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作品读后感
[赵树理作品读后感]知道赵树理是因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老师要我们写一些读书的读后感，赵树理作品读后感。
期中之一就是推荐些赵树理的作品读后感。
通过阅读他的个人简历和作品知道赵树理是一个生于农民之家，长于农村，是中国最熟悉农民，终生写农民，写东西给农民看的作家。
他为了给农民看，他的小说坚持用通俗的生活语言；他为了给农民看，一次次将小说改短；他为了给农民看，将小说送给小出版社，以求售价低廉（可自己的稿费因此而减少）的一个好作家。
读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作于1943年春，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
小二黑是一个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学道算卦，整天看着黄历过上日子的人。
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了，但小二黑的父亲说他俩八字不合，命相不对所以极力反对他俩的婚事。
而小芹的母亲则是一个一生风骚的老女人，整天穿的花里胡哨的。
借着跳大神来以不投姻缘大力反对他们的婚事。
不仅如此，村里的恶霸金旺和兴旺两兄弟由于看上了小芹的美貌，借着手里有点权力，竟然把两个处于热恋的年轻人捆到了村公所去。
到此开始了故事的高潮。
村公所里的区长也于法于理的给小二黑的爹上了一堂婚姻自由课。
而且小芹的娘由于穿着遭到城里人的另类眼光而改变了初衷。
当然最大快人心的就是金旺和兴旺两兄弟遭到了村里人的揭发而被罢官。
最后小二黑和小芹接着自由恋爱之风最后顺利结婚，故事完美结局
好的文章重在能有真，善，美的表达。
整篇文章中的人物各有特色，正如现实生活中那个年代的人们的一个个缩影，使文章有了一个新的高度。
读完这篇文章，知道了那个年代的封建体制还是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得到解放，所以才会有婚姻自古有父母决定之说。
才会有小二黑和小琴的一开始的挣扎。
正是有着像赵树理这样的一个个作家的文章才会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能想开以前想不开的事。
我觉得赵树理，鲁迅等许多作家的初衷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他们的笔杆子来解放人们的旧思想。
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才会有向小二黑这样的人的幸福生活。
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他们一样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他们的文章正是有了那个年代的背景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才会有那么多人去读它们的文章。
如果是现在也许他们的文章不会有那么出名，读后感《赵树理作品读后感》。
正是那个年代造就了他们，他们也造就了那个年代。
读的第二篇文章是《李家庄的变迁》。
主人公铁索是一个外来户，一开始备受村里老牌地主恶霸的压迫，乃至于自己加建的厕所不但被别人霸占走还赔上了自己的大半个家业以致破产，流落太原，又受到军阀欺凌。
在共产党员小常的帮助下，他提高了觉悟，团结群众，与地主展开正面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走向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村里的大多数人在他的带领下也走向了与地主恶霸斗争的道路。
虽然他们几次惨遭地主恶霸的反扑乃至于有家不能回，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最后建立了一个夜不闭户，人人有发言权的李家庄，在这个新的李家庄里，每个人都是它的主人，每个人都为这个李家庄付出了巨大的汗水，血水
在这个新的李家庄里没有了恶霸，没有了不和谐的事情发生，没有了地主土豪的生活环境，他们会相当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虽然最后文章说有传言那些以前的恶霸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但他们每个人都相信，他们会用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与那些人作战到底，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只知道被压迫而不知道反抗的“老实人”。
这篇文章也许就是赵树理老先生的生活的一个缩影，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都会遭到地主土豪的迫害，但真正知道反抗的优势极其少的一部分，但正是这极其少的一部分人的带动才会有了大多数人的觉醒，正是有了像他们这样子的人的出现才会有一个又一个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也许赵树理一个人的力量并不大，但正是像他们这样子的人的一篇篇文章的出现，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才会有了质的变化。
读赵树理的文章我们也许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升值甚至会问一句那些文章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却大量的阅读他们的文章，当然，大多数人还是农民，赵树理是一个生于农民之家，长于农村，是中国最熟悉农民，终生写农民，写东西给农民看的作家。
但那时却不是农民能当家的年代，那是地主资本主义人民当家的年代，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好作家，这样一个处处为占中国80～90%人口的农民着想，以身作则的好作家，在“文革”中被打断两根肋骨、摔断髋骨。
断裂的肋骨刺破了内脏，致使卧床不起。
可就是这样，还是惨遭被捕入狱。
在狱中，断骨和破损的内脏引发炎症，高烧不退，大、小便不能自理。
即便如此，仍旧抬着他去批斗，勒令他趴在桌子（他已不能站立）上接受批判，最终他栽倒在批斗台上。
六天后，一个伟大的农民作家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最后之路。
文革，那个年代的错误，我们已经无法挽回的错了一次，但也就是这些人的牺牲，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想着如何改变它，才会有最后的文革失败。
他们一篇篇惊醒人民的作品就在那个年代诞生。
在我看来鲁迅，赵树理等一系列作家做的都是同一件事：用他们的笔杆子警醒世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回自己的幸福生活，绝大多数的中国穷苦人民都会为了这个而奋斗，只是他们不知该如何做，所以就要有像他们这样子的人的出现来改变人们的认知能力，我们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要受罪的，我们要过一个人人平等的生活，所以他们的文章就是最好的良药，用来警醒世人。
所以他们的牺牲得到了现在大多数人的肯定，现在也许不会有太多人去关注他们的作品，因为时代的不同，他们的作品肯定不会有太多的二十一世纪的人去关注，但他们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那个年代的人，尤其是那个年代的农民会永远记住他们，永远记住他们的作品。
每个新时代的产生都会有无数人的牺牲，但他们都是自始至终的无怨无悔的付出，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付出会有回报。
而正是这少数的先进人士的努力才会有新时代的诞生。
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会有许多不和谐的事情发生，但我们正在努力来改变这一切，所以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有像赵树理这样子的人的出现来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这个社会，让我们知道如何努力去正确改变这个社会来更好的让我们的后代去生存。
赵树理这样子的人会是每个时代的标志，正是他们的出现才会有进步，才会让大多数人看清这个社会的本质，所以他们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也会成为每个时代的标志，图腾。
我们一个人的努力也许不会得到什么改变，但只要努力的人多了，总会有改变，如果每个人都安于现状那么社会不会进步，时代不会改变。
所以，每个人都要去努力我们的社会才会有希望，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过上更好的生活。
〔赵树理作品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赵树理小说艺术特点
1、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2、典型表现了社会的变动和历史的变迁。
他的艺术特色最主要的是通俗化,大众化。
赵树理的一生及其作品
什么是赵树理所提倡、实践的文艺大众化
历史已经作了证实：赵树理的文艺大众化就是以农民的感情，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的故事，再把农民作为作家作品的主要服务对象。
这就是赵树理所坚持的文艺创作道路，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在读者中引起轰动而影响几代人的根本所在。
在赵树理之前，有几位文学大师，曾提倡过写农民，并主动地写了反映农民社会生活的作品，知识分子读了后，津津乐道，认为写得好。
可是广大的农民不买账，看不懂，接受不了。
因为这几位大师是用知识分子的感情，知识分子的语言写农村农民生活的，不适应农民读者的口味。
两者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
这里面有个思想感情和创作目的问题。
作家把对农民的同情当作感情，用自己（知识分子）的语言去抒发，目的虽是要农民朋友觉醒起来，但没有农村农民的切身生活，用不了农民的生活语言。
而赵树理就不同了，他对农民的感情（他自己就是农民）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情感，没有半点装腔和虚伪，不含同情的成分。
农民想说的、骂的、爱的、恨的也正是赵树理要说的、骂的、爱的、恨的，和农民是一脉相承。
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把农村农民中一些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写出来，为农民兄弟提供适合自己口味的精神文化粮食，还要和那些当时统治着农村文化的旧东西争夺阵地。
因为这些旧东西大都通俗易懂，农民喜欢看、喜欢听。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中国的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仍然是农民问题。
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就证明了这一问题的根本性和必要性。
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发表一篇轰动一次，就是他心里始终装着农民，在文学创作上掌握了这一社会实际，让自己的作品尽量地做到为农民服务。
不懂得中国文艺史，或对文艺史研究不深的人往往会说：“赵树理的大众化作品太土了，土的就像山药蛋。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大众化并不是“土”文学。
大众化作品也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写了的，写大众化作品的作家必须具备高深的汉文化知识和语言，并能把某一个地方的地方语言经过精辟的运用，使其成为全民语言。
赵树理时期是汉语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被誉为一代语言大师。
他第一个把文学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还给了人民大众，第一个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树碑立传。
主要表现就在他的作品的思想性，审美观和语言。
赵树理的大众化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雅俗共赏”，二是“懂”与“动”。
“雅俗共赏”是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喜欢读，作品有市场。
中国现代的知识层都喜欢读赵树理的作品，读后不觉“土”不感“俗”，写出了感动肺腑的读后感和评论文章。
而广大农民看了、听了，不仅觉得不“洋”、不“玄”，却感到亲切，说他讲的就是咱们身边的事儿。
“懂”与“动”，简单地说，就是赵树理的作品通俗好懂，文化低的人能读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而且作品吸引人，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直至看完、听完还回味无穷，还想再看再听。
“动”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看了受感动，作品的思想、人物、语言打动了读者；第二层是感动后要行动，行动起来学习书中人。
比如1943年底，左权、武乡一些村里的年轻人读了《小二黑结婚》后，自发地成立了“自由婚姻”小组，提倡、支持自由结婚，反对父母包办、买卖婚姻，有的人学习小二黑，逼着父母退了“童养媳”。
又如襄垣、平顺一些农民读了《李有才板话》后，要求农会成立“评干”会，监督、评审村干部。
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
”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以赵树理为首的一批站立在解放区、根据地老百姓立场上的作家，为了推动、实践文艺大众化，在彭德怀对文化人的两次讲话鼓舞下，他们就创立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通俗化研究会”，文艺界的赵树理、王春、石雷、新闻界的林火、袁勃、李庄、江牧岳、冯诗云、章容等都是这个研究会的骨干，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提倡文艺要民族化、群众化、大众化。
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读者能够读懂他们的作品，读了他们的作品应该有些什么感悟。
关于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
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而蜚声解放区文坛，其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追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相吻合，以至于甚至产生了所谓“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建国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下乡集》、《赵树理小说选》及长篇小说《三里湾》、长篇评书《灵泉洞》(上)等。
赵树理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阅读心理、欣赏习惯相一致。
这种创作追求使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在他的影响下，马烽等山西籍作家形成了一个被列为“山药蛋派”的作家群体。
文革中赵树理的作品被批判，本人也被迫害致死。
代表作： 中篇小说 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 “锻炼锻炼”
论述赵树理小说创作及其艺术创新
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
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
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
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
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
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
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
”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
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
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还利用种种手段骗取了“模范村”的荣誉。
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
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
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
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
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
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
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
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
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
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
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可以从哪些方面写
一、从赵树理的名字说起 命名确实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是意识形态的征候。
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文学中，“高大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美学。
而赵树理给他的人物命名的特殊方式——给人物取绰号也一直不为当时主流的文学话语所接受，以致他不得不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195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老定额》申辩：“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常常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
我自己也觉着外号太多了不好，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只是这一次还想写一个有外号的人物，好在只用一个，对其他人物一律遵照同志们的忠告。
”有意思的是，不重要的人物赵树理奉命不用外号了，可是却非要给他的主人公一个外号不可，似乎不用外号，就写不出来东西。
确实，通过外号，赵树理是在表达一种与自己的“同志们”越来越难以调适的、独特的、从农民和民间出发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
被迫放弃外号，被迫放弃自己的思维方式，赵树理的写作道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的作品从此日见稀少。
许多人往往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改名来重新确认自己，建立新的认同。
1930年，赵树理将自己的名字从“树礼”改为“树理”——“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
①通过重新命名，与封建传统决裂，并进而获得现代认同。
赵树理经过了从信仰民间宗教、吃斋念经到追求现代知识和革命真理的过程。
这也说明了赵树理在与现代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成长和精神巨变。
这种变化常常为我们所忽视。
赵树理的名字本身说明了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民间的人物，而是经过了现代洗礼的新知识分子。
不论赵树理是怎样一个乡土作家，不论他怎样站在乡土民间和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的内心仍然经过了现代的洗礼和革命的风暴。
他和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深深地卷入了现代世界的历史潮流和漩涡之中。
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鲁镇”。
阿Q和闰土们是喑哑的、麻木的、被启蒙的对象，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农民才真正成为主人公。
1980年代“伤痕学术”的“重写文学史”，从来不打算去理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
袁可嘉认为新文学运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脉络和传统，这就是相互冲突的“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
②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诞生了“人民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新传统。
到40年代末，“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构成了越来越尖锐、直接的冲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人民文艺”的“新方向”。
胡风对“现实主义”和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诠释和正在开展的新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形成了历史性的冲突。
胡风固持“五四”启蒙立场，否定“人民文学”新的历史意义：“由于‘五四’运动，使五四新文艺底传统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展。
为什么只是‘进展’而不是‘否定’呢
这是因为：‘革命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底民主主义任务突变出去。
”③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思想必然构成巨大的碰撞和冲突。
不论赵树理的创作怎样一度被抬高为所谓“赵树理方向”，受到高度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从未真正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或主流，而是相反，他的写作很快受到质疑和批评，甚至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革命”的对象。
尤其是在“文革”前夕，他的创作和“中间人物论”一起受到猛烈批判。
实际上，赵树理显示了他的创作才华和构成了他的艺术高峰的是写于1943年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
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创作并不是发生于“革命圣地”延安。
他的写作和革命的关系明显地不同于延安的作家。
他也没有描绘出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整体地反映那个觉醒了的农村天翻地覆的历史图卷。
赵树理使人想起1980年代的农民作家高晓声。
高晓声说：“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
……这也许是我的长处，但我也警惕地看到自己的缺陷”。
④他的创作是拘谨、局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单调、简陋和贫乏的。
正如杰克·贝尔登所说的那样：“说实话，我对他的书感到失望。
……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
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
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
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情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
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⑤赵树理的创作看起来与“工农兵文艺”的理想相一致，实际上却貌合神离。
赵树理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他因为“工农兵文艺”的话语偶然浮出水面，但却不是一个追逐潮流的弄潮儿，他固执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体现出农民的利益、愿望、价值、道德和审美观念。
他曾经说：“《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
我是不想套的。
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
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
”⑥ 没有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工农兵文学”话语，就不会有赵树理的崛起和位置。
1946年，郭沫若、茅盾和周扬等人都着文介绍和推荐赵树理的创作。
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赵树理的创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具体实践了文艺思想。
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
赵树理是惟一同时被收入解放前后编辑出版、构造了后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野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和“人民文艺丛书”的经典作家，显示了其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人们并不真正满意和看得上赵树理的创作。
赵树理自己回忆说：“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到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
”⑦赵树理既给当时的文坛吹来了一股令人惊异的新鲜空气，但是又没有人真正感到满足。
一方面，胡乔木和邵荃麟等人都怀着强烈的不满足的心情给赵树理开过书目，异常热情地企图改造和“提高”赵树理；而另一方面，解放后，赵树理对激进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不适应感。
赵树理和张爱玲这两个在1940年代出名的作家，在当时都达到了某种辉煌；他们的创作生命都是非常短暂的。
张爱玲的出现，用傅雷的记载来说，“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
⑧而在另一片天地中，赵树理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
用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话来说，“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朱德之外最有名的人了。
”⑨赵树理和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戏剧性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尤其是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剧情中，他们的沉浮荣辱成为了标志性的情节。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其实，这样的评价套用在赵树理身上更要合适一些。
曾几何时，张爱玲已经被供上了文学史的神坛；然而，不论是“继续革命”还是“后革命”都没有赵树理存在的空间，赵树理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孤魂和野鬼。
二、在新文学发展脉络上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鄙夷不屑的口吻谈起赵树理的创作时说：“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也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
……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
”⑩ 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出现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转折。
反感“新文艺腔”的张爱玲最初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她从传统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获取滋养。
赵树理则更是自觉地反省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但是，赵树理并不是一个民间艺人，也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作家，更不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完全无关或者对立的作家：“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是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方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
”?B11他在学生时代受到了欧化新文艺的影响，热心于写作新诗和小说。
赵树理重建了写作与社会的关系，他的读者不是学生和市民，而是农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大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要把思想、感情和立场转移到人民大众这边来。
赵树理完成了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转变，自觉地为农民的需要而写作。
他的拟想读者是没有多少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农村听众。
他认为，“通俗化”并不是“通俗文艺”，而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
”B12他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
他发现父亲对他所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艺杂志丝毫不感兴趣。
他相信要把新知识灌输给广大农民群众，非通过他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
于是，他从“五四”新文学出发重新返回农村民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
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B13可以说，赵树理现象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扩张、深入和反思的结果。
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问题小说”，要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
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
胡适说：“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
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
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
”?B14朱自清说：“所谓现代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
”?B15而文艺大众化运动则是“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和新的发展阶段。
瞿秋白对白话文运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将白话文称为“白话的新文言”、“欧化的新文言”和“非驴非马的‘骡子话’”，仍然无情地将平民大众拒之于外。
?B16因此，他主张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
茶馆里，空场上……工厂里，弄堂口，十字街头，是革命的‘文学青年’的出路。
移动剧场，新式滩簧，说书，唱诗……这些是大众文艺作品发生的地方”。
他和鲁迅提出了采用“旧形式”的主张，和茅盾就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他提出：“普洛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听得懂的话来写，这是普洛大众文艺的一切问题的根本。
”?B17成仿吾早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中就提出：“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受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B18“左联”将文艺大众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动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胡风指出：“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向着两个中心问题集中了它的目标。
怎样使作品的内容（它所表现的生活真实）适应大众底生活欲求，是一个；怎样表现那内容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能够容易地走进大众里面，是又一个。
……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
”?B19今村与志雄在《赵树理文学札记》中指出：“如果我们看一看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每一次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
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
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一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
”?B20鲁迅在回答“第三种人”苏汶对于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非难和讥讽时说：“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
……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
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
”B21 赵树理对上海“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十分关注，并且写了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
赵树理回忆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
?B22到抗日战争前，赵树理共发表了二三十万字各种形式的作品，其中主要是通俗文艺。
1941年冬，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文联举行文艺创作座谈会，赵树理在会上为通俗化大声疾呼。
抗日战争时期，“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艺大众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以后，赵树理读了非常兴奋，认为毛主席批准了他的通俗化的主张。
?B23 五四“文学革命”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上释放了“民间”的力量和意义，另一方面又都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是不同的被压抑的“民间”和新的“国家”结合的方式。
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认同的分别是农民和市民两个不同的“民间”传统。
在文学上，他们一个是“说书”的传统，是农村民间的、口头的传统；一个是“传奇”的传统，是文人化的、书面化的传统，从唐人传奇直到“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
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创作的不同。
赵树理的小说承续了评书的传统，保留了传统评书的风格。
《三里湾》开篇即标明“说”的风格：“从旗杆院说起”，有头有尾，有条不紊地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中国古代有“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词话”（《金瓶梅词话》）等通俗文艺形式，赵树理则把他的创作叫做“板话”。
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并且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他不是以方言来装饰地方色彩，而是前所未有地将具有地方色彩、原汁原味的方言俗语从纯粹口语提炼成为韵味深长的“普通话”。
在白话文的创造上，胡适主张向传统的白话小说学习，傅斯年主张做欧化的白话文，赵树理则将民间口语提高为文学语言。
他说：“我写作用的语言，自然的多一点，加工的少一些。
加工在什么地方呢
加工在更合符‘说’这上头。
”?B24这是一条没有杂质、没有受过污染的清亮的语言的河流。
周扬赞扬说：“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B25同时，他在对通俗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包括了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
他在《李有才板话》中就写道：“抗战以来，阎家山有许多变化，李有才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还因为作快板遭过难。
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给大家看看解个闷。
” 赵树理说：“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
……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
”?B26黄修己说：“赵树理语言动作性强、运动感强，这很可能与学习评书有密切的关系。
赵树理也要求自己的小说能‘说’，像《登记》、《灵泉洞》就都是以评书名义发表的。
按照这种标准，他的全部小说都可以说成是评书，或评书体小说。
”?B27赵树理对于中国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
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
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
”?B28他对于传统有了新的分析，呈现为不同的脉络。
这种对于传统的不同理解，也是他对于自己的写作传统的一种辨识和确认。
赵树理写作的风格极度质朴、单纯、健康、清新和简洁，洗净了欧化和“新文艺腔”的积弊，体现了与文人创作不同的纯净风格。
董大中认为，赵树理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既不同于‘五四’以来占压倒优势的纯文学作品，也不同于我国旧时代那种说唱性的章回体通俗小说。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
它们既是纯文学，又是十分通俗的，它们是真正的、鲁迅和瞿秋白等人所说的‘大众文艺’。
……从赵树理开始，我国的文学是一直沿着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一的道路、沿着文学的通俗化的道路向前发展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
?B29赵树理创作的出现，使得《林海雪原》等小说在50年代打破了通常的“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和文学秩序。
罗兰·巴特说：“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选择的自由。
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因此存在着一种写作史。
”?B30赵树理的存在是一个征候，它吸纳了当代文学、政治、社会的各种变化。
这不仅是一种文学传统的重建，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社会和人的重建。
不论怎样，赵树理的创作在现代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并且以完全崭新的语言和面貌出现在文学视域里。
三、文学的“风景”与“装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革命根据地，就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
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使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
冯牧称赞《李有才板话》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地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翻身斗争的作品”，“一部小小的然而真实的新的农村演变史”。
?B31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历史巨变。
1946年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是第一篇全面地评价赵树理的创作的评论。
他总结说：“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
”“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
”?B32郭沫若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
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
”?B33 鲁迅和赵树理是最杰出的表现中国农民的作家；但是，鲁迅和赵树理对于农民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表现了不同的时代，而且因为他们的不同的立场。
鲁迅是从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来描写和表现农民的，他笔下的农民都是像闰土一样“沉默”和被动的。
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里，农民才成为真正的主人公，成为具有历史创造性、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物。
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以及中国农民的解放、憧憬和欢乐。
在写给《逼上梁山》的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B34因此赵树理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赵树理的作品反映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翻身解放，但是，赵树理对于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以鲜明的特色区别于其他的作家。
他对于农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不同的角度、眼光、表现内容和方式。
他很少正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描写，通常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阶级斗争。
《李有才板话》的主人公李有才并不是直接参与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艺术天才的乡间编讽刺性快板书的民间艺人。
小说开头通过李有才的独特的眼光勾勒了一幅具有特色的农村“阶级地图”：“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瓦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
地势看起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
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本村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
对赵树理的评价
对赵树理的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
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
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
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中国作家网评） 人物简介：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
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
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
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 短篇小说：《登记》、《孟祥英翻身》、《锻炼锻炼》、《小二黑结婚》、《传家宝》、《铁牛的复职》、《地板》、《福贵》、《田寡妇看瓜》、《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
另写有评书、鼓词、剧本、评论等。
他的创作已结集为《赵树理文集》和《赵树理文集续编》出版。
写作风格： 赵树理（右）与鲁艺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在一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
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个流派还包括冯志勤、西虎、威树、林依晨、赵少康等一批小说家。
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
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篇小说）、《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小说）、《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赵树理“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
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
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
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
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
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
《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
“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
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
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
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
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
《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
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
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
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
《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
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三里湾 赵树理，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
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
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
《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
《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
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读后感怎么拟题
1读中生感 2读感结合 3联系实际 4以感为主 先说清读什么书，在大致介绍内容，介绍不要过多，再联系实际生活谈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