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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难中学会长大八百字读后感

时间:2015-01-24 19:13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700字5篇

今天,我读了一本名叫的书。

本书作者以自身的特殊经历为素材,塑造了一个光辉的人物形象——保尔。

保尔出身贫寒、自强不息、坚持信念、身残志坚,始终没有放弃的理想和追求,一直为革命胜利而奋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通过烈火炼成。

在冶炼的过程中总不免要遭受各种焚烧,但千万不要抱怨世事的无常,俗话说的好:阳光总在风雨后,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上苍赐予我们这些困难与磨炼,终会有一天,我们会通过这些困难长大。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次。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这段曾为无数父辈所宗信的话,在今日今时意义仍在,它可以激励人们珍惜光阴,重新感悟一遍人生的真谛和价值,在走每一步前拥有坚实的基础。

莎士比亚曾说过:“人生苦短,若虚度光阴,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在这既长又短的人生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平平淡淡的就这样过去吗

尽管不可能像保尔一样为革命付出,那么我们还不能身边的人付出吗

有人说过:“什么样的年龄最理想

鲜花说,开放的年龄千枝竞秀。

什么样的青春最辉煌

太阳说,燃烧的青春一片光芒。

什么样的心灵最明亮

月亮说,纯洁的心灵晶莹透亮。

什么样的人生最美好

海燕说,奋斗的人生快乐无穷。

”所以,让我们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吧,虽然不会像保尔一样万古流芳,但至少不会辜负这个生命的存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700字(篇2)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在中国传播了几十多年的文学名著: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激励了几代中国人的英雄——保尔?柯察金。

而在这一个多月的寒假中,我细读了此书,终于让我“认识”了这位伟大的英雄。

保尔顽强的一生深深的感动了我,当我读到他被病魔缠身、丧失战斗力,却仍然跟病魔斗争,争分秒,顽强地学习写作时,我的心里就像平静的海面突然翻起了巨浪。

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他百折不挠地克服一切困难,不知疲倦地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结束生命

他的生命的历程,不仅有丰硕的果实,他让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坚不可摧,连过程也是发光、发热的,壮观到震撼人心,如果没有那亮得不止,照亮自己的一生,还是以照亮他人生命的行为,如何造就这么一个俄国革命者的典范呢

钢铁,是坚固的,是可靠的,就像今天我们伟大的民族基业,就像千百年来,华夏子孙不屈不挠的精神。

也许钢铁存放时间长了会长出锈,但是,中国百年的基业,中华民族千年的精神,是永不生锈的,也就像保尔的精神一样永放光芒。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700字保尔?柯察金,一位为几代人所敬仰的英雄,他有着坚韧的性格,即使在再艰苦的环境中他也能自得其乐的干自己的事业而不埋怨周遭的一切;他有着坚强不屈的品质,不会再任何困难面前倒下,因为他不愿向困难屈服;他为了实现自己和社会的理想,他敢于斗争到底,亦甘愿作出牺牲,牺牲自己珍贵的爱情。

即使如此,他也从未后悔过,因为他说过他首先是属于党其次才属于冬妮亚和其他的亲人。

保尔这种宁愿牺牲爱情、亲情,也要执着追求党的精神,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震憾,一种心灵的震憾。

当被保尔的坚贞所震撼时,当为保尔的病痛而感到难过时,当为保尔的成功而喝彩时我不禁想到了我们身边的保尔,中国的保尔。

在战争年代,无数为国捐躯的英勇战士,他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

和平建设时期,涌现出无数的保尔式英雄。

这些英雄冒着酷暑、顶着严寒,加班加点地,任劳任怨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无私的奉献。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这个日趋强盛的泱泱大国,再次涌现出更多的保尔式人物。

孔繁森出现了,张海迪出现了,丛飞出现了……也许困难一直阻挡在他们前方,但他们从不气累,他们用更稳健的步伐去踩实惨缺的阶梯,因为社会需要他们这种保尔精神。

让我们这种精神去感动千百万的青少年,去激励他们在困难中奋起,在挫折中坚强,在艰苦中成长起来吧

我们应从保尔精神中汲取营养,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记得书中有段名言脍炙人口:“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该为碌碌无为而悔恨……钢铁的柔韧、保尔的顽强、保尔精神,就像一面鲜红的旗帜,召唤人们奋勇前进,使我们勇敢的走下去。

谁知道路遥

路遥求助编辑百科名片路遥(1949年~1992年),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因肝病早逝,年仅43岁。

谁有吕叔湘的具体资料?

吕叔湘,1904年12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丹阳县城内新桥西街柴家弄,在兄弟中排行第三。

父亲吕东如经商,家境较富裕。

吕叔湘幼年时在县城的一所私塾读书,1915年,考人丹阳县高等小学。

这是该县最早的一所高等小学,校址坐落在县城白云街中段,现在是丹阳实验小学。

这个学校虽然没有多少先进设备,但教师水平较高,教学认真,管理极严。

吕叔湘入学的这年,学校增开了英语课。

  校长杨鸿范是位忠厚的长者,教全校三个年级的算术,抓习题作业十分认真。

作业本上绝对不准添除涂改。

如果写错,全部重写。

这样就养成学生不写错字的好习惯。

国文教师张海宗讲批改作文,随改随讲。

一起叫去五六个学生,因此可以听到五六篇作业的评改。

  当时丹阳没有中学,高小毕业升学,有的去镇江六中,有的去常州五中。

1918年暑假,吕叔湘和同学夏翔考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

常州五中的校训是“存诚,能贱”,入学的新生看了,不解其意。

校长特地给他们讲了这两句话的含意:“存诚”是做人要老实;“能贱”是不要轻视卑微的工作。

  吕叔湘在各种功课中,对国文和英语最感兴趣,有空喜欢在图书馆广泛阅读。

  1922年,吕叔湘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东南大学外国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文系)。

根据当时学校的制度,除本专业课程外,还必须在文科和理科的几组课程中选修若干学分,如中文、历史、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

所有这些,都为他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吕叔湘学生时代的兴趣在文学方面,对语言方面如语音、会话等并不十分重视。

后来到中学教英文,需要语音、语法方面的知识,就边教边补。

吕叔湘于1926年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毕业,到家乡刚刚创办了一年的丹阳县立中学教一个班英文。

当时只有两个班;校长陈湘圃自己教了一个班英文。

吕叔湘教学任务不足,陈湘圃让他兼教国文文法。

吕叔湘以为教材,开始钻研中国文法。

  吕叔湘除在丹阳县中任教外,还在堂兄吕凤子创办的丹阳正则学校兼课,后来是该校校董之一。

吕风子长吕叔湘十八岁,在吕叔湘懂事的时候,吕凤子已到外地工作,两人很少见面。

在丹阳的这段时间里,吕叔湘上课前后,有时候去凤子大哥的房子里随便谈谈,两人很快熟识起来。

  1927年暑假后,校长陈湘圃改任省立徐州中学校长,继任的校长是何金元。

半年后,何金元被地方势力逼得辞职,吕叔湘也跟着辞职到苏州去教书。

1928年,丹阳县中情况很不好,吕凤子等共商对策,把一向在杭州教书、跟丹阳教育界无关系的何其宽找回来担任县中校长,希望能缓和矛盾。

何其宽又把吕叔湘请回来担任教务主任。

另外又从外地请来几位有学问有经验的教师,一时间,教师阵容整齐,学校气象为之一新。

  可这是不符合某些地方势力愿望的,他们不断给何其宽制造困难。

何其宽感到棘手,只干了一学期,又不得不辞职回到杭州去教书,吕叔湘也辞职去安徽省第五中学教书,暑假后仍到苏州中学任教。

  1929年起,吕叔湘一直在外地工作,难得回丹阳,可每逢回丹阳,他总要到正则学校去看望风子大哥和别的熟人,忘不了自己是正则大家庭中的一员。

苏州中学图书较多,吕叔湘在这里阅读了丹麦学者叶斯柏森的等语言学名著,为以后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吕叔湘在苏州中学,除教学外,还参加(中华书局出版)的编注工作。

有空还译书,前后译出、、三种,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

1935年,吕叔湘考取江苏省公费留学英国,第二年年初成行。

在起程前,吕凤子欣然为他绘一幅画送行。

吕叔湘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

他出于教育救国的思想,决定选学图书馆学专业,是因为觉得图书馆工作对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作用很大,自己要为改进我国的图书馆工作而努力。

  1937年,抗日战争已开始,吕叔湘没有等三年期满.提前于1938年初回国。

当时江苏已沦陷,吕叔湘家人流亡到湖南,吕叔湘与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

他和施蛰存住同屋。

施蛰存拉他给周刊写文章。

恰好早几天,吕叔湘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

考虑再三,他就写了。

这是吕叔湘先生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并由此结识了朱自清先生。

也正是这篇文章发表后,1939年暑假后开学,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

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吕叔湘借来一份参考。

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王力先生休假,住在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无法商讨,只好自己琢磨钻研。

  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这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许多材料证明先有“们”字。

“俺”是“我们”的合音,“您”是“你们”的合音,“喒”是“咱们”的合音。

此后他接着发表(英文)、《论“毋”与“勿”》等论文,其中有好几篇是研究近代汉语(即早期白话)的,开辟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块处女地,代表作有《释<景德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

  1942年,吕叔湘离开华西大学,改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文法要略》上卷(中、下卷出版于1944年)。

这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的开创性著作之一。

我国在《马氏文通》以前,没有系统的语法著作。

古人讲章句,讲虚字,目的是读懂古书,还没有想过语言的形式可分析综合,总结出一些规律。

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不免有一段时间以模仿为主,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毛病。

吕叔湘历来重视语言实际的研究,他的语法著作总是从具体的语言材料出发,努力探索汉语的特点和规律。

《中国文法要略》这本书以丰富的语言材料为基础。

因为此书是四川教育科学馆约稿,供中学教师参考,所以引用的材料大多数取于当时的语文课本,文言白话兼收。

作者用比较的方法研究语法,建立了一个新的语法体系,对后来的语言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吕叔湘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他于1942年至194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发表了《“相”字偏指释例》、《“见”字之指代作用) 、《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 、《把字用法的研究)等一系列语法论文。

又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发表了《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一篇长文,对解放后的主宾语讨论有一定影响。

  吕叔湘也很重视语言学的普及工作,写出大量的深入浅出、取材精当的文章。

在《国文杂志》(桂林)上发表过《文言和白话》、《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笔记文选读》(连载),在《中学生》上发表过《中国人学英文》(连载)。

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言虚字》,选取最常用的二十多个文言虚字,条分缕析,详细举例,说明它们的意义和语法功能,并尽可能和现代汉语比较。

解放后,此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了十三次,新知识出版社印了四次,上海教育出版社印了十三次。

  1946年,吕叔湘随金陵大学由四川返回南京,仍旧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员,同时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又和朱自清、叶圣陶合作编写《开明文言读本》(计划编六册,只出了三册)。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不参加社会上种种应酬,而是一门心思研究学问。

吕叔湘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总是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

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

  他在读书的时候,遇到有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抄录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

他在《这、那考原》这篇札记里,为了证明“这”字的前身“者”字在宋朝时已经跟现在的“这”字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杨万里的诗“只者天时过湖得,长年报道不须愁”,作者在“者”字底下自己注上“去声”。

一个是《朝野遗记》里有一条,记刘攽请客,苏轼要先走。

刘说:“幸早里,且从容。

”苏轼说:“奈者事,须当归。

”各以三果一药为对(杏、枣、李,苁蓉;柰、蔗、柿,当归)。

有人问吕叔湘:“这么巧的例子是怎么找来的?”吕叔湘坦率地说:“说实话,找,未必找得来。

这是还没有写这篇札记的时候就摘录下来的。

”  吕叔湘对中国学生学英语也很关心,在开明书店出版了《中国入学英文》、《中级英文法》、《英译唐诗百首》等书,在正中书局出版了《英华集》,吕叔湘原来将此书题作《中诗英译比录》,出版社硬把它改了;到198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重印时才恢复原名。

  1948年12月,吕叔湘由南京迁居上海,任开明书店编辑。

解放后,他随开明书店迁往北京。

  1950年2月,吕叔湘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改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1954年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领导上考虑到机关干部以及报刊来稿上都存在着语言混乱现象,约请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了《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

这个讲话不作理论上的阐发,尽量少用术语,主要通过举例来说明。

全书六讲中除第一讲简单介绍语法体系外,其他各讲都是举出报刊杂志、课本、文件、文稿等时常出现的病句,分别从语法、修辞、逻辑等不同的角度一一加以解释说明。

《人民日报》于1951年6月6日起开始连载,并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

社论明确指出:“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

”“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一段时间内,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学习语法、教学语法、研究语法的高潮。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语文》、《语文学习》、《语文知识》等刊物相继创刊,有力地推动了语法知识的普及。

不仅学校普遍地加强了语法教学,就是机关干部、工人、解放军战士等也开始以《语法修辞讲话》和其他语法著作为教材,纷纷学习语法,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53年3月至5月,吕叔湘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6月兼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

担任行政职务以后,吕叔湘写作的时间少了,但还是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1961)比较重要,它围绕现代汉语讲规范化问题,提出了语音、语汇、语法、修辞、方言、汉语史、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工具书和参考资料的编辑等十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并对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重点、应当达到的目标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这个时期,他还参加了两项与语文教育有关的工作。

一项是参与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工作,另一项是指导和校订初中《汉语)课本。

后者是应当时将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的需要而编的,试用两年之后,这两门课又合并为《语文》一门,但六册《汉语》课本仍然继续在学校内外发挥相当作用。

至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影响就更大了。

  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决定要编一本《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开始筹备,1958年开始编写,吕叔湘负责主编,到1960年印出“试印本”,向各方征求意见。

这项工作后来就由丁声树负责。

  十年动乱初期,吕叔湘也参加劳动学习,后来也下干校。

1971年回北京,住在家里,很少外出。

一度从事丹阳方言的研究,也阅读了好些英国文学作品。

“文革”后期,他和几位同志代中华书局校勘标点本《资治通鉴》的标点,后来把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百三十多条分三十类,写成《资治通鉴标点琐议》,许多标点古书的人为之震动。

同时,他又反复考虑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问题,这是他从60年代初就一直放在心上的。

后来他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写成《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于1979年出版。

  经过几乎完全沉默的十年之后,语言学界逐渐活跃起来了。

1978年以后,有些省市组织了语言学会,1980年在武汉开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语言学会,吕叔湘被推举为会长。

在成立大会上,吕叔湘发表了题为《把我国的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长篇讲话,提出要处理好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四个关系,这既包括治学态度、又包括研究方向、方法和人才培养,可以说是他数十年来从事语文工作的经验总结。

  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引起极大震动。

1979年12月教育学会邀请各省市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成立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吕叔湘被推举为理事长,并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1980年,由吕叔湘主编、有十几位学者参加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用法词典,全书五十多万字,适合非汉族人学汉语时使用,也可供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时参考。

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部分实词;每个词按意义和用法分项说明。

这部词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创举,过去虽然有过《经传释词》和《词诠》等书,但都以文言为对象。

  1980年出版的《语文常谈》和1984年出版的《语文杂记》都是篇幅不大的“小书”,但很能表现吕叔湘讲学问能够深入浅出的特色,这一时期吕叔湘还把以前发表过的文章结集为《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和《吕叔湘语文论集》。

更重要的是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在40年代就有写一部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计划,1947至1948年他把搜集的材料里面关于指代词的部分分类排比,略加贯串,写成初稿,作为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的一部分。

后来因为工作有了改变,就把稿子搁了下来。

1983年取出旧稿,经过整理和补充,写成《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1985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出版后在国内国外都获得好评。

  1985年是吕叔湘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的第六十年,《中国语文》杂志社第一、二期出版特辑,以表庆贺。

4月下旬至5月上旬,他应邀访问香港。

4月27日他在香港中国语言学会演讲《汉语句子结构的灵活性),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1986年10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西山第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吕叔湘讲了话,主要是推荐一篇《光明日报》上报道杨振宁教授谈要研究活的物理学的文章。

他抑扬顿挫地朗读了报道的全文。

与会的四十多名中年同志和三十多名列席旁听的青年同志领悟了吕叔湘先生这番话的深刻含意:搞语言学也应该追求新的、活的、与现实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

吕叔湘引杨振宁的话:“一个青年人应该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偶尔做一些难的问题,而不应该专一处理深奥的根本问题。

”  吕叔湘追求进步,热爱祖国,先后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

他非常关心中青年语文工作者的进步,对他们寄予极大的期望。

通过开会、作报告、个别谈话、给他们修改文章、为他们的著作写序等多种形式,他跟中青年语文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的优良学风、高尚品德,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为了推进祖国语言研究的发展,鼓励对中国境内的语言文字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有成绩的中国青年学者,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5月捐献多年积蓄的六万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奖金的基金。

从1984年开始每年进行评奖(最近改为每两年进行一次)。

  1987年10月23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举行了吴玉章奖金首次发奖仪式。

吴玉章奖金这次评选出特等奖三项,一等奖五项,优秀奖四项。

获奖作品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著作。

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荣获语言文字学特别奖。

发奖以后,吕叔湘先生代表获奖者讲了话。

他希望吴玉章奖金基金将日益增多,获奖作品也越来越多,并表示,他要把这次所得的奖金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

吕叔湘先生这种高瞻远瞩、寄希望于未来、奖掖后学的崇高精神,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吕叔湘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参加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审稿工作,还有语言学界的其他集会,仍十分关心国内外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动态和发展。

1987年3月他去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他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

他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翻译家。

他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七十余年,学贯中西,博大精深,撰述宏富,专著和编译近二十种,论文和其他文章六百余篇,现已有《吕叔湘文集》六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十八卷本《吕叔湘全集》。

内容广泛,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研究、词典编纂,文字改革、语文教学等领域,为中国语言学作出卓越贡献。

  1998年4月9日,吕叔湘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詹天佑的资料

詹天佑出生于1861年3月17日,于1919年4月24日逝世,享年58岁。

字眷诚,号达朝,汉族,广东南海人,居住在湖南省,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英文名:Jeme Tien Yow;他是中国首位杰出的爱国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等铁路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制做各种机器模型。

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着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村里人都很佩服这个孩子。

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

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

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耶鲁大学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亲眼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

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而产生悲观情绪,但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

”他带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

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

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

詹天佑在美国先后就学于威哈吩小学,弩哈吩中学,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

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便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怀着满腔的热忱,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

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却过分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

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讨伐中国计划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

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

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

”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

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

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

‘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

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几经周折,终于转入了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正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詹天佑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次考验。

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

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

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

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最终詹天佑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成功建成了滦河大桥。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

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这条铁路连许多国外著名的工程师都不敢轻易尝试,更何况中国人。

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对全线工程提出了“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

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年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

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

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

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

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

4月因病回湖北省汉口,途中他抱病登上长城,浩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詹天佑终因劳瘁成疾,于1919年4月24日下午3时30分逝世于汉口,享年五十八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期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

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

  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2005年10月12日,纪念京张铁路开工100年时,在张家口南站“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铜像揭幕。

*詹天佑铜像:高2.8米,重1吨。

  [编辑本段]二、詹天佑与京张铁路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

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

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

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

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剽窃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

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

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

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

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

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铁路、萍醴铁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的建筑。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

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

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

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

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

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

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

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

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

这样,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

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 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

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

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

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

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

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

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

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

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

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

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

“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

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出自工程人员之口。

”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

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

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一百多米,是居庸关的三倍长。

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

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

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

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詹天佑为了缩短工期,想出了“竖井开凿法”,为了火车上山,创造了“人”字形线路,这些方法都在现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

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

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

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

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

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

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

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

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

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

1909年4月2日火车通到下花园。

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

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

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

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

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

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

邮传部竟不敢过问。

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

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

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

京张铁路建成典礼此路原订六年完成,詹天佑终于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了,还节余二十八万两银子。

京张铁路的胜利完成,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充分体现。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

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

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

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

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京张路完成之后,詹天佑应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于1910年任该公司总理,又于1912年5月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

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

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  1919年,第一次欧战结束,詹天佑不顾身患腹疾,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远东铁路国际会议,冒着严寒赶赴会议,与企图霸占我国北满中东铁路的日方代表论战,取得了我国保护中东铁路的权利。

回乡途中他抱病再次登上长城,浩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他锲而不舍,在铁路战线上与列强斗争不息的事迹、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高度融合的品质,将和后人为他树立的铜像一起,永远给我们无限启示。

  [编辑本段]三、詹天佑的故事  少年时代  詹天佑是婺源县庐坑村詹氏的第四十代传人。

詹氏的第三十七代世组、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字文贤,生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

詹万榜的父亲詹锦千是个商人,在本乡开了个名为“大昌”的杂货铺。

他生有八个子女,詹万榜居三。

由于子女多、花费大,杂货铺不敷家用,詹家负债累累,诸兄弟只好分家自谋生路。

詹万榜颇有志气,在父母故世之后,决意不受祖遗产业携眷搬到下村高胡山另居,因小时读过几本医书,便挂牌行医。

正值乾隆盛世,人民在长期战乱中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农业有所发展,商业也渐为兴旺。

婺源茶叶销售日增,而且飘洋过海,成为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上层人物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那时的婺源绿茶都是就地加工,再运往广州口岸出口。

由于收价低廉,出口销价很高,不少茶商发了大财。

詹万榜竟也心动,贩了一批茶叶前往广东。

  谁知经商不利,不仅倒赔了血本,而且连回家的路费也无着落,只好羁旅广州,靠故友乡亲接济以度时日。

当时在广东的徽州商人为数众多,亦有婺源人经商发了财的,经他们慷慨解囊,詹万榜遂在广州西关外开了一家名为“万孚”的小茶行。

小茶行日渐兴旺,逐渐归还了欠债,而且还用余钱捐了一个太学士的官。

  此时,詹万榜雄心勃勃,把儿子也带往广东,决心依附广州十三行的势力,打开更大的局面。

儿子詹世鸾不负父望,佐父经商,生意更为发达。

詹世鸾意识到,经商不能没有官帽,也捐了一个侯选布政司经历的官,列授儒林郎,有了六品顶戴。

  到了詹天佑父亲詹兴藩时,遇上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侵略者的大炮把长期控制外销贸易的“十三行”轰掉了,在广州的外贸小商人,开始衰落。

不久,詹氏的茶行也宣告破产。

詹兴藩一家由广州迁往南海,一边读书,一边种田,以维持家计;1861年3月27日,太平军与清政府鏖战的炮火正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余烟未尽,詹天佑在广东南海的一个农民家里呱呱坠地了。

  同治六年湘系军阀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

中国第一个留美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向他献了一个选派幼童出洋赴美的“条陈”。

三年后,这个“条陈”终于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留学生共分四批,名额为一百二十人,年龄为十二至十五岁。

清政府并指定容闳到香港主持“选送幼童出洋肄业”的招生工作。

  此时,詹兴藩有个同乡在香港经商,名叫谭伯村。

他非常喜欢詹天佑。

1871年春天,谭伯村特地从香港赶到南海,劝詹兴藩不要放弃詹天佑留洋的机会,说这是“洋翰林”,一辈子的“铁饭碗”。

而詹兴藩迟疑不决,直到谭答应把自己的第四个女儿(詹天佑的夫人谭菊珍)给詹天佑配亲,这事才算定了下来。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投考幼童出洋预备班。

不久,被录取。

詹天佑自己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写到:“余十二岁,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随香山道台容闳大人由香港搭上海火船,于三月二十八日到上海。

奉大宪招入上海出洋局内读唐番书。

高州主事陈兰斌老师教唐书,容大人教番书,于七月初八日出洋学习,奉旨钦赐官生,赏赐袍、顶戴,是日随陈兰斌老师拜别上海,下船往花旗国肄业机艺。

”  詹天佑到美国的第二年,通过一个时期的外语补习,进了西海文小学。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詹天佑又考进了纽海芬的海滨中学。

就在这一年,国内的第一条铁路,即吴淞到上海的小铁路,方才通车。

而当时所谓读圣贤书的士绅们,看到这庞然大物,全都大惊失色。

认为这怪东西破坏了山水,危及自家性命,居然聚众把铁路全部拆毁,将铁轨投入湖中。

  国内环境是如此昏暗,而詹天佑居然选择了被人咒骂的铁路专业。

光绪四年(1878年),他在老师诺索卜夫人和容闳的支持下,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

进了土木工程系,就读铁路工程一科。

三年后毕业,数学考试为第一名,得了学士学位。

在一百二十名官学生中,他是最优秀的一个,也是以后最忠于所学的一人。

  献身筑路  1888年,詹天佑进入天津中国铁路公司,携家生活在工地,从帮工程师做起。

开始献身筑路,主事的外国领导常派他到最困难工段。

由于强烈的事业心和认真工作,他初入铁路,就优质完成塘津(塘沽至天津)铺轨工程。

在津榆铁路滦河大桥修筑中,解决了外国工程司未能解决的桥墩基础施工困难,首次在中国铁路采用压气沉箱法筑墩台基础建桥成功,该桥长630余米,为黄河大桥建成前中国铁路最长钢桥。

其胜利建成,中外注目,中国工程师的创造才能,开始引起外国注意。

1894年,他被选入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为加入此学会的第一名中国工程师。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关外铁路停工,他由关外铁路调往津卢铁路(天津至北京卢沟桥),率队测量并从事修路。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失利,沿海铁路加紧修筑,詹天佑被派往锦州铁路任驻段工程司,并指挥修筑沟帮子至营口支线(约73公里)。

1900年营口支线通车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关内外铁路被英、俄占领,关外铁路停工,詹天佑被派往江西萍醴铁路。

在该路,他反对外国工程师采用窄轨轨距的主张,坚持采用标准轨距。

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后,关内外铁路由英、俄两国归还中国,詹天佑参加自帝俄手中收回该路,并迅速修复通车,工作出色,引起清政府注意。

  1902年,为慈禧至西陵谒陵,清政府决定修筑新易铁路(新城县高碑店至易县梁各庄43公里),由于英、法两国争夺修筑权,相持不下,清政府只好自力修筑,派詹天佑为总工程师。

尽管工期紧迫,并在冬季施工,1903年4月即建成通车。

该路之迅速建成,为其后自力修筑京张铁路做了准备。

这期间,詹天佑返粤奔父丧后,勘测了潮汕铁路(潮州至汕头39公里),归途中路过上海,被聘为上海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参议,筹划江苏沪宁铁路并调查道清铁路(道口至清化150公里)。

  为国争光  1905年到1909年,为发展商业,清政府决定修筑京张铁路。

詹天佑被派主持修路,先任总工程司兼会办,后升任总办兼总工程司。

该路自北京至张家口,穿越军都山脉,地形险峻,工程异常艰巨,长约200公里,为通往西北之要道。

为争夺修路权,英、俄两国相持不下,清政府决定自力修筑,但缺乏信心。

外国人纷纷议论,认为中国无力完成此路修筑工程。

詹天佑则以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他面对着外国人的讥讽,以大无畏气慨,率领全体筑路人员,知难而进,齐心为国争光。

  修筑之初,工程技术人员缺乏,詹天佑率仅有的两名工程学员,于1905年5月,自丰台经南口、八达岭,勘测至张家口,随即回测,并选测了自延庆州绕过八达岭经德胜口、十三陵到昌平的比较线(对永定河谷路线,也曾考虑,以工程艰巨,限于经费及工期无可能采用,故未勘测)。

6月回到天津总局,提出勘测及调查报告,并拟定修筑方案。

计划分三大段修筑,第一段(丰台至南口)先行开工,以早日通车运输而获利;第二段(南口至岔道城)及第三段(岔道城至张家口),再详细勘测。

特别是第二段中南口至八达岭,地形险峻,更须进一步选测比较线。

报告中称,“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至便利,外人亦可早杜一日之觊觎;而路工之难,亦实为向来所未有。

”  保路爱国  川汉铁路开工典礼四川古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而交通不便。

英、法两国,早拟从中国西南地区入手,掠夺铁路修筑权,从而在经济上、政治上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

京张铁路自行建成,推动了各省自办铁路的发展。

四川、湖北人民决心集资自力修筑川汉铁路,计划由成都经重庆、万县至宜昌,长约1200公里,并以宜昌至万县为首段工程,长300余公里。

宜万段沿三峡而进,沿途连山大岭,险峻异常。

两省议决,湖北省境内工程由四川省代修。

1907年,四川省商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成都,川、鄂两省民众呼吁派詹天佑主持路工,1909年,詹天佑被派任川汉铁路总工程司兼会办,只因京张铁路工程未完,一时不能分身。

经商议,先选派副手颜德庆离京张往宜昌,任川汉铁路副总工程师。

  在保路运动发展过程中,詹天佑对清政府的腐朽没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广州紧张,富者多逃香港,商办粤路公司人员,出现离散倾向,詹天佑的朋友亦劝他不要留住广州。

他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宣布决心坚守岗位,任何人想走可以离开,但须把经办工作交待清楚。

在詹天佑的影响带动下,粤路公司无一人离去,在整个革命期间,列车照常开行。

而邻近的广三铁路,因领导人员率先逃跑,铁路运输和财产损失重大。

  1912年5月,孙中山从事实业建设,首先到广州视察广东省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詹天佑率公司人员欢迎。

孙中山指示:“粤汉干路,关系民国建设前途盛大,且大利所在,并为振兴实业之首务。

……望速图之。

”同年9月,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视察了京张铁路和张绥铁路工程局,并向报界宣布,拟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

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背后的故事

我只有读,全文太长了我用了一周的午读时间来阅读《爷爷的爷哪里来》这本少普名人名著,它使我学到了许多的科普性小知识。

这本书的作者是贾兰坡,他是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他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生动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有关人类的起源问题。

他非常热衷于科普方面的写作,他曾写过《中国猿人》、《山顶洞人》和《河套人》等等。

这本书讲了人类的起源问题,人类很早就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

由于科学的落后,人们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就说人是用泥土创造出来的,也就是“神创论”。

贾兰坡先生首先肯定人类的起源是从猿到人,一步一步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他给我们介绍了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和挖掘,这是属1.8万年以前的晚期智人化石,并且告诉我们,考古队在山西芮城县发现的石器,比北京猿人还要早一些,事实证明,人与猿在500万年以前就分道扬镳了,直立行走是人类净化中最重要的一环……在这本书中,贾兰坡先生以《悠长的岁月》为题,介绍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长经历、生平和工作历程,让我感受到了他的认真、他的坚持,他对事业不懈追求和对祖国的赤子之情。

读了《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来》这本书,我感触很深,一个人的生命相比于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真是短之又短,当我们面对生命的时候,我们应慎重考虑:“我们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还有一小段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年龄的小女孩来到了这座城市,住在附近的穷人都和她是好朋友,他们的孩子也来找毛毛玩,可是后来,时间窃贼——灰先生来到了这座城市,他们骗人们,让人们节省时间,他们却把人们节省下的时间据为己有,就连毛毛的朋友也被骗了,毛毛的其他朋友因为小,所也被关进了儿童之家。

后来,一只乌龟,叫卡西欧佩亚,它带着毛毛来到了从没巷里的无处楼找到了时间师傅候拉,候拉让毛毛理解了时间的概念,然后跟毛毛一起冒着全人类的时间都要永远停止的后果去跟灰先生搏斗,后来靠着毛毛的勇敢和卡西欧佩亚的机智战胜了灰先生。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想,如果有一天,灰先生真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期望一个小女孩来解救我们全人类吗

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办到这样艰难的事情。

可能 灰先生不会来,而是其它东西来,或许,我们——人类自己,就会开始这样机械化的生活,当人们在追求这种生活的时候,有许多真正重要的都西被遗忘了,亲情、友情还有快乐等等等等,都在人们这种生活中慢慢消失,如果生活中没有了这些,生活还有意义吗

如果没有了亲情、友情和快乐,生活还是生活吗

如果没有了这些,我们还为什么活着

难道是为了每天都重复着走路,重复的上班,重复的干着一切一切的事情吗

如果是这样,我宁愿去当一朵洁白的云朵,至少云朵还能看着动物们在草原上嬉戏,至少云朵还能听着星星和月亮的窃窃私语……我们要节约时间,不能轻易地让时间从指缝中流逝,更应合理地安排时间。

和自己的爷爷奶奶在一起,不要去计较时间,这时候多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做作业时,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地思考,即使要花许多时间也要把题目真正弄懂。

还要经常花时间参加体育锻炼,因为身体健康了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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