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古欧洲服装描写女
乌兰牧绒羊绒：这样的维权比较辛苦，首先您要有商场出具正规销售发票，技术监督局出具的国家纤维检测报告《自己出钱费用在1000元左右》，把复印件送到商场负责人手里，提出质疑，商场找到销售单位进行协商处理，销售商给您打电话协商退货事宜，赔偿不在受理范围的，您要求赔偿多少是属于敲诈勒索。
只能等商场和商家协商后，在您不同意退货为前提下，商家才会主动给予您一定的赔偿。
至于赔偿数额取决于您的影响力
一般有两种情况：1商场收到检测报告后与销售商联系协商处理意见，销售商与您沟通退货，您不同意，12315介入，还是协商解决，未果，商家撤离该商场不予赔付。
2.商家主动联系您，协商到一定数额后，您撤诉，两无相干。
您自己考虑一下吧，希望您帮到您
秋裤的历史来源是
简介秋裤，顾名思义，就是秋天穿的裤子，实际上是气温比较冷时候穿在外裤里面用来保暖用的舒适贴身的长裤。
一般在秋天天气转凉时，穿一条单裤不够保暖，就在裤子里面再添加一条贴身的裤子，所以就叫秋裤，有些地方又叫衬裤。
秋裤属于内衣类，不能外穿出门。
且保暖程度仅次于保暖裤，是人们御寒的必备良品。
历史起源秋裤的起源是北美大陆，最早取得秋裤设计专利的，据说是加拿大的弗兰克·斯坦菲尔德(Frank Stanfield)。
他与自己的兄弟以号称“不缩水”的棉内衣起家，在1915年12月7日正式申请了秋裤的专利，成为现代商业秋裤之父。
秋裤问世之初也不是一帆风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军采购的主要内衣之一是叫做“连衫裤”(Union suit)的东西——这种上下身全包住，手脚腕口都紧收的衣服其实等于是秋衣与秋裤的合体。
不了解连衫裤的人也许会为使用者执行正常生理功能捏一把汗，但这种久经考验的衣服显然考虑周全，体贴又安心。
一战之后，各国重归日常生产，欧美各国按照流水线和分工的思想深化工业革命，原本全身都动的体力劳动者分化成上身活动多的劳动者和下身活动多的劳动者，连衫裤不如秋裤秋衣的地方就显现出来，于是秋裤也就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没有今天这样完善的室内取暖条件，不少人冬天烤炉子取暖。
当时不但在室内穿秋衣秋裤或连衫裤，睡觉的时候还要带着睡帽，沐浴的频率也远远达不到 当前每日一洗的程度——原因很简单，且不说如何准备热水，单是洗头后头发结冰就是个大问题。
30年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家庭取暖靠煤炉，洗澡靠集体澡堂，还有“二月二之前不剃头”，“正月里不洗澡”等民俗流传。
网上的一种说法：在1960年之前，美国农民可以穿一身连衫裤度过整个冬天而不换洗。
胡某最初看了觉得难以置信，索性请教身边在美生活数代的居民。
其中一 位对这段历史直言不讳，说整个冬季不换“长内裤”显然是极端情况，但内衣换洗不勤却是真事——其祖父的秋裤就常散发出令人难忘的浓郁气味。
至于南方人士则 较少穿秋裤，但是对于long underpants这个东西也都有耳闻，可见秋裤于美国名声之大。
五十年代美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可想而知。
无怪乎1959年美苏“厨房辩论”时，赫鲁晓夫质疑尼克松所说“典型的美国住房”的科技水平——从秋裤这个历史参照物来看，当年美国展示的电器可能确实有些超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美人越来越注意到秋裤不是那么美观和时尚，而且供暖和居住条件的提高，越来越少的人会穿秋裤了。
到如今竟然成了土的代名词，可见对秋裤的观念转变之大。
网络传言秋裤的由来：听说，秋裤是苏联为了使中国永远失去苏联远东地区，使用的秘密武器，能使中国人御寒能力下降，不再追要那片土地。
发明者告诉斯大林,假如一个国家穿了60年秋裤，就再也没可能脱下它了。
注：该说法为讹传。
求历史小说
东条英机于1884年12月30日，出生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在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担任大本营参谋，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立过“汗马功劳”。
东条英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幼就受到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
东条英机16岁时，就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系统地接受军事训练。
之后又在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05年毕业，这时他只有21岁，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并侵入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
战后被提升为中尉，并进入陆军大学学习。
他效忠天皇，为事专断，武士道精神十足，有“剃刀东条”之称。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全面的侵略战争，作为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指挥侵略军先后占领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到处烧杀奸掠，数以千计的村庄被焚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被杀害。
东条英机在中国的暴行，使他更为日本军阀所赏识，1938年12月被提升为陆军航空总监，统辖日本陆军航空部队。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扩大，东条英机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1941年近卫内阁倒台，东条英机当上了首相。
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和远东战争，他在内阁特设“大东亚省”，进行所谓“大东亚圣战”，疯狂地向外侵略，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终于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绕口令kcvhccfgfg
绕口令-1 八百标兵（b、p）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炮兵和步兵（b、p、m） 炮兵攻打八面坡，炮兵排排炮弹齐发射。
步兵逼近八面坡，歼敌八千八百八十多。
绕口令-2 一平盆面（b、p）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
巴老爷芭蕉树（b、p） 巴老爷有八十八棵芭蕉树来了八十八个把式要在巴老爷八十八棵芭蕉树下住。
巴老爷拔了八十八棵芭蕉树，不让八十八个把式在八十八棵芭蕉树下住，八十八个把式烧了八十八棵芭蕉树，巴老爷在八十八棵树边哭。
致初学者（二） 口齿清楚，字音准确、吐字有力、字正腔圆，这就是艺术语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
一些前辈艺人曾有“咬字千斤重，听者自动容”、“清晰的口齿沉重的字，动人的声韵醉人的音”的说法，当然，“千斤重”和“沉重的字”不是用浊劲把字咬得死死的，而是要做到“咬字如噙虎，就像一只大老虎叼小老虎穿山跳涧，叼紧了，就咬死了；叼松了，小老虎就掉了”。
我们所说的要练“嘴劲”、练“心劲”，是要以情带声，以情带字，悦耳动听。
要达到这样的要求，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必须坚持苦练语言基本功，在掌握普通话标准发音的基础上，注意各种发音技巧的训练，熟能生巧。
否则的话，没有坚实的基础，是创造不出优美动听的艺术语言的。
那么，要想我们的声音动人、感人、富有艺术魅力，就必须千锤百炼艺术语言的基本功——绕口令
绕口令-8 哥挎瓜筐过宽沟（g、k） 哥挎瓜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瓜筐扣，瓜滚筐空哥怪狗。
哥哥捉鸽（g、k、h） 哥哥过河捉个鸽，回家割鸽来请客，客人吃鸽称鸽肉，哥哥请客乐呵呵。
老爷堂上一面鼓（g、k、h） 老爷堂上一面鼓，鼓上一只皮老虎，皮老虎抓破了鼓，就拿块破布往上补，只见过破布补破裤，哪见过破布补破鼓 韵母绕口令练习 普通话韵母是音节的主要成分，它的发音非常重要。
单韵母只有一个音素比较简单，而复韵母和鼻韵母却有两个或三个音素，并且很多都有韵尾，要特别注意归音问题，发韵母时，要求韵腹要拉开立起，韵尾要归音到家。
我们在每段绕口令题旁标有“a”、“ao”、“ang”、“ing”等韵母字样来说明此段绕口令是专门训练所标韵母的绕口令。
例如《胖娃娃和蛤蟆》一段绕口令题旁标有“a”的韵母，又如《老老道小老道》一段绕口令题旁标有“ao”的韵母，就说明“a”、“ao”在练习过程中是重点训练的内容。
绕口令练习-11 胖娃娃和蛤蟆（a） 一个胖娃娃，捉了三个大花活蛤蟆，三个胖娃娃，捉了一个大花活蛤蟆，捉了一个大花活蛤蟆的三个胖娃娃，真不如捉了三个大花活蛤蟆的一个胖娃娃。
小华和胖娃（a） 小华和胖娃，两个种花又种瓜，小华会种花不会种瓜，胖娃会种瓜不会种花。
致力于讲好汉语普通话的朋友们：你们好
练习普通话绕口令，我还是比较赞成那句话“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既练‘嘴劲儿’，又要练‘心劲儿’”
“训练时，要求大家一定要按照正确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练。
一方面要注意纠正自己的发声缺点、弱点、毛病；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和发挥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
这些绕口令练起来有些绕口、难发，但它却是学说好普通话必不可少的练习材料，通过绕口令的练习不仅可以加强咬字器官的力度和提高咬字器官的灵活度，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锻炼呼吸控制能力。
练习时，最初应特别注意字音质量，要把音发准，劲使稳，打开韵腹，利索收音，做到吐字准确、清晰、圆润。
然后由慢到快，逐渐加速，可按音、字、词、句、段五步练习法循序渐进。
我们知道，绕口令练习并非只是耍嘴皮子，而是既练“嘴劲”，又要练“心劲”，所以不能一味求快。
在训练中，我们还要注意结合气息控制练习。
在开口前要注意放松喉部、气息下沉。
“运行”当中要补气自如，轻松流畅，字音速度由慢渐快，要做到慢而不断，快而不乱。
最后还要注意做到内容清楚、感情充沛。
因为气是发声的动力，气息调整不好，字的“运行”就会发生故障，声音的质量也就无法保证。
” 且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拉着五斤鳎(tǎ) 目。
且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南边提拉着鳎目的喇嘛要拿鳎目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喇叭。
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喇嘛的鳎目，喇嘛非要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
喇嘛抡起鳎目抽了别喇叭哑巴一鳎目，哑巴摘下喇叭打了提拉着鳎目的喇嘛一喇叭。
也不知是提拉着鳎目的喇嘛抽了别喇叭哑巴一鳎目，还是别喇叭哑巴打了提拉着鳎目的喇嘛一喇叭。
喇嘛炖鳎目，哑巴嘀嘀哒哒吹喇叭。
一个半罐是半罐，两个半罐是一罐；三个半罐是一罐半，四个半罐是两罐；五个半罐是两罐半，六个半罐是三满罐；七个、八个、九个半罐，请你算算是多少罐。
营房里出来两个排，直奔正北菜园来，一排浇波菜，二排砍白菜。
剩下八百八十八棵大白菜没有掰。
一排浇完了波菜，又把八百八十八棵大白菜掰下来；二排砍完白菜，把一排掰下来的八百八十八棵大白菜背回来。
山上住着三老子，山下住着三小子，山腰住着三哥三嫂子。
山下三小子，找山当腰三哥三嫂子，借三斗三升酸枣子,山当腰三哥三嫂子，借给山下三小子三斗三升酸枣子。
山下三小子，又找山上三老子，借三斗三升酸枣子.山上三老子，还没有三斗三升酸枣子，只好到山当腰找三哥三嫂子,给山下三小子借了三斗三升酸枣子。
过年山下三小子打下酸枣子，还了山当腰三哥三嫂子，两个三斗三升酸枣子。
三月三，小三去登山。
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
登了三次山，跑了三里三。
出了一身汗，湿了三件衫。
小三山上大声喊：“离天只有三尺三
” 司小四和史小世，四月十四日十四时四十上集市，司小四买了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史小世买了十四斤四两细蚕丝。
司小四要拿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换史小世十四斤四两细蚕丝。
史小世十四斤四两细蚕丝不换司小四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
司小四说我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可以增加营养防近视，史小世说我十四斤四两细蚕丝可以织绸织缎又抽丝。
四和十，十和四，十四和四十，四十和十四。
说好四和十得靠舌头和牙齿谁说四十是“细席”，他的舌头没用力；谁说十四是“适时”，他的舌头没伸直。
认真学，常练习，十四、四十、四十四。
石小四，史肖石，一到阅览室。
石小四年十四，史肖石年四十。
年十四的石小四爱看诗词，年四十的史肖石爱看报纸。
年四十的史肖石发现了好诗词，忙递给年十四的石小四，年十四的石小四见了好报纸，忙递给年四十的史肖石。
六十六岁的陆老头，盖了六十六间楼，买了六十六篓油，养了六十六头牛，栽了六十六棵垂杨柳。
六十六篓油，堆在六十六间楼；六十六头牛，扣在六十六棵垂杨柳。
忽然一阵狂风起，吹倒了六十六间楼，翻倒了六十六篓油，折断了六十六棵垂杨柳，砸死了六十六头牛，急煞了六十六岁的陆老头。
柳林镇有个六号楼，刘老六住在六号楼。
有一天，来了牛老六，牵了六只猴；来了侯老六，拉了六头牛；来了仇老六，提了六篓油；来了尤老六，背了六匹绸。
牛老六、侯老六、仇老六、尤老六，住上刘老六的六号楼，半夜里，牛抵猴，猴斗牛，撞倒了仇老六的油，油坏了尤老六的绸。
牛老六帮仇老六收起油，侯老六帮尤老六洗掉绸上油，拴好牛，看好猴，一同上楼去喝酒。
7年级上册第2单元的作文
上海姑娘有“嗲”的魅力，上海姑娘有“嗲”的风情，上海姑娘有“嗲”的文化，上海姑娘有“嗲”的智慧。
这也许是举世公认的。
这也许是您嗤之以鼻的。
这并非我是上海人，这也并非我听从几位上海网友的的忠告，要把汤本论坛办得有“上海味”。
而是因为，堂堂美国前副总统，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丹．奎尔娶了上海姑娘为儿媳，刚刚受完三大拜，在上海参加完婚礼，回到美国，在脱口秀节目上，公开大赞儿媳。
我并不是要袒护上海女孩，我实际上在东北多年，性格中更多的是北方人的爽快和实在(再一次自吹自擂)。
也不是因为我的姐姐们青年时有姿色，中年时犹有风韵...，我便偏要替上海姑娘讲好话。
上海姑娘确实是好，好到我们美国总统柯林顿，在上海时，眼睛都转不过来了。
据随行人员讲，柯林顿总统对上海印象最为深刻。
他还许诺将来退休后，要到上海来开律师事务所。
柯林顿如果能成愿，不仅能够赚进大把绿色，还可饱览上海春色。
还是丹．奎尔的儿子先行一步，在上海学习、工作，喜交上海女孩，喜结上海良缘。
当新婚小夫妻双双向奎尔行大礼时，喜得这对前副总统夫妇闭不拢嘴。
上海姑娘真是很嗲，嗲字就是娇美，柔顺。
就是会撒娇。
丹．奎尔的儿子痴迷上的上海姑娘，想必一定有这些素质和气质。
可惜，前副总统奎尔本来就是连土豆也要拼错字的人，单词量太少，对“嗲”更是无法体味，只有一个劲地向节目主持人雷诺和现场观众，讲自己的儿媳妇是“Beautiful”、“Beautiful”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来了。
当然，英文永远翻译不出上海姑娘的嗲来。
事实上，自上海开埠以来，从小渔村变成东方的巴黎和纽约，全中国的美女，向黄浦江边倾流。
当然，绝姿绝色的，更是来自江浙一带的美女，她们眼睛亮丽娇媚，皮肤白晰，体型修长苗条.....端的是典型的江南美。
当然，上海姑娘的嗲，结了婚，有不少也是有变化的。
正象台湾名作家龙应台，写文章讽刺“啊，上海男人”。
上海男人的妻管严，做家务，伺候上海“嗲”小姐变成的凶太太，也是出了名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上海男人都这样，而且，还是有很多曾经是上海“嗲”小姐，现在也是上海“嗲”太太的女士。
不管如何，进入九十年代，上海姑娘的“嗲”更增添了现代女都市女郎的风情。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上海交汇，上海姑娘不仅濡染上西方流行服饰和化妆的美和西方文明的气质，还保留了东方女孩质朴的美，使得许多中国人欣赏上海姑娘的洋气的美，又使得许多西方人在欣赏上海姑娘的洋气，有一种同质感之外，又痴迷于她们内在的东方美。
尽管西风东浸，上海姑娘在感情性爱方面比以往的几代的上海姑娘开放很多，但相比西方女孩，还是东方。
上海姑娘之所以最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男士的亲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七十年代以来，上海的英语教育和社会学习英语的风气，始终是在全中国大陆首屈一指。
这又使得最聪明的上海姑娘们能以一口流利的英语来传递自己的“嗲”的天生丽质，“嗲”的性格，“嗲”的气质，“嗲”的风情。
当然，过去和现在，总是有一些“九斤老太”们在对开放的、现代化的姑娘们（不管是上海的还是北京的）说三道四，大加鞭挞，进行侮辱性的批评。
有的甚至不惜大谈自己在革命时期或者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拥有如何纯洁的爱情，她们往往忘了，在革命口号下，她们潜意识地将革命政治利益背后所含有的经济利益，也在作某种权衡、估量、交换，只是不说出来，只是更虚伪罢了。
王实味所批评的革命根据地的“食分五等，车分四等”，并不是捏造的，更何况革命胜利之后。
既然如此，她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相当于她们的女儿、或者孙女或者重孙女的女孩子们
人们应该观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个性化追求”日益强烈，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
这是极为良性的社会变迁，体现在上海姑娘身上，是她们的强烈的个性追求，她们懂得自己事业追求和自己的情感追求，可以超越地区，可以超越国界。
对此，没有任何偏见，没有任何拘束。
只要自己爱的，只要自己喜欢的，只要是文明向上（当然包括物质上的享受）的，就要追求。
更何况具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们，尚未去追求别人，就有被中外间精英男士们所痴迷，所追求了。
也许是自然，也许是潮流，在主动和被动中，上海姑娘们被卷进潮流。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上层社会的政界、媒体、商界的单身或不单身的贵族们，正在向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们进攻，幽默一点讲，上海姑娘们，也正在向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上层社会的政界、媒体、商界，大举“进攻”。
上海的，也是江南的“嗲嗲”的枕边风，温馨而甜美，柔和而飘逸，无微不至，直透人心... 上海春风，将会拂遍美国
上海春风，将会拂遍全世界
于是，国会议员考科斯从梦中醒来，出一身虚汗，大声惊叫：这里有没有间谍? 。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上海人。
但这并不容易。
余秋雨说：“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上海人》）。
其尴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
什么人是上海人
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
谁也说不清。
因为认真说来，倘若追根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则又是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
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
如果说，上海是一个“出身暧昧的混血儿”，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然而，恰恰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却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还十分鲜明。
的确，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
一个外地人一进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身的海货包装。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
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
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
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长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
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
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闻”到了。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
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
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中国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
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区特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特征十分鲜明，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去甚远。
也就是说，与其他社区相比，上海社区的异质程度很高（另一个异质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广州）。
唯其如此，上海人才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地“扎眼”，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并且到处招人物议。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对上海人的种种批评。
我认为，这些非议和闲话，其实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而且未见得有多么准确和高明。
说得难听一点，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
比方说，看不惯上海人的衣冠整洁、处处讲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欢把账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无论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抨击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确有毛病），无理也好（外地人观念相对落后），上海与全国其他社区之间差异极大，总归是一个事实。
上海固然完全不同于农村（因此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也总体上基本上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谓“外地人”，便主要指国内其他城市人）。
这也是上海与北京、广州的最大区别之一。
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则”，省会、州府、县城，无非是缩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
它们当然很容易和北京认同，不会格格不入。
广州则介乎北京与香港之间，既可以与北京认同，又可以与香港认同，更何况广州在岭南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类”
上海却显得特别孤立。
它甚至和它的临近城市、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也“不搭界”，尽管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而无锡则被称为“小上海”。
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苏州的缩影，无锡也决非上海的赝品。
更何况，别的城市或许会仿效上海，上海却决不会追随他人。
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与众不同，则上海人当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划清界限，并把后者不加区别和一视同仁地都称之为“外地人”。
事实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欢议论上海人，无非说明了两点，一是上海文化特别，二是上海文化优越。
北京优越但不特别，所以不议论北京人；云南的摩梭人特别但不优越，所以也没有人议论摩梭人。
只有上海，既优越又特别，所以对上海人的议论也就最多。
当然，也正是这些优越性和独异性，使上海人在说到“外地人”时，会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也许，这便正是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
人都有自尊心。
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尊，每个地区也有每个地区的自尊；当然也有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尽管可能会有点“自以为是”）和由此而生的优越感。
但是，优越感不等于优越性。
比方说，一个陕西的农民也会坚持说他们的文化最优秀，因为他们的油泼辣子夹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食，秦腔则是“世界戏剧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别好听等等。
但是，恐怕不会有谁认为陕西农村就是最先进和最优秀的社区。
要之，优越感是属于自己的，优越性则必须要别人承认。
上海文化的优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认的。
尽管有那么多外地人同仇敌汽地声讨、讥讽和笑话上海人，但决没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没有人会鄙夷上海，更没有人能够否定上海。
要言之，他们往往是肯定（尽管并不一定喜欢）上海，否定上海人。
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没有上海人，哪来的上海文化
所以，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讥讽和笑话根本就无所谓，当然也无意反驳。
你们要讥讽就讥讽，要笑话就笑话，要声讨就声讨吧
“阿拉上海人”就是这种活法，“关侬啥事体”
况且，你们说完了，笑完了，还得到南京路上来买东西。
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来源于优越性。
没有优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过是自大；而区别自信与自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
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
他只会喋喋不休地摆显自己或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无与伦比。
其实，他越是说得多，就越是没有自信心。
因为他必须靠这种不断地摆显来给自己打气。
再说，这种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里有多好的心态，岂非恰好证明了自己和自己那里的“好”，并不怎么靠得住，别人信不过，自己也底气不足
否则，没完没了地说它干什么
上海人就不这么说。
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
但对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
他们平常在上海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
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并不这样做，至少他们的优越感并不需要通过吹嘘来显示。
相反，他们还会经常私下地或公开地对上海表示不满。
上海曾经深入持久地展开关于上海文化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在那场讨论中，向来爱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纷纷投书撰稿，历数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不是，在上海的报刊上让上海人的种种丑陋纷纷亮相，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从学者到市民也都踊跃参加议论和批判（当然也有认为上海人可爱者）。
显然，这种讨论，在别的地方就不大开展得起来，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不了（厦门人懒得参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为然），然而在上海，却讨论得轰轰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当然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我这本书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关于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
上海人看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不该发表，更没有人像当年扬州人对付我的同宗前辈易君左那样，要和我对簿公堂。
这无疑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
那些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让“丑媳妇”公开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别人提一点点意见的。
看来，除自称“大上海”这一点较北京为“掉价”外，上海人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显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确，上海人对自己社区的优越性，似乎确信无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显底气不足外，上海人对自己社区文化的优越性，几乎从未产生过怀疑。
一个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充满自信地把上海文化传播到哪里，而且往往能够成功。
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支援边疆、支援三线、上山下乡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来到北大荒、云贵川、新疆、内蒙，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他们在当地人那里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后是羡慕和模仿。
尽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带着“自我改造”的任务去那里的，但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造着那里，在普及小裤脚、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时，也在普及着上海文化。
改造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上海人还是上海人，而一个个边题小镇、内陆山城、乡村社区却变成了“小上海”。
无疑，这不是因为某几个上海人特别能干，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质所致。
上海文化这种特别能够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每个上海人的身上，使他们甚至能够“人自为战，村自为战”。
结果自然是总有收获：如果有足够多的上海人，他们就能把他们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海”。
如果人数不够，则至少能把自己身边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个上海人。
比如，在云南、新疆、黑龙江军垦农场，无论是其他城市的知青，还是农场的老职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结了婚，用不了多久，都会里里外外变得像个上海人，除了他们的口音以外。
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这种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给他（她）一个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会自己创造一个。
似乎可以这么说，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体，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变得和自己一样。
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点则是有扩散力。
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国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们同化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则是能把上海文化辐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为上海人。
显然，这种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是属于上海社区的。
上海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上海人与非上海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要远远大于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在身份、地位、职业和教养等等方面的区别和差异。
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体上看出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或处于什么阶层，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则是上海人和外地人。
至于上海人，除了身着制服者外，你就很难再看出什么名堂来他们几乎都一样地皮肤白皙、衣冠整洁、坐站得体、彬彬有礼，甚至连先前的人力车夫，也能说几句英语（尽管是“洋泾浜的）。
总之，他们都有明显区别于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仅仅属于上海社区的特征，当然都“一样咯统统阿拉上海人”。
可见，“上海人”这个概念，已经涵盖和压倒了身份、地位、职业的差异和区别，社区的认同比阶级的认同更为重要。
因为上海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已经差不多把那些差异都消解结果，在外地人眼里，上海就似乎没有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种人——上海人。
当然，上海人并不这么看。
在上海人看来，“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
况且，上海的舆论导向，似乎也倾向于社区的认同，或致力于营造上海社区的情调和氛围。
最能体现上述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报》。
在国内众多的晚报中，它是名气最大风格也最为卓异的（另一份曾经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报》，不过现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后来居上）。
外地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报纸，有着明显的上海风格。
但对上海人，它却是真正地“有读无类”，小市民爱看，大名流也爱读。
总之，它对于上海的读者，也是“一样咯”统统看作“阿拉上海人”的。
它的“个性”，只是上海文化的个性。
或者说，只是上海的社区性。
上海的社区性无疑是具有优越性的。
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水往低处流”，亦即从相对比较先进文明的地区向比较落后的地区传播，而同化的规律亦然。
当年，清军铁马金戈，挥师南下，强迫汉人易服，试图同化汉文化，结果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就是证明。
上海文化有这么强的传播力和同化力，应该说足以证明其优越性。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历史。
尽管上海人有时也会陶醉于春申君开黄浦江之类的传说（上海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实是“乡下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始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开埠。
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过“蕞尔小邑”，是个只有10条巷子的小县城。
到清嘉庆年间，亦不过60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
可是，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
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项背（上海63％，广州13％）。
难怪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称为“小上海”，而不是“小广州”，尽管广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
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沪杂记》所言：“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日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
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
” 以后的故事则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样冉冉升起，像云团一样迅速膨胀。
1852年，上海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545.5万。
增长之快，虽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十分惊人。
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
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型社区。
它甚至被称为“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国脉所系。
与北京从政治中心退隐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会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上海开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
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初于上海，然后才推行于全国。
一时间，上海几乎成了“新生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上海迅速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商贸、金融、航运中心，崛起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堪称亚洲第一。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在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共享声誉的。
当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还不屑于收藏新小说时，上海却已有了22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全国29种）。
更不要说它还为中国贡献了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这个名单是开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
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更是当时不同凡响，至今余响未绝。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哲人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 事实上，上海文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成了“气候”，而且是“大气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上海社区文化性格的秘密，当从这一奇迹中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