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文化概论的读后感
读了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让给我最大的受益就是彻底认识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延绵不绝，让我充满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发生了几次剧变。
殷周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开创时期；春秋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文化的发展受到一次严重的挫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的经学占了统治地位，开始了经学时代。
两汉之际，印度的佛学输入，到东晋南北朝时代而逐渐盛行起来，隋唐时代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
北宋时期，理学兴起，对于佛道“二氏”进行了批判，重新发扬先秦儒学。
从南宋到明清，可称为理学时代。
明代后期，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
清代中期，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于是一些进步人士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形成为西学东渐的新时代。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志士仁人都在谋求救亡图存的方略。
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有识之士认识到“唯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书中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和90年代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的思考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许多借鉴。
《中国文化概论》还就中国古代的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史学、传统道德、宗教、哲学展开了专题的分析，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书作者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阐释。
作者在对中国传统美德进行完整的、有机的认识基础上从人和自身、人和他人、任何躯体的关系三个方面概括出中华民族的十大传统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
我觉得作为大学生首先一定要做到的是精忠报国，记得在党校学习时，新闻学院詹碧澄书记曾为我们看过一个视频，西部地区的孩子连食堂都没有，条件十分艰苦。
我们应当认识到祖国发展还很不平衡，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栋梁应当承当起作为炎黄子孙的责任，怀着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学习，发扬中华民族精忠报国的传统美德，在大学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积极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学好大学的专业课程理论，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以学业为本，争取优异成绩，学好本领将来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也要培养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的奉献设祖国，为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向共产党员看齐，时刻怀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意识，面对困难要有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为祖国的发展献出自己的应有的力量，主动抵制物质利益的诱惑，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通过阅读《中国文化概论》，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使我充满了民族自信心，也坚定了我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决心，将满腔热情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读后感怎么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读后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群众观点的一点体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物质生产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及其历史实践活动的意义,明确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群众路线理论基础就是唯物史观,具体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正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因此,我们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首先得有衣、食、住、用等物质生活资料.这是由劳动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还是从事社会其他活动的前提；人们不首先取得生活资料,就不可能从事政治及科学文化活动；人民群众在生产活动中,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话和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的源泉.自然科学是从人民群众生产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还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伟大作品,一般都是依据劳动人民创造的素材、并对这些素材进行整理和提高而成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精神生产的源泉,而且直接创造了科学文化成果.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劳动群众在日常的生产实践中,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轻劳动强度．不断地改革生产工具,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以至于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然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不是自发实现的,必颔靠人民群众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由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所以,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要坚持群众路线呢?这是因为：一是,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二是,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就是总书记在提到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三是,群众路线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四是,群众路线是对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一切奋斗,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有坚持这一路线,才能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集思广益,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保证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才能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艺术与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科学的关系[艺术概论】这课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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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二十七岁为举人。
元年（1821）官，任国史馆校对官。
九年，始成进士。
官至礼部主事。
十九年，弃官南归。
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
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
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
青年时代所撰、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他的思想为后来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
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查禁鸦片，并建议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
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
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
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
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
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
丰子恺《竹影》
丰子恺（1898—1975年）漫画家、作家、翻译家、美术教育家。
原名丰润，又名丰仁。
浙江崇德（现属桐乡）人。
1914年考入，从学习音乐、绘画。
1921年东渡日本，学西洋画。
回国后在浙江和上海立达学园任教。
1925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漫画。
1928年任开明书店编辑。
193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
以漫画著名艺坛。
并写作了以中小学生和一般音乐爱好者为对象的音乐读物32种。
文笔浅显生动，起了普及西洋音乐知识的启蒙作用。
50年代还从事介绍苏联的、音乐情况及翻译歌曲。
抗战爆发后，举家内迁，在任教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日文化活动。
抗战后返沪杭，居家从事创作和翻译。
后定居上海，曾任院长、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
主要有、、等。
漫画有。
译著有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俄国屠格涅夫的《初恋》和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等。
出版有《丰子恺文集》（7卷）。
草原的好词、好句、读后感是什么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
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
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
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
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
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
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
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
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
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
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1926)和(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
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
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
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
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
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
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
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
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
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
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
《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
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
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
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
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
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
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
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
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
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
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
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
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
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
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
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
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
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
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
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
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
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
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
《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
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
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
《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
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
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
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
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
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
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
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
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
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
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
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
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
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
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
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
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
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
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
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
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
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
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
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
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
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
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
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
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
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
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
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
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
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
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
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
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
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
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
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
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
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
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
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
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
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
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
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
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
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
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
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
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
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
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
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
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