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西安事变新探是何时出版的
西安事变新探作者： 杨奎松(作者)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2月23日)平装ISBN:9787203075936--百度百科
关于西安事变，学界有几种观点
西方学者是怎样认为的
可恶的敏感字。
国内的传统说法是张不顾共方意见一意孤行发动事变，最后经共方周旋获得和平解决，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
但随着张的去世及当年张秘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电报的出现国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张是奉当时共方的命令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方学者有什么观点不太清楚。
但两岸对于此事件的解读肯定是不同的。
毛曾经说过：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脱出来。
这话是中肯的。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对共方极为不利。
所以从大陆方面来说张一直被看成是民族英雄。
对岸的国方老将领方面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当然也是认为如果当时没有西安事变的发动，共方就会被国方消灭因此对张及东北军的评价很低。
而真实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毛在获悉张对蒋不满后是一直积极争取张的，并极力敦促张早日采取类似兵变的活动，在张实际上发动事变后毛也是主张杀蒋的。
但后来由于历史的各种不可控因素，张的这个事变行为本身却又的确是未经和共方商议而自作主张的结果。
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方代表叶建英由于意外没能及时应张的要求去到后者军营处进行秘密会晤造成的。
而事情最后其实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
因为当时共方已经恢复了长征期间和苏联方面断绝已久的电报联系，而苏联方面已经决定联蒋抗日。
所以苏联塔斯社在事变发生后把张称为日本的走狗。
最后共方方面也基本是按照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来处理该事件的。
国内比较著名的这方面的学者我知道的有杨奎松先生。
他对西安事变有着很客观，公正，新颖和独到的观点。
你可以去搜索他得演讲音频和文字资料或购买其著作。
相信会对你又很大启发。
有关西安事变的问题，有兴趣者可表达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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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将你认为的其中一种说法，然后就是你的意见
还在上大学候，多半是在1980年，至迟不超过1981年，一次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同学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
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就是1936年4月27日和30日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以及5月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1936年4月底5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
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
像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
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4月底5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
同是一个4月底5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那几件资料
1987年，我试着帮助两位同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刊登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一位提到这篇文章的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了一通。
可想而知，在1989、1990、1991年西安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众多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
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1989年。
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
传主刘鼎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作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
这篇文章的基本资料，恰恰就是刘鼎先生自己在1975年所做的追忆笔记。
而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在西安事变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张魁堂先生。
其份量可见一般。
既然是刘鼎先生自己所做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先生应当对当时事情的大致经过有所记忆，更应当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
即使是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历史资料。
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勿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对于他自己当年的密报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内容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
文章中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中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1936年7月去了。
结果事情的经过就变成了一个怪圈：即在4月间延安会谈期间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在延安会谈时劝说张学良反蒋的中共中央，这时却又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
呜呼哀哉
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这样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
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
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说，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
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事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太多意义的。
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甚至，当许多读者从近几年公开发表的报刊杂志上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就此提出疑问：那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西安事变史书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抗日的张学良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
当然，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听说了太多的有关“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这些曾经风行于当年大西北的明显地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可是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特别是同西安事变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 有关西安事变史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是，说以往的研究已经完全解开了西安事变留存于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怕是言过其实。
自张学良先生完全实现了人身自由之后，新闻界以及历史学界之所以频频重提西安事变的问题，正好说明了有关西安事变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
至少，在笔者看来，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关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问题还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
而前此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进行的，多数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回忆史料十分丰富。
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象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
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过多地依靠回忆史料来描述史实，也成了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
翻开有关西安事变史的著作，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唯一根据的情况可以说司空见惯。
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有其特殊的功用。
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
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很可靠的。
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
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
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以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回忆材料来进行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确曾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记得在十二年前，当时我刚刚开始做编辑，我的上司曾经提示过我有关的宣传纪律，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的问题。
据说此前上面曾经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提醒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到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注意到张学良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情况，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
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
但事实上，还在1985年以后，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1985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直到1994年《文集》（第一、二卷）和《年谱》相继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
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到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与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
在这些文献中间，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
比如像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取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得最多的，正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
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二百件之多。
这还不算在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
事实昭然，如果说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研究西安事变，这也许不错。
但如果说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西安事变，那就大谬不然了。
可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即使在张学良先生已经完全恢复自由多年之后，我们至今还是看不到这样的研究著作，它更多地利用的是这些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而不是那些明显地不那么可靠的回忆录。
也许，有些研究者会解释说，所有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当时还只是“内部”的。
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不要说这些所谓“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大量流传国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即使是在国内，利用这些已经在“内部”公开的文献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俯拾皆是，为什么偏偏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能或很少利用它们呢
（况且，从两年前开始，《党的文献》，即《文献和研究》，和《中共党史资料》等过去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已经公开发行，前此的刊物也因此全部对外公开出售。
）其实，说到底，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即人们对于过去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多半严重地忽略了那些新公布的文献中所揭示的各种新的事实。
甚至，一方面有关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档案大量公开，另一方面诸多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著作文章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否定中共曾经直接对张学良发生过重要影响。
有人公开宣称，中共当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不仅在整个事变中，过去有关周恩来的作用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而且在整个事变的形成过程中，张学良也始终是居于支配的、决定的地位，完全凭据自我意志行事，与其说是中共影响了张学良，到不如说是张学良帮了中共的忙。
因为，张学良不仅帮助中共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逼蒋抗日”的政策，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共的命。
很可惜，我从来不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也很少对西安事变的问题作个案的研究，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来评头品足。
我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他将解开许多仍旧是谜一样的问题，并且告诉那些关心西安事变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的读者，过去写在书里面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则需要重新去了解。
在这方面，我曾一直寄希望于我的一位同学。
但是，在过去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莫斯科看到了俄国人已经解密的一些相当重要的档案以后，我相信我不应当再等下去了。
我很感谢候样祥先生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们约我来写一部有关西安事变的书。
尽管我很清楚，这在我本人很可能是“越俎代庖”，但我仍旧相信，我所选择的区别于前人的独特角度，将使我能够做得比以前的一些研究者要好些。
因为，我始终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其结果通常总是更可靠的和更重要的。
不论我在这本书里提供的新的解释能否为多数读者所承认，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缺少了这种角度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陷。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那些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读者注意到我书中所介绍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新的史实。
关于这些情况，我曾经在1991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而在今天的这本书里，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完整地并且是相当细致地描绘出来了。
我唯一想请读者原谅的只是，为了使那些十分珍贵，却长期被人忽视的历史文献重新为人所重视，我在书中对于某些我认为有助于说明历史事实的文献资料，作了较详尽的引证。
当然，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我相信，无论我的这本书的读者是否愿意详细地研究这些资料，在读过这本书之后，都会对当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留下与前不同的印象。
为了这本书，我当然必须首先感谢我的那位同学。
最早让我开始对西安事变的历史发生兴趣的，就是他。
没有他，我不可能写这本书。
我深感抱歉的是，我没有等到他继续完成他的研究。
但我希望他知道，如果我的这本书揭示了某些历史的真实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当初帮助的结果。
为了这本书，我尤其要感谢台北的蒋永敬教授。
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蒋教授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关心使我深为感动。
本来，我对于写这本书一直相当犹豫，正是蒋教授的鼓励和他为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所写的书评，促使我下决心完成这样一本书。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韦斯塔博士和俄国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舍维廖夫教授。
由于韦斯塔博士的帮助，使我有机会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文献；而舍维廖夫教授则帮助我克服了我在阅读资料方面所遇到的许多语言上的困难。
又，在本书台湾版出版之后，我又得以多次前往台湾访问和教学，因而有机会长时间蹲在台湾相关档案文献保管机构查阅历史档案，特别是弥足珍贵的蒋中正档案。
这一经历使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掌握国民党史料不足的弱点。
利用出版大陆版的机会，依据新得到的各种资料，包括新近开放的关键史料宋子文日记的内容，我在许多地方对原稿进行了改写或补充，使之更加充实、准确和细化。
为此，我还要特别感谢邀请我赴台访问或教学，或给予过我许多帮助的诸多台湾友人。
他们是：陈永发、林能士、周惠民、刘维开、邵铭煌，以及苏澄基、郭冠英、周美华等。
杨奎松 2006年8月20日 改写于日本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本文为《西南事变新探》一书前言
杨奎松：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他今年推出的著作合集《革命》，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界年内的一件盛事。
《革命》精选了杨奎松对于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的研究，分为《“中间地带”的革命》《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四册。
其中前两册着重讨论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国革命、亦即受到强邻苏联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而第三册着重讨论中国近代两大政党，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大陆近30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
每一册，都是原创性研究与分析的典范。
在同行的眼中，其卓越之处，在于他能从实事求是的治学立场出发，但又拥有观察历史的独特角度。
在发掘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和俄罗斯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他把中国共产革命放在国际关系的脉络中进行梳理，最终写出超越政党斗争和政治宣传、合乎史料检验原则的著作，呈现了远比一般海内外党史论著更加合乎历史真相的中国革命史叙事。
在他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
” 走上学术之路，是想要回答“中国怎么了
” 吴海云：当我向人提起你的时候，一个很常见的反应就是：“做党史，不容易
”说“不容易”，自然和中国的政治环境有关。
因此我首先想问的是，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中共党史”这个研究领域
杨奎松：这是很偶然的。
我学中共党史，纯粹是因为高考时考分不够理想，第二拨录取时被分了过去。
毕业后，又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新材料。
那段时间也好，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之后新一波的思想解放时期，视野一下子开放很多，资料条件也变得非常有利，这是我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当然，能坚持这么几十年，是因为这个研究有助于解决我心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
吴海云：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杨奎松：中国究竟怎么了
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让今人难以理解的反复与冲突
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
为什么革命总会吞噬自己的儿女
为什么大家都主张革命，却“只许我革命，不许你革命”，动辄还要将别人打成反革命
为什么革命的结果和理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今天中国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又会向哪里去
……这些问题，不止是我一个人在想，在问，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从“文革”后期开始，很多人都在这样想，在这样问。
记得“林彪事件”发生后，北京许多干部子弟都在读理论书，西方的、马列的，什么都读。
大家都在反思，都在问：共产党到底怎么了
毛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等等。
很多疑问是我当年就已经在问，却总也解答不了的。
吴海云：许多历史学者在做研究时，喜欢选择一个断代、比如“文革”，或是某个历史人物、比如陈独秀，做那种比较具体的微观研究。
而你做的是那种跟着时代走的宏观研究，为什么
杨奎松：我不喜欢那种一上来就钻到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思想中去的专题式研究方法。
在我看来，我们研究的历史通常不过是人类社会的某一部分沿着时间线索发展变化的过程。
我们要搞清楚任何一段历史，哪怕是一个人的某一段历史，在弄清楚这段历史的具体史实经过以外，特别需要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我们要解释清楚任何一段历史，哪怕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历史事件，不把前面的各种影响因子梳理清楚，不了解构成事件各方的具体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动因，我们可能连具体解读说明这个事件的微观过程都有困难。
你刚刚提到了“文革”。
确实，从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学者，包括民间历史爱好者，都对研究“文革”史感兴趣。
但是，“文革”为什么会发生
它其实和整个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相关。
如果你把它放在中共党史的整个进程中来看，“文革”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独特的事件，更不是在晚年脑子一热突发奇想的东西。
举个例子：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就一度发生过内讧。
因为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大家互相揭发、批判、贴小字报，向苏联安全部门检举告密，靠外力介入抓“反革命”等等，当年就整了好多人，后来还因此弄死了一些人。
这件事跟毫无关系，甚至跟苏联人也没什么关系。
事实是，无论有无，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一直在发生。
像苏维埃时期的中共肃反，除了富田事变和有关外，其他根据地的肃反同样死了很多自己人，都不是在起作用，当时斯大林也没有搞大清洗，也不是苏联人在那里瞎指挥闹的。
这说明，我们中国人自己其实就有问题，不过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容易使之发酵而已，并不简单的是哪个人的问题。
如果不更深入地去考察、了解、弄清楚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上的种种原因，单纯做“文革”史研究，我们就只好围绕着大量微观史实来下功夫，回答不了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那样惨烈的一场自我相残的政治大动乱何以会发生
吴海云：但这样一步步地往下走，很慢啊
杨奎松：是很慢。
我研究了30年，做到今天，才从20世纪初做到1950年代，还没到1960年代。
我一直希望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但现在看，即使中国的政治进程不会发生严重倒退，我怕我还没做到“文革”也就不在了。
革命带来的未必是历史的进步 吴海云：那让我们回到你的研究--“革命”--上。
我想请问，在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后，你对革命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杨奎松：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革命，无论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专制统治或腐败政府的造反行动，还是以武装反抗的形式改变本民族屈辱地位的激烈行为，都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20世纪的特殊产物。
我赞同汉娜·阿伦特对革命的阐释，即“只有在现代，而不是在现代之前，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
现代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平等自由意识的觉醒及其由此产生的对压迫平等自由的反抗心理。
只要这个问题存在，无论是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受到过度压迫，还是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受到过度压迫，革命的爆发都是不可避免的。
你没有办法去“告别”过去，也未必阻止得了今后的革命。
吴海云：问题在于，革命虽然有暴力、血腥的一面，但也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公正、自由与进步。
且不说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就说不久前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不仅很少受到谴责，甚至还占据国际政治道德舆论的制高点。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革命都有一种“告别”的情绪。
在你看来，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杨奎松：首先，我想指出，国人中对革命的“告别”情绪多半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生长起来的。
至少，在毛时代，“革命”还是许多中国人以为骄傲的一种政治符号：那里面既包含着一种“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民族主义自豪感，也包含着对中国可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能够实践平民政治的制度、体制的政治自豪感。
上世纪60年代末的几年里，中国这种革命理念甚至一度曾经风靡世界，1968年遍及全球的“红色五月风暴”就是一个证明，如今一些人对于毛时代的怀念多半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感受。
任何历史的发生都有其相对的逻辑和原因，中国革命也是一样。
问题在于，如果革命没有一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普世的价值观作为支撑，打破旧制度之后，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基本制度，这种革命带来的未必是历史的进步，反而可能造成严重的历史反复。
因为，就像马克思讲过的，泼脏水是对的，但把澡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就过犹不及了。
具体来说，任何社会文化，都是精英文化在起着主导作用，并规范着社会上一切人的言行举止。
旧的制度文化的确有束缚人性，甚至是“吃人”的一面，但也有其总结人类几千年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维系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与道德。
革命自有打破旧制度、旧文化的功效。
但是，破旧未必能立新。
特别是依靠民众造反的底层革命，一旦把旧的制度文化打破，把原有的阶级关系摧毁掉，那种底层的、原始的、人性丑陋野蛮的东西就会抬头。
如果这种革命不是顺应历史发展步伐而来，新的法律制度、道德文化没有能够在旧社会中自然生成并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新社会势必会被更落后的制度文化所统治。
吴海云：革命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你觉得这和民族性有关么
杨奎松：是的，不同的民族，其民族性及其国民性很不同。
民族中人的性格特点多半是受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乃至于环境影响作用形成的。
中国人，或者我们说汉人的性格特征就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条件。
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小农经济的社会，自耕农多，小地主多，大地主少，最重要的是农民和地主、和土地，都没有人身依附关系。
这和西欧、日本的古代社会完全不同。
欧洲、日本的庄园地主经济因为农民与贵族或地主休戚与共，贵族、地主不仅经济要靠农奴，保卫庄园乃至与外部关系，包括出粮、出丁、出兵、打仗，也都要靠农奴。
农民因为依附于贵族或庄园主及其土地，他们的命运也与之息息相关，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因此，庄园地主经济很容易造就出一个内聚力较强的民族来。
而中国式小农经济恰恰相反，农民本身没有依附性，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人可以自由迁徙，甚至多数农民自有少量土地，可以维持基本生存，这种经济制度很容易造就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散漫个体。
从早年孙中山，一直到今天海外华人中的知识精英，几乎无不感叹国人的这种特性，即一盘散沙，且内斗不止。
所以，中国人特别爱讲“平等”，甚至于要讲“均平”，但出发点却多半是着眼于自私的目的。
中国人讲的“平等”和西方概念中的“平等”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西方必须要讲个人主义，是因为不处理解决好“公”与“私”的关系，就会带来整个依附关系很强的经济体的解体；中国小农经济中因为很少个体“私”对“公”依附关系，多半只有“大私”和“小私”的问题，所以很容易形成人人“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义。
中国汉人通常个人生存能力很强，群体意识及团结力却很弱，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吴海云：一盘散沙、内斗不止；但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系
为什么奉行利己主义的中国人会那么容易内讧呢
杨奎松：那就必须要说阶级斗争了。
它是中共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也是今天的中国最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
表面上，阶级斗争是有利于集体主义习惯和理念形成的，对克服国人自私自利的国民性有好处。
实际上，中国人自引入阶级斗争以来，从来就不是严格按阶级划线的。
并不是你是工人，你就是革命的；你是地主，你就是反动的。
几十年来，中共的阶级政策一直在左右摇摆，今天讲斗争，明天讲团结。
讲斗争的时候，你是知识分子都可能要被划入另册；讲团结的时候，你是地主也可以变成统一战线的对象。
不仅如此，农民中间也是要分阶级的，工人中间同样要查异己分子，要分左、中、右。
无论俄国，还是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共产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表现在根本无法简单地依据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占有的有无多少来划阶级，通常要看一个人的政治言论、行为、情感、立场，甚至要看他的社会关系，看他的家庭出身，看他以往的历史，包括读书上学的经历，来认定他的敌我属性。
因此，哪怕你昨天还是共产党员，今天就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定性为阶级敌人。
由此可知，中国的阶级斗争并不能真正推动国人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反而容易更进一步强化国人不顾是非善恶，唯上唯权，从众跟风，落井下石的利己心理。
吴海云：它被工具化、扩大化了，最终成为了一种很可怕的意识形态
杨奎松：是的。
因为阶级斗争是敌我斗争，敌我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因此碰到这种问题必须选边站，站对了就万事大吉，站错了就万劫不复，有几个国人还敢独立思考，去判断什么对错是非呢
改革开放了，今天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但是，我们今天政治观念及其处理问题的方法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还是非我即敌，你死我活式的。
凡被视为敌对者，不管确否，一定要被看成是坏的、恶的、反动的，在政治上必须仇恨、防范，甚至于打击和消灭之。
影响到大部分国人今天在看问题时，也仍旧摆脱不掉非黑即白的极端立场，很少能有个人的独立思考，更谈不到保持客观态度了。
中国文明进程会走得比理想中慢得多 吴海云：虽然你是个历史学者，但很注重现实的关怀
杨奎松：那当然，我之所以研究历史，就因为我关心我们今天的这种状况是怎么来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为什么会这样
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是，离开了真实、客观、全面的历史史实的研究与披露，任何讨论和看法都只能是望风扑影的空谈空论。
而还原史实，非要历史学家出来做这方面的基础工作不可。
吴海云：那作为一个现实的关注者，你在系统地梳理中国革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杨奎松：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我既是宿命论者，也是乐观主义者。
从历史的长程来看，任何国家、民族都在发展中前行。
何况，就我们生活的这几十年来看，中国的进步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比如，在1980年代，“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还遭到批判；而今天，主张人权、尊重人性、弘扬人道主义，固然习惯于敌我思维的国人的接受和认识程度还不一致，但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了。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对人、对人的生命和权利是否高度重视与尊重。
西方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进步，就是让欧洲人越来越多地认识了人性的价值，从而使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人权平等的意义。
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也一定会从对人权平等和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变化上逐渐体现出来。
但是，今天还有几亿农民的中国社会进步得再快，也还是存在太多的一时无法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社会文化意识方面的进步。
人类文明进步从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任何人为地超出历史发展阶段，另创新文明的努力，结果多半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主观上想要超越资本主义，事实上反而可能会跌回到中世纪野蛮文明的水平，甚至于更惨。
举一个例子。
人类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人吃人的记述。
而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这种情况已越来越难见到。
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原本就慢，但史书记载为复仇食人之事至少在清史稿中已不复见到了，为食补而食人的记载也鲜能见到。
想不到，历史发展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因为在农村用仇恨宣传的方法鼓动农民搞你死我活的土改和镇反，底层民众中野蛮落后的文化意识沉滓泛起，各地接连发生了并非因饥饿而食人的丑陋现象。
这种情况1960年代末还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在落后地区打击所谓“反革命”敌人的过程中，又一度发生了更严重的人吃人的事件。
仅此一点即说明，以中国底层文化之落后，城乡文明差距之大，要让历史文明倒退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真要想让历史文明进步，则难上加难。
国民党为什么不给杨虎城将军“平反”
杨翰要求“平反”，国民党方面称应先搞清楚两个问题杨翰认定：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国家民族，后来是被蒋介石下令杀害的。
根据杨翰自己的介绍，他曾几次致信连战和马英九要求为杨虎城“平反”。
其理由有三：1、“当年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
”；2、“杨虎城及子女、部下是被国民党的总裁秘密下令杀害的。
”；3、杨虎城回国是“蒋介石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杨翰对国民党的具体要求是：“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做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遭到残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做出交代与道歉。
”（见杨翰2006年1月19日给马英九的信）… 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回应：两个问题弄不清楚，国民党没法做表示针对杨翰的要求，连战和马英九都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但据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2006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秘密杀害杨虎城表示道歉：“站在人权和法治的立场，没有经过法庭审理，就私底下把他杀害，实际上是一个冤屈。
国民党也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不需要回避的。
冤屈错了，就道歉。
”但在谈到“平反”问题时，邵铭煌则表示：“笼统用‘平反’这个词，牵涉到对西安事变的评价。
国共两党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是存在分歧的。
杨瀚的意思，是要连西安事变一起‘平反’。
我个人认为，西安事变是历史事实，没有‘平反’的问题。
”同时，他认为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的真相：1、“既然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答应并且事实上也出国了，为什么又回来
这个疑问，杨瀚和杨天石都没办法回答。
……目前的证据也还没有提供真相。
”2、“1949年杨虎城在重庆被杀害时，大陆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到底谁下令或同意做这个处理
很多人都说是蒋介石，但这个也没有证据。
杀害是事实，但这种政治上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很多未必是最高当局下的令。
”邵铭煌说：“这两个问题的真相不弄清楚，让国民党做个表示，时间还不到。
”… 1937年6月杨虎城出国前到南京拜谒中山陵总结起来，国民党方面认为“平反”具体存在三大障碍从上文可以看到，双方在三个问题上意见几乎完全相反，这就成为让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无法跨越的障碍。
障碍一：两岸学术界对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分歧关于“西安事变”，杨翰认为“‘西安兵谏’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国共内战，促成了两党的二次合作，为全国的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
”（见杨翰2005年5月给连战的信）从结果来看的确如此，这也是张、杨二人一直以来被大陆官方褒奖的原因。
但两岸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仍存有分歧。
如根据大陆学者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的研究，要说“当年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则的确有些牵强。
从西安事变前杨氏的种种举动来看，真正让杨虎城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的，是蒋介石对他的逼迫和削弱，与抗日救国关系不大。
杨虎城是靠1930年中原大战附蒋反冯（玉祥），才被蒋介石委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兼17路军总指挥的重任并主政陕西。
但蒋此举只是为了牵制、阻止冯玉祥，而非真的要重用杨虎城。
因此自杨入主陕西之后，蒋便开始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削弱：1、削弱杨虎城的军事力量。
1931年，蒋介石先是撤销17路军第58师番号并策动该师师长叛杨投蒋，随后又派人诱劝第42师师长冯钦哉叛杨。
1934年10月，蒋介石又将17路军第49旅杨渠统部改编为新五师，调入河南归刘峙节制。
2、蒋介石不断限制、削弱杨虎城的政治权力。
1931年蒋介石派其亲信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节制西北五省，同时调中央军两个师进驻华阴、华县、渭南一线，威胁杨虎城所部。
1931年12月，杨部占领兰州后，蒋介石为了不让杨控制甘肃，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同时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想控制甘宁两省的愿望落空。
1933年5月，蒋介石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同年，又调胡宗南第一师驻天水，进逼陕甘。
直到1936年6月，杨还发现蒋介石派人在收买其部下的几个团长。
正因为杨虎城处处受蒋排挤，但又明白“以我们的力量和蒋斗争，根本不够条件”，因此只能臣服于蒋并受其宰制。
所以他一方面对中共多有照顾，处处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又因为“怕蒋特甚”，不愿与中共交往过密，对中共的一些示好举动也始终是不冷不热的。
比如1935年底派汪峰去见杨虎城，杨表现的非常冷淡。
1936年4月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杨虎城，杨竟推诿不见，以至于王世英在报告中如此评价杨虎城：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已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
”杨虎城的这种态度甚至还惹恼了，毛1936年8月亲自致信杨虎城，要求其表明态度到底“为友还是为敌”。
即便如此，杨虎城的态度仍旧没有多大改变。
最终让杨虎城最终下决心反蒋并发动西安事变的，仍是蒋介石的步步紧逼。
1936年前后，杨的部队经过蒋介石的屡屡引诱改编，已所剩无几，而蒋还在分化其部队，收买其部下，要拿走他的最后一点本钱。
同时，1936年9月两广事变彻底平息后，蒋介石陆续调集大军前来西北，加上杨虎城在西安拜谒蒋介石时“对他亟冷淡”，这就更加重了他的担忧：“蒋介石会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转而对西北采取行动”。
如果蒋借剿共之名“把手进一步伸到陕西来”，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就像在云贵川康那样，那么他在陕西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一改往日态度，真正决定与中共和张学良合作反蒋。
此后杨虎城积极运作，他一方面在9月上旬与中共代表谈判时主动提出红军、东北军、17路军在西北联合发动反蒋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张学良及其东北军高层军官面前不止一次表示对蒋严重不满，鼓动张学良等发动事变。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蒋介石的分化和限制让杨虎城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因而出于自保才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的。
至于所谓“抗日”，与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的“北上抗日”一样，更多的是政治口号而已。
杨氏发动“西安事变”的这一背景，终究给国民党方面的留下了口实，也降低了杨翰“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这一说法的可信度，这也就成为了其“平反”的最大障碍。
… 障碍二：杨虎城回国到底是否受蒋介石诱骗还没搞清楚针对杨虎城出游欧美又回国一事，杨翰认为是“蒋介石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查阅其所著《杨虎城大传》和其他文章，其依据无非以下4点：1、促成杨虎城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37年10月2日宋子文经日内瓦发给杨虎城的一份电报：“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
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
如何
盼复。
”据王根僧回忆，杨虎城本人也表示是因为“宋复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的。
2、杨虎城到香港后曾与宋子文长谈；杨从香港去长沙的机票也是宋子文给的；蒋介石给杨虎城“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的电报也是宋子文转交的；同时杨虎城还曾在1937年11月30日向其部下、朋友宣布说：他得到宋子文的保证，要先去南昌见蒋委员长，接受任命，然后回西安。
3、戴笠在软禁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那么，这些能否作为认定蒋介石派宋子文“诱骗”杨虎城回国的依据呢
显然不能
首先，宋子文给杨虎城发的是询问电报，到底是“试探”还是杨虎城所理解的“同意”回国，缺乏判定的证据。
而且这封电报中的“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从电文中也看不出来。
还有，杨在无法判断宋子文电文真正用意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再做详细询问，也未向国内其他人咨询，更未直接请示蒋介石，就“贸然”决定回国，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其次，杨虎城到达香港后，无论是其行程安排还是所谓收到蒋介石的电报，都是宋子文转达或转交，都无法证实是蒋介石的意思。
再者，虽然戴笠在软禁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但究竟是蒋介石有意“诱骗”杨虎城回国并将其软禁，还是在得知杨虎城执意要“自行返国”的消息之后才决定将其软禁的，也不得而知。
据沈醉的说法是：“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
”也就是说，杨决定回国在前，蒋密令戴笠采取措施在后，显然无法证实事先“策划”一事。
…[详细]而且，真正促使杨虎城下决心回国的关键原因还有待考察。
据陪同杨虎城出访欧美的胡希仲在回忆中提到：接到宋子文的电报后，“大多数人认为国内情况不明，杨将军的安全没有保障，主张暂时不要急于返国。
但李昆却极力主张杨将军早些回国。
他认为蒋介石迫于社会舆论，一定会起用杨将军，宋子文的电报必定是蒋介石的意思。
李昆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在留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的话很有诱惑力。
杨将军曾对我说，李昆是代表共产党的，要尊重他。
……双方争论不下，我又找杨将军单独谈。
他说相信宋子文，对宋的电报毫不怀疑。
……我说服不了杨将军，便想去说服李昆。
李昆不仅不听我的建议，还以批评的口气说：‘杨将军回国对党和进步力量是有利的，你是将军的晚辈，更不应惹他生气，不要阻挡他回国的主意。
’”由此可见，促使杨决心尽快“自动返国”的因素，显然并非宋子文电报一个。
为何搞清楚杨氏回国的原因对其“平反”至关重要呢
邵铭煌表示说：“他为什么回国，为什么被抓
如果不把这个弄清楚，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拘禁到1949年。
如果被抓有正当理由的话，有犯罪事实或行为才抓他，那拘禁就是合法的。
如果没有的话，乱抓他就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就无法认定戴笠拘禁杨虎城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成为“平反”的第二大障碍。
… 障碍三：说“蒋介石下令杀害杨虎城”缺乏证据有关蒋介石直接下令或同意杀害杨虎城的说法，总结起来大概有三个版本：版本一是杨翰本人的说法：“祖父的被害，无疑是蒋介石下令的。
因为祖父被关押期间，蒋介石非常关心他的关押。
在军统局的时候，戴笠给蒋介石都有单独的电报报告关押祖父的情况，电报我都找得到。
1947年，祖父得胆结石做手术，在住院期间，保密局给蒋介石打了三份电报，连体温、手术情况及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给蒋介石有专报，足以说明蒋介石对祖父的关注。
这与蒋介石是否下令杀害祖父有直接关系，对这么一个人，他最后的处理，保密局不可能不给蒋介石通报。
就连祖父发烧多少度、体温多少都要报告给蒋介石，这个会不报吗
”因此，他认定“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亲自从广州飞抵重庆召开会议，决定了要在重庆把祖父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人秘密杀掉。
当时是毛人凤到重庆传达蒋介石命令，要处决祖父。
” 版本二是罗学蓬在其所著《红岩密档——B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的“杨虎城被杀真相揭秘”一章中讲到：“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等由台湾飞抵重庆，一到重庆，就指示毛人凤将关押在集中营的政治犯择重要者杀掉一批。
当毛人凤请示是否将杨虎城押送台湾时，他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这种祸国孽臣，还留下干什么，早就该杀掉了
’毛人凤饬令西南特区清理积案，并对徐远举和二处行动科长雷天元说：‘总裁指示要将杨虎城杀掉，……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
你们要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后来此说法还被演绎成了“1949年8月，蒋介石从台湾飞临重庆，指挥战事。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请示道：‘杨虎城如何处理
’蒋介石回答说：‘杀掉，早就该杀掉了。
’‘那两个孩子（指9岁的宋振中、6岁的杨拯贵）怎么办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说：‘留下干什么
’他还反复叮嘱，要把杨虎城解回重庆秘密杀害。
”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
第三个版本出自沈醉的《杨虎城被囚禁和被杀害的经过》一文，文中提到杨虎城是“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被惨杀”。
但是上述三个版本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来源：杨翰只是根据蒋介石对杨虎城的关注度推断杀杨必是奉蒋之命；罗学蓬的著作号称引述“B类（敌特、叛徒类）档案”，但是恰恰在提到蒋下令杀杨时并没有交代这到底出自哪份档案；沈醉虽为国民党特务高层，但既未参与此事又未在场，显然也只是听说而已。
其次，上述说法也存在明显的漏洞，比如像《红岩密档——B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中所载以及之后流传甚广的诸种蒋介石交代毛人凤的对话细节，如果没有当事人或在场人员的回忆，抑或官方记载作为依据，显然更像是为了需要杜撰出来的。
此外，杨翰所说是蒋介石“决定了要在重庆把祖父杀掉”显然也有问题，据当时参与杀害杨虎的周养浩后来回忆说：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怎样处决杨虎城的问题。
在会上，有人主张在贵阳就地处决，但是徐远举却极力反对，他认为就地处决，难免会落出风声，还是把他们编回重庆后再行事。
徐远举当时是西南特区的区长，所以也就听了他的话。
”也就是说，是徐远举而非蒋介石决定了在重庆杀杨。
正因为找不到可靠的证据证实蒋介石曾下令杀杨，所以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才会说：“到底谁下令或同意做这个处理
很多人都说是蒋介石，但这个也没有证据。
杀害是事实，但这种政治上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很多未必是最高当局下的令。
”因此，想要国民党方面认账，显然必须找到蒋介石下令杀杨的直接证据才行，无论是在场人员的回忆，或是手令等皆可。
这方面资料的缺乏显然也是为杨虎城“平反”的障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