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者的风度 读后感
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辅佐刘邦的生平和他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
这种大勇者，按他的说法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气节自高，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大勇者”，但这样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由于所处人生际遇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表现出的风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比如近代史上，坚决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同代人之上，他在《仁学》一文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
”在他看来，所谓“圣明天子”，无非是共举“为民办事者”，既然共举之，自然也“可共废之”。
在封建专制如层层磐石重压之下，谭嗣同竟有这样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谓石破天惊，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
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
但不幸，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
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本来还是有机会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外。
他的“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浊的万千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明末十七岁的少年夏完淳则又不同，他从十四岁即随父亲起兵抗清，兵败后父亲殉难。
他秉承父志，继续投身抗清运动，新婚才三个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审，面对洪承畴，他无畏无惧，痛斥洪的无耻叛卖，终于被凌迟处死。
在狱中他给新婚妻子与母亲各写了一封绝笔书，两信都情致宛转凄侧，对妻子与母亲的关切感念之情，更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字字血泪，但是舍身取义的豪宕之气，依然汹涌于字里行间。
他在《上母书》中写道：“……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忘。
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
勿悲勿悲
……人生孰无死
贵得死所耳。
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
大道本无生，视生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可以无愧矣。
”少年英豪，倾吐肺腑，语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风度，数百年后，读此绝笔，仍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动容。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日军入侵上海后，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后来遭到日军搜查，并运走两大卡车书籍。
当时陆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认为书店既由他负责，他有责任去捕房问个究竟，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部。
据一位曾与他同关狱中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
’他不能违背良心，自然说：‘爱国。
’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政府
’（指汉奸汪精卫政府）他说：‘不赞成。
’又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
’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
’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诬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上了酷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 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深刻地指出：“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
为什么我们能够最后保持胜利
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
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在事关大节面前，他竟是如此镇静从容，义无返顾，毫不含糊，一个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近日见报载，欧美正在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
这次为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之举，是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打击的战略决策，当时指挥此役的最高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
据现在发表的回忆文章说，当时在决定登陆的时机上，是颇费踌躇的，天气又极端不好，暴雨如泻。
据预报只有六月六日可能晴朗一天，统帅部内众说纷纭。
但是拖延时日，这次事关二次大战前途的重大战役秘密，就有可能被德军识破，而登陆如失败，其影响与后果则更不堪设想。
在这重重严峻沉重的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思索再三，断然决定于六月六日按照计划，大举出击登陆。
慨然表现出他作为统帅的无畏胆识与雄大气魄。
登陆终于一举成功，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又一块重要基石。
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决定下达后，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因为此举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他在一张便笺上草拟了一篇新闻稿，以供必要时使用。
他写道：“我们的登陆……已经失败，我已将部队撤回。
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可靠情报作出的。
我们的军队都非常勇敢和尽职，要说有什么责任和缺点的话，全都是我一个人的。
”（见1994年6月5日《参考消息》6版）显然，这封信是准备万一登陆失败而写的，从信中可以窥出这位率领百万大军的统帅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但可敬佩的是，万一登陆失败，他就要毅然将这重大的历史责任全部由自己肩负起来，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诿过于他人，即使是十字架，他也要一人承担起来。
这不愧是统帅的胸襟，更不愧为大勇者的风度。
苏轼在《留侯论》中分析：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
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终于思想上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这方可谓之“大勇者”。
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
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
1994年夏 选自《随笔》1994年6期
堕落的勇者-罪人与龙共舞(03)读后感(剧透慎入)
何为勇者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苏轼在《留侯论》中说：“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矣。
”就是说，勇士风度雄伟，气节高雅，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屈躬，磊落坦荡，所向无惧。
这是一种大勇，这种大勇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事例。
真勇者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高尚的，是有积极引导意义的，他们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天下为大志，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
历史，正需要这样的勇者。
这样的勇者，正是构件历史的脊梁。
作者善于联想，尽情地驰骋在想象的空间。
只有广泛涉猎，积累知识，不断丰盈自己的头脑，有了较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写出较有思想深度的文章。
西游记前两回的读后感400，比较急快的加分。
只要前两回的读后感一篇，400字以上，谢谢
《文选》读后 作为一个坚定克思主义追随者，我感叹小平同志所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性和建设性；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人，我目睹了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深深的缅怀他,并以重阅《文选》第三卷来纪念他。
再度翻阅《文选》第三卷，不再仅仅是高中生的佩服和欣赏，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领悟和理解。
与的理想、浪漫和英雄主义不同，是理智、务实的现实主义者。
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_伊文思曾这样评道：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
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
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 《文选》第三卷作为同志思想的充分，无疑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这幅蓝图做了最具体的描述。
全书收入的是同志在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
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思想正是在这段时期成熟和全面展开的，因而本书最能代表同志的理论成就，是把握理论最原始、生动、权威的教材。
作为理论的杰出代表作，《文选》第三卷自始至终贯穿着务实、发展的思想，从开篇的十二大开幕词到结尾的南巡讲话，貌似零散的所有著述无不围绕着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发展这两点而展开。
务实作为一种工作态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演绎和表达，发展作为一种社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和基础，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既是同志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也是《文选》第三卷的主旨。
发展观是指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揭示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是制定各种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而领袖、领导和理论工作者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正确指导各种社会实践。
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以世界发展格局为参考，继往开来，准确的把握了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其在发展问题上的世界眼光是一般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
早在1985年3月4日，他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南巡时再度发出警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这样一种远见卓识已经、正在、也即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得到回应。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同志是理智而务实的。
他是务实的，他以殷实、富裕的生活代替任何空谈回报他深爱的人民。
不拘一格搞好经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散见于《文选》第三卷：“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不管姓“社”还是姓“资”，只要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都可以大胆借鉴。
可他也是理智的，共同富裕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的，在不可能同步富裕的基础上，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种“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的暂时“不公平”的社会表象深处是同志深邃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把握能力，因为与其用同步富裕的谎言欺骗人民不如把历史进化过程中的必要代价和过程如实告诉人民。
因此，面对贫富差距暂时拉大的社会现实和风言风语，他一笑置之。
是啊，担当人民事，何计身后评，何况历史自会有它公道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