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给叶圣陶爷爷的一封信,100字
敬爱的叶圣陶：我是一名上初三的学生前我也读写的《记金华双龙洞一类的文章，您写的非常好。
前写日子我们学习了您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
这篇小说您写的真是棒极了。
您通过旧毡帽朋友们“丰收成灾”的遭遇，多方面地写出了“多收了三五斗”的农民只能更加不幸与无奈的原因描绘了旧中国农名的悲惨命运,表现了作者对香椿，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让我们体会到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愤恨之情.由此可以看出您的爱国之心和对黑暗社会的憎恨.我们的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多向老一辈革命家文学家学习.有许许多多的同学都以您为榜样。
你的许多文章被选入了小学，中学，高中语文的教材中。
我在小学时就学过《记金华的双龙洞》，爬山虎的脚，三棵银杏树等。
特别是您写的《记金华的双龙洞》这篇文章写的栩栩如生。
当我们学习完您的这篇文章后，紧接着就是放暑假我们班有的同学就和家人一起去双龙洞游玩。
开学后，同学说：“双龙洞真是太美丽，太神奇了。
真是美文配神洞。
这里说的美文就是您所写的《记金华的双龙洞》。
您不但让我们大饱眼福而且还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您。
再最后，窝主副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此致敬礼xxx2011年04月20希望能采纳
叶圣陶小说《隔膜》的简介
作为叶圣陶的早期作品迥异于其后期的创作。
众所周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缔造者之一，叶圣陶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为人生”色彩，试看他的几部名篇、、、等，均体现了对社会的强烈关注。
和文研会的其他成员如鲁迅、沈雁冰、王统照等人一样，叶圣陶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来，极切地关注着社会问题，当仁不让地汇入早期“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队伍中，并成为“其中成熟最快且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之于叶圣陶正如之于鲁迅，它们都是“独语体”的，越过社会，越过众人，也越过自己显而易见的风格，退回到隐秘的内心深处，不求反响，不求共鸣，不求为人所知。
他们只是要单纯地记录那些困扰自己纠缠不清的思绪，让它从笔端滴落留驻纸上，作为曾经有过的记忆。
阅读，除却那稍稍带有时代特征的“蓄音片”、“令郎”、“作揖”等语词外，我们看不出它所叙述的情境离我们的遥远。
相反，拨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烟云，我们似乎能够轻易走入作家的心底，轻车熟路地洞悉其心境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我们与他之间的同感并未因为创作时代的久远而消弥。
因为那种相似的感同身受的苦恼与迷茫同样曾纠缠过我们每一个人。
《隔膜》的感觉与我们是相通的，这便是它历经八十多年仍能打动读者的深层原因。
文章不长，几乎完全是叙述者一人的讲叙，只在大体的环境概括中，简单勾勒了三个场面，以承托起短篇小说的框架。
至于具体的情节波澜则并未展开，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旁枝末节，作者一开场的自述已奠定了整个文章的基调和主题。
所以，这是一篇不太象小说的小说，若归入散文亦无不可。
因为如果大致抽空或置换文中的三个场面，抽空所涉及到的人物和对话，文章的主题和基调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依然成立，只是那样它将成为名符其实的散文，与小说这一体裁的相隔也就太远了。
这样古怪的小说，不仅在二十年代，即便整个现代文学的长河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作者截取的三个场景分别是“相逢”——亲戚的书斋、“饮宴”——朋友的餐室、“闲聚”——众人喧闹的茶馆，这便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系中提取出了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一是自己无法左右与选择的血缘关系，二是生活中接触较多可以互相照应的熟识关系，三是毫无瓜葛的陌路关系。
三种关系一是天意给予的，二是自我选择的，三是难以称为关系的关系，它们几乎可以涵纳世上的一切交往，虽然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与浓淡程度，不能绝对得同日而语，但它们给予叙述者的感觉却异常雷同、如出一辄，那就是——隔膜。
相逢如何，不过是说意料之中你应我答的话，客套的寒喧的程式化的但又不能省略的话，找一些掩饰尴尬填补沉默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但说者只顾说了，似是尽了义务卸去责任，于是并不专心听答者的应对，对其几乎充耳不闻，答者也便跟着淡漠无味。
交流在尴尬中阻塞了，象中间被筑起堤坝的小河，浪花只在自己小小的范畴中盘旋。
饮宴又如何呢
与不相熟的人举杯叙情，即便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却只是言不由衷的应酬而已，依是各怀了各的心，虚情假意一番。
人头攒动吵嚷热闹的公共场合里，互相问好高声谈论，似是交情笃深一拍即合，却又毫在意对方，少了谁也不会被发现，多了谁也不会有人惊喜，大家都在热烈的无聊着。
三个场景概括要约了无所不在的隔膜，无所不在的寂寞，委实让人难以承受。
《隔膜》写了人的荒诞处境，写了人日常的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方式，隔膜也是人无法摆脱的一种无奈境遇。
尽管身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却互不了解，互不关心，互不在乎，互无意义，他人在自己眼中如同自己在他人眼中一样，仅沦为一个无足轻重单调而空洞的行动符号，人是这样群居而又孤独无助与自身绝缘的动物。
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涯的疏离是令人恐惧的，人活着非旦要面对扑面而来的困扰艰辛还要逃避与类群的接触，岂不是一种绝境中的绝境，挣扎中的挣扎
隔膜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墙壁，人们竞相筑起的用于自我防卫的墙壁又成为难以跨越的隔膜。
人成为彼此在世间的障碍物、累赘、或危险品。
人人设防、人人自危，在保持距离互相隐瞒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默契，自觉自愿地加深拉长着原有的鸿沟。
《隔膜》中的叙述者烦恼于那些无聊无谓的交往应付，烦恼于那些“蓄音片”式的对话交流，也烦恼于欲摆脱而不能的窘然处境，在与亲戚的叙旧中，“我如漂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那种孤凄彷徨的感觉，超于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相细胞，使我神思昏乱，对于一切都疏远，淡漠。
”在作客友人家中，“我想他们各有各的心，为什么深深地掩饰着，专门用蓄音片说话
这个不可解。
”“我没有别的盼望，只盼时间开快步，赶快过了这两点钟。
”在人群川流不息的茶馆，“我欲探求他们每天聚集在这里的缘故，竟不可得。
他们欲会见某某么
不是，因为我没见两个人在那里倾心地谈话。
他们欲讨论某个问题么
不是，因为我听他们的谈话，不必辨个是非，不要什么解答，无结果就是他们的结果。
”这是无可穿透的心与心的隔膜。
人们象一个个刺猬，本欲在冬日里相互偎依取暖，然而彼此倒立起来的刺又使它们难以接近，于是只能处于一种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下，欲达不达模棱两可地延宕着，枯燥无味的心绪永不得改变。
在个人与他人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想把他人当作对象，当作客体，同时又想摆脱自己成为他人的对象，使人感到压抑的地位，于是人们不得不处在紧张乃至冲突的关系之中。
“他人是我的地狱，”我们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目光下苟活，处于从属于他人的境况之中。
这就是《隔膜》想要表现的深层含义。
作为二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宗旨是以文学干预生活的知识分子，叶圣陶的《隔膜》是一次意外的收获。
这里没有恼人的社会问题，没有底层小人物的悲哀，没有抨击批判滴血为墨的铿锵力度，但是却是绵里抽丝的缓慢而持久的钝痛，它不是为表现什么，不是为教化何人，只是单纯地记录了自我感觉，这是作家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所成就的，以它原生态的极强生命力感动了读者。
通过文本，我们理解了八十年前的作者，理解了八十年前那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空虚和痛彻骨髓的孤寂，我们不自觉得为它颤栗。
也许，在喧哗里落寞，在孤寂中陶然是人类永远无法自解的一个谜语吧
叶圣陶 （1894～1988） 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原名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
是继鲁迅之后,新文学运动初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1914年开始发表了10余篇文言小说，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叶圣陶从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学和大学任教。
1923年起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主编过、、等多种重要刊物，发现、培养和举荐过巴金、丁玲、戴望舒等作家。
他还出版不少诗集、评论集和论著，编辑过几十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叶圣陶其文：（一）创作经历1、他在20年代陆续出版了《隔膜》、、《线下》、《城中》、《未厌集》等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倪焕之》。
他的出版于1922年3月的《隔膜》,是新文学史上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第一个是郁达夫的《沉沦》）早期小说大多描写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代表作品如《潘先生在难中》等；后转向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如《夜》、《倪焕之》等，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他的小说呈现出朴实冷隽的艺术格调。
从1925年到二十年代末,叶圣陶的创作取得了全面的丰收。
叶圣陶本时期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特色。
最显著的,就是以饱满浓郁的政治热情,迅速直接地描绘革命斗争的壮烈图景,歌颂群众运动的宏伟场面。
这就使他本时期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精神被茅盾誉为“杠鼎”之作的《倪焕之》是新文学史上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长篇名著。
“九·一八”事变之后，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发表了《多收了三五斗》等著名的短篇小说，技巧日臻圆熟。
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四川工作和生活，写作以散文和文艺评论为主。
主要散文集有《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小记十篇》等。
他的散文感情朴实，意趣隽永，语言洁净，大多具有厚实的社会内容。
《藕与莼菜》、《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牵牛花》、《春联儿》等是他散文中各具特色的名篇。
2、叶圣陶还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
童话集《稻草人》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但有时气氛显得低沉和悲哀，稍后的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着重表现人民群众团结抗暴的集体力量。
他的童话构思新颖独特，描写细腻逼真，富于现实内容。
鲁迅说，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表·译者的话》）。
（二）创作主题及其风格1、圣陶谈到他作小说的态度，常喜欢说：我只是如实地写。
这是作者的自白，我们应该相信。
但他初期的创作，在“如实地”取材与描写之外，确还有些别的，我们称为理想，这种理想有相当的一致，不能逃过细心的读者的眼目。
后来经历渐渐多了，思想渐渐结实了，手法也渐渐老练了，这才有真个“如实地写”的作品。
仿佛有人说过，法国的写实主义到俄国就变了味，这就是加进了理想的色彩。
假使这句话不错，圣陶初期的作风可以说是近于俄国的，而后期可以说是近于法国的。
因为是“如实地写”，所以是客观的。
他的小说取材于自己及家庭的极少，又不大用第一身，笔锋也不常带情感。
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物的对话及作者关于人物或事件的解释里，往往出现，特别在初期的作品中。
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
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始时的思潮；但他能用艺术表现，便较一般人为深入。
2、自由的一面是解放，还有一面是尊重个性。
圣陶特别着眼在妇女与儿童身上。
他写出被压迫的妇女，如农妇，童养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隔膜》第一篇《一生》便是写一个农妇的。
对于中等家庭的主妇的服从与苦辛，他也有哀矜之意。
《春游》（《隔膜》中）里已透露出一些反抗的消息；《两封回信》里说得更是明白：女子不是“笼子里的画眉，花盆里的蕙兰”，也不是“超人”；她“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
他后来在《未厌集》里还有两篇小说（《遗腹子》，《小妹妹》），写重男轻女的传统对于女子压迫的力量。
圣陶做过多年小学教师，他最懂得儿童，也最关心儿童。
他以为儿童不是供我们游戏和消遣的，也不是给我们防老的，他们应有他们自己的地位。
他们有他们的权利与生活，我们不应嫌恶他们，也不应将他们当作我们的具体而微看。
《啼声》（《火灾》中）是用了一个女婴口吻的激烈的抗议；在圣陶的作品中，这是一篇仅见的激昂的文字。
他憧憬着“艺术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是自由的，发展个性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却都被揿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里。
圣陶极厌恶这些模型或方式；在这些方式之下，他“只觉一个虚幻的自己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见《隔膜》中《不快之感》）。
3、圣陶小说的另一面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圣陶后期作品（大概可以说从《线下》后半部起）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写实主义手法的完成。
圣陶的生活与时代都在变动着，他的眼从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与女人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圣陶写作最快，但决非不经心；他在《倪焕之》的《自记》里说：“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深”，我们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态度。
他最擅长的是结尾，他的作品的结尾，几乎没有一篇不波俏的。
他自己曾戏以此自诩；钱杏邨先生也说他的小说，“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感。
” 4、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叶圣陶是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其骨干成员和创作上有成就的代表作家。
他强调文学必须反映人生,关心民众疾苦，同情被压迫损害者；他的创作集中地、充分地体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血与泪” 的文学宗旨。
叶圣陶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对旧中国的教育界十分熟。
在他写的近百个短篇中,与教育有关的占三分之二以上。
这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构成了叶圣陶创作的独特领域――教育文学。
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首先表现在他对封建教育有一个清醒、透彻的认识，对衰朽没落的旧教育进行了大胆的否定。
叶圣陶教育文学的民主性，还表现在以栩栩如生的儿童形象，展示了封建社会中少年儿童悲惨不幸的遭遇和他们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暴虐、磨难。
喊出了被束缚、禁锢在封建教育下儿童的心声和愿望，要求全社会尊重儿童、关心儿童、同情儿童、了解儿童，使他们获得发展天性的自由，这是叶圣陶民主主义教育文学另一个重要表现。
他的创作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解放、平等的要求,是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一致的,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
从总的倾向看,叶圣陶“五四”前后的创作属于批判现实主义。
（朱自清、叶圣陶语）（三）语言艺术风格：1、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叶圣陶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
细密的观察、客观的写实，亦庄亦谐、庄谐结合的笔法，平实朴素、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这一切就构成了叶圣陶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个性。
客观、冷静地谛视人生，细密、精确地观察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生活,是叶圣陶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点。
他确实重视细节的描写,使细节描写在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细节传神状物如此生动真实，是与作者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象反复深入地观察琢磨分不开的，叶圣陶丰富的生活体验为他细节描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庄严、严重与轻快、幽默兼而有之，并能使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熔铸于自己的创作中，使自己的作品亦庄亦谐、庄谐结合，这是叶圣陶艺术手法的另一个特色。
2、叶圣陶是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一直留意语言”(《〈叶圣陶选集〉自述》）,以平实、质朴、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著称。
他的语言有一种不雕凿、不做作的朴素美。
他很少用浓艳富丽、华而不实的词藻语汇,即使在“五四”前后“全盘西化”的浪潮里,他的作品也很难发现冗长拗口、曲里拐弯的欧化句子。
他特别讲究锤字炼句,自称有“斟酌字句的癖习”。
在遣词造句上,他一贯简短利落、准确贴切,精炼纯粹，达到了以少胜多、一语传神的极富表现力的境地。
三、叶圣陶其趣：（一）写童话的原由：他大力提倡白话文，是我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套通用教材--全国中学、师范学校语文课本。
叶先生是我国语文教育界的前辈，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家。
叶圣陶热爱学生、热爱教学，学子们童心的无邪、童真的灵幻、童趣的稚拙时时感染着他。
这时，他读了鲁迅《二十四孝图》一文，说有一位童年小友因为只能读“人之初，性本善”，觉得生活枯燥乏味，缺乏生气和希望，竟至死亡。
由此，萌发了为儿童写作的愿望。
他拿起笔来，成为我国近代童话创作的第一人
（二）酒：著名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爱酒嗜酒，一生留下诸多酒话。
本文向大家介绍有关他的几则饮酒轶闻雅趣。
文友酒会 三十年代，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时，其同仁中不乏好酒者。
叶圣陶和丰子恺等几位朋友便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友酒会，叶圣陶自任会长，规定只有一顿能喝5斤以上黄酒者方能申请入会当会员，每周的周末举行一次会员聚会。
当时，同在开明书店任编辑的钱君陶也想入会，但他仅有三斤半酒的酒量，能否批准入会心里没有底。
一次他问已是酒会会员的丰子恺自己能否入会，丰子恺感到说不准，表示要请求会长叶圣陶后方能决定。
当丰子恺向叶圣陶汇报此事时，叶圣陶幽默地说，君陶的酒量要打七折，就算一个预备会员罢。
事后，叶圣陶路遇钱君陶，便风趣地对他说：“你也是酒会会员了，要锻炼酒量，争取早日报‘预备’两字去掉
” 醉酒经历 叶圣陶一生好酒但自制力很强，很少有醉酒的记录。
据叶圣陶儿子叶至诚介绍，从他记事开始，叶圣陶醉酒仅有两次。
一次是1946年11月30日朱德总司令60大寿时，当时定居上海的叶圣陶受邀出席朱总司令生日午宴，因过于兴奋激动，醉酒后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两位工作人员护送回家。
另一次是抗日期间在武汉大学时，有一位武汉大学的英国教授雷纳，听说叶圣陶善饮，想与其较量一下。
他专门邀请叶圣陶到他的寓所对饮，叶圣陶欣然前往。
那次也是中午，两人如何对饮不得而知，到午后太阳打斜时，叶圣陶才踉踉跄跄回家。
叶至诚迎上前去扶他时，他还笑着说：“我呒啥（吴语意为‘没关系’）。
”后进卧室躺下睡着了。
事后叶至诚了解到，那次较量，雷纳教授先喝醉了，只是他在自己的寓所，而叶圣陶还走了一段路。
海棠雅聚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
他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海棠花盛开的4月19日，叶圣陶总要邀请朱光潜、俞平伯、王伯祥等一批挚友亲朋来家小聚。
而每当此时，俞平伯总会带上一瓶桂花酒，朱光潜则捎上一瓶白兰地，主人在准备的下酒菜中，必备一只叶圣陶自制的酱鸭。
他们赏花饮酒，促膝谈心，花香酒香，沁人心脾。
此情此景，堪称饮酒之最佳环境，超过任何的星级宾馆和酒家。
“十年内乱”中，叶圣陶、俞平伯等人均遭受迫害，“海棠雅聚”自然也就好景难再了。
叶圣陶享年94岁，堪称高寿。
除了他心胸开阔善待人生外，适量饮酒也是他的长寿原因之一。
虽然叶圣陶黄酒能喝5斤以上，但大多时候仅以一两多白酒解瘾，可见他具有极强的自制力。
叶圣陶晚年欣逢太平盛世，每天晚饭时他喜欢饮上一杯绍兴黄酒或葡萄酒，对酒的钟爱直至生命终止。
（三）叶圣陶与朱自清叶圣陶与朱自清相识于1921年秋天。
叶圣陶和朱自清志趣相同，而且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不久就成了好朋友。
叶圣陶蛰居上海，朱自清则在北平，一南一北，但鱼雁不绝。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不幸逝世。
8月30日，叶圣陶、陈望道等与清华同学会联合举行的朱自清追悼会，并在会上致词，对失去一位文坛干将和诚挚知友而痛惜不已。
收起
叶圣陶和肖复兴是什么关系
一、他们两个不但是很要好的文友，也是关系亲密的忘年交； 二、叶老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肖复兴是著名当代作家，两个人有很多的交集，两个人具体交往的相关事件如下： 叶圣陶逐字逐句为他批改作文 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肖复兴说小时候对艺术很好奇，也喜爱。
解放前，肖复兴的父亲从老家沧州来到北京，1947年，长子肖复兴出生，一家人在北京城南的打磨厂街居住。
对于老家，肖复兴没有儿时的记忆，“虽然小的时候曾回过老家，但印象不深”。
直到他的母亲去世后，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老家，这才是肖复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回老家。
肖复兴还记得，姐姐l5岁那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北京城南西河沿里的六联证章厂里描绘各种徽章。
用一种叫做烧蓝的东西，类似亮晶晶的碎玻璃碴子，贴在徽章的模子里，用酒精喷灯把它烧化在徽章上面。
姐姐做的就是这样的活儿，计件算钱，一天头也不抬，能做200多枚徽章，一个月能拿上几十元工资，算起来，做一枚徽章只是能够赚几分钱。
那时，父亲每月也就70元工资。
姐姐的钱对于当时生活拮据的肖家．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那时，肖复兴一家6口人，日子过得紧巴。
听来证章厂定做铁路徽章的一位铁路部门的主任说，正在修的京包线铁路需要人，挣钱多，姐姐不听全家人的劝阻，飞快地从六联证章厂辞了职。
肖复兴幼小时的这些印象到如今仍然铭记在心，但那时期家庭的困顿并没有抹杀肖复兴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
走上文学道路后，他创作的散文常常以音乐为内容，源于他小时候对音乐的喜爱，“那时候家里比较穷，没有走上这条路，现在也不可能再去搞音乐了，所以写一些与音乐有关的散文也是这个童年的梦想的延续”。
“我们小时候住的院子里有一位街坊，母亲是医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姐夫是印尼华侨，从国外带来一台立式录音机。
”这台当时被当作“稀罕物”的录音机，给肖复兴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
那个邻居男孩比肖复兴大几岁，很喜爱朗诵，“当时广播剧《林海雪原》正在热播，他就对着录音机朗诵，录完后放给我们小孩听。
”其时，肖复兴正在上小学，从录音机里听到邻居小朋友的声音，他感到惊奇又兴奋。
复兴对文学的喜爱也许出于父亲的熏陶。
他的父亲是个税务局职员，喜欢看书。
肖复兴回忆，小的时候，父亲曾给他讲过许多在书上看到的故事，如古典的包公案、水浒传等。
“我的家乡离纪晓岚的故乡很近，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些纪晓岚的轶事。
” 还在上小学时，肖复兴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是《上海文艺》。
“我在街上买的书，看完后感到很神奇，原来在文学的世界里可以天马行空。
那时我还抄一些文学作品，如《干家诗》。
”小学三年级时，肖复兴开始接触作文课。
“教这门课的是新班主任老师张文彬，40多岁的样子，有着浓厚的、我听不出来究竟是哪里的外地口音。
”张老师很严厉，那时的肖复兴对张老师相当畏惧，他还能清楚想起张老师站在讲台桌前的模样．“挺直的腰板，头发乌亮蓬松，一根根直戳戳地立着，总使人想起‘怒发冲冠’这个成语”。
但是，这个令人相当畏惧的老师在教学上却有独特的一套方式，令肖复兴如今忆起也倍感钦佩。
在张老师的带领下，肖复兴和同学们的第一次作文课之前的工作是去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看电影。
到现在，肖复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场电影看的是《上甘岭》。
多年以后，他曾用清新语言回忆起那个快乐的儿时片断：“那时，儿童电影院刚刚建好，内外一新。
我的票的位子在楼上，一层层椅子由低而高，像布在梯田上的小苗苗。
电影一开演，身后放映室的小方洞射出一道白光，从我的肩头射过，像一道银色无声的瀑布。
我真想伸手抓一把，也想调皮地站起来，在银幕上能露出个怪样的影子来。
尤其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在每一排座椅下面都安着一个小灯，散发着柔和而有些幽暗的光，可以使迟到的小观众不必担心找不到位子。
” 看完电影后，张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作文是写这次看电影，他说：“你们怎么看，怎么想的，就怎么写。
”肖复兴把自己看电影时所感受到的一切娓娓道来。
没有想到，第二周作文课讲评时，张老师给全班同学朗读了肖复兴的这篇作文，并对这篇作文提出表扬及意见。
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肖复兴如今已经忘记了，但他那浓重的外地口音，令肖复兴如今回想起来仍觉得那么亲切。
这次成功的尝试，使少年肖复兴第一次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这以后，肖复兴迷上了作文，作文课成了他最盼望上的一门课。
而作文讲评时，张老师常常要念肖复兴的作文。
张老师对他也格外器重起来，常在课下对他说：“多读些课外书!”在肖复兴眼里，张老师变得亲切了，尤其他那一头硬发也不再“怒发冲冠”了，变得柔和了许多。
在北京汇文中学上初中的阶段，肖复兴开始动笔写小小说、散文。
当时，学校里有两块乒乓球台那么大的墙报“百花”，老师、同学都可以投稿。
上初二时，肖复兴突发奇想，他对同学说，“咱自己也办一个墙报吧!”说办就办，他们照葫芦画瓢，办了一个“小百花”墙报，肖复兴被选为主编，每期在一块小黑板上贴出400字的稿子．放在教室里。
后来，小黑板被摆在了楼道里，受到学校师生的好评。
真正印成铅字的文章是《一幅画像》。
那是肖复兴上初三时，他的作文《一幅画像》被推荐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本新华字典”。
令肖复兴终身难忘的是，这篇作文让他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有了一段珍贵的“忘年文缘”。
那年暑假，老师把一份油印的《一幅画像》拿给肖复兴，并告诉肖复兴，叶圣陶先生已在作文上面逐字逐句修改过了。
原来，叶圣陶非常重视这次征文比赛，评改了全部获奖作品，在每篇文章后边还写了一段评语。
后来，这些获奖作品连同叶圣陶的评语被编成了一本文集《我和姐姐争冠军》。
令肖复兴兴奋的是，叶圣陶还邀请获奖学生去他那儿做客，“那时，叶圣陶先生60岁上下，平易近人，他给了我们不少鼓励。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得到大作家的指点，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大作家”。
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同样是肖复兴初涉文学道路时伸手相扶的一个“贵人”。
1971年冬，已插队到北大荒七星农场的肖复兴被发配到离农场场部l8里远的猪号喂猪。
猪号里有200来头猪，班长加一个当地农民连肖复兴，还有一个从山东过来的盲流就这么几个人，没有什么事，也见不到什么人，孤独与凄凉像结了张网紧紧裹着肖复兴的心。
在这种境遇中，肖复兴写散文，写自己的插队生活。
他想把散文寄给叶圣陶，请他指点指点。
但那时叶圣陶被列在打倒之列，肖复兴不敢与他联系，就把信寄给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
叶至善很快就给肖复兴回了信，说写得挺好可以发表，并就肖复兴的散文逐字逐句修改，并提出评点意见，有的文章改动大，怕肖复兴看不清，就重新抄一遍，再寄回来。
叶至善当时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赋闲”在家。
他同他父亲一样，对肖复兴这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予以关怀和帮助，给困顿申的肖复兴极大鼓励和自信。
现在回忆起叶圣陶父子对自己的鼓励与关怀，肖复兴的语间感激之情自然流露，“正是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重要影响”。
肖复兴和叶圣陶的故事
良好的文明习惯在中国来说一般都是从小教育,个人认为应该学习国外的贵族礼仪,也可以借鉴,经常的保持良好的礼仪习惯,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成了个人的习惯会给人一种文明高贵的感觉,持之以恒的保持良好的文明习惯是最好的方法 都是个人观点随便说说不知道对错 ,谢谢.
丰子恺简介，一定要简单，一定，谢谢
丰子恺（1898.11.9－1975.9.15），曾用名丰润、丰仁、婴行，号子恺，字仁。
汉族，浙江崇德（今桐乡）人。
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
他的文章风格雍容恬静，漫画多以儿童作为题材，幽默风趣，反映社会现象。
他的儿子丰华瞻为父亲作传《丰子恺小传》。
丰子恺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孩子们》，书籍《我的苦学经验》深受读者喜欢。
丰子恺，原名丰润，是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他独特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深受人们的喜爱，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
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
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丰子恺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深受人们的喜爱。
他的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
丰子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丰子恺文集》等著作。
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
十年动乱期间，遭受迫害，积郁成病，于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七十八岁。
丰子恺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
另一位对他有较大影响的老师则是夏丏尊，他称李叔同为“爸爸”，夏丏尊为“妈妈”，这两位老师尤其是李叔同，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
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曾写作文《怀念李叔同先生》以纪念恩师。
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
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
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
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
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
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
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园。
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
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丰子恺 儿童漫画(20张) 上陆续发表，并冠以“漫画”的题头。
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
1926年，任教职于上海艺术大学。
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
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
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
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
1939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
1942年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
1943年起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
陆续译著出版《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等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6年返上海。
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
1952年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
供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受人敬仰的漫画家，散文家。
他的绘画，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
丰先生作品流传极广，失散也很多，就是结集出版的五十余种画册也大多绝迹于市场，给读者带来极大遗憾。
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漫画恐怕是最为著名的了。
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比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个茶杯，一卷帘栊，便是十分心情。
丰先生的许多漫画，都是以儿童作为题材的，例如《阿宝赤膊》，《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和《会议》。
读丰先生的儿童漫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都觉得惭愧。
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欺诈，少一些执着，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丰子恺的散文，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也有较大的影响。
主要作品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护生画集》（共6部）等。
《白鹅》被编入初中一年级课文，《手指》被编为初中课程。
这些作品除一部分艺术评论以外，大都是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
怀念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祖籍浙江，客居天津。
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
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号弘一。
李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清光绪六年（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天津，父亲李世珍是名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
李世珍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
李叔同为其三姨太所生。
在李叔同5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了。
他是在长兄文熙和母亲教导、关怀下成长的。
李叔同7岁就有日诵五百，过目不忘的本领。
9岁学篆刻，就在这一年，他看到一个戏班演出，激起他对京剧的兴趣，当李叔同长成青年，他在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方面，已经有了广博的知识。
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极人生之路，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做了一个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
一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动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割舍，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
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
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
由此可见，书法在他心目中占有的地位了。
弘一习书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
有人将弘一书法风格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初由碑学脱胎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后肉渐减，气渐收，融入楷意；再后来字变修长，呈瘦硬清挺之态。
其实，从大的审美风格来审视弘一的书法，分为出家前和出家后两个阶段，即劲健与平淡两种格调，似乎更为恰当。
为僧以前，弘一书法有绚烂之致，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书风突变，弃之峥嵘圭角，行之以藏锋稚拙，转入禅境的雅逸恬淡，枯寂孤清。
这种巨变，来源于观念上的变化，亦即是人的变化，在俗是李叔同，离俗则是弘一法师，书写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
隔断尘缘的弘一，不再自视为艺术家，作为“写心”的书法艺术，在其观念中自然亦异于以往；握管写字，首先是一种“广结善缘，普传佛法”的宗教活动和需要，而作为艺术的书法已退居其次，书法不再是艺术的自觉产物，而是宗教中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是作者的不自觉表现而又经后人的审美接受才得以实现的。
纵观弘一遗墨，清静似水，恬淡自如，实是禅修的结果。
“刊落锋颖，一味恬静”，清逸的线条泯灭了个性，是禅心的迹化，是期于一种宗教式的“大我”的永恒之境，是造“平淡美”的极致。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宗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
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
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宗教家。
书法是心灵的迹化。
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
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
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
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
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
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
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
……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
这样的欣赏，已经超越了书法的一点一线，而是深入书法的本质——文化观念的价值。
朱自清《背影》的预习
帮帮忙吧
差（chāi）使：旧时官场中称临时委托的职务，后泛指职务，旧社会在机关做事叫“当差”。
交（jiāo）卸（xiè）：旧时官吏卸职，向后任交代。
狼藉（láng jí）：乱七八糟的样子。
簌簌（sù sù）：形容眼泪纷纷落下的样子。
典质diǎnzhì：（把财产）典当、抵押出去。
典，当。
质，抵押。
惨淡cǎn dàn：凄惨暗淡，不景气。
赋（fù）闲（xián）：失业在家。
晋人潘岳有《闲居赋》，因而后人便把没有职业的“闲居”叫做赋闲。
浦口：镇名，在南京市西北部的长江北岸，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
脚夫jiǎo fū：旧时对搬运工人的称呼。
小费xiǎo fèi：顾客、旅客额外送给服务人员的钱。
迂（yū）：言行守旧，不合时宜。
颇（pō）：很；相当地。
踌（chóu） 躇（chú）：指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蹒（pán）跚（ shān）：因为腿脚不便，走路缓慢、摇摆的样子。
拭（shì）：擦。
月台yuè tái：站台。
颓（tuí）唐：衰颓败落。
琐（suǒ）屑：细小而繁多的（的事）。
惦（diàn）记：（对人或事物）心里老是想着，放不下心。
惟（wéi）：只是。
箸（zhù）：筷子。
诸（zhū）多：许多。
诸，指不确定的多数。
大去之期（dà qù zhī qī）：意思指与世长辞，一去不返的时间。
这是委婉的说法。
祸不单行（huò bù dān xíng）：指不幸的事接连的发生。
触目伤怀（ chù mù shāng huái）：看到（家庭败落的情况）心里感到悲伤。
怀，心。
自已 （zì yǐ ）：控制自己（的心情）。
已：停止，这里是控制的意思。
情郁（yù）于中：感情积聚在心里不得发泄。
奔丧(bēn sāng )：从外地赶回去参加或料理亲属的丧事。
妥帖tuǒtiē：恰当；十分合适。
晶莹jīng yíng：光亮而透明。
光景guāng jǐng：情况。
情郁于中qíng yù yú zhōng ：感情积聚在心里。
3作者简介朱自清（1898～1948），中国著名诗人，当代散文家，语文教育家，文学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原名自华，号秋实，字佩弦，笔名余捷、柏香、白水、知白等。
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生于江苏东海，长期居住于扬州，1948年在北平因胃溃疡逝世。
191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哲学系，参加过五四运动，是文学研究会早期会员，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开始发表新诗。
1920年大学毕业后，在江浙一带多所中学任教，并撰写小说和散文。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到清华大学任教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今扬州中学），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
他也曾在浙江省台州中学任教，亲手种下紫藤花，后该花成为台州中学的校花。
1925年起 ，朱自清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期间曾于1931年去英国留学，并漫游欧陆数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从事学术研究和杂文写作。
抗战胜利后，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在身患重病时，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死于贫病交迫之中，被誉为有骨气的爱国文化人。
作品收在《朱自清散文全集》里。
主要作品有《雪朝》、《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你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春》、《匆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致亡妻》、《生命价格——七毛钱》、《荷塘月色》。
《匆匆》、《歌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背影》、《航船的文明》、《荷塘月色》、《我爱的女人》、《<梅花>后记》、《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怀魏握青君》 、《阿河》、《儿女》、《哀韦杰三君》、《旅行杂记》 、《飘零》、《说梦》、《白采》、《一封信》、《序》、《春》、《绿》、《海行杂记》5写作背景本文写于 1925年 10月，另说为 1927年（见季镇淮的《朱自清先生年谱》）。
朱自清在《背影》篇末写道：我北来后，他（指作者的父亲）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朱自清文里说：“我意在表现自己。
”1947年7月1日作者在答《文艺知识》编者关于散文写作问题时又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
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
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
我这篇文只是写实。
”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课余之暇，随便散步，学生向他请教，谈到陶渊明诗，也谈到《背影》。
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我在《背影》里写出了可贵的性格。
”文章写的是1917年作者在北大读书时经历的事，是在25岁写的。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明争暗斗，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作者当时虽未站到革命立场，投入反帝反封的斗争中，但做为一名正直、善良、敦厚的知识分子，必然要感到社会的压抑，产生一种落寞凄凉的情绪。
不是吗，作者的家庭，因这社会的黑暗而日趋窘迫，“光景很是惨淡”“一日不如一日”。
作者的父亲，先是“赋闲”，后为了找差事而“东奔西走”，乃至老境“颓唐”。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奔波劳碌，前途渺茫，谋事艰难，境遇凄惨的现实。
在他们心头笼罩一层不散的愁云，如同文章所表现的灰暗的基调。
在这一背景上，作者写出的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父子之爱，不仅是符合我们民族伦理道德的一种传统的纯真而高尚的感情，而且父子互相体贴，特别是父亲在融汇了辛酸与悲凉情绪的父子之爱中，含有在厄运面前的挣扎和对人情淡薄的旧世道的抗争。
虽然这只是怨而不怒式的反抗，但也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叹惋乃至强烈的共鸣。
6思想意义在“父亲”普遍被声讨的年代里写了一个“好爸爸”。
（倪文尖）《背影》为什么……在当时就能脱颖而出、引人注目呢
海外现代文学研究名家李欧梵的意见是颇有启发性的。
他曾在一次讲学中说过：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集中表达了五四一代人对于父辈的不满，五四是个反传统的年代，是个“打死父亲”的年代，五四文学的父亲形象都是负面的；而《背影》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它第一次重点刻画了一位正面的父亲形象。
在“满街走着坏爸爸”的情况下，这一个“好爸爸”一下子激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
要而言之，《背影》生逢其时，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下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节选自《〈背影〉何以成为经典》，《语文学习》2002年第2期）7评价表现角度新颖如何选择表现角度
这是散文创作中值得研究的问题，绝非雕虫小技。
在我们的文苑中，善于选择角度者，则可能自成高格，不善于选择者，往往流入下品。
朱自清的《背影》，就是作者选择了一个最佳表现角度──“背影”，并把它转化为艺术美的一篇佳作。
一般写人物，较多地从正面着笔，或写面部肖像，或写姿态、服饰。
正面写当然有其好处，然只从一个角度写多了，也会让人感到呆板乏味。
契诃夫给青年作者的信中告诫说：“你忙着描写人物的脸……这又是老一套，这样的描写是可以省掉的。
五张描写得很详细的脸，会使读者的注意力疲劳。
”《背影》则另辟蹊径。
作者选择背向的特定角度，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全力抒写父亲的背影，令人拍案叫绝。
除了文章开头的点题外，全文共写了三次背影。
第一次，作为父亲，在儿子的心目中是多么的熟悉，他的音容笑貌，无不了如指掌。
然而当父亲临别送行时，为儿子买橘子而艰难地在月台上爬上爬下的背影，却深深地打动了儿子的心灵，顿时使“我”获得了特殊的感受，掉下了激动的眼泪。
第二次是父亲离去时。
这一背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找不到了。
犹如电影画面那样慢慢淡出，影愈淡而情愈浓，人愈远而心愈近。
第三次，从信中得知父亲困顿的际遇和颓唐的心情，在晶莹的泪光中，又浮现出那“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它将成为“我”终身难忘的一个定格画面。
是的，写人物从背影这个角度着墨，为数很少，然而，“文章有众人不下手而我偏下手者，有众人下手而我不下手者”。
姜白石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朱自清先生知难而上，选择背影这个新颖独特的角度，这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独特发现，也是表现事物的一种艺术创造，显露了作者不随人后、敢于创新的艺术才华。
背影的表现角度能集中反映出描写对象的内在精神。
写作对象的素材都是分散的、零碎的，艺术家如何找到特定的角度，便于把这些光束进行聚合，从而形成艺术的焦点。
父亲在火车站爬月台时“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个背影，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下活动着的背影，它就是这篇散文的聚光点。
父亲的慈爱和迂执，艰难和努力，困顿和挣扎，都凝聚在这一点上；父子之间分离时深沉的爱也倾注在这一点上。
抓住这特殊的一点，似乎把儿子对父亲一生的零星印象，以及百感交集的思绪都奔向一个中心进行集中、组合、强调，熔铸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挑选什么角度，除了便于将分散孤立的东西化为凝聚的一点外，还要注意能否表现事物的本质方面。
有些角度，只能表现事物的某些非本质的表象，有些角度，甚至可能丑化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次要的、局部的东西表现为主要的整体的东西。
这样的角度就不足取。
倘若刻画人物，如何选择最佳角度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感情特征呢
鲁迅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因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语）。
然而朱自清先生描写的这个特殊的背影，却也同画眼睛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个角度观察，不仅看到父亲“形”的特点，还洞察到他“神”的方面的种种本质特性。
父亲老境的颓唐、心情的忧伤、父爱的真挚等都通过背影恰当地显示出来。
背影，犹如电光火石，一下子照亮了父亲丰富的内心世界，照见了他的灵魂。
背影的表现角度，给人以驰骋想像的艺术境界。
特定情景下的父亲的背影，特别是离“我”有一定距离的背影，由于视觉角度的限制，省略了父亲的脸部及其正面表情动作的种种描绘，作者只用极简练的速写笔法，抓住传神的细节，勾勒出一幅淡淡的背影轮廓画，创造出一种意蕴丰富、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给读者以自由想像的广阔天地。
从父亲努力挣扎攀上月台的背影中，人们会联想到父亲当时吃力的神态，或咬牙使劲，或汗溢面颊，想见其甘心为儿子奔波的情怀；从背影中，人们还会想得更多，似乎会看到父亲家道日衰的过去，也会预见到他离“大去之期不远”的未来。
而这背影，实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投影。
如果读者鼓起想像的双翼，那么，还会从中看到千万旧知识分子困顿的身影。
由于背影的表现角度选得好，写得隐而不露，约而不繁，含不尽之意于背影之外，发人深思，催人联想，所以它具有较大的艺术容量，经得起读者反复鉴赏。
记得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曾说过：“艺术家的全部技巧，就是创造引起读者审美再创造的刺激物。
”朱自清先生选择这个特定的角度写背影，也就是要创造引起读者艺术想像的诱发物。
如果表现角度平直浅露，写足写满，势必束缚了读者想像的翅膀，限制读者的艺术再创造，使笔下的形象变成失去艺术生命的“死物”。
为此，选择角度，要从有利于给读者创造想像的艺术天地着眼。
散文的表现角度，可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给散文带来摇曳多姿、群芳争妍的风采；散文的表现角度也需巧于运思，独具一格，散文具有作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散文的表现角度既是技巧问题，又同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观察有关，渗透着他们的美学理想。
愿我们的散文爱好者，从《背影》的可贵经验中，吸取有益的启示吧!（《从〈背影〉看散文如何选择表现角度》，《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二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剪裁（叶圣陶）这篇文章把父亲的背影作为主脑。
父亲的背影原是作者常常看见的，写的却是使作者非常感动的那一个背影，并不是平时看见的。
那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见那一个背影，当然非交代明白不可。
这篇文章先要叙明父亲和作者同到南京，父亲亲自送作者到火车上，就是为此。
有一层可以注意：父子两个到了南京，耽搁了一天，第二天渡江上车，也有大半天的时间，难道除了写出来的一些事情以外，再没有旁的事情吗
那一定有的，被朋友约去游逛不就是事情吗
然而只用一句话带过，并不把游逛的详细情形写出来，又是什么缘故
缘故很容易明白：游逛的事情和父亲的背影没有关系，所以不用写，凡是和父亲的背影没有关系的事情都不用写，凡是写出来的事情都和父亲的背影有关系。
这篇里叙述看见父亲的背影而非常感动，计有两回：一回在父亲去买橘子，爬上那边月台的时候；一回在父亲下车走去，混入来往的人群里头的时候。
前一回把父亲的背影仔细描写：他身上穿什么衣服，他怎样走到铁道边，穿过铁道，爬上那边月台，都依照当时眼见的写出来。
在眼见这个背影的当儿，作者一定想到父亲不肯让自己去买橘子，仍旧是把自己当小孩看待，这和以前的不放心让茶房送，定要他亲自来送，以及他的忙着照看行李，和脚夫讲价钱，嘱托车上的茶房好好照应他的儿子等等行为是一贯的，中间含蓄一股爱惜儿子的深情。
作者又一定想到父亲为着爱惜儿子，情愿在铁道两边爬上爬下，做一种几乎不能胜任的工作，这真是除了永远感激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事情。
以上这些意思当然可以写在文章里头，但是不写也一样，读者看了前面的叙述以及对于背影的描写，已经能够领会到这些意思了。
说话要没有多余的话，作文要没有多余的文句。
既然读者自能领会到，那么明白写下反而是多余的了，所以作者不写，只写了自己流泪完事。
后一回提到父亲的背影并不描写，只说“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
这一个消失在人群里头的背影是爱惜他的儿子无微不至的，是叮咛再三舍不得和他的儿子分别的。
但是不得不“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去了，做儿子的想到这里自然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绪，也说不清是悲酸还是惆怅。
和前面所说的理由相同，这些意思也是读者能够领会到的，所以作者不写，只写了“我的眼泪又来了”完事。
到这里，全篇的主旨可以明白了。
读一篇文章，如果不明白它的主旨，而只知道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那就等于白读。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呢
就是把父亲的背影作为叙述的主脑，从其间传出父亲爱惜儿子的一股深情。
（《谈〈背影〉》，《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精巧构思《背影》无论记人、叙事、抒情都十分平实，在平实当中蕴藏着极为精巧的构思。
父亲的那个背影是全文描写的焦点。
为了写好这个背影，文章除了对背影作了笔酣墨畅的细致的描写外，还以背影为中心，前后安排了许多巧妙的衬托与铺垫。
文章开头写父子一同回家奔丧，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为了交代事情的开端，和背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其实不然，这个开头为整个作品设置了暗淡的气氛，悲凉的环境，父亲的背影就是在这样的气氛环境中出现的，这暗淡的气氛，悲凉的环境，与父亲对儿子满腔的温情形成对照，显示出父爱的崇高。
父亲当时正处于丧亲、失业、典卖、借钱这样“祸不单行”的境遇，然而即使在这惨淡的光景中，父亲并不怨天尤人，一如既往爱护着自己的儿子，为儿子做了一件又一件的事情。
那都是些怎样的事情呢
有的并不是非他去做不可的，如送儿子上火车；有的既不是非他去做不可，也不是他力所胜任的，如爬过铁道去买橘子。
但在父亲的心目中，这些事都是非他亲自去做不可，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做便于心不安。
他一一竭尽全力去做了，做得那么认真、自然，又那样甘之如饴。
比如过铁道，爬上爬下，明明是那么吃力艰难，然而做完之后，他“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为了照顾好儿子，什么灾祸、劳累，他都置之度外了。
父亲在这千难万苦的逆境中为儿子所做的一切，比平常特别是顺境中所做的不知要可贵多少倍。
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父亲的背影便不同于随处可遇的普通的背影，而是充满感情、饱含深意的背影。
父亲送儿子上车站一段，从父子两方面着笔。
父亲这一面，考虑再三，觉得非亲自送儿子不可，儿子那一面呢，却不以为然，他想的是自己“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对父亲的送行并不怎么在意，并没有懂得父亲的心思。
所以，父亲和脚夫讲价钱，儿子“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父亲嘱托车上的茶房，儿子又暗笑他的“迂”。
父亲饱经世故，不会不比儿子更清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但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爱子心切的缘故。
然而儿子却认为父亲的举动讨嫌，以致腹有所诽。
这自然并非儿子不爱父亲，而是做儿子的毕竟不理解父亲。
后来背影出现，儿子清楚地看到父亲竟为自己做着力不胜任的工作时，终于完全理解了父亲对自己的那颗仁爱的心，以致流下泪来。
这是交织着感激、悔恨、惭愧的泪。
父子在这个过程中内心感情的差异及变化，使文章起伏有致，也显示出父亲背影的感人力量。
父亲买好橘子，终于离去，文章至此，似乎可以结束了。
可是接下去又写了一段，写父亲老境颓唐的苦况。
这一段可以说是对背影描写的深化。
它一方面起到和开头的气氛、情调相呼应的作用，反映出父亲生活道路的坎坷，透露出当时社会的阴冷，另一方面继续加强背影的形象。
父亲晚年，境况不好，待儿子有时不如往日，年老体衰，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为儿子奔走操劳，但他那颗疼爱、关心儿子的心并没有变，“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如果说父亲以前为儿子做到了“鞠躬尽瘁”，到了晚年，则做到了“死而后已”。
儿子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了父亲的背影，应该说，儿子这时意念中的背影，并不单单是父亲往日背影的再现，而且还包含着老年父亲的身影，这个背影，寄托了儿子对父亲深沉的思念，加深了读者对全文的印象。
（节选自《感人的力量从何而来》，《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二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江泽民评价江泽民同志于1988年应朱自清先生之子、也是他的初中同学朱闰生之请，为“朱自清故居”题写了匾额，并欣然题诗：“背影名文四海闻，少年坡老更情亲。
清芬正气传当世，选释诗篇激后昆。
”并在给朱闰生的信中说：“回忆少年时期，常常去你们家，看到令祖父小坡老，再读《背影》一文，感到分外亲切。
毛选四卷《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歌颂了朱自清先生的民族气节。
他所著《宋五家诗钞》、《十四家诗钞》为先生教学科研之力作。
我虽非专攻文艺专业，但亦十分爱好。
月前碰到你二叔朱物华教授，谈及家父与令尊及二叔在第八中学之情景，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低调的人生（舒禾）《背影》之闻名，其实在平常。
也不必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就是平常，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缎，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自然抹去了“为文造情”多有的刻意造作之痕。
按说，这样的取材细微、速写简易，最难见奥妙，但作者无意雕琢经营自己的感受，就让它吐露又何妨!有几分悲凉寥落，有几分温暖惆怅，像是有什么，又像是没有什么──“父亲蹒跚远去了”，在父与子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一切很简单又很复杂地凝聚着“天涯沦落共此间”的感情，原是人人皆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
朦胧的启示也许就在这里──自然和灵魂在其中启示了自身。
启示什么并不须指点，它的召唤力正在于永远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
在50年代，关于《背影》曾发生过是否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以及应否再把它选入教材的讨论。
恐怕后来连这样的讨论也不需要了。
然而即令在“无情”的时代气氛里，仍有不少人悄悄留连于这种寓温润于朴素的文字，好像在沙漠中邂逅绿洲、水泉。
许多人，包括隔代陌生的人，或许也在性情上响应过朱自清，无缘耳提面命，多在亲切的影响。
他为人为文的“平常”，沟通着人世间疏离的感情。
非常之文，非常之事，世上有，但多不在强求，强求易燥，燥则易折。
《论语》上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差不多是这意思。
在孔夫子看来，狂狷是要互补着才好。
朱自清算不上强者，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理想的不能圆满、注定了低调的人生，只能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
这倒也落得难在身后有一本不平淡的传记，或者说正像他的文章、生业都缺少非常的主题材料。
然而平常之于他，未始不难。
所以好多年，他常在寂寞困愁里，一首《盛年自怀》写着：“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
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
在“蹉磨”中做着，努力着，这是朱自清选择和实践的一路。
同好的还有叶圣陶、夏尊、丰子恺、刘半农、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宗白华、沈从文诸位，大致相知相沫，服务于教育、文学、出版，可以说，偏于文化学术园地的耕耘。
朱自清更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坛上鞠躬尽瘁而殁。
在当时，恐怕很难评价这种节制、淡泊的人世态度。
然而朱先生的定力在于此，文化和人格理想也在于此。
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
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
如此，朱自清大约寄怀于顾亭林的精神──“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
即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躬行着“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一面不苟且遁世，一面又“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当然算不上时代的先锋，却也在路上留了些深深浅浅的脚印。
这更像任着一种“牛轭精神”，苦乐皆在其间。
这种精神落实到文化学术上，其益处大概仍在“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
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治学上取一种不武断的态度，既非“信古”又非“疑古”的“释古”取向，都同不求甚解而好言语道断的风气不相同的。
从一种望而崇高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去判断，朱自清所选择的路并非一条大道，甚至在多为慷慨激昂之气所弥漫的年代，连他本人也要惋叹走着一条“死路”，在当时和嗣后，人多以为无望。
但他又不肯自弃，因为他实在是以教育和学术的传播为自己的生命了。
其实，世界上原本是没有路的，或者他因为承认了一己的有限，便在这有限里来燃尽了自己。
如果以朱自清的状态来看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论一时的兴衰，大概可以承认他们的选择本来是很有限的。
多少年，读书人常在考虑进退的问题、“独善”和“兼济”的问题──“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选择的矛盾联系着身心的忧乐穷达。
这似乎难以用正确或错误、积极或消极的尺子来作简单衡量。
长话短说，一个平常的耕耘者比建功立业的斗士可能要显得缺乏意志与热情。
然而情愿放弃担当主要角色的机会，情愿承受寂寞而耽于一种心灵的跋涉，比如自处于学术之角，亦未必不充实，不能有卓然的奉献。
尽管这体现为一种退避、妥协，甚至是无可奈何的，且常与人生的问疑为伴──何来何往，生兮死兮，颇以诱惑纠缠为苦。
《背影》被收录于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七年级下半学期第二单元的第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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