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的感情问题
，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
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
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
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
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
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
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
”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
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
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
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第十一期，读到的时候，喜不自胜。
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
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
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
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
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
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
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
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
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
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
胡兰成如获至宝。
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
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
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
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
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
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
因此，她是知道他的。
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
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象个作家，倒象个未成熟的女学生。
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
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
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
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
“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
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
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
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
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
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
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
但很快，他们恋爱了。
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
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
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
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
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
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
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
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
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
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
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
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
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
这给了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
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
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
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
愿使，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
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
胡兰成对她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两人会一起讨论一些文学话题。
而张爱玲的散文，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
也许他是给她的创作提供灵感的吧。
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
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
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
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
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
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
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
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
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
”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 就是这样真实的期盼
但两人果真是要分别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
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
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
这个时候，他还是全心爱着张爱玲的吧。
但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
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
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
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
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
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
她竟还是那样投入地爱他。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
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
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
她是震动的，因为她把自己对胡兰成的爱看作是那样坚贞不可动摇的，但又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小周
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
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
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
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
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
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
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
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
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
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
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
刚离开张爱玲、周训德的胡兰成，此刻又与范秀美在一起，可见他的滥情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
这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
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
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
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
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
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
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
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
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
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
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
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
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
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
当夜，两人分室而居。
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
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
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
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
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
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
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
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
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
”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还有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然而，还有后话。
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
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
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
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
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
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
张爱玲一概不回，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
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
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
《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
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
至此，这段爱情是真真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
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读张爱玲作品的扎记（5000字左右）
张爱玲是民国女子。
人家说她是民国时期最有才情的女人，与她齐名的女作家还有苏青、萧红，都是凉薄的命硬的女人。
她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家境颇好，却宁愿自食其力，靠一双手一支笔吃饭。
1942年她的散文集子《传奇》出版，从此她便成了上海的传奇。
后有《流言》出版，她尝到当作家的甜头，兴奋地说：“快来吧，出名要趁早啊
” 张爱玲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话题。
她的才情与做派，无疑打动了我们这个时代。
她曾自述，“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目标。
” 张爱玲是划时代的，她的本身意义要大过她的作品。
她是一个坐标，一座灯塔，或者说是一块里程碑。
作家石康这样说：“张爱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 张爱玲是老上海的女主角，她的一生就是一部电影——长长的黑白的老电影，如果给这部电影取名，应该叫《海上花》。
俗是俗了点，好像没有更贴切的名字了。
张爱玲从小就是一个喜爱电影的女孩，仅仅说“喜爱”还不够，应该是痴迷或酷爱——有一次全家出动到杭州走亲戚，顺带游西湖，张爱玲在西湖边玩疯了，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正在上映谈瑛主演的《风》，立马要回来看电影，妈妈一个劲劝：“你看的电影还少吗
现在在杭州，离上海这么远，你一个小孩子坐车回去哪里放心。
”张爱玲急得跳脚，只要看电影，就什么都愿做。
一家人没办法，只好让张子静陪她。
张子静对电影无所谓，本来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一向喜欢和姐姐在一起，只是张爱玲对他爱理不理的，捞着这样的机会，在他来说也很难得，乖乖地陪姐姐回到上海。
一下火车姐弟俩直奔电影院，看完之后张爱玲突然说：“再看一场。
”张子静眼睛都看酸了，直喊头痛。
张爱玲却很开心，笑着说：“幸亏回来了，要不然，那可后悔死了。
” 电影看得太多了，生活中不可避免有一些表演味道，她说话，她拍照，她言谈举止，都好像在表演，戏剧的痕迹，表演的痕迹，这是文学女人的通病——将生活变得戏剧化或电影化，伴奏音乐在她内心流淌。
所以说张爱玲是老上海的女主角，好像一直在表演，她的一红惊天、她与旧式家庭决裂、她的那些奇装异服、她与胡兰成烟花般一闪而逝的爱情，以及她从深圳罗湖桥归鸿般离去——都像电影镜头，都是电影片断。
在张爱玲身上，生活就像电影一样。
但是生活毕竟不是电影，生活太拖泥带水与琐碎无趣，生活实在太冗长无聊了，如果真的是电影的话，没有人有耐心看完它。
所以张爱玲既是主角又是编导，她自编自导自己主演自己的电影——她对生活的胶片进行剪辑，只保留精彩高潮，她的故事最终比别人精彩，她的生活最终变得像电影一样。
张爱玲的人生最后果然被多次拍成电影，林青霞和秦汉演过，刘若英和赵文瑄演过。
林青霞太漂亮了，张爱玲哪有她那种韵味
不是说张爱玲没味道，也不是说张爱玲不美。
张爱玲是美的，只是她的美与林青霞的美完全不同，一个漂亮的大美人演张爱玲，注定了要失败，首先我就无法接受一个漂亮的张爱玲，然后她再抬起那张精致的几乎无可挑剔的脸。
这部电影叫《滚滚红尘》，这个名字我是极喜欢的，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爱恨情仇就像是滚滚红尘万丈。
那一年秦汉也不小了，可是他装嫩来演胡兰成，一张肉嘟嘟的肥脸，一个敦敦实实的身坯，根本看不到文化人的清癯与飘逸。
如果重拍《滚滚红尘》，应该请王志文来演，他的瘦削与单薄，最适宜胡兰成，包括他一张黑亮的油浸浸的脸与眼睛里的愁苦，都是属于胡兰成的。
赵文瑄也演过胡兰成，赵文瑄太漂亮了，空中少爷出身的赵文瑄，根本演不出胡兰成身上农家娃的苦底子。
刘若英演的张爱玲也不像——她有张爱玲的知性，但她抬起脸拿一颗糖炒板栗递给胡兰成说：“很好吃，不粘牙的。
”那张脸那么饱满，眼睛还冒着傻气，那根本不像是张爱玲，而是刘若英。
《她从海上来》最妙的是剧本，写《饮食男女》的王蕙玲又写过《卧虎藏龙》，她是懂得张爱玲的，不像写《滚滚红尘》的三毛，她是借张爱玲来写她自己——在艺术这一点上，她与张爱玲是相通的，她退学关在黑屋子里无望地哭泣，只身远赴撒哈拉，包括她爱上王洛宾这样的沧桑老男人，她其实是台北的张爱玲，她的一生也像一部电影——后来她和张爱玲一样，也成了一部部电影的女主角。
生活就像一部电影，生活就是一部电影，碌碌无为的众生亦是如此，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演一部自己的电影——在别人的电影里我们可能是配角，但是在自己的电演里，每个人都是主角。
有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对女人投以不屑，为什么
她们总是对爱情投以朝圣的目光和全部的幻想，这几乎注定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最后生不如死，实在是自找。
无所事事的小女人可能在潜意识里将爱情当做一项事业来经营。
然而，像张爱玲这样的大女人也视爱为生命，就让人百思不解—— 对于张爱玲这一类型的女人，爱情对她们来说就是犯贱，老谋深算的男人，就是以爱情为借口来对她们的身体与心灵进行摧残与伤害，可是女人深陷其中无力自拔——也可能是不想自拔。
其实像张爱玲这样的才女，目光虽然比不上B超，但是看破男人的小花招小伎俩还是可能的，她就这样说过：“男人若爱上女人，如发现了自己一直寻找的光环。
光环的美丽让他陶醉其中，他为她献出了很多的温柔，女人被男人的温柔所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献给了男人，终于这个光环紧紧地套在自己的身上——”有理有据，脑子还没有化成一坛糨糊，为什么要飞蛾扑火般地投进有家有室的老男人的怀抱
是着了魔法还是中了蛊惑
某日胡兰成在她 低眉的张爱玲 面前提到《天地》上的那张相片，她当即便忙不迭地取出赠给他，背后就写了那一行后来广为流传的文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胡兰成接了照片，后来颇为自得地写道：“她这送相片，好像吴季札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亦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张爱玲是知道我喜爱，你既喜爱，我就给了你，我亦是欢喜的。
而我亦只是端然接受，没有神魂颠倒。
” 一个巴巴的相送，一个端然接受，两个人在这场爱情中的位置便一目了然，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你自以为懂得胡兰成，所以大发慈悲之心，甚至希望全中国的适龄女青年都对他好，都来爱他，这也太便宜了这个男人。
问题还在于，你对你面前这个油头粉面的家伙到底懂得多少
也可能是为自己干着急，因为先前她也这样说过：“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
”看是看得很清楚，可能是脚穿高跟鞋的缘故吧，目光也很高远。
但是一旦事到临头，还是忍不住要犯贱——这几乎是女人屡见不鲜也屡教不改的老毛病。
话说回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生存之必需，犯一次贱也是值得，爱情在她们那里同样也是个借口，一个美丽的谎言——拿结婚证书做一张抵押单，唯一的意义便在于赚取一份生存的物质基础。
为此，《第一炉香》中梁太太嫁给了香港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等他死”；《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倾城之恋》中的她与他在婚姻城池中大战，终于以她攻破他的堡垒而告捷。
像《心经》中的绫卿是“人尽可夫”，《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是“心如公寓，谁都可以住”。
张爱玲自己稍稍超脱一些，因为她有一支笔，可以不问男人要生活费，她与胡兰成分手，前提也就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
”她看得很开，“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 有这样的理解最好，所以——别指望尘埃里能开出花来，即便尘埃里能开出花，也是一朵脏污的野花。
很多年前读张爱玲，读到莫名其妙的一句：“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心里就莫名其妙地一震——此话到今天仍然广受追捧，很多人一脸学问故作忧伤地模仿张爱玲：人生是个苍凉的手势——手势是什么意思
至今也是似懂非懂。
但是张爱玲对造型美深领其会，尽管这样的摆POSE、拗造型相当的造作。
张爱玲其实并没有正儿八经谈这个手势，她只是借长安的思维解说人生：“长安不敢做声，却哭了一晚上。
她不能在她的同学跟前丢这个脸，对于14岁的人，那似乎有天大的重要。
她母亲去闹这一场，她以后拿什么脸去见人
她宁死也不到学校里去了。
她的朋友们，她所喜欢的音乐教员，不久就会忘记了有这么一个女孩子，来了半年，又无缘无故悄悄地走了。
走得干净，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
”她后来这样写道：“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
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
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知道她会懊悔的，然而她抬了抬眉毛，做出不介意的样子，说道：‘既然娘不愿意结这头亲，我去回掉他们就是。
’”张爱玲显然低估了语言的魅力，“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仿佛成了流行语，泛滥成灾。
也可能此语对应了读者潜意识里的想象，但它首先发自张爱玲内心，是发自这个文艺女青年的内心独白。
不妨想想看，张爱玲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与家庭的决裂，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她黯然神伤告别大陆，她在美国凄凉辞世——都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也都是美得触目而苍凉的，就像她那张著名的手叉细腰仰望天空的照片，是她孤傲的心态，也是她一生的姿势——手势其实就是姿势，是人生态度、梦想、信仰、追求。
很多人都不理解她，但她在《倾城之恋》里说过：“如果你了解从前的我，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是的，现在的我不会无缘无故变成这样，她是从前的我的延伸与成长——不错，成长是如蜕，但是蜕下一层层皮壳后，我的身体与心灵延续的还是从前那个我。
张爱玲从前叫什么
叫张英，而不是叫李英或刘英。
从根本上说，每个人的本性很难彻底得以蜕变，一个从小对人群排斥的女孩，长大了就是一副拒绝的姿态，张爱玲所说的“苍凉的手势”，就是拒绝与告别的姿势。
手势虽说有造型美与仪式感，但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她是在想象中极尽虚伪地刻意地要营造出一份失了真的美丽来。
谁不为了一张脸面在活着
既然是做出来的，里面就掩藏着无奈、辛酸和悲哀——可以放下这手势吗
当然可以，我们就是普通人，不需要那么文艺与矫情，或者说不需要那些花拳绣腿，就活得本分、麻木甚至粗俗与粗鄙，这虽然不够好，更不够美，可是千千万万的人不都是这么稀里糊涂地活了一辈子吗
一辈子就是一辈子，有什么好不好呢
再好的一辈子能成为两辈子吗
但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活张爱玲却不能，她一定要以一个手势给世人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背影，一个造型，一种姿态，让世人怀念并仰望。
人的一生本来已经太过苍凉，如果没有这样的手势，人生只会倍加悲凉——这在张爱玲来说，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如果真的碌碌一生，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化了名也要再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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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体现出超人的灵性和对生活的敏感细腻，感悟深刻。
因为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穿衣待人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 分析她的小说特色和她独特的人生观，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中以下三点表现尤为明显。
一、 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在学生时代的张爱玲这样描述生活的本质。
中国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
这些说法概括起来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我们也总是以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具体的悲剧人物形象。
这种悲剧类型在张爱玲小说最典型的就是《十八春》，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由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
“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时间，这几年里面却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起的哀乐都经历过了。
”的确，在张爱玲的笔下，故事总那么地奇曲，总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本来认为，世钧和蔓桢会如同所有旧上海的男女一样，相识，相恋，结婚，生子，一同走过艰苦的岁月。
但是，张爱玲的小说没那么平凡，在蔓桢与世钧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蔓桢的姐姐出现了，他们夫妇心生毒计，故事从此变了。
蔓桢从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单纯少女，一个坚强的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一下变成了莫名的受害者，在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的打击折磨之后，她对爱情的憧憬，对生活的热情化为乌有。
只有张爱玲这样的“旷世奇才”才会安排这样的悲剧情节。
曼桢不是绝世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旧象牙色的肌肤，鹅蛋脸，永远沉住一洼微笑的黑的眼。
将来嫁了人也许会发胖，渐渐变得开了后门与弄堂菜贩扯着喉咙争青菜茭白价钱。
这样的两个人，他们再爱都是平平淡淡的家常琐事，温和如一锅煤炉上炖着的细白小米粥，好莱坞的浓情电影模式不属于他们。
让人感动叹息的地方是他们爱情的悲剧性，得不到的才珍贵
那样平凡的感情，只有化为悲剧才会有赏鉴的价值。
试想世钧与曼桢如果真的一帆风顺的结了婚，反而无趣。
婚前那一点薄弱的感情基础很快就在柴米油盐醋茶中消磨殆尽，永远为着无数的鸡毛蒜皮事件呕气，过个三四十年，照旧是白头偕老，沦为无数普通家庭中一员。
张爱玲深谙大众心理，一支笔轻轻将他们隔开，让他们彼此对对方留住一点情，埋在心底藏起来，留作将来相见的余地。
后来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年那么多事，终于重逢，曼桢把两人分开后她的遭遇，掺着无限的苦痛，讲给他听： “那时候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见到世钧，要把这些事情全告诉他，也曾经屡次在梦中告诉他过，做到那样的梦，每回都是哭醒了的，醒来还是呜呜咽咽地流眼泪。
现在她真的在这儿讲给他听了，却是用最平淡的口吻，因为已经是那么些年前的事了。
” 世钧默默地听着。
“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这许多年来他们觉得困惑与痛苦的那些事情，现在终于知道了内中的真相，但是到了现在这时候，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候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 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
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
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
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
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
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二、 关注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空间及生存方式 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表现人性的脆弱与悲哀。
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她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
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难以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
她笔下女性形象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有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性。
《半生缘》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祖母、母亲和弟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家庭重担的，她只有去做舞女和暗娼，用青春和美丽作为生活的唯一成本。
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
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
像这样为了生计的女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随手就可拈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被称为情场上的赌徒和高级调情者，以神圣婚姻作谋生之道的实利者和庸俗者；《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性变态的定格典型；《连环套》中的霓喜则在出世的当时便成为“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中的不真实存在。
她们的身份——一为社会底层的小家庭女儿，一为破落世家的大户小姐，一为麻油店里的小家碧玉，一是粗俗荒蛮的广东乡下的下等养女——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命运、性情也毫无关系及雷同之处。
但当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的区别，深入到更深一层时，我们却能在她们永远没有交点的各自命运的平行线中，嗅到某些类似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气息——那就是，同是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女性——不管她是小姐亦或是丫环——同是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仓促的、充满恐慌的时代， 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
他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
张爱玲在描述种种女性生存方式的时候，最终指归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实在的物质生活。
不管是婚姻也罢、金钱也罢、肉欲也罢，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倚靠以保障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
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意识有她自身真切的身世之感，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时代弃女”及其生存的一种独特体认和把握。
人们在给予那些被动地以婚姻为职业的女性过多的同情和悲悯的同时，却鄙夷地、冷酷地谴责如曼璐、流苏，称其为“女结婚员”，鄙视她们对婚姻的主动性。
这种因态度的被动或主动的批评仍是一套高高在上的男性话语，他们对女性的生存进行着种种的道德评判和社会评判。
这些女性多是被动地沦为生活的牺牲者，她们或沦为娼妓，或为哥哥换亲，或为婆家挣钱，或被丈夫典当，都无一例外地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存沦为了畸形婚姻中孤苦无告的悲剧典型。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总之，生命是残酷的。
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 当时的女性，在社会动乱、女子身份低下的情况，更渴望有所依附，首先是物质的、生存的，然后也怯怯地盼望着一丝爱的亮光。
可就连与张爱玲同时红于上海滩的女作家苏青这样有才气有智识的女子，在谋生之外企图谋爱却也仍是失望，她在说“没有爱”的时候，“微笑的眼睛里有种藐视的风情”。
女子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谋取生存，所以她们在发现没有爱的时候不敢有丝毫的藐视，她们必须紧紧地抓住周围可见的一切东西，“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三、 表现女性的生存价值取向 张爱玲被誉为“旷世才女”，她的作品被广泛流传，她的生平被看作另一个“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就像从旧箱子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樟脑味的锦缎旗袍，它的陈旧和奢华如此对立又融通地并列着，或许吸引人的就是她编织的那个精致的海上繁华梦。
当时的女性更是被时代抛在一个危险而又无奈的边缘。
在《半生缘》中，突出表现了一个与当时世情不大相适宜的人物——顾曼桢。
这个女子生活在繁华都市大上海，灯红酒绿，烟花翠柳应该是比较熟悉，更何况有一个在风月场卖笑的亲姐姐。
如果要让生活来得更容易一些，自己也更随意一些，那么她的职业选择可以参照姐姐的。
但是，顾曼桢的生活方向很坚定——依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绝不做男人的依附，更不可能成为男人的玩偶。
她信心坚定，虽然对姐姐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她一如既往地尊重姐姐，理解姐姐对家庭的付出，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明白世事的艰难。
曼桢在姐姐结婚以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不得不兼职，又托人找到一份打字的工作，觉得还是不行，又再兼职教书。
三份工作对一个女孩子是很难的，即使没有太多的付出，单就三处奔波也是很劳累。
由于世钧很爱曼桢，体谅她的难处，想为她分担，于是向曼桢求过三次婚，曼桢都给拒绝了，两次都是在曼桢的家里。
难道她不爱他吗
第一次：世钧道：“曼桢，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上次回去，我母亲也说她希望我早点结婚。
” 曼桢道：“不过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靠家里帮忙。
” 世钧道：“可是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 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
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
” 世钧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结婚后两个人总比一个有办法。
而曼桢不原意把世钧“拖进去”，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的，再要是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就把你的前途毁了。
” 第二次：曼桢去南京看望世钧，几个年轻人去清凉山玩回来，在世钧家的起坐间里，两人一面烤火，一面吃着煨荸荠，曼桢穿着世钧的“狗套头”，世钧“在口袋里摸了一会，拿出一样东西来，很腼腆的递到她面前”，原来是送她一颗通过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的红宝石粉做的戒指，男女之间送戒指，在当时的用意相当明显，就是求婚。
曼桢高兴而且幸福地接受了，这颗戒指也成了他们俩两情相悦的唯一信物。
第三次：世钧已经从工厂辞职，要回南京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他想方设法赶回上海，来把这些不得已告诉曼桢。
世钧道：“还是早点结婚好，老这样下去，容易发生误会的。
” 曼桢道：“我们不是早已决定了吗，说再等两年。
”世钧道：“其实结了婚也是一样的，你不是照样可以做事吗
” 曼桢道：“那要是——要是有了小孩子呢
孩子一多，就不能出去做事了，就得你一个人负担这两份家里的开销。
那还有什么前途
” 即使是在被姐姐姐夫暗算以后，曼桢一心也只想逃出去，再好的富贵繁华也留不住她。
这里尽管有她对世钧的一片痴情，不依靠男人、追求自主的思想也很重要。
曼璐在妹妹遭到自己和丈夫策划的“酒后失德”之后，带着说不清的感情来看受伤的妹妹，想劝说妹妹“依”了祝鸿才，曼桢劈手把桌上一只碗拿起来往地下一扔，碗也破了，她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道：“你去告诉祝鸿才，他再来可得小心点，我有把刀在这。
”当她从医院逃出去后，又找了教书的工作，母亲来劝她去做祝鸿才的姨太太，她照旧是态度坚定。
即使在后面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姐姐的遗愿，违心地与祝鸿才结婚，她也仍然坚持出去做事。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的女子确实少见，用自己学来的本事养活自己，绝不依赖男人。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
在张爱玲的散文《谈女人》中，这样写道：“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
”可见，张爱玲是谴责男权社会的。
书中处处有对人生无奈的讽刺与苦笑。
如果当初曼桢没有自力更生的想法，只是想到结婚后就可以靠男人生活，减轻自己的负担，那么故事可能就不会如此的以悲剧情节发展，也正是自尊自强的曼桢在表现自己生存价值取向在男权社会发生悲剧的缘由。
悲剧的背后，我们仿佛能听见张爱玲这位有着孤零身世的“旷世才女”冷丁丁的一粒粒笑声。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艰难。
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的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
”虽然这些女性并没有真正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作为一种存在的恐慌却一直在威胁着她们。
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想成为人家的太太或姨太太甚至情妇，总之是想找一个生活的依靠；二是在成为太太之后，仍然在为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着，或变本加厉地抓钱，或无可奈何地在平淡的生活中苦熬着。
曼璐正是这样的人物形象，而曼桢却成了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特别的典型。
实质上，读张爱玲的作品翻来覆去感叹的是同一种荒凉情绪，作品中表现的正是她这种独特的人生经验。
“她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的女作家。
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
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
”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
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
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
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
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
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
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 不论是《半生缘》、《金锁计》、《倾城之恋》、《沉香屑》，还是《传奇》、《流言》任何一部作品，张爱玲都仿佛站在人世的云霄间用她淡淡的眼神藐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人情冷暖，让后人永远的去想念她的容颜、咀嚼她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