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福贵 》赵树理 原文
福 贵①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
村里人说他第一个大毛病是手不稳：比方他走到谁院里，院里的人总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门才放心，他打谁地里走过，地里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头堰边放的烟袋衣服；谁家丢了东西，总要到他家里闲转一趟；谁家丢了牲口，总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不过有些事大家又觉着非福贵不行：谁家死了人，要叫他去穿穿衣裳；死了小孩，也得叫他给送送；遇上埋殡死人，抬棺打墓也都离不了他。
说到庄稼活，福贵也是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只是没人能用得住他——身上有两毛钱就要去赌博，有时候谁家的地堰塌了大壑，任凭出双工钱，也要请他去领几天工——经他补过的壑，很不容易再塌了。
可是就在用他的时候，也常常留心怕他顺便偷了什么家具。
后来因为他当了吹鼓手，他的老家长王老万要活埋他，他就偷跑了，直到去年敌人投降以后，八路军开到他村一个多月他才回来。
我们的区干部初到他村里，见他很穷，想叫他找一找穷根子，可是一打听村里人，都一致说他是个招惹不得的坏家伙，直到好多的受苦受难的正派人翻身以后，区干部才慢慢打听出他的详细来历。
①原载(太岳文化)创刊号(1946年10月1日出版)，1947年2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一福贵长到十二岁，他爹就死了，他娘是个把家成人的人，纺花织布来养活福贵。
福贵是好孩子，精干、漂亮，十二三岁就学得锄苗，十六七岁做手头活就能抵住一个大人，只是担挑上还差一点。
就在这时候，他娘又给他订了个九岁的媳妇。
这闺女叫银花，娘家也很穷，爹娘早就死了，哥嫂养活不了她，一订好便送过来作童养媳。
不过银花进门以后却没有受折磨——福贵娘是个明白人，又没有生过闺女，因此把媳妇当闺女看待。
村里有自乐班，福贵也学会了唱戏——从小当小军①，长大了唱正生，唱得很好。
银花来了第二年正月十五去看戏，看到福贵出来，别的孩子们就围住她说：“银花!看!你女婿出来了!”说得她怪不好意思，后来惯了，也就不说那个了。
银花头几年看戏，只是小孩子看热闹；后来大了几岁，慢慢看出点意思来——倒不是懂得戏，是看见自己的男人打扮起来比谁都漂亮——每逢庙里唱自己村里的自乐班，不论怎样忙，总想去看看，嫌怕娘说，只看到福贵下了台就回来了。
有一次福贵一直唱到末一场，她回来误了做饭，娘骂了一顿，她背地里只是笑。
别人不留意，福贵在台上却看出她的心事来，因此误了饭也不怪她，只悄悄地笑着跟她说一句“不能早些回来”?①小军，跑龙套。
二福贵长到二十三，他娘得了病，吃上东西光吐。
她自己也知道好不了，东屋婶也说该早点准备，福贵也请万应堂药店的医生给看了几次，吃了几服药也不见效。
一天，福贵娘跟东屋婶说：“我看我这病也算现成了。
人常说：’吃秋不吃夏，吃夏不吃秋’，如今是七月天，秋快吃得了，恐怕今年冬天就过不去。
”东屋婶截住她的话道：“嫂!不要胡思乱想吧!哪个人吃了五谷能不生灾?”福贵娘说：“我自己的病自己明白。
死我倒不怕!活了五六十岁了还死不得啦?我就只有一件心事不了：给福贵童养了个媳妇在半坡上滚①，不成一家人。
这闺女也十五了，我想趁我还睁着眼给她上上头②，不论好坏也就算把我这点心尽到了。
只是咱这小家人，少人没手的，麻烦你到那时候给我招呼招呼!”东屋婶满口称赞，又问了日期，答应给她尽量帮办。
七月二十六是福贵与银花结婚的日子，银花娘家哥哥也来送女。
银花借东屋婶家里梳装上轿，抬在村里转了——圈，又抬回本院，下了轿往西屋去，堂屋里坐着送女客，请老家长王老万来陪。
福贵娘嫌豆腐粉条不好，特别杀了一只鸡，做了个火锅四碗。
不论好坏吧，事情总算办过了。
福贵和银花是从小就混熟了的，两个人很合得来，福贵娘觉着满高兴。
不过仍不出福贵娘所料，收过了秋，天气一凉病就重起来——九月里穿起棉袄，还是顶不住寒气，肚子里一吃东西就痛，一痛就吐，眼窝也成黑的了，颧骨也露出来了。
东屋婶跟福贵说：“看你娘那病恐怕不中了，你也该准备一下了。
”福贵也早看出来，就去寻王老万。
王老万说：“什么都现成。
”王老万的“万应堂”是药铺带杂货，还存着几口听缺的杨木棺材。
可是不论你用什么，等到积成一个数目，就得给他写文书。
王老万常教训他自己的孩子说：“光生意一年能见几个钱?全要靠放债，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
”将就收罢秋，穰草还没有铡，福贵娘就死了。
银花是小孩子，没有经过事，光会哭。
福贵也才二十三岁，比银花稍强一点，可是只顾央人抬棺木，请阴阳，顾不得照顾家里。
幸亏有个东屋婶，帮着银花缝缝孝帽，挂挂白鞋，坐坐锅，赶赶面，才算把一场丧事忙乱过去。
连娶媳妇带出丧，布匹杂货钱短下王老万十几块，连棺木一共算了三十块钱，给王老万写了一张文书。
①在半坡上滚，指事情未到底。
②上头，姑娘结婚前，要绞脸、盘髻，当地习惯叫“上头”。
三小家人一共四亩地，没有别的指望，怕还不了老万的钱，来年就给老万住了半个长工。
银花从两条小胳膊探不着纺花车时候就学纺花，如今虽然不过十六岁，却已学成了纺织好手。
小两口子每天早上起来，谁也不用催谁，就各干各的去了。
老万一共雇了四个种地伙计，老领工伙计说还数福贵，什么活一说就通。
老领工前十来年是好把式，如今老了，做起吃力活来抵不住福贵，不过人家可真是通家，福贵跟人家学了好多本领。
不幸因为上一年福贵办了婚丧大事，把家里的粮食用完了，这一年一上工就借粮，一直借到割麦。
十月下工的时候，老万按春天的粮价一算，工钱就完了，净欠那三十块钱的利钱十块零八毛。
三十块钱的文书倒成四十块，老万念其一来是本家，二来是东家伙计，让了八毛利。
福贵从此好像两腿插进沙窝里，越圪弹越深，第四年便滚到九十多块钱了。
十月里算账，连工钱带自己四亩地余下的粮食一同抵给老万还不够。
这年正月初十，银花生了头一个孩子。
银花娘家只有个嫂，正月天要在家招呼客人，不能来，福贵只好在家给她熬米汤。
粮食已经给老万顶了利，过了年就没吃的。
银花才生了孩子，一顿米汤只用一把米，福贵自己不能跟她吃一锅饭，又不敢把熬米汤的升把米做稠饭吃，只好把银花米汤锅里剩下的米渣子喝两口算一顿。
银花见他两天没吃饭，只喝一点米渣子，心疼得很，拉住他的胳膊直哭。
四十四那一天，自乐班要在庙里唱戏，打发人来叫福贵。
福贵这时候正饿得心慌，只好推辞道：“小孩子才三四天，家里离不了人照应。
”白天对付过去了，晚上非他不行，打发人叫了几次没有叫来，叫别人顶他的角，台底下不要。
有些人说：“本村唱个戏他就拿这么大的架子!抬也得把他抬来!”东屋婶在厢房楼上听见这话，连忙喊道：“你们都不知道!不是人家孩子的架子大!人家家里没吃的。
三四天没有吃饭，只喝人家媳妇点米渣渣，哪能给咱们唱?”东屋婶这么一喊叫，台上台下都乱说：“他早不说?正月天谁还不能给他拿个馍?”东屋婶说：“这孩子脸皮薄，该不是不想说那丢人话啦?我给人家送个馍人家还嫌不好意思啦!”老万在社房里说：“再去叫吧!跟他说明，来了叫他到饭棚底吃几个油糕，社里出钱!”问题是算解决了，社里也出几个钱，唱戏的朋友们也给他送几个馍，才供着他唱了这三天戏。
社里还有个规矩：每正月唱过戏，还给唱戏的人一些小费，不过也不多，一个人不过分上一两毛钱，福贵是个大把式，分给他三毛。
那时候还是旧社会，正月天村里断不了赌博。
十七这一天前晌，他才从庙里分了三毛钱出来，一伙爱赌博的青年孩子们把他拦住，要跟他耍耍钱。
他心里不净，急着要回去招呼银花，这些年轻人偏偏要留住他，有的说他撇不下老婆，有的说他舍不得三毛钱——话都说得不好听：“三毛钱是你命?”“不能给人家老婆攒体己?”说得他也不好意思走开，就跟大家跌起钱来。
他是个巧人，忖得住手劲，当小孩子时候，到正月天也常跟别的孩子们耍，这几年日子过得不趁心才不耍了。
他跟这些年轻人跌了一会，就把他们赢干了，数了数赢够一块多钱。
五回到家，银花说：“老领工刚才来找你上工。
他说正月十五也过了，今年春浅，掌柜说叫早些上工啦!”福贵说：“住不住吧不是白受啦!咱给人家住半个，一月赚人家一块半；咱欠人家九十块，人家一月赚咱三块六，除给人家受了苦，见一月还得贴两块多。
几时能贴到头?”银花说：“不住不是贴得越多吗?”福贵说：“省下些工担担挑挑还能寻个活钱。
”银花说：“寻来活钱不还是给人家寻吗?这日子真不能过了呀?”福贵说：“早就不能过了，你才知道?”他想住也是不能过，不住也是不能过，一样不能过，为什么一个活人叫他拴住?“且不给他住，先去籴二斗米再说!”主意一定，向银花说明，背了个口袋便往集上去。
打村头起一个光棍家门口过，听见有人跌钱，拐进去一看，还是昨天那些青年。
有一人跑来拦住他道：“你这人赌博真不老实!昨天为什么赢了就走，真不算人
”福贵说：“你输干了，叫我跟你赌嘴?”说着就回头要走，这青年死不放，一手拉着他，一手拍着自己口袋里的铜元道：“骗不了你!只要你有本事，还是你赢的!”福贵走不了，就又跟他们跌了一会，也没有什么大输赢。
这时候，外边来了个大光棍。
挤到场上下了一块现洋的注，小青年谁也不敢叫他这一注，慢慢都抽了腿，只剩下四五个人。
福贵正预备抽身走，刚才拉他那个青年又在他背后道：“福贵!你只能捉弄我，碰上一个大把式就把你的戏煞了!”福贵最怕人说他做什么不如人，怄着气跌了一把，恰恰跌红了，杀过一块场洋来。
那人又从大兜肚里掏出两块来下在注上叫他复。
他又不好意思说注太大，硬着头皮复了一把，又杀了。
那人起了火，又下了五块，他战战兢兢又跌了一把，跌了两个红一个皮，码钱转到别人手里。
这时候，老领工又寻他上工，他说：“迟迟再说吧!我还不定住不住啦!”那个青年站在福贵背后向老领工道：“你不看这是什么时候?赢一把抵住受几个月，输一把抵住歇几个月，哪里还能看起那一月一块半工钱来?”老领工没有说什么走了。
隔了不大一会，一个小孩从门外跑进来叫道：“快!老村长来抓赌来了!”一句话说得全场的人，不论赌的看的，五零四散跑了个光，赶老万走到院里，一个人也不见了。
晚上，福贵买米回来，老万打发领工叫他到家，好好教训了他一番，仍叫他给自己住。
他说：“住也可以，只要能借一年粮。
”老万合算了一下：“四亩地打下的粮不够给自己上利，再借下粮指什么还?不合算，不如另雇个人。
”这样一算，便说：“那就算了，不过去年的利还短七块，要不住就得拿出来!”福贵说：“四亩地干脆缴你吧!我种反正也打得不够给你!”就这么简单。
迟了一两天，老万便叫伙计往这地里担粪。
福贵这几年才把地堰叠得齐齐整整的，如今给人家种上了，不看见不生气，再也不愿到地里去。
可是地很近，一出门总要看见，因此常钻在赌场不出来，赌不赌总要去散散心。
这样一来二去，赌场也离不了福贵，手不够就要来叫他配一配。
六福贵从此以后，在外多在家少，起先还只在村子里混，后来别的光棍也常叫上他到外村去，有时候走得远了，三月两月不回来。
东屋婶跟银花说：“他再回来劝一劝他吧!人漂流的时候长了，就不能受苦了!”银花有一回真来劝他，他说：“受不受都一样，反正是个光!”他有了钱也常买些好东西给银花跟孩子吃，输了钱任凭饿几天也不回来剥削银花。
他常说他干的不是正事，不愿叫老婆孩子跟他受累。
银花也知道他心上不痛快，见他回来常是顺着他；也知道靠他养活靠不住，只能靠自己的两只手养活自己和小孩。
自己纺织没钱买棉花，只好给别人做，赚个手工钱。
有一年冬天，银花快要生第二个小孩，给人家纺织赚了一匹布。
自己舍不得用，省下叫换米熬米汤，恰巧这时候福贵回来。
他在外边输了钱，把棉衣也输了，十冬腊月穿件破衣衫，银花实在过意不去，把布给他穿了。
腊月二十银花又生了个孩子，还跟第一次一样，家里没有一颗粮，自己没米熬米汤，大孩子四岁了，一直叫肚饿，福贵也饿得肚里呱呱叫。
银花说：“你拿上个升，到前院堂屋支他一升米，就说我迟两天给他纺花!”福贵去了，因为这几年混得招牌不正，人家怕他是捣鬼，推说没有碾出来。
听着西屋的媳妇哭，她婆婆揭起帘低低叫道：“福贵!来!”福贵走到跟前，那老婆婆说：“有点小事叫你办办吧，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福贵问她是什么事，她才说是她的小孙女死了，叫福贵去送送。
福贵可还没有干过这一手，猛一听了觉着这老婆太欺负人，“这些事怎么也敢叫我干?”他想这么顶回去，可是又没说出口。
那老婆见他迟疑就又追道：“去不去?去吧!这怕甚啦?不比你去借米强?”他又想想倒也对：自己混得连一升米也不值了，还说什么面子?他没有答话，走进西屋里，一会就挟了个破席片卷子出去了。
他找着背道走，生怕碰上人。
在村里没有碰着谁，走出村来，偷偷往回看了一下，村边有几个人一边望着他一边咭咭呱呱谈论着。
他没有看清楚是谁，也没有听清楚是说什么，只听着福贵长福贵短。
这时候，他躲也没处躲，席卷也没处藏，半路又不能扔了，只有快快跑。
这次赚了二升米，可是自这次也做成了门市，谁家死了孩子也去叫他，青年们互相骂着玩，也好说：“你不行了，叫福贵挟出去吧!”来年正月里唱戏，人家也不要他了，都嫌跟他在一块丢人，另换了个新把式。
人混得没了脸，遇事也就不很讲究了：秋头夏季饿得没了法，偷谁个南瓜找谁个萝卜，有人碰上了，骂几句板着脸受，打几下抱着头挨，不管脸不脸，能吃上就算。
有一年秋后，老万的亲家来了，说福贵偷了他村里人的胡萝卜，罚了二十块钱，扣在他村村公所。
消息传到银花耳朵里，银花去求老万说情。
其实老万的亲家就是来打听福贵家里还有产业没有，有就叫老万给他答应住这笔账，没有就准备把他送到县里去。
老万觉着他的四亩地虽交给了自己，究竟还没有倒成死契，况且还有两座房，二十块钱还不成问题，这闲事还可以管管，便刘银花说：“你回去吧!家倒累家，户倒累户，逢上这些子弟，有什么办法?”钱也答应住了，人也放回来了，四亩地和三间堂房，死契写给了老万。
写过了契，老万和本家一商量，要教训这个败家子。
晚上王家户下来了二十多个人，把福贵绑在门外的槐树上，老万发命令：“打!”水蘸麻绳打了福贵满身红龙。
福贵像杀猪一样干叫喊，银花跪在老万面前死祷告。
福贵挨了这顿打，养了一月伤，把银花半年来省下的二斗多米也吃完了。
八伤养好了，银花说：“以后不要到外面跑吧!你看怕不怕?”他说：“不跑吃什么!”银花也想不出办法，没说的，只能流两眼泪。
这年冬天他又出去了。
这次不论比哪一次也强，不上一个月工夫，回来衣裳也换了，又给银花送回五块钱来。
银花问他怎样弄来的，他说：“这你不用问!”银花也就不问了，把这几块钱，买了些米，又给孩子换换季。
村里的人见福贵的孩子换了新衣裳，见银花一向不到别人家里支米，断定福贵一定是做了大案。
丢了银钱的，失了牲口的，都猜疑是他。
来年正月，城里一位大士绅出殡，给王老万发了一张讣闻。
老万去城里吊丧，听吹鼓手们唱侍宴戏，声音好像福贵。
酒席快完，两个吹鼓手来谢宾，老万看见有一个是福贵，福贵也看见席上有老万。
赶紧把脸扭过一边。
丧事完了，老万和福贵各自回家。
福贵除分了几块钱，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老万觉着这福贵却非除去不可。
这天晚上，老万召集起王家户下有点面子的人来道：“福贵这东西真是活够了!竟敢在城里当起吹鼓手来!叫人家知道了，咱王家户下的人哪还有脸见人呀?一坟一祖的，这堆狗屎涂到咱姓王的头上，谁也洗不清!你们大家想想这这这叫怎么办啦?”这地方人，最讲究门第清，叫吹鼓手是“忘八”“龟孙子”，因此一听这句话，都起了火，有的喊“打死”，有的喊“活埋”。
人多了做事不密，东屋婶不知道怎么打听着了，悄悄告诉了银花，银花跟福贵一说，福贵连夜偷跑了。
自那次走后，七八年没音信，银花只守着两个孩子过。
大孩子十五了，给邻家放牛，别的孩子们常骂他是小忘八羔子。
福贵走后不到一年日本人就把这地方占了。
有人劝银花说：“不如再找个主吧!盼福贵还有什么盼头?”银花不肯。
有人说：“世界上再没有人了，你一定要守个忘八贼汉赌博光棍啦?”银花说：“是你们不摸内情，俺那个汉不是坏人
”区干部打听清楚福贵的来历，便同村农会主席和他去谈话。
农会主席说：“老万的账已经算过了，凡是霸占人家的东西都给人家退了，可是你也是个受剥削的，没有翻了身。
我们村干部昨天跟区上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打算把咱村里庙产给你拨几亩叫你种，你看好不好?”福贵跳起来道：“那些都是小事!我不要求别的。
要求跟我老万家长对着大众表诉表诉，出出这一肚子忘八气!”区干部和农会主席都答应了。
晚上，借冬学的时间，农会主席报告了开会的意义，有些古脑筋的人们很不高兴，不愿意跟忘八在一个会上开会。
福贵不管这些人愿意不愿意，就发起言来：“众位老爷们：我回来半个月了，很想找个人谈谈话，可是大家都怕沾上我这忘八气——只要我跟哪里一站，别的人就都躲开了。
对不住!今天晚上我要跟我老万家长领领教，请大家从旁听一听。
不用怕!解放区早就没有忘八制度了，咱这里虽是新解放区，将来也一样。
老万爷!我仍要叫你’爷’!逢着这种忘八子弟你就得受点累!咱爷们这账很清楚：我欠你的是三十块钱，两石多谷；我给你的，是三间房、四亩地、还给你住过五年长工。
不过你不要怕!我不是跟你算这个!我是想叫你说说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坏人?”老万闷了一会，看看大家，又看看福贵道：“这都是气话，你跟我有什么过不去可以直说!我从前剥削过人家的都包赔过了，只剩你这一户了，还不能清理清理?你不要看我没地了，大家还给我留着大铺子啦!”福贵道：“老家长!我不是说气话!我不要你包赔我什么，只要你说，我是什么人!你不说我自己说：我从小不能算坏孩子!一直长到二十八岁，没有干过一点胡事!”许多老人都说：“对!实话!”福贵接着说：“后来坏了!赌博、偷人、当忘八……什么丢人事我都干!我知道我的错，这不是什么光荣事!我已经在别处反省过了。
可是照你当日说的那种好人我实在不能当!照你给我作的计划，每年给你住上半个长工，再种上我的四亩地，到年头算账，把我的工钱和地里打的粮食都给你顶了利，叫我的老婆孩子饿肚。
一年又一年，到死为止。
你想想我为什么要当这样好人啦?我赌博因为饿肚，我做贼也是因为饿肚，我当忘八还是因为饿肚!我饿肚是为什么啦?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来块钱杂货，怕还不了你，给你住了五年长工，没有抵得了这笔账，结果把四亩地缴给你，我才饿起肚来!我从二十九岁坏起，坏了六年，挨的打、受的气、流的泪、饿的肚，谁数得清呀?直到今年，大家还说我是坏人，躲着我走，叫我的孩子是’忘八羔子’，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幸而没有叫你把我活埋了，我跑到辽县去讨饭，在那里仍是赌博、偷人，只是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大家顾不上取乐，才算没有再当忘八!后来那地方成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政府在那里改造流氓、懒汉、小偷，把我组织到难民组里到山里去开地。
从这时起，我又有地种了、有房住了、有饭吃了，只是不敢回来看我那受苦受难的孩子老婆!这七八年来，虽然也没有攒下什么家当，也买了一头牛，攒下一窑谷，一大窑子山药蛋。
我这次回来，原是来搬我的孩子老婆，本没有心事来和你算账，可是回来以后，看见大家也不知道怕我偷他们，也不知道是怕沾上我这个忘八气，总是不敢跟我说句话。
我想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我这个坏蛋名字，还不知道要传流到几时，因此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速求 赵树理的 福贵 原文 20分
《三里湾》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它围绕三里湾农业社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工作，描写了三里湾旗杆院周围的王玉梅与马有翼一对中学毕业的新农民男女的爱情，写了王玉生与范灵芝的爱情，以及“糊涂涂”、“范登高”、“一阵风”、“能不够”几个旧式农民家庭的变化，借此揭示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这场变革在农村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同时在自然环境描写上突出了山西农村的特有风光，且对山西农民的吃住穿戴，起居往来，婚丧嫁娶等民俗人情都有着精致描绘。
求赵树理的老杨同志全文
老杨同志 赵树理 过了阴历八月十五日，正是收秋时候，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被分配到第六区来检查督促秋收工作。
老杨同志叫区农会给他介绍一个比较进步的村，区农会常听章工作员说阎家山是模范村，就把他介绍到阎家山去。
老杨同志吃了早饭起程，天不晌午就到了阎家山。
他一进村公所，正遇着广聚跟小元下棋。
他两个因为一步棋争起来，就没有看见老杨同志进去。
老杨同志等了一会，还没有人跟他搭话，他就在这争吵中问道：“哪一位是村长
”广聚跟小元抬头一看，见他头上箍着块白手巾，身上是白小布衫深蓝裤，脚上穿着半旧的硬鞋至少也有2斤半重。
从这服装上看，村长广聚以为他是哪村派来的送信的，就懒洋洋地问道：“哪村来的
”老杨同志答道：“县里。
”广聚仍问道：“到这里干什么
”小元棋快输了，在一边催道：“快走棋嘛
”老杨同志有些不耐烦，便道：“你们忙得很
等一会闲了再说吧
”说了把背包往台阶上一丢，坐在上面休息。
广聚见他的话头有点不对，也就停住了棋，凑过来搭话。
老杨同志也看出他是村长，却又故意问了一句：“村长哪里去了
”他红着脸答过话，老杨同志才把介绍信给他，信上写的是： “兹有县农会杨主席，前往阎家山检查督促秋收工作，请予接洽是荷……” 广聚看过了信，把老杨同志让到里屋，说了几句客气话，便要请老杨同志到自己家里吃饭。
老杨同志道：“还是兑些米到老百姓家里吃吧。
”广聚还要讲俗套，老杨同志道：“这是制度，不能随便破坏
”广聚见他土眉土眼，说话却又那么不随和，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对付，便道：“好吧，你且歇歇，我给你出去看看
”说了，就出了公所去找恒元。
他先把介绍信给恒元看了，然后便说这人是怎样怎样一身土气。
恒元道：“前几天听喜富说有这么个人。
这人你可小看不得
听喜富说，有些事情县长还得跟他商量着办。
”广聚道：“是是是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
那一次在县里开会，讨论丈地问题那一天，县干部先开了个会，仿佛有他，穿的是蓝衣服，眉眼就是那样。
”恒元道：“去吧
好好应酬，不要冲撞着他
”广聚走出门来又返回去问道：“我请他到家吃饭，他不肯，他叫给他找个老百姓家去吃，怎么办
”恒元不耐烦了，发话道：“这么大一点事也问我
那有什么难办
他要那么执拗，就把他派到个最穷的家——像老槐树底老秦家，两顿糠吃过来，你怕他不再找你想办法啦
”广聚道：“老槐树底那些人跟咱们都不对，不怕他说坏话
”恒元道：“你就不看人
老秦见了生人敢放个屁
每次吃了饭你就把他招待回公所，有什么事
” 广聚碰了一顿钉子讨了这么一点小主意，回去就把饭派到老秦家。
这样一来，给老秦找下麻烦了
阎家山没有行过这种制度，老秦一来不懂这种管饭只是替做一做，将来还要领米，还以为跟派差派款一样；二来也不知道家常饭就行了，还以为衙门来的人一定得吃好的。
他既是这样想，就把事情弄大了，到东家借盐，到西家借面，老两口忙了一大会，才算做了两三碗汤面条。
晌午，老杨同志到老秦家去吃饭，见小砂锅里是面条，大锅里的饭还没有揭开，一看就知道是把自己当客人待。
老秦舀了一碗汤面条，必恭必敬双手捧给老杨同志道：“吃吧，先生
到咱这穷人家吃不上什么好的，喝口汤吧
”他越客气，老杨同志越觉着不舒服，一边接一边道：“我自己舀
唉，老人家
咱们吃一锅饭就对了，为什么还要另做饭
”老秦老婆道：“好先生
啥也没有，只是一口汤
要是前几年，这饭就端不出来
这几年把地押了，啥也讲不起了
”老杨同志听她说押了地，正要问她押给谁，老秦先向老婆喝道：“你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一张疯嘴该说什么
可憋不死你
你还记得啥
还记得啥
”老杨同志猜着老秦是怕她说得有妨碍，也就不再追问，随便劝了老秦几句。
老秦见老婆不说话了，因为怕再引起话来，也就不再说了。
小福也回来了。
见家里有个人，便问道：“爹
这是哪村的客
”老秦道：“县里的先生
”老杨同志道：“不要这样称呼吧
哪里是什么‘先生’
我姓杨，是农救会的。
你们叫我个‘杨同志’或者‘老杨’都好
”又问小福“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小福一一答应。
老秦老婆见孩子也回来了，便揭开大锅开了饭。
老秦，老秦老婆，还有个五岁的女孩，连小福，四个人都吃起饭来。
老杨同志第一碗饭吃完，不等老秦看见，就走到大锅边，一边舀饭一边说：“我也吃吃这饭，这饭好吃
”老两口赶紧一齐放下碗来招待，老杨同志已把山药蛋南瓜舀到碗里。
老秦客气了一会，也就罢了。
小顺来找小福割谷，一进门碰上老杨同志，彼此问询了一下，就向老秦道：“老叔
人家别人的谷都打了，我爹病着，连谷也割不起来，后晌叫你小福给俺割吧
”老秦道：“吃了饭还要打谷
”小顺道：“那我也能帮忙。
打下你的来，迟一点去割我的也可以
”老杨同志问道“你们这里秋收还是各顾各
农救会也没有组织过互助小组
”小顺道：“收秋可不就是各顾各吧
老农会还管这些事啦
”老杨同志道：“那末你们这里的农会都管些什么事
”小顺道：“咱不知道。
”老杨同志自语道：“模范村
这算什么模范
”五岁的小女孩听见“模范”二字，就想起小顺教她的几句歌来，便顺口念道：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小孩子虽然是顺口念着玩，老杨同志却听着很有意思，就逗她道：“念得好呀
再念一遍看
”老秦又怕闯祸，瞪了小女孩一眼。
老杨同志没有看见老秦的眼色，仍问小女孩道：“谁教给你的
”小女孩指着小顺道：“他
”老秦觉着这一下不只惹了祸，又连累了邻居。
他以为自古“官官相卫”，老杨同志要是回到村公所一说，马上就不得了。
他气极了，劈头打了小女孩一掌，骂道：“可哑不了你
”小顺赶紧一把拉开道：“你这老叔
小孩们念个那，有什么危险
我编的，我还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样
那是真的吧是假的
人家吃烙饼有过你的份
你喝的不是稀饭
”老秦就有这样一种习惯，只要年青人说他几句，他就不说话了。
吃过了饭，老秦跟小福去场里打谷子。
老杨同志本来预备吃过饭去找村农会主任，可是听小顺一说，已知道工作不实在，因此又想先在群众里调查一下，便向老秦道：“我给你帮忙去。
”老秦虽说“不敢不敢”，老杨同志却扛起木扫帚跟他们往场里去。
场子就在窑顶上，是好几家公用的。
各家的谷子都不多，这天一场共摊了四家的谷子，中间用谷草隔开了界。
老杨同志到场子里什么都通，拿起什么家具来都会用，特别是好扬家，不只给老秦扬，也给那几家扬了一会，大家都说“真是一张好木”（就是说他用木用得好）。
一场谷打罢了，打谷的人都坐在老槐树底休息、喝水、吃干粮，蹲成一圈围着老杨同志问长问短，只有老秦仍是必恭必敬站着，不敢随便说话。
小顺道：“杨同志
你真是个好把式
家里一定种地很多吧
”老杨同志道：“地不多，可是做得不少，整整给人家住过10年长工。
”…… 广聚依着恒元的吩咐，一吃过饭就来招呼老杨同志，可是哪里也找不着。
虽然有人说在场子里，远远看了一下，又不见一个闲人（他想不到县农会主席还能做起活来）。
从东头找到西头，西头又找回东头，才算找到。
他一走过来，大家什么都不说了。
他向老杨同志道：“杨同志，咱们回村公所去吧。
”老杨同志道：“好，你且回去，我还要跟他们谈谈。
”广聚道：“跟他们这些人能谈个什么
咱们还是回公所去歇歇吧
”老杨同志见他瞧不起大家，又想碰他几句，便半软半硬地发话道：“跟他们谈话就是我的工作，你要有什么话等我闲了再谈吧
”广聚见他的话头又不对了，也不敢强叫，可是又想听听他们谈什么，因此也不愿走开，就站在圈外。
大家见他不走，谁也不开口，好像庙里十八罗汉像，一个个都成了哑子。
老杨同志见他不走开大家不敢说话，已猜着大家是被他压迫怕了，想赶他走开，便问他道：“你还等谁
”他呶呶唧唧道：“不等谁了。
”说着就溜走了。
老杨同志等他走了十几步远，故意向大家道：“没有见过这种村长
农救会的人到村里，不跟农民谈话，难道跟你村长去谈
”大家亲眼看见自己惹不起的厉害人受了碰，觉着老杨同志真是自己人。
评论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
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
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
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
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
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
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
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
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
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
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
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
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
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
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
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
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
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
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
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
1954年回到山西。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
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
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
(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
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
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
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
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
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
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
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
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
(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
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
’这话是对的。
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
“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
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
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
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
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
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
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
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
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
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
)。
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
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
)，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
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
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
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
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
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
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
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
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
(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
)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
(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
)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
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
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
)，作为结论性意见。
《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
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
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
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
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
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
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
)。
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 说行天下 是非常不错的小说网站大全，你值得拥有。
如何历史的看待赵树理
他的小说经常采用农民群众民间语言，从艺术的角度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对落后人物的成功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