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二战时期为什么愿意帮助国军呢
早年在维也纳闯荡期间，在他处于极端穷困潦倒的人生低潮时期，一个中国家庭， 给予他东方式的无私帮助，当时这个中国家庭绝没有指望今后能得到任何回报。
中国人对他的这种关心和给以他人间真情的温暖，竟使他孤独的内心深受震撼和极为 感动，因此，他对中国人有一种亲切感，他向往中国，对中国情有独钟，这种深深的中国情结一直存在他的心中。
之后，他爬上宝座执掌德国大权，便用一种特殊的行事方式，回报了当初中国家庭给他的无私帮助。
在1937年——1941年期间，的德国政府曾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中国的，一直到1941年德苏爆发大战后才中断。
由于对中国的亲切感，尤其喜爱中国的古代兵法和军事书籍，1937年他执政后，床头则常备德文版的中国书籍以供观阅。
1939年在视察法国占领 区和访问意大利时希特勒随身都携带的德文译本，甚至为此挑灯夜读，认真地写了阅读笔记。
德国名将——隆美尔被授陆军元帅和北非方面军总司令的 任命仪式上，希特勒亲手将一本自己注释的简译本送给了这位爱将，此举让这位忠心的部下感激涕零。
希特勒在公开场合饮用咖啡，以示的优秀传统，但在私底下其部下均知道中国茶叶才是元首的最爱。
据称，当时英国情报机构曾策划用剧毒放入极品中国茶叶中实施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后因的严密保护而失败。
相比欧洲老牌的英法等国以及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猖狂盛行，有色人种被歧视排斥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而希特勒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其态度和做法却远远好 于上述诸国。
他称中国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有色人种，理应享受更多的权利。
”，希特勒为此承担了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费用。
由于迫于意大利的压力，德国与日本结了盟，但希特勒对日本并不看好，甚至鄙视日本。
当时在美因茨的军事基地里视察时，他曾对自己的秘书长阿姆施太朗 说;“和这种国家结盟简直是耻辱，他们只会在海边打渔。
”后来日本榨取中国的巨额财力，军事实力急剧得到了发展，才逐渐改变了希特勒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甚至在和一些重要将领的信笺中，提出了二分天下的伟大设想:以巴卡斯坦(波兰东部与前苏联的交界)为界，西方(欧洲、中东、北非、大西洋西岸)为领土，东方(亚洲、、印度、太平洋西岸为领土)，德中共管世界。
因此，希特勒的德国政府在较长时期内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并且在日军攻陷南京后，依然秘密支援政府军一大批德制武器(其中包括坦克和重型火炮)。
鉴于希特勒在国际上的罪恶声誉，政府战后对德国在抗战时期提供的军事援助低调处理，并未做过系统统计对外界公示，但各种民间刊物披露的蛛丝马迹 仍足以证明当时的希特勒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可贵的各种武器和军事物资，在中国的抗日战场甚至有德国现役军官作为军事顾问指挥中国军队对日军作战。
如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德国陆军上将法肯豪森、曾任蒋介石私人卫队长的施滕内斯、德军上校巴伦斯博格、孙立人的左膀右臂——德军上尉施泰因((因军功 后晋升国军陆军少将)、在宋哲元29军挥刀猛砍日军的铁血军事顾问林德曼(被授国军陆军少将衔，后改名林培源)、通讯专家施托茨纳(授国军陆军少将)等， 尤其是1943年11月参战指挥常德会战的德国国防军现役陆军上尉弗兰克.霍布里希(中国政府追授陆军少将衔)，在此次会战中与中国守军共进退，饮弹阵 亡。
此事被日军报告日军大本营，日本政府随即向德国提出强烈抗议，引起德、日之间的外交纠纷。
以上这些德军军官在中国的抗日战场都立下过汗马功劳和有过辉 煌的经历。
1938年7月德国政府迫于日本的外交压力，撤回了大批援华军事顾问，但此时国民党政府军已在德军顾问的训练指导下组建成德式军队30个师，并在沿长 江的若干城市建起了能独立生产武器装备的一批兵工厂，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国民党政府军许多将领也被派往德国军校接受军事训练。
其中出 名的有蒋纬国、邱清泉和黄国书。
希特勒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客观而言，他是有功劳和贡献的，对于这种贡献不能因为西方史学家的贬毁而视而不见，更不可人云也云。
因此，为客观地尊重史实，故发表此文以餐读者。
假设德国当年成为战胜国，希特勒必定会成为被全欧洲乃至世界人们畏惧的顶礼膜拜者，而挂在希特勒胸前的必定会有教皇亲手授予的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绩和对教廷作出的突出贡献。
而从欧洲地图上消失的英、法、俄等国也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恐怕也不会有如今的地 位，只能偏安一隅，唯求自保矣
诚然，历史是真实的，不容假设。
但对于特定的历史人物，用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方式去作一个客观的评估，却是每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愿中国人从此不再盲 从做西方人的应声虫，在更多的场合坚决地说出“NO”!让西方所谓的政客学者之流见鬼去吧
“我心目中的马克思”1000字演讲稿
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一） 我埋头于自己的沉思之中，不觉岁月流逝，窗外已过去了二十个春夏秋冬。
今天我依然如二十年前一样在走自己艰难的「哲学」之路，耳边仍回响着青年时代激励着我的主旋律：「探索人生、寻找光明……」 我们这一代已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又究竟要到哪里去
我心中的：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曾把人生比喻成那浩浩荡荡奔流着的大江，人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如那江心岛屿在晨雾和阳光中时隐时现。
整个少年时代，我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哲学麻木」状态。
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常识的、直观的。
作为常识和直观经验的总概括——传统的哲学，对我没有特殊的吸引力。
狄拉克曾十分风趣地说过，自从我们把宏观的手指头伸到宏观的嘴里时起，脑子里就灌满了各式各样显而(3)易见的常识。
常识决定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但也使人带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公认的错误和偏见。
人们可以拒绝讲哲学，其中沉睡在以常识为基础的哲学梦中是最舒服和最难被唤醒的。
我的哲学意识唤起是朦胧的。
初三那一年，有一次上哲学课，老师随便提到，有一位叫贝克莱的哲学家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碰到了它。
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骚动至今记忆犹新。
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论断荒谬绝伦，哲学居然是用于讨论这些根本不用理睬的荒唐的哲呓(我怎么可能想到，近三十年后，我居然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再次和这一论断作战，而且走出这一哲学的魔障是何等艰苦和需要科学的勇气)。
另一方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地不安、激动。
现在我才知道这原是一种只有对哲学家才要求的无畏和深刻的怀疑精神。
哲学论断可以对也可以错，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但真假哲学的试金石乃是看它是否具有思想的大无畏和深刻的彻底性。
然而，毕竟我还太年轻，哲学第一次来敲我内心的门时并没有把我从麻木中唤醒。
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转到自然科学中去了。
其实，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如果不是内心的体验，那么所谓的理论思考和女中学生的寻章摘句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你只是去吸收被别人咀嚼过的思想中流出的汁液。
哲学的启蒙要求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它，它要求理论家不仅用哲学来研究生活，而且要用生活来写哲学。
而在「文革」以前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到这一点甚为困难。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大的传统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信仰来接受的。
而且即使是这一哲学本身的精髓也被一层又一层嚼之无味的常识和说教包裹着，要燃起热情的创造火焰，无论是对于整个哲学体系还是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等待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到来。
(4) 莫泊桑讲过，普通人一般极少去想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以及和世界观有关的问题，只有当死亡来临或平静的生活中出现重大变故时，麻木的内心世界才会受到哲学和宗教的触动，但那时往往已为时太晚了。
因此，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少年的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正当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开始了。
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都只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而不会走上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的道路。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化学系读书。
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极左气氛在我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我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中。
1966年盛夏的一天，因为我偷偷地躲在床上读英文，结果作为白专典型被同班同学批判。
由于学习科学的权利从此被剥夺，我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分成三类，一类是积极参与者——红卫兵，另一类是运动的对象——挨整者，第三类是逍遥派。
按这种表面的分法，我属于二、三类。
但我认为，不存在精神上的逍遥派，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
而我的参与方式很特别，一切事变在我的心中都变成了哲学。
从此，我开始了那长达二十年的哲学沉思——最初从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欢悦之情开始，接着就迎来了漫长的苦闷和仿徨时期，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中探索最后重新去寻找光明和理性的历程。
「文革」给我第一次内心的震动是那些我从小就被社会和家庭灌输的不可怀疑的信条的瓦解。
从道德规范、理论体系、我所(5)尊敬的人物一直到社会秩序，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原来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被亵渎了。
我不知道这种大动荡对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影响是什么，但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十分怪异和理性的。
虽然我的家庭以及我在运动中挨了整，但我并没有像一个正常、未经世事的青年那样惊慌失措。
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怀疑一切的合理性。
我好象从梦中惊醒，突然意识到以前不加怀疑就相信是一种混沌。
当时，我的内心被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强烈地震撼了，我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
这种怀疑带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促使我用整个内心世界去感受辩证法。
我开始领悟到辩证法的精髓。
以前虽然我也学过辩证法哲学，但是对那些无处不在的革命性原理却视而不见，这就是：世界从本质上是发展的，没有一种事业、一种信条、一种规范可以万古长存。
一切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产生和灭亡之中。
所谓辩证法的整个哲学体系无非是对这个伟大、简单但又十分深刻的原理的表述而已。
当时我的思想并不足以深刻到去思考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古代哲学支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信念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会被以其相反的观念——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所取代。
我至今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支柱正是关于天道悠悠万古不变的思想。
要冲破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立足点发生180°的转向是可以想象的。
其实，我自己当时之所以感到思想解放，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冲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堤坝。
当时我还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哲学给我向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挑战的勇气，我只是深深地被这一伟大的思想所激动，感到只做一个好人而不去洞察宇宙之真理是多么渺小
我想到了赫拉克里特被放逐的命运，黑格尔面临的那个大变动时代一直到对这一原理的正确阐述。
我感到了(6)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化的急风暴雨；每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得那在民族苦难中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原理而接受了辩证法。
而我无非只是这一系列先驱者的一个后继者。
总之，「文革」初期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
当然最使我敬仰的还是。
他第一个在那苦难的深渊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洞察了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放荡不拘，一边喝酒击剑并和同学斗殴，一边探讨真理的那种不怕神威、不怕的精神使我觉得振奋和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即使它的后果是导致虚无，其最初阶段都是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的。
当时我心中雷声隐隐，自以为理解了辩证法的真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别人在写大字报，而我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读马克思的原著，从、一直追溯到黑格尔。
由于我经常在和同学的讨论中诉诸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我被朋友们称为「金格尔」。
其实，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除了对哲学和真理追求的满腔真诚以外，知识广度和理解深度是极为有限的。
我只是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所鼓舞，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我心中的追求，它代表了我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很快，和整个一样，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危机马上就来到了。
陷入黑格尔体系的泥潭 我认为，任何一种事业、运动，以至于社会形态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而且思想深处的危机意识往往出现在现实危机之前。
虽然我并没有投入「文革」运动，但我的(7)整个哲学思想的转变都是和「文革」时社会变迁联在一起的。
差别仅在于这一切只发生在我心中，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我的内心风驰电掣。
但在别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对运动漠不关心的局外人。
首先使我深入到辩证法核心探索中去的是我对「文革」的迷惑。
直至今天，理论家仍不能对「文革」作出正确的解释。
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痛苦也是最重大的事件。
它是中国社会寻找现代化道路以及追求它自身理想所经受各种转变中最令人感到迷惑的事件。
作为处于当时革命中心地带——的大学生，又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把握这场运动。
可我马上觉得自己所学的理论无能为力。
一方面是急风暴雨般的运动，一个又一个的风云人物(包括理论家)倒了台；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和理想的旗帜下一些类似于迷信一样的东西正在危险地蔓延。
当时我的反应是和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类似的：现实和理论之间总有一个不对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我发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大多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到运动中去，现实发展得太快了，他们又不得不用理论来理解并指导现实。
结果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
究竟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和正确，人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发现这一点后，我决心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个清楚再往前走。
如果基本东西不搞清楚，我宁可站在那里不走。
为此，即使我远远脱离现实也在所不惜。
我渴望着真正的理解，而厌恶那种一知半解和假理解
我和几个朋友曾用这样的话自勉：「不要怕我们走得慢，我们会走得更远
」当时我已经感到自己并(8)不比先辈聪明多少，我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只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有可能利用这个时代为我提供的新知识把一些基本问题看得更清一些。
何况当时我已经目睹了我前面一批批人(实际上是一代人)的失败，我强烈地意识到决不能盲目地重蹈覆辙。
当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希望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用自己真正领悟的(而不是从老师和书本中半懂不懂地听来的)辩证法方法重新去考察人类文明史，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会决定我在今后二十年中最主要的工作，但无疑我已经看到，要理解今后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我最初只是想彻底学习马克思，真正理解并运用马克思成功地洞察的方法。
当时我也并无太大的奢望，因为我丝毫不怀疑基本规律已被马克思发现，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演变的最终动力，我所想到的只是比马克思看得更仔细一点。
我很快发现，要掌握这种方法必须去分析经典作家是怎样研究和解剖问题的。
从反复推敲第一章开始，我对这种方法有所领悟，接着我感到马克思在辩证法系统运用上直接继承了黑格尔。
于是，我开始带着寻找方法的焦急心情进入了黑格尔哲学体系。
即使在今天，要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辩证法，指出它和为了考试而背诵的肤浅的辩证法有什么差异仍是困难的。
但总的来说，凡对辩证法有造诣的人都承认，辩证地思考由两个基本环节组成，第一步是确定研究对像质的规定性，第二步是寻找这种质的规定的自我否定——即所谓两重性。
因为发展原理在辩证法中占核心地位，而发展原理最终只是强调任何事物在其本质上是内在地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和方式来自于这个事物的内部，或者说来自于这个事物之所以使其为这个事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
因此，为了理解发展思(9)辨的辩证方法，第一步是寻找你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
一旦解剖了这种质的规定性，特别是阐明了其内在的否定方面以后，那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自然呈现在你的面前了。
长期以来，辩证法哲学把马克思对商品的两重性的解剖当作思辨分析的成功范例，但要模仿着运用同样的辩证思辨于其它例子却是十分困难的。
什么是「物自身」
什么是某物之所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规定性
马克思讲得很少，而黑格尔却讲得很多。
1967年的夏天十分炎热难熬。
外面发生着武斗，而我却躺在竹床上反反复覆苦读黑格尔的逻辑学。
从思索桌子、椅子、热水瓶的质的规定性开始，到思考人、自我、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
今天看来，我的这种苦思冥想的思辨有些荒唐可笑。
但这种深入黑格尔体系的辛苦的经历至今仍是我宝贵的财富。
因为，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不可能真正理解思辨哲学的妙处和它最大的弊病在什么地方，我不可能知道历史上的一些大哲学家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穆尔关于黑格尔哲学是不可能适用于「桌子和椅子」的这精采的评论，即使知道，我也许还会去寻找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因为，我始终存在一种信念，真正的方法论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对于辩证思维，我当然也对它提出了这一赤诚的要求
长达一年的苦读黑格尔著作毕竟对我有所收获。
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本质时用的那种十分困难的思辨。
作为一个实际成果就是我写了一篇研究有关中国文明历史和世界文明历史对比的短文。
这也许是我的首次习作。
全文贯穿着思辨和方法的探讨，为了能表述纯方法，论文是用对话形式写的。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是十分幼稚的。
它的基本观点和今天盛行的有关议论有很多类似之处。
写完这一篇文章后，我并没有陶醉在其中，而是隐隐感到了两个问题：第一，(10)寻找质的规定性有着巨大的任意性，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对像总是包含着无穷的质，至于在这些性质之林中抽取哪一种质，往往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下意识中总是隐藏着他希望得到的答案。
这样就引导了一个奇妙的心理过程，虽然表面上分析的最后结果是从困难的辩证思辨分析中得到的，但实际上这个得到的答案却是他早已想到(或人们已经提出过)的。
这就造成辩证逻辑很容易变成思辨游戏。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个性向共性一级级往上抽像的过程，寻找有关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和滤去问题的具体细节等价。
每运用一次这种方法，有关研究对象就变得越抽像，这种方法的反复运用可以使研究者得到的是一种空泛的东西。
当时我对科学要求理论不能逃避证伪还缺乏认识，但我不喜欢这种使理论越来越空洞的做法。
从小热爱科学的我，一直十分敬佩的是那些能解释使人觉得神秘莫测事实的理论。
虽然我心中已产生了迷惑，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这种思辨方法的价值，我的目的是想使这一切变得完善和科学。
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深陷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之中。
我觉得十分满足，一切思考在这里是那么深刻、迷人。
思想每往前走一步，在这里是如此沉重和艰难。
为了推动它，除了要哲学功力还需要你拿出满腔热情。
确实，对于一个青年哲学家没有什么比一种燃烧着热情的理论探索更有魅力的了。
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岩洞，由于思想的深邃和为了深刻有意把思路搞乱的程序使得进入其中的哲学家会觉得里面幽深无穷，有时他们在原地兜圈子，但也会使他们误以为自己已走得很远。
这个深洞是如此黑暗，以至于每个人迸发思想的火花去照亮道路时，这些瞬息即逝的亮光只能使探索者在岩洞壁上看到自己高大的身影。
这些似乎是巨人般的影子会给人以鼓舞，使得一个人可以在这种(11)体系中耗尽生命。
对「彻底辩证法」的恐惧[在此，「彻底辩证法」是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
] 在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
这是我力图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时发生的。
由于我对辩证法发展原理赤诚的信念(至今仍是如此)，于是我必然要用已经掌握的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将其贯彻到底。
我从来认为，对于一个已被我所认识的真理，如果在整个理论体系中不将其贯彻到底，那么理论家应该为自己的伪君子行为感到羞愧。
马克思那关于站在真理面前就如站在地狱面前的著名警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但一旦我诚实地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我发现，它会如不可控制的熊熊大火，将黑格尔体系和思辨方法烧得荡然无存。
辩证逻辑是为了表达事物由其内部发展变化这一最初要求而来分析事物质的规定性的。
寻找质的规定性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发展的动力和把握发展的规律。
因此，从方法论上讲，找到事物质的规定性后，为了表述发展，必须引进质的规定性的两重性，即它具有自我否定的要素。
而且为了彻底，必须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意义上，同时引进规定性的否定方面。
1968年，当我顺着辩证逻辑的内在逻辑(如果它真有逻辑)走到这一步时，马上发现问题不对头了。
因为如果真这么做，不仅用语言表达变化是不可能的，发展原理本身也应和它的否定方面共存，这样我们必将陷于绝对的概念混乱和虚无之中。
例如，假定某物的规定性是A，这种质的规定性的自我否定方面是什么意思呢
人们常常将(12)其理解为A和非A共存。
也就是说为了把握内在的发展，必须刻划一个由A向一个新的规定性非A转化的过程。
假定这种新的规定是B，那么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做从一种规定性A转化到另一种规定性B的过程。
很多哲学家分析到这里已经满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底。
因为从另一个层次上讲，变化A→B本身又是一种确定的规定性。
这里变化过程本身是某种确定性，是某种不变的规定。
这样我们用确定的转化过程A→B来把握变化，本身并不能说是具有彻底辩证法精神的。
因为这里我们最终还是诉诸某种不变性：变化过程本身的确定性。
为了表达彻底的辩证精神，变化过程本身的规定必须与其否定方面共存
这时，变化又是什么呢
它又怎样可以被把握呢
总之，如果我们彻底运用辩证法，必然把同样的分析——即对规定的否定引进整个哲学体系，最后一直到用语言表述层次。
我发现，如果发展原理真的作为基本精神在整个辩证逻辑中贯彻到底，这个哲学体系中没有任何确定东西，甚至什么也不能说。
不管你说什么，无论多么抽像，都要以某种确定的限定为前提。
当时我对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的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但我已明显感到了思辨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是不兼容的。
在方法论上，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不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了形而上学，不能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要么是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发展的内在大火已把思辨框架烧得干干净净。
(13) 用上面这样一段简单的分析来描述1968年我所碰到的理论危机是言不达意的，毕竟整个辩证逻辑的展开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思辨过程中处处要求彻底和对辩证逻辑的忠实，以至于我用理论语言来描述那个时期我在哲学体系深处和方法论上碰到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只能写下我当时的感觉。
整整几个月中，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把我撕裂开来。
一方面我坚信辩证法核心原理——发展原理正确无误。
另一方面，我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展开人类迄今为止用于把握和表达发展原理的基本方法。
而这两个基本支点居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互不兼容。
它们的冲突带来的危机并不如数学公理体系那样，只要我从中选择一个就能保全原有的方法体系。
相反，这两个原则从相反的方向撕开原有的体系大厦，它们在相互排斥中不仅取消了对方的意义，而且在对方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意义。
发展原理如果不能用辩证逻辑表达，那么它本身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
它只是人类朦朦胧胧的感觉，不能转化为思想力量。
而辩证逻辑一旦不去把发展原理贯彻到底，那么它自己也无非是它历来攻击得最厉害的「形而上学」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用假辩证法掩盖起来的一种
我当时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整夜整夜地失眠，有时我差不多认为自己已经疯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
我是如此真诚地追求，几年来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哲学，已经使方法论探索超过了理智和知识的层次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感情深处，因此体系的自我悖论使我处于精神崩溃状态。
当时的大学生经常爱引用毛主席语录。
有一段话我至今难以忘记，这段话的大意是，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之所以错误，这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类近一百万年以来所知道的事实。
这段话使我无畏而且乐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辩(14)证法给了我们和道德理想主义决裂并下定决心去探索新路的勇气。
发展原理之所以是真理，无非它为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可是，追求思考的彻底性又使我发现，一旦我们企图用思辨方法来把握这一点，那么就会得到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东西这个十分荒谬的结论。
而事实上就连尼亚加拉大瀑布下乱溅的水珠，虽然足够混乱，却总有某种确定性存在。
历来，辩证逻辑是用主要和次要，用折中的方法来避开这一悖论的。
它们认为现实世界虽然处于永恒的发展的洪流中，但总存在着暂时的和局部的确定性。
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讲折中、中庸之道与和稀泥的环境中，而这些东西在「文革」中造成一些人的懦弱和虚伪。
使我极为反感，于是我拒绝接受这种解释。
我坚信在这中庸之道的哲学幕布后面必定隐藏着某种黑暗，甚至是可怕的错误。
人们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彻底的辩证法(注意：我在此讲的仅限于辩证逻辑)却令人恐惧
只要用黑格尔的方法将辩证法贯彻到底，必然会得出一切都是虚无的结论。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种内在的方法论危机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引起和它将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们正站在悬崖边上，前后均无退路
一开始，我们由于不理解现实开始了一个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去的运动。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退却，当用某种观点又不能理解现实时，我们尚可以承认观点还不够完备，但理论的基础是对的。
甚至当我们在理论基础中发现问题时，我们仍可假定方法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一旦在方法上发现体系的崩溃，那么我们将无路可退了。
一场滚滚而来的虚无主义浪潮必将把我们这一代人吞没。
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散步(以逃避那通宵不停的大喇叭的叫喊声)，一位朋友问我未来前途如何，我们正好走进一片黑压压的树林。
我对他谈了预感：我们这代人也许将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之中。
(15) 由哲学向科学退隐 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经历理想主义的精神崩溃并非坏事，只要他是真诚的、无私的，青春具有足够的生命力以支撑那失去方向和灵魂的肉体渡过危机。
196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不得不每天游泳到精疲力竭，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克服晚上无休止的失眠。
这一年夏天，也是北大青年学生风流韵事最多的一年，很多对运动感到茫然的红卫兵在未名湖边谈起了恋爱。
我也经历了一次单相思的很快就失败了的初恋。
我终于找到了在哲学理想破灭和失恋的痛苦中应做的事情。
后来证明这种选择对我以后的道路至关重要，这就是由哲学向科学的隐退，我又回到从小向往的科学中来了。
其实，我一直都是两栖人。
当我涉足于哲学和人文密林中探索时，心里下意识地总是惦记着科学。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着对科学方法的好奇，记得有一次，一个亲戚来我家时，偶尔向我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的惊愕是难以形容的。
我最有兴趣的是爱因斯坦是如何得到这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结论的
我马上找来了相对论的著作，想看个究竟，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困住了我。
我感到深奥的数学背后一定蕴藏着十分奇妙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我深陷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哲学来理解科学，特别是我所不懂的数学。
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水晶球，一个水晶球似乎比较透明，我能看清楚，这是辩证法哲学；另一个水晶球表面模糊不清，这就是科学。
那时，我曾不止一次用黑格尔的哲学来理解抽像代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虽然如此，我仍坚信，只要看清一个水晶球，就一定能窥视到另一个水晶球的秘密。
这样，(16)当1968年我重新把兴趣转移到科学中来时，对我说来，科学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门具体学科有关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我把它看做使哲学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武器。
我定要去擦亮这个几百年来使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魔球，以照亮那个在我心目中已经变得混乱和昏暗的哲学。
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发展哲学，这是历代哲学大师重视的，恩格斯曾把自己学习自然科学比喻成脱毛。
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尝试大多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
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是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
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
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家还可以用直观和常识理性把不断丰富的科学知识装到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口袋中，那么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可能了。
二十世纪科学的前沿最大特点就是它们不得不运用艰深的数学来表达基本思想。
科学的前沿已远远超出了直观。
而数学正好代表了在直观以外人类求?
推荐几本国内作者的好书
名家推荐大学生暑假阅读书目 人一生能读多少书
假设每周读一本(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每周一本，算相当勤奋了)，以60年计，不过才3120本。
而仅2004年一年，全国出版的图书就有20余万种，套一句庄子的话：“以有涯逐无涯，殆矣
” 暑假是读书的大好时光。
要减少读书的盲目性与随意性，最好听听专家的建议。
这里，我们请了十余位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以老练的读书人资格，开列了十几份书单，拟分三期刊出，以备大学生们在暑假阅读中参考采择——编者 章培恒 年龄：75 现职：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 主要著作：、、 编辑先生来信，要我为大学生的暑期阅读推荐几部书。
这可难住了我。
为年轻人推荐读物，总不能太旧，但我又实在推荐不出新书。
正在彷徨不知所措之际，真所谓鬼使神差，竟有一家企业给我寄来了一本时尚杂志，其卷头的“编者的信”中引了杜拉斯的话：“最好的作家从不写作，写作无异于自我羞辱。
”我不由眼睛一亮，这跟咱们老掉了牙的名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正血脉相通
然则新与老之间原没有隔着万里长城，我也不妨按照我的已经过时了的趣味推荐几部试试。
●马克思、恩格斯： 我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本不配推荐这类著作。
但此书中有许多论述是我在以前从未见到过的。
例如，在该书第六章有这样一段话：“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则还需要详尽地阐述。
我们在这里只引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著作中的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段落。
”而被引证来显示此种联系的这些“段落”中，包括爱尔维修的“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霍尔巴赫的“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边沁的“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末，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
这都使我很感兴趣，所以希望爱好思考的朋友大家读一读。
●卡尔·A·魏特夫： 此书的中译本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
其说：“这是西方学者论述东方社会理论及比较政治学理论的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
作者自称以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为基础，其主要观点是，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东方国家都是‘治水社会’，这种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而这些协作又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由此便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
……翻译此书，使我国学术界对该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明辨理论是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想，这是说得很好的。
此书把其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表述得极其清晰，确实值得对其作“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
而且，如果按照此书的理论，我国古代的文化都不免打上“东方专制主义”的烙印。
志在颂赞我国古代文化者更不应将它轻易放过。
●残雪： 是海峡文艺出版社的的一种。
残雪大概确实属于非主流文学。
她自己说：“我不能搞现实主义，将来也如此，我只能进入一种超自然的状态来创造，我必须提起我的精神沉浸在最狂野的遐想之中。
我的所有的人物与事件都是我的创造，它们不需要符合一般人能够理解的那种现实，我故意使它们与现实作对。
我将聚集起我的全部情感和想象来反对现实的铜墙铁壁。
”(残雪给美国罗兰·詹森的信，引自罗兰·詹森《残雪的疯狂冲击》)所以詹森说：“她的所有的故事均源于没有特别强调的苦难，源于‘疯狂的冲击’，源于绝望爆发的冲动。
”(同上)这使读者在阅读她的作品时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甚至可以说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感受到这种绝望的冲动而沉浸于其中，尽管我们所体味到的与作家的绝望的冲动必然存在或大或小的距离，但这是直面真的艺术品时的正常的现象。
●金庸：《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的版本很多，这里就不注版本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本本可读，其中最能显示主人公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当数《笑傲江湖》与《神雕侠侣》。
如果暑假里要做的事情很多，在这两种中只能选择一种，那我推荐《笑傲江湖》。
因《神雕侠侣》中还偶有落套之处，如其强调“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并让杨过因此而感悟到自己只注意个人的恩怨、情爱而不为国家、民众出力的渺小，终于在襄阳城建了大功。
但在建功以后，杨过就携着小龙女回到了古墓中，再也不问外事了；尽管在其隐居期间发生了郭靖夫妇殉国、南宋灭亡这样的大事(参见《倚天屠龙记》)。
然则杨过原先的觉悟到哪里去了
我想，杨过之与小龙女隐居其实无可厚非，只是写杨过原先的觉悟似多少有些落套。
在《笑傲江湖》中，这些落套的东西都没有了，真称得上晶莹澄彻。
●葛剑雄：《悠悠长水》 这是葛剑雄教授为其老师、已故的谭其骧院士所写的传记，列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此书不仅写出了谭先生的出类拔萃的学问和值得尊敬的人格，而且还有两大好处：第一是写了谭先生所处的时代，使我们对这时代增加了许多具体的认识。
第二，尽可能写出谭先生的全人及其全部重要的遭遇。
我尤其看重的是第二点。
因为有些传记虽把传主写得很可尊敬，但却缺乏生活气息，甚至不像活人。
这部书中的谭先生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既有他的卓越之处，也有他的无奈。
例如吧，其中写到谭先生的夫人出身豪富之家，在结婚时，请柬是女方的听差去邮寄的，这位听差“贪图小利，揩油了邮票钱，寄喜帖的信封上没有贴邮票，以致很多信被退回”。
所以谭先生的好些亲友都不能前来赴宴。
这惹得谭夫人很生气、谭先生很尴尬。
像这类很能凸现谭先生处境的细节，其实同时也就显示了他终于战胜这种处境的坚毅。
这在一般传记里是会被认为有损于传主的尊严而避讳的吧，但葛先生却全无所避。
听说他为这种无所避忌的写法而被告上了法庭，但幸而他胜诉了。
吴国盛 年龄：41 现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科学史、科学哲学 主要著作：《科学的历程》、《追思自然》 暑假期间的大学生，无论是理工科的还是文科的，如果愿意阅读有关科学的书籍，我建议可读一些科学人文方面的著作。
这些著作对文科生而言，可以增进对自然科学的了解，以补足固有知识背景之欠缺；对理科生而言，可帮助对科学的总体方面有一些认识，以弥补课内专业知识学习的不足。
考虑到阅读时间的限制以及书籍的可获得性，我只推荐四种。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976年-1979年间编就的中文版《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是汉语世界爱因斯坦研究的重大成就，也为普通读者阅读爱因斯坦提供了合适的读本(湖南科技出版社已经出版5卷并将陆续推出鸿篇巨制的中文版《爱因斯坦全集》，有进一步兴趣者可以阅读)。
其第一卷主要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等科学哲学的文章，第二卷主要是科学论文，第三卷主要是社会政治方面的言论。
可能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这个三卷本文集尽管早已售罄却一直没有再版重印，不过大学图书馆以及一些公共图书馆通常都有丰富的收藏。
爱因斯坦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对近代科学的哲学背景有深刻的反省，堪称伟大的哲学家。
我认为，读文集第一卷能使人们对科学精神有更好的理解。
今年暑期读爱因斯坦还有一个理由，这就是今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纪念。
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接连发表了5篇重要论文，其中狭义相对论的文章、解释布朗运动的文章和解释光电效应的文章，被认为每一篇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2004年6月的联大第58次会议决定把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的2005年定为“联合国物理年”。
我想，阅读爱因斯坦也是对奇迹年的一种纪念。
关于爱因斯坦的书籍非常之多，如果你还有时间和兴趣，推荐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爱因斯坦的奇迹年的5篇论文结集《爱因斯坦奇迹年———改变物理学面貌的五篇论文》(施塔赫尔编，范岱年、许良英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权威传记《爱因斯坦传》(派斯著，方在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从一到无穷大》(伽莫夫著，暴永宁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这是科学写作史上的一部奇书，把新颖深刻的科学思想与善打比喻讲故事的生花妙笔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至许多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都喜欢读这本书，认为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激发新的灵感。
其雅俗共赏的特征，也许可以与金庸武侠小说相比。
作者伽莫夫(1904-1968)是俄裔物理学家，他虽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20世纪最伟大的四个科学模型(夸克模型、大爆炸模型、双螺旋模型和板块模型)的中间两个都与他密切相关，其中大爆炸模型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而双螺旋模型所代表的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得益于他首先提出的遗传密码理论。
科学界普遍认为大爆炸模型应该获诺贝尔奖，而且首选的获奖人选就是伽莫夫，可惜他去世较早，与诺奖无缘。
伽莫夫像是科学界的智多星，许多革命性的观念不断从他的头脑里蹦出来，而这些新观念在《从一到无穷大》这本书里经常有不经意的流露。
值得提出的是，书中幽默生动的插图全部出自伽莫夫本人之手。
除本书外，他还写有《物理世界奇遇记》，也有中文版(吴伯泽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可供阅读。
●《数，科学的语言》(丹齐克著，苏仲湘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数学是人类智力的一朵奇葩，我个人认为，未能领略数学之奇妙，是人生一大遗憾。
丹齐克的这本书是本老书，但写得很有滋味，译者译得也古色古香。
据说爱因斯坦很喜欢读这本书。
现代中国读者一听说数学，总是马上联想到计算工具，这是极大的误解，也是现代人功利主义地衡量一切人类智慧的表现。
在数学中，其实包含着人类存在的奥秘。
怀特海说过，数学与善都代表着人类对理想的追求。
对数学文化有进一步兴趣的读者还可以阅读《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克莱因著，李宏魁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
●《寂静的春天》(卡逊著，吕瑞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62年出版的这部书被认为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之作，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1907-1964)在书中详细考察了DDT(编者注：滴滴涕，是一种难以降解的杀虫剂)的使用对野生生物的危害，提醒人类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环境，并大胆地批评了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
此书已成“绿色圣经”，由于它，世界各国逐步停止了DDT的生产和使用(DDT的发明曾获得过1948年度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由于它，公众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掀起了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我认为，当代的大学生如果缺乏基本的环境保护理念，则是文明修养方面的重大缺陷。
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可从读《寂静的春天》开始。
(编者按：吴国盛教授还推荐了60部西学名著，供大学生提高科学人文素养参考，网址：http：／／ ／hps／recworks.php
op＝intr＆rcid＝5) 吴国光 年龄：47 现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 研究方向：比较政治、亚太地区国际关系 主要著作：《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 推荐书目是智者不为的傻事；远在异国，又不大知道国内出版的书目，这里的推荐更是盲人骑瞎马了。
好在听说目下大学生英文水平了得，于是不妨先绍介几本英文书，然后再补上一两本中文书作点儿平衡。
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读的时候不至于败坏胃口，读过了不觉得浪费时间。
至于从中能够得到什么，那要看各人的消化能力。
这几本英文书，其实都是一位作者所著。
我素无追星之癖，但看书却往往认作者。
无他，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读到一本好书，接着扩展去读这位作者的其他著作，大体不会太失望。
我这里推荐的这位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家，姓名不妨译作阿尔伯特·赫什曼(Albert O.Hirschman)———当然，按照某种据说是有文化的译法，也可以写成“何诗曼”。
不过，那似乎更像某位香港歌星的芳名。
所以，这里还是不去学徐志摩那种酸溜溜的英译中风格为好。
经济学家嘛，还要说句不怕得罪朋友的话，那也是我向来不大佩服的。
包括那些得了诺贝尔奖、今天正在中国像歌星一样走红的经济学家。
可是，事情总有例外。
这位赫什曼就是一个例外。
据说他早年就不佩服自己的同行，为了显示自己完全有做“正宗经济学”的本领，就把自己的论文完全用算式演写一遍，待赢得同行赞佩后便宣称再也不搞这套把戏———并不是搞不来，就是没兴趣。
确实，他1940年代的成名著作，研究对外贸易与国家力量，今天还有生命力———要知道，美国学界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读“老”书。
如果一个教授今天开给学生的书单上都是1980年代或之前出版的书，那学生们一定造反。
就这样子，1940年代的书还能常常列于必读之列，赫什曼的功力可见一斑———也许要补充一句，当然不是在赫什曼自己开列的书单上。
一则，他已经退休多年，早不教书了；二则，老派的美国教授是不好意思把自己的著作列为必读书的。
这并不像有人理解的那样，美国文化就是自吹自擂。
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上我的导师白霖教授(Lynn T.White III)的课时，他为了把自己的一篇文章列入“推荐书目”(比“必读书目”逊上一筹)，红着脸解释了好几句。
其实，那个课题正是他的专长，不读他的书又读什么
饶 我这里倒不推荐赫什曼的《国家力量与对外贸易的结构》一书，原因是它不符合读来有趣的标准。
我推荐他后来写的几本小书。
怎么“小”呢
每本连注释带文献目录，满打满算也就是150页左右。
这样的书，出门好拿，躺下看也不觉得举着手累。
光从技术上说，就是暑期读书的上选。
这样的小书，探讨的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适合任何学科的学生。
第一本，是Exit，Voice，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标题恕我不去翻译了(编者注：有卢昌崇中译本，《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内容也很简单，是说人们在不满意的时候，不外两种选择：一种是发出声音，一种是一走了之。
这样两种选择各有什么含义呢
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对于改善你所不满的对象各自具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这样两种不同的选择又与市场、国家等人类生活的宏大机制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
对了，还有第三种选择：可能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你选择“忠诚”———它的存在与其他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一本小书，就讨论了这些问题，高度抽象：因为它把人们在大千世界中的万般选择不过归纳为三种；同时，又高度具体：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从购物到谈恋爱，咱们还不说经济、政治的大话题，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思考。
是经济学，也是社会学，也是政治学，也是人生哲学。
真是一本值得看的好书。
最重要的是，还可以从中学到思维方法。
作者在题记中说，他把这本书献给Eugenio Colorni，因为这人教会了他有关“small ideas and howthey may grow”。
对习惯于大而无当的思维的知识界来说，也就是对大学生们的老师来说，这句话应当是发人深省的。
第二本，我推荐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编者注：有李新华、朱进东译本：《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
标题已经把主题说得很清楚了。
从注重荣誉的中世纪，怎么就转而出现了追求利益的新时代呢
我看正是适合读这本书的时候。
以上两本，在赫什曼的著作中都是颇为广泛地为人所阅读的。
这里要推荐的第三本呢，似乎少有人读，但是我很喜欢，因为它把宏大的历史周期理论、细致的心理分析、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政治学的深切关怀等等，融洽精妙地糅合到了一起，研究的问题正如标题所示：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大意是“转换的卷入：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
这书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出，1982年出版。
我甚至还从中看到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的什么“穷达之道”的深入探讨——当然，这就是自己的阅读阐释问题了。
看来没有篇幅推荐中文书了，那就只推荐一本图册吧：《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
缺点是太贵，小开本的也定价50元。
书名起得也不太好，空大到有些不知所云。
也许是因为内容丰富，不易概括。
书中大约600幅图片，“写真”地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场景。
一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看这本画册，可以让人两者兼得，因为读图就等于行路了。
关于赫什曼，还想补充两句闲话：一、他的英文写得精致、讲究，因为有德国人那种癖好，也许稍稍有点儿难；二、他的个人生活背景也很有趣，为此不妨翻一翻他的分析性的自传：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自我颠覆的癖好》)———其中，我尤其喜欢看他如何从法西斯德国出逃的那段经历。
梁治平 年龄：46 现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法律史、法律文化、法律与社会 主要著作：《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法辨》 暑假是个读书的好时机。
上大学时，我会把那些平日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通常是所谓课外书)留到暑假时读。
学期里我期待那一天，就像期盼着一顿盛宴。
不过，那时不像现在，没有人给你提供“菜单”，而且，“店”里也没有丰富的“菜肴”。
现时的麻烦是，“店”多，“菜”更多，目迷五色，口爽五味。
这时，“菜单”便多少有些帮助了。
我推荐的第一批书与动物有关，不过在这里，动物却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而生的。
然则，动物何用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先就认为，动物生来就应当为人所用，那这问题本身就是问题。
因为无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动物要受人役使和利用这一点无可改变。
如此，则无所谓开放的讨论，也不会有公正的结论。
刚刚出版的这套“护生文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让我们了解到人与动物关系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也了解到现代人对这些问题所作的一些深入思考。
英人考林·斯伯丁的《动物福利》是一本讨论这一主题的简明扼要的著作，而且富于实践色彩。
在当代动物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中，动物福利思想影响最大。
但在有些人看来，若要认真对待动物，只讲动物福利是远远不够的。
用汤姆·睿根的话说，问题不在于扩大囚禁动物的牢笼，而在于打开牢笼，还动物以其应得。
汤姆·睿根是哲学家，也是动物权思想的创始者，不过他的这本《打开牢笼》并不是一部艰涩的哲学著作，相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告诉读者，动物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讲动物权，动物权论者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成为动物权论者。
他还认为，你、我这样的普通人都可能成为动物权论者。
他的书就是写给我们这些人的。
讲动物权利可能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有人拿这样问题去问动物权论者：失火的房子里有你的孩子和爱犬，你是先救孩子还是先救狗
《动物权利导论》的作者弗兰西恩干脆把这个问题变成书的副标题，大有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他如何对付这个难题
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正是我认为你应该读一读这本书的理由。
如果你对解答难题有兴趣，不妨从本书“附录”作者对20个他常遇到的问题的回答开始。
弗兰西恩是法学家，也是哲学家，他的书，推理细致、论证缜密，而且不离日常生活。
实际上，除了教书和写书，他也代理有关动物的诉讼。
人与动物的关系是道德问题，也是宗教问题。
从宗教角度能够对这问题说什么
《天、地与我》是一本关于亚洲自然保护伦理的集子。
这本书讲述了宗教伦理在亚洲历史上和当代自然和动物保护运动中的作用。
它的作者从学者、官员，到王子、王后和宗教领袖，其代表性颇为广泛。
比较起来，由一位神学家撰写的《动物福音》风格全然不同。
作者试图写一本可以鼓舞人的书，一本“能够触动读者的心和灵魂的书”。
我认为他做到了。
这是一本美丽的书，调和了虔敬的沉思与激情的告白。
读者只需花几分钟读一读第九章“使我们有梦的梦想”，就会相信我所言不虚。
《绿色生活手记》是“文丛”中惟一一本中文著述。
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说它“是一本好看的小书，文笔清新，陈义平实”。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熟悉数字的环境问题专家，也不是笔下生花的所谓环保作家，但她推己及物的情怀和观察生活的细腻，却让她的议论既亲切又有说服力。
自然，她也带我们回到当下的中国，让我们环顾左右，决定如何对待动物，如何对待自己。
如何对待“他人”，这涉及到正义问题。
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正义的两面》(慈继伟著)是一部值得再三推荐的著作。
这里不能复述作者的观点，也无法演示作者的论证，我只能说，除了对正义主题感兴趣的人，那些想学习如何对日常现象进行哲学思考的人，还有那些苦于不能用简洁、明白的汉语准确表达自己思想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只有17万字的小书。
如何对待自己与教育有关。
这几年，大学教育改革动静颇大，其中，北京大学的改革方案最受瞩目。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时下的改革有没有希望
有两本书可以对照着一读。
《大学的逻辑》(张维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代表了北大改革者的思路；《谁的大学》(薛涌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则表明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前一本书的作者现在执教北大，后一本书的作者曾经就学于北大。
两个人都关心北大，关心中国的大学教育，但他们位置不同，风格不同，视野和视角不同，结论更大相径庭。
同时读这两本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相关的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读者深入思考这一问题。
当然，对教育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也不妨多找几本相关的书来读，比如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
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对台湾的大学教育改革有些影响。
2000年的牛津版又增加了作者1990年代写成的若干篇什。
它与前两本书讨论的具体问题可能有一点距离，但可以帮助读者开阔眼界。
如果我们学会在阅读中思考，学会正确地提出问题，知道如何作出健全的判断，教育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参考资料：中国教育在线
新手如何跑业务
所有能表示为分数的数都是有理数，无理数是不能表示为分数的圆周率π的计算历程 韩雪涛圆周率是一个极其驰名的数。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这个数就引进了外行人和学者们的兴趣。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常数，圆周率最早是出于解决有关圆的计算问题。
仅凭这一点，求出它的尽量准确的近似值，就是一个极其迫切的问题了。
事实也是如此，几千年来作为数学家们的奋斗目标，古今中外一代一代的数学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劳动。
回顾历史，人类对 π 的认识过程，反映了数学和计算技术发展情形的一个侧面。
π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地区或时代的数学水平。
德国数学史家康托说：“历史上一个国家所算得的圆周率的准确程度，可以作为衡量这个国家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指标。
”直到19世纪初，求圆周率的值应该说是数学中的头号难题。
为求得圆周率的值，人类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它的历史是饶有趣味的。
我们可以将这一计算历程分为几个阶段。
实验时期通过实验对 π 值进行估算，这是计算 π 的的第一阶段。
这种对 π 值的估算基本上都是以观察或实验为根据，是基于对一个圆的周长和直径的实际测量而得出的。
在古代世界，实际上长期使用 π ＝3这个数值。
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有基督教《圣经》中的章节，其上取圆周率为3。
这一段描述的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50年前后。
其他如巴比伦、印度、中国等也长期使用3这个粗略而简单实用的数值。
在我国刘徽之前“圆径一而周三”曾广泛流传。
我国第一部《周髀算经》中，就记载有圆“周三径一”这一结论。
在我国，木工师傅有两句从古流传下来的口诀：叫做：“周三径一，方五斜七”，意思是说，直径为1的圆，周长大约是3，边长为5的正方形，对角线之长约为7。
这正反映了早期人们对圆周率 π 和√2 这两个无理数的粗略估计。
东汉时期官方还明文规定圆周率取3为计算面积的标准。
后人称之为“古率”。
早期的人们还使用了其它的粗糙方法。
如古埃及、古希腊人曾用谷粒摆在圆形上，以数粒数与方形对比的方法取得数值。
或用匀重木板锯成圆形和方形以秤量对比取值……由此，得到圆周率的稍好些的值。
如古埃及人应用了约四千年的 4 (8\\\/9)2 = 3.1605。
在印度，公元前六世纪，曾取 π= √10 = 3.162。
在我国东、西汉之交，新朝王莽令刘歆制造量的容器――律嘉量斛。
刘歆在制造标准容器的过程中就需要用到圆周率的值。
为此，他大约也是通过做实验，得到一些关于圆周率的并不划一的近似值。
现在根据铭文推算，其计算值分别取为3.1547，3.1992，3.1498，3.2031比径一周三的古率已有所进步。
人类的这种探索的结果，当主要估计圆田面积时，对生产没有太大影响，但以此来制造器皿或其它计算就不合适了。
几何法时期凭直观推测或实物度量，来计算 π 值的实验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当粗略的。
真正使圆周率计算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首先应归功于阿基米德。
他是科学地研究这一常数的第一个人，是他首先提出了一种能够借助数学过程而不是通过测量的、能够把 π 的值精确到任意精度的方法。
由此，开创了圆周率计算的第二阶段。
圆周长大于内接正四边形而小于外切正四边形，因此 2√2 ＜ π ＜ 4 。
当然，这是一个差劲透顶的例子。
据说阿基米德用到了正96边形才算出他的值域。
阿基米德求圆周率的更精确近似值的方法，体现在他的一篇论文《圆的测定》之中。
在这一书中，阿基米德第一次创用上、下界来确定 π 的近似值，他用几何方法证明了“圆周长与圆直径之比小于 3+(1\\\/7) 而大于 3 + (10\\\/71) ”，他还提供了误差的估计。
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从理论上而言，能够求得圆周率的更准确的值。
到公元150年左右，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得出 π ＝3.1416，取得了自阿基米德以来的巨大进步。
割圆术。
不断地利用勾股定理，来计算正N边形的边长。
在我国，首先是由数学家刘徽得出较精确的圆周率。
公元263年前后，刘徽提出著名的割圆术，得出 π ＝3.14，通常称为“徽率”，他指出这是不足近似值。
虽然他提出割圆术的时间比阿基米德晚一些，但其方法确有着较阿基米德方法更美妙之处。
割圆术仅用内接正多边形就确定出了圆周率的上、下界，比阿基米德用内接同时又用外切正多边形简捷得多。
另外，有人认为在割圆术中刘徽提供了一种绝妙的精加工办法，以致于他将割到192边形的几个粗糙的近似值通过简单的加权平均，竟然获得具有4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 π ＝3927\\\/1250 ＝3.1416。
而这一结果，正如刘徽本人指出的，如果通过割圆计算得出这个结果，需要割到3072边形。
这种精加工方法的效果是奇妙的。
这一神奇的精加工技术是割圆术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们对它缺乏理解而被长期埋没了。
恐怕大家更加熟悉的是祖冲之所做出的贡献吧。
对此，《隋书·律历志》有如下记载：“宋末，南徐州从事祖冲之更开密法。
以圆径一亿为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
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
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
” 这一记录指出，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两大贡献。
其一是求得圆周率 3.1415926 ＜ π ＜ 3.1415927 其二是，得到 π 的两个近似分数即：约率为22／7；密率为355／113。
他算出的 π 的8位可靠数字，不但在当时是最精密的圆周率，而且保持世界记录九百多年。
以致于有数学史家提议将这一结果命名为“祖率”。
这一结果是如何获得的呢
追根溯源，正是基于对刘徽割圆术的继承与发展，祖冲之才能得到这一非凡的成果。
因而当我们称颂祖冲之的功绩时，不要忘记他的成就的取得是因为他站在数学伟人刘徽的肩膀上的缘故。
后人曾推算若要单纯地通过计算圆内接多边形边长的话，得到这一结果，需要算到圆内接正12288边形，才能得到这样精确度的值。
祖冲之是否还使用了其它的巧妙办法来简化计算呢
这已经不得而知，因为记载其研究成果的著作《缀术》早已失传了。
这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是一件极令人痛惜的事。
中国发行的祖冲之纪念邮票 祖冲之的这一研究成果享有世界声誉：巴黎“发现宫”科学博物馆的墙壁上著文介绍了祖冲之求得的圆周率，莫斯科大学礼堂的走廊上镶嵌有祖冲之的大理石塑像，月球上有以祖冲之命名的环形山…… 对于祖冲之的关于圆周率的第二点贡献，即他选用两个简单的分数尤其是用密率来近似地表示 π 这一点，通常人们不会太注意。
然而，实际上，后者在数学上有更重要的意义。
密率与 π 的近似程度很好，但形式上却很简单，并且很优美，只用到了数字1、3、5。
数学史家梁宗巨教授验证出：分母小于16604的一切分数中，没有比密率更接近 π 的分数。
在国外，祖冲之死后一千多年，西方人才获得这一结果。
可见，密率的提出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人们自然要追究他是采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一结果的呢
他是用什么办法把圆周率从小数表示的近似值化为近似分数的呢
这一问题历来为数学史家所关注。
由于文献的失传，祖冲之的求法已不为人知。
后人对此进行了各种猜测。
让我们先看看国外历史上的工作，希望能够提供出一些信息。
1573年，德国人奥托得出这一结果。
他是用阿基米德成果22／7与托勒密的结果377／120用类似于加成法“合成”的：(377-22) \\\/ (120-7) = 355\\\/113。
1585年，荷兰人安托尼兹用阿基米德的方法先求得：333\\\/106 ＜ π ＜ 377\\\/120，用两者作为 π 的母近似值，分子、分母各取平均，通过加成法获得结果：3 ((15+17)\\\/(106+120) = 355\\\/113。
两个虽都得出了祖冲之密率，但使用方法都为偶合，无理由可言。
在日本，十七世纪关孝和重要著作《括要算法》卷四中求圆周率时创立零约术，其实质就是用加成法来求近似分数的方法。
他以3、4作为母近似值，连续加成六次得到祖冲之约率，加成一百十二次得到密率。
其学生对这种按部就班的笨办法作了改进，提出从相邻的不足、过剩近似值就近加成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加成法）这样从3、4出发，六次加成到约率，第七次出现25／8，就近与其紧邻的22／7加成，得47／15，依次类推，只要加成23次就得到密率。
钱宗琮先生在《中国算学史》（1931年）中提出祖冲之采用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由何承天首创的“调日法”或称加权加成法。
他设想了祖冲之求密率的过程：以徽率157／50，约率22／7为母近似值，并计算加成权数x=9，于是 (157 + 22×，9) \\\/ (50+7×9) = 355\\\/113，一举得到密率。
钱先生说：“冲之在承天后，用其术以造密率，亦意中事耳。
” 另一种推测是：使用连分数法。
由于求二自然数的最大公约数的更相减损术远在《九章算术》成书时代已流行，所以借助这一工具求近似分数应该是比较自然的。
于是有人提出祖冲之可能是在求得盈 二数之后，再使用这个工具，将3.14159265表示成连分数，得到其渐近分数：3，22／7，333／106，355／113，102573／32650… 最后，取精确度很高但分子分母都较小的355／113作为圆周率的近似值。
至于上面圆周率渐近分数的具体求法，这里略掉了。
你不妨利用我们前面介绍的方法自己求求看。
英国李约瑟博士持这一观点。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三第19章几何编中论祖冲之的密率说：“密率的分数是一个连分数渐近数，因此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 我国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国外所取得的成果。
1150年，印度数学家婆什迦罗第二计算出 π= 3927\\\/1250 = 3.1416。
1424年，中亚细亚地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卡西著《圆周论》，计算了3×228＝805,306,368边内接与外切正多边形的周长，求出 π 值，他的结果是： π＝3.14159265358979325 有十七位准确数字。
这是国外第一次打破祖冲之的记录。
16世纪的法国数学家韦达利用阿基米德的方法计算 π 近似值，用 6×216正边形，推算出精确到9位小数的 π 值。
他所采用的仍然是阿基米德的方法，但韦达却拥有比阿基米德更先进的工具：十进位置制。
17世纪初，德国人鲁道夫用了几乎一生的时间钻研这个问题。
他也将新的十进制与早的阿基米德方法结合起来，但他不是从正六边形开始并将其边数翻番的，他是从正方形开始的，一直推导出了有262条边的正多边形，约4,610,000,000,000,000,000边形
这样，算出小数35位。
为了记念他的这一非凡成果，在德国圆周率 π 被称为“鲁道夫数”。
但是，用几何方法求其值，计算量很大，这样算下去，穷数学家一生也改进不了多少。
到鲁道夫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古典方法已引导数学家们走得很远，再向前推进，必须在方法上有所突破。
17世纪出现了数学分析，这锐利的工具使得许多初等数学束手无策的问题迎刃而解。
π 的计算历史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分析法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摆脱求多边形周长的繁难计算，利用无穷级数或无穷连乘积来算 π 。
1593年，韦达给出这一不寻常的公式是 π 的最早分析表达式。
甚至在今天，这个公式的优美也会令我们赞叹不已。
它表明仅仅借助数字2，通过一系列的加、乘、除和开平方就可算出 π 值。
接着有多种表达式出现。
如沃利斯1650年给出：1706年，梅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公式，现以他的名字命名：再利用分析中的级数展开，他算到小数后100位。
这样的方法远比可怜的鲁道夫用大半生时间才抠出的35位小数的方法简便得多。
显然，级数方法宣告了古典方法的过时。
此后，对于圆周率的计算像马拉松式竞赛，纪录一个接着一个： 1844年，达塞利用公式：算到200位。
19世纪以后，类似的公式不断涌现， π 的位数也迅速增长。
1873年，谢克斯利用梅钦的一系列方法，级数公式将 π 算到小数后707位。
为了得到这项空前的纪录，他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
他死后，人们将这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数值，铭刻在他的墓碑上，以颂扬他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于是在他的墓碑上留下了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π 的小数点后707位数值。
这一惊人的结果成为此后74年的标准。
此后半个世纪，人们对他的计算结果深信不疑，或者说即便怀疑也没有办法来检查它是否正确。
以致于在1937年巴黎博览会发现馆的天井里，依然显赫地刻着他求出的 π 值。
又过了若干年，数学家弗格森对他的计算结果产生了怀疑，其疑问基于如下猜想：在 π 的数值中，尽管各数字排列没有规律可循，但是各数码出现的机会应该相同。
当他对谢克斯的结果进行统计时，发现各数字出现次数过于参差不齐。
于是怀疑有误。
他使用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先进的计算工具，从1944年5月到1945年5月，算了整整一年。
1946年，弗格森发现第528位是错的（应为4，误为5）。
谢克斯的值中足足有一百多位全都报了销，这把可怜的谢克斯和他的十五年浪费了的光阴全部一笔勾销了。
对此，有人曾嘲笑他说：数学史在记录了诸如阿基米德、费马等人的著作之余，也将会挤出那么一、二行的篇幅来记述1873年前谢克斯曾把 π 计算到小数707位这件事。
这样，他也许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虚度。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他的目的达到了。
人们对这些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里作出不懈努力的人感到不可理解，这可能是正常的。
但是，对此做出的嘲笑却是过于残忍了。
人的能力是不同的，我们无法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费马、高斯那样的人物。
但成为不了伟大的数学家，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为这个社会做出自己有限的贡献。
人各有其长，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计算者，谢克斯愿意献出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从事这项工作而别无报酬，并最终为世上的知识宝库添了一小块砖加了一个块瓦。
对此我们不应为他的不懈努力而感染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与教育吗
1948年1月弗格森和伦奇两人共同发表有808位正确小数的 π 。
这是人工计算 π 的最高记录。
计算机时期1946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ENIAC制造成功，标志着人类历史迈入了电脑时代。
电脑的出现导致了计算方面的根本革命。
1949年，ENIAC根据梅钦公式计算到2035（一说是2037）位小数，包括准备和整理时间在内仅用了70小时。
计算机的发展一日千里，其记录也就被频频打破。
ENIAC：一个时代的开始 1973年，有人就把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100万位，并将结果印成一本二百页厚的书，可谓世界上最枯燥无味的书了。
1989年突破10亿大关，1995年10月超过64亿位。
1999年9月30日，《文摘报》报道，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金田康正已求到2061.5843亿位的小数值。
如果将这些数字打印在A4大小的复印纸上，令每页印2万位数字，那么，这些纸摞起来将高达五六百米。
来自最新的报道：金田康正利用一台超级计算机，计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兆二千四百一十一亿位数，改写了他本人两年前创造的纪录。
据悉，金田教授与日立制作所的员工合作，利用目前计算能力居世界第二十六位的超级计算机，使用新的计算方法，耗时四百多个小时，才计算出新的数位，比他一九九九年九月计算出的小数点后二千六百一十一位提高了六倍。
圆周率小数点后第一兆位数是二，第一兆二千四百一十一亿位数为五。
如果一秒钟读一位数，大约四万年后才能读完。
不过，现在打破记录，不管推进到多少位，也不会令人感到特别的惊奇了。
实际上，把 π 的数值算得过分精确，应用意义并不大。
现代科技领域使用的 π 值，有十几位已经足够。
如果用鲁道夫的35位小数的 π 值计算一个能把太阳系包围起来的圆的周长，误差还不到质子直径的百万分之一。
我们还可以引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克姆的话来说明这种计算的实用价值： “十位小数就足以使地球周界准确到一英寸以内，三十位小数便能使整个可见宇宙的四周准确到连最强大的显微镜都不能分辨的一个量。
” 那么为什么数学家们还象登山运动员那样，奋力向上攀登，一直求下去而不是停止对 π 的探索呢
为什么其小数值有如此的魅力呢
这其中大概免不了有人类的好奇心与领先于人的心态作怪，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原因。
奔腾与圆周率之间的奇妙关系…… 1、它现在可以被人们用来测试或检验超级计算机的各项性能，特别是运算速度与计算过程的稳定性。
这对计算机本身的改进至关重要。
就在几年前，当Intel公司推出奔腾（Pentium）时，发现它有一点小问题，这问题正是通过运行 π 的计算而找到的。
这正是超高精度的 π 计算直到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的原因之一。
2、 计算的方法和思路可以引发新的概念和思想。
虽然计算机的计算速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但毕竟还需要由数学家去编制程序，指导计算机正确运算。
实际上，确切地说，当我们把 π 的计算历史划分出一个电子计算机时期时，这并非意味着计算方法上的改进，而只是计算工具有了一个大飞跃而已。
因而如何改进计算技术，研究出更好的计算公式，使公式收敛得更快、能极快地达到较大的精确度仍是数学家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方面，本世纪印度天才数学家拉马努扬得出了一些很好的结果。
他发现了许多能够迅速而精确地计算 π 近似值的公式。
他的见解开通了更有效地计算 π 近似值的思路。
现在计算机计算 π 值的公式就是由他得到的。
至于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数学家的故事，在这本小书中我们不想多做介绍了。
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π 的故事讲述的是人类的胜利，而不是机器的胜利。
3、还有一个关于 π 的计算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无限地继续算下去
答案是：不行
根据朱达偌夫斯基的估计，我们最多算1077位。
虽然，现在我们离这一极限还相差很远很远，但这毕竟是一个界限。
为了不受这一界限的约束，就需要从计算理论上有新的突破。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计算，不管用什么公式都必须从头算起，一旦前面的某一位出错，后面的数值完全没有意义。
还记得令人遗憾的谢克斯吗
他就是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4、于是，有人想能否计算时不从头开始，而是从半截开始呢
这一根本性的想法就是寻找并行算法公式。
1996年，圆周率的并行算法公式终于找到，但这是一个16进位的公式，这样很容易得出的1000亿位的数值，只不过是16进位的。
是否有10进位的并行计算公式，仍是未来数学的一大难题。
5、作为一个无穷数列，数学家感兴趣的把 π 展开到上亿位，能够提供充足的数据来验证人们所提出的某些理论问题，可以发现许多迷人的性质。
如，在 π 的十进展开中，10个数字，哪些比较稀，哪些比较密
π 的数字展开中某些数字出现的频率会比另一些高吗
或许它们并非完全随意
这样的想法并非是无聊之举。
只有那些思想敏锐的人才会问这种貌似简单，许多人司空见惯但却不屑发问的问题。
6、数学家弗格森最早有过这种猜想：在 π 的数值式中各数码出现的概率相同。
正是他的这个猜想为发现和纠正向克斯计算 π 值的错误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猜想并不等于现实。
弗格森想验证它，却无能为力。
后人也想验证它，也是苦于已知的 π 值的位数太少。
甚至当位数太少时，人们有理由对猜想的正确性做出怀疑。
如，数字0的出现机会在开始时就非常少。
前50位中只有1个0，第一次出现在32位上。
可是，这种现象随着数据的增多，很快就改变了：100位以内有8个0；200位以内有19个0；……1000万位以内有999，440个0；……60亿位以内有599，963，005个0，几乎占1／10。
其他数字又如何呢
结果显示，每一个都差不多是1／10，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
虽然有些偏差，但都在1／10000之内。
7、人们还想知道： π 的数字展开真的没有一定的模式吗
我们希望能够在十进制展开式中通过研究数字的统计分布，寻找任何可能的模型――如果存在这种模型的话，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这种模型。
同时我们还想了解： π 的展开式中含有无穷的样式变化吗
或者说，是否任何形式的数字排列都会出现呢
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在没有发表的笔记本中曾提出下面的问题： π 的十进展开中是否有10个9连在一起
以现在算到的60亿位数字来看，已经出现：连续6个9连在一起。
希尔伯特的问题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看来任何数字的排列都应该出现，只是什么时候出现而已。
但这还需要更多 π 的数位的计算才能提供切实的证据。
8、在这方面，还有如下的统计结果：在60亿数字中已出现连在一起的8个8；9个7；10个6；小数点后第710150位与3204765位开始，均连续出现了七个3；小数点52638位起连续出现了14142135这八个数字，这恰是的前八位；小数点后第2747956位起，出现了有趣的数列876543210，遗憾的是前面缺个9；还有更有趣的数列123456789也出现了。
如果继续算下去，看来各种类型的数字列组合可能都会出现。
拾零： π 的其它计算方法在1777年出版的《或然性算术实验》一书中，蒲丰提出了用实验方法计算 π 。
这个实验方法的操作很简单：找一根粗细均匀，长度为 d 的细针，并在一张白纸上画上一组间距为 l 的平行线（方便起见，常取 l = d\\\/2），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将小针任意投掷在白纸上。
这样反复地投多次，数数针与任意平行线相交的次数，于是就可以得到 π 的近似值。
因为蒲丰本人证明了针与任意平行线相交的概率为 p = 2l\\\/πd 。
利用这一公式，可以用概率方法得到圆周率的近似值。
在一次实验中，他选取 l = d\\\/2 ，然后投针2212次，其中针与平行线相交704次，这样求得圆周率的近似值为 2212\\\/704 = 3.142。
当实验中投的次数相当多时，就可以得到 π 的更精确的值。
1850年，一位叫沃尔夫的人在投掷5000多次后，得到 π 的近似值为3.1596。
目前宣称用这种方法得到最好结果的是意大利人拉兹瑞尼。
在1901年，他重复这项实验，作了3408次投针，求得 π 的近似值为3.1415929，这个结果是如此准确，以致于很多人怀疑其实验的真伪。
如美国犹他州奥格登的国立韦伯大学的L·巴杰就对此提出过有力的质疑。
不过，蒲丰实验的重要性并非是为了求得比其它方法更精确的 π 值。
蒲丰投针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第一个用几何形式表达概率问题的例子。
计算 π 的这一方法，不但因其新颖，奇妙而让人叫绝，而且它开创了使用随机数处理确定性数学问题的先河，是用偶然性方法去解决确定性计算的前导。
在用概率方法计算 π 值中还要提到的是：R·查特在1904年发现，两个随意写出的数中，互素的概率为6／π2。
1995年4月英国《自然》杂志刊登文章，介绍英国伯明翰市阿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应用数学系的罗伯特·马修斯，如何利用夜空中亮星的分布来计算圆周率。
马修斯从100颗最亮的星星中随意选取一对又一对进行分析，计算它们位置之间的角距。
他检查了100万对因子，据此求得 π 的值约为3.12772。
这个值与真值相对误差不超过5％。
无穷的神秘气息：纪梵希的男用香水 π 。
广告词是：Explore pi, explore the universe 通过几何、微积分、概率等广泛的范围和渠道发现 π ，这充分显示了数学方法的奇异美。
π 竟然与这么些表面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试验，沟通在一起，这的确使人惊讶不已。
现场营销的手段
第一种武器：好产品永远是第一位的 ～～～～～～～～～～～～～～～ 在最早的销售理论中，产品开发是与市场销售分离着的两块（现在仍有人认为这两块是分离而又有机联系着的两块）。
后来，在市场营销理论中，产品开发就被纳入营销中了，成为营销的一个组成部分——前端组成部分了。
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企业信奉“产品质量高于一切”、“好产品远比售后服务重要”、“最好的服务是无须服务”、“最佳产品本身就是最出色的广告”等营销观念，在设计制造最佳产品上猛下功夫，于市场上获得了非凡的成功。
说来也是，假如巴西国家队到中国某座城市来打一场比赛，那是用不着任何广告甚至用不着报上登一条消息，高价的门票便会很快卖得一干二净了。
为什么呢
就因为巴西国家足球队这个“产品”太出色了，出色得令人无法抗拒。
同样道理，中国消费者对容声冰箱、格力空调、长虹彩电、小天鹅洗衣机、万达住宅楼、彩虹系列小家电、TCL电话等国产商品的长期喜欢与购买，也主要是因为产品的质量太好了，好到了口碑相传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产品质量已经不再只是经久耐用、包装精美的代名词了，其附加值开发也已经成为了产品质量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海尔“小神童”、“金王子”等动听的美名、TCL电脑迷人的钛合金外观、劲王野战苹果的迷彩外型、农夫山泉能发出响声的瓶盖、能显示来电号码的步步高电话、有错层式、跃层式、业主会所等新玩艺的商品房……为什么比同类产品更好销一些，就因为企业把产品附加值的开发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使其大大提升了产品原有的功能性质量价值。
尽管某些现代营销学理论著作因为种种原因将广告、公关、促销、服务、渠道等营销策略提到了很高很高的地位，尽管那些理论也不无道理甚至也充斥着成功的营销案例，但是，信奉“好产品永远是第一位的”之营销理论的企业，仍将是有着最广阔的市场前景的企业。
从总体上来说，以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自身已经因其产品功能质量和附加值的超群出众而立于不败之地了，也许它们会有一时的失足或受挫，但它们最终的成功是难以阻挡的，因为消费者的选择最终不可能是愚不可及的。
第二种武器：广告是炸开市场大坝的核弹 ～～～～～～～～～～～～～～～～～～ 李湘是一位富于青春活力的现代女性，她那容光焕发的姿颜和光芒四射的笑容有着春风万里的感染力（包括对那成千上万的已成功或将成功的商界人士），商务通选她来作形象大使真是“没得说的了”。
随着她那令人心碎（醉）的悬空一跳，纤手一指，商务通销售业绩的直线上升也只好是“命中注定的了”。
未曾想好戏才仅仅是个开头，不久后李湘的“情人”出现了，竟然是那个被誉为“少妇杀手”的濮存昕（要是商务通早点把他独家“买”下来该多好
），商务通在她们的恋爱生活中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令观众心痴神迷、避想无限。
再后来，她们的“小家庭”——堪称“中国第一小家庭”的小家庭也组成了，人间最完美和谐的生活画面出现了，圣洁的、美好的乃至有几分伟大的商务通形象也完成了。
我认为，商务通的广告比起轩尼诗XO富豪与美女形象、松下青春少女形象、万宝路牛仔形象之广告也决无逊色。
那句巧借它山之石的“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我觉得还可以移换作“李湘、孩子、濮存昕——一个都不能少”）广告词亦足以和“古道、西风、瘦马……”的唐代名诗一试高低，不由你不服气，不由那些董事长、总经理、厂长、职业经理人、官员、营销人……不掏钱。
与此同时或更早些，有巨人脑黄金、秦池酒、延生护宝液、小霸王学习机、太太口服液、丽珠得乐胃药、爱多VCD、乐百氏纯净水、大宝洗发水等商品因为广告轰动效应而一举成功（它们中有的后来出了问题应另当别论），它们的成功既是中国广告界（现代市场营销理论已将广告纳入其中）的骄傲，也是中国营销界的自豪。
由于观念引进、人才结构等因素，广告——特别是类似商务通那种令人赞叹的创意大手笔广告——将在21世纪中国企业的营销中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这是勿容置疑的。
许多在产品质量达到了基本标准或较高标准的前提下，信奉“广告是炸开市场大坝的核弹”之营销理论的企业，已经并将继续利用广告为我们创造一连串的营销奇迹，中国广告界亦将沿着这些奇迹指引的方向，向国际广告的最高水准挺进，中国营销界也会随之而踏上更高的台阶，两者相互推进，从而形成一个绝妙的良性循环。
在这新世纪的前夜，我已经欣喜地看到了诗意浓郁的“鹤舞白沙”、国际电影巨星表现的“学外语更容易”、威武地耸立国门之外的“HAIER”…… 第三种武器：公关具有一箭双雕之效应 ～～～～～～～～～～～～～～～～～ 当我去看《泰坦尼克》时，发现江泽民主席关于该影片的一篇观后感似的文章赫然在目，心头一阵冲动，中国企业的公关技巧愈见高明了。
是的，从健力宝集团赞助洛杉矶奥运会、送中国少年足球队去巴西到大维制衣厂赞助世乒赛，从红豆集团聘李谷一为名誉厂长到张裕创建中国酒文化博物馆，从海尔的百县万场电影到谭木匠的动人师生故事征文大赛……中国许多企业把深情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公关——投向了这一曾被有所冷落、有所忽视的现代市场营销策略。
四川的全兴酒，是利用全兴足球队进行公关而举得营销成功的经典之一（我自己在为全兴喝采时就曾干掉不少全兴酒）；TCL武汉公司举行的“最动人情话”征文活动，因别出心裁而参与者甚众，连从不参与任何商业性活动的著名作家苏童也被诱惑出山当评委了，并自称是“冲着情话二字而来的”，促销效果相当不错；一年一度的成都糖酒展销会，可以称为中国企业公关（营销）的几大超级手笔之一，主办单位在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两方面都赚得个心花怒放，参展单位也收获颇丰；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央电视台在1998年抗洪救灾过程中及时组织的大型赈灾捐赠会，那现场直播的感人肺腑的赈灾捐赠会吸引了全国亿万观众的目光，对中央电视台和参与捐赠的企业与个人，都是一种可喜可贺的大成功。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发现了公关活动（包括公益文化活动）在营销中的特殊作用。
出色的公关活动，能使企业一举获得知名度和美誉度，而广告要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是相当困难的。
于是，有一批企业开始把大笔大笔的广告经费向公关活动领域转移了，它们开始信奉起“公关具有一箭双雕之效应”这一营销理论了，如春兰集团独家赞助的春节晚会最佳节目评癣宗申集团耗费巨资组织的中国摩托车赛车队、海尔不厌其烦地创建的海尔顾客俱乐部、中关村以宏大气魄创办的国际电脑节、农夫山泉独家赞的助27届中国奥运代表团…… 完全信奉“公关具有一箭双雕之效应”之营销理论并敢于倾力投入的中国企业目前还不怎么多，地毯式广告轰炸那似乎立竿见影的效果对诸多企业仍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但我相信一定会多起来的，因为消费者无论怎么理智与成熟，对企业组织的和蔼可亲、深切关爱、耳目一新的公关活动在情感上实在难以抵御，理智上实在无法坚守，往往身不由己的就陷了进去。
第四种武器：服务的价值高于广告和公关 ～～～～～～～～～～～～～～～～～～ 我认为：尽管海尔的产品、广告、公关都不错，但海尔是最信奉“服务的价值高于广告和公关”这一营销理论的，仅一句“真诚到永远”就像当年的“为人民服务”一样响遍了福州大地，真的是了不起。
海尔人用汗水书写的种种服务传奇这里就不用唠叨了，仅仅指出世界家电巨头伊莱克斯也向海尔的服务学习这一点就够了。
以往不怎么起眼的服务，被海尔破天荒地提到了企业营销的战略位置上、核心位置上、前端位置上，此时，实质上海尔的一切（包括广告、公关）都已经围绕着服务在转了，其好产品也不过只是服务的一个平台而已。
这一营销观念的大创新开始时也许还显不出太大的威力（可能还不如某些企业的超强度广告投入、大幅度降价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洞穿消费者层层心理防线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海尔的成功——无论它扩张到哪一类产品上的成功就是必然的了。
无独有偶，房地产界的万科也是一个信奉“服务的价值高于广告和公关”的成功范例。
万科敢于把物管服务提到事关企业兴衰存亡的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敢于把相当大一部分的人力、物力、财力向物管服务倾斜，敢于下大功夫首先在物管服务领域中成为行业佼佼者，结果，消费者们折服了，感动了，争相传颂了，即便万科的房地产商品比其他房地产商高1000元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据介绍，万科在外地开发的房地产商品还在图纸上时就已被买掉了80％，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对服务在企业营销中应有地位的理解有如悟道，庆幸的是悟出此道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经大幅度上升了，包括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许多生产汽车、重型机械等非民用商品的企业也逐渐悟出此道了。
它们原有的营销（确切说来应该叫销售）观念被海尔、万科等企业的营销案例击得落花流水，它们的沉疴已久的行业傲慢在冷酷的市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它们对自己在服务方面的落伍而导致的亏损局面痛心疾首，它们终于开始在转变服务观念、完善服务措施、提高服务水平上下一番大功夫了，它们营销中的“桅暗花明又一村”也就不远了。
必须指出，“服务的价值高于广告和公关”这一营销理论，在实践中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而现在和将来的阻力也决不会小的，但营销实践本身将是最伟大的裁判者，已经判给海尔、万科、荣士达、海信等企业的营销业绩金牌还会判给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第五种武器：投资小收益大的是促销妙计 ～～～～～～～～～～～～～～～～～～ 中国大量的企业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甚至微型企业，它们没有那么多钱去搞全国性的广告、公关服务活动，中央电视台、中央级大报与它们无缘，就是在当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上，它们能投的钱也十分有限，不敢轻易抛出。
“投资小收益大的是促销妙计”——这一营销理论就成了它们的致胜法宝了。
因为促销妙计，妙在创意，只要创意好，就能做到投入小而收获大，而且实施起来也比较简单。
赠品促销。
中国企业对这一营销妙计的运用已经登堂入室了，赠的东西也越来越令消费者喜出望外了。
如重庆南方花园对购房者赠送的长虹大彩电、哈尔滨红太阳集团对（中奖）购药者赠送的青其高原旅游、某大酒楼对消费到一定金额的顾客赠送最新的书籍，等等，都产生了良好的促销效果。
这一计的广告投入是很小的，只需一条小小的广告就够了，余下的就由人际传播来快速地、大面积地进行了。
降价促销。
使用这一计的中国企业可能是最多的。
包括大型企业也常用这一计。
比如格兰仕，用这一计不仅打得国内的竞争对手连连惨败，也打得来势汹汹的外国企业找不着北，更打出了一个微波炉产量全球第一的中国企业。
中国新兴的手机企业也正在用这一计对付外国手机巨头并初见成效。
有人认为这一招属于低水平营销，我不这样看，适合中国国情又能迅速见效的营销方式怎么能简单地斥之为低水平的呢
不是有人说现在的消费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聪明的消费者吗，那么，又怎么能将他们（包括笔者本人）对十点利商尝平价商尝仓储式购物等营销方式的喜爱说成是愚蠢的选择呢
文化促销。
曾轰动全国的亚细亚商场的早期营销成功，主要不是商品的成功而是文化的成功。
郑州的“越秀酒家”用文化做大菜，构筑的越秀文化风景线——越秀学术讲座、店堂音乐、店内书店、名人字画等，提高了其品味，从而赢得了个性化的竞争优势。
在发现了文化对营销的独特功能后，中国的一大批企业就一发而不可收了，有的从命名上入手，如“孔府家酒”、“红豆西服”、“毛家饭店”；有的从活动入手，如聘请著名歌手、乐队、音乐演奏家、影视明星来进行演出；有的从民族风俗入手，如征集对联或下联、猜灯谜、猜成语等，都明显地促进了商品的销售。
技术促销。
如北京现代城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小区，采用了目前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布线系统，为每个家庭特设的Internet专线接口，使上网速度比普通电话线上网至少快几十倍，电脑和电话的接口还可随意转换；社区局域网Internet的建立，让现代城的用户足不出户，尽可享受丰富多彩的各色网上服务，这对于文化层次高、善于与国际接轨的SOHO一族也是吸引力之一。
某酒楼运用的电子点菜系统、某电影院引进的国际先进水平的放映与音响系统，某手机开发的手机上网功能，等等，都是技术促销的成功例子。
促销妙计当然还多得很，以上只是随手举的例子罢了。
不过，许多促销妙计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往往是从相关的营销策略或方法中精心抽取出来的，经过创意性的发挥后，它也就成了最棒的营销武器家族中的一种了（如要比喻的话，它属于飞刀或暗器一类）。
它是最富于变幻和出新的，经常引发市场的一派惊叹之声，引起竞争对手的一阵阵捶胸，中国的千百万中小企业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第六种武器：辛勤地默默地织一张大网 ～～～～～～～～～～～～～～～～～ 不止一位专家指出，在已经进入全球营销的今天，企业的营销网络才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据报道安徽小天鹅集团的营销网络折价1、6亿元人民币入股，占20％的股份），与其一上来大把大把地抛洒广告公关费，不如“辛勤地默默地织一张大网”——织一张宽宏的、细密的、牢实的营销大网，让你所开发的任何新商品，都能迅速地与成百万成千万成亿的消费者见面，迅速地让他们观赏、品尝、试用、购买，这比什么都重要。
而广告、公关之类，只能算是一些辅助性的营销手段，如果消费者不能极为快捷、极为方便地买到你的商品，任是促销天才也只能仰天长叹的，再好的服务愿望也无法落到实处。
1999年中国饮用水销量第一的娃哈哈集团，所织的营销网络真有如一张恢恢天网，据说在青藏高原上某些小地方的店摊中都有它的纯净水买，以至有人说娃哈哈是网络胜中国。
调查显示，营销网络是娃哈哈拉下与其它品牌之差距的主要因素，网络优势是宗庆后手中最有力的王牌，营销网络是娃哈哈的第一财富。
不过，乐百氏纯净水、农夫山泉、旭日升冰茶等品牌的网也织得不错，松本电器、德生收音机、圣象地板、谭木匠梳子等品牌的网也织得蛮好，所以它们也都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
中国企业建设营销网的速度正在加快，有些网已经建到日本、美国、欧洲及全世界去了，这也许才是20世纪末期中国企业营销最具深远意义的动作，要过一些年头我们才能切实地体会到它的巨大价值之所在。
著名的营销专家斯剑先生，有感于中国企业家家都建自己的营销网，重复太多，浪费太大，提出了组建跨省市的、共享性的营销大网络的创意构想，立即引起数百家企业的反响。
虽然由于利益、商誉等方面的原因，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但属于中国企业营销首创的一个新方向已经指明。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各方面的经营条件的逐步成熟，总有一天这张“营销天网”——我相信那绝对是一张全球化的“营销天网”——会建立起来的。
那时，凡是卷入网中的中国企业，其直接营销成本会大为降低，其市场竞争将大为增强，强得叫那些世界级营销巨头也直喊头疼。
也可能，这张网是用另一种方式织成的，是在互联网上用电子商务方式织成的。
立志把商场开进每一个家庭的8848网站（目前中国最大的网上零售商）及另外一些网站已经在飞速编织这样的一张覆盖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营销天网了，精明的海尔人也提出了“企业不触网必死”的新口号，传统的中国企业——特别零售型的商业企业可要小心呵
要想了解更多,请照参考资料.
中学生中华魂读后感300字
泱泱中华，文明数千年，它留给世人的，不是金，不是银，而是一股正气永存的魂魄
一股中华民族的不屈之魂
————题记 曾经听闻这样一则报道：在美国打工的一位中国青年，拒绝给美国老板下跪，不惜放弃高薪工作，与老板对簿公堂，只求不丢中国人的尊严
这则报道在当时，也算是件大事，大家茶余饭后也不免谈论，谈来谈去，也只有两种看法：1为中国的尊严而战，有不屈不挠的大将之风，是中国人的骄傲
2愚蠢之极，不就下跪嘛，何必放弃一生的荣华富贵。
同一件事，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感受。
如今的中国，比起以往，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的中国，引进外资，去国外学习交流，吸取先进的西方技术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东方之龙，又一次站在了世界之林的前面，然而，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中国的当代青少年，忘了自己的根在何方
不必往远说，就看看身边的亲朋好友，哈韩族，哈日族……举不胜举，他们早已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中国人。
在想想中国的影视艺人们，你们可是一个中国人啊，是中国的百姓捧红了你，而你又做了什么，穿着印有日本旗帜的衣服，堂而皇之的站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用一句：“我不知道。
”来掩饰你的无知与幼稚么
中国在前进，有许多不良的东西，的确是应该丢弃的，但是有些东西不能丢
到死也不能
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华民族有着自己的尊严和骨气，那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你不能丢，你应该时刻记着，是谁给了你生命，是谁养育了你，那是你永远的母亲——中国，一个你时刻应该牢记并引以为傲的名字。
想想那些曾经为中国的光明而捐躯的无数烈士，那是中华之魂，想想那些不惜放弃荣华富贵，毅然回国，为中国做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也是中华之魂，是中华民族不灭的魂，是支撑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愿你成为其中的一位，我亲爱的中国人
请你时刻记着，中国的尊严不能丢，中华民族的灵魂不能灭
观《亚运会开幕式》有感的作文，急急急
11月12号晚上8点，我们终于迎来了期盼以久的第16届广州亚州运动会开幕仪式，伴随着五彩缤纷的烟火在巨大广州塔的熊熊燃放，亚运会盛大的开幕式，正式开始
虽然现在是8点，外面夜很黑，但此时此刻的珠江亚运开幕式会场却灯火通明，像白天一样，各国的运动员，在这里欢聚一堂，欢度这个美好的夜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将要在这块土地上拼搏，去奋斗，用汉水去赢得属于他们的荣誉...... 这次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并不是在亚运主会场举行，地址是选在珠江
在此之前，就给人以很大的期盼，我想，这次亚运会一定很精彩，果然，随着江边升国旗仪式的结速，一片水的世界就程现在我们面前，不是有一个词语叫做“梦里水乡”吗，我觉得用这个词来形容最好了
江面上喷出各种各样的水柱及水雾在江边五彩缤纷灯光的照射下，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珠江边竖起的八个特大的屏幕，随着音乐及场景的不同，播放着不同的画面，时而海浪翻滚，时而天空翱翔...江中央此时正在进行着各种文艺表演，你看，一艘大船正迎风破浪向我们驶来，江面上波涛滚滚...船上的水手不畏凶险，正破浪前行....看清楚了一下，原来那些海浪都是演员们拿着那些丝布弄出来的，真的是太逼真了,还有江面上那些盛开的花朵...天空中飞翔的叶子及演员们在天空中的表演....使开幕式演出达到了高潮，真是太另个惊叹了，听说，为了准备这几十分钟的演出，很多节目都排练有一年多了，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文艺演出结速，各国的运动员陆续出场，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着他们
欢迎他们来到中国，来到亚运会场
各国的运动健儿们，继续拼博吧，在接下来的亚运会比赛里，让我们祝福你们取得好的成绩
2010广州欢迎你
2010中国欢迎你
怎样写出一篇1000字左右的党的历史
先列份提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