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及在每一个时期所取得的成绩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灿烂的文学星河里，儿童文学作为一颗璀璨的新星，萌芽于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自觉于20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而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语）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做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
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其中所揭示的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给国人敲响了不自强就要亡国灭种的警钟；但同时也给人们以希望，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风为之一变”。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卢梭学案》，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民约论》详细介绍过来，告诉国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即是父子间也无权予以剥夺，所谓“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
1903年，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也被翻译过来，在这部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
”并且宣称：“儿童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儿童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与成人很不相同”。
上述新论的传播，昭示了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新动向，即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儿童的发现”的开始。
虽然在进化论与民权论那里已经看到了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儿童，但中国“儿童的发现”却还要经历大约此后20年的准备期，比西方大约迟了一个世纪，却又与一位西方的大教育家息息相关。
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来华讲学，宣传他的“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观点，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几位巨人——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也无一例外。
先进的儿童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发现”相整合，就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
所以说，1919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文学革命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
正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者叶圣陶所说的：“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也明确指出：“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
”所以，鲁迅呼吁：“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儿童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
《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写道：“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们的文学便应运而生。
”因此，到了20世纪初叶，中国的儿童文学才开始发展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有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来倡导，在读物上，“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
魏寿镛、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中描绘了这样的情景：儿童文学成为当时的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
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敢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
所以，茅盾后来回忆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 综上所述，人们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发现了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与特殊意义，继而在近代资产阶级民权论那里发现了作为“社会人”的儿童具有与成人一样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进而在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传播中接受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观，与此同时，又在摧枯拉朽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发现了作为“精神人”的儿童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
四重视野的融合说明，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实在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
敢问中国儿童文学路在何方 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评价，即是起点高但发展曲折，依赖性强但潜力无限，成就突出但与世界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尚有差距。
进入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而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正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提醒人们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创造条件，与时俱进，为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创造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
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国运兴则儿童文学兴，儿童文学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小小文学折射大千世界。
一般认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四个“黄金时代”：一是20世纪初叶的五四儿童文学运动，集中展现在1920年到1925年；二是50年代的新中国儿童文学实践，集中展现在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间；三是80年代初期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复兴，集中展现在1978年到1985年；四是90年代中期以后，集中展现在1996年江泽民同志发出抓好“儿童文学”等“三大件”至今。
这四个时期都是我国政治形势明朗，国家比较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尤其是1949年以后，儿童文学的每一步发展，不论是前进、徘徊不前，还是暂时的反复，都与政治气候密切相关，与文艺政策及儿童文学政策密切相关。
儿童文学的发展特别需要文学以外的力的推动，这也是儿童文学自身发展不甚成熟的一种表现。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提倡从来就是与儿童教育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事儿童文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儿童教育者，在对儿童文学的学科归属上，也都不约而同地归属于师范教育。
可以说，儿童教育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是流淌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躯体里的血脉，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今后发展的基础。
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了的，至少是与今天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一种文学阶段。
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应该有它的阶段，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阶段，一个渐次的发展过程。
有的阶段与过程是不能跳过的，就像有人想彻底否定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那样，在一个4亿儿童的大国，其中还有3／4的儿童在农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儿童连温饱与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不能得到完全保证的时候，以娱乐来排斥教育的做法，也许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
儿童文学应该成为儿童心灵逍遥的乐园，但儿童文学不应该仅仅成为有闲有钱阶层的儿童的消遣品，更不应该成为作者、出版者追逐名利的一种快捷的致富工具。
可以主张儿童文学有多种属性，但不能借此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属性，当然，这里对“教育”一词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广泛意义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古就是儿童大国，也自然是儿童教育大国，但却还不是儿童文学大国，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儿童文学在儿童健全成长过程中的文学价值还没有得到社会最广泛地认同与重视，社会儿童文学观还相对落后；二是儿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认为是儿童教育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过于狭隘地理解了儿童文学至于儿童成长的价值。
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没有给儿童文学一个应该有的独立的文学地位。
儿童观与文学观共同决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命运。
三、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严重滞后，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富有现代特征的儿童文学学科体系。
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发展儿童文学批评的学术环境还不尽于人意。
四是独立发展儿童文学的条件还不成熟。
儿童文学因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作家目前尚处于一个不很稳定的发展时期。
有人用“三多一少”来形容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现状：出版社多、作家多、作品多，就是经得起读者与时间检验的精品少之又少。
质量与数量的严重失衡，导致当下阅读的作品很多，具有长久魅力的作品寥寥，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日渐减少，这与近4亿少年儿童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很不相称，而就在这十分有限的作家作品中，又有多少是面向近3亿的农村孩子呢
能够走向世界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
不仅如此，儿童文学的作家队伍仍在发生分化，儿童文学的读者也在不断流失，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对儿童读者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加之经济环境与加入WTO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原创作品出版艰难，文学新人步履维艰，而外国奇幻作品却大行其道。
也许，这些正说明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不论是对内对外都还远远不够充分，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还需要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人们继续努力，还需要更多的儿童文学的热心人与殉道者为之奔走呼号与默默奉献。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的荆棘路”（安徒生语），每一位儿童文学家就是照亮这条荆棘小道上的一盏微不足道的“小橘灯”，但许多盏小橘灯在一起，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精神之火”，昭示着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回顾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儿童文学家与时代一同前进，与祖国风雨同舟，与人民同甘共苦，与儿童休戚与共，写下了不朽的辉煌篇章，为儿童个体的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迈入新的世纪，儿童文学工作者倍感任重道远，时不我待，必须克服困难，加倍努力，与时俱进，把自己的今天奉献给人类最光明、最灿烂的朝阳事业——神圣的儿童文学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索引 笔者以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可以分属两个时代六个发展阶段，即以1949年为界，前后分别属于现代与当代两个有着不同性质的儿童文学时代，以及以晚清儿童文学活动、五四儿童文学运动、2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儿童文学、50年代至60年代的新儿童文学运动、60年代至70年代的儿童文学荒芜期、80年代以来至今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等为特征的六个文学发展阶段。
一、晚清儿童文学活动——萌芽期 从1875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大约20年的时间。
在儿童诗歌方面，有梁启超、黄遵宪倡导并亲自实践的学堂乐歌。
儿童小说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等人的提倡，以及林琴南、包笑天等人的译述。
童话方面，有孙毓修的编述和周作人的研究。
理论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周作人、周树人等的拓荒与大力提倡。
一批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刊纷纷创刊，如下： 《小孩月报》（1875） 《蒙学报》（1897） 《寓言报》（1901） 《童子世界》（1903） 《少年报》（1907） 《蒙学画报》（1908） 《少年丛刊》（1908） 《儿童教育画》（1909） 《童话丛刊》（1909） 《少年杂志》（1911） 《中华童子界》（1914） 《儿童画报》（1914）等 二、五四儿童文学运动——自觉期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3年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出版，大约10年的时间。
主要文学现象有：鲁迅、周作人、胡适、赵景深、郭沫若等对儿童文学的倡导。
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冰心等“文学研究会”成员发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儿童文学运动”。
创建的重要报刊或儿童文学园地如下： 《儿童世界》（1921） 《小说月报·儿童文学》（1921） 《小朋友》（1922） 《儿童文学》（1923） 《晨报副刊·儿童世界》（1923） 重要作品如下： 《稻草人》（童话） 《寄小读者》（散文） 《葡萄仙子》（歌舞剧） 理论著作如下：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关于儿童的书》（1923） 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1921） 严既澄：《儿童文学泛论》（1920） 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1922） 魏寿镛、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1924） 凌冰：《儿童学概论》（1924）等 三、战争儿童文学——发展一期 从1923年《先驱》发表《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开始至1948年《小英雄雨来》出版，大约25的时间。
主要作家有：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贺宜、仇重、苏苏、金近、郭沫若、沈从文、巴金、老舍、冰心、丰子恺、蒲风、郭风、陶行知、严文井、高士其、董纯才、茅盾、管桦、华山、张乐平、黄谷柳等。
重要作品如下： 《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 《小坡的生日》（1929） 《儿童亲卫队》（1929） 《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 《阿丽思小姐》（1931） 《大林和小林》（1932） 《菌儿自传》（1936） 《奇怪的地方》（1936） 《野小鬼》（1939） 《南南和胡子伯伯》（1941） 《木偶戏》（1945） 《鸡毛信》（1945） 《红鬼脸壳》（1946） 《三毛流浪记》（1947） 《虾球传》（1947） 《凤蝶外传》（1948） 《小英雄雨来》（1948） 主要理论著作如下： 褚东效：《中国儿歌的研究》（1927） 茅盾：《关于“儿童文学”》（1935） 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1936） 许幸之：《论抗战中的儿童戏剧》（1938） 陈伯吹：《儿童文学的编著与供应》（1947） 赵景深：《童话评论》（1924）、《童话论集》（1927） 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1928）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1932） 陈伯吹：《儿童故事研究》（1932） 王人路：《儿童读物的研究》（1933）， 仇重、金近、贺宜：《儿童读物研究》（1948）等 四、新儿童文学运动——发展二期 从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至1966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停止出书，大约17年的时间。
又称文革前17年。
重要作家有：冰心、张天翼、高士其、秦兆阳、严文井、袁鹰、陈伯吹、贺宜、葛翠琳、金近、黄庆云、任大霖、徐光耀、刘饶民、柯岩、任溶溶、孙幼军、包蕾、洪汛涛、刘厚明、童恩正、鲁克等。
重要作品如下： 《小燕子万里飞行记》（1950） 《我们的土壤妈妈》（1951） 《揭穿小人国的秘密》（1951） 《罗文应的故事》（1952） 《我和小荣》（1953） 《海滨的孩子》（1954） 《金色的海螺》（1955） 《野葡萄》（1956） 《“小兵”的故事》（1956） 《神笔马良》（1956） 《宝葫芦的秘密》（1957） 《“下次开船”港》（1957） 《猪八戒吃西瓜》（1958） 《童年时代的朋友》（1958） 《小溪流的歌》（1959） 《小橘灯》（1960） 《小蝌蚪找妈妈》（1960） 《小布头奇遇记》（1961） 《小雁齐飞》（1962） 《小兵张嘎》（1962）等 重要理论著作如下： 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1957） 蒋风：《中国儿童文学讲话》（1959） 贺宜：《散论儿童文学》（1960） 茅盾：《60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1961） 《1921—1937儿童文学选集》、《1911—1960儿童文学论文目录索引》、《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1961年）等 五、儿童文学荒芜期——发展三期 从上海、北京两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停业开始到1977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分别在北京、上海复刊，大约10年的时间，即“文革”十年。
重要作家有李心田、浩然、徐瑛、杨啸、高士其等。
重要作品如下： 《闪闪的红星》（1972） 《幼苗集》、《向阳院的故事》、《红雨》、《生命进行曲》（均为1973）等 重要文论如下： 林尽染：《紧紧掌握时代的脉搏》（1973） 姚青新：《精心的再创作，可喜的新收获》（1974） 谢佐、殿烈：《歌颂小英雄，表现大主题》（1975）等 六、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四期 从1977年一批儿童文学类刊物纷纷复刊至今，大约25年的时间。
重要作家有：黄庆云、葛翠琳、任溶溶、郑文光、叶永烈、孙幼军、金波、樊发稼、高洪波、刘先平、圣野、任溶溶、尹世霖、张秋生、薛贤荣、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梅子涵、沈石溪、吴然、陈丹燕、黄蓓佳、金曾豪、常新港、谷应、周锐、班马、董宏猷、彭懿、郑渊洁、孙云晓、郑春华、谢华、汤素兰、杨红樱、杨鹏、张品成、彭学军、杨老黑、郁秀。
重要作品如下： 《小白杨要接班》（1977） 《神奇的窗子》（1978） 《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 《飞向人马座》（1979） 《林中的鸟声》（1979） 《小灵通漫游未来》（1979） 《云海探奇》（1980） 《三个和尚》（1981） 《小狗的小房子》（1981） 《宋庆龄和孩子们》（1982） 《黑猫警长》（1982） 《骆驼寻宝记》（1982） 《神翼》（1984） 《第七条猎狗》（1985） 《千鸟谷追踪》（1985） 《中国少女》（1985）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1989） 《第三军团》（1991） 《青春口哨》（1993） 《女生贾梅》（1993） 《花季·雨季》（1996） 《草房子》（1997） 《鸽子树的传说》（1998） 《女儿的故事》（1999） 《我要做好孩子》（2000） 《非法智慧》（2001） 《男生日记》（2002） 冰波：《阿笨猫全传》（2002） 汤素兰：《阁楼精灵》（2002）等 重要理论著作如下： 贺宜：《小百花园丁杂说》（1979） 蒋风：《儿童文学概论》（1982） 《儿童文学概论》（五院校合编，1982年） 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1982） 鲁兵：《教育儿童的文学》（1982） 韦苇：《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1986） 蒋风（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6）、《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2） 洪汛涛：《童话学》（1986） 王泉根：《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7）、《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02—1949）》（选编，1989）、《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49—1994）》（评选，1996）、《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2000） 汤锐：《比较儿童文学初探》（1990） 陈子君（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 《儿童文学辞典》（四川少儿版，1991） 薛贤荣：《寓言学概论》（1991） 金燕玉：《中国童话史》（1992） 吴其南：《中国童话史》（1992）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1993）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1993） 孙建江：《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995） 张美妮、巢扬（主编）：《中国新时期幼儿文学大系》（1996） 吴其南：《转型期少儿文学思潮史》（1997）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1997） 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 彭懿：《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1998） 韩进：《中国儿童文学源流》（1999） 樊发稼：《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2000）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000） 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2001） 浦漫汀：《浦漫汀儿童文学论稿》（2002） 哈斯巴拉等：《蒙古族儿童文学概论》（2002） 束沛德：《守望与期待——束沛德儿童文学论集》（2003）等 （本文作者为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6日
人为什么有个小名
乳名，亦叫奶名、小名或小字，特指婴儿初生时家长所取的非正式的名字。
载称：'(咸淳)九年，凡无官宗子应举，初生则用乳名给据，既长则用训名。
'益知乳名相对'训名'即正式之名而言，而在依礼法于新生儿满三月后方行命名礼的人家，这个乳名很可能是才出生或出生不久就给取的，所以有'初生则用乳名给据'的说法。
明确见于史料记载的取乳名史，从秦汉时开始。
如汉高后吕雉的乳名曰'娥（女句）'，汉武帝的外祖母乳名曰'臧儿'。
在此之前，上也出现有'黑背'、'卫孺'、'乞'这类丑名，从后人取乳名的一些特征来揣度，这些都有可能是人世后沿用不改的乳名，但缺乏明文记载，也不便遽下定论。
乳名的取用格式，最常见的大致有以下4种：①以排行为名：如南朝齐武陵王萧晔，是齐高帝萧道成的第五个儿子，乳名叫'阿五'；梁元帝萧绎排行第七，乳名叫'七符'。
它如小二、老三、四龙、五郎、九妹、幺弟等，尽属这一类。
②在特定的字前加一个通行字而成乳名。
如三国两晋南北朝间，缀有'阿'字的乳名极多，曹操曰'阿瞒'，刘禅曰'阿斗'，王曰'阿童'，王临之曰'阿林'，王蕴曰'阿兴'，王恬曰'阿螭'，刘敬宣曰'阿寿'，等等。
③在特定的宇后加一个通行宇成乳名。
仍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例，以连带'奴'与'儿'字的乳名为多。
如臧霸曰'寇奴'，吴敦曰'黯奴'，石崇曰'齐奴'，冉闵曰'棘奴'，陈叔宝曰'黄奴'。
④叠字成乳名，如小小、盼盼、奴奴、莺莺等。
乳名的拟制缘由，不像本名那样复杂，但也有若干规律可寻。
有些如申蠕所?quot;信'法，突出上天征兆，像萧赜的'龙儿'，据称：'生于建康青溪宅，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字上焉。
'不过这很可能是她们为及早确立这小孩子的皇位继承人身份而编造的故事。
有些直露地标示着长辈的钟爱，如汉武帝陈皇后的乳名唤'阿娇'，桓玄的乳名唤'灵宝'。
还有些乳名，记载着小儿襁褓中的经历，如谢灵运出生旬日，便被送到杜冶家哺养，至15岁方归本籍，故乳名'客儿'。
绝大多数的乳名都具有越鄙俗越好的特点，上起天潢贵胄、王孙公子，下至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莫不如此，由此构成中国姓名文化中乳名类的一个共同特色。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长辈对小儿钟爱怜惜之至，惟恐不得顺利健康地成长，遂有意标示卑贱，用逆反方式掩饰亲昵热忱的感隋。
这种现象，迄今仍保留在许多长辈对后代的通称中，?quot;小鬼头'、'小臭人'、'丑八怪'、'小棺材'、'小妖怪'等等。
而当标示卑贱之义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乳名制取时，便呈现出许多闻之有趣的现象来。
一是人用畜名。
如乳名白'犬子'，袁宠乳名曰'虎'，桓嗣乳名曰'豹'，王愉乳名曰'驹'。
二是男人女名。
这就是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在作祟，视女性与牲畜同为贱物，于是偏给爷们取个娘们名儿。
三是女人男名。
还是重男轻女的意识体现：生了姑娘，还指望生小子，便在姑娘的小名上作文章，即如'招弟'、'引弟'、'领弟'、'来弟'等男性化乳名，偏多用于闺女。
乳名之思义，是吃奶时用的称呼，故一般都不随担当者人世，而只在父母尊长或兄姐及总角之交的口中保留，表示亲昵如旧。
宋元以后，礼网愈密，晚辈乱呼尊长乳名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乳名的隐讳性益加增强。
男人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小名（乳名），这是孩子出生后就起的，一个是大名，也就是正式的名字。
孩子到七岁入学，或十二岁换大袱（襟），或订婚写婚柬时，才请同宗的长辈或有学问的人，根据本族宗谱的辈分序列起大名，名字的前一个字或后一个字是宗谱上修定了的，是同宗中同辈分的识别依据。
俗称“某字辈的”，即此。
起大名多讲究字面文雅，寓意吉祥。
孩子起大名的年龄一般不能超过十二岁，俗规十二岁的男孩要载入宗谱。
十二岁至婚前死亡的，在宗谱上注明“夭折”。
入宗谱一定要用大名，大名一经命定，终身不变。
少数人在入学之后，除大名外要起一个“字”，俗称“号”，又叫“大号”。
可以请先生（老师）起，名人起，也可以自己起。
号往往是大名字义的延伸，也可以取自己的爱好志向。
起小名的依据是埋衣胞的形式和降生后的处理方法，以及家长的心愿。
意在乞求孩子成活。
俗叫“抓得住”。
孩子长大后小名就弃之不用了。
起小名共同的特点是俗、丑、怪。
也有的小名将来就作大名用，这种起名方法叫“连根岛”。
有的孩子是娇苗，降生后要偷姓刘（谐音留）、陈（谐音成）、石（谐音实）等人家的煨罐装、埋衣胞，认为这些姓是“吉姓”。
新生儿的家长偷了煨罐后，希望被偷人家因失了煨罐而寻找或咒骂，骂得越厉害，孩子长得越旺盛，不骂反而不好。
被偷人家明知此事，习惯上也做写象征性的寻找和咒骂作结。
这样的孩子就叫“大罐”、“小罐”、“罐成”、“罐住”。
有的孩子的衣胞埋在三岔路口任四面八方的行人踩踏，小名就叫“大路”、“路生”或“大踩”、“小踩”。
有的孩子出生后用铁锅罩一下，俗叫“卡”，卡过孩子的锅就不能再用来做饭，要把锅从屋前越顶扔到屋后，锅摔得越碎月好，表示贵人的运气能撑破铁，这样的孩子小名就叫“锅卡”、“卡住”、“铁成”、“铁住”、“铁头”、“铁蛋”。
孩子在出生时，父母向各路神鬼烧了很多纸马冥钱，这个孩子等于用钱买来的，小名就叫“大买”、“小买”、“买成”、“买住”。
孩子出生后，用红头绳（较粗的红线）一端象征性地扣在脖子上，一端紧紧扣在产床的床腿上；有的象征性的扣一下便解开，有的用三丈长的红头绳扣一个月，满月那天才解开，小名就叫“大扣”、“小扣”、“扣成”、“扣住”。
孩子出生后，用铜锁系着绳，在脖子上套一下，小名就叫“长锁”、“锁成”、“锁住”、“大锁”、“小锁”。
孩子出生后，把耳垂穿个孔，俗叫“扎耳眼”，准备满月时戴上耳坠，小名就叫“大坠”、“小坠”、“坠成”、“坠住”。
孩子出生后，在鼻子的中隔上穿个孔，准备在满月时戴上小环，俗叫“鼻拘”，拘谐音驹，这是拴小牛的办法，小名就叫“大驹”、“小驹”、“大牛”、“小牛”。
前几胎没有“抓住”（成活）的产妇，把新生儿的左小手指咬一节吞下肚，还必须吞咽时不恶心，孩子就能成活，小名叫“大咬”、“小咬”、“咬成”、“咬住”。
有人家在埋衣胞的罐子里放进一些黑叫驴的毛（因为驴的生命力很强），再放一些炒熟的蕃谷，小谷或菜籽等，叫做“衣胞带熟谷，能活九十六”，孩子的小名就叫“大驴”、“小驴”、“黑叫驴”、“大谷”、“小谷”、“谷成”、“谷住”。
据信孩子只有过了三岁、六岁、十二岁，才能保险不死，俗说“孩子不得丢，要经三春六夏十二秋”。
有的孩子从出生后，直至三岁、六岁最长至十二岁时才剃头，这叫“连毛生”，小名就叫“大毛头”、“小毛头”。
有的孩子虽然剃了头，却在后脑勺处留一虎圈（拇指和食指相圈，在虎口处构成的圆环行），编成小辫，叫“有个抓头，抓俗读“攥”，音近左，小名便叫“大左”、“小左”、“左住”、“左成”。
有的父母希望孩子长大后能读书升官发财，小名就起“大学”、“二学”、“大发”、“二发”、“大升”、“二升”、“大富”、“大贵”。
有人家根据小孩出生的时间、地点起小名。
出生的年份按十二生肖有“小牛”、“小马”、“小龙”、“小虎”、“小羊”、“小狗”，忌用鼠、猴、兔、猪、蛇为名，认为“猴不正派”，“鼠没出息”，“兔子会跑”，“猪最蠢”、“蛇最毒”。
按季节起的小名有“小冬”、“小春”，忌讳“秋”、“夏”；当地俗称为“秋”（读音此，字不详），“下”俗指动物下崽，音同“夏”。
此忌不限起大名，但用“夏”“秋”为大名者忌单名。
以出生地起小名的有“大山”、“小山”、“锦屏”、“连云”、“海州”、“新浦”、“大浦”等。
舅父家的姓氏也是起小名的依据。
舅家姓刘的叫“大留”、“留成”、“留住”等。
舅家姓石的叫“石柱”、“石成”等。
此地人认为，“丑孩鬼不要”，“以假乱真，阎王没门”，因此孩子的小名也有起“小癞子”、“大秃子”、“小黑子”、“小丑子”的。
有的男孩小名叫“丫头”，说是女孩命大肯活。
人们认为男孩要“宁叫讨人嫌，不叫人可怜”。
有的人家生女孩多了想生男孩，就给女孩起小名叫“迎弟”、“招弟”、“盼弟”、“来弟”等。
有的人家男孩多了想生个贴心的闺女，女孩多了想生个干活的男孩，就给新生儿起小名“小换子”、“小转子”、“小改子”。
孩子生得太多，不想再生了，就给新生的孩子取小名为“小停子”、“小满子”、“小提子”、“老搁子”。
旧时重男轻女（说起来“女孩命大”，实质上就是轻视女子为草芥，因为野草的生命力强），这在起名上反映得尤为明显。
除少数名门闺秀或才华出众的女子有芳名大号外，一般妇女只有小名，就是小名起的也很简单，一般叫“大丫头”、“二丫头”、“三丫头”，或“大秀”、“二秀”、“大巧”、“小巧”、“大凤”、“小凤”等，几乎是千家一律。
从俗规来看，女孩子也是不需要有大名，女子不入娘门宗谱，出嫁后随丈夫姓，年轻时叫某大嫂，老年时称某大娘，就是死后，子孙为其立神主牌位时，也只是写“某大公讳某某元（德）配某氏孺人”，从无女人的大名。
“乳名”的文化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姓名是标示人的家庭背景、出身和个性因素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国人的姓名系统比较复杂，除正式的姓和名以外，还有字、号、别号等等。
清代唐甄在中说：“名者，序长幼，辨贵贱，别嫌疑，礼之大者也。
”这是从命名角度讲，姓名不单纯是指代个人的符号，而且是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标记。
中国人对姓名的重视是从商周时代开始的。
商周时，人们开始重视姓名，姓名逐渐礼仪化、制度化，对名的种种禁忌和限制也产生了。
由于上层社会中无论取名还是择字都要经过很隆重的仪式，而且相互之间不能随便呼名，于是许多家庭就给童稚的孩子先取一个小名，以便在家庭和较亲密的人中进行称呼。
因为小名往往是小孩子出生不久，还在哺乳时期就起了，所以又称作“乳名”。
在，贵族家庭成员中取小名的做法已经十分普遍。
而社会上的下层平民阶层，由于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进行隆重的取名择字仪式，他们小时候取的“小名”，往往也就是成年后的“大名”。
据史籍记载：晋献公小名虿，虿是蝎子的意思；郑庄公生时难产，所以取小名为“寤生”；孔丘的儿子小名为“鲤”。
石崇小名“齐奴”，王献之小名“官奴”，顾恺之小名“虎头”，小名“溪狗”，王安石小名“獾郎”，宋孝宗小名“小羊”等等。
不独汉族如此，当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也往往在史籍上留下了小名的记载，如辽太祖耶律亿小名是“啜里只”。
此外，由于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女性成员长期生活在家庭闺阁之中，很少在外面抛头露面，因此小名更加流行，只是这种小名仅在家庭中使用，又称为“闺名”。
如汉武帝陈皇后小名“阿娇”，唐寿昌公主小名“虫娘”等。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大多数“乳名”都是贱称，相传这样可以使孩子平安长大，避开妖鬼索命。
这一习俗在汉魏时期应该就已经形成了。
乳名现象是一种历史久远的语言习俗。
据游国恩先生考证，起小名之俗“兴于两汉，盛于六朝”。
古代文献中关于古人小名的记载是不鲜见的。
如记载，南齐时，有兄弟俩，哥哥张敬儿小名叫狗儿，弟弟张恭儿小名叫猪儿。
张敬儿受卜术及梦境的启示，以为自己将成天子，遂密谋反叛，编造童谣说：“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张敬儿房前地名），天子是阿谁
非猪如是狗。
”后被齐武帝所杀。
则记载了一次关于小名的宫廷游戏，唐太宗曾请武官们在宫内饮宴，令大家作酒令，并各报自己的小名。
华州刺史李君羡自报小名叫五娘子，太宗笑他说：“你算什么女子，这么勇猛无畏。
”当时起小名的习俗是极普遍的，不仅民间百姓、文人官宦起小名，号称天子的皇帝也有小名。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吟：“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可堪回首，狒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词中的“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狒狸”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
最为人熟知的古代帝王小名是刘禅名“阿斗”，名臣曹操小名“阿瞒”。
以上小名不管是平民百姓的还是官宦皇室的，都以俚俗丑贱为原则，这与从正面体现社会秩序和生活理想的典雅好听的人名迥然不同。
可见乳名是一种有独特社会文化价值的命名和称谓习俗。
乳名在村民意识中具有保佑功能。
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父母欲其易于生养，故以狗名之……今人名字犹有此意，其理甚明。
”另据宋人邢居实《拊掌录》及清人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记载，欧阳修有儿名僧哥；人问他既素不重佛，何取此名，他回答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马、牛之类，僧哥之名，亦此意耳。
”《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你就给她起个名字……你们是庄稼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她。
”在富贵人家看来，贫贱人所起名字就是贱名，就能避邪祛病。
传统意义上给孩子取名为“锁”“拴”，以为靠经常念诵这已成为名称的字眼，就能生出一种灵力，真的能将孩子留住，不致夭折；取名为“牛儿”“小猪”，以为孩子就真的像牛、猪这类低贱而易养活的畜类一样，吃粗劣的食物、不必怎样精心看护他也能养人；取名为“铁”“钢”“金”，以为能令幼儿身体如这些金属一样结实不生病等等。
古人还认为，通过对名字施加外力，就能影响到人自身的状况。
把幼儿名字取为贱名，或带“锁”“拴”“铁”“钢”，或姓“张王爷”的姓，时常念诵，这种针对名字的吉巫术之所以能够影响孩子自身，就在于古人认为名字与人本身有实质性的联系。
而“盗他家小儿之名”来为自家孩子起名，是出于命名者认为名字是灵魂的寄托物，既然这乳名不是自家儿女的真名，那么鬼来勾魂时勾走的就是别家的孩子了。
从这个角度看，乳名在传统信仰中能起到保护幼儿的作用，不仅依靠顺势巫术的思维方式，也有接触巫术思维方式的配合。
如果说乳名作为幼儿生命脆弱期的暂用名，因而人们认为它不算真名的话，那么起乳名可看作一种藏名的方式。
这样不仅带有明显巫术性字眼或以巫术方式起的乳名有避邪作用，而且所有的乳名都以藏名方式而具避邪佑儿之效。
只不过这种藏名的作用在习俗长期流传中已被人们所忽略了，便在乳名用字或命名方式上再加上各种更积极的措施。
在传统时期，物质生活水平低，医疗水平差，加之迷信思想盛行，起乳名的超现实因素占据突出的位置。
在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有了根本改善，幼儿的夭折率已极低，人们已不再过多地忧惧婴儿难以养活了，所以在命名上的超现实信仰就淡化以至消失，而乳名的现实性功能就占了主导位置，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逐渐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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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名，亦叫奶名、小名或小字，特指婴儿初生时家长所取的非正式的名字。
《宋史·选举志三·宗学》载称：'(咸淳)九年，凡无官宗子应举，初生则用乳名给据，既长则用训名。
'益知乳名相对'训名'即正式之名而言，而在依礼法于新生儿满三月后方行命名礼的 人 家，这个乳名很可能是才出生或出生不久就给取的，所以有'初生则用乳名给据'的说法。
明确见于史料记载的取乳名史，从秦汉时开始。
如汉高后吕雉的乳名曰'娥（女句）'，汉武帝的外祖母乳名曰'臧儿'。
在此之前，《左传》上也出现有'黑背'、'卫孺'、'乞'这类丑名，从后 人 取乳名的一些特征来揣度，这些都有可能是 人 世后沿用不改的乳名，但缺乏明文记载，也不便遽下定论。
乳名的取用格式，最常见的大致有以下4种： ①以排行为名：如南朝齐武陵王萧晔，是齐高帝萧道成的第五个儿子，乳名叫'阿五'；梁元帝萧绎排行第七，乳名叫'七符'。
它如小二、老三、四龙、五郎、九妹、幺弟等，尽属这一类。
②在特定的字前加一个通行字而成乳名。
如三国两晋南北朝间，缀有'阿'字的乳名极多，曹操曰'阿瞒'，刘禅曰'阿斗'，王曰'阿童'，王临之曰'阿林'，王蕴曰'阿兴'，王恬曰'阿螭'，刘敬宣曰'阿寿'，等等。
③在特定的宇后加一个通行宇成乳名。
仍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例，以连带'奴'与'儿'字的乳名为多。
如臧霸曰'寇奴'，吴敦曰'黯奴'，石崇曰'齐奴'，冉闵曰'棘奴'，陈叔宝曰'黄奴'。
④叠字成乳名，如小小、盼盼、奴奴、莺莺等。
乳名的拟制缘由，不像本名那样复杂，但也有若干规律可寻。
有些如申蠕所?quot;信'法，突出上天征兆，像萧赜的'龙儿'，据《南齐书·武帝本纪》称：'生于建康青溪宅，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字上焉。
'不过这很可能是她们为及早确立这小孩子的皇位继承 人 身份而编造的故事。
有些直露地标示着长辈的钟爱，如汉武帝陈皇后的乳名唤'阿娇'，桓玄的乳名唤'灵宝'。
还有些乳名，记载着小儿襁褓中的经历，如谢灵运出生旬日，便被送到杜冶家哺养，至15岁方归本籍，故乳名'客儿'。
绝大多数的乳名都具有越鄙俗越好的特点，上起天潢贵胄、王孙公子，下至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莫不如此，由此构成中国姓名文化中乳名类的一个共同特色。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长辈对小儿钟爱怜惜之至，惟恐不得顺利健康地成长，遂有意标示卑贱，用逆反方式掩饰亲昵热忱的感隋。
这种现象，迄今仍保留在许多长辈对后代的通称中，?quot;小鬼头'、'小臭 人 '、'丑八怪'、'小棺材'、'小妖怪'等等。
而当标示卑贱之义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乳名制取时，便呈现出许多闻之有趣的现象来。
一是 人 用畜名。
如司马相如乳名白'犬子'，袁宠乳名曰'虎'，桓嗣乳名曰'豹'，王愉乳名曰'驹'。
二是男 人 女名。
这就是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在作祟，视女性与牲畜同为贱物，于是偏给爷们取个娘们名儿。
三是女 人 男名。
还是重男轻女的意识体现：生了姑娘，还指望生小子，便在姑娘的小名上作文章，即如'招弟'、'引弟'、'领弟'、'来弟'等男性化乳名，偏多用于闺女。
乳名之思义，是吃奶时用的称呼，故一般都不随担当者 人 世，而只在父母尊长或兄姐及总角之交的口中保留，表示亲昵如旧。
宋元以后，礼网愈密，晚辈乱呼尊长乳名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乳名的隐讳性益加增强。
男 人 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小名（乳名），这是孩子出生后就起的，一个是大名，也就是正式的名字。
孩子到七岁入学，或十二岁换大袱（襟），或订婚写婚柬时，才请同宗的长辈或有学问的 人 ，根据本族宗谱的辈分序列起大名，名字的前一个字或后一个字是宗谱上修定了的，是同宗中同辈分的识别依据。
俗称“某字辈的”，即此。
起大名多讲究字面文雅，寓意吉祥。
孩子起大名的年龄一般不能超过十二岁，俗规十二岁的男孩要载入宗谱。
十二岁至婚前死亡的，在宗谱上注明“夭折”。
入宗谱一定要用大名，大名一经命定，终身不变。
少数 人 在入学之后，除大名外要起一个“字”，俗称“号”，又叫“大号”。
可以请先生（老师）起，名 人 起，也可以自己起。
号往往是大名字义的延伸，也可以取自己的爱好志向。
起小名的依据是埋衣胞的形式和降生后的处理方法，以及家长的心愿。
意在乞求孩子成活。
俗叫“抓得住”。
孩子长大后小名就弃之不用了。
起小名共同的特点是俗、丑、怪。
也有的小名将来就作大名用，这种起名方法叫“连根岛”。
有的孩子是娇苗，降生后要偷姓刘（谐音留）、陈（谐音成）、石（谐音实）等 人 家的煨罐装、埋衣胞，认为这些姓是“吉姓”。
新生儿的家长偷了煨罐后，希望被偷 人 家因失了煨罐而寻找或咒骂，骂得越厉害，孩子长得越旺盛，不骂反而不好。
被偷 人 家明知此事，习惯上也做写象征性的寻找和咒骂作结。
这样的孩子就叫“大罐”、“小罐”、“罐成”、“罐住”。
有的孩子的衣胞埋在三岔路口任四面八方的行 人 踩踏，小名就叫“大路”、“路生”或“大踩”、“小踩”。
有的孩子出生后用铁锅罩一下，俗叫“卡”，卡过孩子的锅就不能再用来做饭，要把锅从屋前越顶扔到屋后，锅摔得越碎月好，表示贵 人 的运气能撑破铁，这样的孩子小名就叫“锅卡”、“卡住”、“铁成”、“铁住”、“铁头”、“铁蛋”。
孩子在出生时，父母向各路神鬼烧了很多纸马冥钱，这个孩子等于用钱买来的，小名就叫“大买”、“小买”、“买成”、“买住”。
孩子出生后，用红头绳（较粗的红线）一端象征性地扣在脖子上，一端紧紧扣在产床的床腿上；有的象征性的扣一下便解开，有的用三丈长的红头绳扣一个月，满月那天才解开，小名就叫“大扣”、“小扣”、“扣成”、“扣住”。
孩子出生后，用铜锁系着绳，在脖子上套一下，小名就叫“长锁”、“锁成”、“锁住”、“大锁”、“小锁”。
孩子出生后，把耳垂穿个孔，俗叫“扎耳眼”，准备满月时戴上耳坠，小名就叫“大坠”、“小坠”、“坠成”、“坠住”。
孩子出生后，在鼻子的中隔上穿个孔，准备在满月时戴上小环，俗叫“鼻拘”，拘谐音驹，这是拴小牛的办法，小名就叫“大驹”、“小驹”、“大牛”、“小牛”。
前几胎没有“抓住”（成活）的产妇，把新生儿的左小手指咬一节吞下肚，还必须吞咽时不恶心，孩子就能成活，小名叫“大咬”、“小咬”、“咬成”、“咬住”。
有 人 家在埋衣胞的罐子里放进一些黑叫驴的毛（因为驴的生命力很强），再放一些炒熟的蕃谷，小谷或菜籽等，叫做“衣胞带熟谷，能活九十六”，孩子的小名就叫“大驴”、“小驴”、“黑叫驴”、“大谷”、“小谷”、“谷成”、“谷住”。
据信孩子只有过了三岁、六岁、十二岁，才能保险不死，俗说“孩子不得丢，要经三春六夏十二秋”。
有的孩子从出生后，直至三岁、六岁最长至十二岁时才剃头，这叫“连毛生”，小名就叫“大毛头”、“小毛头”。
有的孩子虽然剃了头，却在后脑勺处留一虎圈（拇指和食指相圈，在虎口处构成的圆环行），编成小辫，叫“有个抓头，抓俗读“攥”，音近左，小名便叫“大左”、“小左”、“左住”、“左成”。
有的父母希望孩子长大后能读书升官发财，小名就起“大学”、“二学”、“大发”、“二发”、“大升”、“二升”、“大富”、“大贵”。
有 人 家根据小孩出生的时间、地点起小名。
出生的年份按十二生肖有“小牛”、“小马”、“小龙”、“小虎”、“小羊”、“小狗”，忌用鼠、猴、兔、猪、蛇为名，认为“猴不正派”，“鼠没出息”，“兔子会跑”，“猪最蠢”、“蛇最毒”。
按季节起的小名有“小冬”、“小春”，忌讳“秋”、“夏”；当地俗称女性生殖器为“秋”（读音此，字不详），“下”俗指动物下崽，音同“夏”。
此忌不限起大名，但用“夏”“秋”为大名者忌单名。
以出生地起小名的有“大山”、“小山”、“锦屏”、“连云”、“海州”、“新浦”、“大浦”等。
舅父家的姓氏也是起小名的依据。
舅家姓刘的叫“大留”、“留成”、“留住”等。
舅家姓石的叫“石柱”、“石成”等。
此地 人 认为，“丑孩鬼不要”，“以假乱真，阎王没门”，因此孩子的小名也有起“小癞子”、“大秃子”、“小黑子”、“小丑子”的。
有的男孩小名叫“丫头”，说是女孩命大肯活。
人 们认为男孩要“宁叫讨 人 嫌，不叫 人 可怜”。
有的 人 家生女孩多了想生男孩，就给女孩起小名叫“迎弟”、“招弟”、“盼弟”、“来弟”等。
有的 人 家男孩多了想生个贴心的闺女，女孩多了想生个干活的男孩，就给新生儿起小名“小换子”、“小转子”、“小改子”。
孩子生得太多，不想再生了，就给新生的孩子 取小名 为“小停子”、“小满子”、“小提子”、“老搁子”。
旧时重男轻女（说起来“女孩命大”，实质上就是轻视女子为草芥，因为野草的生命力强），这在起名上反映得尤为明显。
除少数名门闺秀或才华出众的女子有芳名大号外，一般妇女只有小名，就是小名起的也很简单，一般叫“大丫头”、“二丫头”、“三丫头”，或“大秀”、“二秀”、“大巧”、“小巧”、“大凤”、“小凤”等，几乎是千家一律。
从俗规来看，女孩子也是不需要有大名，女子不入娘门宗谱，出嫁后随丈夫姓，年轻时叫某大嫂，老年时称某大娘，就是死后，子孙为其立神主牌位时，也只是写“某大公讳某某元（德）配某氏孺 人 ”，从无女 人 的大名。
“乳名”的文化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姓名是标示 人 的家庭背景、出身和个性因素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国 人 的姓名系统比较复杂，除正式的姓和名以外，还有字、号、别号等等。
清代唐甄在《潜书·名称》中说：“名者，序长幼，辨贵贱，别嫌疑，礼之大者也。
”这是从命名角度讲，姓名不单纯是指代个 人 的符号，而且是个 人 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标记。
中国 人 对姓名的重视是从商周时代开始的。
商周时， 人 们开始重视姓名，姓名逐渐礼仪化、制度化，对名的种种禁忌和限制也产生了。
由于上层社会中无论取名还是择字都要经过很隆重的仪式，而且相互之间不能随便呼名，于是许多家庭就给童稚的孩子先取一个小名，以便在家庭和较亲密的 人 中进行称呼。
因为小名往往是小孩子出生不久，还在哺乳时期就起了，所以又称作“乳名”。
在春秋时期，贵族家庭成员中 取小名 的做法已经十分普遍。
而社会上的下层平民阶层，由于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进行隆重的取名择字仪式，他们小时候取的“小名”，往往也就是成年后的“大名”。
据史籍记载：晋献公小名虿，虿是蝎子的意思；郑庄公生时难产，所以 取小名 为“寤生”；孔丘的儿子小名为“鲤”。
石崇小名“齐奴”，王献之小名“官奴”，顾恺之小名“虎头”，陶渊明小名“溪狗”，王安石小名“獾郎”，宋孝宗小名“小羊”等等。
不独汉族如此，当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也往往在史籍上留下了小名的记载，如辽太祖耶律亿小名是“啜里只”。
此外，由于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女性成员长期生活在家庭闺阁之中，很少在外面抛头露面，因此小名更加流行，只是这种小名仅在家庭中使用，又称为“闺名”。
如汉武帝陈皇后小名“阿娇”，唐寿昌公主小名“虫娘”等。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大多数“乳名”都是贱称，相传这样可以使孩子平安长大，避开妖鬼索命。
这一习俗在汉魏时期应该就已经形成了。
乳名现象是一种历史久远的语言习俗。
据游国恩先生考证，起小名之俗“兴于两汉，盛于六朝”。
古代文献中关于古 人 小名的记载是不鲜见的。
如《南史·张敬儿传》记载，南齐时，有兄弟俩，哥哥张敬儿小名叫狗儿，弟弟张恭儿小名叫猪儿。
张敬儿受卜术及梦境的启示，以为自己将成天子，遂密谋反叛，编造童谣说：“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张敬儿房前地名），天子是阿谁
非猪如是狗。
”后被齐武帝所杀。
《唐书·李君羡传》则记载了一次关于小名的宫廷游戏，唐太宗曾请武官们在宫内饮宴，令大家作酒令，并各报自己的小名。
华州刺史李君羡自报小名叫五娘子，太宗笑他说：“你算什么女子，这么勇猛无畏。
”当时起小名的习俗是极普遍的，不仅民间百姓、文 人 官宦起小名，号称天子的皇帝也有小名。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吟：“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人 道寄奴曾住。
”“可堪回首，狒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词中的“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狒狸”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
最为 人 熟知的古代帝王小名是刘禅名“阿斗”，名臣曹操小名“阿瞒”。
以上小名不管是平民百姓的还是官宦皇室的，都以俚俗丑贱为原则，这与从正面体现社会秩序和生活理想的典雅好听的 人 名迥然不同。
可见乳名是一种有独特社会文化价值的命名和称谓习俗。
乳名在村民意识中具有保佑功能。
宋 人 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父母欲其易于生养，故以狗名之……今 人 名字犹有此意，其理甚明。
”另据宋 人 邢居实《拊掌录》及清 人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记载，欧阳修有儿名僧哥； 人 问他既素不重佛，何取此名，他回答说：“ 人 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马、牛之类，僧哥之名，亦此意耳。
”《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你就给她起个名字……你们是庄稼 人 ，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 人 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她。
”在富贵 人 家看来，贫贱 人 所起名字就是贱名，就能避邪祛病。
传统意义上给孩子取名为“锁”“拴”，以为靠经常念诵这已成为名称的字眼，就能生出一种灵力，真的能将孩子留住，不致夭折；取名为“牛儿”“小猪”，以为孩子就真的像牛、猪这类低贱而易养活的畜类一样，吃粗劣的食物、不必怎样精心看护他也能养 人 ；取名为“铁”“钢”“金”，以为能令幼儿身体如这些金属一样结实不生病等等。
古 人 还认为，通过对名字施加外力，就能影响到 人 自身的状况。
把幼儿名字取为贱名，或带“锁”“拴”“铁”“钢”，或姓“张王爷”的姓，时常念诵，这种针对名字的吉巫术之所以能够影响孩子自身，就在于古 人 认为名字与 人 本身有实质性的联系。
而“盗他家小儿之名”来为自家孩子起名，是出于命名者认为名字是灵魂的寄托物，既然这乳名不是自家儿女的真名，那么鬼来勾魂时勾走的就是别家的孩子了。
从这个角度看，乳名在传统信仰中能起到保护幼儿的作用，不仅依靠顺势巫术的思维方式，也有接触巫术思维方式的配合。
如果说乳名作为幼儿生命脆弱期的暂用名，因而 人 们认为它不算真名的话，那么起乳名可看作一种藏名的方式。
这样不仅带有明显巫术性字眼或以巫术方式起的乳名有避邪作用，而且所有的乳名都以藏名方式而具避邪佑儿之效。
只不过这种藏名的作用在习俗长期流传中已被 人 们所忽略了，便在乳名用字或命名方式上再加上各种更积极的措施。
在传统时期，物质生活水平低，医疗水平差，加之迷信思想盛行，起乳名的超现实因素占据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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