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晚年岁月 读后感
2014年的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开了两天。
第一天是评论家们、作家们的讲座。
第二天是分组讨论。
共分三大组，创作组、理论组、出版组。
盛大的年会可谓紧锣密鼓、精彩纷呈。
在分组讨论中，一位老先生用余杭话发言，台湾作家管家琪老师说听不懂。
这时候，着小碎花裙子的婴音老师笑吟吟地站起身来，来到老先生边上，逐字逐句地翻译给我们听。
婴音老师说，他说得很好的，不翻译出来太可惜了。
这也成为温暖年会的亮色花絮之一。
也是在年会上，得遇婴音老师的新书——繁星春水冰心奖大奖系列之《少年川川的故乡》。
拿回家的时候，我家那位四年级的小学生，催促我：“妈妈，妈妈，你快点读。
读完了，给我读
”之前，他读了好几遍婴音老师的《天天都有麻烦事》，一遍遍读，一遍遍乐。
他小小的内心已然升腾起美好的阅读体验。
这使我看到作家与读者之间那一种妙不可言的呼应，是作家的作品点亮了读者的心，读者的痴迷又激发了作家的创造。
而小读者那般纯真无邪，更需得大作家的书写柔曼而轻盈，温婉而清新。
儿童文学作品更像是母乳与母爱，或者说有着同等非凡的意义，是孩子断奶之后的精神食粮，汩汩而甜蜜。
即至翻开《少年川川的故乡》，这样的气息便是扑面而来的了。
“下雪了。
校园里漫天飞舞着白蝴蝶，蝴蝶们很淘气，一飞下来就不知躲到哪儿去不见了，后面的只好下来寻找。
”“这里原本绿茸茸的草都枯黄了，挂着霜的红叶在冷风中摇摇摆摆，不时飞下一两片到湖中去。
月光洒在湖水上面，满湖都是闪闪发光的碎银，湖水显得清冷。
”（《罗老师的月亮》）“在水中，她看到几条小鱼，游进一朵桃红色的云中去。
在云的旁边，有一个扎小辫的人影，流动的水把人影拉长了。
”“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大，银光满地，一丛丛的竹影随着山风轻轻摇曳。
还没到秋天，金铃子已经像铃铛那样好听地叫了。
纺织娘一个劲地催着它的同伴，织——织——草丛中、竹林里的流萤，飞舞得像蓝色的小精灵，闪闪烁烁，此起彼落。
”（《葱灯》）“玉潭水碧清碧清，从一个小小的缺口流下，冲击着石墩子，发出叮咚声。
四周有密匝匝的树林，一种雾似的水汽弥漫在林子中，看上去很像一首朦胧诗。
”《聪明爸爸》“要过小溪了，碧绿的丝绸般的光滑的溪水，厚厚实实的石墩子立在水中，我们就像青蛙般跳过去。
”“晚霞把溪水染得绚丽无比，溪水又把晚霞洗得光彩夺目。
”（《我不明白……》）“树叶上的露珠，滚着滚着，‘啪’地滴在我们的头发上，我们顶了一头的小珍珠。
”（《我是女孩》）像这样诗意叮咚又童趣俏皮的句子我都当宝贝似的用铅笔淡淡地圈点起来了。
轮到我们家小学生读的时候，来亮一亮他的眼睛，润一润他的心灵。
这样的语言与孩子清亮的眸子、长长的睫毛、柔嫩的肌肤，有多么般配
在婴音老师的小说里，不止是这样的小诗意，她甚至是相当的罗曼蒂克，带着哲学的思考和心理学的深刻含义。
在《罗老师的月亮》中，清丽而纯真的金贞子分明是爱上了帅气又开明的罗老师。
嗯，这样的“罗老师”我也爱过的。
为什么不呢
罗老师像一轮月亮，盛开着少年们最初的梦想，也抚慰了他们内心浩瀚无边的莫名的荒凉。
在《葱灯》里，一位名叫陈牛奶的乡村少年，他竟懂得把萤火虫放进粗且长的葱管里做葱灯，亮闪闪的葱灯，映红了乡村的一个个夜晚。
在《我是女孩》中，青春期少女揽镜自照，为互有好感的男女同学传递纸条，扑闪扑闪地流眼泪，睡不着。
这些这些，我都有过啊。
点点滴滴都是昨天而已。
婴音老师便是要为少男少女代言的了，那么真实不欺又善解人意。
尤其在《变色口红》中，那样自由到不羁，美到不可方物的“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就像电影演员宋佳那样的”主人公，她涂着变色口红，抽着女烟，她穿着黑色绸旗袍，她是要与人探讨存在主义，探讨萨特的。
“追问”“洞察”“主观性”“我喜欢自由”这样的字眼躲藏在小说中，给作品添上了浪漫主义的气息或者说某种贵族气。
这当然与婴音老师一出生就浸染于文学世家、书香门第是分不开的。
还有《我是女孩》中，那一位陪伴着女儿成长，在女儿青春期的微妙而动荡的心理过程之中始终耐心聆听并温和地解析的聪慧的母亲，也一定有着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婴音老师的母亲的影子。
婴音老师笔下的孩子都不是什么乖孩子，他们调皮又淘气，还常常惹是生非。
他们出点子，想办法，用孩子的智慧打败了那位全知全能不把孩子放眼里的“聪明爸爸”。
（《聪明爸爸》）还有那位“不可救药分子”“不安分的孩子”“疯疯癫癫的丫头”搅乱了姐姐的约会，多么令姐姐难堪啊。
但她心里想的是：姐姐谈两个男朋友是为了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
难道姐姐想在两棵树上试试能不能吊死
（《变色口红》）更别提那位想要给初来乍到的小菊老师一点颜色看看的捣蛋鬼陈牛奶了。
（《葱灯》）但他们又是多么活泼可爱啊。
面对罗老师的离去，他们哭了。
（《罗老师的月亮》）偏偏这么恶作剧的陈牛奶，他会做葱灯。
他每天做一盏葱灯挂在小菊老师的窗前。
（《葱灯》）这是一群活生生的，让你的心柔起来软下来的孩子。
他们多么真实，一个个都是独一个，这一个。
我想，读到这些片段的我家那位喜欢把奶声奶气解释为“奶奶生气”，把奇葩解释为“其他人都趴下”的小学生，一定又是要看得笑出声来，引起共鸣的了。
在轻松愉悦的同时，让我看得渐渐重起来的是作品中所包含着的温情的触摸与人文的关照。
《葱灯》让我想起冰心的《小桔灯》，同样的光亮，同样的温暖。
“用教育来帮助山村扶贫”的师范毕业生小菊，她扎着22岁的小辫子，泛着理想主义的神圣光辉。
她有“笑”病，但凡碰到一点好玩的事情，就会抑制不住地笑个不停。
她的乐观和坚强使得她悦纳了山村孩子的捣蛋，山村教学的艰难。
她像一管葱灯照亮了乡村孩子的未来。
而《少年川川的故乡》更把温情的目光投向了城市打工者的孩子身上。
他们远离故土，是城市的边缘人群。
他们生来没有故乡，但时时想念故乡。
但他们并不自卑也不怯懦，至少少年川川是阳光的，骄傲的。
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加入学校足球队，他和同学们不卑不亢地相处。
早熟懂事的他有着与生俱来的乡愁。
他从来没有见过故乡，但他深深懂得“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故乡
没有故乡就是没有根、没有魂灵啊”。
他从三舅的嘴里听到故乡，从与小牙的视频聊天里看见故乡，从课堂上鲁迅的《故乡》中明白小牙就是他的“闰土”，在汪峰的《北京，北京》的歌声中体会到漂泊感和沧桑味。
外来打工者在城市打拼的艰难、困苦，打工者子弟的坚强、可爱、乐于助人，都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
少年梁清川，他时时在自己小小的精神世界里望着故乡，望着归乡的路。
而我们是否想到应该腾出一些空间来安放他们的故乡，那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故乡。
一盏闪烁的葱灯里面映照出来的其实是微弱的光芒，但那里面蕴藏着的是怎样一个敞亮的故乡。
这也让我想起这一次儿童文学年会的主题——“新常态下的浙江儿童文学”。
新常态是什么意思呢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一如既往。
常态是永恒的，而我们的挑战是要从旧的经典中翻出新的篇章。
从这个角度来看，婴音老师的作品又是新颖而时尚的。
就像乡愁是个旧主题，而别一样的时代有别一样的乡愁。
就像此时的我，捧着书看的间歇之中，在这个我们共同的美丽的他乡的阳台上，我眯着眼望向了几十米之外的钱塘江。
我不禁也想起了只是在少年时期跟我有关的地理上并不遥远而心理上却渐渐陌生的故乡。
一幅幅画面跳脱出来，闪烁了有一些时候。
我听见自己说：多好啊，原来我也曾少年，原来我也有故乡。
《张大千传》读后感 800字左右
陈旧时代与不朽精神——读叶兆言《陈旧人物》有感写在前面知道叶兆言已经很久了，但是一直不知道他的祖父是何许人也。
读罢这本书，更加对这位在书中多次出现、与许多大师交往甚密的老人着迷。
请友人帮我上网查一下，友人看了搜索的结果之后，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三个字：叶圣陶。
有了祖父这一特殊的“条件”，有过“从游于大家之门”的经历，叶兆言对于那些活跃在上个世纪的文人自然会别有一番解读。
在《后记》中，他写道：“陈旧人物，既代表人的陈旧，也试图把‘陈’当作动词，展览一下几个老掉牙的前辈。
”在我眼中，叶先生不仅“展览”了那几个老前辈，而且重现了那些逝去的时光，揭示了文人与时代的纠葛，彰显了那些“老掉牙”的文人身上的不朽精神。
（一）陈旧时代书中记述的时代集中于三个时期：抗战，新中国前期和“文革”。
在我看来，叶兆言展现了一幅上个世纪的人文景观长卷，用独特的方式书写了一部小型文化史。
在《梁启超》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政治小说的诞生和发展；《林琴南》则展现了新文化运动初期保守派的抗争；《刘呐鸥》和《穆时英》论述了“新感觉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成败之处；而《周瘦鹃》《范烟桥》记载了“鸳鸯蝴蝶派”的命运……作为作家，叶兆言不仅仅是简单地复述历史，他也将犀利的文学批评寓于人物叙述之中。
在《刘呐鸥》中，他对刘的创作有这样一段评论：“郁达夫笔下的因为苦闷而沉沦的故事，到了刘呐鸥这里，苦闷没有了，是否沉沦也无所谓，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放纵……要在刘呐鸥的小说中找到‘新的力量的暗示’，那是‘鸡蛋里挑骨头’，而‘不健全的、糜烂的’生活，倒是随处可见。
”“新感觉派”文学的失误被叶兆言一语道破。
也许是无心之举，叶兆言这种写法，让教科书上那段文学史充满生气。
《陈旧人物》的创作方法，想必会对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者有所启发。
此外，在这些陈旧的时光中，我们往往会体会到文人与时代（尤其是一时代之政治）的纠葛，而他们的无奈徒令我们叹息。
《苏青》中这样写道：“苏青是在敌伪时期成名的，有人给她按上了汉奸的罪名……抗战胜利后，属于苏青的那个时代也结束了……到了解放以后，苏青这样的女作家便几乎成了怪物。
”在这里，文人的处境犹如一个毛线球，被时代所拨弄，无还手之力。
处境如此，其思想亦如是。
叶兆言在《顾颉刚》中写道：“邯郸学步是五十年代的人文景观，一代知识分子失去根本，找不着北。
”面临意识形态的冲击，无论是像冯友兰一样选择改变，还是像陈寅恪一样选择执着地踽踽独行，抑或像顾颉刚一样以年老体衰为借口抵抗，思想受到威胁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恐惧，都会令他们受到深深的内伤。
文婧女士在为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写的《后记》中说类似的一句话：“有人选择背叛自己的良心，有人不能禁受这种精神上的乾坤逆转，选择了死亡，更多的人，用他们的半生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幻灭。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
王瑶亦曾评价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
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
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陈寅恪也说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何其难也
何其悲也
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和谐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引以为鉴
（二）不朽精神展现了那些“陈旧人物”生活过的时代之后，叶兆言给我们留下的是那些前辈们不朽的精神。
先扯几句闲话。
近几年来，对民国人物的推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市面上关于民国人物的书也层出不穷。
我看过其中的一些文章，感觉太多的书都止步于“猎奇”，只是去描写钱钟书的背功如何了得，只是去描述叶公超说出那句“I will put a pot of shit over your head”时的状况等等。
这样的文章，和那些供人娱乐的小报无异，没有什么养分。
追慕前人，最重要的应当是追慕前人高贵的品质与清洁的精神。
《陈旧人物》正展现了这些老前辈的不朽精神
你也许听说过李叔同的风流倜傥，在书中，你还能看到看到这样的李叔同：“李叔同的优点就是认真，从来不恃才傲物，自以为是，他做别人的老师，不是仅靠自己的才华折服人，而是以身作则，处处严于律己，用实际行动教育弟子。
”你也许听说过张大千画假石涛的轶事，在书中，你还能看到这轶事背后的东西：“张大千画假石涛的功夫，得力于两方面，一是迷恋，一是苦练。
凡事不迷恋，通常好不到哪里去。
第一流的艺术家，好歹都得有些神经病，都得有些常人眼里的不正常。
爱是艺术的源泉，如果不真心喜欢，张大千绝对画不出那种能以假乱真的石涛。
”还有他们：“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他（顾颉刚）就有充分的理由停止学术活动，然而只要一息尚存，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祖父最看重的朋友，不是写小说的作家，而是能有耐性做学问的学者。
”……现在我们常常在反思，在如此优越的学术环境下，为什么我们近些年来的学术水平还是大大低于那些在战火纷飞中、在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容不下的条件下治学的学者的水平。
答案想必就是那些陈旧人物身上的不朽精神。
在我看来，这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
（特别鸣谢：厦门大学 王育鹏）
张大千的桃园图是他什么时期的作品
东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国子监，甚至魏晋南北朝时的昭明太子编写的《昭明文选》，但从现代大学的意义上说，则始于20世纪初。
其前身是1902年，由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倡议兴办的“三江师范学堂”。
此后80多年中，校名几经变更，直至1988年，学校复更名为现在的“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六个校训 据初步统计，在东南大学历史上使用过的校训共有六个。
校训一：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是由时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总监的书画家李瑞清于1905年提出的。
李瑞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书画家，被称为中国近代书学之宗师，在日本有很大影响，张大千曾是其门生。
李瑞清虽为书画家，但对教育情有独钟，任学校总监前后八年，是东南大学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校长。
他的教育理念是：“视教育若生命，视学校若家庭，视学生若子弟。
”由此可见他对教育、对学校、对学生的重视和感情。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体现了他对教育和人才的理解，源自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一书——“古人云：‘性定菜根香。
’夫菜根，弃物也，人多忽之，而菜根之香，非性定者莫喻，惟静心沉玩者，乃能得旨。
”这其中的韵味是十分深长的。
笔者由此想到，当年李瑞清之所以亲笔题写这八个字作为校训，一定是有感于当时社会的浮躁。
但他可能没想到，一百年后的中国社会，浮躁之风更甚于当年。
如果将之作为今天的大学校训，恐怕更具针对性。
校训二：诚。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二个校训“诚”是由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江南硕儒江谦提出的。
江谦国学功底深厚，他倡导以“诚”为校训，认为“诚者自成”，诚乃有信心、有信力。
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国；有信力，乃知非实行教育无以救国。
以信心为体，以信力为用，此为该校训之主旨，实为教育之根本。
笔者由此想到，当年江谦之所以提倡以“诚”为校训，一定是有感于当时社会的“诚”的缺失。
但同样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百年后的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程度更甚于当年。
校训三：诚朴、勤奋、求实。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三个校训“诚朴、勤奋、求实”是由时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总结和提出的。
郭秉文1908年赴美留学，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于1921年任首任东南大学校长。
严格讲，这一校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训，而是当时公认的校风。
其中的“诚朴”二字，直到今天还是台湾中央大学的校训。
值得指出的是，郭秉文的“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也颇有特色。
他主张：通才与专才平衡，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不忽视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不忽视基础；人文与科学平衡，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既要倡导民族精神，又要倡导科学精神；师资与设备兼顾，大学教育以师资为第一，但物质设备亦不容忽视；国内和国际平衡，既重视已有的饱学之士，又广求知识于世界。
这些办学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校训四：诚、朴、雄、伟。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四个校训“诚、朴、雄、伟”是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提出的。
罗家伦1920年留学美、英、法、德诸国，1932年至1941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是东南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主张中，他强调必须每个人都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意识，同时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必须互相协调。
罗家伦解释，“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其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实的学术气象；“雄”是指“大雄无畏”的“雄”，以纠正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萎靡之风；“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是指要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不可存门户之见，故步自封。
校训五：严谨求实，团结奋进。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五个校训是解放后提出的“严谨求实，团结奋进”。
这一校训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应该说，也有很好的内涵，但缺乏特色，因为在那一时期，几乎中国所有大学的校训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还可看出，这类校训带有革命战争年代军队的色彩，而且大学的校训大多是八个字。
校训六：止于至善。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第六个校训，也是现在使用的校训“止于至善”，是郭秉文曾提议过的校训。
郭秉文对青年学生寄予厚望，勉励学生要为国分忧、为国尽力，使自己“具有国士的志节和风度，以国家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
当时东南大学的校徽，银质圆形，上面镌“国立东南大学”六字，中央镌“止于至善”四字。
其出自著名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大学》一书。
书中的要旨即是开篇的一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段话，是非常精辟的一段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时至今日，仍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