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中医典籍
中医典籍可分为医经、医论、本草、医方、医案、医话等,比较有名的有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备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名医类案等等。
其中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被并称为四大医书。
如果你的古汉语基础很好的话,建议你看看中医古书专写走方医秘籍绝活的《串雅内外编》,就能明白很多知识,学到很多本事で。
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中医药辞典《说文解字》《尔雅》等我国古代的字典、辞典,虽有某些中医药的词目,但毕竟不是专业的中医药辞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中医药类书,虽将某些内容的文献资料按照时代先后编排在一起,但体例规范都不符合辞典的基本特征与要求。
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中医药辞典的桂冠,当属谢观主持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
谢观,字利恒,是近代中医界的风云人物,当时的中医学校、学会、杂志等机构都争相延聘,其“美髯公”的照片也频频登载于各种报纸杂志,但都没有关于其早年学习与工作经历的介绍。
综观其同乡吕思勉于1935年4月1日撰写的《谢利恒先生传》及其弟子陈存仁于1951年3月所作的《谢利恒先生传记》,谢观在1917年出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之前的大致履历是:谢观的父亲谢钟英为地理学大家,少年时代的谢观聪颖好学,承继家学,12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对中国古今山川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15岁入常州致用精舍,致力于经史舆地之学。
21岁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
1905年以地理之学应邀赴广州府中学任教,成为名藻南粤的地理名师。
1908年因母亲不服岭南水土,辞归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就职,编纂地理图书;不久即被上海澄衷学堂聘为校长。
1911年后,回故里武进主管教育,两年之间便使全县教育成绩名列全国第二。
1914年“仍入商务印书馆,主纂地理书籍”。
很明显,35岁之前的谢观既无学医经历,更不以医为业,何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编辑完成收罗宏富、剖析详明、体例新颖的中医药辞书呢
《中国医学大辞典》“谢润”条云:“字葆初,清武进县附生……著有《医学经纬》五十卷,未及刊行。
其孙观,因其原稿而分析扩充之,成《中国医学大辞典》。
”我们从此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谢观是以其祖父没有刊行的《医学经纬》原稿为蓝本,“更以历代学说制为条释”,“证以新说,决其取舍”,扩编而成《中国医学大辞典》的。
全书“搜集之名词,以中国原有医书所载者为限,故定名为《中国医学大辞典》”。
所辑词目,包括病名、药名、方名、身体、医家、医书、医学七大类,共三万七千余条目,约计三百五十余万字。
排列方法以首字笔画为序,首字相同者则以次字笔画为序。
为方便检索,还编有《辞头索引》《辞条索引》。
《中国医学大辞典》于1921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1926年7月修订再版,1933年8月再次出版,并注明为“国难后第一版”。
1951年陈存仁说:“出版迄今,凡经三十二版,达百万余部,行销地区,几遍及通商各国。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为了配合中央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分别于1954年12月、1955年4月与8月三次重印发行。
毋庸讳言,《中国医学大辞典》某些词条的注释确实存在着错讹之处,早在1928年余择明即在《卫生报》撰文指出将树脂的音译名“拔尔撒摩”误为药物实名(《中国医学大辞典订误一则》),1933年杨彦和在《医界春秋》上更是明确提议应全面进行补充修正(《中国医学大辞典有补正之必要》)。
若以现今通行辞书体例来衡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至今仍不失为嘉惠医林、启迪后学的重要工具书。
关于编写缘起,吕思勉在《谢利恒先生传》中说:“治中国医学者,谋编辞典,以谂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以属君。
”而谢菊曾《涵芬楼往事》却说:“谢观……初在国文部编辑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后调至字典部参加编纂《中国医学大辞典》和《中国名人大辞典》。
”究竟是中医学界要求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还是商务印书馆自行发起编撰,已难以知晓。
对于编撰起止时间,谢观在《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年版的“序言”中说:“民国初元,不佞忝长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即有志补救此弊,而事体既大,措注为难。
继念举要删繁,莫如辞典。
乃合全校员生,互相考校,凡典籍所载……莫不条分缕析,博采兼搜,删其复重,裁其空论,约辨难攻讦之旨,省浮泛藻饰之词,程功至六七年……民十之春,初版竣事。
”由此看来,开始编撰的时间在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立之后,完成于1921年春天,历时四年之久。
但却又说“程功至六七年”,时间上就不能吻合了。
不过,若从谢观第二次入职商务印书馆的1914年算起,到1921年出版,倒正好是“六七年”的时间。
至于参加编写的人员,陈存仁在《谢利恒先生传记》一文中说:“辅助《辞典》工作者得十二人,焚膏继晷,日夜辛勤,屡删屡增,数易其稿,历时八载,书乃告成。
将付剞劂,不意此十二人中,积劳而病殁者二人,撄疾而获治者四人。
”这应该说的是1921年“初版”时的情况。
到1926年“再版”时,参加修订的人员达66人之多,“门人参订”名单见于1954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是目前为止所有的《中国医学大辞典》版本中,唯一保留有编写人员名单者。
此外,1952年吕思勉在《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词典》。
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略有所知。
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
至暑假中事讫。
”由此可知,吕思勉也曾经参加过《中国医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
“至暑假中事讫”,是说吕思勉负责的部分于1919年暑假完成,还是整部《辞典》编撰告竣,我们已很难考证清楚了。
中医学到底能不能够自学,请有自学成功的高人指点迷津,给我一个详细的方案,我现在读大二
可以自学。
关键是你抱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只是感兴趣,还是将来想从事中医事业。
我是中医院上班的医生,现在来我们单位实习的大学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基本上都考研。
无论西医,还是中医。
都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
有的年纪不大,但却是电脑奇才,年纪轻轻,可以是作家。
但是没有少年医学家。
如果你已经读大学,还是安心学好自己的专业,学医就业很难,成才也很难。
需要平时不断的学习积累。
有的需要看书,有的在给患者治疗疾病当中去学。
在说现在也没有纯中医,学中医的同事也要学习很多西医的知识。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如果想靠中医赚钱,呵呵,等老了以后。
患者才信任你。
中医学硕士有读的价值吗
学中医的,虽然出身六代中家,我还是要受教育,而且拿到了硕士学位。
我觉,学中医,典籍是专业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基础中的基础。
研究生教育,尤其现在所谓的研究方法,其实都是西医的,但是实证科学的东西。
拿来研究中医,就像拿刀叉吃中餐,非但无益,可能还要戕害中医根基。
因为,不同的科学体系有不同的特点,必然有不同的认识方法、研究方法。
有交叉,但融合很难。
至少100年内不可能融合。
即便融合,可能也是毁医存药,是中医的灭顶之灾。
但是,我要晋职,我个人要发展,所以,就必须遵守现行的“江湖规矩”。
如果我们这些以中医发展为己任的人,自己都不能发展、保全,中医还会有希望吗
所以,我辈中医中人,可以随波,但不要逐流、不能迷茫、不可沉沦。
希望老祖宗传下的好东西,在我们的手上,有所进益、有所发展。
中医学专业比较好的国内大学有哪些
一、中医药大学比较出色者列表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二、凡中医药专业比较出色的,基本都是中医药大学,这里只有是“211”工程院校,院校的层次高出其他不少。
,环境优美,与上海中医研究院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校内有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也非常出色。
三、中医学专业比较讲究传承,一个中医的师承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他能到达的高度,而且要求古文的水平比较高,因为需要阅读很多的古代典籍。
四、中西医临床医学这个专业与临床医学完全不同。
前者主要学中医治疗,没有太多西医内容,不能取得西医的医师资格证。
五、中医学的就业,未来以中医院、大型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医疗保健行业等为主。
读中医学是啥样子的
你会了解更多的的花花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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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中医学习者,虽然自己是学理的,但是我觉得单就对学习中医而言,文理科一样。
中医表面上看来和语文的联系比较大,但是实际上还与古代的哲学(五行学说,阴阳学说)联系比较大,这两方面对于文理科的学生来说,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
但是,在一所中医类院校,学习的内容除了中医外,还有高等数学,中国近代史,文理科学生各有所长,通俗地讲,谁也吃不了多大的亏,谁也沾不了多大的光。
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这都很不错奥,就是有点儿难进啊只要扎扎实实地学本领,工作还是可以搞定的
《古代名医与科学故事》读后感450
我是业余的学了两年中医,治好了媳妇多年的痛经、自己的老胃病,一家人都是我开方子了,周围人不少都找我看,因为喜欢中医,我找过中医院学生及一些中医探讨过,基本全都失望,台湾有个人说真正的中医大陆已没有
我看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现在中医界问题太多
建议你不要相信那些中医院的,全是饭桶
学了中基后,直接看刘力红的《思考中医》,再看卢崇汉的《扶阳讲记》,郑钦安的三本医书,黄元御的《四圣心源》,最后下死功夫看《伤寒论》,我看你到时已经是一个高手了,我就是这样过来的非常有感觉。
中医必须钻研典籍,你说的非常正确,《伤寒论》是最有价值的,但没有基础难看懂,照这个次序就没问题。
我看了这些书,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
不懂医,不足言中国文化
吁
微斯人,吾谁与归
中国古代四大医书,是哪四本书
公认的是:《黄帝内经》、扁鹊《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巨著,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
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思想。
《难经》是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简称,共三卷(亦有分五卷的)。
原题秦越人撰。
《难经》书名的含义,有二种解释:以难字作为问难,另以难字做为难易来解读。
难,读音为“ㄋㄢˋ(nàn)”。
《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
后世将其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
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
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
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
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
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
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
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 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
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
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 伤寒杂病论现了。
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
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
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
《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
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
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
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
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
”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
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
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
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
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国汉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规定了药物的剂型《本经·序录》认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
”此处一方面体现了在2000年前中药剂型已有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药物剂型工艺以及对哪些药宜用哪种剂型的研究经验,如消石“炼之如膏”,术“作煎饵”,茺蔚子“可作浴汤”(外用洗剂),葡萄“可作酒”,白芷“可作面脂”,牛角、牛胆“可入丸药”,蝟皮“酒煮杀之”,露蜂房“火熬之良”,当归治“金创煮饮之”,雷丸“作膏摩,除小儿百病”,蛇蜕“火熬之良”,贝子“烧用之良”等等。
此处既讲了药物炮制加工方法,同时也说明了不同药物在具体应用时要采用不同的剂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治疗效果。
对现今中医业医者只采用汤药成药的现象具有很大的批判性的价值。
对药物治病取效的客观评价《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治。
若病已成,可得半愈。
病势已过,命将难全。
”此处首先告诫人们,有病必须早治;其次强调了疾病的痊愈与否,不能完全依赖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机体的防御机能和在药物干预下机体驱邪愈病的内在能力。
强调辨证施药《神农本草经·序录》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疡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
”此语不但突出了辨证施治用药的主旨,还提示在辨证施治用药的前提下,务必要辨别疾病的性质(寒、热)用药,辨别病因而审因论治(如“饮食不消”、“风湿”),辨别病情轻重并根据病情轻重而施以用药(如“鬼疰蛊毒”均为重危病证),还要辨别躯体病(如“痈肿疮疡”、“风湿症”)与内脏病(如“鬼疰蛊毒”)的差异而用药。
前者用“疮药”、“风湿药”,后者用“毒药”。
若通览书中365味药物的功效和主治,还可以发现,书中根据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皮肤病等等不同病种而施以不同药物予以治疗,这些内容都充分体现了辨证施治的用药思想。
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
”这说明本书作者在认真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服药时间与药物疗效之间的密切关系。
践行“药有阴阳”理论的价值《内经》首先提出了“药有阴阳”理论,《本经》对这一理论予以践行。
所谓“药有阴阳”,其含义甚广。
若仅从植物药与矿物药分阴阳,矿物药质地沉重而主降,属性为阴,植物药质地轻清而属阳。
若就植物药而言,凡药用其花、其叶、其枝者多属阳,若用其根、其干者多为阴。
如若对药物深层的内涵以阴阳分,则“阳为气,阴为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
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
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
味厚则泄,薄则通。
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
”“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具体内容可详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本经·序例》所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本义是指人们可以品尝到的药物真实滋味以及其对人体气血阴阳的作用。
药物真实滋味不止五种,由于受事物五行属性归类理论的影响,于是自古至今,将药物之滋味统统纳之于五味之中,并将涩味附之于酸,淡味附之于甘,以合药物五味的五行属性归类。
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本经》所言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
四气,即四性,是药物或食物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质,与人们味觉可感知的五味相对而言,四气属阳, 五味属阴,也就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为气,阴为味”之意。
事物之阴阳属性是可分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故药物寒热温凉之性还可再分阴阳。
温性、热性为阳,凉性、寒性属阴。
热甚于温,寒甚于凉,其中只是程度的差异。
温热药有微温、温、热、大热的不同量级;寒凉药有凉、微寒、寒、大寒的不同量级,如果在性质上没有寒热温凉明显的性质差异,于是就用“平”标定其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