮酒者。
延余两人坐。
牖下有书数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难于言。
叟识其意，曰：“老夫无用也。
”各怀之而出。
还坐石上，指顾童子摘芋叶为盘，载肉。
立恭举匏壶注酒，传觞数行。
立恭赋七言近体诗一章，余和之。
酒半，有骑而过者，余故人武昌左护卫李千户也，骇而笑，不下马，径驰去。
须臾，具盛馔，及一道士偕来，遂共酌。
遭士出《太乙真人图》求诗。
余赋五言古体一章，书之。
立恭不作，但酌酒饮道士不已。
道士不能胜，降跽谢过，众皆大笑。
李出琵琶弹数曲。
立恭折竹，窍而吹之，作洞箫声。
隐溪歌费无隐《苏武慢》。
道士起舞蹁跹，两童子拍手跳跃随其后。
已而道士复揖立恭曰：“奈何不与道士诗?”立恭援笔书数绝句，语益奇，遂复酌，余与立恭饮，少皆醉。
已而夕阳距西峰仅丈许，隐溪呼余还，曰：“乐其无已乎
”遂与李及道士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