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学说史》读后感大概2000-3000字帮个忙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很多的时候,感觉这位中国的创始人的思想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睿智,真的让人莫名的崇拜。
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是他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潜移默化中,他的思想已被我们所接受,他的理念在延续,影响着中华儿女。
就所学的知识,我谈点具体的感受。
课本就对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作了详细阐述。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中,中国人民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事实表明:“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
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产物,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经过探索和比较后所选择的革命真理。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思想就是这种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
就是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思想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为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对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群众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正如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思想的活的灵魂。
历史是真理的最好注解。
大革命失败后,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科学分析,毅然抛弃了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并最终依靠这条新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社会主义改造。
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用和平方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对这一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尽管这一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却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上述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建党学说的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党的建设理论。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地概括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任务,集中反映了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特征,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运用唯物主义观的重大成果,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是对于历史规律性与必然性的把握,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们党从建立开始就以中国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代表的姿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政治上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从而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然而,由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又缺乏经验,使得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使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特点,提出并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历史的经验表明,只要我们党坚持和把握了三个代表,我们就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胜利。
能否坚持三个代表,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和领导核心地位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宏伟纲领和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行动指南。
在这一个学期的学习中,我深深认识到为党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其影响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泉;也表现在空间的拓延上,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原点,成为人类社会精神寻求归宿的一座丰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几次飞跃,产生过哪些思想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结出了两大理论硕果。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理论成果是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其理论成果是理论。
这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
这两次历史性飞跃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迪,其中主要有:中国共产党是善于用先进理论武装自己的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永远常青的科学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法宝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创新是我们党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
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收获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很多的时候,感觉这位中国的创始人的思想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睿智,真的让人莫名的崇拜。
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是他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潜移默化中,他的思想已被我们所接受,他的理念在延续,影响着中华儿女。
就所学的知识,我谈点具体的感受。
课本就对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作了详细阐述。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中,中国人民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事实表明:“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
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产物,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经过探索和比较后所选择的革命真理。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思想就是这种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
就是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思想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为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对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群众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正如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思想的活的灵魂。
历史是真理的最好注解。
大革命失败后,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科学分析,毅然抛弃了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并最终依靠这条新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社会主义改造。
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用和平方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对这一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尽管这一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却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上述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建党学说的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党的建设理论。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地概括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任务,集中反映了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特征,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运用唯物主义观的重大成果,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是对于历史规律性与必然性的把握,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们党从建立开始就以中国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代表的姿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政治上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从而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然而,由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又缺乏经验,使得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使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特点,提出并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历史的经验表明,只要我们党坚持和把握了三个代表,我们就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胜利。
能否坚持三个代表,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和领导核心地位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宏伟纲领和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行动指南。
在这一个学期的学习中,我深深认识到为党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其影响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泉;也表现在空间的拓延上,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原点,成为人类社会精神寻求归宿的一座丰碑。
儒家政治学说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儒家政治思想的特点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以后,儒又成了以孔子学说为宗旨而形成的学派时称谓.儒者即专指孔子及其门弟子.儒学即专指孔子思想及其门弟子发展的学说.孔于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卒于前四七九年.其先人为宋人,后来避难于鲁.其父叔梁纪曾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世中落,家境贫闲.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职务是管理牛羊,还做过儒、即富贵人家有婚丧等事,为人赞礼,司仪.可能从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岁以后作了官,是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小司空(工程建筑)和司寇(司法行政).孔子后来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韵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书活动,先后有四十余年,培养了众多的贤能弟子,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广收门徒,据说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所谓贤者,即深浮孔学,在事业上或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从而,培养了人才,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术群体.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由于思想上的分歧,或对孔子学说理解的各异,出现了各立门户的情况,孔门分化了.分化的情况,韩非在《显学》中说:儒分为八,即分为八个派别.八个学派的具体内容,多数没流传下来,其中思孟学派和荀子一派却大显于后世.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孔子以后,儒学成为显学,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出自孔门,如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等人.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因而,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主要特点表现为: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甚至认为自己长时间梦不见周公,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真的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2、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3、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忠是孝的扩大.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理想的君和圣是一致的,政和正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礼,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三纲五常,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4、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如何治民,统治阶级历来有德与刑两手,即镇压与教化并用.孔子主张对民要道(引导)之以德,齐(整齐)之以礼.(《为政》)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他的重法是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他说: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正论》)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5、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无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的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天道德化了.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孔子的政治思想主体是仁礼学说、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1、关于仁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从这里可以看出,仁的思想渊源,是来自原始的氏族公社,当时人们的关系靠血缘关系维系,在氏族内人们是相亲友爱的.所以仁是从父子兄弟的关系开始,是从亲中来的.后来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自己也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驮!(《学而》)认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实现仁的根本.孔子的仁是否仅限于亲?不是的,孔子说的爱人适用于所有的人,但又不是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爱有差等.按孟子的说法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先爱自己的亲,然后普及到民,再推广到物;是先已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这是一种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仁爱差别.如何去为仁?孔子提出要推己及人.他说:失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就是自己想站得住、行得通,也要使别人能做得到这一步.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叫着忠恕之道,也就是仁道.这是一种忍让和与人为善的精神.孔子把它提到一以贯之的吾道,即贯串一切的核心观念或孔学的根本宗旨.2、关于礼仁的第二个涵义是克己复礼.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礼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周公就制定周礼.不过,孔子则是从多方面进行论述的第一人.什么是礼?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侍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分,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认为:礼和仪又是统一的,礼是根本的,仪是从属的,仪是礼的节文或形式,或者说仪是用行动规范和礼节的形式来巩固和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因此,礼的实现既靠强制的力量,又靠习俗力量,是内外结合,所以礼又和乐相连.孔子,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社会.孔子的克已复礼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孔子时代大都是以刑治国的人治社会,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社会,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先进》).即用礼来治国.就是主张建立一种礼制,也就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会.在《礼记·衷公问》中还记载孔子的一一段话,他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他认为治国首要的是礼,礼是治国之本.而孔子崇尚的礼又是周礼.他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制定的,十分丰富多采,我主张周朝的.(见《八佾》)因此池立志恢复周礼.由于孔子时代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与制度,因此,孔子主张恢复他认为的秩序与制度社会,即周礼也是很自然的.与复礼相联系的,他还提出了正名.他的弟子子路问他:假如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首先准备处理的大事是什么?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简要明确,一定是正名.所谓正名,不是指纠正一般事物的名,而是指名分、职事、仪则这种关系到制度仪礼等具有政治内容的大事.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和变革,把原有的制度、秩序打乱了,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好多事情已经名实紊乱、名实不符了.譬如大夫诸侯情用天子才可议用的礼,臣弑君、子弑父等等.正就是把现实已经紊乱了的、按原有的规定把它匡正过来,使之名与实相符,一切按周礼行事.这表明了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主张恢复周朝的国家秩序,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孔子要复辟奴隶制.孔子的主张是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行礼乐的.显然,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孔子的政治思想还包括他的德治主张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他说:道(引导)之以政(政法),齐(整齐)之以刑(刑罚),民免(免罪)而无耻(廉耻),道之以德(道德),齐之以礼(礼教),有耻且格(人心归服).(《为政》)很明显,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结合现实,谈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感想
最近我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了解了党在这近一个世纪的经历,也让我对党有了新的认识,下面说说我的感想。
这部简史,是以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和党中央有关文献为指针,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限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
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真实记录。
并以在党的领导下,中华名族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和巨变的雄辩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简史》主线很清晰,即:在国际和时代的大背景下,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索和认识。
《简 史》的重点内容分别蕴于全书六章中,逐一论述了党在推进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 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与成功实施宏观调控、平息国内 政治风波与打破西方“制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战胜非典疫情和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 一系列实践活动中的理论思考,从而比较准确地描摹了党在新时期历史发展的主要过程。
同时,以无太多修饰的明白畅达的文字,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融合、横向与纵向相比较,在勾勒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升华。
而历史总是让人惦记,这也是近来历史类讲坛讲座火爆荧 屏、历史类书籍火爆大小书店的原因。
而只有信史,才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有益。
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我觉得应该做到两个“牢记”和两 个“必须”。
这两个牢记,一是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 忘党的最终目标。
二是牢记党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一本严肃 的教科书,我们的党史,正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 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
学习党史,必须深刻领会,用心思考。
不仅要入眼入耳,更要入脑入心。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必然政党,中国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家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不仅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而且传播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进中国开辟道路,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与劳农专政制的先进理念和思想传播于国民,同样李大钊介绍和讲评十月革命,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已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也受到民众的相应和拥护。
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举着反帝反封建反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彰显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彻底性。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甲队第一枪,但是南昌起义,武汉起义相继的失败。
然而领导的秋收却取得胜利,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军民平等,同甘共苦,消灭剥削制度走出了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合成功道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地纠正自己错误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不断地纠正自己错误中提速发展的,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走与中国国情相适合道路,把十年动乱摧垮的国民经济夺了回来,向国强民富前进。
“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来没有先例,是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和不断地学习国外先进国家长处中思考。
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现状,在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不护短,这次的两会温家宝总理就直言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腐败,韩正市长在政府报道讲到:政府工作中的开支要进一步增加透明度,让广大市民来监督。
有错必宪,知错必改,在重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政府体制的完善工作,让广大人民生活更有幸福感。
党的历史虽然只有 90 年, 但党的每一次进步都来之不易,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 虑、冷静权衡。
如果只学其法、不究其义,一味效仿而失去 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很容易陷入迷惑不解的境地,寻求出 路、解决问题就更无从谈起。
学习党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以学促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留给我们的优良传 统和宝贵经验。
读完这饱含深刻意义的党史,知道党的思想是搏大精深的,实践是永无止境的,其次就是要更加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多方面充实自己,然后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党服务。
经过党史学习,让我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党,以及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即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因为我没有读过,所以也是费心查找了一下相关内容,希望被采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