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转型研究读后感
受市场需求减缓和生产量下降及成本要素等因素的影响，造纸生产用的商品纸浆和废纸进口增幅将回落，进口量将下降。
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造纸及纸制品业生产经营运行基本稳定，但仍未走出困境。
造纸企业自身的产品结构、生产规模不合理性造成部分产品结构性、阶段性过剩等问题凸显。
由于出口受阻，而国内消费增量也趋缓，造成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加上2013年经济大环境影响，预计2013年全年国内铜版纸生产量将与上年持平或略低，全年消费量基本与上年持平或略高。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用纸的使用量和种类需求越来越多，因此带动了国内生活用纸快速发展。
近两年生活用纸投产和再建及计划项目较多，新增产能接近200万吨，由于产能扩张快，区域格局又不平衡，市场预期负面抬头，竞争加剧。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5-2020年 中国造纸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作者哈贝马斯区分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工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
认为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并在最终在形态上转化为前者所表现出来的形态。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思考和研究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对公共，公众，公共领域的解读上他采用了社会历史方法，从历史的演进来考察。
史料顺手拈来，颇见风度。
资产阶级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
因此首先介绍的是欧洲封建制度下产生的贵族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贵族是权威，表现在他那特有的个性当中，他是一个公共领域中的人物。
”于之相适应的是权利象征，修辞称谓等。
绅士无疑是一个代表型公共领域中人。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代表型公共领域开始消亡，此时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形成了市民社会，他们聚集在咖啡馆，剧院沙龙等公共场所，谈论时事。
哈贝马斯写到：狭义的市民社会就是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
第三章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为什么英国可以通过光荣革命，法国却只能走流血的大革命的道路
对此，哈的答案是“法国资产阶级没有像英国那样与贵族上层官僚，穿袍贵族联合成一个同质的社会上层，也就不能借助贵族的强大威望在政治上维护正在进行资本积累的阶级利益，并且与国王对抗。
”相反，资产阶级和穿袍贵族之间出现裂痕。
曼德维尔名言：个人恶习，公众利益。
哈说：“一群理性的人一方面共同要求建立其捍卫自我的法则，另一方面各自想让自己例外，因此必须对他们加以归整，并建立宪法。
从而他们尽管有些私心杂念，但它们在共同行为中的结果，是一致的，看起来就好象他们没有私心杂念一样。
”因此，市民社会是法律秩序的自然基础。
第四章讨论了观念和意识形态。
哈分析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穆勒，托克维尔政治关于政治功能哲学观点。
康德认为批判的公共性是真理的试金石。
热情赞扬了公共性。
以公共性作为政治和道德的调节原则。
在康德看来，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法律源自实践理性。
人民主权原则只有在公开运用理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在资产阶级宪法和永久和平所组成的“绝对公正秩序”的常规状态下，自然法则的统治可被法律法则的统治所取代---政治可以转化成道德。
然而托克维尔就反对宪法保障劳动权。
警告说否则国家将变成独一无二的实业家，独一无二的垄断者，把公民的资本集中到自己手里。
而这就是共产主义。
针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也警告说：必须砸碎官僚国家机器，避免国家权利集中化，读后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
总之，我觉得公共性过多，忽视个人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不公开也不透明。
第五章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市民阶级典型的私人生活范围是职业和家庭。
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针对家庭和职业的转型。
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得足够的权力用以控制他人，如今，竞争不完全，价格也不独立。
1775-1875年，自由主义昙花一现。
“商品流通的私人领域，权力集中起来；而作为国家机构的公共领域承诺对每个公众开放，这两方面促使弱者通过政治手段与占有市场的经济强者相抗衡。
”普选保障了结构的转型。
L.G.STRACHEY得出貌似悖论的结论：恰恰是民主力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下来。
职业作为劳动世界独立出来，家庭也开始萎缩，失去了经济和教育功能。
在这个过程，公众也由文化批判的公众蜕化为文化消费的公众。
我想到的是受众的媒介素养。
文学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力量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入侵家庭的切入点。
大众文化试图迎合教育水平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休闲需求，以增加销售为目的。
哈提到了1880年代的黄色办报作风，那时侯连环漫画以黄色印刷，最为著名的是那个在赫斯特和普立策的报纸中的黄孩子。
公众分裂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少数和消费大众。
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以往区别与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学公共领域失去了独立的特征，政治掺和其中。
“广大无产者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占领，导致了国家和这会的交叠，剥夺了公共领域原有的基础，却未曾赋予它以新的基础。
”令人沮丧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销蚀了私人领域。
这破坏了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独立存在的基础。
第六章 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欧洲学术期刊，英国的道德周刊和政治周刊----->个人新闻写作------->1830年代传播信念的报刊向商业报刊业的转变。
哈认为广告宣传的兴起并非市场自由化的结果，而是卖方市场程度加大，垄断竞争加强：技术密集到大批量生产时，均衡的最优产量不能随便改变，就需要一个长期销售战略。
结论是广告竞争取代了价格竞争，市场垄断加强，透明度降低。
在这个过程中，议员独立的政治批判功能丧失----沦为政党代言人，因此议会作用削弱。
官僚机构加强：国家向社会转变；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党出现：社会向国家转变。
结论是国家和社会重叠。
第七章论公共舆论的概念首先提出作为公共舆论的两者（1.批判力量 2.展示和操纵的力量）的紧张关系。
然后分析了两种分析公众舆论的途径：1.自由主义立场（人们应该挽救公共领域的理性因素而摈弃其大众因素）；2.以机制代替公众，认为机制（如议会或政府执政党）的结论就是公众舆论。
LAZARSFELD提出公众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抹杀了一切关键的社会学因素和政治学因素。
将政治交往领域分为非正式的个人的非公共发意见系统（包括没有经过讨论的文化自明性，讨论较少的基本生活经验，经常讨论的文化工业的自明性）和正式的制度化的权威的意见系统。
并提出只有两个交往领域通过批判的公共性联系起来，才会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读后感
评《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林达的《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收录了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13篇文稿.这些文章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围绕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改革开放20年在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些文章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意义最重大,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变化.作者用:转型与断裂的概念来表明目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不同以往,有着自已特征的社会.从经济的,历史的,比较的角度诠释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的关系,以及农民工流动,社会稳定,市场转型等当今中国近切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一、 中国改革理论的检讨 作为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它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使命和地位是什么?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人将改革理解为一种纯经济性变革，故此有“经济体制改革”之说；这种理解方式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出现的政治权力涉入经济活动，引起改革畸变的现象。
因而有人从“权威本位(转型)观”出发，认为改革的成败决定于政治运行机制的转型，从而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等等观念。
但是，在社会自身自我组织、自我协调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把眼光盯在政治体制的转型上的做法，必然使改革开放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极徘徊的境地。
因此，这些理解都未能抓住改革的深层内涵。
其实，我们在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时，是对以前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政治取代了一切社会事务或凌驾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
同样，我们说所要建立的经济时代也不过是对新建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
无论是政治时代，抑或是经济时代，都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社会是这些因素驰骋的领域，一切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交遇。
正因为如此，近几年的改革理论中，社会学异军突起，它们对改革问题的分析，对体制改革揭示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
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绝不仅仅是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的转变，而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
这其中既包含着政治时代的逝去，也包含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包括着其他如法律、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这种变化才是政治时代的最好的“解毒药”。
因为政治时代正是因为将政治作为支配所有社会因素的因素才成其为政治时代，经济政治化、法律政治化、意识形态政治化、可以说所有社会因素无一不被“政治化”，如果我们现在再来一个政治经济化、法律经济化、思想观念经济化，一切社会因素都经济化，这无疑会成为步政治时代后尘的又一个悲剧。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诚然中国的改革绝不是某一方面的变革，它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性的变革。
社会是经济、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
改革所触动的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或政治，而是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中国的改革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还在于，它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
社会结构是经济体制具有更深层的涵义的概念，体制不过是社会结构的某一层面。
社会结构要比体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中国改革最具实质的意义在于它引发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革。
社会结构，按社会学家的理解，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是包容万物之桶。
不能将社会结构变革仅仅归结到某一方面，它是综合的、全面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都是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
也可以说，社会结构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
我们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是因为传统时代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因素都为政治所左右，也都由政治所决定。
变革政治时代意味着打破造成该时代的社会结构。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同样，代替旧的社会结构的是新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什么经济时代。
因此，我们选择了社会结构作为观察、分析的视角。
毫无疑问，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我们每个人在每天都能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或大或小的变化。
我们周围的世界陌生得使置身于其中的人都难以理解。
当你遇到新的事物准备稍加思索的时候，它已擦身而过，或被什么其他新的事物所取代。
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置身于改革中的人们不能不思索。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追溯浪潮的源头有时比追赶浪潮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浪潮的源头，就很难把握浪潮本身以及它会冲向何方。
其实，拨开现实本身所笼罩的层层迷雾，中国正发生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中国人回溯几千年历史都不曾见过的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改革的阵痛中诞生。
理性社会的建立来自于理性的改革。
我们只有把握住变革的实质，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餐饮人读转型的力量读后感
主义核心价值观读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其成立至今，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展经济为中心，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的转换。
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观的内容是“弘扬爱国主义，提倡荣辱观，以人为本，发展生产力，实现共产主义”。
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弘扬爱国主义是前提与核心，提倡荣辱观是最新教育方式，以人为本是主体，发展生产力是手段，实现共产主义是最终目标。
每一个社会制度或同一个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发展时期，都有相应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精神力量，就会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其发展就不可能健康、快速和持续。
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大学生，才能使其明辨是非，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才能使其排除干扰，驱除杂念，坚定信仰，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挂吧、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思想观念趋于成型，但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但鉴别能力明显欠缺。
赢得青少年就是赢得未来，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给青少年价值观塑造带来客观要求。
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带来冲击。
一些大学生政治信仰模糊，功利意识严重；一些大学生价值观趋向扭曲，重物质利益轻无私奉献，重等价交换轻爱心付出；一些大学生知行脱节，对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些基本内容了解，但实际行动又是另外一种表现；更有不少学生把注意力转向自我，忽视社会发展需要，缺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转型期也是价值观的反思、裂变、更新和塑造时期，这更使得大学生在价值观方面产生诸多迷茫、困惑和疑问，迫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强有力的引导。
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全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
法治中国读后感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站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科学决策部署，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转型、社会转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正本清源，厘清法治要义，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推动国家和社会各项工作法治化。
一是着力制定善法，实现善法之治。
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善法是法治的根基。
如果法律是恶法，如同源头活水遭受了污染，法治便无从谈起。
纳粹德国在希特勒集权统治时期，法律在形式上较为完备，并且得到了近乎苛刻的执行，实现了“形式法治”，却偏离了“实质法治”轨道，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场巨大灾难。
判断法之善恶的标准，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
因为，人权是法治的第一要义，法治的真谛是人权，法治的魅力也是人权。
只有人权得到法律的足够尊重和保障，才具备了现代法治的主要品格和“实质法治”的基本精神。
我国各级立法机关应当把人权作为一把标尺，重新审视立法思路，全面梳理既定法律，确保我国现有和即将制定的法律是善法，建设中的法治是善法之治，逐步实现“实质法治”。
二是加快推进立法，健全法律格局。
通常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法律体系较为完善，无论国家还是社会的任何大事小情，都会被纳入法律框架内，法律“定纷止争”的目的能够在社会很大范围内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快速发展，目前已有239部法律、690多部行政法规、8600多部地方性法规。
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完成了全部立法，相反，今后的立法任务仍然艰巨而繁重。
因为，社会立法较为薄弱，民生立法相对落后，法律冲突比较普遍，法律滞后现象较为明显、法律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迫切需要我国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基础、部门法律齐全、配套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支撑。
三是提升法律信仰，培育社会基础。
美国学者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地深入推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但也由于内在道德教育、外在法律制约、违法惩戒机制相对不完善，衍生了诸多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
有因强拆引发的血案，有因宝马撞人后的殴打，有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肆无忌惮，有弱势群体的求救无门，等等，已数不清有多少这样血淋淋的个案在刺痛世人逐渐麻木的神经，法律信仰到了丧失的边缘。
放任这种现象，法律就会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变成一纸空文，法治就会更加遥远。
建设法治国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手段，着力使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做到，信仰法律、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绝不能遇到问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通过不法手段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四是强化法律实施，保障法律权威。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再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实施，其价值得不到落实，只能是文字的堆砌，毫无意义可言。
公民自觉守法，是法律实施的基础。
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着力把法律推定为人格化的存在，无论法律本身或其执行公正与否，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个人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方面，即守法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
这不但推迟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也给政府威信带来影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加快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切实做到违法必有责、违法必追究、加大违法成本，让法律的阳光普照大地。
五是推动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公正司法，也就没有现代法治国家。
我国由于特殊国情决定，不可能实行西方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制度。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特别是要限制官员、限制权力，把权力置于有效控制之中，禁止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妄加干涉，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