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的东中西部是如何划分的
释迦牟尼是黄种人 种经典和教科书长久以向人们和灌输这样一种常识：释迦牟尼是印度下的尼伯尔人，他创立了佛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汉代初期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中国的传统相结合，最后成国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这样一种常识在人们的头脑中被灌输了上千年。
这样的看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对此提出怀疑的人才真是思维出了问题。
释迦牟尼是尼泊尔人，而当时正处在印度的统治之下，这佛教不是印度的难道还是中国的不成
佛教从来都是中华之外的外来文化，是人类文明不同文化之间传播影响的结果。
但这种权威的、传统的、天经地义的结论却从来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为何却并不为印度的居民所接受，而却在千里之外的异族之地中国却有如此深厚旺盛的生命力
落地便立刻生根，不仅开花，还要发展、还要结果
为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进入中国后总要受到排斥，无论配合什么手段，老百姓就是普及不了
似乎从来都没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人们都有习惯于一种所谓常识性的知识确立以后，便不再思考常识本身是否存还有缪误。
人们研究佛教何时进入中国、佛经的几次集结内容、佛教入中国后流派的变化过程、佛教对中国国民性和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佛教对艺术、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影响等等。
而佛教在中国的种种奇异的迹象从来没有人认真加以思索和研究，这真是历史性的遗憾。
自佛教在中国兴盛之后的几千年当中，我们却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也从来没有人解答佛教的西衰东兴之迷。
而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长期认为中国历来没有自己的宗教，因此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完整的文明体系。
他们认为是西方的佛学进入中国之后，占领了中国思想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对中国几乎全部的人文领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哲学、美学、伦理、政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在中国，人们却以中国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取外来先进文化能力作为佛教在中国兴盛的原因而自得。
人们对佛教的研究，长期纠缠于何时进入中国的所谓探源讨论，外来佛僧在早期佛学传播中的作用，佛学在中国的几个阶段性发展变化的演进内容揭示等，很少有人研究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学说渊源。
尽管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曾有部分文人偿试将佛学和儒学对比加以研究，可后人特别是当代的学者并没有认真从学术的角度探索古人这种对比研究的合理价值所在，却仅从动机上给予一种目的性的判断，认为古人所以如此只不过是为了借佛传儒而已。
史家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开展过的夷夏本末之争，没有深入追究背后深刻的真实原因，而只是肤浅地流于表面化的的理解。
刘宋时期的顾欢写了篇《夷夏论》，让史家更是找到将佛儒争论算作外来异类和中华本土文化斗争的证据。
人们只盯着顾欢说的反对佛教兴于中华的理由，却并没有认真研究佛家为何讲老子、孔子、颜渊的学说其实就是佛家学说的内在原因。
如此等等，泱泱千年 。
宗教传播的历史早已经让我们了解到宗教的传播是有基本原则和规律性的，全不象一件普通的商品买卖那样可以在很广泛的空间传来转去。
宗教要超越民族和文化的相对稳定的意识范畴而为另类所认同和接受，从来都是以相对短期的利害关系相加为条件的，这种制约的关系一旦松懈，异类的宗教信仰体系便会立刻瓦解。
这种情景多发生在多种文化交汇地带、边缘地带。
一些弱小的民族会选择随波逐流的宗教信仰方式，在一些影响力巨大的文化类型中左右摇摆。
如中国的维吾尔族，其民族信仰的历史上，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袄教、佛教、伊斯兰教。
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结果证明，世界各地以种族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单元，其边缘部分会发生部分的混合变异外，核心价值的部分从来都不会发生质的改变。
宗教就是这些文化单元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是区别不同文化单元最显著的外在特征。
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文化单元核心文化价值被成功同化的任何一个案例。
世界上三大宗教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其核心价值的中心区域任何一方成功同化另一方的事例。
过去、现在以及相当久远的将来，这种核心价值的同化现象都不会发生。
尽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以宗教的名义所进行的试图同化异类的战争，如规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但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当代社会有试图用抽象出来的一些所谓普世的价值观念，代替宗教的面目来推广本质上的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文化体系，努力的过程还在进行当中，但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阿拉伯半岛上南北居民因原始的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尽管后来经过长期的阿拉伯化的统一治理，并用强大统一的伊斯兰教作为共同的宗教信仰，时至今日也没能弥合时历千载的纷争战斗。
以穆罕默德的权威所建立起来的“乌玛”最初将犹太人纳入其中，然而很快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便在现实的冲击下所破灭，犹太人依然回复到世仇的地位。
古埃及科普特人在希腊人侵入后依附了基督教，在罗马人入侵后一度依附了伊斯兰教，后又回复基督教。
但在西欧十字军以解放东方受难基督徒的名义进行东征时，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又共同抗敌，并肩作战。
其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认同部分并没有因为长期接受外族统治而发生质的改变。
这些事例是宗教传播与发展中受传播规律性制约的必然结果，以目前人类的全球化认知的能力还远远不能超越。
但我们以这样的规律来考察中国佛教的传播，却出现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情况。
在中国，大江南北，左东右西，佛教东来如春风拂面，徐徐渗染，民皆乐观其成。
上至皇室，下至贫民，无不欢欣鼓舞。
而且是一旦传入后便生生息息，蓬勃发展，一脉流传，从不中断。
这个过程从来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自觉的，没有任何外族武力的压力和民族生存危机的逼迫。
奇怪的是中国人对这种所谓外来宗教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有违一般规律的态度，听之任之，心甘情愿地自愿接受异族宗教的洗礼
而对同样是异族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采取全然不同的态度
以中国人的大度、海纳百川的能力作为理由，显然苍白无力并且毫无道理可言。
这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独特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质疑，说明习惯势力多么可怕。
今日由我提出，应当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和研究。
这个问题事关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核心文化的流传过程和范围，必须要搞清楚。
希望中国的佛学家、史学家、考古家等，都能开动机器，为彻底搞清这一问题贡献力量。
最近有报道说韩国人有人研究说释迦牟尼是韩国人，中国的史家多认为是一种不严肃的恶搞。
他们不了解，韩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已经有所觉察，有相当的学术敏感性，找到了问题的一个方向。
但他们要将此说研究的自成体系，却是不太可能。
因为种种的证据，都是指向中国华北一带的考古成果，和韩国尽管有些关系，但韩国却并不是本源。
在我看来，佛教进入中国后的种种表现，并不是宗教传播之中的一个特殊的个别现象，也并不是中国的民众对外来的文化抱有大度的宽容之心，虚心好学，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佛学的根本文化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本来就是同质对接的，因而很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很自然能在中国得以传承和发扬。
佛学的哲学基础、民族学基础都在中国。
佛学的根源本来就在中国。
佛教的发源地为喜马拉雅山南一带，当地的居民在雅利安人进入前都是操汉藏语系的民族，时至今日这一地区还有不少说汉藏语系的民族，广泛分布在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
这些古代居民的文化当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主人。
这个古文化的主人在史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但都认为不是雅利安人所创造。
西方的专家认定是泰米尔一系的人，没有什么证据，只是用简单的逻辑排除方法来推测的。
这一地区古文化具有很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根据我的研究这一文化的主人其实是由中国华北一带迁移过去的中国人。
在雅利安人自伊朗高原进入印度半岛之后，和这些讲汉藏语的当地民族有一个明显的冲突过程。
古印度人信仰多神教，其中的猎神是相当重要的神祗。
这个猎神在雅利安人进入后并没有消失，而为婆罗门教所继承，成为湿婆天的原形。
婆罗门将湿婆天称之为“湿婆兽主”，身边多有各种野兽相伴，以突出其对野兽的控制能力。
其具体的形象，和中国的梅山猎神一个样，脑门上都长着独特的第三支眼。
历史上有关古老的三眼神话都是出自中国江汉地区，而古印度大神的形象具有如此鲜明的中国色彩，说明在很久远的年代里，中国文化就早已流传到古印度了。
古印度居民早在雅利安人侵入之前就已经完全实行了相当成熟的农生产方式，圈养家畜。
在农业的生产上，实现了水利引水灌溉，建设有成体系的堤圩。
当时也有了历法，其历法和中国的古太阴历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还有了十二生肖，也和中国的一样，只不过因为雅利安人的进入后将中国因素的虎换成了雅利安因素的狮。
郭沫渃把十二生肖说成是巴比伦的东西，是个错误。
十二生肖中所蕴含的阴阳运行思想是纯中国化的。
因为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社会上已经出现自由的个人修行者，专门进行世界观的思索和哲学的探索。
这些传统比古雅利安人的社会生活状态要先进许多，并为雅利安人所不理解。
作为强制进入的新统治者，因为自身还处于游牧生活的方式，并不认同当地居民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于是颁布法令强制古印度居民向他们的生活方式靠拢。
如不准圈养牛马，要令其自由放养，摧毁堤圩以解放河流。
当代印度随处可见的耕牛高度自由流浪的场面，就是当年雅利安人的这种规定的历史性产物。
他们在《往世书》中记录了不少他们到达印度时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态，提供了许多古印度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线索，包括由人民选举帝王、立法者、卑伦王的传奇故事。
这些社会生活的状态和雅利安人有很大的不同，却和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中国尧舜时代差不多。
尧舜时期帝王的选举、禹治水时身先士卒和卑伦王平整土地时的表现如出一辙。
在吠陀的记录里，反映了古印度人也有了灵魂投胎转世的观念，这也和中国古人的认识一样。
在古印度也有和中国古代建立在行星运动变化基础之上的旷远无限的时间度量观念，这也为其他文化中所没有的 。
在早期的吠陀诗篇中，有些记载是雅利安人记录当时古印度原住居民思想意识情况的内容，对我们研究这些居民文化根源的来龙去脉极有价值。
如其中有一篇（RVS，X129）所记载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最初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却因为一种生命体“太一”受热力影响而忽然生存。
它蕴藏于一切事物之内。
由欲望产生了心识。
然后沿着一条水平线延伸，将存在物划分为阴阳二法则。
”（《印度佛教史》，英国，渥德尔著，商务印书馆，1987，37页） 这条记录很有意义，让我们可以了解公元前1200年左右古印度人世界观中的基本观念，这个时期大约相对于中国的商代晚期。
从这些记录的内容看出来，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原始道学中的最基本的思想内容。
“太一”是中国人最原始的哲学概念，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中都没有这个概念。
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200年前就有相当数量的从中国华北一带的居民远迁到古印度并在那里生活了，并带去了中国最原始的道学体系。
这个时期距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要早近800年。
这些古老的中国哲学中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为日后佛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基础。
对这些极具中国化色彩的古老哲学观念，古雅利安人是不能理解的。
这篇吠陀记录的后面就有他们的困惑。
他们认为这只是这些古印度居民的一个有趣的想法，但没有人知道世界真的是不是由太一所构成，连他们自己的天神也不知道。
这里的“太一”是中国古代先哲宇宙观的一种表述。
在中国古代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中，将这种“太一”形象化地描绘成“如鸡子”般的混沌状态。
这就是后来印度“安荼”说的根源。
饶宗颐先生就曾发现在中国内地吴越之地有浓厚的浑天派宇宙观思想，但他只看到在印度的《梨俱吠陀》中有记录，便认定是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的生动例子，却没有发现那原本就不是雅利安人的思想，而原本就是由中国流传而去的结果，流向认定错误。
中国先秦时期楚竹简中就有完整的这些古老哲学观念的记录。
古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大陆的时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
释迦牟尼出生的年代为公元前566年左右，雅利安人占领并对这一地区实行统治已经几百年。
考古证明，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衰落就是在雅利安人侵入的这个时期。
但从史料记录的内容来看，在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里，外来的文化和当地的原住文化之间的冲突依然强烈，双方的同化融合进展并不顺利。
而佛祖释迦牟尼显然是归属非雅利安文化一脉的，属刹帝利一系。
他出生于一个按今日的理解就是个部落酋长之家，他对雅利安人明显怀有敌意。
释迦牟尼对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一点也看不上眼，认为都是歪理邪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的种族等级制度更是深恶痛绝。
他曾经斥责婆罗门僧侣并嘲笑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论：“愚冥无识，犹如禽兽。
虚假自称，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口出。
”（《长阿含经》第6卷）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所实行的四种族等级制度，实际上是将当时印度的四大民族的地位进行了一种等级规定——雅利安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阿拉伯人。
当然，这样四个民族有待进一步考证。
有专家就认为是高尔人、达罗毗荼人。
但当时是以民族划分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显是将原住的居民打入低级的序列，而佛祖就是这低级的民族成员。
按雅利安人的解释，他们是神从口中生出的，而释迦牟尼这一族是神从胸生出的人种，属于刹帝利等级。
在面对强力入侵者的高压统治，武装抵抗失败以后，这种抵抗必然会转移到思想斗争的领域，以非武力的方式继续坚持维护本土文化的生存斗争。
释迦牟尼创建佛学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这种文化生存斗争的产物 。
在佛教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沙门哲学运动，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反雅利安文化，恢复本乡文化的宣传运动。
当代中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汉文先生，在探索佛教入华这一传统课题时，就发现和证实了发生在古印度的沙门运动在思想内容上和中国古老的萨满教、秦汉时期的羡门之间有较多的共同之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的古老华北文化因素在印度佛教文化中留有重要的印记。
（《萨满、羡门与沙门：佛教入华时间新释》，《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一期）释迦牟尼作为这埸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和其他的沙门一样，采用中国古老道学的修行方式，抛弃世俗的社会责任，追求真理，揭露吠陀的荒缪和矛盾，甚 至努力构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力图从精神上瓦解落后于自身文化的外来统治者不合理的统治方式，给被压迫的原住居民以精神支援的力量。
佛教的轮回思想和学说，归根到底是要给那些苦难中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指引，鼓励人们在苦难压迫中活下去的勇气，以来世的某种期待的幸福，作为活下去的理由和依托。
佛教其实就是在这种高压之下极端无奈的社会生存条件下的产物，是异族压迫的产物。
佛教的教义体系和基本精神，从来都不是对吠陀的改良，也不是对婆罗门教的改良，而是由自身古老的传统文化基础发展演化而来。
这个基础就是产生于中国华北平原的东湖林文化、磁山文化、上宅文化的分支迁移到南亚次大陆以后所形成的新文化。
在这块土地之上，早在释迦牟尼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佛教的基本结构和元素，并已经有了许多参悟早期佛学原理的沙门。
其中一些人可能在佛学的参悟境界和层次和佛学的修养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这些都为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佛教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位置的一位佛学的高僧，叫观音菩萨，他就是释迦牟尼之前的一位佛学先行者。
净土宗说观音是日神阿弥陀的的儿子，却住在日落之地。
今日印度河口有个小岛名叫补陀落迦，据说就是观音的住所。
但这样的说法有些牵强。
在中国很流行的说法是观音的修行地在浙江省定海县的普渡山，也有称普陀山的，也叫补陀落迦。
所谓“补陀”是梵文的说法，真值得商榷，我看到更象是中国内地“普渡”的音译。
是中国的在前，还是印度的在前，很值得研究。
我认为中国在前。
在中国，以“普陀落”为称呼的还有一些地方，如西藏的布达拉、承德补陀洛，武汉还有一洛迦山。
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东周妙庄王的女儿是最早观音的原形。
但这个妙庄王的地望在那里，却不知道。
清末有部《南海观音全传》的布道书，将庄王地望说成东鲁西域。
还有人将中国东周的这位妙庄王考证成了尼泊尔人，牛头不对马嘴。
即是东周时期的人氏，当然应是中国。
从最早观音的形象上看，有马首、三眼、多手、多面等因素判断，都是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描绘中国远古民族部落时的习惯方式，而不是雅利安人的方式。
中国早有三眼神的传说，是猎神的身分，印度教借用了这一神将其变为湿婆神，后经希腊人带回欧洲成为西方骑士风俗和圣母崇拜的源头。
这一点日本人早有研究。
观音是位佛学的先行者，而不是后来人们常识中所认定的是佛祖的门徒和随行。
还有一位燃灯佛也是早于佛祖很久远。
观音在中国的地位之所以特别的崇高，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和他本来的特殊地位有关，而不单纯是宗教的角色的属性。
印度在佛祖兴法后，其信徒也并没有多少观音崇拜，反而被引入密宗之中。
而独在中国内地，观音崇拜相当普遍。
《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中讲观音早在无量动前就已经修行成为正觉，号为“正法明如来”。
释迦牟尼就承认自己是观音的弟子。
《观音三味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说过，观音在我之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
”这些记载表明佛学在佛祖前就有了相当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并且和中国内地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印度吠陀记录中的中国古道学内容表明那个时期道学在古印度思想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必然对佛学早期的理论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是你中有我，就是我中有你，后人总想从中分出个你我，这也正是后来中国发生一系列佛道关系争论的根本原因。
不管如何争论，佛学和道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思想渊源上划清界限。
都到了中国的汉代时期，在一些佛学经典的翻译中，还将“菩提”译为“道”。
并且在那时皇家将信佛就看成是信道，思想体系是一回事，没有将佛道分家成两派。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有楚王背诵黄老语录，立黄老像、佛像。
中国道学的最初起源已不可考，据说起源于伏羲创八卦时期，可能实际上还要早许多。
因为有一些辽西赵宝沟文化的遗物中，就已经有了古老道学观念的具体反映。
到黄帝时就相当完备了。
黄帝所请的宰相风后，就是一位道学的大家。
《绎史》辑《春秋内事》中说：“黄帝师于风后，风后于伏羲之道，故推阴阳之事。
”黄帝对道学给予很高的评价：“道高比于天，道明于日，道安比于山。
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谓圣人。
”（贾谊《新书-修政语》）这种中国古典哲学是一元论，以道为核心，所以在道学中就将道称为“太一”。
中国道学的起源，显然要远远早于佛学。
中国道学的主要思想内容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注重守中，强调放下，摈弃执着，视死如归。
认为宇宙有三界，大道有轮回。
道无常形，以无有为主体，存于人的感觉、理智视野之外，修行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清静无为。
而佛学的主要思想和道学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同样也是一种无神论的思想，注重中道，强调放下，摈弃执着，视死如归。
宇宙同样也有三界，人生总有轮回，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高的境界也是涅盘寂静。
后来的佛家或道家尽管曾经发生过佛道不同的争论，但却并没有反映出佛学和中国传统道学在根本理论上的特殊分歧和冲突。
道学的哲学意味更浓，佛学更讲究知行。
道学中的轮回观是讲基本发展的规律性，而佛学的轮回则是中国古代灵魂化生传说的一种宗教的运用。
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许多“春鹰为鸠”、“虾蟆为鹑”等化生故事。
庄子最爱讲物化。
这些素材正是佛教化生故事的来源。
中国古老的道学和佛教的内在紧密联系、文化相通的程度，在世界文化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绝无二例。
就连道学和佛学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物的出生方式也完全都是中国神话模式中的统一方式。
出生前都有吉祥的先兆，或是莲花的盛开，或是河水变清，或是凤鸟高唱。
佛祖出生前也是如此这般，全是中国人意识里的温暖吉祥景象。
老子出生是口含玉英，孔子出生是黄河都变清澈。
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不少伟大的人物其出生的方式都是“从胸出”，大禹（《帝王世纪》：“胸坼而生禹于石纽。
”）、商祖契（《竹书纪年》：“胸剖而生契。
”）、楚人的祖先（《史记-楚世家》：“吴回生陆终。
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
”）都是如此。
秦人的祖先大业的母亲怀孕的方式和大禹的母亲等相同，都是食卵而孕，但大业的出生方式却没有讲，估计也是剖胸而生的。
道学的泰斗老子，出生方式也是“从胸出”。
晋代葛洪《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老子从胸而出的情景。
很多人都认为老子的出生方式是道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而故意抄袭佛家的神化佛祖的方式所采取的策略，是完全从佛学的典中而来。
这个说法显然说不通。
因为之前的那么多老祖宗的出生方式都是从胸出，不可能全都是抄袭佛祖而来。
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出生方式也是和老子一样，“从胸出”。
鱼蒙的《魏略》有：“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
浮屠，太子也。
父日屑头邪，母日莫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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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莫邪梦白象而孕。
及生，从母左肋出。
”这种伟人共同的出生方式，内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是同质同源的，而只为中国所独有。
释迦牟尼的出生方式证明他的族属是源于中国华北一带古文化。
雅利安人说自己是从口中生出的，其他的几个当时主要的民族分别是从胸、从腹、从足生出的，从而确定了天然的等级，这就是以民族来划分的。
中国西晋时期有个著名的道士叫王浮的，曾经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老子化胡经》。
后世的学者因为没有人认真地探索过佛教和道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只凭片面的常识来判断古代一些有关佛道相连的记载和争论。
王浮就是一位备受后人痛批的人物。
人们对王浮的行为没有进行理性的分析，没有想过为什么经历过多次的灭佛运动之后，王浮的主张始终得以流传。
梁启超就骂王浮为“妖妄道士”，胡编乱造《老子化胡经》。
这个观点在近现代很有代表性。
当代的学者还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当时佛道相争时道家所使用的下三滥手段。
但是这些学者对这样的现象却找不到答案——佛学的经典中也记录同样的事情。
在《广弘明集-笑道论第十四》中就有。
这实在是让人难办。
佛道两家都有如此的说辞，后人不信，只好将问题全怪到古人中出了笨蛋。
梁启超就骂：“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诬，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
”（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9页）然而古人中的笨蛋还不止于此，《魏略》中也有“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
”这都说明道学曾经传向印度那个方向。
这些说法和印度的吠陀记录内容完全能够得到印证。
汤若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就认为《化胡经》实采取佛书，应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
（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古人之中也并不全是糊涂虫。
南朝的梁武帝是位学识深厚的皇帝，是位文化人，多才多艺，文武兼备，史称“六艺备闲”。
在位五十年，治理有方。
他提出了佛、儒、道三教同源说并加以论证，将佛视为本源，称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为“三圣”。
梁武帝的见解极有见地，可惜的是后人并不理解，特别是当代的学者，以阶级理论为原理，认为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三教相互补充的功能加强统治的政治措施，并没有研究其主张中的历史成分。
元初有位数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笔记《敬斋古今黄主》中提出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后的疑惑：“西方之书与中国之书，往往更相假借以为夸。
《韩诗外传》：‘人死日，者归也。
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归于木，筋归于白，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
’《觉圆经》四大之说，大概与此同之。
但《韩传》所谓归者一十有三，而《觉圆》之所归者，止四而已。
顾韩说之繁重实不若圆觉之约足也。
然不知《韩传》窃彼书耶，抑彼书之窃《韩传》耶
韩婴在圆觉前，不应掠取浮屠语。
”（中华书局，1995年，卷九，118页）这位老夫子就发现了佛学经典中的一些文化概念，竟然是来源于道学的传统。
在中国，相类的古记载还见于《绎史》卷一引《五运纪年》：“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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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的作者成书背景
起源与版本 三国故事在中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
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
元代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
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朝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 24卷。
清朝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主要有：明弘治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粗朴，内容平易；《三国志演义》，清毛宗岗增删评点本，约成书于康熙初年，该本在社会上流传最为广泛。
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出版。
作者 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
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
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
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后三十回也是其所作。
----------------------------------------- 作者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大致有三种观点： 全书皆由罗贯中所著。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写。
整部小说完全由施耐庵一个人写。
这种观点是大家最为熟知的。
第一种说法早于明朝已经有人提出。
一些支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施耐庵是捏造出来的人，真实中并不存在。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之间亦有以下两种意见： 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为施耐庵作著，后三十回则为罗贯中著。
明代高儒《百川书志》中则说《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也就是说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进行了整理，编辑。
这种观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属于累积型群众创作，无疑施耐庵在创作过程中曾参考、借鉴和吸取了很多素材，包括史籍、笔记和某些完整的小说、戏曲作品或其中的某些片段，但施耐庵的创造性的劳动是不容抹杀的。
施耐庵（1296年－1370年）中国小说家。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
出生于江苏一代，兴化白驹场人。
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正确性有所争议，也有查无此人之说。
主要是水浒传一书作者素有争议，有一考为该书根本非施耐庵所写，而是罗贯中所写。
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水浒传》中，将作者写做施耐庵和罗贯中。
------------------------------------ 学界有关作者的争议 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朝的吴承恩。
现在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西游记》都署名吴承恩。
但是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就一直对其作者存有争议。
明朝流传的《西游记》，各种版本都没有署名。
清朝汪象旭在所撰《西游证道书》中提出《西游记》为南宋时的邱处机所著。
这一看法提出后，清朝的文人大多赞同。
清朝末年纪昀等人开始怀疑此说，认为《西游记》中多处描写明朝的风土人情，而邱处机是南宋末代人（是明朝以前的朝代的人）；此外《西游记》中多处使用江苏淮安方言，而邱处机一生在华北地区活动，并未在淮安居住过。
也有明朝清朝道士、文人以为《西游记》是道士炼丹之书。
民国期间，鲁迅、胡适等人根据明朝天启年间《淮安府志》上所载，又据前人所论，推定淮安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
至此成为定论。
民国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80年以后，有关《西游记》作者的研究渐成热点。
仍不断有学者对吴承恩的作者身份表示质疑。
理由是今存吴承恩诗文及其友人文字中从未提及撰写《西游记》一事；二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著《西游记》一事并未说明是演义、稗官，而通常情况下演义、稗官是不录入地方志的；三是在清朝藏书家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所著《西游记》被列入舆地类（即地理类）。
因此，有人重新提出《西游记》是邱处机所著，或是其弟子、传人所著。
也有极少数学者立论：《西游记》是明朝的“青词宰相”李春芳所著。
但是由于论据稀少、牵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此说。
另外一方面，证明吴承恩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论据似乎更多起来，而且更有说服力。
主要有：一，吴承恩的个人情况与《西游记》创作者的特征完全吻合。
二，对各种质疑给出了较为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
三，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西游记》各文本中方言的研究。
198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
（相关的研究请参阅刘修业的著作及颜景常著《〈西游记〉诗歌韵类和作者问题》） 所以现在一般认为，明朝社会宗教盛行，有关唐朝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传记、传说及其它宗教传说、民间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吴承恩是在这样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下，以上述的传记、传说、故事为素材，创作了现今我们看到的小说《西游记》。
经由吴承恩的重新构思、组织和编写，较之此前流传的传记、传说、故事、评话，小说《西游记》不仅内容大大丰富，故事情节更加完整严谨，而且人物塑造更加鲜活、丰满，想象更加多姿多彩，语言也朴实、通达。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西游记》在思想境界、艺术境界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可谓集大成者。
吴承恩(约1504年-约1582年) ，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
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大约活了将近80岁。
-------------------------- 请参看：红学 在20世纪初，「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中国学界的争论，这个争论至今仍然存在。
大致上可分为二说：一、红楼梦是由曹雪芹所撰写的；二、红楼梦的作者另有其人。
至於红楼梦本身则在第一章中说：这个故事真正作者已不可考，是由曹雪芹传抄、批阅及增删数次而成。
一般而言，认为曹雪芹是本书作者是比较主流的看法。
曹雪芹（?1715年?1716年?1724年?1725?—?1763年?1764年?），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
祖籍辽阳。
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
中国清代著名作家。
长篇名著《红楼梦》的作者。
高鹗（约1738年 - 约1815年），满族人，清代文学家。
字兰墅，一字云士。
祖籍辽宁铁岭，著有《红楼梦》后40回续书。
================================================= 曹雪芹(1715～1763)是清代小说家。
名霑(zhan)，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先世本来是汉人，后来成为满洲正白旗“包衣”。
康熙年间，从曾祖父曹玺起，三代四人世袭江宁织造60年，成了煊赫一时的贵族世家。
后因清宫内部斗争激烈，其父被株连，获罪削官，家产被抄，家道日渐衰微。
曹雪芹一生恰值曹家由盛极而衰的时期。
曹雪芹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贫困。
1762年他的小儿子夭亡，曹雪芹悲痛欲绝，一病不起。
1763年2月12日终因贫病无医而去世(也有说1764年去世的)。
曹雪芹是一位诗人，其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
他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
可惜，他的诗画留存下来的不多。
曹雪芹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文学巨著《红楼梦》。
《红楼梦》写于曹雪芹凄凉困苦的晚年，原名《石头记》，基本定稿80回，曾以手抄本流传。
1791年，程伟元、高鹗第一次以活字版印刷出版，全书120回，书名改为《红楼梦》。
小说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从中表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渐趋崩溃的社会真实内幕，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个性解放和人权平等的要求以及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红楼梦》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自然、逼真地叙述和描写了丰富的现实社会生活，塑造了一大批典型人物。
作者善于在日常生活矛盾中根据人物身分地位刻画人物，又善于以艺术氛围烘托人物内心情绪。
他笔下的人物，如多情而又富有叛逆精神的贾宝玉，孤芳自赏、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贤淑善良又巧于迎合的薛宝钗，泼辣、狠毒的王熙凤，逆来顺受的尤二姐，刚烈不屈的尤三姐等无一不是栩栩如生。
在事件和人物的刻画上，作者采用对比的方法，将美与丑、虚与实、统治与被统治的描写相互补充，创造出一个含蓄深沉、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
《红楼梦》语言简洁纯净，准确传神而多彩，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书中诗词歌赋的运用，对人物塑造、情节展开起了很好的作用。
《红楼梦》的光辉成就达到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对后世家庭社会小说有极大影响。
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
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
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罗贯中，名本，别号湖海散人。
生卒年不详。
太原清源人（今太原市清徐县），其祖籍四川成都府，先祖罗仲祥后唐时仕青州（即今清徐）。
后因原籍水灾且路远途遥。
落籍太原清源，迁居城西白马山（今白石沟）寺沟村。
其父罗锦生有六子，贯中行居第二。
大约是罗氏先祖为仕宦出身的缘故吧，后世罗氏家族很重视对后代进行“水源木本”的家族历史教育，一直保持了“耕读传家，诗礼教子”的家风。
在这种家传的影响之下，贯中从小喜爱读书，博洽经史，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贯中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
元朝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
各方义军，诸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不仅与元军奋战，而且还进行着相互的兼并。
据说，步入青年的罗贯中，就在这个历史大动荡的影响下，浪迹江湖，参加了张士诚领导的起义军，并入其幕府，充任幕客。
而且，王圻的《稗史汇编》就说他“有志图王”，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
这一点从他后来所著的《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罗贯中从事小说稗史的创作，似乎应得益于他政治上的失意。
正是由于此，他才有时间和有可能致力于文学创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首先用全力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
他有许多的著作传世，诸如《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相传，他还写过十七史通俗演义，并曾参与了《水浒传》的撰写。
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就说：“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 贯中的长篇巨制《三国演义》，大约是他后期的作品。
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描述了从东汉中平元年（18年）的黄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 280年）统一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中，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
他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一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一百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
在这部名著中，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
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
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挺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的刻划方面有着惊人的技巧。
全书四百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
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人化，呼之欲出。
罗贯中对战争的描绘是极其成功的，这一点充分证实他确实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活动。
所以能够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场，瞬息变化的战斗形势，描述的那样千变万化，各具特色，显示出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然而，正是由于罗贯中有参加战争的经历，再加上他超人的艺术技巧，以及创作时的苦心孤诣，惨谈经营，才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描述战争战役，重点突出，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虚实照应；铺排战争场面，大肆挥洒，波澜起伏，风驰电掣，气势磅礴；渲染战场气氛，随意勾勒，生动逼真，有声有色。
罗贯中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意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
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马司迁、关汉卿相提并论。
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施耐庵，元末明初人，一般认为是长篇小说《水浒传》最早的创作者。
关于其生平，至今尚无确切的资料，据说他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
原名耳，又名子安，祖籍苏州，曾出仕钱塘，又传他曾参加张士诚军。
但这些都还待证实 吴承恩（1510?——1582?）明代小说家。
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江苏淮安）人。
他生于一个有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
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
”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
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
吴承恩自幼喜欢读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
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
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 吴承恩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和尚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
作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
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
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
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
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
作品讽刺幽默。
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格。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通严肃的批判巧妙的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
《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
”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吴承恩的诗文多散佚，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4卷存世。
作文：围绕“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写三篇演讲稿。
注清格式，然后简写主要内容，约200字以上，我要做例子
腾 飞 吧，祖 国五千年漫漫征程，一路风雨一路行。
中华民族曾有过向世界开放、国力强盛的汉唐辉煌，也有过闭关自守、落后挨打的近代耻辱。
前进的道路充满艰辛，但艰辛中蕴育着希望。
如今，走向世界的中国，脚步迈得更加坚定，更加豪迈。
民族复兴指日可待，中华腾飞势不可挡。
回眸历史，路漫漫其修远兮……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鉴真东渡传教，郑和七下西洋。
我们的祖先曾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
大开放迎来大发展，四大发明曾一度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
但到了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思想僵化。
中国脱离了世界，世界甩落了中国。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枷锁。
东方巨人，你怎么了
东方巨人，你为什么不怒吼
仰天长啸待时日，巨龙腾飞平地起。
英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辉煌的前景正向我们走来。
抗美援朝报国仇，万隆会议结朋友，大庆油田奏凯歌，两弹一星显身手。
自力更生，内强国力；改革开放，外交友邻。
新中国以不屈的自尊，攻破坚冰；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庄严升起。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中国十年内乱之后，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在总设计师的领导下，“改革春风送残冬，对外开放春意浓”：经济特区，沿海明珠；一国两制；港澳回归。
这一切无不在显示，中国的发展生机和无限活力。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改革开放结硕果，与时俱进谱新篇：申奥成功举办，神七顺利升空；世博即将开演，嫦娥遨游太空；这一切无不在昭示着：中国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强大。
历史给我们以启迪：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自尊自立，自信自强；未来给我们以召唤：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胸怀宽广，博采众长，才能以昂然身姿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
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明天，我们是祖国的栋梁。
无论何时，祖国永驻我心；无论何地，我心属于祖国
腾飞吧，我亲爱的祖国
祖国在我心中演讲稿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你们一定看见过祖国的秀美河山吧。
那滔滔江水，滚滚黄河，连绵不断的山峰，都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
祖国的山川秀丽，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胸怀无比广阔。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
我们的幸福来自祖国，只有国家富裕强大，才能使我们幸福的生活之花永放光华。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祖国，就没有家，国家不强盛，就要挨打。
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才可以使得祖国强盛。
当我们的民族遭受侵略者的残暴践踏时，我们的心中有一股反抗，中华民族是不能忍受列强欺辱的!于是，华夏儿女从30万同胞的血泊中站起来，擦干悲痛泪水，拿起武器，扞卫民族的尊严——四万万同胞的血肉铸成了我们中华名族的钢铁长城。
终于，敌人签下了投降书。
我们迎来了一个新中国! 当我们的民族遭受非典的侵袭时，我们的心中有一股爱，中华民族是不能被病毒压垮的!于是，我们的白衣战士挺身而出，毅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与死神搏斗——十三亿同胞携手并肩，解除了病毒对中华儿女生命的威胁。
终于，健康恢复了，我们迎来了一个新天地! 当我们的民族遭受到撼天动地的大地震时，我们的心中有一股团结，中华民族是不能被灾难压垮的!于是，我们的子弟兵挺身而出，我们的白衣天使、教师、志愿者，甚至是孩子们都挺身而出。
在上万次的余震中，我们没有后退，没有惧怕，只有前进，冲上去拯救一个个生命，排出一个个危险，。
十三亿同胞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终于，灾难在我们的面前倒下了。
我们迎来了一个重建家园的明天! 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新人，我们的今天就是祖国的明天，我们肩负着振兴国家，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的重任。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更加发奋图强的学习，学习真知识，掌握真本领，我们心中，伟大的祖国，时时刻刻在召唤着我们，鼓舞着我们，给我们以勇气，给我们以力量。
《祖国在我心中》演讲稿 尊敬的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 当我在准备演讲到稿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个问题：我是中国人，我觉得那个哪个国家最漂亮，我觉得哪个国家最伟大，我觉得哪个国家最富强，答案是——祖国。
在八国联军的侵略下，圆明园内的文化宝库顿时被洗劫一空，我认识了祖国的屈辱和悲愤；在一望无际，好似铜墙铁壁的长城岭上，我认识了祖国的雄伟和磅礴；在面对盛大壮观的大漠荒原时，我认识了祖国的广大和辽阔；在重走丝绸大道时，我认识了祖国的悠久和渊博。
短短六个大字：祖国在我心中，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儿女。
近百年来，中华儿女为了让这个家园繁荣富强，为了能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鞭策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奋斗，奋斗，再奋斗。
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全身珠光宝气，雍容华贵的漂亮女子。
盘古开天辟地、四大发明、丝绸瓷器、威武的兵马俑使她光彩照人。
她的美让人羡慕万分。
但是掀开摞摞发黄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幕呢
时间的指针急速倒转，指向了1840年。
那时，外国列强纷纷加入了掠夺中国财富的战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以及日本侵略中国时“万人坑”“南京大屠杀”的枪声、叫声、日本人奸诈的笑声……贪婪的侵略者几乎掠去了这美丽女子的所有珍宝。
他们使她明白了“落后就会挨打”这个道理。
她没有选择反抗，而选择了沉默，她坚信有一天，她要在沉默中爆发。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抗敌故事。
穿越历史，在这段悠长的记忆里，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少年英雄。
王二小、刘胡兰、赖宁……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和强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与拚搏，直至献出自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他们的事迹，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奋发向上。
当我把视野看得更远，站在岁月的肩膀上回望，我看到盘古开天辟地，迸发出生命的光芒；我看到四大发明，使古老的中国异彩纷呈。
我看到圣者孔子，举起圣火照亮几千年的文明；我看到丝绸瓷器远涉重洋，谁都知道这是来自我们的故乡。
我看到那硝烟中冲杀出兵马俑威武的阵容；那雄伟中耸立着万里长城的刚强
我想说又不愿说，我也曾看到祖国的懦弱，在圆明园被烧焦的废墟上，我看祖国是一摊血；在邓世昌勇猛的“致远舰”上，我看祖国是一团火。
但我们的祖国并没有沉没。
在亚细亚的东部，她用宽厚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用野菜和稀粥喂养饥饿的生活。
孙中山先生在黑夜里开始规划治国方略，毛主席在贫瘠的土地上支撑民族的血肉与骨骼；把饱经沧桑的瞳孔放大，指引多灾多难的祖国从世纪的风雨中神奇地走过
鲁迅先生说过：“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先生所指的民魂是什么呢
就是“重大义，轻生死”的生死观，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无畏精神。
当神舟六号遨游太空，我们欢呼，我们雀跃，因为中国在强大；当香港回归祖国时，我们激动，我们流泪，因为中国在强大；当举国上下迎接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我们燃烧，我们沸腾，这也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在强大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而献出自己的力量。
请我们永远记住：不管我们的祖国母亲还要经历多少磨难，我们永远都要陪伴在她的身边；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险，我们都要立志，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儿女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