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读后感 2500字
版本一:读有感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然而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浩如烟海，如、、及各类野史可谓多如牛毛。
但是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而则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
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懂得中国的历史，才能使我们无愧为中国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有信心，才能是我们拥有中国人应有的优越感，但是正如先前所说，中国的历史书籍多如牛毛，又多以古文为主，对我们这些对古文向来不怎么“感冒”的人来无疑是一味难咽的苦药。
以白话文的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阐述，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送来了一场及时雨，滋润我们那早已干涸的历史细胞。
中国的兴衰成败,五千年沧桑流变.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勃兴,仡今已有五千年.我们有过沉默，也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上百年的屈辱，沉默使我们奋进，辉煌使我们自信,屈辱使我们清醒。
在我们古中国，有着无数的英雄。
说到秦始皇,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一位英雄呢
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呀是世界八大奇之一的兵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
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眼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结果，都认为他是暴君，而在我们21世纪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远古虽然已经逝去已久,而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却留了下来，他们的事迹都记在了人们的心里。
虽然他们可能当初并未意识到。
《中国通史》浩如烟海，可就一点，如智慧来自实际,英雄从平凡起步等入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能做好。
当然，作为尝试未尝不可。
我们不是搞历史的，不许对中国的历史有细致入微的理解与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却不能容忍对我国历史的无知，《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进行一简要描述，对于增加我们的历史文化素养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
版本二:自从阶级的产生与建立以来，人类就步入了政权的建立和破坏之中。
罗贯中曾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题记 我个人认为，封建社会的两大辉煌成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和科举制度。
中央集权制度是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都依据中央的意识，即封建社会皇帝的大权独揽，掌握大臣百姓的生死大权，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地位。
在其建立之前的周朝，天下处于“士，大夫，诸侯，天子”的统治利益链，故后来儒家提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道。
孔子也提出“大同”思想，游说列国，建议鲁国等国君恢复周朝的安邦之道，孟子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理理念。
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使分封的诸侯邦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祭祀礼仪，都能够统一到中央，也为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整个中华民族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科举制度的创立，为读书人打开了一扇实现个人抱负和奉献国家的大门，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国人造反的念头，并且从表面上，为每个百姓实现人生的价值提供了公平正义透明的平台。
维持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这两大制度，仍然在发挥这它的巨大作用，形成了国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封建观念。
远古时代，是华夏文明的传说岁月。
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领袖能臣。
伏羲，华夏文明的始祖，初演，把原始社会华夏儿女对于龙的崇拜和未知世界的迷惑，用八卦的样式，推演自然和人生的相命，以至于后世我国很流行巫蛊之术（把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写在此人的木偶上，然后用针刺等等，此人就会遇到灾难疾病而死），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宫廷争宠，很多妃子皇子被卷其中而死。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王道婆用巫蛊之术陷害贾宝玉和王熙凤，幸亏有通灵宝玉护体。
祭祀礼仪，巫蛊之术，最终演变成为儒家。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授民狩猎耕作制作简易的生活必须工具。
维护着整个华夏文明的文化脉络，现代人也每年都会去黄帝陵去祭拜黄帝。
尧舜禹时期，随着原始居民对农业的重视，黄河的绝提，对大量农田的淹没，历史推出了这三位伟人。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贫富差距的扩大，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人类自私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度过了漫长的远古原始社会，人类前进的步伐，迈向了奴隶社会。
随着大量的古迹遗址被挖掘和考古人员的考究，夏朝是华夏文明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个王朝。
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和生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劳动密集型才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夏历，天文，地理，数学等，为后来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夯实的基础。
商朝，殷商文化基因，司母大方鼎等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让后人敬畏。
正如今天的商人。
周朝，有很多的值得回味的人和事。
文王拘而演周易。
文王的温文尔雅，民请缨之心，万世流芳。
周公旦，肱股之臣。
还有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
春秋战国，是一个中华文明多产的历史时期。
春秋笔法，百家争鸣；战国七雄，逐入中原。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倡“无为而治”归隐山林，不问世事。
他们的等，就是这种消极入世，积极出世的反应。
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对立辩证的思想。
如“道可道，不可道；名可名，不可名”。
而与老子其同时代的孔子，面对天下伦理道德的沦丧，礼崩乐奎，游说列国，阐述治国安邦之道，提出“仁义礼智信”，劝告君王实行他的仁政思想，一部，令万世敬仰。
孔子学生3000，72贤士。
战国时期，尔虞我诈，生灵涂炭。
秦穆公，齐桓公等粉墨登场，管仲，商鞅，范蠡等文臣中流砥柱。
秦朝经过几代国君的呕心沥血，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而称帝，从此，中国社会步入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皇帝为九五之尊，天下大权独揽，享有三宫六院，3000佳丽身居宫闱，皇帝本人就是天下最大的地主。
始皇帝在统一六国，免除了百姓的连年战争之苦上，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维护整个华夏文明的一统，功不可没。
但是，他焚书坑儒，大兴土木（修长城，建陵寝）迫使大量的儒士和普通百姓卧死屠刀和劳累之下。
陈胜吴广起义，算是“官逼民反”的最原始的案例了。
项羽的刚愎自用，刘邦的老谋深算，楚汉之争，最终以刘邦建立汉朝而告终。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对匈汝作战，告别先祖的和亲妥协政策。
自古以来，中原就和匈汝，鲜卑，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发生战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司马迁，记录了黄帝---汉武帝之一漫长之史，史家之绝唱，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至关重要。
东汉末年分三国，以魏蜀吴为代表的三国寒士阶级，最终被司马家族建立的晋所取代，政治混乱，民不聊生，浪花淘尽英雄。
魏晋南北朝，更是一个以竹林七贤为奠基的时代，他们崇尚玄学，沉迷酒药用于排解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嵇康的（金庸在《笑傲江湖》借鉴此曲），王粲登楼，刘伶醉酒等，他们内心渴望被社会所用，但黑暗的统治阶级，却不能接受。
隋朝，在宇文化及等人的推动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一个搜刮民脂民膏，荒淫无度的皇帝和他所代表的王朝，注定是短暂的。
虽然隋炀帝杨坚力主下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促使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借鉴秦汉灭亡的历史教训。
胡人唐朝步入了历史的门槛，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给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注入了生机。
唐朝诗歌，踧踖，陶瓷远播海外。
通波斯，日本，册封国高丽等互通音信往来。
唐朝GDP更是占据全世界的80%，唐朝妇女更是以胖为美，女权运动也很先进。
但盛极必衰，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并没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
五代十国，南北割据，作为历史的一个过渡时期，在后唐主李煜的一声《虞美人》之下，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和平方式，赢得大宋江山，杯酒释兵权，直到南宋的靖康之变，岳飞惨死风波亭，大宋苟延残喘，水浒英雄，也在施耐庵笔下，化为历史的阴影。
蒙古铁骑，从遥远的草原挥师而下，扩疆开遍。
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大明王朝在史学上的成而下，扩疆开遍。
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
大明王朝在史学上的成就是朱棣动土兴建紫禁城，并慢慢的，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师今天的北京。
还有就是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开启了我国和南洋各国交流的先河。
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雍乾盛世，直到道光光绪帝的1840年，中国迈开现代史的步伐。
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进化论》的学说的创立，告诫国人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一个个华夏民族的屈辱史，世界是平的，并没有什么“天朝上国”之梦，我们的发展必须和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
孔子云：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
跪求中国通史纪录片的观后感1500字
冀州市之名渊源于古冀州。
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后，划华夏为“九州”，冀为“九州之首”。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始于此置信都县和信都郡，隶冀州。
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冀州州治移至信都，安平郡亦治信都，信都成为州、郡、县三级治所，从此冀州与今冀州市开始联系起来。
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信都县，归冀州直辖，属真定府。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改冀州为冀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冀县改属冀南区五专区。
1946年2月，正式命名“冀县人民政府”。
1993年9月22日，冀县撤县建市，定名为冀州市。
冀州历史名人1、邳彤刘秀到洛阳后拜邳彤太常之职，后又改任左曹侍中，专侍于皇帝左右。
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在南宫云台绘制了二十八位开国功臣的画像，称“云台二十八将”，邳彤为二十八将之一。
据史料载，邳彤在平定王郎后曾任曲阳郡太守。
他在任期间为官清正，而且精通药理和医术，重视药业，受到当地人民赞颂。
传说邳彤医术精湛，经常扮作串乡医生给人治病，疗效颇佳，被称为“神医”。
邳彤死后葬于祁州（今安国县）南关，墓地修造“邳王庙”作为祭所。
宋朝时祁州人将邳彤尊为“药王”，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祁州建立“药王庙”。
清朝时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又特为“药王庙”书匾。
2、冯跋、冯弘 冯跋（
-431），字文起，东晋十六国时北燕国君，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
祖父冯和在西晋永嘉之乱时，为避战乱迁居上党（今陕西长子县）。
父冯安曾任西燕国的将军，西燕败亡后，冯安全家迁居和龙（今辽宁朝阳市），成为鲜卑化汉人。
冯跋少年时就很有志向，性情豪放。
后燕慕容宝时任中卫将军，慕容熙即位后，冯跋任卫中郎将。
慕容熙昏庸暴虐，赋税很重，人民痛苦不堪，怨恨四起。
冯跋寻机杀了慕容熙，立慕容宝的义子高云为主，冯跋被封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司、武邑公。
公元409年，燕王高云被部下所杀，冯跋平定事变，被众将推举为王，年号“太平”，国仍称燕（史称北燕）。
冯跋在位时历意农桑，勤心政事，为巩固统治和发展生产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除苛政，惩贪赇”，他要求各级官吏施仁政、惠民众，并严惩贪官，使“上下肃然，请赂路绝”。
“省徭赋，课农桑”，他省徭役薄赋税，选拔官吏时细询励农方略，“劝农课桑”蔚然成风，农业发展很快。
“重孝悌，建太学”，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奖励孝贤，并在各处营建太学，教育子民。
冯跋在位22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发展。
公元431年，冯跋得重病，诸子和其弟争王，互相残杀，跋惊吓致死。
冯弘，字文通，冯跋之弟，北燕国君。
冯跋在位时，冯弘被封为中山公。
冯跋死后，冯弘杀死冯跋的儿子冯翼，自立为北燕国君，年号“太兴”，在位六年。
公元437年，魏攻打北燕兵临城下，冯弘被迫逃往高丽（今朝鲜），两年后被高丽王所杀。
3、冯太后冯太后（441-490），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北燕国君冯弘的孙女，杰出的女改革家。
其祖父冯弘兵败逃往高丽后，其父冯朗和其叔冯邈降魏。
冯朗在北魏官至秦、雍（今陕西境内）二州刺史，受封西郡公，后获罪被杀，冯氏被送进宫里，靠姑母（北魏国君拓跋焘的左昭仪）抚养。
她自幼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教育下，不仅精通文字，而且见识日广。
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汝登基，11岁的冯氏被选为贵人，公元456年被封为皇后。
公元465年，26岁的文成帝去世，献文帝拓跋弘（李夫人生）即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当时献文帝才12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丞相乙浑专权，阴谋倾覆帝室。
冯太后和汉族大臣密定大计，突然捕杀乙浑，然后临朝听政。
公元467年，太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停止临朝听政，转而抚养皇孙，由14岁的献文帝亲政。
公元471年，18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将皇位禅让于4岁的太子拓跋宏（孝文帝），冯氏遂受封为太皇太后。
拓跋弘成为太上皇，但仍参与朝政。
公元476年，太上皇拓跋弘暴死，史载:“显祖（即献文帝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所为也”。
冯氏开始第二次临朝听政，直到公元490年病死为止。
冯太后再度临朝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彻底地改革。
如:提倡汉化，修孔子庙，提倡儒家思想；建立学校，大兴教育；严禁鲜卑族同姓结婚；革除鲜卑族信奉巫术的风习；实行均田制，把因战争荒芜了土地分给有力耕耘的丁壮，收缴租税以利国家；建立户籍制与俸禄制等。
经过冯太后所主持的一系列改革，使北魏王朝摆脱混乱局面，抑制了豪强的掠夺行为，使国家日趋安定，北魏逐渐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过渡，为孝文帝亲政后更大规模地推行汉化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太后严于执法，有两个亲王因贪赃枉法受到检举，许多王公大臣为之说情，冯太后依据朝规，将这两名亲王削去封爵，终身监禁。
冯太后生活朴素，穿的衣服都是素色绸帛，吃饭用的桌子仅一尺见方，饭菜数量也比其他皇帝和皇后少得多。
她生前还写下遗嘱，规定坟墓长三十步，葬室长宽一丈，用普通棺椁，不用殉葬器物。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年仅49岁，谥“文明太皇太后”。
冯太后对推动北魏封建化和汉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4、孙敬孙敬，字文宝，汉代信都（今冀州市）人，“头悬梁”的典故即出自孙敬。
《太平御览》载:其“好学，晨夕不休”，他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
孙敬苦读常通宵达旦，为消除困意，系发于屋梁，若低头欲睡，拽其发而警醒。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悬梁”精神苦学，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当时的知名大儒。
后人对孙敬“悬梁”苦读的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揉为“悬梁刺股”，用以教育孩童。
《三字经》中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把孙敬、苏秦以及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引为苦读的楷模。
5、刘焯刘焯（544-610），字士元，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信都县（今冀州市）人。
刘焯自幼聪慧，并与河间刘炫友善，两人一起向信都郡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郭懋（mao）常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仪礼》，后又在武强的大儒刘智海家苦读十年，遂成知名学者，出任州博士，同刘炫并称“二刘”。
隋文帝开皇年间，刘焯中举秀才，射策甲科，拜为员外将军，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定国史，并参议律历。
他曾与诸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常有高论，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
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
隋文帝便诏刘焯、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辩清。
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诸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
后隋文帝派刘焯到蜀王杨熹府下做事，他不肯去。
杨熹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
杨熹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
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
自此他游学授徒于闾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
隋炀帝即位后，他又重被起用，任太学博士。
刘焯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去世。
刘焯的著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等书，后散失。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尚书刘氏义疏》1卷。
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
”刘焯精通天文学，他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
公元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
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
“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见。
《皇极历》推定的每 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
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呕血而成的《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
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6、孔巢父孔巢父（
-784），字弱翁，唐朝大臣，冀州（今冀州市）人，孔子三十七世孙，“竹溪六逸”之一，与李白、杜甫以及皇甫冉等文豪友善，亦有诗文佳作行世，后散失。
唐玄宗末年，孔巢父曾与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于山东泰安府徂徕山脚下，纵酒酣歌，谈诗论赋，号称“竹溪六逸”。
徂徕田园生活结束后，孔巢父被举荐赴长安做官。
约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辞官归隐江东（今浙江会稽）。
行前，京师好友蔡侯曾设宴为其饯行，席间，诗人杜甫吟诗一首，以表述自己的心境，赞颂巢父的才德，题为《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后来孔巢父为扶救社稷，再度复出，任湖南观察使。
唐德宗建中年间，孔巢父为朝中大臣，官至给事中。
因其足智多谋，善于辞令，且破贼有方，深得朝廷器重，被称为“知君名宦”。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镇州李维岳和淄青李纳请示承袭父职，朝廷不允，魏博七州节度使田悦又代其二人奏请，德宗仍不答应。
田悦恼羞成怒，联合李维岳、李纳等人哗变。
河北三镇的叛乱致使连年战祸，生灵涂炭，官兵和叛兵浴血沙场，士卒死伤惨重。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任命孔巢父为宣慰使前往平乱，孔巢父冒死赶赴魏博镇，舌战田悦，陈述顺逆之祸福，理据俱备，打动人心，终使田悦率众归降。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曾奉帝旨兵伐田悦。
次年，泾原兵变，叛将朱泚（ci）入长安称帝，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率兵猛攻，李怀光前去救驾，数败敌部，屡有战绩，迫使朱泚退归长安。
因德宗轻信奸相卢杞的挑拨，不许李怀光入朝觐见，故李怀光耿耿于怀，以至背主而去，联合朱泚逼使德宗南逃汉中，并率军占领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割据一方。
孔巢父说降田悦叛军后，当年六月，德宗令其招安李怀光，孔巢父再度深入虎穴，舍身劝降，因言辞失宜，不幸为李怀光部下杀害。
死后，朝廷追赠孔巢父尚书左仆射职，谥号“忠”。
《旧唐书》、《新唐书》均有孔巢父传。
7、胡宗照胡宗照（1884-1942），字峰荪（sun），笔名耐翁，冀州（今冀州市伏家庄村）人，近代著名书法家。
胡宗照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胡存武曾创办义学，祖父胡蓥（ying）为清代候选训导，在义学任塾师，父胡庭麟曾任教于京师，善书法。
宗照毕业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与同仁创办冀县县立高等小学堂，并任国文和书法课。
他治学严谨，兼收并蓄，尤精古诗文，书法课常以口传心授教导弟子，并举办书法展览。
1928年胡寓居天津劝业场附近华锦成灯扇字画店后院，以买字画为生。
宗照自幼聪敏好学，尤喜书法，他初习颜柳正楷，颇得人们赏识，有所成就之后，改临魏碑，以张裕钊的《南宫碑》为范本，练习魏碑。
他在运笔、结构上极下功夫，并持之以恒扎实苦练。
宗照遍览名牌牌匾，研究古代拓片，探讨历代金石碑刻，取长补短，自创新境，独成一格。
他的书法刚柔相济，内藏筋骨，富有金石雕刻之感，既古朴美观，又神气活现，余韵无穷。
胡宗照在书法届颇有影响，据说艺术大师齐白石认为胡是当时北方最有成就的书法家，并为他精心刻制印章。
胡先后应邀为天津“五和线店”、“交通旅馆”、“裕华文具店”、“宝丰饭店”、“华盛王金店”等以及北京前门大街的一些商号书写牌匾，为河北省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河北省第十四中学、冀县县立高等学校书写校名。
胡所写的条幅在京、津等城市的字画店里奉为上品，内地富贾和外国客商均以高价求购，人们将他的字画视为珍宝。
胡宗照1942年5月病故于北京，他的书法著述、所藏之诗书字画在历次运动中先后丢失。
8、道安道安（312-385），东晋时杰出的翻译家、著名高僧。
道安出生于扶柳县（今冀州市小寨乡扶柳村）的一个读书人家，原姓魏（一作卫），自称释道安。
道安父母早丧，由外兄孔氏抚养，7岁开始读书，15岁时对五经文义已相当通达，转而学习佛法。
道安18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载“年十二出家”），因形貌黑丑，不为剃度师所重视，只让他去田里干活。
后来他向剃度师要佛经来读，能过目成诵，记忆惊人，师傅惊喜，并送他受具足戒，允许他外出任意参学。
传说师傅给他《辨意经》一卷约五千言，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经书读完。
又给他读《成具光明经》约万言，仍用一天时间读完，复述经文竟一字不差，为此甚得师傅喜爱。
道安24岁时，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拜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师，在此道安钻研佛学长达十三四年之久。
道安深得佛图澄的赏识，常代佛图澄讲经，并圆满解答许多理论疑难，因而，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后，道安离开邺都来到山西与当时名僧竺法济、竺僧辅、竺道护等研究佛经，并为佛经作了极宝贵的注解。
公元364年，道安率弟子400余人来到襄阳，在此居住15年，先住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从事佛学研究和著述，制定僧规。
道安在当时佛教界影响很大，东晋孝武帝曾下诏书表扬道安，并给他象王公一样的俸禄。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道安去长安，受到苻坚的召见。
道安晚年在长安五重寺主持译经，并注经作序。
道安于公元385年二月初八离世，葬于长安五重寺，时年73岁。
道安为弘扬佛教做出巨大贡献，归结起来主要有:一佛经翻译和佛教著述。
道安共有佛教著述约60多种（佚失约40种，现存20多种），他作的14篇经论序言都载在《出三藏记集》中。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翻译质量比较低。
道安亲自主持，与西域等地名僧诠定文字、详核文旨，并为译成的佛经作序言，提高了佛经的翻译质量。
在翻译过程中，他还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规则，主张直译。
道安曾撰《综理众经目录》，对当时流行的诸经译本一一详考。
二、制定僧徒教规教仪。
道安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得到佛学界认同，从此出家人自称“释子”。
他还为僧侣制定了仪规戒律，天下僧侣的行为得以统一，宗教组织得到规范。
三、创立“本无宗”佛学学派。
道安融合禅学和般若学两大学说的精华，主张“以无为本”，开创了新学派——“本无宗”，这是我国在佛学上创立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5篇
中国历史读后感 历史，套用宋神宗的一句名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历史的意义便是在此了。
然而，历史又是一个极不易说破的词。
就算历史学家，触及历史的本源时也是相当谨慎的。
那么现在我来说历史的意义，是不是属于寻找海市蜃楼的根基那种的无知行径呢
我想，历史都列为过往的陈迹余音了，当下的我们循迹辩音追索渐渐被流光掩盖的遗踪，从历史废墟的蛛丝马迹里探求当代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能被偏废。
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为任何一个君王、一个党派，一个民族而停留过，一个君王有多么大的功绩，多么的文成武德；一个党派有何等优越的制度；一个民族有何等优良的血统，多么的文明灿烂，历史都是如公证的无私的，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和庇护。
因而不断思索历史的意义作为一个永久的命题和课题值得所有有知的人去探求与解决。
大唐盛世时魏征直谏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历史不说话，她的沉默正是她的价值。
善于反思的人或民族在历史的兴亡更替当中领悟中兴的规则，使国家与民族以后的历史朝良性发展，避免使之步入危亡的境地，而纳入自我的掌握之中。
大唐的开元盛世离不开对大隋炀帝的借鉴与批判的深入。
历史的重演的特性似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持久地困扰并困惑着后来人。
无数的史书历数当朝或前朝得失，一为记载一个国度的发生史，第二恐怕就是要为后来的执政者和人民留存一个参照的完整线索。
有时历史正当被人所淡忘，聪明而执着的人跳出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确横向比照中外历史以及对当国的纵线考察，发现历史居然有惊人的相似。
罗惯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君不见，一个朝代的兴衰总是相互更替，盛世之后必是乱世，乱世久之必有大治。
冥冥之中，切合着中国的阴阳学说。
历史可以作为当政者的参考，然而也只能是参考而已。
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停下的，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吧
尽量延缓那天的到来…… 当然历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避免和借鉴，而我今天便是老生常谈地重复这样的论调，目的在于树立历史的这层意义在我们心中的标杆。
从历史中找寻相关的意义，不论我们何种角度去看待历史，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哪怕是肤浅甚至的错漏屡现的结论亦不能阻挡我们初衷。
广视角多维度地去把握历史，应该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责任所在吧? 《中华上下五千年》是我的启蒙书，是我“不说话的老师”，是它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是它让我知道了中国的悠久历史。
这本书的内容很吸引人，里面有许多历史故事，比如说：晏子相齐、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周武王伐纣等故事。
这些故事有的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足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贵，还有的是讲一些尔虞我诈的故事。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女纺织家黄道婆》这个故事了。
黄道婆善良、好学、诚实的品格，让我钦佩。
她家境贫穷，父母养不活她，就把她卖给别人当童养媳。
黄道婆整天都要干活，还要被公婆打骂，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因为她的勇敢，她终于逃出了公婆家，到处去流浪。
有一天，黄道婆偷偷地上了一条船，跟着船一起来到了海口市。
她和当地居民一起学纺织。
但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家乡，过了三十多年，黄道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乌泥泾镇。
她把自己学到的纺织技术传给了镇上的妇女，从而生产出了大批的“乌泥泾被”。
当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
这个故事让我有很大的感触。
从书中，我知道了黄道婆，了解了黄道婆为了家乡的发展，她无私奉献、自强不息。
她真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祖国辉煌六十年 蓦然回首，从六十年前的天安门炮响，到如今的艳阳江日，60年了，60年的风风雨雨，60年的沧海桑田，铸造了辉煌的祖国60年进程。
也许有很多事，我并未经历过，很多场面我并未看到过，但是从长辈们的豪言壮志中，我听到过也看到过也经历过，我同样有心潮澎湃的感觉。
追回到60年前的中国，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飞机没有大炮更没有宇宙飞船，一贫如洗的我们如一只被淋状的小猫哆嗦在世界的东方，可是它的眼神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它没有退缩迎着风迎着雨，在暴风雨中大呼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 从国共战争到台湾的领土争权，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成功，中国的步伐在一步一步走远，中国的气势在一步一步的壮大，中国的腰杆再一步一步挺直，中国在一步步向世界征服，当年那只哆嗦的小猫，已摇身变为今天屹立东方的雄师，祖国在强大，中国人民也在呐喊，也在欢呼。
这事已成历史，历史已见证了中国的强大，可中国真正的辉煌却在08年汇集一体，它考验了中国也又一次见证了中国，见证了中国不屈与辉煌。
春天，一场突如袭来的大雪入侵南方，大雪无情地阻断了中国的交通，无情的风雪无情的拍打着中国的大地，同时也敲击着中国人的心，火车被冻结在铁路上，飞机被迫降落，电缆无情隔断，暖气被迫停供，饥饿寒冷同时侵袭祖国大地一切…... 当噩梦还未清醒的时候，汶川的8.0级特大地震又如猛兽般向中国袭来，霎时间天崩地裂，无情的巨响在撕裂着中华民族的灵魂，悲痛的叫喊声凄惨的弥漫在中国大地上，世界仿佛到了末日，天黑了，人们的心也逐渐的失去了光明，人们时找不到明天的路在何方，总是无助的望着漆黑的夜空。
。
。
。
。
。
与此同时，总理们也哭了，同胞们也哭了，哭得都是那么的无力，都是那么的无肋，短短的几个小时后，泪水停了，大家勇敢的站了出来，勇敢的同死神搏斗，他们抗战，我们捐款，损物，没有分工的任务依然明朗清晰，丝毫无乱，中国大地刮起了一阵阵抗灾救助的热潮，大家不再把它当作一次纯粹的灾难，而是把它当作是对中国的考验，对中国人民的考验，对中国力量的考验。
。
。
。
。
。
雪停了，雨也停了，灾区人民含着泪哭了，同胞们含着泪在高呼，中国政府含着泪向人民挥手，大家目目相视，泪水泉涌却没有太多的语言，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一切只因我们是一家人。
奥运会的来临，无疑给大家带来了心灵上的莫大安慰 ，当火炬高高燃起的时候，大家的眼晴都湿润了，大家的心都累了，他们是该大哭一场了，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泪水的涌流是为了洗礼过去，更是为了迎接美好的末来。
又一次新的“战役”开始了，大家收拾好心情，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运动员的精彩表演。
连续几十天的日夜奋战，运动健儿们在体育场上精彩的表演，无疑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这是中国体育之风的彰显，也是中国实力的见证，更是中国几十年奋斗的证明。
昼夜无分，鸟巢内外大家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澎湃，大家都摇着国旗，高呼中国必胜，当体育场上一次次响起中华民簇国歌的时候，胜利的泪水也会随之洒落。
中国这么多年来太辛苦了，大家的心都酸了，从运动会开始到结束，大家不知哭了多少次，国旗下的人们心中藏了太多太多，中国走到今天也经历了太多太多，哭泣我还想哭泣。
嫦娥神七又上天了，中国的脚步走进了太空，我们又哭了，泪花中都带着笑颜， 60年了，中国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哭吧，哭出我们心中的呼唤，哭出我们心中的辛酸，哭出中国人骨子里的坚强，也哭出中国今天的辉煌与荣誉吧
祖国，哭吧，我们陪你
《中华上下五千年》读后感 我读过这样一本书，名字叫《中华上下五千年》。
它讲述了从三皇五帝到中国解放，其中20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从这本书里，我读到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还读到了海青天的刚正不阿、严嵩的无耻与卑鄙、义和团的爱国精神……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印象最深的历史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义和团与官兵在列强的先进枪炮下终于抵挡不住了，加上汉奸在背后打暗枪，天津丢失了，通往北京的大门打开了。
慈禧太后带人一溜烟跑了，丢了宝殿和全城人不管了。
可恶的八国联军进了城，做的只有“烧、杀、抢、奸”四个字。
烧光了许多房子，杀死了许多无辜的百姓，抢了许多金银珠宝，还放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参观，强奸了很多妇女，真是禽兽不如。
八国联军坏事做完了，应该心满意足了吧。
没想到又要清政府赔偿4.5亿两银子，软弱的清政府答应了，签订了《辛丑条约》。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国家要时刻上进，不能停在最初的地方。
另外，到了关键时刻要团结，不能为了害怕而节节退让，做人、团体也应该这样。
“读史使人明智”，建议大家读读这本书，相信你也会有不少收获。
《中华上下五千年》读后感 我还未曾将《中华上下五千年》看完，而且暂时看得不多，因为我觉得这要细看才能有所收获。
一直读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九章“秦汉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老师说，历史是有联系的。
学好历史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联系。
所以，在我们正着迷于秦汉时期的中国发展时，也要看看，此时此刻世界是怎样发展的。
我们都知道， 经过多年复杂的斗争，到战国晚期，秦始皇统一六国。
然而，秦以残暴的手段对待人民，在人民中播下了反秦的火种。
秦朝就因为嬴政的暴政迅速走向灭亡。
与秦的兴起大体同时，在南亚次大陆曾出现了孔雀帝国。
相传，阿育王原来也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君主。
但好在他之后学会了忏悔，派人四出宣扬佛教，并建筑了大量的佛塔。
但由于其内部名族纠纷多，最终也走向灭亡。
孔雀帝国和秦帝国都曾威震一时，也都昙花一现便瓦解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种整体的世界发展中看出些什么呢
秦亡后，汉朝迅起。
秦在客观上为汉的统一扫清了道路。
汉朝对于秦留下的东西是批判的传承的。
例如秦是焚书坑儒，而汉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当西汉屹立于东亚的时期，雄霸于西地中海的罗马共和国的骎骎东来。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实际成为拥有一切大权的罗马君主。
罗马的历史由共和时代转入帝国时代。
在屋大维统治罗马帝国的时期，西汉的政权逐渐落入外戚王氏手中，公元25年，刘秀即位称帝。
刘秀出身汉的宗室，所建皇朝仍然称汉，建都洛阳。
史称东汉或后汉。
然而，历史总是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公元221年后，统一的东汉帝国被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代替。
同时，世界的另一端罗马帝国已由极盛点逐渐下落。
公元一至二世纪是四大帝国并存时期。
此后它们延续的时间虽然不同，但都失去了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愕然发现，历史的发展有多么的相似啊
我觉得中国通史真的很好，他并不是粗略的讲真个历史故事讲下来，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不同角度来阐述，让读者看到一个知识点就可以以此延伸到各领域。
我会坚持读下去的
正好5篇。
如何评价——隋炀帝（杨广），武则天，顺治帝。
这三个历史上很有争议的皇帝
1.隋炀帝：他不算是个好皇帝，但是在某些事情上为人称颂：例如修了京杭大运河。
但是他弑父夺位的罪过不可饶恕。
2.武则天：她是一个娇媚的妃子，后来用弑女囚儿的方式登上皇帝的宝座，做了一些坏事，但不可否认她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
3.顺治帝：他在位期间为国家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为清王朝的繁荣富强打下基础，为巩固根基做出贡献。
《中华史纲》怎么样
在冀州漫长的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名彪史册的杰出人物，其中既有帝王官吏，又有文人学者，还有武术名家等等，所有这些人都从不同的方面为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为后世所敬仰。
现根据有关史籍记载，将历史上冀州籍的部分杰出人物概括介绍如下：帝王官吏1：袁绍袁绍（?－202），字本初，汉族，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袁老乡袁老村）人。
出身名门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三公”之称。
袁绍初为司隶校尉，于初平元年（190）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与董卓交战；但不久联合军即瓦解。
此后，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199）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势力达到顶点；但在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
在平定冀州叛乱之后，于建安七年（202）病死。
2：邳彤刘秀到洛阳后拜邳彤太常之职，后又改任左曹侍中，专侍于皇帝左右。
刘庄即位后，在南宫云台绘制了二十八位开国功臣的画像，称“”，邳彤为二十八将之一。
据史料载，邳彤在平定王郎后曾任郡太守。
他在任期间为官清正，而且精通药理和医术，重视药业，受到当地人民赞颂。
传说邳彤医术精湛，经常扮作串乡医生给人治病，疗效颇佳，被称为“神医”。
邳彤死后葬于祁州（今安国县）南关，墓地修造“邳王庙”作为祭所。
宋朝时祁州人将邳彤尊为“药王”，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祁州建立“药王庙”。
清朝时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又特为“药王庙”书匾。
2：冯跋、冯弘冯跋（
-431），字文起，东晋十六国时北燕国君，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
祖父冯和在西晋永嘉之乱时，为避战乱迁居上党（今陕西长子县）。
父冯安曾任西燕国的将军，西燕败亡后，冯安全家迁居和龙（今辽宁朝阳市），成为鲜卑化汉人。
冯跋少年时就很有志向，性情豪放。
后燕慕容宝时任中卫将军，慕容熙即位后，冯跋任卫中郎将。
慕容熙昏庸暴虐，赋税很重，人民痛苦不堪，怨恨四起。
冯跋寻机杀了慕容熙，立慕容宝的义子高云为主，冯跋被封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司、武邑公。
公元409年，燕王高云被部下所杀，冯跋平定事变，被众将推举为王，年号“太平”，国仍称燕（史称北燕）。
冯跋在位时历意农桑，勤心政事，为巩固统治和发展生产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除苛政，惩贪赇（qiu，意为贿赂）”，他要求各级官吏施仁政、惠民众，并严惩贪官，使“上下肃然，请赂路绝”。
“省徭赋，课农桑”，他省徭役薄赋税，选拔官吏时细询励农方略，“劝农课桑”蔚然成风，农业发展很快。
“重孝悌，建”，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奖励孝贤，并在各处营建，教育子民。
冯跋在位22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发展。
公元431年，冯跋得重病，诸子和其弟争王，互相残杀，跋惊吓致死。
冯弘，字文通，冯跋之弟，北燕国君。
冯跋在位时，冯弘被封为中山公。
冯跋死后，冯弘杀死冯跋的儿子冯翼，自立为北燕国君，年号“太兴”，在位六年。
公元437年，魏攻打北燕兵临城下，冯弘被迫逃往高句丽（今辽东和半岛北部），两年后被高句丽王所杀。
3：冯太后冯太后（441-490），长乐郡信都（今冀州市冀州镇岳良村）人，北燕国君冯弘的孙女，杰出的女改革家。
其祖父冯弘兵败逃往高高句丽后，其父冯朗和其叔冯邈（miao）降魏。
冯朗在北魏官至秦、雍（今陕西境内）二州刺史，受封西郡公，后获罪被杀，冯氏被送进宫里，靠姑母（北魏国君拓跋焘的左昭仪）抚养。
她自幼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教育下，不仅精通文字，而且见识日广。
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汝登基，11岁的冯氏被选为贵人，公元456年被封为皇后。
公元465年，26岁的文成帝去世，献文帝（李夫人生）即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当时献文帝才12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丞相乙浑专权，阴谋倾覆帝室。
冯太后和汉族大臣密定大计，突然捕杀乙浑，然后临朝听政。
公元467年，太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停止临朝听政，转而抚养皇孙，由14岁的献文帝亲政。
公元471年，18岁的献文帝将皇位禅让于4岁的太子拓跋宏（孝文帝），冯氏遂受封为太皇太后。
成为太上皇，但仍参与朝政。
公元476年，太上皇拓跋弘暴死，史载：“显祖（即献文帝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所为也”。
冯氏开始第二次临朝听政，直到公元490年病死为止。
4：冯熙冯熙（?-495），字晋昌，长乐信都（今冀州市岳良村）人，冯太后之兄，其父冯朗投降北魏，后获罪被杀。
冯朗被杀后，冯熙由其母携带逃到羌氐中抚育，学到一身好武艺。
后来到长安从师，学习《孝经》、《论语》和阴阳兵法。
冯太后入宫后，使人访知冯熙所在，将其接至宫中，封为冠军将军，赐爵“肥如侯”。
后出任刺史，进爵“昌黎王”。
孝文帝时，出任洛州刺史、侍中太师。
他的三个女儿皆嫁于孝文帝，两个封为皇后（废皇后、幽皇后），一个封为左昭仪。
冯熙长子冯诞又娶孝文帝的妹妹长乐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侍中、征西大将军、南平王。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冯熙病死，追赠大司马、太尉、冀州刺史备九锡，孝文帝为其作墓志铭，以示哀悼。
5：尚义尚义，明代冀州（今冀州市）人，为官清廉，被称作“布袍令”。
尚义永乐三年考中举人，曾任延安县令。
当时延安县土地荒芜，人民贫困。
尚义在任期间，带领全县人民开垦荒地，发展农业，使延安县富裕起来，有了充足的食粮，当地民众非常爱戴尚义，民众两次请求部院将尚义留任。
尚义在延安任县令十八载，为官公正廉洁，一心为民，从不贪赃，终生只穿破旧的布袍，只有朝祭公服是绢做的，人称“布袍令”。
尚义为官数年，贫穷如故。
延安县民众为尚义立“遗爱碑”。
文人学者1：孙敬孙敬，字文宝，汉代信都（今冀州市）人，“头悬梁”的典故即出自孙敬。
《太平御览》载：其“好学，晨夕不休”，他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
孙敬苦读常通宵达旦，为消除困意，系发于屋梁，若低头欲睡，拽其发而警醒。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悬梁”精神苦学，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当时的知名大儒。
后人对孙敬“悬梁”苦读的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揉为“悬梁刺股”，用以教育孩童。
《三字经》中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把孙敬、苏秦以及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引为苦读的楷模。
2：刘焯刘焯（zhuo）（544-610），字士元，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信都县（今冀州市）人。
刘焯自幼聪慧，并与河间刘炫友善，两人一起向信都郡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郭懋（mao）常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仪礼》，后又在武强的大儒刘智海家苦读十年，遂成知名学者，出任州博士，同刘炫并称“二刘”。
开皇年间，刘焯中举秀才，射策甲科，拜为员外将军，与著作郎王劭一起修定国史，并参议律历。
他曾与诸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常有高论，众人皆佩服其学识渊博。
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抵京师，文字多处磨损，极难辩认。
便诏刘焯、刘炫等人考证，他们经过努力，一一辩清。
在国子监举行的一次经学辩论中，他与刘炫力挫诸儒，因此受到忌恨和诽谤，被革职还乡。
后派刘焯到蜀王杨熹府下做事，他不肯去。
杨熹得知，将刘焯发配到边远充军。
杨熹的蜀王封号被废后，刘焯才重新得到起用，在朝中做了云骑尉。
刘焯秉性耿直，为官期间经常抨击时政，终为朝廷所不容，再次被罢职回乡。
自此他游学授徒于闾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其间天下名儒有了疑问、学子求学，常千里慕名而至。
隋炀帝即位后，他又重被起用，任博士。
刘焯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去世。
刘焯的著述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述议》等书，后散失。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尚书刘氏义疏》1卷。
唐魏征《隋书》“儒林”中介绍刘焯时说：“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现代历史学家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写到“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
” 刘焯精通天文学，他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
公元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
推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都比以前诸历精密。
“定朔法”、“定气法”也是他的创见。
《皇极历》推定的每 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
由于刘焯所著历书与当时权威人士——太史令张胄玄的天文、历数观点多有不同，故呕血而成的《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
然而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史证实刘焯研究天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高宗时李淳风就是依据《皇极历》造出了《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3：孔巢父孔巢父（
-784），字弱翁，唐朝大臣，冀州（今冀州市）人，孔子三十七世孙，“竹溪六逸”之一，与李白、杜甫以及皇甫冉等文豪友善，亦有诗文佳作行世，后散失。
唐玄宗末年，孔巢父曾与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于山东泰安府徂徕山脚下，纵酒酣歌，谈诗论赋，号称“竹溪六逸”。
徂徕田园生活结束后，孔巢父被举荐赴长安做官。
约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辞官归隐江东（今浙江会稽）。
行前，京师好友蔡侯曾设宴为其饯行，席间，诗人杜甫吟诗一首，以表述自己的心境，赞颂巢父的才德，题为《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后来孔巢父为扶救社稷，再度复出，任湖南观察使。
唐德宗建中年间，孔巢父为朝中大臣，官至给事中。
因其足智多谋，善于辞令，且破贼有方，深得朝廷器重，被称为“知君名宦”。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镇州李维岳和淄青李纳请示承袭父职，朝廷不允，魏博七州节度使田悦又代其二人奏请，德宗仍不答应。
田悦恼羞成怒，联合李维岳、李纳等人哗变。
河北三镇的叛乱致使连年战祸，生灵涂炭，官兵和叛兵浴血沙场，士卒死伤惨重。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任命孔巢父为宣慰使前往平乱，孔巢父冒死赶赴魏博镇，舌战田悦，陈述顺逆之祸福，理据俱备，打动人心，终使田悦率众归降。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曾奉帝旨兵伐田悦。
次年，泾原兵变，叛将朱泚（ci）入长安称帝，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率兵猛攻，李怀光前去救驾，数败敌部，屡有战绩，迫使朱泚退归长安。
因德宗轻信奸相卢杞的挑拨，不许李怀光入朝觐见，故李怀光耿耿于怀，以至背主而去，联合朱泚逼使德宗南逃汉中，并率军占领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割据一方。
孔巢父说降田悦叛军后，当年六月，德宗令其招安李怀光，孔巢父再度深入虎穴，舍身劝降，因言辞失宜，不幸为李怀光部下杀害。
死后，朝廷追赠孔巢父尚书左仆射职，谥号“忠”。
《旧唐书》、《新唐书》均有孔巢父传。
4：胡宗照胡宗照（1884-1942），字峰荪（sun），笔名耐翁，冀州（今冀州市伏家庄村）人，近代著名书法家。
胡宗照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胡存武曾创办义学，祖父胡蓥（ying）为清代候选训导，在义学任塾师，父胡庭麟曾任教于京师，善书法。
宗照毕业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与同仁创办冀县县立高等小学堂，并任国文和书法课。
他治学严谨，兼收并蓄，尤精古诗文，书法课常以口传心授教导弟子，并举办书法展览。
1928年胡寓居天津劝业场附近华锦成灯扇字画店后院，以买字画为生。
宗照自幼聪敏好学，尤喜书法，他初习颜柳正楷，颇得人们赏识，有所成就之后，改临魏碑，以张裕钊的《南宫碑》为范本，练习魏碑。
他在运笔、结构上极下功夫，并持之以恒扎实苦练。
宗照遍览名牌牌匾，研究古代拓片，探讨历代金石碑刻，取长补短，自创新境，独成一格。
他的书法刚柔相济，内藏筋骨，富有金石雕刻之感，既古朴美观，又神气活现，余韵无穷。
胡宗照在书法届颇有影响，据说艺术大师齐白石认为胡是当时北方最有成就的书法家，并为他精心刻制印章。
胡先后应邀为天津“五和线店”、“交通旅馆”、“裕华文具店”、“宝丰饭店”、“华盛王金店”等以及北京前门大街的一些商号书写牌匾，为河北省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河北省第十四中学、冀县县立高等学校书写校名。
胡所写的条幅在京、津等城市的字画店里奉为上品，内地富贾和外国客商均以高价求购，人们将他的字画视为珍宝。
胡宗照1942年5月病故于北京，他的书法著述、所藏之诗书字画在历次运动中先后丢失。
佛教高僧道安道安（312-385），东晋时杰出的翻译家、著名高僧。
道安出生于扶柳县（今冀州市小寨乡扶柳村）的一个读书人家，原姓魏（一作卫），自称释道安。
道安父母早丧，由外兄孔氏抚养，7岁开始读书，15岁时对五经文义已相当通达，转而学习佛法。
道安18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载“年十二出家”），因形貌黑丑，不为剃度师所重视，只让他去田里干活。
后来他向剃度师要佛经来读，能过目成诵，记忆惊人，师傅惊喜，并送他受具足戒，允许他外出任意参学。
传说师傅给他《辨意经》一卷约五千言，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经书读完。
又给他读《成具光明经》约万言，仍用一天时间读完，复述经文竟一字不差，为此甚得师傅喜爱。
道安24岁时，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拜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师，在此道安钻研佛学长达十三四年之久。
道安深得佛图澄的赏识，常代佛图澄讲经，并圆满解答许多理论疑难，因而，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后，道安离开邺都来到山西与当时名僧竺法济、竺僧辅、竺道护等研究佛经，并为佛经作了极宝贵的注解。
公元364年，道安率弟子400余人来到襄阳，在此居住15年，先住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从事佛学研究和著述，制定僧规。
道安在当时佛教界影响很大，东晋孝武帝曾下诏书表扬道安，并给他象王公一样的俸禄。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道安去长安，受到苻坚的召见。
道安晚年在长安五重寺主持译经，并注经作序。
道安于公元385年二月初八离世，葬于长安五重寺，时年73岁。
道安为弘扬佛教做出巨大贡献，归结起来主要有：一佛经翻译和佛教著述。
道安共有佛教著述约60多种（佚失约40种，现存20多种），他作的14篇经论序言都载在《出三藏记集》中。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翻译质量比较低。
道安亲自主持，与西域等地名僧诠定文字、详核文旨，并为译成的佛经作序言，提高了佛经的翻译质量。
在翻译过程中，他还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规则，主张直译。
道安曾撰《综理众经目录》，对当时流行的诸经译本一一详考。
二、制定僧徒教规教仪。
道安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得到佛学界认同，从此出家人自称“释子”。
他还为僧侣制定了仪规戒律，天下僧侣的行为得以统一，宗教组织得到规范。
三、创立“本无宗”佛学学派。
道安融合禅学和般若学两大学说的精华，主张“以无为本”，开创了新学派——“本无宗”，这是我国在佛学上创立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
武术名家1：宋迈伦宋迈伦（1809-1893），名彦超，字迈伦，清朝中叶著名的爱国武术家，人称“神拳宋老迈”，冀州（今冀州市漳淮乡赵家庄村）人。
其父宋奇策曾任清朝大学士。
迈伦自幼聪慧，“凡有所习，无不过人，然性情豪迈，立志远大，有投笔从戎之志。
”他酷爱武术，自9岁开始练习武术，学过多门拳法，技艺渐精，20岁便中了武秀才。
为了提高武技，他四处求教，广拜名师，30岁时在峨嵋山巧遇三皇炮捶拳大师“乔龄真人”，并拜乔龄真人为师，学习三皇炮捶拳和赵家（汉代赵云）大奇枪。
迈伦跟随乔翁习武数年，深得乔翁赏识，师徒二人情同父子，乔翁将三皇炮捶之妙、赵家大枪之绝及平生所学尽传于迈伦。
乔翁去世后，迈伦闭门谢客，三年苦练，深研拳理，集各家精华，终于创出了三皇炮捶拳独特的技法“夫子三拱手”，此法出手二、三招即见胜负，甚为奇特，并使三皇炮捶成为练拳、练气、技击三位一体、气劲合一、刚柔相济的优秀拳种，俗称宋派三皇炮捶。
宋迈伦又在赵家“大奇枪”法的基础上，吸取杨继业、罗成、戚继光三家名枪的精华，创出“子龙三十六点大枪”之枪法（此枪法流传至今，是很珍贵的大枪套路）。
此时宋迈伦武功已相当高深，成为名声远扬的武林大师。
鸦片战争以后，宋迈伦看到民族受辱，以满腔爱国之心“荷戈投效，遍走南北”。
1845年36岁的迈伦胸怀壮志进京投皇家神机营以图报国，神机营内武林高手云集，有著名武术教练两千余人，在比武时宋迈伦以其超群武技常常只有一、二回合就将对手击败，被赐封为五品顶戴花翎，人称“神拳宋老迈”。
后因目睹清政府软弱腐败，迈伦灰志功名，毅然离去，“游幕京畿”，传徒授艺。
迈伦非常注重对弟子的爱国教育，忠心报国的话语“不绝于口”。
后来迈伦在北京创办“会友镖局”并经营数年。
1893年宋迈伦故于家乡赵家庄，时年84岁。
众弟子为其立“宋迈伦神道碑”一尊。
2：尹福尹福（1840-1909），字德安，号寿鹏，冀州（今冀州市漳淮乡漳淮村）人，清末武术家，人称“瘦尹”，曾为光绪拳师。
尹福年少时去北京以卖油条烧饼为生，因极爱武术，从小就学习“弹腿”、“罗汉拳”等，练就了良好的武术功底。
八卦掌大师董海川来到北京后，其八卦掌绝技威振京都。
尹福慕名拜在董海川门下，开始学习八卦掌。
经过数年的苦练，尹福武功出众，成为董海川的得意大弟子。
因其身材较瘦，面貌清秀似文弱书生，故人称“瘦尹”。
尹福吸取董海川拳艺的精华，又采各拳门所长，创立了以冷掌技击见长的尹派八卦掌，名振京师。
尹福后来在皇宫教太监练习八卦掌，光绪皇帝曾召见尹福，见其身手非凡，便跟他学习八卦掌。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光绪帝由尹福等人保驾去长安避难。
回京后光绪帝赏他金银珠宝并让他在宫中任职。
1908年，光绪帝驾崩，尹福卸职还乡，第二年辞世。
3：梁振圃梁振圃（1863-1932），字照庭，冀州（今冀州市冀州镇后冢村）人，清末武术家。
梁振圃7岁习武，练习弹腿，后随父在北京东大市开估衣庄并学做估衣生意，16岁时拜董海川为师学习八卦掌。
数年后功夫练成，精于六合八式，尤善截法，后在北京前门外设场授徒，渐成名师，人称“估衣梁”。
梁振圃性情豪爽，好打抱不平。
清朝末年，搬运工人在北京永定门外马家堡火车站成立“脚行”，收入可观，恶霸“金镖赵六”企图霸占，带二十多名恶奴毒打工人，梁振圃前去规劝，赵六不但不听规劝，反而大打出手，梁振圃忍无可忍抖动九节鞭，打死赵六及恶奴十多人。
为此梁振圃被打入死囚牢，后多亏其弟子李国泰多方奔走，才免除死罪。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廷官吏大都逃走，刑部大狱的犯人借机炸狱逃跑，梁振圃也扭断镣铐回家隐居，后在冀县开设“德胜镖局”。
民国时，梁振圃先后应束鹿县教育局和冀县省立十四中学之聘，从事武术教学工作，1932年病故。
4：李子鸣李子鸣（1900-1995），八卦掌第三代传人，人称“武杰”，冀州（今冀州市冀州镇李桃村）人。
李子鸣7岁开始向附近拳师学艺，打下了良好的武功基础。
1921年董海川的亲传弟子梁振圃在十四中学任武术教练，李子鸣慕名拜于门下，跟随梁振圃学习八卦掌。
他聪慧勤学，受师青睐，深得八卦掌之精髓。
自此他演武不废，扎实苦练，成为八卦掌第三代高手之一。
为将八卦掌发扬光大，李子鸣整理编纂了《八卦掌悟通》、《董海川转掌及图解》、《梁振圃八卦掌》等书。
李子鸣桃李满园，弟子遍及全国各地，日本、新加坡、美国、挪威、奥地利、新西兰等国也有他的门生。
李子鸣曾应聘为中国武协八卦掌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武协名誉会长、人民大学武协顾问、航空学院武协名誉会长和日本中国拳法联盟顾问等。
关于皇帝的称呼有哪些
皇帝这个，在中国，无妇孺皆知的。
不过，它的含义是
它的里面还些花样
却并不完全为一般人所通晓。
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了六国（齐、楚、燕、韩、赵、魏），自以为功业千古无匹，天下也从此大定。
面对如此重大的胜利，“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他命令群臣商议给自己加一个尊号。
习惯于谄媚奉承的臣僚们都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王，泰王最贵。
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号为皇帝。
他如议。
”从此，中国历史上便开始有了皇帝这一尊称。
由此可见，“皇帝”一词，原是合三皇与五帝的尊称而成的。
三皇、五帝是传说中中国远古时代的明君，据说都是圣哲而大有功德于人的。
但他们到底是谁
说法就很不一样了。
上文《史记》列天皇、地皇、泰皇。
《索引》谓泰皇当即人皇。
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吴、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
又有说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
还有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而五帝却是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
陶唐氏、有虞氏六人，原因是“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
不同的说法还有好些。
赵翼在《陔余丛考》里曾广为考证，结论是“去占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
（卷十六《三皇五帝》）其实，正因为他们都是理想的人物，所以能任凭人们臆造。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极为神圣的王者，是后世人君功业道德的典范与楷模。
从皇帝这一尊称的字义上看，“皇”，《说文解字》说是大之意。
《白虎通》说：“亦号也。
皇，君也，美也，大也。
”帝，《说文解字》说：“谛也，王天下之号也。
”郑玄注《周礼·月令·大雩帝》说：“帝，上帝也，乃天之别号。
”《白虎通》说：“德象天地称帝。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郑玄注《中候敕省》说：“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
”又《坤灵》说：“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
帝者，谛也，言天荡然无心，忘于物我，公平通远，举事审谛，故谓之帝也。
”（卷七）其实，帝原是殷人所崇拜的最高神祗。
据郭沫若考证：“卜辞中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
”而殷人也同时把祖神或氏族神称为帝；死去的先王也称帝，与上帝相对而称为下帝。
“因为上下本是相对的文字，有上帝，理所当然的也可以有下帝。
”（《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发展》）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引苏辙《古史》说：“《商纪》有曰：‘自夏、殷以来，天子杂称帝。
至夏，去帝号称王，与殷、周为三王。
’按《礼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
’则自商以前，生曰王，立之主曰帝，非是生称帝也。
”（卷二）可知帝原只限于祖神。
这种习惯，至少到战国时已发生变化。
公元前228年，已日渐强大的秦昭；襄王野心勃勃，自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欲约与共同伐赵。
齐澹王接受力、代的意见，在称帝二日后又自行取消。
秦王感到孤立，也只好取消帝号，复称王。
这时的帝，已明显地不限于祖神。
所以《史记集解》引蔡邕的说法：“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其次称王。
秦承三王之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为号。
”从此，“皇帝”就成了中国封建最高统治者独有的尊号。
在习惯上，皇帝又称天子，即天帝之子。
这不单表明了其政权是神授的，同时又表明了他是神种，原是不同于凡民的。
周人已把王称为天子。
《尚书·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礼记·曲礼》：“居天下曰天子。
”这一称呼一直为后世所承用，但解释却又有所不同。
高承《事物纪原》卷一释“天子”一词说：“《说文》曰：‘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
’《春秋元命苞阳：‘安登生子，人面龙颜，始为天子。
’《帝王世纪》曰：‘神农氏之母有峤氏，名安登，则帝王之称天子，自炎帝始也。
”’这是从感生说的角度来进行解释的，大概多盛行于民间的传说。
另一种就是汉儒的天命有德说。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认为：“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祜而子之号称天子。
”皇帝执行天之所命，以至德而君天下，故天祜而子之。
这里强调了皇帝的德行和职责。
《吕氏春秋》说得更明显：“始生之者，天也。
养成之者，人也。
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樱之，谓之天子。
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
”（《本生》）王莽也说过：“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
”这种解释自然留下来一个大漏洞，因为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皇帝并无德行和功业可言。
所以《白虎通》就干脆武断地声言：“天子者，爵称也。
爵所以称天子何
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
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
’《钩命诀》曰：‘天子，爵称也。
’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
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
”（卷一）一句话，只要是作了皇帝，就不管他是多大的一个混蛋、白痴、匪徒、无赖，他便都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人民的，人民对他便只有俯首服从，至诚叩拜的权利，否则就是违犯天意。
获罪于天，无可待也，谁还敢有半点不恭呢
如上所述，皇帝是盛德的美称，天子是对皇帝其人的神化。
所以习惯上也把“圣人”作为皇帝的尊称。
他的命令称圣旨，他的指示称圣谕、圣训。
其他如圣衷、圣虑、圣德、圣恩、圣览等，表明他的一切思想、行动，无不是神明至圣的。
尽管尊贵到了极点，但他还是并不满足，还要给自己加上许多荣誉词藻堆砌起来的所谓尊号。
“人主尊号，自汉哀帝用士之说始有之。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三·甲集《尊号》）唐朝、宋朝的皇帝每逢庆典大礼时，在有意无意的导演下，群臣都争先恐后地请给皇帝上尊号，或称徽号。
唐高宗称天皇。
武则天称帝，上尊号为“圣母神圣皇帝”，以后又陆续加“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
唐玄宗演的这种闹剧就越加无聊。
他所受的尊号之一是“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多达十六个字。
宋太祖的遵号之一：“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多达二十个字。
宋高宗更多达二十四个字。
这完全是虚伪的自我吹嘘，也是无聊的自我安慰。
宋神宗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得比较清醒。
他曾下诏：“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业层时制名，用配其实，何必加崇以自饰哉
秦汉以来，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
”他指出，上尊号这类作法，都是虚文烦礼讲宜罢去，“自是终身不受尊号”（《挥麈录》卷一）。
这样的例子是很少见的。
尊号之外，每一个皇帝又有各自的谥号、庙号和年号。
谥号是老皇帝死后，继位者赠送给他的称号。
《白虎通》说：“谥者，何也
谥之为言弓池，引列行之迹也。
所以进劝成德，使上务节也。
”《通典》引《五经通义》说：“谥者，死后之称，累生时之行而谥之。
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所以为劝善戒恶也。
谥之言列，陈列其行，身虽死，名常存也。
”所以，《乐记》说：“闻其谥，知其人。
”可见其意原是根据死者生前的行谊，作出一个高度概括和简练的盖棺论定，以彰有德而劝善，贬失道而戒恶。
老皇帝死了，除了营丧葬之外，加谥就是一桩大事情。
先由“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还，素服称天命以谥之”。
之所以特别去南郊，因为那里是皇帝祭天的地方。
群臣给死去的皇帝上谥号，从人臣之义来说，无疑应该尽可能地掩恶扬善，以褒美死者。
但是，据说谥法又是关乎礼制的大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必须谨守客观公正的原则。
到祭天必去的南郊，就是要特别表明谥号的公正性，“明不得欺天也”。
这样作的潜台词就是说，南郊告天的谥号是无可怀疑名副其实，可以质证于天的。
谥，始于周代湘传是周公的定制。
《史记·周本纪》：“西伯崩，谥为文王。
”秦始皇即位，发布制书说：“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
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
自今以来，除谥法。
朕为始皇帝辞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省得后人对自己说三道四，这种作法很合乎秦始皇的性格。
汉代又恢复了这一制度，以后一直为历代所沿用。
在正常的皇位继承情况下，嗣皇帝对死去的父兄奉谥，肯定是谥美的颂词，所谓的公正，明是骗人的。
如果是亡国之君，或者继位的人原是政敌，必得恶谥，这也便是情理中的事了。
皇帝的谥号一般是一个字，也有两个字的。
据《谥法解》：“经纬天地、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者皆曰“文”，如汉文帝、唐文宗者是。
“刚强直理、威强敌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夸志多穷”者皆曰“武”，如汉武帝、唐武宗者是。
“在国遭忧、在国逢祸乱方作、使民悲伤”者皆曰“憋”，如晋愍帝者是。
“好内远礼、去礼远众“者皆曰”“炀”隋炀帝、金炀王者是。
这里面确实微合褒贬。
得到一个恶谥在历史上便留下千古臭名，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对皇帝也有警戒的意思。
和谥号相近的还有一个庙号，即皇帝祖庙——太庙里的灵牌号。
《事物纪原》谓“盖其事原于虞舜，而备于商人”。
“汉世因之，西京有太宗、世宗；东京有显宗、肃宗”（卷二）。
古者称祖有恭而宗有德。
《史记·孝文本纪》集解引应劭曰：“始取天下者为祖，高帝取高祖是也。
始治天下者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
”颜师古则指应说为非是，而认为祖，始也，始受命也。
宗，尊也，有德可尊。
唐高祖的庙号是“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帝”。
唐太宗的庙号是“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帝”。
宋神宗的庙号多达二十个字。
习惯上，人们仅取前二字，称高祖、太宗。
明朝人于慎行说：“本朝庙号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为过谥。
惟年号不更；及主上御临，不上尊号。
此唐、宋所不及也。
”（《毂山笔麈》卷二）年号则是皇帝在位的纪年号。
这是汉武帝时候创行的。
不过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却存在疑问。
《资治通鉴》在公元前140年始系“建元元年”。
胡三省注引贡父曰：“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
其实年号之起在元鼎（前116），故无封既元则始有诏书也。
”（卷十七）赵翼则认为“帝至元狩（前122）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记其岁月也。
”（《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武帝以后，皇帝皆有各自的年号。
年号通常为两个字，如“贞观”、“洪武”、“康熙”。
也有三个字的，如王莽的“始建国”，梁武帝的“中大同”。
还有四个字的，如武则天的“万岁通天”、宋太宗的“太平兴国”。
古人言数不说“一”肥“一”说成“元”。
所以建年号称建元，改年号称改元。
按古礼，“君薨，世子即位，既逾年而后改称元年”。
《白虎通》的解释是：“缘终始之义，一年不可有二君，故逾年即位，所以系民臣之心也。
”（卷一《爵》）当年改元就带有对其前任皇帝的否定之意，所以是非礼的。
一个皇帝可以有好多个年号，随他的心意，一改再改三改。
武则天就是玩弄改元游戏的惯手，有一年内三次改元的。
年号所取，或来自儒经、佛典，或出于迷信、祥瑞和喜庆；也有的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
“贞观”、“至元”，都是出典有据。
“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就是“元鼎”改元所自。
老耄的武则天，齿落更生，于是改“天授”为“长寿”。
宋高宗建元“建炎”，是因为相信火德中微，他希望余烬重燃。
宋哲宗改元“绍圣”，“圣”指的是神宗，“绍圣”就是表明自己亲政后要绍奉神宗的变法路线。
徽宗即位之初，调和党争，以求得政局的稳定，故建元为“建中靖国”。
第二年，蔡京用事，政局又发生变化，改元“崇宁”，“宁”者，神宗的年号“熙宁”也，等于公开宣布再要按变法的路线办事，大兴党狱。
宋孝宗受掸，建元“隆兴”，其意为“务隆绍兴”，“绍兴”即高宗的年号，以此来表示他对高宗的孝敬与感激。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建元年号是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的集中表现。
”（第二册，第47页）总体讲，这是不错的。
这样，每一个皇帝既有生时的尊号，又有各自的年号，死后还有谥号、庙号、陵号，称呼相当复杂。
习惯上，在唐以前，我们对他们都以谥号相称，如汉武帝、隋文帝。
唐、宋、元、明时期，通以庙号相称，如唐太宗、宋太祖、明成祖。
到了清朝，又以其年号相称，如康熙、乾隆。
约定俗成，已没一定的标准可循了。
有的皇帝在百无聊赖之中，还喜欢玩点别号、雅号之类。
汉灵帝喜欢擐甲驰马，行阵三匝，自称为“无上将军”。
刘来后废帝喜欢微行，自号“李将军”。
陈后主自称“无愁天子”。
唐玄宗号“三郎”。
宋徽宗迷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王晨明皇大道君”、“都天教主”。
宋高宗署其室曰“损斋”。
明武宗自号“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别号“锦堂老人”。
他还取个回回名字叫“沙吉敖A”，藏名“领占班丹”，蒙古名“忽必烈”。
明世宗自号“天地钓叟”，又号“尧斋”，穆宗号“舜斋”，神宗号“禹斋”。
清康熙帝号“体元主人”，乾隆帝号“十全老人”、“信天主人”、“古稀天子”等。
这也算是趣闻，可供谈助。
皇帝的自称也有专用的词，叫“朕”。
“朕”，原来的意思就是“我”。
屈原《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秦始皇始规定“天子自称曰朕”。
这个字开始成了皇帝的禁脔。
臣民对皇帝有很多称法，曰陛下、曰万岁、曰乘舆、曰上、曰至尊等等。
蔡邕《独断》说：“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
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
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用卑达尊之意也。
上书亦如之。
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
”（卷上）《事物纪原》渭此自秦始，“《史记》秦李斯议事始呼之耳”。
（卷一）“上”，蔡邕说：“上者，尊位所在也。
太史令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但言上，不敢渫读言尊号，尊王之义也。
”（《独断》卷上）“乘舆”，蔡邕说：“乘舆出于律。
《律》曰：敢盗乘舆服御物，谓天子所服食者也。
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
乘，犹载也；舆，犹车也。
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官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
或谓之车驾。
”（《独断》卷上）“万岁”则原是一种庆贺时的欢呼。
春秋时，有一位梁康王，自以为武功可称霸主，每天“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
天下之人谓之桀宋”（《资治通鉴》卷四），卒至于国破身亡。
这个宋王可算得上爱听臣民万岁不离口的昏君。
据赵翼考证，这个词，“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
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
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
久之则莫敢用也”。
（《陔余丛考》卷二一）以上称呼多用于书面或比较正式的场合。
至于百姓口语之间，西汉人称皇帝为“县家”、“大家”，东汉人称“国家”，魏晋间称“官”、“官家”；皇帝也往往以之自称。
晋人又称之为“天”；北朝称“家家”。
唐时称“圣人”、“大家”、“天家”、“宅家”、“官”。
宋人称“官家”、“官里”。
“大家”。
辽、金称“郎主”。
元人称“皇上”。
《水浒传》里直呼“皇帝老倌”，明时径称“老头”，则已带有一点愤懑不平之气，看来恐涉不恭了。
皇帝既享有至高无尚的尊贵，他的名字也便是同样尊贵的。
大概从东周时代开始，社会上开始有了避讳的礼俗。
《礼·曲礼》：“入门而问讳。
”《疏》：“讳，主人祖先君名。
”（卷三）所谓生曰名，死曰讳。
尊卑有序，以讳为首，因此受到特别的重视。
最初避讳原本只限于死去的祖先名讳，而且，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讲究原是有限度的（《陔余丛考》卷三一《避讳》）。
后来却益形泛滥。
不单生人之名称讳，甚至同音也讳，偏旁也讳，形近也讳。
南朝时的士人特别讲究这一套。
如果有人在言谈中触及他祖先的名字，他便要像挖了他祖坟一样，痛哭流涕而起。
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沣著为律文。
《唐律》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
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答五十。
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
”（卷十）官僚的名字如果与官称相犯，政府还可以特为他改任别职。
官场如此，私家亦然。
李贺名晋肃，致人们认为他不应该应进士考试，因为“晋”与“进”同音。
在所有文书之中，皇帝的名讳都用改字来避免。
汉高祖名邦，旧史中凡邦字都以国字来替换。
汉文帝名恒，于是恒山被改名曰常山。
汉宣帝名询，因此，战国时的大思想家苟卿也大触霉头，被改作孙卿。
汉光武名秀，秀才便改称为茂才。
晋憋帝名业，建业（今南京）从此改称为建康。
隋文帝的父亲名忠，朝中的一大批官名也因此改订：郎中去中字，但作郎；侍中改恃内；中书改内史；殿中御史改殿内御史；御史中丞也被撤消。
唐太宗名世民，故凡言“世”皆改“代”，“民”改“人”，民部改称为吏部。
老百姓的名字如果有犯御讳的都必须更改，甚至姓也得改。
石晋的高祖名敬瑭，于是令将姓敬的都改为姓荀或是姓文。
宋高宗名构，于是连姓勾的人，或仍其字而更其音，或增加金旁作钩，或增加丝旁作，或加草头作苟，甚至改作近形的句字，还有便是在勾后加一个字，改作复姓勾龙，也有干脆把勾龙的勾去掉，成了单姓龙；更有改龙为缑，弄得面目全非。
宋钦宗名桓，与“丸”音近，举子应考作诗，韵脚用了丸字的，都遭到黜落。
唐人修史，对前代人名有同御讳的，便不书其名而改书其字；或者便径将所犯的字删除，成了单名；或者以文义来改用另一个字。
元、明以后，其禁稍宽，讳字往往以缺笔划来表示。
在那个时候，要记住并注意这一大批讳字确是不容易。
一些常用的字，这也讳，那也讳．文字上会产生很多麻烦。
皇帝们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所以皇子取名时多用生僻的难字。
汉宣帝原名病已，他发布诏书改名，说：“闻古天子之名，虽难知易讳也。
其更伟询。
”试看康熙的一大群儿子：胤裎、胤礽、胤祉、胤禛，等等，都是难认少用的僻字。
民问文书行用，省去了许多避讳的麻烦，这样命名，也算是皇家的功德。
名讳之外，拥有无上权威的皇帝，往往出于个人的、难于索解的避性与迷信，又任意规定出一些可笑而且荒唐的禁忌。
前秦的越厉王苻生，长相颇滑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
他对这个生理缺憾怀着阿Q式的敏感，在言淡文书里，“残”也讳，“缺”也’韦，“偏”、“只”、“少”、“无”、“不具”等都成了大讳，误犯而致死的人不可胜数。
北周宣帝字文赘让儿子作皇帝，自己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不许臣民有天、高、上、大之称。
官名涉及这些字眼的都改掉，姓高的人改姓姜，高祖父改称长祖父。
南朝的宋明帝刘，晚年更加猜忌残虐，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
改”字为“”，以其似祸字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三三）。
宋徽宗迷信道教，明令禁止天下百姓以君、玉、圣天、上、龙、皇等字命名，凡有的或删或改。
臣僚的表章中，对危、乱、倾、覆等类字眼也必须回避。
“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句，本是语出儒典，但是因为“哉”与“灾”同音，所以也不准引用。
他曾御笔亲诏：“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宇伯阳，及谥聃。
见今士庶多以此为名字，甚为读侮，自今并为禁止。
”（《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元朝政府明令在奏章中有一百七十多个字必须回避，其中除病、苦、凶、祸、灾、危、乱等不吉祥的字眼外，亡、妄、望、忘，司、四、死、斯，誓与逝，都因同音关系在回避之例。
元仁宗延祐元年始规定“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
）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
至于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元典章·礼部·礼制一进表》）。
明太祖在字音、字义上胡牵乱扯，大兴文字狱，是大家所常道的。
笔儒徐一夔进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句，他看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
光则雉发也。
则字，音近贼也。
”（《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一位姓张的学正上表，中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句，他也大怒，说“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与强盗音近）：二字拟之。
”立即派人把他抓来。
张从容申辩说：“臣有一言，说毕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出经典。
臣谓‘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之格言；臣谓‘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
今谓臣诽谤，不过如此。
”太祖听了无言以对，良久，曰：“此老还嘴强，”竟令去，不问。
左右相谓曰：“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
”（《立斋门录》卷一）清朝的文字狱则多带一些民族仇视的成份，其手法之极尽牵强附会，任意罗织，上纲上线，则是与明太祖没有二致的。
历史上的皇帝还有一些更荒诞莫名的禁忌。
唐朝皇帝姓李，所以，连鲤鱼也禁止捕食。
宋徽宗时，谏官赵致虚上书说：皇上的生辰为壬戌。
戌属狗，所以不应该杀狗。
徽宗立即准允，公告全国，屠狗者有厉禁。
明武宗生肖属猪，又朱、猪音同。
正德十四年，止式下诏：“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
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
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
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
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野获编》卷一；《癸已类稿》卷八）此诏一出，城乡民众赶紧将所养的猪贱价出卖，成为千古一大奇闻。
明世宗忌讳也很多。
当时北方鞑靼为患，他每写“夷狄”两字必极小；会试卷中见到有“夷”字就大为震怒，欲置重典。
还有，北齐文宣帝禁取虾蟹蚬蛤之类，唯许私家捕鱼。
这只能认为是一种怪避，无法令人索解。
人各有喜好与恶忌，甚至是某种迷信与怪避，这也是常有的事情。
这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顶多只是一个笑话，而一旦发生在皇帝身上，就可能成为殃及万民的政治问题。
这也是中国皇权政治下的一种特有灾祸。
为什么在大陆的书上几乎见不到连横
NO，因为他不是党员
研究台湾历史最著名的人是谁，还有其著作
二楼也请看清楼主的提问，其中包括现今台湾现状研究的。
目前研究台湾历史最著名的人当首推曹永和先生。
曹永和先生（现已七十六岁），台北市人。
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曹教授精研早期台湾史，尤其是荷郑时代，学界公认为该领域之泰斗。
《台湾早期历史研究》乃曹氏长年浸淫所凝聚之结晶，是台湾史之经典作品。
书中之各篇论文展现独到之见解或新发现，照亮不少历史盲点；考证尤称细致，旁征博引中外资料；立论亦严谨客观，不妄下断言，深具史家风范。
曹教授博览群书，见野宽广，故能将台湾史置于东亚史甚或世界史的范畴做整体观，乃一兼能见木又见林之大学者，诚难能可贵。
曹教授精多种语文，除中、日文外，亦通英、荷文，故学术资源丰富，以「活的百科全书」驰名台湾史界，并广受国际学术界之重视。
他经常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不仅个人名闻国际学坛，亦大裨台湾史在国际上之声誉。
被评定为第十九届吴三连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历史学类得奖人。
曹永和先生是最资深的台湾史研究者之一，在历史学的领域中，有其卓然超群的地位。
他的研究范畴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台湾研究」，举凡与台湾开发、发展有关的，包括与中国大陆、东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曹永和都予以关注，且都有精辟的研究成果。
在曹永和五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发表过数以百计的研究作品，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有「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及「胡椒贸易在东亚」，可说是他的代表作。
「胡椒贸易在东亚」是台湾史学界首次在著名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的作品，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则以明郑的台湾开发为主要研究课题。
著作目录： 期刊论文 1.1941.12，〈士林古碑〉，《民俗台湾》1卷6期，页20-22。
2.1941.12，〈士林传说〉，《民俗台湾》1卷6期，页24-25。
3.1941.12，〈士林寺庙志〉，《民俗台湾》1卷6期，页36-41。
4.1941.12，〈士林听书〉，《民俗台湾》1卷6期，页44-45。
5.942.6，〈民俗采访会－大龙峒三题〉，《民俗台湾》2卷6号，页45。
6.1951.12，〈士林的传说〉，《台湾风物》1卷1期，页24-25。
7.1954.5，〈士林古碑〉，《台湾风物》4卷5期，页29-36。
8.1956.12，“Incunabula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7期，页1-4。
9.1961.3，〈从荷兰文献谈郑成功之研究〉，《台湾文献》12卷1期，页1-14。
10.1962.6，〈欧洲古图上的台湾〉，《台湾文献》1期，页1-66。
11.1963.4，〈早期台湾的开发与经营〉，《台北文献》3期，页1-51。
12.Ts'ao, Yung-ho, 1967,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China: A Brief Observation in the Case of Taiwan,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Its Inter-relation in the Settlement of Chinese in Taiwan,”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vol. 6, nos. 1~4, March, 1967, pp. 52~72. 13.1972.6，〈台大图书馆所藏最早西洋刊本——一四七九年刊博物志〉，《图书馆学刊》2期，页121-125。
14.1975.12，〈清季在台湾之自强运动——沈葆桢之政绩〉，《中华文化复兴月刊》8卷12期，页17-24。
15.1976.3，〈荷据时期台湾开发史略〉，《台湾文献》26卷4期、27卷1期合刊，页213-223。
16.1978.3，〈台湾荷据时代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台湾风物》28卷1期，页18-39。
17.1985.5，〈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思与言》23卷1期，页3-17。
18.1988.12，〈有关日本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与台湾商界的关系〉，《史联杂志》13期，页1-15。
19.1990.6，〈台湾史研究的另一途径——「台湾岛史」概念〉，《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15期，页7-9。
20.1993.11，〈台湾史的研究〉，《台湾研究通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台湾研究室，页20-23。
21.1995.5，〈简介维也纳国立图书馆所藏荷兰时代台湾古地图〉，《台湾史料研究》9号，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页133-154。
22.Ts'ao, Yung-ho, 1997, “Taiwan as an Entrept in East As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tinerario, Vol. XXI (1997), No.3, (Leiden, 1998), pp.94-114. 23.1998.9，〈十七世纪作为东亚转运站的台湾〉，《台湾风物》48卷3期，页91-116。
24.1998.10，〈多族群的台湾岛史〉，《历史月刊》129期，页93-95。
其他著作请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