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行散记读后感300字
1934年初，北平的沈从文突然接到从家乡传来的母亲的消息，马上冒着严寒踏上乡探母的路程。
1月12日，他辗转乘车到达湖南桃源，在那儿租了一条小船，随即溯沅水而上，顶风冒雪，经过十天舟行，于1月22日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湘西凤凰。
过后，他根据在船上度过的十天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写出了十二篇散文，汇集成一本名叫《湘行散记》的书。
从此，那条纵贯湖南西部的河流以及两岸的风光民俗人情，就被用清新优美的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
沅水发源于贵州省都匀县的云雾山鸡冠岭，全长1033公里，自西南往东北穿行于湖南省西部的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于常德市德山汇入洞庭湖。
沈从文乘船经过的是桃源与麻阳之间的一段，属于沅水的中下游，两岸风光秀美，但由于重峦叠嶂，交通极为不便，因而自古以来就养在深闺人不识，充满了神秘性。
沈从文的老家凤凰位于沅水中游，他在这儿长大，而从十六岁起他就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这里的山川景色早已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因而，他一提起笔，美丽壮观的景象就跃然纸上：山峰夹江而峙，虽是冬天仍翠色逼人;河水随地势变化出现落差，形成一个又一个下行容易上行难的急滩，水花飞溅，其声轰鸣，蔚为壮观;而过了急滩，水势就变得平缓，还常常出现静谧的深潭;有的地方，“全河都是大石头，水却平平的，深不可测，石头上全是细草，绿得如翠玉，上面盖了雪”，而小船就“在这左右是石头的河中行走”，实在让人感到妙不可言;岸边偶尔出现以吊脚楼和石板街组成的村墟市镇，高矗两岸，巍然壮观，使从小在湘西长大的他也不由得睹之惊讶，叹为奇迹……沈从文的文笔胜于丹青，画出了一幅幅沅水两岸的秀美图景。
他的文字是平实的，毫无刻意夸饰之处，往往寥寥几句就让人如闻如见。
而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藏于心底融入血脉的对于家乡山水的倾迷爱恋之情。
然而，如果沈从文仅仅是描绘沅水两岸的自然风光，那么他与那些纵情于山林的文人雅士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沈从文并不是为了描写风景而写风景。
他的风景，往往是做为沅水沿岸“人事”的背景而出现的。
他的笔墨更多地落在了在这条河上谋生、在河两岸生活的人的身上。
在沈从文笔下，那些有了酒喝就兴高采烈、行船如飞的纯朴的船夫，那些住在吊脚楼里敢爱敢恨、情意绵绵的女人，那些看到龙船比赛就高兴得大喊大叫的孩子，那些在矿山挖煤的“黑脸黑手脚”的汉子，那些勇敢而又和气的兵士，乃至于那些粗暴而又不乏豪爽的土匪，组成了沅水两岸特有的乡野人文景象。
有关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故事，是那么平常，却又那么撼人心魄。
沈从文对这些世代生活在高山峻岭之中、河流峡谷之间的人们是不乏深挚的同情之心的。
他为他们的“生活皆很悲惨”而难受，为“地方经济”的“一天比一天坏”而感到担心。
然而，读《湘行散记》，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沈从文对这些人发自内心的感动：感动于“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负担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感动于他们“不管怎么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感动于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
从他们身上，沈从文感悟到了“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
他感悟到了什么?沈从文并没有具体说明。
但从他那平实而蕴涵激情的文字中，我们分明能听到他的心声：历史是一条河，它是由一代又一代像生活在沅水两岸的地位“低微”的山民那样的人群汇成的;也许他们一辈子都默默无闻，与豪华和辉煌无缘，但他们的为生存而生存的朴拙的人生同样是庄严美丽的。
壮美的风光和朴拙的人事交织辉映，贯穿于《湘行散记》全书的始终。
从那一篇篇文字里，我分明感到，虽然他已经远远离开了家乡，虽然他早已不是住在河边的顽童和辗转流动的土著部队的士兵，而成了一位颇有名望的著名作家，但他似乎还常常生活在沅水流域过去的梦里。
他用文字把湘西沅水流域构建成一个想像中的王国。
《湘行散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沅水流域的一部短短的生动的历史。
因了他的这些文字，湘西沅水流域过去某个时代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就永远保存了下来，并在一代代读者心中回荡。
而沅水，这个奔流于湖南西部崇山峻岭之中的普通河流也就和沈从文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人们谈到沈从文，自然会谈到他的有关湘西的文字，谈到风光壮美的沅水;而只要说到沅水，人们恐怕也不能不联想到《湘行散记》中的优美的文字和它的作者沈从文。
我常常想，沅水作为一条河，不仅带给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更带来了面对人生的勇气。
1949年后，沈从文因政治环境所迫，放下了手中写作的笔。
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他没有像许多文坛大师一样变成附庸于政治的文臣，而是默默地转而从事文物研究，并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果。
那条河和河两岸的人事经历，我想，使他能够面对磨难坚韧不拔。
沅水，一条普通的河流，不就是沈从文的河流吗?
《湘行散记》读后感500字
想读《湘行散记》，是从逐渐了解沈从文开始的。
沈年少即投身行伍，随军队辗转川黔湘边境。
吃过苦，也阅尽了社会的黑暗。
心生厌倦后，即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可以说从文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也是努力的一生。
只上过小学，但却凭着对文学的爱好，以及自己对社会人事的切肤体验和深刻观察，写出了当时社会喜爱的文字，从而跻身当时的“中层社会”。
可是他从来都自称是是一个“乡下人”，无时不感觉到，呆在这个群体里愈是长久，愈是感觉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深觉自己和周围的人看到的、想到的不一样，因此常常陷于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痛苦。
对此，沈曾在《湘行散记》里写道：“三三……，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了受难者了。
……”她名虽似游行志记，却并不是一般的出行心情记事。
她是沈十六年后因探病母重返故乡途中的所见所感。
与其说她是一本回乡散记，倒不于说是沈对当时社会基层民众的忠实叙述，以及对那方河域和生活在它上面的人们深挚而真诚的爱。
《湘行散记》 适合初中生看吗
适合哦，我们老师都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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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舍的演讲稿
从萧乾开始 对“副刊”的认识，缘于萧乾。
一篇《未带地图的旅人》给我打开了一个奇异的窗口：关于现代文学，尤其是副刊，确切说，就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
对于1980年时的一个初中生来说，《萧乾散文特写选》是陌生而神秘的，当时这个名字我甚至不知道应该读萧QIAN，还是萧GAN。
隔着柜台指着书架上的那一排书对神情冷漠的女营业员说：请拿那本散文特写集。
尽管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名字，更不知道啥为“特写”，就因为是“散文”，就因为翻开书有种更加陌生的东西在吸引着我，对于怀着文学梦的少年来说，买一本书有时候是不需要有理由的。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就是书前的“代序”：《未带地图的旅人》。
转过年来，又买到一本萧乾的书：《一本褪色的相册》，书名其实是另一本书的“代序”，即《萧乾短篇小说选》的“代序”。
后来我常常想，若是没有这两篇长长的“代序”，萧乾的晚年还能有人生的再次辉煌吗
萧乾后来写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大多是回忆之作，他的回忆之作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他当年的文学作品。
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在80年代都有了再版，譬如短篇小说集《栗子》和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
相比于这些，他晚年的回忆，读起来更有意味也更有内容，譬如《萧乾文学回忆录》。
在他的回忆里，有两个内容让我神往，其一是关于《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其二是他在“二战”时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在西欧战场的采访，但这一部分内容读他的回忆就不如他当年的那些特写了，这在他的《散文特写选》里就有极好的例子，譬如《南德的暮秋》等。
关于文学副刊，萧乾写过一篇回忆，题目是《我当过文学保姆》，副题“七年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甘与苦”。
报尾巴61报屁股61副刊 中国现代报纸的特色，首先就在副刊。
在萧乾眼里，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为“五四”以来的文艺副刊单列一章。
西方报纸自然也有文艺副刊，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有影响的传统大报都有副刊，但他们主要刊载的是书评，而中国现代的报纸副刊的特点则主要是刊载创作，尤其是新人的创作。
其实，最初的中国报纸并没有副刊。
往往都是新闻+广告。
后来，有些报纸尝试着在版面一角刊载一些诗歌、小说笔记、游记、剧评等，也刊载一些随感、杂谈。
往往是编辑们当正版稿件告缺时拿来补充版面，处于可有可无，补白的地位。
因此偶称为“报尾巴”“报屁股”。
然而，这种“报尾巴”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渐渐地，便在正版之外，另出一页“附张”“附刊”。
再后来，“附”由“副”替代，也便成了“副刊”。
让报人们没有想到的，当初没有地位的“副刊”竟然成了各家报纸相互竞争的有力武器，甚至成了有无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之所以如何，在于社会新闻的局限性和类同性，况且社会新闻资源有限，能够给报纸带来回旋余地的往往就只有副刊。
单靠新闻是很难超过对手的。
一条新闻，各家报纸，区别不会太大，真正能争取到独家消息的毕竟不多，再加上报纸的社论更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单靠新闻、社论和通讯，想要办出报纸的个性，在报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读者也是很困难的。
在这样的情景中，副刊的作用就显露出来了。
其一，副刊的文章相对来说约束少些；其二，副刊的文章也容易吸引读者。
作为副刊编辑的吴宓 《大公报》最著名的副刊就是《文学副刊》。
1928年1月2日，《文学副刊》开始。
其编辑为吴宓。
从组稿、编稿、版面设计都由吴一人承担。
当然是兼职。
编辑部就设在吴所任职的北平清华大学内。
关于吴宓，可以说现在已成了现代中国的一个传奇人物，所谓传奇人物不是说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故事，而是他在时代里的个人坚守和他的爱情故事显示了一个“书呆子”诗人的可笑和可叹。
作为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和诗人，吴的可叹之处在于反对新文学，在“五四”时代，吴是作为与“新文学”一派的反面人物而存在的，与胡适所推动的白话文相对，吴所创办的以文言文为特色的《学衡》杂志显然是逆潮流而为。
不过，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筹办者，在今日，仅凭清华国学院里的那几位“绝后”的大师，譬如梁启超、陈寅恪等，吴的传奇也就有了可能。
虽然《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只是一个每周只有一个版面的副刊，吴宓却做得兢兢业业。
当年《大公报》的一位年青编辑（孔昭恺）曾回忆：有一次，上司特意把从北平寄来天津报馆的《文学副刊》的稿样拿给他看，这个稿样极其整洁清楚，其中所有的稿子都抄写得工工整整。
吴自己的稿子自不必说，每个字都是一笔一划仔仔细细写出来的。
别人的稿子，如果字迹不清楚，不论长短，他也全部亲自重新抄写一遍。
文章中有比较生僻的字，吴就在旁边空白处另写一个大的，以方便排字房辨认排版。
吴宓排好的稿样几乎不用做任何改动。
这在年青编辑看来，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如此认真地编辑文学副刊，可以说出乎意料，正是吴宓的稿样很长时间都是激励他谨慎敬业的榜样。
钱锺书曾评价他的老师吴宓“太笨”。
也许正因为吴诗人“太笨”，他才有了如此的认真和细致。
其实看看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仿佛每天总也写不完的《吴宓日记》，也只有这样的“笨人”才有如此的行为。
吴宓编辑《文学副刊》，虽提升了副刊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但却远离了“新文学”的主流。
在一个有章太炎、陈寅恪等教授们出入的园地里，当时的新文学作家和文学青年是很难有可能涉足这个副刊的。
当新文学已成不可阻挡的风潮，吴宓所坚守的姿态“曲高和寡”是必然的。
《明刻续古名字杂剧残本跋》、《殷虚甲古之新发现》……这样的文章出现在《文学副刊》上，对于读者的阅读的确要求太高了。
但吴宓对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功不可没，看看时间就可这样说——从1928年创办，至1933年9月上旬，共313期。
《大公报61文学副刊》的第二任编辑 两个人接替了吴宓的副刊编辑，仍然是兼职。
由“学衡”派之手转到了“新文学”阵营。
其一是杨振声，其二是沈从文。
杨和沈对于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其意义超出了一家报纸的一个副刊，而是为“京派”文学营造了一个园地。
五四运动时，在“火烧赵家楼”的有名事件中，一些愤怒的学生翻墙跳进曹宅（曹汝霖家）放火，其中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就是杨振声。
他是新文学运动早期的小说作家，其代表作是中篇小说《玉君》，但在此小说之后，他的文章就写得少了。
1930年暑假后，作为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的杨振声离开北京来到青岛，担任了国立青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山东大学）的校长。
当时的青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杨聘请沈从文到青大中文系任讲师，教授小说写作。
可以说，杨振声对沈从文的生活和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在青岛，沈从文有了他的成熟期：文学和爱情。
《从文自传》、《月下小景》、《八骏图》等都是在青岛写成的，即便是《边城》，也是在青岛海边开始构思的。
在青岛，他与张兆和的恋爱也有了结果。
1932年夏天，杨振声接受教育部委托，组织编写中小学生课本。
他再次邀请了沈从文。
沈从文跟着杨振声回到了北京，担任中小学生语文教材的编辑。
正是在读《萧乾散文特写选》之前，一册《沈从文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让沈从文成了我最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而其中附录的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更留下了无法淡漠的记忆。
但还是从萧乾的笔下，知道了作为副刊编辑的沈从文。
在杨和沈交替了吴宓之后，《文学副刊》改为《文艺副刊》，并确定了编辑原则：第一，区别于之前的《文学副刊》，编成纯粹的新文学副刊；第二，以文学创作为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等，鼓励老少作家提笔写作；第三，设立书评，推荐新作。
他们还商定了一个编辑原则：文章的写作态度要严肃，无论流派和作者，只要作品好就刊载。
1933年9月23日，第一期《文艺副刊》面世。
刊载文章为：周作人的小品文《猪鹿理》、林徽因的小说《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歌《倦》、杨振声的随笔《乞雨》、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61跋》。
具体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沈从文承担，编辑方式和当初吴宓编《文学副刊》一样，沈在北平编好稿件，寄天津报馆发排。
姚雪垠在1980年回忆1930年代自己的写作时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京派”的代表是沈从文，沈在当时地位之高，是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
沈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即副刊），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因此成了北平文坛的重镇。
继杨和沈之后，《文艺副刊》的第三任编辑也就是萧乾。
正是在杨和沈的推荐下，还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萧走入了大公报。
杨是萧的老师，通过杨，萧认识了沈。
萧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经过沈的修改刊载在文艺副刊上。
萧的早期作品都刊载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萧是经沈从文之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
萧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大公报。
萧先从编辑《小公园》，再到编辑《小公园》与《文艺副刊》合并后的《文艺》（杨和沈从1933年9月到1935年9月正好两年编辑了166期），萧延续并扩展了杨和沈的风格（沈在萧接手编辑《文艺》后，还承担着每周日的《文艺》特刊，1936年沈才结束了副刊编辑，全部交给了萧）。
1938年《文艺》停刊，因为日军占领了天津。
关于萧和《大公报》的故事，在他的回忆录和李辉撰写的《萧乾传》里都有详尽的描绘。
与编辑相关的副刊 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副刊。
譬如《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几乎刊载各种文学体裁，但有一种，它是拒绝的，这就是杂文。
30年代是杂文繁荣的年代，杂文创作的声势和规模压倒了同时期的其它文学体裁，成了杂文时代。
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几乎被杂文占满了（在《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的主持下，杂文成了《自由谈》的招牌，在黎烈文主持时期，《自由谈》成了鲁迅杂文的阵地）。
而在这样的杂文时代，《文艺副刊》及其后身《文艺》却坚持：本刊不收杂文稿件。
这个原则一直保存着，从沈从文到萧乾，不是万不得已，尽量不刊载杂文。
这与沈从文的副刊编辑思想密不可分，他不刊载杂文并非对社会和政治冷淡，譬如在创刊号上刊载的《记丁玲女士61跋》，就直接批评了当局秘密逮捕丁玲的行为，在创刊号上刊载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文艺副刊》第二期的头题刊载了叶公超的《文学的雅俗观》，可以说是沈从文用来作为《文艺副刊》的文学观：即尊重艺术，强调艺术性，重用智慧，节制情感，杜绝滥情。
萧乾后来回忆《文艺》的编辑生活时说：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
书评政策始终是分析的、理智的，不捧谁，也不骂谁。
而且所有评沈和萧自己的书，都一概不刊载。
与对杂文的排斥相反，《文艺副刊》对小品文始终欣赏有加，这体现在对周作人作品的欣赏上。
不过，《文艺副刊》真正大力推出的，还是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作家，譬如：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陆蠡……他们的作品集《画梦录》、《银狐集》、《白夜》、《海星》等都是现代散文史上的名作，而这些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文艺副刊》（及稍后的《文艺》）上最早发表过的。
而沈从文自己的散文也非常富有感染力，譬如他的《湘行散记》和《湘西》。
从吴宓，尤其是从沈从文到萧乾，一个优秀的副刊编辑传统得以形成。
“追寻失去的传统”，借用傅国涌的一部随笔集的书名，来作为对当年《文艺副刊》编辑精神的敬仰。
再谈孙犁 1949年前的副刊编辑如果选择沈从文和萧乾为“典型”，1949年之后的副刊编辑，孙犁可以说是另一种绝无仅有的典型。
孙犁1949年后，直到晚年，一直是《天津日报》文艺部（《天津日报61文艺周刊》）的编辑，也可以说一直是副刊编辑为职业，尽管孙犁是以“荷花淀派”的象征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作为编辑的孙犁也许不值得多谈，但作为副刊编辑，孙犁的安身立命却值得一提，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作家或者稍前稍后的同时代作家中，能够像孙犁，到了晚年可以不需要对自己的作品做任何删节或撤稿而编成保留原貌的《全集》的著名或不著名的作家中，孙犁独一无二。
孙犁不需要在晚年对自己当年的作品道歉或负疚。
关于孙犁，其小说有一部《铁木前传》就足矣了。
而他晚年的《耕堂劫后十种》可以看做是一个副刊编辑最好的“随想录”。
譬如其中《秀露集》中的《关于编辑和投稿》，就是“副刊”编辑的体验之谈；《远道集》中的《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更是对自己编辑工作的回顾和总结： “在过去很长的岁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
久而久之，才知道这种工作，虽也被社会看做名流之业，但实际做起来，做出些成绩来，是很不容易的。
有人把它看作敲门之砖……不要因为别人说你的工作伟大，就自我膨胀；不要因为别人说你的工作渺小，就妄自菲薄。
踏踏实实，存诚立信，做好本职工作。
流光易逝，砖石永存，上天总不会辜负你的。
虽然这是近于占卜的话。
”
平凡的世界这一本名著适合哪一阶段年龄段的孩子读
主要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人民生活情况和当时的社会现状。
50后、60后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
哪个年龄段的孩子读均可以，还是很励志的，推荐读一读。
